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第一节 解放前农业体制
  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香磨李一带即有人烟活动，以简陋的原始工具种植作物，维持生活。明代，香磨李村村落形成规模。至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在长达2000余年漫长岁月里，香磨李村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地主、富农占有大片土地，广大贫下中农人均土地很少，无地农民达半数，他们过着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苦难日子。20世纪40年代，香磨李村有40多户，200多口人，800亩可耕地。全村4户地主，17口人，占地123亩，分别占全村总户数的10%，总人口的8.5%，总地数的15.4%。平均每户地主占有土地30.75亩，每人占有土地7.24亩。全村2户富农，占总户数的5%；9口人，占总人口的4.5%，占有土地65亩，占总土地的8.1%。地主、富农共6户，占有土地188亩，占全村土地总数的23.5%以上。据1948年统计：香磨李6户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12.5％；人口26人，占总人口的11.5％；占有土地188亩，占总地数的23.5％；占有瓦房71间，每户平均11.8间；平均每户占有土地31.3亩，每人占有7.23亩，是贫农每人占有土地的109倍。
  1948年，香磨李村对15户贫农的统计为：15户贫雇农，共68口人，共24间草房，只有4.5亩土地，平均每人占有房屋0.35间，占有土地0.066亩，即每个贫农只占有6厘6毫土地。那时，香磨李村无地户达11户，占总户数的22.9%。在总人口中，有1/3的人口吃不上饭；1/2的人口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或进城沿街叫卖，或外出逃荒谋生。在全村48户人口中，其中进城卖香的21余户，赶车、拉车的10户，东北逃荒当华工的2户，冬卖地瓜、夏卖甜瓜、西瓜的6户，阴历年糊元宝、卖灶王爷的3户。据资料记载：香磨李庄70%的人混穷，仅打鱼卖鱼的就有10户，10条打鱼小船成天在小清河打鱼卖鱼。从成丰桥向南拉套子过天桥，拉一次5分钱。贫农李兴海一家3口人，1个劳力，无房，无地，无奈当了长工。贫农胡守成一家3口人，无房，无地，靠当长工卖鱼为生，生活过得十分艰难。1946年史料记载：香磨李村42户，6户地富靠剥削为生，雇用长工、短工10余人，每户平均雇用1～2人；少地贫下中农30户，以种地、扛长工、打短工、沿街叫卖为生；6户无地户谋生以扛长工、打短工、卖青菜、拉车、放羊、租地、逃荒要饭、逃荒关外当华工、在小清河捞鱼为生。当时流传着“地富吃的鱼和肉，穷人糊粥汤还喝不够”、“地瓜面、地瓜馍，离开地瓜不能活”和“半年糠菜半年粮还吃不上”的歌谣。
  地富剥削穷人的主要手段为：一是出租土地。有固定地租和土劳分成两种形式。分成的比数是对半分，也有地主分六成，佃户分四成，或佃户分六成，地主分四成的；固定地租有现金和实物两种，实物地租，大田区租粮田每亩每年100～150斤小米，稻、藕区，稻田150～200斤大米，藕田300～400斤大米，均占全年亩产量的50%以上。如遇灾年，佃户只得20%左右，甚至所收粮食还不够交地租的。香磨李村贫农王洪宝一家4口人，2个劳力，2间土房，无地，年租地主土地4亩，规定每亩交租120斤，年交租480斤。遇到年景好，每年剩300～400斤；如遇旱涝灾害，亩产50～100斤，劳动一年来，不但租子交不上，还要欠地主的债。据资料统计：香磨李庄48户人家，30户是佃户，这30户人家只有1间土瓦房，其余全是泥屋顶的简陋房。当时曾流传着：“香磨李庄穷，穷香磨李庄，一年四季半年糠；香磨李，穷人窝，十家八户得挨饿”的歌谣。特别是日本侵略军侵占济南时的1942年，搞强化治安运动，实行粮食配给制，半数以上的农民，以吃树叶和野菜度日。二是高利贷。一般为月息3分，高的月息10分，又叫“驴打滚”。在春季断粮季节 ，借地主粮食翻一番，叫“春借1斗，秋还2斗”。贫农贷地主的钱需要有保人，或用自己仅有的土地文书作抵押，有的先扣下一年的利钱（月息3分，贫农贷10元钱，只给6元4角），借据上还写着“白借无息”。三是雇工。年工资，大田区一般100～400斤粗粮；菜区300～400斤大米或小麦、小米。日出而作，日落加班，辛辛苦苦干一年，几百斤粮食还不给全，使广大贫苦农民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肚的贫困生活。
  第二节 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的农业体制
  香磨李村的土地改革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至1950年1月，以王新元为组长的工作组进村，主要进行四项任务：一是刚刚解放，向群众宣传济南市军管会的通令，宣传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同时，进行《入城守贝》、《约法七章》、维护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废除旧政府基层政权，取消保甲制，建立新政权的宣传。安顿民心，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二是调查摸底，了解群众的疾苦，团结贫雇农中坚力量，为正式土改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发动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组织群众完成治黄任务，动员贫雇农出车搞运输，实行生活自救；四是建起农民协会和村公所，程殿清任会长，胡守成任副会长，张汝元任村长，李兴海任副村长。第二阶段是从1950年2月～1950年5月。期间，在土改工作组指导下，农会担负起香磨李村的土改工作。至5月份，根据中央指示，土改工作暂停。第三阶段自1950年12月份开始，市委土改工作组进村，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学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华东局山东分局的有关指示。为加强土改工作组的力量，郊区各区组成土地改革委员会，以区、乡干部为主，组成若干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杜秀英等2人为一组，负责香磨李村的土改工作。工作组进村后，认真贯彻执行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分化地主，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和恶霸地主的阶级路线。为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济南市人民政府组建人民法庭，对破坏土地改革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处。
  土地改革工作组经过调查摸底，进行阶级教育，组织农会划分阶级成分，斗争不法地主，没收土地，分配土地，颁发土地证等步骤。在调查摸底进行教育的基础上，香磨李村健全了农会组织，领导本村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本村部分不法地主进行了种种破坏活动，叫嚣如分他的土地“十年报仇不晚”，以此威胁群众，破坏土改运动。广大贫农在农会的领导下，开展了诉帝国主义的苦，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苦，诉地主恶霸的苦。通过诉苦运动，提高了阶级觉悟，团结了中农，向封建地主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先后召开斗争大会10多次，灭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控诉，在农村法办了部分罪大恶极的不法地主分子，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在此基础上，根据《土地改革法》的规定，没收、征收土地188余亩，房屋70余间，农具300余件，大牲畜10头，家具700余件。30户，110口贫雇农分到了土地、房屋、农具、家具和牲畜，于1951年6月颁发土地证。从此，结束了几千年来地主阶级对农民封建统治，广大贫下中农彻底翻了身，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从此，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两首诗反映了翻身后广大贫雇农的喜悦心情：
  反奸诉苦分田地
  贫下中农展皱眉，今朝做主抖雄威。
  条条冤债得清算，土地回归笑语飞。
  庆祝土改胜利
  伸冤诉苦把田分，歌舞狂欢日月新。
  柳暗花明山水秀，天翻地覆四时春。
  第三节 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业体制
  解放初，经过土地改革，香磨李村人民欢天喜地，在分得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一心一意抓好农业生产，种好土地多打粮食。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一家一户办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出现了，需要互帮互助，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于是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生产形式相继出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香磨李村人民闻风而动，纷纷行动，组织起季节 性和长年性的互助组。一首诗反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粮食大丰收后，农民的喜悦心情：
  庆丰收
  喜庆丰收醉绿醅，秋高遍野泛金辉。
  村村仓满稻粱菽，笑语歌声云外飞。
  1952～1953年，香磨李村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35%以上，出现了一大批长年性互助组。如周风翥、张文清、刘振海、孙庆福、贾洪恩、程殿清7户组成一个互助组。全组28口人，有土地80亩，2头骡子，2头牛，种优良品种“胜利100号”大地瓜，亩增产30%～40%。在种好庄稼外，驾起大马车搞副业，参加治理黄河，以粮和钱支付土方，年收入作为互助组的支出和兑现户的经济收入。程震等10户，40人，70亩土地，组成了一个互助组。各户出钱合伙买了骡子、牛，轮流喂养，生产发展，产量提高。他们改良品种，采用“齐鲁1号”小麦品种种植小麦，还种植高产地瓜，10户群策群力，互帮互济，亩产量提高20%～30%，收入提高60%以上。乔恩华联系六户，25口人，50多亩地，骡马齐全，生产大发展。当时，互助组是采取换工形式，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大牲畜、大农具的使用折算成人工，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
  195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当年香磨李村成立了2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一是香磨李村第一初级农业合作社，张文清任社长；二是香磨李村第二初级农业合作社，程震任社长。1954年，香磨李村加入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0%。初级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收入由社统一分配。土地入股分红，一般为土地分3～4成，劳力分6～7成。劳力分配，以10分工作为一个劳动日，每个劳动力的工分由社员民主评定，牲口、大型家具，合作社使用时折算工分参加分配。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7月，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香磨李村人民闻风而动，纷纷要求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12月，由标山庄、凤凰山庄、林家桥、马家庄和香磨李庄成立了丰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张汝发任社长，下设5个生产队：标山、凤凰山、林家桥、马家庄、香磨李庄分别为一、二、三、四、五生产队。
  高级农业社取消土地分红，主要生产资料都归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私人的牲口、大型农具折价入社，由社付给价款，收入全部按劳分配。农业社根据规模大小，设若干生产队。劳力统一调配，土地联片集中。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制度，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土地、劳力、牲口、大型农具固定到队。生产队对社员采用评分记工和定额管理（即：1个中等劳力，1天能完成的农活数量和规定的质量为1个工日）两种办法记工。社员积极性很高，生产有较快发展，社员收入增加。据统计，香磨李生产队粮食增产50%；人均收入增收40%。1955年和1956年，丰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香磨李生产队粮食年产19～20万斤，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1955年、1956年成为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最好年份之一。
  第四节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体制
  1958年1月，撤销郊区建制，隶属于历城县。同年3月，香磨李村由新城乡划为北园乡。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由河南省来到山东省，于当日下午由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省市县乡的领导陪同，到北园水屯村视察，察看了水屯村的水稻生产。当时北园乡党总支部书记刘传清、乡党总支副书记兼北园农业合作社社长李树诚，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当刘传清向毛主席汇报到北园农民正在办大社时，问到主席：“是叫大社好，还是叫集体农庄好？”后来，毛主席发出号召：“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迅速掀起。1958年8月20日，北园由15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了山东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北园人民公社。公社成立不久，掀起深翻土地高潮。9月，北园人民公社调全社青壮年组成专业队，在王炉、药山、鹊山、黄台深翻土地，盲目密植。11月13日，济南至平阴干渠开工，北园人民公社男女青壮年24万人次先后出工，香磨李村出工日近万个，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刘振海等60多个整壮劳力在济平干渠修河，一直干到腊月29晚上才回家过年。劳民伤财，为防寒，仅烧掉的苇子即浪费了20万元。同时，贯彻中央关于“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的指示精神，在王炉、泺口、无影山建立小高炉大炼钢铁。香磨李生产队男女出动，付出近万个劳动日。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造成人、财、物力的很大浪费。香磨李整壮劳力在无影山大炼钢铁，青壮年劳力日夜奋
  战，炼不出铁还要“插白旗”，撤职批判，造成更大的劳民伤财。人民公社建立后，香磨李为标山大队第五生产队。1962年2月25日，香磨李生产队由标山大队析出，正式建立香磨李生产大队。此时，香磨李生产大队有耕地680亩。
  人民公社初期，政社合一，实行军事化编制，大兵团作战，集中几乎全部劳力抓生产。起初，香磨李生产队为北园人民公社第四营第五连。刘成任四营营长，程文祥任营教导员，胡庆林任五连连长。军事化编制主要抓好五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深翻土地；三是挖掘济平干渠；四是修建卧虎山水库；五是治理黄河。1959年1月撤销营连编制，更名为管理区和大队。香磨李为北园人民公社第四管理区；同年2月，撤管理区后为北园人民公社标山大队第五生产队。1962年2月，建立北园人民公社香磨李大队，大队长徐广娥，下设3个生产队。
  人民公社初期，实行公社一级核算，统一分配，穷富拉平，大量平调农业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粮食、资金和其他物资。当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一万斤，有的浮夸为亩产几万斤，到处“放卫星”，谎报虚夸数字。集中全公社劳力，实行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提出“深翻一尺半，明年吃白面”的口号，建起了大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调走香磨李生产队300多劳力，上万个劳动日，造成了不少损失。农业丰产没丰收，不少地方大批地瓜收不进来，烂在地里。吃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结果，来年出现了粮荒，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导致三年的自然灾害。1959年，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改公社一级所有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并退赔了部分平调的粮、款、物。同年“反右倾”开始后，又停止了退赔。1961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纠正了建社初期的错误，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经济体制。
  香磨李大队干部群众在总结工作时，指出了人民公社初期“左”的路线导致三年灾害。主要原因是：一是丰产没丰收。总结为3分天灾，7分人灾，人为原因导致三年灾害；二是苏联借机要债，中国人民卧薪尝胆，勒紧腰带还债；三是刮“五风”，一平二调三过渡，即平均主义大锅饭，无偿调动劳力，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提前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四是深翻土地，密植小麦，一亩地下种100斤，有的下种200斤，提出亩产10万斤的口号，由于小麦没有合理密植，造成减产；五是大批整壮劳力无偿调出大炼钢铁，一部分劳力在无影山日夜奋战，大炼钢铁；另一部分劳力抽出到历城平陵城去炼钢铁。同时，无偿调动劳力修济平干渠、卧虎山水库、治理黄河等，形成“天兵天将都外出，妻儿老小搞农业”的状况，地没人种了，亩产只二三百斤，上报数字却报成亩产万斤、几万斤；六是计划经济，指令性种植，1959年全部改成菜田。世世代代种大田的农民，一下子全部成了种菜的，实行粗放型种植，产量很低，亩产蔬菜只有几千斤，造成了很大损失。“左”的路线，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香磨李村人民缺粮受饿，造成了“1958年，吃饭不要钱，吃了3个月，挨饿整3年”的不正常现象。
  第五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体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的中心工作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业问题也开始了新的改革。1979年，北园人民公社进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当时，联四大队和李家桥一队实行以生产小组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称之为“五定”（定菜田面积、定劳动工分、定蔬菜交售任务、定产值、定中型农具和防寒设备使用年限），生产队仍作为核算单位，收入统一分配。1981年后，部分生产队实行以户为单位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按人口或劳力分配，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户只有使用权。生产由承包户自行安排，其产品在完成与国家签订的合同后自行处理。承包户除缴纳农业税，支付水电费和缴纳生产队的提留外，所余部分归自己所有。
  1978～1985年，香磨李大队农业体制进行了多次变革：1983年香磨李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到了户。这种一家一户、地块分割、不能使用机器生产的形式经历了多年。随着队办企业的发展，香磨李大队耕地逐年减少，人均几分地，队办企业一个接着一个的大上。这时，出现了“整壮劳力抓工业，妇女劳力抓商业”的状况。当时流传着“天兵天将抓工业，杨门女将抓商业，老弱病残抓农业”的顺口溜。不少农民也存在着“辛辛苦苦去种田，不如工副业赚大钱”的轻农思想。个别干部也存在着“队办企业上想道道，农业生产挂不上号”的思想。当时，务工从商的劳力年工资高，务农劳力收入低，农民不愿去种粮、种菜，出现了部分“撂荒地”。面对这个工农收入的差距，党支部、队委会一班人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从1984年起，采取了以工补农、以工补菜的措施，每年从工副业生产收入拨出5多万元补贴菜农，鼓励菜农种好地，完成蔬菜的上市任务。好的鼓励措施，调动了务农劳力的积极性，使务工、务农劳力的收入，保持悬殊不大的比例，使香磨李村农工商各业保持了齐头并进、快速发展的好局面。
  至1985年，香磨李村只有30多亩菜田，农业已退居次要位置。村办经济由过去的“农工商型”变为“工商农型”经济。这时，村办企业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的10多处企业，生产门类由过去的农业、工业两大门类，发展为拥有建材、铸造、配件、化工、锅炉、修理、服务、商业、运输、农业等10多个专业生产门类。同年，全村劳力400人，从事农业的56人，从事工业的180人，从事交通运输业的25人，商业饮食业的96人，建筑业的3人，其他业的40人。二三产业的人数达344人，占劳力总数86%的劳力从事二三产业。1986年，香磨李居基本没有农业。同年，全居还有30亩菜地，产菜30多万斤。1987年，全居共有劳力428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1人，从事二三产业生产的427人，分别占总劳力的0.2％和99.8%。至1990年底，香磨李居97%以上的劳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这一新的经济结构，对领导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香磨李居从实际出发，本着便于组织管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原则，按专业化管理的要求，香磨李村于1984年建立了农工商合作社和济南鲁新实业公司；1992年建立华宇实业公司；1994年建立华宇集团总公司，实行党、政、经三套班子，进行专业化领导，实行政企分开，分工负责，分别抓好农业、工业、商业，住宅、房地产开发和基础建设。
  在二三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香磨李大队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的发展。从1978年以来，香磨李大队对农业进行了3次大的调整；(1)1979年，按照每个劳力1亩土地的标准，一次性承包给劳力，抓好蔬菜生产；(2)1983年后，香磨李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按每口人半亩土地的标准分到户，大大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空前大发展；(3)1985年，香磨李居二三产业大发展，土地锐减，人口大增。为适应人口增、土地减的新形势，香磨李居第三次调整土地，将仅有的30多亩菜田承包给菜农，进行以工副收入补贴菜农，至1987年，全居农业基本消失，经济体制主要转向了二三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