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自1966年5月，全国范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10年浩劫，是香磨李村遭受严重挫折时期，不少干部受到打击和折磨。但没有动摇干部和群众端住“泥饭碗”和进行农业生产的思想，农村经济仍有一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危害最大、时间最长的时期。十年动乱中，广大农村成为重灾区。在所谓“横扫四旧”、“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系列风暴的冲击下，各级党组织在运动开始不久即陷入瘫痪状态；农村党政组织被夺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受到批判斗争，甚至撤职罢官、开除党籍；广大党员被停止组织生活；各项事业遭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与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政法系统被砸烂后，社会秩序混乱，坏人神气，好人受气。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实施全面整顿，使生产、工作、社会秩序出现转机。但是，1976年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社会再度陷入混乱。直到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才宣告结束，使济南市的农村和农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5月5日，贯彻中共中央、省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成立文化革命办公室。5月25日，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要求“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要求“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运动首先从学校开始，在“造反有理”、“把矛头指向党委就是大方向”等口号下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把矛头首先指向文教系统即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致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被诬为“臭老九”、“牛鬼蛇神”，受到残酷迫害。8月9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红卫兵”走向街头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而自行抓人、揪斗、抄家，将“牛鬼蛇神”游街示众。10月以后，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浪，各级党政组织相继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项事业受到严重破坏，全面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
  1967年1月24日，由9个“造反派”组织组成“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宣称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开始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任务。
  1968年12月17日，济南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群众称其为“棒子队”）总指挥孟庆芝以清查黑材料为名，指示“文攻武卫”打手强占馆驿街公安派出所，在全市掀起了砸烂“旧公检法”浪潮。1969年1月25日，文攻武卫指挥部声称“公检法一切大权归文攻武卫工宣队”，致使公检法机关一度瘫痪。
  进行“斗、批、改”1968年8月开始，“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一是组织“革命大批判”。按照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新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问题》的要求，开展“革命大批判”，为进行所谓“吐故纳新”的整党建党作舆论准备。大批判中，歪曲事实，断章 取义，批判所谓刘少奇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同时，上挂下联，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各单位揪出的所谓“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作为活靶子，进行狠揭猛批。二是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和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据此，各级革委会成立领导小组，下设“一打三反”办公室，全面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高潮。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对挖出的“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分别进行了处理。但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加上资产阶级派性影响，因而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三是清查“五·一六”分子。围绕“策划应变部署、妄图制造山东大乱”、“济南、青岛两代表团声明”、“冲击针织厂”、“冲击四好连队闭幕式”、“文攻武卫进驻公检法”、“冲击公安局”、“冲击军区机关清队学习班”、“冲击七三一三工厂”等进行清查。运动历经思想发动、革命大批判、揭发检举和专案审查四个阶段。四是整党建党。按照“吐故纳新”的要求，开展整党建党。建了新的党组织，发展了一些新党员，但也错误地开除了一些党员的党籍，停止了一些党员的组织生活。
  批林整风与批林批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下发后，向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传达。在普遍传达的基础上，掀起了大批判高潮，对林彪反革命纲领进行了系统的逐条逐段的批判、清查和彻底清理。
  1974年初，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再次掀起动乱。在此背景下，一些“造反派”在“反复辟倒退”的口号下，拉山头，搞进驻，煽动停工停产，策划再次夺权，重新制造大乱。批林批孔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破坏了生产，并使一些干部受到牵连。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但收效甚微，成为灾难性破坏最严重的一年。
  全面整顿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行全面整顿的指示精神，集中抓了几件大事。第一，整顿领导班子。对农村领导班子进行了全面整顿。除思想整顿外，采取了派进去、调出来，对班子进行了充实、调整。第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按照市委统一部署，从学习、宣讲、落实中共中央指示人手，着重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懒、散问题，对顽固坚持闹派性的人进行了组织处理。第三，落实党的政策。根据“安定团结”的方针，从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人手，落实了一批老先进、老骨干和有经验的干部，重新走上了关键岗位。时隔不久，即1976年初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受到了广泛的抵制。同年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十年动乱宣告结束。
  农村“文革”活动196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贯彻到农村。香磨李大队以贫下中农为主，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开始组织红卫兵，发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砸掉一些“封、资、修”的东西，逐步将“运动”引向深入。1967年，“文化大革命”形成高潮，队里出现了派别斗争，对大队干部当作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错误地进行批判斗争。亦有组织串联，与外地造反派组织一起参加上级的批斗会，来大队开展批判斗争会，严重影响了队里的正常工作、生产及生活秩序，致使党的工作、行政工作停滞，领导班子瘫痪。
  1968年，在北园人民公社宣传队的指导下，成立了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香磨李大队革命委员会，在形式上开展了“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忠于、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拥护）活动，每天向毛主席画像早请示、晚汇报，大力学习、宣传毛主席语录，高唱语录歌曲，大搞形式主义、政治化倾向。1970年，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大队的一些干部被审查，停止工作，但始终未查实定案，混乱一场。1971年后，经过整党建党，逐步恢复了正常工作、生产秩序，大队党支部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抓紧了农业生产。
  整党学习1970年5月至1972年3月，在县、公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指导下，香磨李大队全体党员进行了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吐故纳新”为主要内容的组织整顿、学习、教育活动，在形式上采取集中组织学，党小组组织分散学，大会组织学习讨论，分组学习讨论等方法，学习党的宗旨，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维护党的纪律，进行党性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通过学习整顿，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了党内“三会一课”制度。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大队广大党员、干部及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深入学习中共中央文件，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罪行，肃清其流毒，为香磨李大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