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昔日全家失散各奔一方
  今日老少三辈享乐人间
  我叫刘振海，今年70岁，原籍济南市三圣街，因生活所逼，投奔香磨李庄落户至今已有60余年。回忆60年的前前后后，我心情思绪万千，前后对比，换了人间。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穷人受双重压迫：一是受日伪欺凌，二是受地主阶级压迫。那时，我全家六口人，俺兄弟仨，我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妹妹，全家指望父亲一人挣饭吃。当时，住着租赁的两间东屋。父亲在铁路上当工人，在我7岁时，父亲重病在身，无法上班，全家不但生活无着落，连房租也拿不起。无奈，只好到角楼庄找了没人住的两间破房居住。此时，全家人沦为乞丐，吃了上顿无下顿。后来，父亲的病稍微好转，在丁家崖找了一份侍候人的活，我跟着父亲一块当勤杂，混饭吃；十几岁的哥哥被送到贫民工厂当童工，只管饭，不给钱；唯一的一个妹妹才五、六岁，因生活所迫，送给张店一家穷人扶养，60年来，杳无音信；弟弟送到济南市舅舅家；母亲拖着有病的身子在林祥南街当保姆，一家六口人各奔东西，各居一方，均在艰难挣扎。我和父亲侍候人的活被解雇后，没有生活来源，就投奔大爷去了，在泰安城南五马庄呆了一年。因生活的艰辛，强体力的劳累，年仅37岁的父亲死在外地，过早的离开了人间。
  父亲死后，十一二岁的我走投无路，从泰安回到济南。日本投降后，我回到了香磨李庄的舅舅家为生。在我14岁的时候，母亲得病，无钱医治，40多岁就离开了人间。父母亲先后去世，只剩下俺兄弟仨了。大哥依然做着只管饭不给钱的童工，我就寄托在香磨李庄舅舅家。在济南舅舅家的小弟弟因舅舅得病，无力寄养他，也失去了饭碗。只有十多岁的小弟弟去投靠当童工的哥哥，哥哥无力管；又投靠寄住在香磨李舅舅家的我，因舅舅生活也不富裕，养不起两个穷孩子，也无法收留，流落街头的小弟弟上无父母养，下无兄妹收，沿街乞讨。白天讨饭，晚上住在济泺桥南的屋檐下。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年仅十二三的小弟弟是死是活，至今50多年过去了，一直杳无音信，下落不明。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济南解放后，大哥成了仁丰纱厂的工人，成了家，当了国家主人。我在舅舅家种地为生。年仅14岁的我，独自赶马车西到聊城，北到乐陵，替舅舅赶马车搞运输，混钱维持生活。在我23岁的时候，是舅舅给我操办了婚事。结婚一年后，夫妻俩人另起炉灶，独立生活。我没房、没地，几乎一无所有。好在，舅舅给了一张木床、一张锨，一张锄共3样“礼品”。凭一张锨，凭这张锄，先后参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劳动，凭艰辛劳动挣饭吃。1959年我在香磨李生产队买了两间土坯屋。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先后在郭店煤矿、香磨李翻砂厂工作，多年任生产队干部，带领群众坚持粮菜生产，坚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农工商齐发展，为改变香磨李的面貌做出了贡献。
  1993年退休。退后不在家享清闲福，乐为乡亲献余热、作贡献，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先后担负起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工会副主席、老龄委主任等工作，热心地为乡亲们服务，为香磨李居的经济发展献余热，作贡献。
  忆过去，父母早逝，全家各奔东西，兄弟妹妹离散，手足情隔断，是一部令人难以回忆的心酸史。国民党时期，我年龄不大就给国民党出夫，到新华院挖河，到鹊山修碉堡，稍不留意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拳打脚踢、鞭子抽。在济泺桥和药山修碉堡时，带上个饼子，一干十几个小时，强体力，吃不饱，累得死去活来，还不时遭毒打，过着奴役的生活。看现在，党领导我们翻了身，人人都当了主人，过上了幸福生活。特别是近10年来，香磨李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全居人民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我也和全居人民一样过上了人间富足的生活，“衣、食、住、行、医、学、乐、为”八保障。我现在一家老少三辈14口人，全都住上了居民大楼，人均居住面积达100平方米。俺老俩口也住上了114平方米的居民大楼，每月领取退休金外，4个儿子每月按时交生活费，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大儿、二儿搞运输，三儿、四儿均在居委会和服装市场工作，4个儿媳有的当工人，有的从事商业，还有的在居机关工作，全家无闲人，人人有工作。从家庭设备上看更是喜人。我全家有电话4部，彩电7台，冰箱6台，自行车10辆；还用上了摩托车、汽车、空调，实实在在的过上了“看彩电，听三洋，住楼房，睡软床，吃饭讲营养，穿衣讲漂亮，家具讲高档，大把票子存银行，齐心协力创辉煌”的好日子。全家三代14口人，尊老爱幼，和和睦睦，多次被评为“五好家庭”和济南市“十佳”文明户。
  能有今天，要感谢党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感谢带领全居人民致富的香磨李“两委”领导班子。我将率领全家永远跟党走，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为香磨李更加美好的明天奉献智慧和才能。
  老来何必意彷徨，健康陶情闲里忙。社会风采多乐事，静心灯下念文章。征途漫漫日复斜，耳背发苍眼也花。力所能及作奉献，丹心报国乐无涯。
  上图：年已7旬老人刘振海，年老不享清闲福，乐为老人作奉献，担起香磨李居老龄委员会主任职务，全心全意的为老年人谋幸福。
  永远不忘过去血泪仇
  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我叫张文清，生于1933年，原籍济南市香磨李村。我爷爷兄弟俩，二爷爷因生活所迫，逃荒到章丘，不久在章丘去世。爷爷因无钱治病，也离开了人间。身边4个孩子靠奶奶钉盖垫、卖盖垫为生，大部分时间靠逃饭维持生活。记事时，我才8岁，日本鬼子在济南北郊一带无恶不作，强奸妇女，杀人放火，强迫出夫出差，为其修炮楼、当华工。那时，我全家8口人，有70多岁的奶奶，年迈多病；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姐姐、妹妹。发大水时把仅有的泥坯房淹没，没房子住，住进地窨子。8口人没有一分地。起初，租用地主5亩地，规定一亩地年交租子240斤。辛辛苦苦干一年，亩产只有300斤，交上租子只剩下300多斤粮食。全年的劳动成果，80%交了租子，所剩只能维持1～2个月的生活。没办法，我9岁时就跟着父亲在小清河捞鱼。从早到晚打一天鱼，结果是“竹篮子打水——场空”，鱼被日本守兵抢去了，被伪军二鬼子抢了去，一天的劳动成果化为零，回到家里仍然挨饿。
  全家人生活无着落，十七八岁的哥哥张文祥逃荒东北，给日本人当华工，每天吃不饱还要干繁重的体力劳动，挨打、受骂、坐大牢，8年华工，受尽了人间苦难。
  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反动统治更凶。为了维持生活，我跟父亲到滩头、坝子一带去捞鱼，仍躲不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抢夺，劳动一天成果被土匪恶霸抢劫一空。全家人难以度日的情况下，年仅36岁的大爷、大娘有病先后去世，抛下了10岁左右的两个小孩，我父母又承担起抚养两个小孩的任务，负担更重了，生活更加艰难了。在这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万恶旧社会里，哪有穷人的活路。度日如年，穷人在贫困的道路上挣扎着、奔波着。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共产党。解放后，党领导我们穷人搞土改，斗地主，分田地。土改时，我全家和全村贫雇农分房、分地、分家具，跟着共产党走集体化道路，组织了互助组，我任互助组一组的组长，组织了8户村民互帮互助，在80亩土地上发展生产，取得了粮食大丰收，穷人从根本上解决了温饱。接着，由互助组成立了初级社，我任初级一社社长，生产得到空前的发展，村民劳动热情十分高涨，从1953年至1956年初，全村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家家有余粮，户户争盖房，成为解放后最好时期。1956年，响应党的号召，标山、凤凰山、林家桥、马家庄和香磨李庄5个村庄成立了丰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起初，我任高级社社长。后来，成立了党团组织，我任团总支书记、标山乡副乡长、党支部书记等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取消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体制，建立了村（居）民委员会。党领导人民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香磨李人民依靠党的富民好政策，发挥地处城市近郊的优势，“农林牧副渔”五业齐发展，“工商建运服”五业齐上，工农商业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特别是泺口服装市场建立以来，使香磨李走上了富裕的康壮大道。集体经济壮大起来了，户户群众也富裕起来。现在我家和全居人民一样，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吃、穿、住、行都达到了现代化，彩电、冰箱、电话、手机进农家。我老俩口拿着退休金，住着114平方米的楼房，儿子、儿媳均在居办市场工作，全家4套公寓式的楼房，总面积450多平方米，房子住不了，外租两套房。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得解放，是党的改革开放路线让我们富起来，强起来。1993年退休后，在家不享清闲福，乐为集体作奉献，俺老俩口轮流在市场汽车站看车辆，维持市场秩序。我永远不忘过去苦，永远不忘党的恩，永远跟党走，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引下，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日本鬼杀人放火穷凶极恶
  国民党横征暴敛欺压百姓
  我叫苏振英，生于1927年，今年74岁，黄河北鹊山村人。娘家爹打石头维持全家生活，被石头砸死了；娘家哥打炮眼轰石头，被炸药炸得两个眼全瞎了，剩下80多岁的奶奶和有病的妈妈拉着俺十来岁的兄弟姊妹过日子。冬天，连件棉衣也穿不上，无地、无劳力，日子更加困难，挨饿的天数比有饭吃的天数还多。
  更残忍的是日本鬼子烧杀抢的凶残。1937年11月15日，日本鬼子抢占了鹊山，那年我才10岁，一个女孩子更自身难保，藏在地窨子里，趁机和嫂子逃出鹊山村，幸免一死，到了桑梓店。我的叔叔和婶子被日本鬼残酷杀害。一夜之间杀死村民百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鹊山惨案。日本鬼子不分军民，不分老弱妇孺，都在被杀之列。这天下午六时左右，日本鬼子进了鹊山村，当即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不论男女老幼，被日寇看到，远者开枪，近者用刺刀刺，刹那间整个村子哭声、喊声织成一片。村民李玉山的母亲觉察到情况不好，抱起孩子就跑，刚跑到村头，就被日寇一枪打倒。几个日本兵立刻冲到她的跟前，用刺刀挑出肠子，不懂事的孩子躺在血泊里“妈呀！妈呀！”的哭。杨吉水一家住在鹊山西北角，晚上，他听到枪声渐息，误以为鬼子走了，只身回家躺在床上睡下，那料“咚！咚！”两声门响，他只穿一件短裤就去开门。没等脚步迈出大门，鬼子一声嚎叫，举刀向他膀子砍来，他惨叫一声便躺在血泊里死去。日寇拖着他的双脚，把他抛到张大成家猪圈里。村民王其信在逃跑的路上被日寇抓住，割断他的腰带，绑了双手，用刺刀在他脸前晃来晃去，一刀捅到他的膀子上，接着又向他臀部和腿部连刺几刀，王其信痛苦地挣扎着，几个日寇却在狰狞大笑。
  这天晚上十点左右，日寇借抓“马猴子”、“支那军”为名，抓去40多人，用铁丝绑在一起，关进一个大院里被惨遭杀害。这时，年轻姑娘、媳妇早已逃向外村，逃不了的也早已一身老太婆打扮，抹上一脸锅底灰，故示丑陋骗过鬼子。有的怕鬼子折磨，只身一人或抱着孩子跳到大湾自杀了。受害人亲属李连荣说：“我到猪圈找我爹的尸首时，足足翻了30具尸体才找到，连那些没翻到的足有50具。”山南村有个山洞，藏了十几个人，被日寇发现后用机枪朝洞内扫射，十多个人全部死在洞里。日本帝国主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鹊山惨案虽过去60多年了，至今难
  以忘怀，对日军的滔天罪行记忆犹新。
  在我十五六岁时，因生活所迫，结婚到香磨李村。娶进第三天就断了饭碗，全家人没饭吃。婆家一家六口人，没有土地，只有3间破泥房，靠公爹赶牛车拉脚混饭吃，挣了钱有饭吃，挣不了钱就挨饿。我和丈夫只有十五六岁，跟着大人划小船打鱼、磨香面做香混穷。小姑子两岁多，冻饿而死；小叔子八九岁，无钱上学。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住在香磨李村，时常抓人出夫，到百姓家抢东西，各种捐税多如牛毛，使俺全家吃不上，穿不上，过着非人过的日子。
  1948年9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济南，党和政府立刻派来了工作队，一是向我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二是组织生产救灾，不让老百姓挨饿；三是调查了解，组织农会，开展斗地主、分田地、穷人当家作主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使我全家分得了财产，穷人站起来了。我丈夫当了民兵连长。俺全家欢天喜地，第一次过上了当家作主人的好日子，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解决了温饱生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香磨李人靠了党的富民好政策，奇迹般地发展起来，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全家也随之过上了好日子。我有3个男孩2个女孩，有的当工人，有的当干部，全家无闲人，个个有工作。我大儿子叫张跃新，黄台发电厂工人；儿媳妇是木材加工厂工人，一家人住着宽敞明亮的两套楼房，200多平方米，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二儿张跃河，入了党，是居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儿媳任泺口服装市场财会人员，一个孙子上学。他全家3口人住着3套楼房，300多平方米，人均居住100多平方米。我三儿张跃征在居委会物业管理办公室工作；儿媳在商贸中心工作；孙子、孙女都上学。一家4口人也住着3套楼房，近400平方米，人均居住100平方米。我的两个女儿都在居属企业里工作。我的5个孩子都很孝敬我，一家人尊老爱幼，遵纪守法，团结互助，和和睦睦，过上了“小康型”、“富裕型”生活，多次被评为“五好家庭”，还被评为济南市文明户。我虽然74岁了，看到这好日子感到越活越年轻。我和乡亲们晨练和晚练，每天到公园跳舞唱歌，欢度晚年。看看现在，对比一下童年，天壤之别，发自内心，感谢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俺全家人表示：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惠。
  昔日流落他乡
  今日回乡团圆
  我叫李风荣，本姓刘，从姓氏更迁上回忆起我和全家人的心酸史，更加珍惜今天生活的甜美。
  我原籍齐河县靳家乡刘光照村人，我姓刘，因生活所迫，在我不到一岁时，就被送给长清县马山镇郭庄村的一户纯朴善良的农民家庭里，更姓名为李风荣。几十年的事过去了，但至今不时回忆起生母的生育之恩，也不时回忆起长清县第二母亲几十年的养育之恩。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原籍刘光照是个远近出名的穷村，我家更是挨饿受苦的穷人家。我家人口多，每天六七张嘴等饭吃，一家人全靠父亲劳动为生。在父亲38岁的时候，到微山湖出夫，饭吃不上，强体力劳动，病饿而离开了人间。年仅38岁的父亲正是人生的宝贵时光，可因生活所迫，过早地离开人间，使我和全家人至今不能忘怀。
  一家人生存的顶梁柱去世后，我和全家人生活更加走投无路，在我没见过父亲时即被送给别人，来到了长清县养母家。父亲去世后，一位勤劳善良农家妇女——我们兄弟姐妹的生身之母更是困难重重，无法应对。当时，我大哥刘刚才13岁，姐姐10岁，二哥7岁，三哥3岁，数我小，不满1岁。一家六口人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虽然把我送给了外地，但还有5张嘴等饭吃，这艰难困苦的日子落到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没办法，母亲带着3个哥哥和姐姐来到了香磨李落了户。
  在我送到长清县养母家后的岁岁月月里，母亲每时每刻惦念着我、想念着我。在我上初中时的1973年，母亲以“阿姨”的身份，风尘仆仆的来到长清县马山镇郭庄村养父养母家里，实现了多年的思念，见到了我。当时，我在养母的介绍下，向这位远方来的善良老人叫了声“阿姨”。母亲听了“阿姨”的喊声，心情更加沉重，思绪更加远久。因我不到一岁就送了人，只知道长清的母亲，根本不知道见面的老人竟是自己的生母，自己的亲生母亲。
  这次没有接上头的见面，竟是母亲最后的一次离别。母亲回到香磨李后，心情上是一次满足，总算见到失去多年的亲生儿子；但也感到难以忍受的遗憾，没有接上头认上儿子，更没有听到儿子“妈”的一声叫声。从此，母亲拉着身边不大不小的4个孩子过日子，天天也思虑着远在百里以外的亲生儿子。直到1978年，母亲病重在身，时时叫着我的名字，要见我一面。看到这种情景，我大哥刘刚不远百里赶到长清县马山镇郭庄村。兴冲冲赶来，
  垂头丧气而归，没有实现生母见儿子的愿望。原因：一是养父母怕接上头，让我知道了今后不好办；二是养父母待我关心无微不至，如掌上明珠。从不到一岁养育，至上了小学、中学，到当了肥城煤矿工人，都是养父母的心血奉献。大哥刘刚找我去，我正在煤矿，没找到我。
  大哥回到香磨李后，病重的母亲没见到来人，想念心情更加沉重、失望，病情越来越重，直到病危，还上气不接下气呼喊着我的小名。不久，慈爱的母亲离开了人间，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1982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城乡各地，香磨李在致富路上变，马山镇郭庄村也在大变。此时，已当上村干部的刘刚大哥才了结了母亲生前的遗愿，将亲生母亲的事告诉了我。
  养父母待我无微不至，我对养父母一片孝心。生母生了我的身，养母哺育我成人，我怀念死去的生母，我更加孝敬健在的养母。进入20世纪90年代，是党的富民好政策，使香磨李居发展壮大起来，我的几个哥哥致富不忘众乡亲，也没忘昔日我这个受苦人，决定将我和养母一同接回香磨李过兄弟团聚的生活。于1993年2月2日，我正式回到了香磨李居与兄长团圆。为了报答养育之恩的长清县父母，哥嫂决定不更改姓名，依然姓李不改刘，仍叫李风荣。养母几十年的农村生活，故地难离，依然不肯搬进城市居住，每年接来香磨李居住一段，仍回敞亮的乡间，过着乡情浓浓的农村生活。我和妻子依然把养母作为亲生母亲对待，从花钱到“衣、食、住、行、医、乐”等多方面照顾老人，让老人安度晚年幸福生活，尽到孝敬老人的义务，报答养母的养育之恩。
  毛主席领导我们站起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富起来，江泽民总书记领导我们强起来。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党的恩。是党的英明领导，是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使我失散多年的全家不但实现了“团圆梦”，而且过上了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幸福生活。我们兄妹5人都有了较好的工作，都住上了公寓式的居民大楼，实现了居住现代化，过上了“看彩电，听三洋，住楼房，吃饭讲营养，穿衣讲高档，家家有存款，大把票子存银行”的好日子。汽车、摩托车、空调、电话、对讲机、彩电、冰箱等现代化设备进了“农家户”，实现了“衣、食、住、行、医、学、乐、养”八保障。看看全家人的生活，更是喜上眉梢。我大哥刘刚任党委书记、泺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几十年来为党工作，为全居人民谋幸福，对党忠心耿耿，对群众全心全意的服务，使全居人民都过上了幸福生活。几十年来，他做了第一流的工作，奉献了青春年华，受到了党的高度评价，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被授予市“劳动模范”和“齐鲁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被评为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在实现了共同致富的同时，他全家也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二哥刘强在居物业管理办公室工作，二嫂退休后管理家务，两个儿子均在服装市场工作。一家4口人住着3套楼房，面积达400平方米，人均居住达100多平方米。三哥刘杰任泺口服装市场交易厅科长，全家人也住着3套近400平方米的居民楼，过上了富足的好日子。姐姐当了工人，退休后在家欢度晚年生活。我回到香磨李10多年来，在党组织的领导关怀下，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全家人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党组织吸收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居物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全心全意的为居民服务。妻子也承包了饭店，热心地为顾客服务，独生子刘卫进于2001年光荣入伍。全家也和乡亲们一样，住上了2套近300平方米的楼房。
  昔日全家失散各居一方，今日团聚发展经济共创辉煌，忆过去一部心酸史，看今天发自肺腑感谢共产党。今昔对比，我无限感慨。我和我的全家将永远不忘党的恩惠，将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我也将永远不忘生父生母的恩情，也不忘养父、养母的养育之恩，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颗心，用矢志不移的勤奋工作，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惠，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报答乡亲们的情谊。
  ——香磨李居委会委员、居物业管理办公室主任李风荣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