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第一节 畜禽饲养
  解放前，香磨李村畜禽饲养业很少，只有4户地主和2户富农养牛、养猪，有的还养马、驴。在农户中，家家养几只鸡，有的养鸭子，数量都很少。解放后至1957年，翻身后的农民，为种好自己的土地，有的喂养大牲畜是为了使役，种类以牛为主，其次是马、驴、骡。高级农业合作社时，全村有大牲畜40多头，其中有20匹马和7头骡子。户家养猪不过600头，养鸡、鸭数量为几只或10多只。这一时期，人们的种养观念是：种点粮食混饱肚，喂只肥猪吃点油，养只猪羊添衣裤，养只母鸡酱油醋。过着玩龙玩虎，不如玩土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1958～1978年，在长达20年人民公社期间，畜禽饲养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阶段。1958年大刮平调风，把全社的生猪集中到车北、水屯、东关3处养猪场集中饲养。1959年生猪数量由1958年的300余头，下降到100多头。1960年后，国家、公社、大队对养猪采取了鼓励措施，纠正了平调风。实行粮区留饲料地，菜区采用平价供应部分饲料，向国家交猪奖励粮食，交猪粪，采取记工分、参加统一分配和以质论价兑现款等办法，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香磨李大队下设3个生产队，采取了三级养猪的办法养猪，一是大队养猪，大队办了养猪场，养猪100余头，并建有饲料加工厂，设有粉碎机粉碎饲料。二是各生产队养猪，数量不等。生产队利用菜下脚料和外出拉酒渣作猪饲料，队里修猪圈，在二道坝挖洞作猪圈，每个小队养猪50～60头，小队养猪近200头。三是户户养猪，一般养3～4头，多的5～6头。20世纪70年代初，香磨李大队养猪最高达千余头。据1969年统计，香磨李大队集体养猪150头，个体养猪450头，共养猪近600头。1971年，大小队养猪200头，户家养猪800余头，全大队养猪1000余头。70年代，北园人民公社组织各大队生产队长外出参观，学习外地经验，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养猪能手程震和刘振海，饲养的猪均在300斤以上。至1986年，香磨李停止了养猪。
  养鸡香磨李村饲养鸡鸭鹅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期，村户即有饲养鸡鸭的习惯，直到解放前，村户饲养数量很少。人们的传统习惯是：养只猪羊添衣裤，养只母鸡酱油醋。家里喂上几只母鸡下了蛋，富人家自食；穷人家攒上十个八个，有的到集市上变卖，有的以物换物，10个鸡蛋换1斤盐，有的换油、醋等，有的省吃俭用，把积存的鸡蛋馈赠亲友、伺候病人或产妇。
  解放后，香磨李村虽家家饲养鸡鸭鹅，但观念依旧，数量依然很少。据1966～1971年共6年的统计：1966年饲养320只，1967年380只，1968年400只，1969年420只，1970年过了千只，1971年1100只。
  香磨李村家禽饲养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大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是从发展商品经济开始的。当时提出：农村要想富，饲养鸡鸭兔。香磨李村掀起了一个养鸡热潮。村干部带领村民走出去学，请进来教，学习“养鸡村”北闸子村养鸡的先进经验，户户养鸡，但由于防疫跟不上，鸡越养越少。为了改变不兴旺的养鸡业，在村里又建起“示范户”，最高年份养鸡突破1500只。进入80年代中期，香磨李村土地减少，二三产业大发展，90％的劳力转入二三产业，养鸡事业停止。
  大型牲畜饲养香磨李村饲养牛、马、驴、骡等大型牲畜历史悠久。只是地主、富农才有饲养，广大无地、少地农民无有能力饲养。解放前，全村饲养大牲畜在10～15头左右。解放后，在土改时期，全村4户地主养牛8头，马1匹，驴1头，全部分给贫下中农。人民公社时期，全大队分3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均有大牲畜4～5头。各生产队都有运输马车，生产队以粮食生产为主，以副业为辅，搞些运输之类的副业生产。大小队都有领导分工抓好副业生产，并建立了副业队、副业组，搞好副业生产。这一时期以饲养骡马为主，全大队20余部大车，骡马等大牲畜40余头。1978～1982年，是香磨李大队饲养大型牲畜的高峰期。这时，土地到了户，以户养为主。全大队地排车、大马车川流不息，活跃在城乡各地，大力发展运输业，出现了一批运输专业户，大型牲畜发展到40～50头。改革开放以来，是香磨李大队经济发展的快速时期，汽车、拖拉机发展到70余部，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大型牲畜的饲养逐年减少。至1986年，全居大型牲畜基本停止了饲养。
  第二节 防疫
  解放前，香磨李村无有防疫工作。畜禽遇有传染病，眼睁睁地看着死亡。特别是鸡瘟，全村大小鸡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个精光，群众把这种疫病称为“传鸡”，即一家的鸡得了这种病，迅速蔓延全村。对这种危害极大的疾病，群众一直存有恐惧心情。
  解放后，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防疫工作，一是发动搞好卫生，减少疾病传染；二是逐步建立防疫组织，进行防疫工作。但当时由于卫生事业刚刚起步，防疫技术和防疫药品都比较落后，遇有疫病传染，大批的家禽死亡，特别是“传鸡”死亡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香磨李村防疫工作大见成效是从1958年以后开始的。这一时期畜禽防疫工作是社队结合，以队为主做好这一工作的。畜禽常发病有：猪瘟、猪丹毒；鸡新城疫、鸡白痢、马立克等。防疫队伍，以公社兽疫站为主，负责大牲畜和猪、羊的疫病防治；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设防疫组，负责养鸡防疫。大队设专职防疫员，具体抓好本队的防疫工作。公社兽疫站定期发药，防疫员负责注射，做到以防为主。改革开放以来，香磨李村畜禽饲养业有了大的发展，畜禽的防疫工作做到了网络化、现代化，疫病以防为主，以治疗为辅，使各种疫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出现了畜禽发展兴旺时期。至1987年，香磨李居无有耕地，劳力全部转入二三产业，防疫工作停止。
  第三节 水产养殖
  香磨李村的养渔业在养殖业中占有很小比例。解放前，一家一户在水湾、水沟放养一些草鱼、鲢鱼、鲤鱼等，自养自食。养鱼较多的户，利用传统节 日，捞鱼到市场上出售，但数量较少。解放后，村民多在深水藕池养鱼，仍是自养自食。人民公社时，香磨李大队有养鱼水面20多亩，每亩产鱼数几百斤不等，渔业收入很少。20世纪70年代，提倡挖藕池，香磨李大队在100多亩浅水面进行藕鱼间养，鱼变卖后，作为小队收入。至1984年，香磨李村有水面不足10亩，藕鱼间养，产量较低。每年收获后，采取卖点、送点、户家分点，一般不计入收入。至1986年，土地减少，水面占用，无有养渔业。
  香磨李村在水面里饲养鱼种类繁多，有黄河鲤鱼、鲢鱼、鲫鱼、草鱼等。特别是黄河鲤鱼受到人们的青睐，被誉为“北园三鲜”之一。诗人曾留诗为赞：
  红鳍金脊映斜阳，戏浪黄河日月长。
  来去悠游千万里，龙门不跳佐琼觞。
  在香磨李村上百个大小饭店中，“糖醋鲤鱼”成为招待国内外宾客的一道名菜。
  附
  黄河鲤鱼甲天下
  鲤鱼，是我国淡水鱼中佼佼者，而其中又以黄河鲤鱼为最佳。鲤鱼之得名，据说因“鳞有十字纹理，故名鲤。”（《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鲤鱼就有“诸鱼之长”，“鲤为鱼王”、“圣子”等美称。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鲤鱼就被当作贵重的馈赠礼品。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得子，鲁昭公送鲤鱼作为贺礼。因此，孔子为其子取名日孔鲤。在相传为孔子纂集的《诗经》中，已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鲤”的诗句，而古籍中的“河”，就是专指黄河的。汉代也有不少诗文提到鲤鱼，例如“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羽林郎》）就是将鲤鱼作为美肴来称颂的。
  到了唐代，鲤鱼的身价倍增，高到了不准食用买卖的地步。因为“鲤”与“李”谐音，所以，鲤鱼也就随着李唐王朝飞黄腾达了一个朝代。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就有如下记载：“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山东孔府历史上也有不吃鲤鱼的禁忌，因为孔府第二代祖先就名鲤。不过他的后代也想吃鲤鱼，便起个特异的菜名，名“怀抱鲤”（此菜如今可在济南《孔膳堂》吃到）。或者干脆鲤鱼改名叫“红鱼”。
  鲤鱼鲜嫩肥美，营养丰富。《食疗本草》：“将鲤鱼煮汤食，最有补益而利水。”《枣林杂俎》称：“黄河之鲤，肥美甲天下。”所以在沿黄地区到处都有烹烧鲤鱼的餐馆。济南地处黄河南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沿黄大城市，因此，烹烧鲤鱼而终至形成独特的地方风味，是很自然的。
  济南名菜“糖醋黄河鲤鱼”，历来都被尊为山东名菜之首，其地位之高，由此可知。另外，用鲤鱼烹制的肴菜还有“棒子鱼”、“瓦块鱼”、“红烧鱼”、“干烧鱼”等，不过都没有糖醋黄河鲤鱼那么大的名气。
  济南的汇泉楼饭庄，原先曾设在西门外的江家池畔，是以烹制鱼菜著名的餐馆。相传唐代开国名将秦琼最初就居住在此地。汇泉楼设在池水之上，池中专养鲤鱼，一来可供顾客观赏，二来可以活鱼供客。从池中捕来活鲤鱼，当面摔死再去烹烧。正如《清稗类钞》所说：“酒肆烹鲜，先以生者示客，即掷毙之，以示不窃更。”糖醋黄河鲤鱼就是该店的拿手菜。糖醋鲤鱼的制法是：把活鱼开腹去脏刮鳞洗净，留须、尾、鳍，在鱼身划百叶花刀。撒盐稍腌，再将鱼身挂满蛋糊，放入热油中炸透，炸时提尾下头并将尾弯起，炸成后使尾弯曲翘起，放盘中，趁热浇上糖醋汁。糖醋汁是由烹醋、熬糖、加清汤、提薄芡诸道工序烧成的。因为鱼刚炸成烧汁后，受激吱啦作响，端鱼上桌，即有似跃起的活鱼造型，又有浇汁的声响，增加了宴饮情趣，颇受顾客欢迎。如今济南各大宾馆、餐馆都有此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