济南市图书馆

“幸福槐”
  “北园有棵幸福槐，幸福槐，槐花飘香千里外，千里外；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咱北园来，喜浪一层层，笑脸一排排；毛主席挥巨手，社会主义金光大道铺开来，铺开来。”
  每当唱起这首歌时，北园人自然会想起北园镇水屯村边的那棵大槐树，提起这棵大槐树北园人永远不会忘记它，这是因为毛泽东在1958年8月9日视察北园时，就是在这棵槐树下，毛主席亲切的同北园水屯村的社员们进行了亲切交谈，并在这里发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这个不仅影响北园人，而且对八亿中国人民，甚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号召。为了怀念毛主席，北园人民给这棵槐树起了个名字叫——幸福槐。
  今天的幸福槐已有5米多高，直径30公分粗，看上去不是那么很兴旺，有部分树枝已死，显得整个槐树有点憔悴。前几年，整个树杆被虫子咬的几乎成了蜂窝，浑身是孔，几乎枯死，很长时间没有返绿。为了挽救它，北园镇团委发动全镇广大团员青年主动捐款，买来了药进行灭虫，挽救幸福槐。一年后，幸福槐仍然没有返青，团员青年们就在幸福槐的旁边又栽了棵小的槐树，以代替幸福槐。过了半年多，小槐树没活成，老树“幸福槐”却又奇迹般地返青活了过来。当地老人讲：“假的不能代替真的”，毛主席的灵气又在老槐树上显灵了。老槐树生气了，所以“幸福槐”又起死回生活了起来。这自然是传说，我想幸福槐活了过来应该是北园广大团员青年的功劳，是他们精心打药治病把幸福槐皮内虫子消灭了，才有了“幸福槐”的起死回生。
  在“幸福槐”西临，高大的毛主席塑像依然屹立，毛主席塑像后边那东西长达20米，高7米的牌坊上题写的“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众多松柏的簇拥下，宏伟壮观。毛泽东视察后，北园人民深受鼓舞，在毛泽东走后的第11天成立了北园人民公社，作为山东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北园，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战天斗地，治水改土，完成了稻改及水利配套工程，在全省率先实行了农田耕作机械化和浇灌电器化，成为山东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并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国务院的嘉奖。
  43年后的今天，北园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园人仍然没有忘记幸福槐。北园镇有棵幸福槐，幸福槐，改革的浪潮滚滚来，滚滚来；北园人民齐奋起，商品经济赶潮来，工厂一座座，楼房一排排，文明又富裕，村民乐开怀；开拓进取不停步，小康路上大步迈。
  三代伟人到咱北园来
  一、北园有棵幸福槐，幸福槐，毛主席到咱北园来，北园来；喜浪一层层，笑脸一排排；毛主席挥巨手，社会主义大道铺开来。
  二、北园有棵幸福槐，幸福槐，邓主席到咱北园来，北园来；北园人民齐奋起，商品经济赶潮来；邓主席挥巨手，改革的浪潮滚滚来。
  三、北园有棵幸福槐，幸福槐，江主席到咱北园来，北园来；北园人民乐开怀，大步跨进新时代；江主席挥巨手，改革开放开拓未来。
  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北园历史年表
  北园镇的巨大变化，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国内外人士。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海外，参观访问的，考察做生意的，观光旅游的，新闻采访的，络绎不绝。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47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北园视察过，这不仅是北园人的光荣和自豪，这在全省、全国可以说是百年难逢的喜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几乎找不到北
  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央首长到北园，很值得人民去思考，去回味。
  泺口散记
  泺口位于济南市的北部，距济南十余华里。它的东面和东北面有华山、鹊山，西和西南有药山、马鞍山。泺口背靠黄河长堤，是一个古老的城镇。
  人们也许会问，镇名为什么叫泺口呢？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古泺水。郦道元《水经注》中说：“济水又东北泺水入焉”。这条泺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其实，这里指的就是发源于济南趵突泉的泺河，又名娥英水。直到今天，济南的西门桥叫“泺源桥”，大明湖附近至今尚有东泺河、西泺河，这一切，都是古泺水的遗迹。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泺水流入济水处的河口附近开始形成村落。因水命名，这村落也被人称作“泺口”，也有人写作“雒镇”，雒洛相通，“泺口”就变成“洛口”了。
  历史在前进，河流也在不断变化着。由于极复杂的原因，古济水在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它上游的河道有的湮没，有的干涸。但它的下游却依然清流潺潺。不过，人们已不叫它济水，而叫大清河。
  泺口由于占据着两河交汇的有利地势，水运慢慢发展起来。到了明朝，这里已是个繁华的码头。当时，济南、泰安、东昌、兖州、沂州、曹州等地所用的食盐，先由大清河运到泺口，再由泺口分运各州县。泺口是当时食盐运输的“一大总汇”（历乘）。那时的泺口，“鹊山高峙，大清东流，楼船往来，亭阁飞瓮”（历乘），已是一个商业巨镇。富商大贾，麇集泺口，菜馆酒楼，布满街市。食盐、木料、药材、毛皮等货物在这里买卖聚散。这一阶段，是泺口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当时，黄河并不在山东人海，而是经过江苏由徐淮人海。清咸丰五年（一八五五），黄河上游暴雨如注。波涛汹涌的黄水在淤浅了的河床里横冲直撞。突然，一声巨响，河南铜瓦厢决口了！混浊的河水发出沉雷般的轰鸣，挟着两岸人民的财产和血泪，涌进山东，涌进大清河……这，就是120多年前的黄河大改道。
  大清河河床较深，改道后有20多年黄河没闹过大乱子。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情的泥沙终于把原大清河道淤平了，山东的黄河沿岸成了多灾多难的地方。有一年，黄水淹没了位于下游的盐场，山东内地所需的食盐只好改由另一盐场装船，由小清河运到板桥，不再经过泺口。再后来，津浦铁路修成，一度繁忙的泺口镇开始冷落下来。
  河床年年高，黄河年年流。为了约束黄水，人们于光绪年间在这里修筑了黄河大堤。但大堤能挡黄水，却挡不住黄水对两岸土地的碱化，黄河沿岸土地的含碱量竞高达千分之二至千分之五。历城县遥墙公社的王家梨行大队有块古碑，碑文中记载当地的土地状况是：“野生碱卤，地近不毛”。人民群众悲愤地唱道：“涝洼盐碱茅草荒，一年到头好愁怅，种上豆子不结荚，栽上地瓜不爬秧。”在这种情况下，泺口镇人口锐减，解放前夕，偌大的一个泺口，人口已不满6000了。
  解放了，五星红旗给泺口带来了春天，给沿黄人民带来了希望。如今，当你站在泺口北的黄河长堤上远眺：堤外，黄河呼啸着，浩浩荡荡地奔向大海；堤内，清流淙淙，一望无际的稻田绿得令人心醉。泺口镇内外，工厂鳞次栉比，街道纵横交错，汽车如梭，行人如云，远帆点点，汽轮长鸣。现在的泺口，已成了一个拥有工业、农业、水上运输业的新兴城镇。
  泺口在变，泺口的一切都在变。
  由于土地碱化，解放初期的泺口无一分可耕之地，多年来，人们靠做工或做小生意过活。当最初动员人们开荒种地时，有人说：“南门外站一站，又有包子又有面。种地干什么！”后来虽然开垦了部分荒地，但亩产量只有100多斤，人们吃粮仍然靠国家供应。
  1958年，黄河上修建了虹吸工程，开始了下游利用黄河水的尝试。就在这一年，沿黄也搞了部分稻改，由于没掌握水、土、稻的规律，结果失败了。1964年，沿黄地带进行第二次稻改，当年种稻1.8万亩，秋收时，普遍获得好收成。从1965年到1966年，稻改面积一跃而为11万亩。现在，自小清河以北到黄河以南的狭长地区，基本上都变成稻田。目前仅历城一县，就有稻田14万亩，稻麦两作，出现了许多亩产突破千斤关的大队。
  泺口的稻改也是在这时搞成的，镇外当年那一片片茅草荒变成了一方方碧绿的稻田。田边的柳树下，生产队长正带着几个老农对水稻估产，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在黄河上空飘荡。“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动人情景，已出现在黄河岸畔，它再也不是江南特有景象了。
  泺口还有两样颇负盛名的特产。有些到济南观光的归侨，常常跑到泺口去买几瓶泺口醋带走，如有机会，他们还想尝尝有名的黄河鲤鱼。
  泺口醋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0年以上。泺口醋的特点是味道香醇，颜色清亮，酸度大而不显酸，口味浓而不显重。我们都知道有陈年老酒，岂不知也有陈年老醋。李白赞扬兰陵美酒时说它“玉碗盛来琥珀光”，意思指这种美酒醇厚，能像油一样的“挂碗”，其实陈年的泺口醋也有这种特点。更出奇的是，有些放置了二三十年的老醋会浓缩成又粘又稠的“醋膏”。这种“醋膏”很珍贵，是配一种特殊中药的原料。据说，一小杯醋膏放进一缸水里，搅一搅，这一缸水也会变成上好的泺口醋。
  解放前，泺口醋的生产一直是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产量低。现在，镇上建立了酿造厂。厂里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实行生产科学化，摆脱了过去口尝眼看的落后生产方式，使泺口醋在质量和产量上都有大幅度提高。
  至于黄河鲤鱼，它的名气就更大了。在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都有赞美它的记载。黄河鲤鱼体态优美，颜色鲜亮悦目，在水里游动时，十分俊逸潇洒。更重要的是它肉质鲜嫩，腥味小，无泥土气。据说对某些疾病还有一定的医疗效果。可惜这种鱼产量低，难捕捞，市郊有些生产队已开始利用闲散水面人工放养，以便让更多的人吃到黄河鲤鱼。
  泺口在变，但变化最大的还是工业。看吧，在原来的一片片荒地上，橡胶厂、机械厂、化工厂、汽车制造厂、纺织厂、油墨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过去有家叫“三星元”的铁匠铺，只能打打铁钉和小农具，现在已发展成能制造汽车发动机的中型工厂。这里有家化工厂生产的重要工业原料银浆，质量超过了日本、英国的同类产品，在广交会上受到客户的好评。
  为了迎接日益增多的游客，有关部门准备在泺口一带修个大型的“黄河公园”。那时，这里将被彻底绿化，附近的几座小山将变成公园里人们攀登、远眺的制高点；这一段黄河河面将成为人们游泳、划船的地方。那时，柳荫下系着游艇，河岸边矗立着饭店、旅馆。泺口将以崭新的姿容，欢迎远来的游客！
  侵华日军残杀中国战俘的集中营——济南“新华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财经困难，人力物力贫乏，于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逐渐由直接屠杀转而施以“怀柔”，采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企图收买中国战俘和爱国分子及普通百姓为其法西斯战争服务。济南“新华院”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设在济南的一个杀人魔窟，群众称之为“阎王殿”。1941年，日军首先在济南南圩子门外体育场附近建立“救国训练所”，专门收容关押被俘的中国战俘和在“三光”政策实施中无辜被抓的普通百姓。1943年3月，“救国训练所”易名为“新华院”，并移驻济南市官扎营街西北角处（现济南幼儿师范校址），继续收押来自全省各地的战俘和被侵占济南日军军法会议判处有期徒刑的抗日军民。对上述被俘人员，日军统称为俘虏。俘虏被送到“新华院”后，日军即对其进行强制训练。经过训练从中挑选青壮年，送往日本国内或中国东北为日本充当苦工；老弱病者就地强迫劳动，直至残害致死。这两条路基本上都是通往死亡的道路。据有关资料记载，日军从1943年3月建立济南“新华院”起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先后关押中国战俘和群众3.5万余人，其中酷刑和劳役致死者1.5万余人，抽血致死者100余人，注射毒药、细菌做活体试验致死者200余人，送往日本国内及中国东北为日本充当苦工者1万余人。“新华院”受日本陆军总部领导，由侵占济南日军参谋部政治参谋山田和铃木一郎直接控制。院长由参谋部委派，先后任院长的是：蜡子、渡边正雄、增田一郎和青井真光。
  “新华院”占地25万平方米，分东西两院。西院为“新华院”本部；东院为看管“犯人”的日本军部。番号为日军仁字第2350部队，后改为依字第2350部队。“新华院”的四周挖置壕沟和设置电网。壕沟宽5米、深5米，内蓄污水，沟边设铁丝网，沟外设有电网；围墙高3.3米，上有电网、四角有岗楼；大门始终禁闭，只开便门，门外有铁丝鹿砦挡道：日军办公楼后面设有方圆400米的大操场，靠东墙有阅兵土台.是对俘虏训练、跑步、点名训话的地方。“新华院”下设办公室、经理室、辅佐官室、警备队、兴亚建设队、劳工协会等，为推行其“以华制华”政策，专门设立一个由汉奸和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组成的总队部，受院长直接领导。
  总队部。是全院管理俘虏的最高汉奸组织，设总队长1人、总队副2人，文书若干人。总队以下有中队（设正、副中队长）、小队（设小队长）、班（设正、副班长）。总队部下设审问课、干部队、训练队、工厂队和农厂队、医务室和“病栋（病号房）”、被服库及伙房。
  劳工协会。是为“兴亚建设队”选送劳工的机构。俘虏们经过训练队“训练”后，由劳工协会从训练队中挑选年轻体壮者送往日本国内或中国东北做苦工。
  劳工协会还负责俘虏的伙食给养，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为14两(16两等于1市斤)。加之经管者从中剥削自肥，每人每天实际吃到的粮食就更少。
  审问课。负责对俘虏的收容、登记、输送和死亡人数核实。根据各地转来的档案和名册，进行逐个点名问讯，核实后，当场将每个人剃成光头，送入训练队。每天向驻济日本军部上报。除此之外，还进行案情的复审和行刑。课长一般由日本人担任。
  警备队。由俘虏中的一些少年编组而成，最大的18岁。日军利用威逼、引诱等手段强制受训后进入警备队。警备队员手持木棍，日夜守候在大门前，或在训练队、电网、铁丝网、禁闭室外巡视。在走道边则每隔20米就站着一个队员戒备。
  干部队。1944年12月始成立干部队。专门培养、训练管理俘虏的中队长、小队长及骨干分子。进入干部队接受培养和训练的人员是从训练队里挑选出来的，约30多人。
  训练队。训练队设中队、小队、班（中队、小队和班的数量依收容关押人数多少而定）。凡进入“新华院”的人，都要编入训练队进行训练。所谓训练，主要是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强迫参加各种劳役，或去白马山开山，或进行军事步伐操练等。俘虏们住在两道电网和一层铁丝网之间的前后两排宽敞的库房内，库房内两边筑通铺（土炕），中间只留容一人行走的甬道，成千的人按编制的小队、班挤睡在一起。早上5点集合号吹响后，接着便是中队、小队的哨音和班长的呼喊斥责声。3分钟内必须列好队。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劳役后，身体强壮者就被拉去当劳工，剩下的继续受摧残。
  工场队和菜园队。凡年老体弱或有点手工技术的俘虏才能被选用。设有织布、织袜、制鞋和菜园等班组。日军利用俘虏的无偿劳动，为日军服务。
  医务室和“病栋”。医务室有1名大夫和两名护士。医务室名义上是为战俘所设，实际是为“新华院”内的日军和汉奸服务的，也是日军细菌实验室。被关押的人员若有病既无医也无药。而且，日军经常从身体强壮的俘虏身上抽血，以供日军伤员输血用，有的俘虏被活活抽死。
  “病栋”也叫病号房，实际上是停尸房，当病人在训练队不能坚持劳动和训练或病情恶化时，就被剥光衣服送到“病栋”，且无人照料。“病栋”内阴暗潮湿，传染病很多，老鼠横行，病人发高烧，无水喝。每天被折磨致死者多时达30～40人。人死后，把尸体拉往无影山下掩埋，年积月累，白骨成堆，当地群众称之为“万人坑”。有的俘虏在被扔进拉尸车上时，仍在惨叫着：“我没有死，不要扔掉我……”
  被服库。是专门收存俘虏衣物的部门。凡进入“新华院”的俘虏，首先在大门内的院子里将随身穿的衣服（除裤头外）全部脱下，另将手表、眼镜、水笔、皮鞋等物悉数没收。每人换一身从死者身上剥下来的囚服（一般为黄色或灰色军服，衣服上生满虱子、虮子，有的是破烂不堪的带血衣服）。被换下来的衣服和物品暂存仓库，而后逐渐转入日商经营的当铺，或卖给估农商人。
  伙房。除由一日本人掌管外，炊事人员都是从被俘人员中挑选的。开饭一般在劳动和出操后，按点名站队，两人端端正正地对坐在大通铺上。每小队一木桶饭，由值班班长分饭，先领到的不准先吃，稍有一动就要被打，等全班、全小队盛完饭后，队长才宣布“开吃”。凡在山东境内被俘的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员、八路军、国民党军以及一般群众），都送到“新华院”施以酷刑。“新华院”是日军虐杀和迫害中国人的人间地狱，其手段极其残忍、种类繁多。凡被认为有“不轨”者，轻者被剥光衣服爬烟囱、或头顶石头绕场转、或由日军抓住生殖器绕场示众等；重者就残害致死。
  1.劳役“新华院”从关押的人员中，挑选青壮年押送到中国东北或日本的北海道、福岗、长崎和广岛做苦工，如开山、下煤井、修水利、开矿山等重体力劳动；其余编入各种劳役队，强迫进行开荒、种田、织布、开山等重体力劳动。由于劳动强度大，又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和精神摧残之中，俘虏们被残害致死者甚多。1944年6月，一次被押送到日本充当劳工者500多人；同年9月押送到日本北海道做苦工者1000多人；1945年2月，一次押送到日本长崎600多人。直到1958年，才重返人间回到祖国怀抱的高密县草泊村刘连仁，就是1944年9月从“新华院”押送至日本去的那批华工之一。刘连仁在日本北海道挖煤时，冒死逃出虎口，在深山野林里躲了13年。
  2.饥饿被关押在“新华院”的人员被人们称为“骷髅队”。
  俘虏们每日三餐，早上每人一碗稀饭，中、晚餐只能吃一平碗满是蛀虫、半沙半米难以对牙的发霉变质的小米饭。一个班40～50人，分一桶菜汤，里面有点菜叶或萝卜片或豆芽，班长把仅有的菜捞去吃了，其他人只能两人同喝一碗清汤。俘虏们瘦得皮包骨，生病者甚多。得病的不敢说有病，一旦谁有病就被送到“病栋”等死。
  俘虏穿的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破衣服。冬天，因内衣被脱去，棉衣又无扣子，只能将棉衣掩起，用草绳系住，以御寒冷；因从无鞋穿，天冷时就从棉衣上撕下破棉絮用草绳捆在脚下御寒，不少人手脚被冻裂，鲜血直流，就这样也得支撑着参加训练和劳动，否则就遭毒打或关禁闭。1944年的年除夕夜，一次就冻死60多人。
  3.抽血日军经常在训练队里挑青壮年，在其身上抽血，为日军伤员输血之用，有不少人因抽血过多而致死。
  4.细菌和毒药实验所谓医务室，实际上是日军的细菌和毒药的实验所。侵占济南日军防疫给水部制造出来的细菌先要送到“新华院”，在俘虏身上进行“效力试验”。所注射的细菌有伤寒、霍乱、赤痢和副伤寒、百日咳等。俘虏有病后，就给病人进行所谓“治病”、“打针”，实际上为加速病人死亡，日本医生常给病人身上注射升汞水、高锰酸钾、石碳酸之类的毒药加以杀害。至1945年8月，日军就用细菌和毒药做活体试验致死者200余人。
  5.杀戮“新华院”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残害中国人民的典型集中营，是在“万人坑”屠杀抗日军民的主要执行单位。自“新华院”成立至1945年秋，日军在琵琶山下无数次残暴屠杀抗日军民，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当活靶射杀、有的被当劈刺靶子杀死、有的被浇上煤油烧死、有的被狼狗活活咬死、有的被挖心肝致死……。每次被杀的人数不等，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每次杀人时，惨叫声不堪入耳。日军杀人后，有时在尸体上盖一层土或撒一层石灰，有时什么也不掩盖，曝尸坑内，下次再在上面摞尸体，被群众称为“万人坑”。从“新华院”以西至堤口庄东，黄屯庄南、庄北一带，白骨盈野；无影山下更是尸骨堆积，亦被人们称为“万人坑”。
  济南泺口黄河铁路桥始末
  济南泺口黄河铁路大桥在津浦铁路跨越黄河之处，位于天桥区北园镇境内津浦铁路的泺口、鹊山两火车站之间，是黄河上最早的两座铁路大桥之一。
  泺口黄河铁路桥由德国工程师浦弥尔和德国钢桥制造厂设计施工，我国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曾为建桥地址等进行过实地考察，亲自修改和审定建桥方案。泺口铁路桥1909年7月（清宣统元年）开工兴建，1912年11月29日竣工通车，实用料费合银454.56万两。全桥共11孔，自北向南8孔为每孔长91.5米的华氏桁梁，中三孔长分别为128.1米、164.7米、128.1米的三联悬臂梁，南端一孔为91.5米的华氏桁梁，铁桥全长1255.2米，其中164.7米的一孔是至今全国孔径最大的铁路桥梁。
  泺口铁路大桥建成后，因战争屡遭破坏，比较严重的有两次。第一次是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攻济南，军阀张宗昌向黄河北溃逃，于八号桥墩下埋设炸药，炸毁桥墩顶部，使八孔桁梁和九孔悬臂梁的端横梁坠落桥墩上，损害严重，经采取临时措施抢修，于第二年4月通车，后向德国桥梁制造厂订购配件，于1932年才逐步修复加固完毕。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复榘逃窜时将3～11号桥墩及钢梁全部炸毁坠入河中，日本侵略者第二年修复通车。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这座南北干线津浦铁路上黄河泺口铁桥的安全十分关注，1958年8月黄河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洪峰，黄河铁桥受到严重威胁时，周恩来总理由郑州乘飞机来济亲临黄河铁桥视察，从桥南端走到北端后，又返回南端，历时一个多小时，就如何保证铁路大桥的安全作了重要指示。守桥部队王士栋烈士于1967年5月31日晚，冒着狂风暴雨不顾个人安危排除铁路上障碍，为确保铁桥和列车安全而英勇牺牲。大桥在广大铁路职工的精心养护下，保证了铁路的畅通和列车的正点运行，为铁路运输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48年解放以来，大桥通过的客货列车已突破107万多列，超期服役近30年。
  由于黄河河床多年淤积升高，已形成堤上河，铁桥离水面距离越来越近，桥底下不能满足汛期洪峰通过要求，对堤岸安全形成威胁。为此，七十年代末，在泺口铁路大桥上游20公里处的曹家圈建成了全长5703.8米的上下行双线黄河桥。
  1991年4月21日，随着沈阳至杭州的135次旅客列车安全通过后，泺口黄河铁路大桥于当日零时起封闭，不再使用，正式宣告退役，津浦铁路客货列车改走曹家圈铁路大桥。至此，泺口这座历经沧桑具有79年历史的铁路大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经7年多停闲后，该桥又于1999年7月正式二次服役。
  百年老桥一朝新
  泺口黄河铁路老桥改造主体工程完工
  1998年12月19日上午，泺口黄河铁路老桥改造工程新钢梁架设完成最后一吊，新旧钢梁顺利合龙，老桥改造主体工程就此告竣。
  泺口黄河铁路老桥建于1912年，在60年代以前号称亚洲第一大桥。据国内桥梁专家介绍，对这样的百年老桥进行大面积改造，不仅在国内是首次，而且在世界上也不多见。此次泺口黄河老桥改造成功，为国内数十座已作废却仍有利用价值的老桥改造提供了足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另据测算，该桥改造工程总造价为7400万元，而建一座同样结构的桥需要5至6亿元。该桥改造成功后，只要保养得当，至少可以再用50年。
  济南火车站始末
  济南火车站原为两处，一为胶济铁路济南站，一为津浦铁路济南站。两站均为德国侵华期间攫取我国筑路特权所建。
  胶济铁路济南车站始建于1899年6月，1904年7月1日建成，站场位置在今货场东端，五里沟北头。1909年始将原站房改为货房，新建客运场于现济南铁路分局机关办公楼处，到1915年改建完成胶济铁路济南站址。
  津浦铁路济南站始建于1910年，1912年12月建成，位于官扎营、茅家林向南侧（今车站街）。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济南后，自1938年——1940年4月对胶济、津浦两路济南站进行改造，合二为一扩大站场，两站统并为津浦铁路济南站址。
  新中国成立以来，济南站不断进行改造和扩建，站场日益扩大。1992年7月将原站舍拆除，再次改建，建成现代化的车站，于1994年建成，济南站以新姿展现人前。
  《史记》遗篇之谜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料富庶，文笔绚烂，自问世以后，为历代推崇。因《史记》成书年代较早，留传至今，早已不是当年司马迁手书的原本了。《史记》在早期的流传过程中，就已发生有遗失和后人删节、续补的现象，由此引起学者们对《史记》的考证，包括《史记》名称的演变、遗失篇目及续补等问题。鉴别《史记》中真伪的部分，对《史记》的阅读者不论是从欣赏的角度领略文采，还是从修志的角度研究古史，都是至关重要的。
  司马迁的《史记》，他自己定名为《太史公书》，两汉时期多沿用此名称。从《太史公书》到《史记》，经过几次演变，其间有称《太史公记》的，有称《太史记》的，还有称《太史公传》、《太史公》等。是谁最早把《太史公书》称作《史记》的呢？有人认为是班彪父子，有的说是王肃，也有的说是《隋书·经籍志》作者魏徵等，还有的则认为始于魏晋时期。解放后，著名史学家陈直先生根据东汉的碑刻，结合文献材料互相映证，认为始于东汉桓帝时期，陈直先生的观点较前人之说具有更充足的证据。
  《史记》最早是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传播的。《汉书·司马迁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司马迁的《史记》有正本和副本两种，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正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名山”即藏之于家。司马迁卒后，正本由家中留传至外孙杨恽处，副本存于汉廷天禄阁或石渠阁。朝廷和诸儒所见之《史记》，即副本。东汉王充在引用《史记》文章 时，未注明《史记》出处，有人因此猜测可能《史记》当时副本又录副本，东汉时洛阳书肆可能就有副本抄本出售，司马迁手书副本可能毁于王莽之乱。
  司马迁写史以客观事实为准绳，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汉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容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在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物中，并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史记》全书130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史记》“十篇缺，有录无出”。张晏在注中说这遗失的10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勒列传》，其中4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7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15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见刘知几《史通·正史篇》）。
  有的学者以《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史记》记事到武帝太初四年止为理由，认为太初四年以后至征和二年以前的事，皆系后人所附益。对此，有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司马迁虽然在《太史公自序》云《史记》记事至太初四年止，实际上太初四年后，司马迁未卒，征和二年司马迁作《报任安书》，上距太初四年已有10年，其间司马迁必对《史记》进行润饰与增补，征和二年以前事均可出自司马迁手笔。
  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4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15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认为《博勒列传》文章 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也有的认为褚少孙续补《史记》，“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或晋以后，少孙《褚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
  其数耳”（清钱大听《廿二史考异》）。
  现在我们所见的中华书局版《史记》，是以清朝同治年间金陵书局的《集解》、《索隐》、《正义》合刊为底本的。追溯其源流，最早可推至宋代，再往前就模糊不清了。总之，在今本《史记》中确有后人补缀，凡褚少孙所补，大都标明“褚先生日”，极易辨认。除此之外，其它还有多少篇系后人所补，每篇的真正补缀者又是谁，至今尚属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