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内容
香磨李居境域北到京沪铁路东西线，南到小清河，隔河与济南第二文化宫、标山、凤凰山相望，东到京沪铁路南北线，西与北闸子村和济南动物园相邻。据20世纪30年代统计，香磨李村共有土地830余亩可耕地，但由于低洼不平，大片土地没有利用；小清河两岸的土地低洼多灾，也没有充分利用。1948年济南解放时，香磨李居的800亩土地，一般年种高梁一季，产量低而不稳。
香磨李居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三面洼地一面水的黑土地上。在这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北临黄河，南靠小清河；西有低洼坑塘，南有济南市的客水经过，水源充沛，土壤肥沃，大片土地适宜种植稻麦两作，种植莲藕、蔬菜和发展水产养殖业；在800余亩土地上，适宜发展粮菜和林果业。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已有人类居住，并种植稻、麦等作物；三国时出现了藕池；明清两代，蔬菜、莲藕、大米、黄河鲤鱼久负盛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旧的生产关系和反动统治，香磨李村虽有丰富的土地、水利、人力资源，但得不到充分开发和利用。直到20世纪40年代，香磨李村3/4的土地一直是“冬春白茫茫（盐碱地），夏秋水汪汪（水淹），种一葫芦收一瓢，麦秋过后外逃荒”的惨境。为了维持基本生活，香磨李村人民在村北的大片土地上，每年只种一季抗涝的高梁，但由于水涝严重，种上的高粱仍然是“春天青，夏天黄，秋天见阎王（淹死）。”好年景，每亩也只收一二百斤。在小清河沿岸的土地上，高粱、小麦、豆子间作，这片土地虽然较为平坦肥沃，但由于低洼，加上传统耕种方法，每亩地只能收二三百斤。村东的部分土地长期荒芜，直到解放后才逐步开垦，种上粮食作物亩产只七八十斤，人民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解放前，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香磨李村40多户，200多口人，800多亩可耕地。全村4户地主和2户富农占有土地188亩，占全村土地总数的23.5%以上；占有瓦房71间，地主、富农平均每户占有房屋11.8间；占有土地31.3亩，每人占有土地7.2亩，是贫农每人占有土地的109倍（当时，贫农每人平均有6厘6毫土地）。在总人口中，香磨李村1/3的人口吃不上饭，1/2的人口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或进城沿街叫卖，或外出逃荒谋生，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难生活。
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蒋家王朝，解放了济南，香磨李人民获得了新生。农业生产发生了变化。1949～1957年这一时期，香磨李村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通过斗地主，分田地，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粮食亩产由解放前的百十斤，提高到四五百斤。蔬菜亩产也由解放前的三四千斤，提高到五六千斤。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生产热情很高，各项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据1956～1957年统计，丰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年产粮食高达19～20万斤，人民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
1958～1978年，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香磨李大队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阶段。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由于“左”的路线影响，破坏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经济体制和民主办社的方针。起初是大兵团作战，调本大队青壮年劳力参加专业队，在王炉、药山、鹊山、黄台深翻土地，盲目密植，一般田每亩播种一二百斤，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粮食生产“放卫星”，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粮食几万斤”的浮夸风。1959年11月13日，济南至平阴干渠开工，北园公社男女青壮年劳力先后出工24万人次，香磨李大队无偿投入劳动日近万个。由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动劳力），再加上“提前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出现了“1958年，吃饭不要钱，吃了几个月，受穷整3年”的后果，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在3年自然灾害时，香磨李大队的生产受到了大的影响，粮菜生产下降，养猪、养鸡和大型牲畜等大幅下降，群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1962～1965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1964年，香磨李大队经过整地改土、推广良种，水稻亩产提高到600斤，蔬菜亩产达到万斤左右，生猪饲养量有了较大发展。据1964年和1965年统计，香磨李生产大队蔬菜亩产超万斤，总产达320～360万斤，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有了好转。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错误路线影响下，生产又一次受到影响。至1978年，偌大的香磨李大队各业总收入25万元，人均收入160元，年向国家贡献税金只有几万元，全队固定资产只有9万元。全大队只有少量队办副业项目。江青反革命集团散布的“发展工副业是资本主义，喂个鸭子，说鸭子吃掉了社会主义”的错误论调，队里粮食单一经营，300余名劳力靠在人均一亩耕地上，结果是“高产穷队”。全大队社员靠单一的农业维持生活，吃穿住全靠农业收入解决。集体经济底子薄，社员是“辛辛苦苦干一天，工值买不到一盒金菊烟（当时每盒1角8分钱）”。也有的社员是“起早贪晚干一天，还不如母鸡下个蛋”。社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住的是祖辈留下来的破土房，吃的是咸菜拌粗粮，过着“卖了细粮换粗粮”的穷日子。当时，香磨李大队人进城三件事：倒垃圾，换大米，厕所里有人吗（挖大粪）。香磨李大队成了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
1978～2001年，改革开放的20多年，是香磨李村突飞猛进大发展的20多年。20多年的发展，使香磨李村由农业向工商企业、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历史性变革。农业生产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由1978年的500亩土地，至1985年减少到不足30亩，1986年，全居无有土地；二是劳力由农业转向二、三产业。300余名劳力由务农逐步转向务工从商；三是粮食生产逐年减少。至1983年，粮食产量只有3万斤，蔬菜产量只有100万斤。由过去的“纯农型”、“农工型”、“工贸农型”，至1986年成为“贸工型”的经济格局。居民需用的粮菜油等生活用品，全部由市场供应。至2001年，香磨李成为城市街道办事处下辖的一个基层居民委员会，99%的经济收入来源于济南泺口服装市场，居民过上了“小康”生活。
第一章 农业体制
第一节 解放前农业体制
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香磨李一带即有人烟活动，以简陋的原始工具种植作物，维持生活。明代，香磨李村村落形成规模。至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在长达2000余年漫长岁月里，香磨李村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地主、富农占有大片土地，广大贫下中农人均土地很少，无地农民达半数，他们过着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苦难日子。20世纪40年代，香磨李村有40多户，200多口人，800亩可耕地。全村4户地主，17口人，占地123亩，分别占全村总户数的10%，总人口的8.5%，总地数的15.4%。平均每户地主占有土地30.75亩，每人占有土地7.24亩。全村2户富农，占总户数的5%；9口人，占总人口的4.5%，占有土地65亩，占总土地的8.1%。地主、富农共6户，占有土地188亩，占全村土地总数的23.5%以上。据1948年统计：香磨李6户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12.5％；人口26人，占总人口的11.5％；占有土地188亩，占总地数的23.5％；占有瓦房71间，每户平均11.8间；平均每户占有土地31.3亩，每人占有7.23亩，是贫农每人占有土地的109倍。
1948年，香磨李村对15户贫农的统计为：15户贫雇农，共68口人，共24间草房，只有4.5亩土地，平均每人占有房屋0.35间，占有土地0.066亩，即每个贫农只占有6厘6毫土地。那时，香磨李村无地户达11户，占总户数的22.9%。在总人口中，有1/3的人口吃不上饭；1/2的人口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或进城沿街叫卖，或外出逃荒谋生。在全村48户人口中，其中进城卖香的21余户，赶车、拉车的10户，东北逃荒当华工的2户，冬卖地瓜、夏卖甜瓜、西瓜的6户，阴历年糊元宝、卖灶王爷的3户。据资料记载：香磨李庄70%的人混穷，仅打鱼卖鱼的就有10户，10条打鱼小船成天在小清河打鱼卖鱼。从成丰桥向南拉套子过天桥，拉一次5分钱。贫农李兴海一家3口人，1个劳力，无房，无地，无奈当了长工。贫农胡守成一家3口人，无房，无地，靠当长工卖鱼为生，生活过得十分艰难。1946年史料记载：香磨李村42户，6户地富靠剥削为生，雇用长工、短工10余人，每户平均雇用1～2人；少地贫下中农30户，以种地、扛长工、打短工、沿街叫卖为生；6户无地户谋生以扛长工、打短工、卖青菜、拉车、放羊、租地、逃荒要饭、逃荒关外当华工、在小清河捞鱼为生。当时流传着“地富吃的鱼和肉，穷人糊粥汤还喝不够”、“地瓜面、地瓜馍，离开地瓜不能活”和“半年糠菜半年粮还吃不上”的歌谣。
地富剥削穷人的主要手段为：一是出租土地。有固定地租和土劳分成两种形式。分成的比数是对半分，也有地主分六成，佃户分四成，或佃户分六成，地主分四成的；固定地租有现金和实物两种，实物地租，大田区租粮田每亩每年100～150斤小米，稻、藕区，稻田150～200斤大米，藕田300～400斤大米，均占全年亩产量的50%以上。如遇灾年，佃户只得20%左右，甚至所收粮食还不够交地租的。香磨李村贫农王洪宝一家4口人，2个劳力，2间土房，无地，年租地主土地4亩，规定每亩交租120斤，年交租480斤。遇到年景好，每年剩300～400斤；如遇旱涝灾害，亩产50～100斤，劳动一年来，不但租子交不上，还要欠地主的债。据资料统计：香磨李庄48户人家，30户是佃户，这30户人家只有1间土瓦房，其余全是泥屋顶的简陋房。当时曾流传着：“香磨李庄穷，穷香磨李庄，一年四季半年糠；香磨李，穷人窝，十家八户得挨饿”的歌谣。特别是日本侵略军侵占济南时的1942年，搞强化治安运动，实行粮食配给制，半数以上的农民，以吃树叶和野菜度日。二是高利贷。一般为月息3分，高的月息10分，又叫“驴打滚”。在春季断粮季节 ，借地主粮食翻一番，叫“春借1斗，秋还2斗”。贫农贷地主的钱需要有保人，或用自己仅有的土地文书作抵押，有的先扣下一年的利钱（月息3分，贫农贷10元钱，只给6元4角），借据上还写着“白借无息”。三是雇工。年工资，大田区一般100～400斤粗粮；菜区300～400斤大米或小麦、小米。日出而作，日落加班，辛辛苦苦干一年，几百斤粮食还不给全，使广大贫苦农民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肚的贫困生活。
第二节 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的农业体制
香磨李村的土地改革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至1950年1月，以王新元为组长的工作组进村，主要进行四项任务：一是刚刚解放，向群众宣传济南市军管会的通令，宣传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同时，进行《入城守贝》、《约法七章》、维护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废除旧政府基层政权，取消保甲制，建立新政权的宣传。安顿民心，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二是调查摸底，了解群众的疾苦，团结贫雇农中坚力量，为正式土改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发动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组织群众完成治黄任务，动员贫雇农出车搞运输，实行生活自救；四是建起农民协会和村公所，程殿清任会长，胡守成任副会长，张汝元任村长，李兴海任副村长。第二阶段是从1950年2月～1950年5月。期间，在土改工作组指导下，农会担负起香磨李村的土改工作。至5月份，根据中央指示，土改工作暂停。第三阶段自1950年12月份开始，市委土改工作组进村，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学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华东局山东分局的有关指示。为加强土改工作组的力量，郊区各区组成土地改革委员会，以区、乡干部为主，组成若干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杜秀英等2人为一组，负责香磨李村的土改工作。工作组进村后，认真贯彻执行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分化地主，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和恶霸地主的阶级路线。为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济南市人民政府组建人民法庭，对破坏土地改革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处。
土地改革工作组经过调查摸底，进行阶级教育，组织农会划分阶级成分，斗争不法地主，没收土地，分配土地，颁发土地证等步骤。在调查摸底进行教育的基础上，香磨李村健全了农会组织，领导本村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本村部分不法地主进行了种种破坏活动，叫嚣如分他的土地“十年报仇不晚”，以此威胁群众，破坏土改运动。广大贫农在农会的领导下，开展了诉帝国主义的苦，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苦，诉地主恶霸的苦。通过诉苦运动，提高了阶级觉悟，团结了中农，向封建地主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先后召开斗争大会10多次，灭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控诉，在农村法办了部分罪大恶极的不法地主分子，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在此基础上，根据《土地改革法》的规定，没收、征收土地188余亩，房屋70余间，农具300余件，大牲畜10头，家具700余件。30户，110口贫雇农分到了土地、房屋、农具、家具和牲畜，于1951年6月颁发土地证。从此，结束了几千年来地主阶级对农民封建统治，广大贫下中农彻底翻了身，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从此，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两首诗反映了翻身后广大贫雇农的喜悦心情：
反奸诉苦分田地
贫下中农展皱眉，今朝做主抖雄威。
条条冤债得清算，土地回归笑语飞。
庆祝土改胜利
伸冤诉苦把田分，歌舞狂欢日月新。
柳暗花明山水秀，天翻地覆四时春。
第三节 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业体制
解放初，经过土地改革，香磨李村人民欢天喜地，在分得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一心一意抓好农业生产，种好土地多打粮食。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一家一户办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出现了，需要互帮互助，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于是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生产形式相继出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香磨李村人民闻风而动，纷纷行动，组织起季节 性和长年性的互助组。一首诗反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粮食大丰收后，农民的喜悦心情：
庆丰收
喜庆丰收醉绿醅，秋高遍野泛金辉。
村村仓满稻粱菽，笑语歌声云外飞。
1952～1953年，香磨李村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35%以上，出现了一大批长年性互助组。如周风翥、张文清、刘振海、孙庆福、贾洪恩、程殿清7户组成一个互助组。全组28口人，有土地80亩，2头骡子，2头牛，种优良品种“胜利100号”大地瓜，亩增产30%～40%。在种好庄稼外，驾起大马车搞副业，参加治理黄河，以粮和钱支付土方，年收入作为互助组的支出和兑现户的经济收入。程震等10户，40人，70亩土地，组成了一个互助组。各户出钱合伙买了骡子、牛，轮流喂养，生产发展，产量提高。他们改良品种，采用“齐鲁1号”小麦品种种植小麦，还种植高产地瓜，10户群策群力，互帮互济，亩产量提高20%～30%，收入提高60%以上。乔恩华联系六户，25口人，50多亩地，骡马齐全，生产大发展。当时，互助组是采取换工形式，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大牲畜、大农具的使用折算成人工，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
195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当年香磨李村成立了2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一是香磨李村第一初级农业合作社，张文清任社长；二是香磨李村第二初级农业合作社，程震任社长。1954年，香磨李村加入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0%。初级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收入由社统一分配。土地入股分红，一般为土地分3～4成，劳力分6～7成。劳力分配，以10分工作为一个劳动日，每个劳动力的工分由社员民主评定，牲口、大型家具，合作社使用时折算工分参加分配。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7月，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香磨李村人民闻风而动，纷纷要求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12月，由标山庄、凤凰山庄、林家桥、马家庄和香磨李庄成立了丰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张汝发任社长，下设5个生产队：标山、凤凰山、林家桥、马家庄、香磨李庄分别为一、二、三、四、五生产队。
高级农业社取消土地分红，主要生产资料都归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私人的牲口、大型农具折价入社，由社付给价款，收入全部按劳分配。农业社根据规模大小，设若干生产队。劳力统一调配，土地联片集中。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制度，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土地、劳力、牲口、大型农具固定到队。生产队对社员采用评分记工和定额管理（即：1个中等劳力，1天能完成的农活数量和规定的质量为1个工日）两种办法记工。社员积极性很高，生产有较快发展，社员收入增加。据统计，香磨李生产队粮食增产50%；人均收入增收40%。1955年和1956年，丰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香磨李生产队粮食年产19～20万斤，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1955年、1956年成为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最好年份之一。
第四节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体制
1958年1月，撤销郊区建制，隶属于历城县。同年3月，香磨李村由新城乡划为北园乡。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由河南省来到山东省，于当日下午由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省市县乡的领导陪同，到北园水屯村视察，察看了水屯村的水稻生产。当时北园乡党总支部书记刘传清、乡党总支副书记兼北园农业合作社社长李树诚，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当刘传清向毛主席汇报到北园农民正在办大社时，问到主席：“是叫大社好，还是叫集体农庄好？”后来，毛主席发出号召：“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迅速掀起。1958年8月20日，北园由15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了山东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北园人民公社。公社成立不久，掀起深翻土地高潮。9月，北园人民公社调全社青壮年组成专业队，在王炉、药山、鹊山、黄台深翻土地，盲目密植。11月13日，济南至平阴干渠开工，北园人民公社男女青壮年24万人次先后出工，香磨李村出工日近万个，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刘振海等60多个整壮劳力在济平干渠修河，一直干到腊月29晚上才回家过年。劳民伤财，为防寒，仅烧掉的苇子即浪费了20万元。同时，贯彻中央关于“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的指示精神，在王炉、泺口、无影山建立小高炉大炼钢铁。香磨李生产队男女出动，付出近万个劳动日。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造成人、财、物力的很大浪费。香磨李整壮劳力在无影山大炼钢铁，青壮年劳力日夜奋
战，炼不出铁还要“插白旗”，撤职批判，造成更大的劳民伤财。人民公社建立后，香磨李为标山大队第五生产队。1962年2月25日，香磨李生产队由标山大队析出，正式建立香磨李生产大队。此时，香磨李生产大队有耕地680亩。
人民公社初期，政社合一，实行军事化编制，大兵团作战，集中几乎全部劳力抓生产。起初，香磨李生产队为北园人民公社第四营第五连。刘成任四营营长，程文祥任营教导员，胡庆林任五连连长。军事化编制主要抓好五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深翻土地；三是挖掘济平干渠；四是修建卧虎山水库；五是治理黄河。1959年1月撤销营连编制，更名为管理区和大队。香磨李为北园人民公社第四管理区；同年2月，撤管理区后为北园人民公社标山大队第五生产队。1962年2月，建立北园人民公社香磨李大队，大队长徐广娥，下设3个生产队。
人民公社初期，实行公社一级核算，统一分配，穷富拉平，大量平调农业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粮食、资金和其他物资。当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一万斤，有的浮夸为亩产几万斤，到处“放卫星”，谎报虚夸数字。集中全公社劳力，实行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提出“深翻一尺半，明年吃白面”的口号，建起了大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调走香磨李生产队300多劳力，上万个劳动日，造成了不少损失。农业丰产没丰收，不少地方大批地瓜收不进来，烂在地里。吃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结果，来年出现了粮荒，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导致三年的自然灾害。1959年，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改公社一级所有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并退赔了部分平调的粮、款、物。同年“反右倾”开始后，又停止了退赔。1961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纠正了建社初期的错误，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经济体制。
香磨李大队干部群众在总结工作时，指出了人民公社初期“左”的路线导致三年灾害。主要原因是：一是丰产没丰收。总结为3分天灾，7分人灾，人为原因导致三年灾害；二是苏联借机要债，中国人民卧薪尝胆，勒紧腰带还债；三是刮“五风”，一平二调三过渡，即平均主义大锅饭，无偿调动劳力，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提前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四是深翻土地，密植小麦，一亩地下种100斤，有的下种200斤，提出亩产10万斤的口号，由于小麦没有合理密植，造成减产；五是大批整壮劳力无偿调出大炼钢铁，一部分劳力在无影山日夜奋战，大炼钢铁；另一部分劳力抽出到历城平陵城去炼钢铁。同时，无偿调动劳力修济平干渠、卧虎山水库、治理黄河等，形成“天兵天将都外出，妻儿老小搞农业”的状况，地没人种了，亩产只二三百斤，上报数字却报成亩产万斤、几万斤；六是计划经济，指令性种植，1959年全部改成菜田。世世代代种大田的农民，一下子全部成了种菜的，实行粗放型种植，产量很低，亩产蔬菜只有几千斤，造成了很大损失。“左”的路线，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香磨李村人民缺粮受饿，造成了“1958年，吃饭不要钱，吃了3个月，挨饿整3年”的不正常现象。
第五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体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的中心工作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业问题也开始了新的改革。1979年，北园人民公社进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当时，联四大队和李家桥一队实行以生产小组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称之为“五定”（定菜田面积、定劳动工分、定蔬菜交售任务、定产值、定中型农具和防寒设备使用年限），生产队仍作为核算单位，收入统一分配。1981年后，部分生产队实行以户为单位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按人口或劳力分配，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户只有使用权。生产由承包户自行安排，其产品在完成与国家签订的合同后自行处理。承包户除缴纳农业税，支付水电费和缴纳生产队的提留外，所余部分归自己所有。
1978～1985年，香磨李大队农业体制进行了多次变革：1983年香磨李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到了户。这种一家一户、地块分割、不能使用机器生产的形式经历了多年。随着队办企业的发展，香磨李大队耕地逐年减少，人均几分地，队办企业一个接着一个的大上。这时，出现了“整壮劳力抓工业，妇女劳力抓商业”的状况。当时流传着“天兵天将抓工业，杨门女将抓商业，老弱病残抓农业”的顺口溜。不少农民也存在着“辛辛苦苦去种田，不如工副业赚大钱”的轻农思想。个别干部也存在着“队办企业上想道道，农业生产挂不上号”的思想。当时，务工从商的劳力年工资高，务农劳力收入低，农民不愿去种粮、种菜，出现了部分“撂荒地”。面对这个工农收入的差距，党支部、队委会一班人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从1984年起，采取了以工补农、以工补菜的措施，每年从工副业生产收入拨出5多万元补贴菜农，鼓励菜农种好地，完成蔬菜的上市任务。好的鼓励措施，调动了务农劳力的积极性，使务工、务农劳力的收入，保持悬殊不大的比例，使香磨李村农工商各业保持了齐头并进、快速发展的好局面。
至1985年，香磨李村只有30多亩菜田，农业已退居次要位置。村办经济由过去的“农工商型”变为“工商农型”经济。这时，村办企业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的10多处企业，生产门类由过去的农业、工业两大门类，发展为拥有建材、铸造、配件、化工、锅炉、修理、服务、商业、运输、农业等10多个专业生产门类。同年，全村劳力400人，从事农业的56人，从事工业的180人，从事交通运输业的25人，商业饮食业的96人，建筑业的3人，其他业的40人。二三产业的人数达344人，占劳力总数86%的劳力从事二三产业。1986年，香磨李居基本没有农业。同年，全居还有30亩菜地，产菜30多万斤。1987年，全居共有劳力428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1人，从事二三产业生产的427人，分别占总劳力的0.2％和99.8%。至1990年底，香磨李居97%以上的劳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这一新的经济结构，对领导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香磨李居从实际出发，本着便于组织管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原则，按专业化管理的要求，香磨李村于1984年建立了农工商合作社和济南鲁新实业公司；1992年建立华宇实业公司；1994年建立华宇集团总公司，实行党、政、经三套班子，进行专业化领导，实行政企分开，分工负责，分别抓好农业、工业、商业，住宅、房地产开发和基础建设。
在二三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香磨李大队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的发展。从1978年以来，香磨李大队对农业进行了3次大的调整；(1)1979年，按照每个劳力1亩土地的标准，一次性承包给劳力，抓好蔬菜生产；(2)1983年后，香磨李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按每口人半亩土地的标准分到户，大大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空前大发展；(3)1985年，香磨李居二三产业大发展，土地锐减，人口大增。为适应人口增、土地减的新形势，香磨李居第三次调整土地，将仅有的30多亩菜田承包给菜农，进行以工副收入补贴菜农，至1987年，全居农业基本消失，经济体制主要转向了二三产业的发展。
第二章 耕地
第一节 土地变化
香磨李村土地总面积，解放前830余亩。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有780余亩。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有耕地680余亩。1978年500余亩。1980年，全大队可耕地300余亩。香磨李大队从1963年办第一处队办企业——济南香磨李大队翻砂厂起，队办企业迅速发展。至1981年，全大队耕地降为200亩；1983年，降为103亩；1984年，降为30亩；1987年，全村无有耕地。
第二节 土地减少原因
香磨李村耕地大幅减少的原因有五：
城市发展占用土地从1973年济南市天桥第二运输公司占用香磨李大队土地31.28亩以来，至1986年8月18日济南市城建局市政工程拆迁办公室征用香磨李居土地3.576亩，在长达14年的发展中，城市20个建设单位先后征用该村土地共254.481亩，至1986年底，香磨李土地由解放初的832亩土地，降为30亩土地。仅城市建设占用土地占土地总数的30.6％。
城乡修路及河流展宽占用土地1904～1928年，修建老济泺路（为“老官道”之一段），北起泺口南门，南止永镇门（今英贤桥处），途经香磨李庄东；二是新辟建的义威路土路，北起泺口南门，南止成丰桥，途经香磨李庄800米长。后经1938年的扩建，1953年的加宽，1988年7月～1989年5月拓宽，建成目前的宽50米，全长5290米的济泺路，两路占用香磨李土地70余亩。1998年新建的小清河北路，又占用香磨李居土地15亩。1996年起，在小清河拆迁中，占用香磨李居土地64亩。至2001年，修路及河流展宽共占用香磨李居土地149余亩，占土地总数的17.9％。
房地产开发及居民住宅建设占地1992年以来，香磨李居进行旧村改造，至2001年，先后建成高层居民楼及办公楼21座，连同文化广场、花园绿地及其
他空间，房地产开发及居民住宅楼建设共占用土地80亩，占土地总数的9.6%。
泺口服装市场建设用地1989～2001年，香磨李居办济南泺口服装市场共占用土地303亩，占全居土地总数的36.4%。
队办企业发展用地从1963年兴办最早的队办企业——香磨李大队翻砂厂以来，至1988年先后建成兴华商店，综合商店，炼油厂，日用化工厂、木材加工厂、黄河宾馆、润滑油供应站、建材筹建处等10多处村办企业。这些企业总共占地147.4亩。但随着济南泺口服装市场的建设，上述企业厂地相继被市场占用。建设用地46亩，占全居土地总数的5.5%。
香磨李居总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解放前有耕地830余亩，至1985年底，土地减到30余亩，仅解放37年的时间里，土地减少了800余亩。人均占有土地由土改后的3亩多，至1985年人均占有土地0.039亩，即人均3厘9毫地。
香磨李村耕地大量减少，使该村发生了大的变化：一是由农村向城市转变；二是700多口人的吃粮、吃菜等生活用品，由过去的供应城市，现在倒过来需要市场供应；三是村庄建设逐步由低层向高层发展；四是经济有了大的发展，向国家做出了较大贡献。
第三章 农田基本建设
第一节 土地变化
香磨李村土地总面积，解放前830余亩。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有780余亩。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有耕地680余亩。1978年500余亩。1980年，全大队可耕地300余亩。香磨李大队从1963年办第一处队办企业——济南香磨李大队翻砂厂起，队办企业迅速发展。至1981年，全大队耕地降为200亩；1983年，降为103亩；1984年，降为30亩；1987年，全村无有耕地。
香磨李村耕地大幅减少的原因有五：
城市发展占用土地 从1973年济南市天桥第二运输公司占用香磨李大队土地31.28亩以来，至1986年8月18日济南市城建局市政工程拆迁办公室征用香磨李居土地3.576亩，在长达14年的发展中，城市20个建设单位先后征用该村土地共254.481亩，至1986年底，香磨李土地由解放初的832亩土地，降为30亩土地。仅城市建设占用土地占土地总数的30.6％。
城乡修路及河流展宽占用土地 1904～1928年，修建老济泺路（为“老官道”之一段），北起泺口南门，南止永镇门（今英贤桥处），途经香磨李庄东；二是新辟建的义威路土路，北起泺口南门，南止成丰桥，途经香磨李庄800米长。后经1938年的扩建，1953年的加宽，1988年7月～1989年5月拓宽，建成目前的宽50米，全长5290米的济泺路，两路占用香磨李土地70余亩。1998年新建的小清河北路，又占用香磨李居土地15亩。1996年起，在小清河拆迁中，占用香磨李居土地64亩。至2001年，修路及河流展宽共占用香磨李居土地149余亩，占土地总数的17.9％。
房地产开发及居民住宅建设占地 1992年以来，香磨李居进行旧村改造，至2001年，先后建成高层居民楼及办公楼21座，连同文化广场、花园绿地及其他空间，房地产开发及居民住宅楼建设共占用土地80亩，占土地总数的9.6%。
泺口服装市场建设用地 1989～2001年，香磨李居办济南泺口服装市场共占用土地303亩，占全居土地总数的36.4%。
队办企业发展用地 从1963年兴办最早的队办企业——香磨李大队翻砂厂以来，至1988年先后建成兴华商店，综合商店，炼油厂，日用化工厂、木材加工厂、黄河宾馆、润滑油供应站、建材筹建处等10多处村办企业。这些企业总共占地147.4亩。但随着济南泺口服装市场的建设，上述企业厂地相继被市场占用。建设用地46亩，占全居土地总数的5.5%。
香磨李居总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解放前有耕地830余亩，至1985年底，土地减到30余亩，仅解放37年的时间里，土地减少了800余亩。人均占有土地由土改后的3亩多，至1985年人均占有土地0.039亩，即人均3厘9毫地。
香磨李村耕地大量减少，使该村发生了大的变化：一是由农村向城市转变；二是700多口人的吃粮、吃菜等生活用品，由过去的供应城市，现在倒过来需要市场供应；三是村庄建设逐步由低层向高层发展；四是经济有了大的发展，向国家做出了较大贡献。
第三章 农田基本建设
第一节 整地改土
解放前，香磨李村830余亩土地，80%的土地为高洼不平、芦草丛生的盐碱薄地。多年来流传着“冬春白茫茫（盐碱涝洼），夏秋水汪汪（大水淹没），种一葫芦收一瓢，麦秋过后外逃荒”的歌谣。村北、东、西三面为低洼涝淹地，涝洼地里种一季高粱，亩产量一、二百斤；在较高地里种谷子、玉米，后来种部分地瓜。每亩谷子产量80～100斤左右，玉米100多斤，地瓜500～1000斤。遇到干旱年景，庄稼颗粒无收。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人民分得了土地，虽经精心耕作，仍抵御不了自然灾害的侵袭。1956年，在初级社、高级社时期，香磨李村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开始了大规模的深翻整平土地工程。1956～1958年的3年中，香磨李村先后投工1万多个，对全村700余亩土地进行了整治。特别是1958年人民公社时，提出“左”的口号：“干活干到腊月二十九，年初一吃完饺子就下手”，采取了挖高填洼、截弯取直，把七高八低的耕地，整成可灌可排、成方连片的畦田、菜园和稻池田。在村北的部分土地上，采取了小田变大田、依高矮坡度造田等方式，开垦出新的粮田。1975年5月份，北园人民公社组成1800人的战山河专业队，修建大型农田水利工程，解决菜区和粮田浇灌和排涝问题，并集中治理了多处河道。1976年又参加了改造排水工程。香磨李大队组织精壮劳力，清挖了小清河和其他排水工程，对小清河北岸的低洼地进行了整治，高地种大田，低洼地种水稻，全大队3个小队共种水稻400余亩，使香磨李大队的粮、菜、藕、鱼、果，年年取得较好收成。
第二节 农田水利
香磨李村南依小清河，北临黄河，水源临近而丰富。但在解放前，村里无钱、无电、无力引水灌溉，因而旱不能浇、涝不能排，粮菜产量很低。1937年7月，一场大雨把香磨李村土地淹没，除村较高地有点收成外，低洼地基本上庄稼颗粒不收，群众生活极度困苦。
世世代代，香磨李村人民用拧辘轳、拉水车、肩挑人抬等原始的劳动方式浇灌庄稼，虽说有滔滔的小清河水，但由于生产工具落后，眼看着大水流去，绝大部分土地受旱，庄稼得不到及时浇灌，产量低而不稳。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组织大小队干部赴大寨大队参观，有的到外省参观，学习外地治山、治水、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队里在小清河建起了第一个提水站，开始了机械化提水。接着，又在小清河建起了几处提水站，每个生产队都备有一部抽水机，充分利用小清河的水源，使香磨李大队的600余亩土地旱能浇、涝能排，实现了旱涝保丰收，建成了稳产高产田。据1964～1974年统计，全大队600亩可耕地实现了自流灌溉，其余用抽水机灌溉。至1974年，全大队土地100%的得到及时灌溉。由于农田水利建设的不断改善，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省农科所在本大队搞种子试验田，在济泺路以西的10多亩土地里，种植宽垅密植小麦，亩产960多斤；种植杂交小粒红和大马牙玉米，亩产600多斤，一年两作亩产1560多斤。
据1965年统计，虽然土地降为不足600亩，粮食总产量仍突破15万斤，蔬菜产量300多万斤，水利设施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三节 农用机械
解放前，香磨李村人民世世代代使用木犁耕地，耕地深度一般为15厘米。菜田使用铁锨翻地，藕田、稻田使用铁4齿刨。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农用机械经历了三个阶段：(1)解放后至1958年，收割庄稼主要靠镰割，小推车推，人拉耧播种庄稼，牛拉犁耕地。后来发展到地排车、铁轮车、大胶皮车、大马车。据1958年统计：全大队3个生产队，每队均有20多部地排车，5～7部大马车，全大队共有100多部地排车和20余部大马车。(2)1958～1978年，香磨李大队除传统的农业工具外，已有12马力的小拖拉机。至1978年，全大队已有25马力的小拖拉机1部，28马力的拖拉机1部，、大“50”1部。(3)1978年后，香磨李大队农用机械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3年，大队增添了“解放牌”汽车和面包汽车。据1983年底统计，香磨李大队有打稻机15部，喷雾器30余部。据2001年统计，全居有轿车、面包车、运输车等各类车辆达70部，驾驶员130多名，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机械化运输队伍，为香磨李居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节 农田肥料
解放前，香磨李村种地使用猪栏圈肥和粪尿肥，每亩施肥在1000～4000斤不等。村里的地主、富农，在播种时使用大粪干、豆饼、豆子或麻酱，每亩施大粪干200～600斤不等。村里部分户还进城收集垃圾作肥料。据1978年统计，全大队3个小队共有拉粪车20部，成为每天轮流进市里倒垃圾、挖大粪的运输大军。
解放后，党和政府号召大养其猪，养猪事业有了较大发展。香磨李大队实行大队、生产队、农户三级养猪，猪最高发展到1000多头左右，养鸡最高也达万只左右。“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影响，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农户自养，使养殖业大减。大田有机肥料减少，主要依靠国家供应液体化肥——氨水，每亩用量在50～100斤不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碳酸氢氨代替了氨水。1978年后，香磨李大队二三产业迅猛发展，大队采取了“以工补农”的政策，每年拨出5万元用于农业生产，补贴粮菜农。这时，农业改用尿素、复合肥和部分圈肥。粮田施化肥每年每亩50～100斤左右。
第一节 整地改土
解放前，香磨李村830余亩土地，80%的土地为高洼不平、芦草丛生的盐碱薄地。多年来流传着“冬春白茫茫（盐碱涝洼），夏秋水汪汪（大水淹没），种一葫芦收一瓢，麦秋过后外逃荒”的歌谣。村北、东、西三面为低洼涝淹地，涝洼地里种一季高粱，亩产量一、二百斤；在较高地里种谷子、玉米，后来种部分地瓜。每亩谷子产量80～100斤左右，玉米100多斤，地瓜500～1000斤。遇到干旱年景，庄稼颗粒无收。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人民分得了土地，虽经精心耕作，仍抵御不了自然灾害的侵袭。1956年，在初级社、高级社时期，香磨李村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开始了大规模的深翻整平土地工程。1956～1958年的3年中，香磨李村先后投工1万多个，对全村700余亩土地进行了整治。特别是1958年人民公社时，提出“左”的口号：“干活干到腊月二十九，年初一吃完饺子就下手”，采取了挖高填洼、截弯取直，把七高八低的耕地，整成可灌可排、成方连片的畦田、菜园和稻池田。在村北的部分土地上，采取了小田变大田、依高矮坡度造田等方式，开垦出新的粮田。1975年5月份，北园人民公社组成1800人的战山河专业队，修建大型农田水利工程，解决菜区和粮田浇灌和排涝问题，并集中治理了多处河道。1976年又参加了改造排水工程。香磨李大队组织精壮劳力，清挖了小清河和其他排水工程，对小清河北岸的低洼地进行了整治，高地种大田，低洼地种水稻，全大队3个小队共种水稻400余亩，使香磨李大队的粮、菜、藕、鱼、果，年年取得较好收成。
第二节 农田水利
香磨李村南依小清河，北临黄河，水源临近而丰富。但在解放前，村里无钱、无电、无力引水灌溉，因而旱不能浇、涝不能排，粮菜产量很低。1937年7月，一场大雨把香磨李村土地淹没，除村较高地有点收成外，低洼地基本上庄稼颗粒不收，群众生活极度困苦。
世世代代，香磨李村人民用拧辘轳、拉水车、肩挑人抬等原始的劳动方式浇灌庄稼，虽说有滔滔的小清河水，但由于生产工具落后，眼看着大水流去，绝大部分土地受旱，庄稼得不到及时浇灌，产量低而不稳。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组织大小队干部赴大寨大队参观，有的到外省参观，学习外地治山、治水、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队里在小清河建起了第一个提水站，开始了机械化提水。接着，又在小清河建起了几处提水站，每个生产队都备有一部抽水机，充分利用小清河的水源，使香磨李大队的600余亩土地旱能浇、涝能排，实现了旱涝保丰收，建成了稳产高产田。据1964～1974年统计，全大队600亩可耕地实现了自流灌溉，其余用抽水机灌溉。至1974年，全大队土地100%的得到及时灌溉。由于农田水利建设的不断改善，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省农科所在本大队搞种子试验田，在济泺路以西的10多亩土地里，种植宽垅密植小麦，亩产960多斤；种植杂交小粒红和大马牙玉米，亩产600多斤，一年两作亩产1560多斤。
据1965年统计，虽然土地降为不足600亩，粮食总产量仍突破15万斤，蔬菜产量300多万斤，水利设施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三节 农用机械
解放前，香磨李村人民世世代代使用木犁耕地，耕地深度一般为15厘米。菜田使用铁锨翻地，藕田、稻田使用铁4齿刨。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农用机械经历了三个阶段：(1)解放后至1958年，收割庄稼主要靠镰割，小推车推，人拉耧播种庄稼，牛拉犁耕地。后来发展到地排车、铁轮车、大胶皮车、大马车。据1958年统计：全大队3个生产队，每队均有20多部地排车，5～7部大马车，全大队共有100多部地排车和20余部大马车。(2)1958～1978年，香磨李大队除传统的农业工具外，已有12马力的小拖拉机。至1978年，全大队已有25马力的小拖拉机1部，28马力的拖拉机1部，、大“50”1部。(3)1978年后，香磨李大队农用机械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3年，大队增添了“解放牌”汽车和面包汽车。据1983年底统计，香磨李大队有打稻机15部，喷雾器30余部。据2001年统计，全居有轿车、面包车、运输车等各类车辆达70部，驾驶员130多名，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机械化运输队伍，为香磨李居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节 农田肥料
解放前，香磨李村种地使用猪栏圈肥和粪尿肥，每亩施肥在1000～4000斤不等。村里的地主、富农，在播种时使用大粪干、豆饼、豆子或麻酱，每亩施大粪干200～600斤不等。村里部分户还进城收集垃圾作肥料。据1978年统计，全大队3个小队共有拉粪车20部，成为每天轮流进市里倒垃圾、挖大粪的运输大军。
解放后，党和政府号召大养其猪，养猪事业有了较大发展。香磨李大队实行大队、生产队、农户三级养猪，猪最高发展到1000多头左右，养鸡最高也达万只左右。“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影响，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农户自养，使养殖业大减。大田有机肥料减少，主要依靠国家供应液体化肥——氨水，每亩用量在50～100斤不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碳酸氢氨代替了氨水。1978年后，香磨李大队二三产业迅猛发展，大队采取了“以工补农”的政策，每年拨出5万元用于农业生产，补贴粮菜农。这时，农业改用尿素、复合肥和部分圈肥。粮田施化肥每年每亩50～100斤左右。
第四章 粮食生产
第一节 粮田面积
解放前，香磨李村粮田面积800余亩，1950年土改时期，粮田面积为780多亩。1958年人民公社以后，国家占用土地较多，土地变化较大。一是平调出土地200余亩；二是水利工程占用；三是为提高亩产量，把部分低洼薄地划为“辅助田”，也叫“帮忙田”（不计算面积）；四是国家建工厂用地，致使粮田面积大幅度减少。1958年，香磨李大队土地由上年的780亩降为680亩，当年减少100亩。至1982年降为200亩。1978～1988年，香磨李大队各项事业大发展，修路架桥，展宽河流，兴建工厂，发展商业、服务业，建立商业公司，建设居民住宅，做到“工商建运服”五业齐发展，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事业发展了，土地减少了。1983年，全大队粮田面积下降为102亩，1984年下降为30亩，1985年仅有少量的菜地，至1987年，全居耕地消失，全居人民由农业转为二三产业生产。
第二节 粮食产量
解放前，香磨李村的土地大多数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80%的可耕地旱不能浇，涝不能排。一年只能种一季高粱或大豆、谷子、玉米等，而且产量很低，亩产仅200斤左右。在800多亩土地中，绝大部分是低产田，一年打下的粮食，只能维持三四个月的生活，其他靠扛长工、打短工来补充，贫困农民主要靠出卖劳力维持生活。
解放后，香磨李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实行了农业生产合作化，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从解放到1957年的近10年中，土地虽然全部掌握在人民手中，但由于土地多数是盐碱涝洼，粮食生产还是满足不了村民的要求。为了解决村民吃饭问题，村干部带领全村人民采取了三项措施，扩大了粮菜生产。一是深翻整平土地。对全村高洼不平的土地进行了整治，做到宜粮种粮，宜菜种菜，宜藕发展莲藕；二是兴修水利，进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改变了农田的灌溉条件；三是引进良种，提高产量。通过农业的整治，粮菜生产有了提高。全村600亩大田，播种小麦、玉米、谷子、豆子，亩产三四百斤，总产20万斤。
1958～1978年的20年间，全大队耕地降为500多亩（1958年为680亩，1978年为500亩）。全大队分3个生产队，单一农业生产。这一时期是党政群全力抓农业的20年。大队对农业生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从资金上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一是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大队成立了农业机械队，已有25马力的拖拉机和50马力拖拉机搞运输。农田灌溉也由过去使用辘轳浇地，改用柴油机、抽水机抽水灌溉。二是改革粮食品种，选用优质水稻种植，坚持稻麦两作。1958年全大队680多亩大田，亩产由过去的二三百斤，提高到千斤左右。1964年，香磨李大队进行水稻试种，至1970年稻改300亩，每亩水稻产量达800～1000斤，稻麦两作，小麦600斤左右，亩产量1500斤左右。通过“四清”运动，调动了群众大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农业学大寨，群众战天斗地夺高产。至1978年，香磨李大队的3个生产队，每队产粮四五万斤，全大队总产达16万多斤，成为历史上产量最高的年份之一。以后几年，每年总产量均保持在10万斤以上。
1978年以后，香磨李大队队办企业大发展。这一时期，香磨李大队耕地逐年减少，但由于向农业投入较多，机械化程度较高，再加上土地到了户，社员提高了种田的积极性，粮食总产量虽有降低，但亩产量大大提高。
1982年，全大队粮菜田200亩，粮食总产达4万斤。土地到了户的1983年，粮食总产量3万斤左右。
1984年，香磨李大队粮田面积全部种菜，以菜带粮油，为菜农供应粮油。至1985年，全村只有30亩菜田，无有粮食生产。
附
北园大米
据记载，战国时，历城有稻。（唐）李邕(678～747年)《登历下古城望鹊山湖》诗中有：“负郭皆粳稻，安时歌吉祥”之句。（明）嘉靖《山东通志》载有：“成化癸己年间（公元1473年）召饥民数万，浚小清河数百里，得湖田数百顷。”北园种稻，上溯2000年，有据可考500余载。北园水稻引市内泉水灌溉，水质优良。当地农民根据水稻喜凉水的特点，巧妙的调整放水渠，使灌溉水形成上进下出的活水，以降低水温，所产米洁白透明，做饭时散发出的香味，可达1000平方米，故有“一家做饭四邻香”之说，吃时甘美可口。（明）刘敕在《历乘》中赞北园大米：“此香炊出玉轻黄”。是说做出的米饭是玉黄色，有清香味。
北园大米，在解放前，价格昂贵。《历城县乡土录》记载：每斗4元上下（每斗20公斤）。只供上层人物和年节 宴会食用，一般市民很少能吃到北园大米。
第五章 蔬菜生产
第一节 菜田
香磨李村的菜田包括水菜田和园田两种。从历史上讲，该村为低洼地，主要种植高粱等耐涝作物，种菜较少。村民只是在有水源的高地上种植少量的萝卜、茄子、豆角、白菜、大葱之类的蔬菜，自种自食，多余的上市出售。
解放后至1958年，香磨李村以粮食生产为主，蔬菜生产仍较少。高级社时，每个队种菜10亩左右，全村总共种菜不足30亩，一是自食，二是上市。村民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豆，有的在院里辟出小地块种些小白菜、吊瓜、茄子之类，自种自食。1959年，上级提出“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进行指令性种植，香磨李大队由粮田区部分改为菜田区，种植蔬菜100余亩。香磨李大队社员改为菜农，以菜代粮、代油，根据上交蔬菜任务，发给菜农口粮和食油。该村连续种菜3～4年，至1962年减少蔬菜种植面积。减少的原因：一是由于1958年盲目跃进，盲目种植，造成生活困难。为战胜三年自然灾害，上级提出“保粮保钢”，把粮食生产放在主要位置上；二是缺乏种菜技术，产量低而不稳。香磨李村人民世世代代以种粮为主，无有种菜经验，指令性种菜，大面积菜田产量很低，亩产1000～3000斤，不如种粮食应手。为此，从1962年减少了种菜，增加了粮食生产。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香磨李加大了蔬菜种植。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香磨李以种菜为主，粮食生产为辅。1974年至1980年，每年蔬菜产量在300～360万斤，成为蔬菜产量最高的年份。进入1987年，城市建设速度加快，二三产业发展迅速，菜田面积大减，蔬菜种植消失。据1985年统计，全村蔬菜种植只有30亩，单产1万多斤，总产30万斤。1988年，全居基本无有蔬菜种植，吃菜靠市场供应。
第二节 品种与产量
香磨李大队大面积种菜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主要品种为小白菜、油菜、苔菜、芹菜、黄瓜、芸豆、萝卜、茄子、大蒜、西红柿、韭菜等。一般，每亩每年种2季半或3季。一是速成菜。春天的小白菜、苔菜、芹菜、早黄瓜、辣椒、柿子等。二是夏菜。大批的茄子、黄瓜、西红柿、辣椒、芸豆等。三是秋菜。秋黄瓜、芹菜、莴苣、架芸豆等。冬天，蔬菜生产有保护栽培，用秫秸、竹竿、后背草苫子，形成挡风设备。前边阳畦设有玻璃、苇毛；后期为塑料薄膜，上覆苇毛。全大队保护栽培约100余亩，种有芹菜、韭菜、青蒜、苔菜、芽子、菜花等。冬玻璃阳畦，一亩地20个畦，割3茬韭菜。每个畦第一茬韭菜割60斤左右，第二茬200斤，第三茬50斤，三茬300斤左右，亩产韭菜6000余斤。如种其他菜，亩产可达万斤。莲藕产量较低。20世纪70年代，一般每亩产藕1500斤左右，到80年代初，有的亩产达2000斤，最高亩产可达3000斤。香磨李大队以种“天津绿”大白菜有名，每亩产1万多斤，每亩芹菜产12000多斤，全大队种菜300多亩，20世纪70年代每年总产达300多万斤。为提高蔬菜产量，一小队和二小队从沃家村和石桥村请来蔬菜技术员作指导，不但提高了产量，蔬菜品种增多，质量提高，成为济南市重点蔬菜区之一。
莲藕香磨李村北有黄河，南依小清河，水源丰富，水湾较多。历史上就有养藕的传统，但数量较少，以自食为主，余者上市。进入20世纪70年代，除保持原有的莲藕生产外，新挖鱼池100余亩，有的进行鱼藕间作。藕田170余亩，亩产1500～2000斤，高的可达3000斤。
香磨李村在蔬菜生产中，以“北园莲藕”和“北园红心萝卜”有名。其中，“北园莲藕”被誉为“北园三鲜”之王，文人曾留诗为赞：
北园莲藕
花下可寻根底踪，碧钱出水俏玲珑。
污泥不染本来面，藕断丝连无限情。
北园红心萝卜
小巧玲珑性淑贤，心红外秀万家欢。
为君情愿将身碎，冬去春来年复年。
名优菜“大卧龙”莲藕大卧龙莲藕又名大疙瘩、大红刺。当地品种宜深水栽培，花白色，叶高大，藕在土内深约30～40厘米，藕身除后把外，各节 均为长圆筒形，每藕重约1.5公斤左右，一般有3～5节 ，多者可达6节 。大卧龙莲藕品质脆嫩，8、9月生食，其味似荏梨，无论生食，炒食均清脆可口，糖拌鲜藕头是济南名菜之一，故为本市人民仲秋、国庆、新年、春节 四大节 日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高唐一带棉农春节 吃不上北园莲藕视之为一大损失，济南酱菜业用大卧龙制作的水晶藕，是酱菜中珍品。
黄苗芹菜北园芹菜与西郊盖韭、唐王白菜并称为济南蔬菜中的三美，北园栽培芹菜已有600年历史，史料记载，原来的芹菜有水芹、陆芹之分，又有赤芹、白芹之别，由于芹菜品质脆嫩，可炒食、生拌、腌食、馅食，很久以来，就是本市人民喜食的主要蔬菜之一。解放后人民生活提高，对蔬菜的需求量增加，北园芹菜种
植面积，从1958年的458亩，至1976年增加至3021亩，增长了6.6倍。1978年后，菜田面积虽然大大减少，但芹菜面积仍在千亩以上，占本镇蔬菜播种面积的首位。至2001年，北园地区大部建成楼房，菜田面积很少，蔬菜种植向黄河北迁移，称为“蔬菜北移”。
北园在20世纪30年代栽种的主要品种是黄秸子，茎黄色、空心、生长快，纤维多；30年代由桓台引进实秸子，叶子大、叶茎扁圆，实心，纤维少，但生长慢；1967年后由天津白庙引进黄苗芹菜，经过多年选留，形成北园黄苗，叶片黄绿，叶柄淡绿，半空心，品质细脆，香味浓厚，为本市四郊栽培的主要品种。
青圆脆萝卜青圆脆萝卜是由圆圆青萝卜和天津绿萝卜自然杂交，经沃广兴从1938～1940年3年精心选育而成，它具有两者的优点。青圆脆外皮深绿，肉色淡绿，生长势强，抗病毒，耐贮存，产量高，一般亩产3000～4000公斤，高产可达5000公斤以上。品质脆，生食有甜味，也可炒食和腌食，为北园栽培的主要品种，是本市萝卜最佳品种。
培苔菜芽苔菜是山东特殊的产品，北园的培苔菜芽是济南独有品种。苔菜经过保护地软化栽培取其嫩芽，供应冬春市场之需要，用作溜肉片、炒猪肝等别具风味，为冬春市场之珍品。培苔菜芽是将秋播的苔菜苗，小雪前移栽于阳畦，每半分地约用菜苗500公斤，经过软化摘掉老梗，取其新生的淡绿色新芽供应市场。
铃铛皮辣椒1920年前，铃铛皮辣椒是北园独有的品种。此品种系西沃庄李姓菜农从泰安地区引进，在长期栽培中，经过多次选留形成了大铃铛皮、小铃铛皮两个品种。铃铛皮辣椒，生长势强，结果早，耐寒性和抗病毒性强，果实绿色，表皮稍皱，果实似灯笼，味辛辣，深受市民欢迎。小铃铛皮结果最早，苗高10厘米左右，长至6～7片叶就结果，是早熟栽培的优良品种，深受群众的欢迎。
一串铃冬瓜一串铃冬瓜又名京科瓜，一窝蜂。20世纪30年代黄桥村郑姓菜农从北京引来时，在济南市北园独有品种，以主蔓结瓜为主，生至6～7片叶开始生雌花，以后每片叶都有瓜，瓜形扁圆，皮色深绿，果柄粗短，腊粉刺毛多。一串铃冬瓜，肉厚瓤小，品质好，果实可多次采收。当地栽培5月下旬就可采收。一串铃冬瓜去皮去瓤，装上馅，蒸熟后是宴会上的名菜佳肴。
抗热小白菜抗热小白菜是1962年黄桥大队社员自北京引入，经过20多年的栽培选育，已经全适应了济南的水土气候和栽培条件。抗热小白菜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生长快，品质好，夏季播种28天即可采收。它组织柔嫩，中筋甚少，无论炒食、做汤，都味道鲜美，深受消费者欢迎。抗热小白菜已普及到近郊各乡镇种植，是8、9月淡季的理想品种。
面白菜花面白菜是一种不结球的小白菜，当地栽培有300多年的历史，叶色淡绿，叶柄白绿，株高30～40厘米。东西郊多在立秋播种，小雪采收后晒干，留作冬春食用。独有北园白露播种，扎风障保护过冬，雨水后抽苔开花，在花蕾半开时，带叶剪下，长20厘米捆成小把，在市场出售，叫菜花。20世纪20年代前为宴会上的名贵汤菜。40年代后花椰菜日益增多，市场销售减少，50年代后已无种植。
二线黄瓜二线黄瓜当地品种。中晚熟，4月中旬播种，7月中旬拔秧，生至5～6片叶着瓜。瓜条淡黄色，香味浓，肉厚种少，无论生拌、炒食、都清香可
口，是济南黄瓜的佳品。自1960年“津研”号黄瓜传人济南后，已很少种植。
蒜黄蒜黄在1958年前是北园名优菜之一。蒜黄一年四季都能栽培，为了供应春节 和早春，菜农多于11月份栽培。栽培蒜黄用半地下式高1.2～1.5米的地窖，上面盖上马粪或稻糠、麦糠保暖，栽后20天即可收割，一般割2次，多者3次。每50公斤蒜种，可出蒜黄80～90公斤。蒜黄以金黄色的外形和特有的香味受到消费者的欢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除供应本市外，还销往青岛、烟台、平津和东北各地。1958年后，栽培减少，1983年后又恢复。
茭白茭白在北园栽培历史悠久，20世纪50年代前，栽培面积在1000亩左右，多栽植深水藕池的四周和小河两岸，也有少数与深水藕间作或轮作的。茭白是一种珍贵的水生蔬菜，可煮食、炒食或做汤菜，质地柔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深受市民欢迎的蔬菜。种植茭白采用无性分株繁殖法，4月下旬至5月中旬栽植，9月下旬早熟品种即可采收，10月下旬采收晚熟品种，经过水内贮存，可供应到春节 。60年代后，栽培面积减少，1980年后有发展，1986年后消失。
第六章 养殖业
第一节 畜禽饲养
解放前，香磨李村畜禽饲养业很少，只有4户地主和2户富农养牛、养猪，有的还养马、驴。在农户中，家家养几只鸡，有的养鸭子，数量都很少。解放后至1957年，翻身后的农民，为种好自己的土地，有的喂养大牲畜是为了使役，种类以牛为主，其次是马、驴、骡。高级农业合作社时，全村有大牲畜40多头，其中有20匹马和7头骡子。户家养猪不过600头，养鸡、鸭数量为几只或10多只。这一时期，人们的种养观念是：种点粮食混饱肚，喂只肥猪吃点油，养只猪羊添衣裤，养只母鸡酱油醋。过着玩龙玩虎，不如玩土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1958～1978年，在长达20年人民公社期间，畜禽饲养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阶段。1958年大刮平调风，把全社的生猪集中到车北、水屯、东关3处养猪场集中饲养。1959年生猪数量由1958年的300余头，下降到100多头。1960年后，国家、公社、大队对养猪采取了鼓励措施，纠正了平调风。实行粮区留饲料地，菜区采用平价供应部分饲料，向国家交猪奖励粮食，交猪粪，采取记工分、参加统一分配和以质论价兑现款等办法，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香磨李大队下设3个生产队，采取了三级养猪的办法养猪，一是大队养猪，大队办了养猪场，养猪100余头，并建有饲料加工厂，设有粉碎机粉碎饲料。二是各生产队养猪，数量不等。生产队利用菜下脚料和外出拉酒渣作猪饲料，队里修猪圈，在二道坝挖洞作猪圈，每个小队养猪50～60头，小队养猪近200头。三是户户养猪，一般养3～4头，多的5～6头。20世纪70年代初，香磨李大队养猪最高达千余头。据1969年统计，香磨李大队集体养猪150头，个体养猪450头，共养猪近600头。1971年，大小队养猪200头，户家养猪800余头，全大队养猪1000余头。70年代，北园人民公社组织各大队生产队长外出参观，学习外地经验，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养猪能手程震和刘振海，饲养的猪均在300斤以上。至1986年，香磨李停止了养猪。
养鸡香磨李村饲养鸡鸭鹅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期，村户即有饲养鸡鸭的习惯，直到解放前，村户饲养数量很少。人们的传统习惯是：养只猪羊添衣裤，养只母鸡酱油醋。家里喂上几只母鸡下了蛋，富人家自食；穷人家攒上十个八个，有的到集市上变卖，有的以物换物，10个鸡蛋换1斤盐，有的换油、醋等，有的省吃俭用，把积存的鸡蛋馈赠亲友、伺候病人或产妇。
解放后，香磨李村虽家家饲养鸡鸭鹅，但观念依旧，数量依然很少。据1966～1971年共6年的统计：1966年饲养320只，1967年380只，1968年400只，1969年420只，1970年过了千只，1971年1100只。
香磨李村家禽饲养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大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是从发展商品经济开始的。当时提出：农村要想富，饲养鸡鸭兔。香磨李村掀起了一个养鸡热潮。村干部带领村民走出去学，请进来教，学习“养鸡村”北闸子村养鸡的先进经验，户户养鸡，但由于防疫跟不上，鸡越养越少。为了改变不兴旺的养鸡业，在村里又建起“示范户”，最高年份养鸡突破1500只。进入80年代中期，香磨李村土地减少，二三产业大发展，90％的劳力转入二三产业，养鸡事业停止。
大型牲畜饲养香磨李村饲养牛、马、驴、骡等大型牲畜历史悠久。只是地主、富农才有饲养，广大无地、少地农民无有能力饲养。解放前，全村饲养大牲畜在10～15头左右。解放后，在土改时期，全村4户地主养牛8头，马1匹，驴1头，全部分给贫下中农。人民公社时期，全大队分3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均有大牲畜4～5头。各生产队都有运输马车，生产队以粮食生产为主，以副业为辅，搞些运输之类的副业生产。大小队都有领导分工抓好副业生产，并建立了副业队、副业组，搞好副业生产。这一时期以饲养骡马为主，全大队20余部大车，骡马等大牲畜40余头。1978～1982年，是香磨李大队饲养大型牲畜的高峰期。这时，土地到了户，以户养为主。全大队地排车、大马车川流不息，活跃在城乡各地，大力发展运输业，出现了一批运输专业户，大型牲畜发展到40～50头。改革开放以来，是香磨李大队经济发展的快速时期，汽车、拖拉机发展到70余部，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大型牲畜的饲养逐年减少。至1986年，全居大型牲畜基本停止了饲养。
第二节 防疫
解放前，香磨李村无有防疫工作。畜禽遇有传染病，眼睁睁地看着死亡。特别是鸡瘟，全村大小鸡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个精光，群众把这种疫病称为“传鸡”，即一家的鸡得了这种病，迅速蔓延全村。对这种危害极大的疾病，群众一直存有恐惧心情。
解放后，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防疫工作，一是发动搞好卫生，减少疾病传染；二是逐步建立防疫组织，进行防疫工作。但当时由于卫生事业刚刚起步，防疫技术和防疫药品都比较落后，遇有疫病传染，大批的家禽死亡，特别是“传鸡”死亡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香磨李村防疫工作大见成效是从1958年以后开始的。这一时期畜禽防疫工作是社队结合，以队为主做好这一工作的。畜禽常发病有：猪瘟、猪丹毒；鸡新城疫、鸡白痢、马立克等。防疫队伍，以公社兽疫站为主，负责大牲畜和猪、羊的疫病防治；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设防疫组，负责养鸡防疫。大队设专职防疫员，具体抓好本队的防疫工作。公社兽疫站定期发药，防疫员负责注射，做到以防为主。改革开放以来，香磨李村畜禽饲养业有了大的发展，畜禽的防疫工作做到了网络化、现代化，疫病以防为主，以治疗为辅，使各种疫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出现了畜禽发展兴旺时期。至1987年，香磨李居无有耕地，劳力全部转入二三产业，防疫工作停止。
第三节 水产养殖
香磨李村的养渔业在养殖业中占有很小比例。解放前，一家一户在水湾、水沟放养一些草鱼、鲢鱼、鲤鱼等，自养自食。养鱼较多的户，利用传统节 日，捞鱼到市场上出售，但数量较少。解放后，村民多在深水藕池养鱼，仍是自养自食。人民公社时，香磨李大队有养鱼水面20多亩，每亩产鱼数几百斤不等，渔业收入很少。20世纪70年代，提倡挖藕池，香磨李大队在100多亩浅水面进行藕鱼间养，鱼变卖后，作为小队收入。至1984年，香磨李村有水面不足10亩，藕鱼间养，产量较低。每年收获后，采取卖点、送点、户家分点，一般不计入收入。至1986年，土地减少，水面占用，无有养渔业。
香磨李村在水面里饲养鱼种类繁多，有黄河鲤鱼、鲢鱼、鲫鱼、草鱼等。特别是黄河鲤鱼受到人们的青睐，被誉为“北园三鲜”之一。诗人曾留诗为赞：
红鳍金脊映斜阳，戏浪黄河日月长。
来去悠游千万里，龙门不跳佐琼觞。
在香磨李村上百个大小饭店中，“糖醋鲤鱼”成为招待国内外宾客的一道名菜。
附
黄河鲤鱼甲天下
鲤鱼，是我国淡水鱼中佼佼者，而其中又以黄河鲤鱼为最佳。鲤鱼之得名，据说因“鳞有十字纹理，故名鲤。”（《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鲤鱼就有“诸鱼之长”，“鲤为鱼王”、“圣子”等美称。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鲤鱼就被当作贵重的馈赠礼品。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得子，鲁昭公送鲤鱼作为贺礼。因此，孔子为其子取名日孔鲤。在相传为孔子纂集的《诗经》中，已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鲤”的诗句，而古籍中的“河”，就是专指黄河的。汉代也有不少诗文提到鲤鱼，例如“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羽林郎》）就是将鲤鱼作为美肴来称颂的。
到了唐代，鲤鱼的身价倍增，高到了不准食用买卖的地步。因为“鲤”与“李”谐音，所以，鲤鱼也就随着李唐王朝飞黄腾达了一个朝代。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就有如下记载：“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山东孔府历史上也有不吃鲤鱼的禁忌，因为孔府第二代祖先就名鲤。不过他的后代也想吃鲤鱼，便起个特异的菜名，名“怀抱鲤”（此菜如今可在济南《孔膳堂》吃到）。或者干脆鲤鱼改名叫“红鱼”。
鲤鱼鲜嫩肥美，营养丰富。《食疗本草》：“将鲤鱼煮汤食，最有补益而利水。”《枣林杂俎》称：“黄河之鲤，肥美甲天下。”所以在沿黄地区到处都有烹烧鲤鱼的餐馆。济南地处黄河南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沿黄大城市，因此，烹烧鲤鱼而终至形成独特的地方风味，是很自然的。
济南名菜“糖醋黄河鲤鱼”，历来都被尊为山东名菜之首，其地位之高，由此可知。另外，用鲤鱼烹制的肴菜还有“棒子鱼”、“瓦块鱼”、“红烧鱼”、“干烧鱼”等，不过都没有糖醋黄河鲤鱼那么大的名气。
济南的汇泉楼饭庄，原先曾设在西门外的江家池畔，是以烹制鱼菜著名的餐馆。相传唐代开国名将秦琼最初就居住在此地。汇泉楼设在池水之上，池中专养鲤鱼，一来可供顾客观赏，二来可以活鱼供客。从池中捕来活鲤鱼，当面摔死再去烹烧。正如《清稗类钞》所说：“酒肆烹鲜，先以生者示客，即掷毙之，以示不窃更。”糖醋黄河鲤鱼就是该店的拿手菜。糖醋鲤鱼的制法是：把活鱼开腹去脏刮鳞洗净，留须、尾、鳍，在鱼身划百叶花刀。撒盐稍腌，再将鱼身挂满蛋糊，放入热油中炸透，炸时提尾下头并将尾弯起，炸成后使尾弯曲翘起，放盘中，趁热浇上糖醋汁。糖醋汁是由烹醋、熬糖、加清汤、提薄芡诸道工序烧成的。因为鱼刚炸成烧汁后，受激吱啦作响，端鱼上桌，即有似跃起的活鱼造型，又有浇汁的声响，增加了宴饮情趣，颇受顾客欢迎。如今济南各大宾馆、餐馆都有此菜。
第七章 林果业
第一节 林业
香磨李村植树造林历史悠久。早在明朝时期，小清河两岸布满了各种树木，在村北的二道坝，树木参天，上百年的杨柳树上万株。二道坝这片少有的林木，经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两次砍伐，又经“文革”破坏，所有参天大树均砍伐殆尽。20世纪70年代，因修铁路二道坝铲除，防护林带砍伐，绿化带消失。
解放后，党和国家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开展了群众性的植树活动。主要是四旁植树，即户、村、路、沟旁植树。人民公社20年的时间内，强调“以粮为纲”，香磨李村以粮食生产为主，林业生产不多，主要植柳树、杨树等，往往重栽轻管，成活率较低。
进入20世纪90年代，香磨李居随着旧村改造和小清河展宽，绿化工作步人了经常化、正规化、规范化。对全居多条路旁、街旁、沟旁、河旁及厂区进行了植树，各种树木5万余株，花草树木上百种。至2001年旧居改造后，香磨李在居内建起了绿地，先后栽植冬青3000株，灌木33000棵，乔本植物8000棵。小清河展宽后，在小清河北岸栽植杨树5000棵，形成一个沿河绿化带。
第二节 果业
解放前，香磨李村果树栽植比较少，自栽自食。户家在庭院里栽植桃树、杏树、石榴树，也有的栽植苹果树，数量较少。解放后，从1955年起，香磨李村在村内高地栽植果树，1958年，在小清河北岸建起了15亩的果园，栽植了苹果、桃树、梨树等。为管好这些果树，香磨李大队建立了10多人的专管队伍，进行专职管理，年最高产量达5万斤。据1966～1971年统计，全大队有果树500余株，1966年果树单产20斤，总产一万斤；1971年每株单产100斤，总产突破5万斤。后来，随着工厂的增多，烟熏火燎，受到严重的污染；当时正处人民公社时期，“大锅饭”管理，水果严重丢失；10多人的管理人员忙一年，9分钱一斤苹果，卖的水果钱还不如农药钱多，效益很低。1979年，大队在坚持粮菜生产的同时，发展工副业项目，去果还厂，砍伐了果树，取消了果园，新建起了铸造厂。从此，香磨李村停止了林果业生产。
附
伟人毛泽东三次来历城
夜停充州、泰安火车站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得知山东省委正在历城北园进行大社试验，便决定到那里去考察。于是，他视察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后，便乘专列北上。
这天凌晨1时，正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毛泽东北上的列车划破寂静的夜空，在兖州车站停下了。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副书记兼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以及滋阳县委书记和两个村支部书记，在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长谢华的带领下，登上列车，来到毛泽东的列车办公室。大家见到毛泽东主席，一时显得很拘谨。为缓和大家的紧张情绪，毛泽东分别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情况等。毛泽东看到王吉德挽着裤腿，腿上还有泥星，便说：“不用问，你是个农民出身。”随后毛泽东从桌子上抽出一支香烟递给王吉德。接着，毛泽东问王吉德什么职务。
“我是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回答。
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噢！那你就是滕小国的国王了！”
大家被毛泽东的话语逗笑了。
接着毛泽东又问：“滕小国在哪个地方？”
“在滕县城西十几里的滕城村。”王吉德答。
毛泽东又问王吉德：“孟子在滕小国的古迹还有没有？”
“还有，滕城有文公台，县城内有铁牌坊。”
毛泽东说：“铁牌坊与孟子无关系。滕文公请孟子来讲学，孟子馆于上官嘛！上宫还有没有？”
“我不知道，没有注意过。”
滕国在周朝时期是个小国，国君中影响最大的滕文公，曾多次“礼聘”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孟轲，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针大略。现在“文公台”也称“灵台”，相传是滕王的寝官遗迹。台前参天古槐盘根错节 ，苍劲古朴。台上，有明朝万历年间修筑的寺、庙、殿宇巍然屹立。昔日里面供奉滕文公，如今成了乡间小学校。台下一池绿水，粉荷映日，碧盘滚珠，鱼跃水面。
接着，毛泽东又说：“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
毛泽东又问：“滕县离微山湖很近，微山湖的鲤鱼是四个鼻孔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王吉德回答。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人很实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毛泽东看王吉德烟抽完了，接着又抽出一支烟给王吉德。
随后，话锋一转，又询问了滋阳县的粮食生产情况。
转过头来，毛泽东又问王吉德：“你们那里亩产多少？”
“我们的小麦亩产227斤。”
毛泽东又问：“去年亩产多少？”
“去年亩产126斤”，王吉德说。
毛泽东点了点头，随后又问起近两年菏泽、济宁的水灾。
王吉德说：“滕县也发了大水，灾情较为严重。”
毛泽东抽了口烟，望着王吉德说：“大水也跑到你们那里啦？”
“今年淹了9万亩，去年灾大一些，
淹了81万亩。”王吉德说。
毛泽东又问：“你们那里有多少地？”
“我们共210万亩土地。”王吉德说。
接着，毛泽东又问到高逢五全区的水灾情况。
随后，毛泽东问了他一直关心的农村体制问题。
毛泽东问王吉德：“你们那里群众觉得办大社好，还是小社好？”
“社大好些，有利于抗灾，有利于兴修水利等。我们准备搞5000户的一乡一社。”
对于社大了好，还是社小了好；是叫“联社”、“集体农庄”，还是叫人民公社，毛泽东一直在调查着，思考着。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同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从农业开始。1955年11月到1956年的1月，他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及1955年12月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某些按语，虽然带有当时急躁冒进的历史印记，但从其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而言，反映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思考。
毛泽东的专列继续往前行驶，到达泰安火车站，已是凌晨三点多了。泰安地委副书记李元明、地区农村工作部部长张瑞周、泰安县委副书记张海涛、泰安县十区灯塔一社社长尚立祥登上火车，在毛泽东列车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座谈会。
毛泽东点着一支香烟，抽了一口笑着说：“怎么你们当中一个我也不认识？”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主席。”李元明说。
毛泽东沉思一下说：“是1955年吧，我来过一趟。”
李元明说：“那一次来的是地委书记刘众前等同志，现在他们都去寿张县参观去了，县委第一书记、乡党委书记也去了，还没有回来。”
毛泽东又问：“你们地区有多少县？多少户？多少人口？”
“共9个县，一个市，105万户，840多万人口。”李元明回答。
毛泽东问李元明：“你们想谈什么？”
“我们想汇报当前的工作情况，请主席做些指导。”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你们的粮食情况怎么样？”
“粮食情况比往年好得多。”李元明回答。
对于粮食问题，毛泽东始终当作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来对待。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提出，为了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必须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做到自给有余。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号召广泛开展生产自给运动，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军民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和经济封锁，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以后，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虽然得到初步解决，但仍是毛泽东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接着又问李元明：“你说说怎么个好法？”
“今年比往年增产，今年小麦亩产162斤，总产8.5亿斤，较去年增产36％多一点。”
毛泽东说：“去年小麦产量是多少？”
张瑞周接过去回答说：“1957年小麦亩产119斤，总产6.2亿多斤。”
毛泽东抽了几口烟，喝了一口水，又问：“秋季怎样？能收多少？”
“今年原计划全年亩产500斤，争取600斤。最近又修订为保证每亩产600斤，争取700斤，总产达到52亿多斤到60亿斤以上。从目前作物生长情况来看，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指标。”李元明回答。
毛泽东问：“去年粮食产量是多少？”
“亩产230多斤，总产量20亿斤多一点。”
毛泽东带有怀疑的口气问：“增产一倍以上到二倍，能达到吗？”
接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问起水利问题。在旧中国，山河破碎，水利失修，灾害频仍，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记载，黄河流域在解放前的2000多年间，发生水灾1500多次，旱灾1070多次。全国解放后，在1952年，毛泽东亲临黄河视察，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并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亲自主持通过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结合规划的决议》，带领人民向黄河进军。
毛泽东问：“你们这里有个东平湖，还有一个东平县？”
“是。”李元明答。
东平湖在黄河下游，是黄河泄洪的地方。
毛泽东又问：“位山工程动工了没有？”
“东平湖新堤已经动员21万民工于8月5日动工，何时竣工还不清楚。”李元明回答。
依靠群众治水，发动亿万农民办水利，这是毛泽东治水路线的基本点。改造山河，同水灾、旱灾作斗争，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变水害为水利。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毛泽东注意把广大农民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中所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大兴水利等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上来，提出：“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毛泽东又问：“位山坝恐怕不像修堤那样容易，需花费较长时间。位山工程搞起来，你们有受益的没有？”“东平县有两个区受益。”李元明说。
毛泽东说：“受益的还有菏泽、济宁嘛！”
李元明补充说：“聊城地区也能受益。”
毛泽东接着又问：“怎样受益？”
李元明说：“聊城的虹吸管工程到春季缺水不能满足需要。”
毛泽东说：“只靠位山不行，黄河要有一系列工程，如三门峡等工程都搞，作用才大。”
停了停，毛泽东又问：“你们的水利怎样？”
李元明说：“我区水利化主要靠汶河，去冬今春已在上游山区修了一些中小型水库，今冬准备在中下游再搞些大型水库，将天上落下来的水基本上控制起来，另外和地下水结合，以汶河引黄加上人造河道为骨干，整修各河道，逐渐搞成平原地区的河网化。”
随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办社问题。
毛泽东问：“合作社怎样？规模多大？”
张瑞周接过话题说：“泰安地区有650多个社，平均不到300户，社的规模太小，已不适应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计划合并到200余个。”
李元明接着说：“这是过去的计划，目前看规模仍然小一点。现在酝酿搞成一乡一社，使党、政、社合一。”
毛泽东问：“一乡多少户？？
“8000至1万户。”张海涛答。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问：“这样多的户一个社好搞吗？是否过大？”
“还未定案，需要进一步研究。”李元明说。
随后毛泽东又问了泰山的情况。
他说：“你们这里有个泰山很大，底下可能有不少铁。”
“泰山的西、北、东三面都已经发现铁矿，只是山的前面还没有发现。”李元明说。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泰安过去有个泰安府，出去不远就是泰山，到山顶有60里路吗？”
“没有这么远，据说约有40华里。”
毛泽东又问：“现在逛泰山的人还很多么？”
“过去不少，生产大跃进以来，逛山的人少多了。”张海涛答。
毛泽东说：“现在少了，再过两年逛山的人就又多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的专列开往济南。
视察北园
专列到达济南后，毛泽东稍事休息，又冒着酷热来到山东省委办大社的试点单位北园。
8月9日下午，伏天的太阳像一团火，烤得大地滚烫滚烫。
这时，历城县北园农业社水屯村的田间大路上，几辆黑色的轿车突然停下。
车门开了，毛泽东探身走出，身着白色衬衣，束在裤内，脚穿黑色皮鞋。
陪同的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中共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吕少泉。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历城。
在北园农业社田间路上，毛泽东与陪同者谈笑风声地走着。路旁的谷子长得秸秆粗壮，叶子墨绿，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毛泽东看到这景象，高兴地说：“你们的小米长得不错嘛，我看群众的干劲不小。”
随后，毛泽东又来到稻田，问北园农业社的主任李树成，水稻是什么品种，什么时间收割，亩产多少斤？李树成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看到路旁一些社员正在一个稻草棚里休息，用手指着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就是管理试验田的社员。”李树成回答。
随即，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草棚走去。
首先看见毛泽东的几个社员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声：“毛主席来了！”便争先从窝棚里跑出来，热烈鼓掌欢迎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走到跟前，有些社员还没有来得及出窝棚，毛泽东便弯腰走进矮小的窝棚里和社员任长水、李树勋、韩茂林、孙守法等13位一一握手。毛泽东和他们握手时，社员们有些措手不及，手上沾满了泥，有的忙往自己衣服上搓搓手上的泥巴，有的还没来得及搓，毛泽东就把手伸过去，一把握住农民沾满泥巴的手。
毛泽东抚摸着青年韩茂林的头，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当韩茂林回答17岁时，毛泽东笑着说：“你还是个娃娃呢！”
接着毛泽东又握着孙守法的手和蔼地问：“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今年47岁啦。”
毛泽东勉励他说：“那就是个技术员啰！”
毛泽东来到一株大槐树下坐下来，稍事休息。这时，身旁的李树成向他汇报了北园办大社的情况。汇报中，李树成向毛泽东请示规模这样大的社是叫“大社”好，还是叫“农场”或“农庄”好？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
休息了大约15分钟，毛泽东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去。边走边问李树成：“怎么没有见到妇女参加劳动？”李树成回答：“妇女都在菜地里。”毛泽东说：“在我们南方，大部分都是妇女插秧。”
离开北园农业社，毛泽东驱车驶往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现农业科学院）。对于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和培养一支农业科技队伍，实行科学种田，毛泽东十分重视。在1957年他对各级干部说，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1958年他又指出，不学土壤学，就不能当农业部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也在历城县境内，距离北园农业社约8公里。下午6时，毛泽东来到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大门口。在这里等候的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秦杰等人，十分激动地迎上去，欢迎毛泽东主席。
在去五条田看棉花的路上。毛泽东问副所长秦杰：“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杰。”
“是秦还是陈？”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
“秦始皇的那个秦。”
毛泽东笑着幽默地说：“噢，秦始皇时代还留下你呀！”秦杰和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是什么专家？”
“研究棉花的，曾在浙江大学上过学。”秦杰回答。
毛泽东来到棉田详细察看了试验田。这块地里的棉花有一人多高，简直像一棵棵棉花树。毛泽东亲手拨开棉棵，和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数一株棉花的棉桃。当数到64个时，毛泽东手指着上边的花蕾说：“上边这些就不算了。”
随后他对秦杰说：“很好，你学的学问都用上了。”
“过去搞得不好，主要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我们，才搞得这样。”秦杰说。
毛泽东笑着诙谐地说：“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毛泽东在看棉花时，发现棉花容易落桃，便对秦杰说：“棉桃脱落是下雨的原因呢？还是其它原因？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泰杰表示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办。
火车上的一次座谈会
春寒料峭，腊梅怒放。
1959年2月25日。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前两天，毛泽东南下的专列，停在济南西郊机杨的专线上。
两辆黑色轿车驶进济南西郊机场。车门开了，从车上下来的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省委秘书长吴建、中共历城县第一书记王任之、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东郊人民公社大辛管理区总支书记李兰生、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大队支部书记张印水。
他们快步登上停在专线上的列车。
一位身材伟岸、气宇轩昂，身着银灰色大衣，脚穿棕色皮鞋，面带笑容的人迎上来。他——就是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请大家坐下。大家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
常激动，一时心里嘣嘣直跳，表现得十分拘谨。毛泽东见大家心情紧张，为缓和紧张气氛，除舒同外，分别询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职务、家庭情况等，然后笑着说：“你们都很年轻嘛！”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取得第一手的调查材料，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风。他许多不朽的论著和伟大事业的决断，都来自深入调查研究，都是他经常不断地亲自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作调查，经过分析研究后作出的正确结论。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点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是这两个运动的提倡者和推动者，但是，一旦察觉到运动中有偏差，他就率先提出纠正。尽管毛泽东没有认识到“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符合中国农村发展的需要，但他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所作的纠“左”努力，对于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盲目搞所有制“升级”，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还是起了遏制的作用。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9年2月25日在去郑州的路上，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山东，实地了解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出现的冒进等问题，在列车上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为第二次郑州会议作准备。
毛泽东点着一支烟，抽了两口对大家说：“咱们把大体情况谈谈吧！”
接着，毛泽东问王任之：“历城县有多少人口？”“全县农业人口63万，非农业人口4万，共67万人。”
毛泽东又问：“全县有多少社，多少个队、多少个生产队？”
王任之一一作了回答。
这时，舒同指着王任之说：“他们县有山、有岭、有平原、还有郊区，很全面。”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作为一个社来讲，就不一定全面吧！”
“东部东郊公社很全面，有平原和丘陵。”舒同回答。
毛泽东带有疑问的口气问：“这样全面好不好？”
“这样好。”舒同回答。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郑松问：“东郊公社多少人？多少户？”
“39000户，12万人。”
毛泽东又抽了几口烟，端起杯子呷了几口水，自言自语地说：“好大呀！”接着又问：“有多少队，多少组？”
“有15个管理区，154个生产队，508个生产组。”郑松回答。
毛泽东不解地问：
“别处都叫大队，你们叫管理区，是一回事吗？”
舒同接过去解释说：“管理区就是大队。”
毛泽东又问：“你们公社有多少干部？脱产的多少？不脱产的多少？”
郑松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指着李兰生问：“你脱产吗？”
“不脱产。”
毛泽东问：“不脱产怎么吃饭？”
“我们有工资，我们的工资略高于社员。”
“你们参加劳动吗？”
“一年至少参加100天劳动，其余因公开会算误工，工资是按照同等劳力评定，略加提高。”
“这样办还可以吧？”
“可以。”
舒同插话说：“他们公社里还有殷朝的古迹呢！”毛泽东十分感兴趣地问：“挖
出些什么东西？”
舒同说：“有石刀、石斧、陶器等，都挖出来过。”
毛泽东问：“龙山文化遗址在什么地方？”
“在历城东部和章 丘县搭界的龙山。”王任之回答。
毛泽东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毛泽东又抽出一支烟，点着吸几口说：“现在再谈谈整社吧，整社有什么问题？”
“对1958年大跃进的认识不统一。”郑松说。
毛泽东说：“是不是有的认为是大跃进，有的认为是小跃进，有的认为是没跃进的意思？”
“都有怀疑的人。”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这些怀疑的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好人，他们主要是心中无数，认识不清楚。”接着他又说：“东郊公社1957年平均亩产350斤，1958年亩产达到1050斤，实际上收到家740斤，其余310斤因为收得粗损失了。”
郑松说到这里，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十分严肃地问：“怎么损失这么多啊？去年收得粗，今年你们要收得细一点。实收740斤，有这么多吗？！你们怎么知道收这么多？又没有过秤，怎么算出来的？”
毛泽东说：“你们这不是翻一番还多吗!700斤就是翻一番，740斤翻一番多嘛！这一个跃进都统一了吗？”停了停，郑松说：“都统一了。”毛泽东拿起茶杯呷了几口说：“关于
收入问题再谈谈吧。”
郑松说：“1958年平均每人86.8元。还有拖拉机17台，抽水机63台，电力井16眼，自流井10眼，播种机1台，脱粒机4台……这些平均每人22.5元；还有社办工业，每人平均5元；社里的中型农具和大家畜，平均每人5元。”
这时，毛泽东摆摆手说：“慢一点说，我给你们算这笔帐。加起来，每人平均约120元，你们这笔帐都算了吧？”
“对，都向社员算了。”郑松回答。
毛泽东又问：“这样一算，大家都统一吧，高兴了吧？”
“都统一了认识，另外还向社员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大家更高兴了。”郑松说。
毛泽东问：“共产主义是方向，这个有问题吗？”
“起初不明确，认为成立了公社吃饭不要钱了，就是共产主义，因此，有不分你我的错误思想。”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郑松：“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经过宣传党的六中全会精神，解决了。”
这时，已是下午6点30分，卫士进来请主席吃饭。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咱们一起吃饭，吃完再谈。”
于是，大家和毛泽东一起共进晚餐。
吃完来到办公室，毛泽东又点着烟说：“关于干部作风有问题吗？”
“干部作风问题，开始认识上也不统一。有些干部认为，整社就是整干部，因此，有缺点的干部有顾虑，怕挨整。”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郑松：“干部有没有打人的？”
“没有发现。”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么多干部没有打人的？”
“因为随时贯彻毛主席你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精神。”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干部作风上有什么缺点吗？”
舒同说：“整社以前，东郊公社的区、队干部有‘三大法宝’，就是辩一下、拔白旗、不管饭。”
毛泽东说：“大辩论还得要，可不要当成整人；拔白旗，真的白旗还要拔；不管饭不行，对地主富农也要管饭。”
随后，毛泽东又问：“‘三大法宝’不用了，现在用什么方法？”
这时，当郑松回答到干部作风有八大转变，十大发扬，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时，毛泽东笑着插话：“还听我的话？听党的话就行了嘛！”
毛泽东扔掉烟蒂，接着说：“再说说分配问题好不好？”
“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郑松说：“去年公社化以后，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和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制度。社员是按照评定等级按月发工资，社员的劳动工资实行‘上死下活’的办法，每月进行评级发工资，这样社员感到满意。”
毛泽东问：“怎么是‘上死下活’？”
“社里按原来等级的工资发到队，队里包工定额记分，每月按每人所得的工分发工资。”
毛泽东问郑松：“群众同意不同意？”
“这是群众提出来的办法，是群众的要求。”
毛泽东点点头说：“这样还可以。”
在谈到1959年社员分配口粮时，郑松说东郊公社预计少的可分500斤，多的可分1000斤。
毛泽东问：“1000斤粮食吃得了吗？你们不是每天半斤肉吗？可以给牲畜粮食吃，牲畜吃粮食，人吃肉，还要喂奶牛嘛！”
接着，毛泽东又说：“工资问题解决了，伙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再谈分配比例吧！”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说不上来。沉默了一会，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好好算算吧。总收入，除去生产成本，为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问题一是国家税收，二是社里的公共积累，三是个人消费。社员消费又包括公共福利事业消费。”
王任之恳切地说：“主席，东郊公社的党团员和劳模都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有机会去一趟？”
毛泽东笑着说：这一次来不及了，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再去你们东郊公社看看。
这次小型座谈会后两天，中央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作为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并按照这个方针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大辛庄麦田里脚印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实践他一个多月前的诺言，第二次来到了历城东郊人民公社。
4月13日午饭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秦和珍、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来到毛泽东的列车上。对于郑松，毛泽东已第二次见面了。就在前两个月，他参加了座谈会，并发了言。所以一见面，毛泽东就认出了他。毛泽东微笑着说：“郑松，今天到你们公社看看小麦可以吧？”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东郊公社的
情况最近有什么变化？”
“东郊公社已根据您的指示和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调整了公社体制，实行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进行了算账退赔，强调了关心人民群众生活，经过整顿，人民公社更加巩固发展。”郑松说。
毛泽东又问：“社员群众高兴了吧？”
“广大群众都非常高兴。”
毛泽东简单地询问了东郊公社的情况后，站起来大手一挥对郑松说：“现在到你们那里去看看吧。”
于是，毛泽东在白如冰、秦和珍和郑松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东郊公社大辛生产大队。
毛泽东下车后，看到大辛生产队第七生产小队的麦苗一片葱绿茁壮，脸上露出笑容。当他看到地头的木牌上写着计划指标亩产1000斤时，他严肃地问郑松：“一亩地能收1000斤？”回头又问：“白如冰同志，你看麦子一亩地能打1000斤？”
当白如冰回答麦子长得很好，亩产1000斤收不了时，毛泽东摇摇头说：“我看这麦子别说亩产打1000斤，连500斤都收不到。打下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嘛！”
接着毛泽东对郑松说：“到小麦收获时，你们要亲自组织一批干部收割和验收，仔细称一称看一亩地究竟能收多少斤？”
在场的干部表示，一定按主席说的去办。
回过头来，毛泽东又严肃地对大家说：“做事情一定要留有余地，要实事求是，不要空口讲空话，秋后我要再来看看亩产小麦到底多少斤！”
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早在瑞金和延安时期，为了支援战争，用集体力量战胜敌人的封锁和灾荒，在农村组织劳动互助社、变工队、互助组和合作社，积累了引导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的经验。在50年代，毛泽东通过调查、访问、听汇报，认真了解下情，采用逐步联合，逐步过渡，逐步整顿，循序渐进又互相衔接的步骤，引导我国亿万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对于农村农民的生产情况，毛泽东是比较熟悉的。
毛泽东继续往前走。他看见一片麦田长得很稠，显然觉得密植过头了。在问了播种情况后，毛泽东说：
“要合理密植。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要搞好通风透光，防止倒伏。”
沿着田埂继续向前走，一条东西的水垄沟还流着水，挡住了大家的去路。这时大家都向西转去，可唯独毛泽东没有转。他纵身一跃，跃了近2米远，跨过了水沟，就在水沟沿上深深地印着他的两个脚印。
当时，毛泽东已66岁了。可他身体是那样的健壮，那样的矫健，在场人都为之惊叹，为之高兴。
往前走了几步，毛泽东弯腰从路旁拾起一墩锄掉的发黄的麦苗，仔细地看起来。对小麦的分蘖、扎根，都看得很仔细。然后，又具体询问了小麦的施肥、浇水等情况。毛泽东说：“氮、磷、钾肥料要很好地配合使用，要掌握适时浇水，防止倒伏和其它灾害，搞好通风透光。”
随即，毛泽东右手拿着那墩麦苗高高举起，微笑着问社员群众：“把这墩麦子送给我带回北京去好不好？”
社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
于是，毛泽东珍重地把这墩麦苗放起来。
毛泽东走上电力扬水站的主干渠，看到周围有一大片麦田长势良好，便问：“这一大片有多少亩，怎么整的这样平，
怎样灌溉？”
郑松汇报说：“这一片地过去是有名的‘北大荒’，一年一亩只产二三百斤粮食。公社化后，组织大兵团作战，只用了一个秋季，就深翻平整，搞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毛泽东说：“看来大兵团作战还是需要的，有时搞一搞还是可以的，但不能经常这样搞。”
4月9日，毛泽东针对当时严重存在的浮夸风等现象，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其中说：“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这些话，显然与他几次到历城考察是有联系的。
又来到一块三类麦田，毛泽东问：“这块麦田为什么长得这样差？”
“要加大措施，促使三类苗升级。”郑松回答。
毛泽东幽默地说：“这叫优厚照顾。你们一定要很好管理，细心管理，争取今年的小麦大丰收。”
冒雨来东郊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才一个多月，毛泽东于9月21日第3次来到历城农村进行调查。
这天，毛泽东的专列又停在了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线上。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登上列车，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身着银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支烟，很随合地让大家坐下。随后，舒同和郑松作了工作汇报。
当舒同谈到“三五”经济建设规划时，毛泽东说：“要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苏联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一定会比苏联搞得快，搞得好。”
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是毛泽东提出的建设中国的理论，它正确处理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夺取政权以后，在50年代，毛泽东提出：必须“以粮为纲”，同时积极发展各种经济作物；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业并举，全面发展。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经济。
当舒同汇报了过去几年来全省植树和封山造林的成绩后，毛泽东严肃地说：“你们年年说植了多少树，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怎么我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
舒同又汇报到1959年秋后，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力上阵，大搞山水林田治理时，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
稍顿，毛泽东又严肃地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又问郑松：“今年大辛的小麦亩产到底多少斤?”
“平均亩产收了400.6斤。”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上次我说平均亩产连500斤都打不到嘛，结果还是打不到500斤嘛！”
毛泽东又问：“你们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能产多少斤？”
“大辛生产队的玉米亩产可达500—700斤。间作的大豆，每亩可收一二百斤。”郑松回答。
毛泽东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
随即，毛泽东站起来把手有力地一挥，高兴地说：“今天再去看看你们的玉
米、大豆吧？”
这时，已到了中午12点了。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吃中午饭来不及了，就在这里吃吧。”
下午1点，毛泽东由舒同和白如冰陪同，驱车先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毛泽东来到一块大白菜地，见大白菜长得茁壮嫩绿，问：“大白菜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白菜的心是自己包的，还是人工包的？是不是为了天冷自己包的，用多长时间才能包好？”
秦杰作了回答。
这时，天下起了小雨，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打起雨伞。陪同毛泽东的领导见天下起雨来，也劝毛泽东是否就不去东郊公社了。
当毛泽东得知全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700多名代表和社员群众在大辛庄等着时，毫不犹豫地驱车到了东郊公社大辛庄。
毛泽东冒雨先看了一片丰产玉米，问：“这是什么品种？”
郑松回答：“这是金皇后。”
毛泽东笑着说：“是皇帝这个皇吧！这个名字很好。一亩能产多少斤？”
“这是一片丰产田，亩产可达800斤左右。”
毛泽东说：“加上小麦，一亩就是一千好几百斤了，这是一个大跃进啊！”
毛泽东又察看了玉米间作大豆，问这种种植方法好不好？有什么优越性？
郑松说：“一高一低进行间作套种，可以更好解决通风透光问题，增加产量。”
毛泽东说：“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复种指数。这种种植方法是可以总结推广的。”
雨越来越大。毛泽东和东郊公社党委的4位书记握手后，当与第5个同志握手时，笑着说：“你们这么多书记！”
舒同说：“这个社大，近15万人口。”
毛泽东说：“比一个小县的人口还多啊，是不是大了点？”
毛泽东在接见历城县三级干部会议代表时，一看路两边站的人很多，说：“怎么这么多人啊！都是党支部书记吗？”
许多群众听到毛主席来了，都跑过来，争着和毛泽东握手。
车开了。毛泽东上车后，看到大辛庄大队一部分社员群众从村中跑过来，又两次停车走出车门，挥动着帽子，向大家致意。
香磨李居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三面洼地一面水的黑土地上。在这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北临黄河，南靠小清河；西有低洼坑塘，南有济南市的客水经过，水源充沛，土壤肥沃，大片土地适宜种植稻麦两作，种植莲藕、蔬菜和发展水产养殖业；在800余亩土地上，适宜发展粮菜和林果业。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已有人类居住，并种植稻、麦等作物；三国时出现了藕池；明清两代，蔬菜、莲藕、大米、黄河鲤鱼久负盛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旧的生产关系和反动统治，香磨李村虽有丰富的土地、水利、人力资源，但得不到充分开发和利用。直到20世纪40年代，香磨李村3/4的土地一直是“冬春白茫茫（盐碱地），夏秋水汪汪（水淹），种一葫芦收一瓢，麦秋过后外逃荒”的惨境。为了维持基本生活，香磨李村人民在村北的大片土地上，每年只种一季抗涝的高梁，但由于水涝严重，种上的高粱仍然是“春天青，夏天黄，秋天见阎王（淹死）。”好年景，每亩也只收一二百斤。在小清河沿岸的土地上，高粱、小麦、豆子间作，这片土地虽然较为平坦肥沃，但由于低洼，加上传统耕种方法，每亩地只能收二三百斤。村东的部分土地长期荒芜，直到解放后才逐步开垦，种上粮食作物亩产只七八十斤，人民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解放前，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香磨李村40多户，200多口人，800多亩可耕地。全村4户地主和2户富农占有土地188亩，占全村土地总数的23.5%以上；占有瓦房71间，地主、富农平均每户占有房屋11.8间；占有土地31.3亩，每人占有土地7.2亩，是贫农每人占有土地的109倍（当时，贫农每人平均有6厘6毫土地）。在总人口中，香磨李村1/3的人口吃不上饭，1/2的人口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或进城沿街叫卖，或外出逃荒谋生，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难生活。
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蒋家王朝，解放了济南，香磨李人民获得了新生。农业生产发生了变化。1949～1957年这一时期，香磨李村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通过斗地主，分田地，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粮食亩产由解放前的百十斤，提高到四五百斤。蔬菜亩产也由解放前的三四千斤，提高到五六千斤。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生产热情很高，各项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据1956～1957年统计，丰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年产粮食高达19～20万斤，人民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
1958～1978年，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香磨李大队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阶段。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由于“左”的路线影响，破坏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经济体制和民主办社的方针。起初是大兵团作战，调本大队青壮年劳力参加专业队，在王炉、药山、鹊山、黄台深翻土地，盲目密植，一般田每亩播种一二百斤，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粮食生产“放卫星”，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粮食几万斤”的浮夸风。1959年11月13日，济南至平阴干渠开工，北园公社男女青壮年劳力先后出工24万人次，香磨李大队无偿投入劳动日近万个。由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动劳力），再加上“提前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出现了“1958年，吃饭不要钱，吃了几个月，受穷整3年”的后果，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在3年自然灾害时，香磨李大队的生产受到了大的影响，粮菜生产下降，养猪、养鸡和大型牲畜等大幅下降，群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1962～1965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1964年，香磨李大队经过整地改土、推广良种，水稻亩产提高到600斤，蔬菜亩产达到万斤左右，生猪饲养量有了较大发展。据1964年和1965年统计，香磨李生产大队蔬菜亩产超万斤，总产达320～360万斤，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有了好转。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错误路线影响下，生产又一次受到影响。至1978年，偌大的香磨李大队各业总收入25万元，人均收入160元，年向国家贡献税金只有几万元，全队固定资产只有9万元。全大队只有少量队办副业项目。江青反革命集团散布的“发展工副业是资本主义，喂个鸭子，说鸭子吃掉了社会主义”的错误论调，队里粮食单一经营，300余名劳力靠在人均一亩耕地上，结果是“高产穷队”。全大队社员靠单一的农业维持生活，吃穿住全靠农业收入解决。集体经济底子薄，社员是“辛辛苦苦干一天，工值买不到一盒金菊烟（当时每盒1角8分钱）”。也有的社员是“起早贪晚干一天，还不如母鸡下个蛋”。社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住的是祖辈留下来的破土房，吃的是咸菜拌粗粮，过着“卖了细粮换粗粮”的穷日子。当时，香磨李大队人进城三件事：倒垃圾，换大米，厕所里有人吗（挖大粪）。香磨李大队成了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
1978～2001年，改革开放的20多年，是香磨李村突飞猛进大发展的20多年。20多年的发展，使香磨李村由农业向工商企业、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历史性变革。农业生产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由1978年的500亩土地，至1985年减少到不足30亩，1986年，全居无有土地；二是劳力由农业转向二、三产业。300余名劳力由务农逐步转向务工从商；三是粮食生产逐年减少。至1983年，粮食产量只有3万斤，蔬菜产量只有100万斤。由过去的“纯农型”、“农工型”、“工贸农型”，至1986年成为“贸工型”的经济格局。居民需用的粮菜油等生活用品，全部由市场供应。至2001年，香磨李成为城市街道办事处下辖的一个基层居民委员会，99%的经济收入来源于济南泺口服装市场，居民过上了“小康”生活。
第一章 农业体制
第一节 解放前农业体制
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香磨李一带即有人烟活动，以简陋的原始工具种植作物，维持生活。明代，香磨李村村落形成规模。至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在长达2000余年漫长岁月里，香磨李村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地主、富农占有大片土地，广大贫下中农人均土地很少，无地农民达半数，他们过着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苦难日子。20世纪40年代，香磨李村有40多户，200多口人，800亩可耕地。全村4户地主，17口人，占地123亩，分别占全村总户数的10%，总人口的8.5%，总地数的15.4%。平均每户地主占有土地30.75亩，每人占有土地7.24亩。全村2户富农，占总户数的5%；9口人，占总人口的4.5%，占有土地65亩，占总土地的8.1%。地主、富农共6户，占有土地188亩，占全村土地总数的23.5%以上。据1948年统计：香磨李6户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12.5％；人口26人，占总人口的11.5％；占有土地188亩，占总地数的23.5％；占有瓦房71间，每户平均11.8间；平均每户占有土地31.3亩，每人占有7.23亩，是贫农每人占有土地的109倍。
1948年，香磨李村对15户贫农的统计为：15户贫雇农，共68口人，共24间草房，只有4.5亩土地，平均每人占有房屋0.35间，占有土地0.066亩，即每个贫农只占有6厘6毫土地。那时，香磨李村无地户达11户，占总户数的22.9%。在总人口中，有1/3的人口吃不上饭；1/2的人口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或进城沿街叫卖，或外出逃荒谋生。在全村48户人口中，其中进城卖香的21余户，赶车、拉车的10户，东北逃荒当华工的2户，冬卖地瓜、夏卖甜瓜、西瓜的6户，阴历年糊元宝、卖灶王爷的3户。据资料记载：香磨李庄70%的人混穷，仅打鱼卖鱼的就有10户，10条打鱼小船成天在小清河打鱼卖鱼。从成丰桥向南拉套子过天桥，拉一次5分钱。贫农李兴海一家3口人，1个劳力，无房，无地，无奈当了长工。贫农胡守成一家3口人，无房，无地，靠当长工卖鱼为生，生活过得十分艰难。1946年史料记载：香磨李村42户，6户地富靠剥削为生，雇用长工、短工10余人，每户平均雇用1～2人；少地贫下中农30户，以种地、扛长工、打短工、沿街叫卖为生；6户无地户谋生以扛长工、打短工、卖青菜、拉车、放羊、租地、逃荒要饭、逃荒关外当华工、在小清河捞鱼为生。当时流传着“地富吃的鱼和肉，穷人糊粥汤还喝不够”、“地瓜面、地瓜馍，离开地瓜不能活”和“半年糠菜半年粮还吃不上”的歌谣。
地富剥削穷人的主要手段为：一是出租土地。有固定地租和土劳分成两种形式。分成的比数是对半分，也有地主分六成，佃户分四成，或佃户分六成，地主分四成的；固定地租有现金和实物两种，实物地租，大田区租粮田每亩每年100～150斤小米，稻、藕区，稻田150～200斤大米，藕田300～400斤大米，均占全年亩产量的50%以上。如遇灾年，佃户只得20%左右，甚至所收粮食还不够交地租的。香磨李村贫农王洪宝一家4口人，2个劳力，2间土房，无地，年租地主土地4亩，规定每亩交租120斤，年交租480斤。遇到年景好，每年剩300～400斤；如遇旱涝灾害，亩产50～100斤，劳动一年来，不但租子交不上，还要欠地主的债。据资料统计：香磨李庄48户人家，30户是佃户，这30户人家只有1间土瓦房，其余全是泥屋顶的简陋房。当时曾流传着：“香磨李庄穷，穷香磨李庄，一年四季半年糠；香磨李，穷人窝，十家八户得挨饿”的歌谣。特别是日本侵略军侵占济南时的1942年，搞强化治安运动，实行粮食配给制，半数以上的农民，以吃树叶和野菜度日。二是高利贷。一般为月息3分，高的月息10分，又叫“驴打滚”。在春季断粮季节 ，借地主粮食翻一番，叫“春借1斗，秋还2斗”。贫农贷地主的钱需要有保人，或用自己仅有的土地文书作抵押，有的先扣下一年的利钱（月息3分，贫农贷10元钱，只给6元4角），借据上还写着“白借无息”。三是雇工。年工资，大田区一般100～400斤粗粮；菜区300～400斤大米或小麦、小米。日出而作，日落加班，辛辛苦苦干一年，几百斤粮食还不给全，使广大贫苦农民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肚的贫困生活。
第二节 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的农业体制
香磨李村的土地改革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至1950年1月，以王新元为组长的工作组进村，主要进行四项任务：一是刚刚解放，向群众宣传济南市军管会的通令，宣传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同时，进行《入城守贝》、《约法七章》、维护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废除旧政府基层政权，取消保甲制，建立新政权的宣传。安顿民心，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二是调查摸底，了解群众的疾苦，团结贫雇农中坚力量，为正式土改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发动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组织群众完成治黄任务，动员贫雇农出车搞运输，实行生活自救；四是建起农民协会和村公所，程殿清任会长，胡守成任副会长，张汝元任村长，李兴海任副村长。第二阶段是从1950年2月～1950年5月。期间，在土改工作组指导下，农会担负起香磨李村的土改工作。至5月份，根据中央指示，土改工作暂停。第三阶段自1950年12月份开始，市委土改工作组进村，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学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华东局山东分局的有关指示。为加强土改工作组的力量，郊区各区组成土地改革委员会，以区、乡干部为主，组成若干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杜秀英等2人为一组，负责香磨李村的土改工作。工作组进村后，认真贯彻执行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分化地主，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和恶霸地主的阶级路线。为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济南市人民政府组建人民法庭，对破坏土地改革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处。
土地改革工作组经过调查摸底，进行阶级教育，组织农会划分阶级成分，斗争不法地主，没收土地，分配土地，颁发土地证等步骤。在调查摸底进行教育的基础上，香磨李村健全了农会组织，领导本村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本村部分不法地主进行了种种破坏活动，叫嚣如分他的土地“十年报仇不晚”，以此威胁群众，破坏土改运动。广大贫农在农会的领导下，开展了诉帝国主义的苦，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苦，诉地主恶霸的苦。通过诉苦运动，提高了阶级觉悟，团结了中农，向封建地主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先后召开斗争大会10多次，灭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控诉，在农村法办了部分罪大恶极的不法地主分子，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在此基础上，根据《土地改革法》的规定，没收、征收土地188余亩，房屋70余间，农具300余件，大牲畜10头，家具700余件。30户，110口贫雇农分到了土地、房屋、农具、家具和牲畜，于1951年6月颁发土地证。从此，结束了几千年来地主阶级对农民封建统治，广大贫下中农彻底翻了身，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从此，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两首诗反映了翻身后广大贫雇农的喜悦心情：
反奸诉苦分田地
贫下中农展皱眉，今朝做主抖雄威。
条条冤债得清算，土地回归笑语飞。
庆祝土改胜利
伸冤诉苦把田分，歌舞狂欢日月新。
柳暗花明山水秀，天翻地覆四时春。
第三节 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业体制
解放初，经过土地改革，香磨李村人民欢天喜地，在分得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一心一意抓好农业生产，种好土地多打粮食。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一家一户办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出现了，需要互帮互助，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于是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生产形式相继出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香磨李村人民闻风而动，纷纷行动，组织起季节 性和长年性的互助组。一首诗反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粮食大丰收后，农民的喜悦心情：
庆丰收
喜庆丰收醉绿醅，秋高遍野泛金辉。
村村仓满稻粱菽，笑语歌声云外飞。
1952～1953年，香磨李村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35%以上，出现了一大批长年性互助组。如周风翥、张文清、刘振海、孙庆福、贾洪恩、程殿清7户组成一个互助组。全组28口人，有土地80亩，2头骡子，2头牛，种优良品种“胜利100号”大地瓜，亩增产30%～40%。在种好庄稼外，驾起大马车搞副业，参加治理黄河，以粮和钱支付土方，年收入作为互助组的支出和兑现户的经济收入。程震等10户，40人，70亩土地，组成了一个互助组。各户出钱合伙买了骡子、牛，轮流喂养，生产发展，产量提高。他们改良品种，采用“齐鲁1号”小麦品种种植小麦，还种植高产地瓜，10户群策群力，互帮互济，亩产量提高20%～30%，收入提高60%以上。乔恩华联系六户，25口人，50多亩地，骡马齐全，生产大发展。当时，互助组是采取换工形式，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大牲畜、大农具的使用折算成人工，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
195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当年香磨李村成立了2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一是香磨李村第一初级农业合作社，张文清任社长；二是香磨李村第二初级农业合作社，程震任社长。1954年，香磨李村加入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0%。初级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收入由社统一分配。土地入股分红，一般为土地分3～4成，劳力分6～7成。劳力分配，以10分工作为一个劳动日，每个劳动力的工分由社员民主评定，牲口、大型家具，合作社使用时折算工分参加分配。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7月，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香磨李村人民闻风而动，纷纷要求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12月，由标山庄、凤凰山庄、林家桥、马家庄和香磨李庄成立了丰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张汝发任社长，下设5个生产队：标山、凤凰山、林家桥、马家庄、香磨李庄分别为一、二、三、四、五生产队。
高级农业社取消土地分红，主要生产资料都归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私人的牲口、大型农具折价入社，由社付给价款，收入全部按劳分配。农业社根据规模大小，设若干生产队。劳力统一调配，土地联片集中。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制度，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土地、劳力、牲口、大型农具固定到队。生产队对社员采用评分记工和定额管理（即：1个中等劳力，1天能完成的农活数量和规定的质量为1个工日）两种办法记工。社员积极性很高，生产有较快发展，社员收入增加。据统计，香磨李生产队粮食增产50%；人均收入增收40%。1955年和1956年，丰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香磨李生产队粮食年产19～20万斤，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1955年、1956年成为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最好年份之一。
第四节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体制
1958年1月，撤销郊区建制，隶属于历城县。同年3月，香磨李村由新城乡划为北园乡。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由河南省来到山东省，于当日下午由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省市县乡的领导陪同，到北园水屯村视察，察看了水屯村的水稻生产。当时北园乡党总支部书记刘传清、乡党总支副书记兼北园农业合作社社长李树诚，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当刘传清向毛主席汇报到北园农民正在办大社时，问到主席：“是叫大社好，还是叫集体农庄好？”后来，毛主席发出号召：“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迅速掀起。1958年8月20日，北园由15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了山东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北园人民公社。公社成立不久，掀起深翻土地高潮。9月，北园人民公社调全社青壮年组成专业队，在王炉、药山、鹊山、黄台深翻土地，盲目密植。11月13日，济南至平阴干渠开工，北园人民公社男女青壮年24万人次先后出工，香磨李村出工日近万个，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刘振海等60多个整壮劳力在济平干渠修河，一直干到腊月29晚上才回家过年。劳民伤财，为防寒，仅烧掉的苇子即浪费了20万元。同时，贯彻中央关于“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的指示精神，在王炉、泺口、无影山建立小高炉大炼钢铁。香磨李生产队男女出动，付出近万个劳动日。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造成人、财、物力的很大浪费。香磨李整壮劳力在无影山大炼钢铁，青壮年劳力日夜奋
战，炼不出铁还要“插白旗”，撤职批判，造成更大的劳民伤财。人民公社建立后，香磨李为标山大队第五生产队。1962年2月25日，香磨李生产队由标山大队析出，正式建立香磨李生产大队。此时，香磨李生产大队有耕地680亩。
人民公社初期，政社合一，实行军事化编制，大兵团作战，集中几乎全部劳力抓生产。起初，香磨李生产队为北园人民公社第四营第五连。刘成任四营营长，程文祥任营教导员，胡庆林任五连连长。军事化编制主要抓好五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深翻土地；三是挖掘济平干渠；四是修建卧虎山水库；五是治理黄河。1959年1月撤销营连编制，更名为管理区和大队。香磨李为北园人民公社第四管理区；同年2月，撤管理区后为北园人民公社标山大队第五生产队。1962年2月，建立北园人民公社香磨李大队，大队长徐广娥，下设3个生产队。
人民公社初期，实行公社一级核算，统一分配，穷富拉平，大量平调农业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粮食、资金和其他物资。当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一万斤，有的浮夸为亩产几万斤，到处“放卫星”，谎报虚夸数字。集中全公社劳力，实行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提出“深翻一尺半，明年吃白面”的口号，建起了大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调走香磨李生产队300多劳力，上万个劳动日，造成了不少损失。农业丰产没丰收，不少地方大批地瓜收不进来，烂在地里。吃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结果，来年出现了粮荒，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导致三年的自然灾害。1959年，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改公社一级所有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并退赔了部分平调的粮、款、物。同年“反右倾”开始后，又停止了退赔。1961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纠正了建社初期的错误，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经济体制。
香磨李大队干部群众在总结工作时，指出了人民公社初期“左”的路线导致三年灾害。主要原因是：一是丰产没丰收。总结为3分天灾，7分人灾，人为原因导致三年灾害；二是苏联借机要债，中国人民卧薪尝胆，勒紧腰带还债；三是刮“五风”，一平二调三过渡，即平均主义大锅饭，无偿调动劳力，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提前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四是深翻土地，密植小麦，一亩地下种100斤，有的下种200斤，提出亩产10万斤的口号，由于小麦没有合理密植，造成减产；五是大批整壮劳力无偿调出大炼钢铁，一部分劳力在无影山日夜奋战，大炼钢铁；另一部分劳力抽出到历城平陵城去炼钢铁。同时，无偿调动劳力修济平干渠、卧虎山水库、治理黄河等，形成“天兵天将都外出，妻儿老小搞农业”的状况，地没人种了，亩产只二三百斤，上报数字却报成亩产万斤、几万斤；六是计划经济，指令性种植，1959年全部改成菜田。世世代代种大田的农民，一下子全部成了种菜的，实行粗放型种植，产量很低，亩产蔬菜只有几千斤，造成了很大损失。“左”的路线，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香磨李村人民缺粮受饿，造成了“1958年，吃饭不要钱，吃了3个月，挨饿整3年”的不正常现象。
第五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体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的中心工作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业问题也开始了新的改革。1979年，北园人民公社进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当时，联四大队和李家桥一队实行以生产小组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称之为“五定”（定菜田面积、定劳动工分、定蔬菜交售任务、定产值、定中型农具和防寒设备使用年限），生产队仍作为核算单位，收入统一分配。1981年后，部分生产队实行以户为单位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按人口或劳力分配，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户只有使用权。生产由承包户自行安排，其产品在完成与国家签订的合同后自行处理。承包户除缴纳农业税，支付水电费和缴纳生产队的提留外，所余部分归自己所有。
1978～1985年，香磨李大队农业体制进行了多次变革：1983年香磨李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到了户。这种一家一户、地块分割、不能使用机器生产的形式经历了多年。随着队办企业的发展，香磨李大队耕地逐年减少，人均几分地，队办企业一个接着一个的大上。这时，出现了“整壮劳力抓工业，妇女劳力抓商业”的状况。当时流传着“天兵天将抓工业，杨门女将抓商业，老弱病残抓农业”的顺口溜。不少农民也存在着“辛辛苦苦去种田，不如工副业赚大钱”的轻农思想。个别干部也存在着“队办企业上想道道，农业生产挂不上号”的思想。当时，务工从商的劳力年工资高，务农劳力收入低，农民不愿去种粮、种菜，出现了部分“撂荒地”。面对这个工农收入的差距，党支部、队委会一班人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从1984年起，采取了以工补农、以工补菜的措施，每年从工副业生产收入拨出5多万元补贴菜农，鼓励菜农种好地，完成蔬菜的上市任务。好的鼓励措施，调动了务农劳力的积极性，使务工、务农劳力的收入，保持悬殊不大的比例，使香磨李村农工商各业保持了齐头并进、快速发展的好局面。
至1985年，香磨李村只有30多亩菜田，农业已退居次要位置。村办经济由过去的“农工商型”变为“工商农型”经济。这时，村办企业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的10多处企业，生产门类由过去的农业、工业两大门类，发展为拥有建材、铸造、配件、化工、锅炉、修理、服务、商业、运输、农业等10多个专业生产门类。同年，全村劳力400人，从事农业的56人，从事工业的180人，从事交通运输业的25人，商业饮食业的96人，建筑业的3人，其他业的40人。二三产业的人数达344人，占劳力总数86%的劳力从事二三产业。1986年，香磨李居基本没有农业。同年，全居还有30亩菜地，产菜30多万斤。1987年，全居共有劳力428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1人，从事二三产业生产的427人，分别占总劳力的0.2％和99.8%。至1990年底，香磨李居97%以上的劳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这一新的经济结构，对领导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香磨李居从实际出发，本着便于组织管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原则，按专业化管理的要求，香磨李村于1984年建立了农工商合作社和济南鲁新实业公司；1992年建立华宇实业公司；1994年建立华宇集团总公司，实行党、政、经三套班子，进行专业化领导，实行政企分开，分工负责，分别抓好农业、工业、商业，住宅、房地产开发和基础建设。
在二三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香磨李大队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的发展。从1978年以来，香磨李大队对农业进行了3次大的调整；(1)1979年，按照每个劳力1亩土地的标准，一次性承包给劳力，抓好蔬菜生产；(2)1983年后，香磨李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按每口人半亩土地的标准分到户，大大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空前大发展；(3)1985年，香磨李居二三产业大发展，土地锐减，人口大增。为适应人口增、土地减的新形势，香磨李居第三次调整土地，将仅有的30多亩菜田承包给菜农，进行以工副收入补贴菜农，至1987年，全居农业基本消失，经济体制主要转向了二三产业的发展。
第二章 耕地
第一节 土地变化
香磨李村土地总面积，解放前830余亩。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有780余亩。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有耕地680余亩。1978年500余亩。1980年，全大队可耕地300余亩。香磨李大队从1963年办第一处队办企业——济南香磨李大队翻砂厂起，队办企业迅速发展。至1981年，全大队耕地降为200亩；1983年，降为103亩；1984年，降为30亩；1987年，全村无有耕地。
第二节 土地减少原因
香磨李村耕地大幅减少的原因有五：
城市发展占用土地从1973年济南市天桥第二运输公司占用香磨李大队土地31.28亩以来，至1986年8月18日济南市城建局市政工程拆迁办公室征用香磨李居土地3.576亩，在长达14年的发展中，城市20个建设单位先后征用该村土地共254.481亩，至1986年底，香磨李土地由解放初的832亩土地，降为30亩土地。仅城市建设占用土地占土地总数的30.6％。
城乡修路及河流展宽占用土地1904～1928年，修建老济泺路（为“老官道”之一段），北起泺口南门，南止永镇门（今英贤桥处），途经香磨李庄东；二是新辟建的义威路土路，北起泺口南门，南止成丰桥，途经香磨李庄800米长。后经1938年的扩建，1953年的加宽，1988年7月～1989年5月拓宽，建成目前的宽50米，全长5290米的济泺路，两路占用香磨李土地70余亩。1998年新建的小清河北路，又占用香磨李居土地15亩。1996年起，在小清河拆迁中，占用香磨李居土地64亩。至2001年，修路及河流展宽共占用香磨李居土地149余亩，占土地总数的17.9％。
房地产开发及居民住宅建设占地1992年以来，香磨李居进行旧村改造，至2001年，先后建成高层居民楼及办公楼21座，连同文化广场、花园绿地及其
他空间，房地产开发及居民住宅楼建设共占用土地80亩，占土地总数的9.6%。
泺口服装市场建设用地1989～2001年，香磨李居办济南泺口服装市场共占用土地303亩，占全居土地总数的36.4%。
队办企业发展用地从1963年兴办最早的队办企业——香磨李大队翻砂厂以来，至1988年先后建成兴华商店，综合商店，炼油厂，日用化工厂、木材加工厂、黄河宾馆、润滑油供应站、建材筹建处等10多处村办企业。这些企业总共占地147.4亩。但随着济南泺口服装市场的建设，上述企业厂地相继被市场占用。建设用地46亩，占全居土地总数的5.5%。
香磨李居总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解放前有耕地830余亩，至1985年底，土地减到30余亩，仅解放37年的时间里，土地减少了800余亩。人均占有土地由土改后的3亩多，至1985年人均占有土地0.039亩，即人均3厘9毫地。
香磨李村耕地大量减少，使该村发生了大的变化：一是由农村向城市转变；二是700多口人的吃粮、吃菜等生活用品，由过去的供应城市，现在倒过来需要市场供应；三是村庄建设逐步由低层向高层发展；四是经济有了大的发展，向国家做出了较大贡献。
第三章 农田基本建设
第一节 土地变化
香磨李村土地总面积，解放前830余亩。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有780余亩。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有耕地680余亩。1978年500余亩。1980年，全大队可耕地300余亩。香磨李大队从1963年办第一处队办企业——济南香磨李大队翻砂厂起，队办企业迅速发展。至1981年，全大队耕地降为200亩；1983年，降为103亩；1984年，降为30亩；1987年，全村无有耕地。
香磨李村耕地大幅减少的原因有五：
城市发展占用土地 从1973年济南市天桥第二运输公司占用香磨李大队土地31.28亩以来，至1986年8月18日济南市城建局市政工程拆迁办公室征用香磨李居土地3.576亩，在长达14年的发展中，城市20个建设单位先后征用该村土地共254.481亩，至1986年底，香磨李土地由解放初的832亩土地，降为30亩土地。仅城市建设占用土地占土地总数的30.6％。
城乡修路及河流展宽占用土地 1904～1928年，修建老济泺路（为“老官道”之一段），北起泺口南门，南止永镇门（今英贤桥处），途经香磨李庄东；二是新辟建的义威路土路，北起泺口南门，南止成丰桥，途经香磨李庄800米长。后经1938年的扩建，1953年的加宽，1988年7月～1989年5月拓宽，建成目前的宽50米，全长5290米的济泺路，两路占用香磨李土地70余亩。1998年新建的小清河北路，又占用香磨李居土地15亩。1996年起，在小清河拆迁中，占用香磨李居土地64亩。至2001年，修路及河流展宽共占用香磨李居土地149余亩，占土地总数的17.9％。
房地产开发及居民住宅建设占地 1992年以来，香磨李居进行旧村改造，至2001年，先后建成高层居民楼及办公楼21座，连同文化广场、花园绿地及其他空间，房地产开发及居民住宅楼建设共占用土地80亩，占土地总数的9.6%。
泺口服装市场建设用地 1989～2001年，香磨李居办济南泺口服装市场共占用土地303亩，占全居土地总数的36.4%。
队办企业发展用地 从1963年兴办最早的队办企业——香磨李大队翻砂厂以来，至1988年先后建成兴华商店，综合商店，炼油厂，日用化工厂、木材加工厂、黄河宾馆、润滑油供应站、建材筹建处等10多处村办企业。这些企业总共占地147.4亩。但随着济南泺口服装市场的建设，上述企业厂地相继被市场占用。建设用地46亩，占全居土地总数的5.5%。
香磨李居总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解放前有耕地830余亩，至1985年底，土地减到30余亩，仅解放37年的时间里，土地减少了800余亩。人均占有土地由土改后的3亩多，至1985年人均占有土地0.039亩，即人均3厘9毫地。
香磨李村耕地大量减少，使该村发生了大的变化：一是由农村向城市转变；二是700多口人的吃粮、吃菜等生活用品，由过去的供应城市，现在倒过来需要市场供应；三是村庄建设逐步由低层向高层发展；四是经济有了大的发展，向国家做出了较大贡献。
第三章 农田基本建设
第一节 整地改土
解放前，香磨李村830余亩土地，80%的土地为高洼不平、芦草丛生的盐碱薄地。多年来流传着“冬春白茫茫（盐碱涝洼），夏秋水汪汪（大水淹没），种一葫芦收一瓢，麦秋过后外逃荒”的歌谣。村北、东、西三面为低洼涝淹地，涝洼地里种一季高粱，亩产量一、二百斤；在较高地里种谷子、玉米，后来种部分地瓜。每亩谷子产量80～100斤左右，玉米100多斤，地瓜500～1000斤。遇到干旱年景，庄稼颗粒无收。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人民分得了土地，虽经精心耕作，仍抵御不了自然灾害的侵袭。1956年，在初级社、高级社时期，香磨李村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开始了大规模的深翻整平土地工程。1956～1958年的3年中，香磨李村先后投工1万多个，对全村700余亩土地进行了整治。特别是1958年人民公社时，提出“左”的口号：“干活干到腊月二十九，年初一吃完饺子就下手”，采取了挖高填洼、截弯取直，把七高八低的耕地，整成可灌可排、成方连片的畦田、菜园和稻池田。在村北的部分土地上，采取了小田变大田、依高矮坡度造田等方式，开垦出新的粮田。1975年5月份，北园人民公社组成1800人的战山河专业队，修建大型农田水利工程，解决菜区和粮田浇灌和排涝问题，并集中治理了多处河道。1976年又参加了改造排水工程。香磨李大队组织精壮劳力，清挖了小清河和其他排水工程，对小清河北岸的低洼地进行了整治，高地种大田，低洼地种水稻，全大队3个小队共种水稻400余亩，使香磨李大队的粮、菜、藕、鱼、果，年年取得较好收成。
第二节 农田水利
香磨李村南依小清河，北临黄河，水源临近而丰富。但在解放前，村里无钱、无电、无力引水灌溉，因而旱不能浇、涝不能排，粮菜产量很低。1937年7月，一场大雨把香磨李村土地淹没，除村较高地有点收成外，低洼地基本上庄稼颗粒不收，群众生活极度困苦。
世世代代，香磨李村人民用拧辘轳、拉水车、肩挑人抬等原始的劳动方式浇灌庄稼，虽说有滔滔的小清河水，但由于生产工具落后，眼看着大水流去，绝大部分土地受旱，庄稼得不到及时浇灌，产量低而不稳。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组织大小队干部赴大寨大队参观，有的到外省参观，学习外地治山、治水、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队里在小清河建起了第一个提水站，开始了机械化提水。接着，又在小清河建起了几处提水站，每个生产队都备有一部抽水机，充分利用小清河的水源，使香磨李大队的600余亩土地旱能浇、涝能排，实现了旱涝保丰收，建成了稳产高产田。据1964～1974年统计，全大队600亩可耕地实现了自流灌溉，其余用抽水机灌溉。至1974年，全大队土地100%的得到及时灌溉。由于农田水利建设的不断改善，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省农科所在本大队搞种子试验田，在济泺路以西的10多亩土地里，种植宽垅密植小麦，亩产960多斤；种植杂交小粒红和大马牙玉米，亩产600多斤，一年两作亩产1560多斤。
据1965年统计，虽然土地降为不足600亩，粮食总产量仍突破15万斤，蔬菜产量300多万斤，水利设施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三节 农用机械
解放前，香磨李村人民世世代代使用木犁耕地，耕地深度一般为15厘米。菜田使用铁锨翻地，藕田、稻田使用铁4齿刨。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农用机械经历了三个阶段：(1)解放后至1958年，收割庄稼主要靠镰割，小推车推，人拉耧播种庄稼，牛拉犁耕地。后来发展到地排车、铁轮车、大胶皮车、大马车。据1958年统计：全大队3个生产队，每队均有20多部地排车，5～7部大马车，全大队共有100多部地排车和20余部大马车。(2)1958～1978年，香磨李大队除传统的农业工具外，已有12马力的小拖拉机。至1978年，全大队已有25马力的小拖拉机1部，28马力的拖拉机1部，、大“50”1部。(3)1978年后，香磨李大队农用机械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3年，大队增添了“解放牌”汽车和面包汽车。据1983年底统计，香磨李大队有打稻机15部，喷雾器30余部。据2001年统计，全居有轿车、面包车、运输车等各类车辆达70部，驾驶员130多名，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机械化运输队伍，为香磨李居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节 农田肥料
解放前，香磨李村种地使用猪栏圈肥和粪尿肥，每亩施肥在1000～4000斤不等。村里的地主、富农，在播种时使用大粪干、豆饼、豆子或麻酱，每亩施大粪干200～600斤不等。村里部分户还进城收集垃圾作肥料。据1978年统计，全大队3个小队共有拉粪车20部，成为每天轮流进市里倒垃圾、挖大粪的运输大军。
解放后，党和政府号召大养其猪，养猪事业有了较大发展。香磨李大队实行大队、生产队、农户三级养猪，猪最高发展到1000多头左右，养鸡最高也达万只左右。“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影响，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农户自养，使养殖业大减。大田有机肥料减少，主要依靠国家供应液体化肥——氨水，每亩用量在50～100斤不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碳酸氢氨代替了氨水。1978年后，香磨李大队二三产业迅猛发展，大队采取了“以工补农”的政策，每年拨出5万元用于农业生产，补贴粮菜农。这时，农业改用尿素、复合肥和部分圈肥。粮田施化肥每年每亩50～100斤左右。
第一节 整地改土
解放前，香磨李村830余亩土地，80%的土地为高洼不平、芦草丛生的盐碱薄地。多年来流传着“冬春白茫茫（盐碱涝洼），夏秋水汪汪（大水淹没），种一葫芦收一瓢，麦秋过后外逃荒”的歌谣。村北、东、西三面为低洼涝淹地，涝洼地里种一季高粱，亩产量一、二百斤；在较高地里种谷子、玉米，后来种部分地瓜。每亩谷子产量80～100斤左右，玉米100多斤，地瓜500～1000斤。遇到干旱年景，庄稼颗粒无收。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人民分得了土地，虽经精心耕作，仍抵御不了自然灾害的侵袭。1956年，在初级社、高级社时期，香磨李村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开始了大规模的深翻整平土地工程。1956～1958年的3年中，香磨李村先后投工1万多个，对全村700余亩土地进行了整治。特别是1958年人民公社时，提出“左”的口号：“干活干到腊月二十九，年初一吃完饺子就下手”，采取了挖高填洼、截弯取直，把七高八低的耕地，整成可灌可排、成方连片的畦田、菜园和稻池田。在村北的部分土地上，采取了小田变大田、依高矮坡度造田等方式，开垦出新的粮田。1975年5月份，北园人民公社组成1800人的战山河专业队，修建大型农田水利工程，解决菜区和粮田浇灌和排涝问题，并集中治理了多处河道。1976年又参加了改造排水工程。香磨李大队组织精壮劳力，清挖了小清河和其他排水工程，对小清河北岸的低洼地进行了整治，高地种大田，低洼地种水稻，全大队3个小队共种水稻400余亩，使香磨李大队的粮、菜、藕、鱼、果，年年取得较好收成。
第二节 农田水利
香磨李村南依小清河，北临黄河，水源临近而丰富。但在解放前，村里无钱、无电、无力引水灌溉，因而旱不能浇、涝不能排，粮菜产量很低。1937年7月，一场大雨把香磨李村土地淹没，除村较高地有点收成外，低洼地基本上庄稼颗粒不收，群众生活极度困苦。
世世代代，香磨李村人民用拧辘轳、拉水车、肩挑人抬等原始的劳动方式浇灌庄稼，虽说有滔滔的小清河水，但由于生产工具落后，眼看着大水流去，绝大部分土地受旱，庄稼得不到及时浇灌，产量低而不稳。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组织大小队干部赴大寨大队参观，有的到外省参观，学习外地治山、治水、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队里在小清河建起了第一个提水站，开始了机械化提水。接着，又在小清河建起了几处提水站，每个生产队都备有一部抽水机，充分利用小清河的水源，使香磨李大队的600余亩土地旱能浇、涝能排，实现了旱涝保丰收，建成了稳产高产田。据1964～1974年统计，全大队600亩可耕地实现了自流灌溉，其余用抽水机灌溉。至1974年，全大队土地100%的得到及时灌溉。由于农田水利建设的不断改善，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省农科所在本大队搞种子试验田，在济泺路以西的10多亩土地里，种植宽垅密植小麦，亩产960多斤；种植杂交小粒红和大马牙玉米，亩产600多斤，一年两作亩产1560多斤。
据1965年统计，虽然土地降为不足600亩，粮食总产量仍突破15万斤，蔬菜产量300多万斤，水利设施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三节 农用机械
解放前，香磨李村人民世世代代使用木犁耕地，耕地深度一般为15厘米。菜田使用铁锨翻地，藕田、稻田使用铁4齿刨。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农用机械经历了三个阶段：(1)解放后至1958年，收割庄稼主要靠镰割，小推车推，人拉耧播种庄稼，牛拉犁耕地。后来发展到地排车、铁轮车、大胶皮车、大马车。据1958年统计：全大队3个生产队，每队均有20多部地排车，5～7部大马车，全大队共有100多部地排车和20余部大马车。(2)1958～1978年，香磨李大队除传统的农业工具外，已有12马力的小拖拉机。至1978年，全大队已有25马力的小拖拉机1部，28马力的拖拉机1部，、大“50”1部。(3)1978年后，香磨李大队农用机械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3年，大队增添了“解放牌”汽车和面包汽车。据1983年底统计，香磨李大队有打稻机15部，喷雾器30余部。据2001年统计，全居有轿车、面包车、运输车等各类车辆达70部，驾驶员130多名，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机械化运输队伍，为香磨李居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节 农田肥料
解放前，香磨李村种地使用猪栏圈肥和粪尿肥，每亩施肥在1000～4000斤不等。村里的地主、富农，在播种时使用大粪干、豆饼、豆子或麻酱，每亩施大粪干200～600斤不等。村里部分户还进城收集垃圾作肥料。据1978年统计，全大队3个小队共有拉粪车20部，成为每天轮流进市里倒垃圾、挖大粪的运输大军。
解放后，党和政府号召大养其猪，养猪事业有了较大发展。香磨李大队实行大队、生产队、农户三级养猪，猪最高发展到1000多头左右，养鸡最高也达万只左右。“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影响，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农户自养，使养殖业大减。大田有机肥料减少，主要依靠国家供应液体化肥——氨水，每亩用量在50～100斤不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碳酸氢氨代替了氨水。1978年后，香磨李大队二三产业迅猛发展，大队采取了“以工补农”的政策，每年拨出5万元用于农业生产，补贴粮菜农。这时，农业改用尿素、复合肥和部分圈肥。粮田施化肥每年每亩50～100斤左右。
第四章 粮食生产
第一节 粮田面积
解放前，香磨李村粮田面积800余亩，1950年土改时期，粮田面积为780多亩。1958年人民公社以后，国家占用土地较多，土地变化较大。一是平调出土地200余亩；二是水利工程占用；三是为提高亩产量，把部分低洼薄地划为“辅助田”，也叫“帮忙田”（不计算面积）；四是国家建工厂用地，致使粮田面积大幅度减少。1958年，香磨李大队土地由上年的780亩降为680亩，当年减少100亩。至1982年降为200亩。1978～1988年，香磨李大队各项事业大发展，修路架桥，展宽河流，兴建工厂，发展商业、服务业，建立商业公司，建设居民住宅，做到“工商建运服”五业齐发展，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事业发展了，土地减少了。1983年，全大队粮田面积下降为102亩，1984年下降为30亩，1985年仅有少量的菜地，至1987年，全居耕地消失，全居人民由农业转为二三产业生产。
第二节 粮食产量
解放前，香磨李村的土地大多数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80%的可耕地旱不能浇，涝不能排。一年只能种一季高粱或大豆、谷子、玉米等，而且产量很低，亩产仅200斤左右。在800多亩土地中，绝大部分是低产田，一年打下的粮食，只能维持三四个月的生活，其他靠扛长工、打短工来补充，贫困农民主要靠出卖劳力维持生活。
解放后，香磨李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实行了农业生产合作化，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从解放到1957年的近10年中，土地虽然全部掌握在人民手中，但由于土地多数是盐碱涝洼，粮食生产还是满足不了村民的要求。为了解决村民吃饭问题，村干部带领全村人民采取了三项措施，扩大了粮菜生产。一是深翻整平土地。对全村高洼不平的土地进行了整治，做到宜粮种粮，宜菜种菜，宜藕发展莲藕；二是兴修水利，进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改变了农田的灌溉条件；三是引进良种，提高产量。通过农业的整治，粮菜生产有了提高。全村600亩大田，播种小麦、玉米、谷子、豆子，亩产三四百斤，总产20万斤。
1958～1978年的20年间，全大队耕地降为500多亩（1958年为680亩，1978年为500亩）。全大队分3个生产队，单一农业生产。这一时期是党政群全力抓农业的20年。大队对农业生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从资金上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一是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大队成立了农业机械队，已有25马力的拖拉机和50马力拖拉机搞运输。农田灌溉也由过去使用辘轳浇地，改用柴油机、抽水机抽水灌溉。二是改革粮食品种，选用优质水稻种植，坚持稻麦两作。1958年全大队680多亩大田，亩产由过去的二三百斤，提高到千斤左右。1964年，香磨李大队进行水稻试种，至1970年稻改300亩，每亩水稻产量达800～1000斤，稻麦两作，小麦600斤左右，亩产量1500斤左右。通过“四清”运动，调动了群众大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农业学大寨，群众战天斗地夺高产。至1978年，香磨李大队的3个生产队，每队产粮四五万斤，全大队总产达16万多斤，成为历史上产量最高的年份之一。以后几年，每年总产量均保持在10万斤以上。
1978年以后，香磨李大队队办企业大发展。这一时期，香磨李大队耕地逐年减少，但由于向农业投入较多，机械化程度较高，再加上土地到了户，社员提高了种田的积极性，粮食总产量虽有降低，但亩产量大大提高。
1982年，全大队粮菜田200亩，粮食总产达4万斤。土地到了户的1983年，粮食总产量3万斤左右。
1984年，香磨李大队粮田面积全部种菜，以菜带粮油，为菜农供应粮油。至1985年，全村只有30亩菜田，无有粮食生产。
附
北园大米
据记载，战国时，历城有稻。（唐）李邕(678～747年)《登历下古城望鹊山湖》诗中有：“负郭皆粳稻，安时歌吉祥”之句。（明）嘉靖《山东通志》载有：“成化癸己年间（公元1473年）召饥民数万，浚小清河数百里，得湖田数百顷。”北园种稻，上溯2000年，有据可考500余载。北园水稻引市内泉水灌溉，水质优良。当地农民根据水稻喜凉水的特点，巧妙的调整放水渠，使灌溉水形成上进下出的活水，以降低水温，所产米洁白透明，做饭时散发出的香味，可达1000平方米，故有“一家做饭四邻香”之说，吃时甘美可口。（明）刘敕在《历乘》中赞北园大米：“此香炊出玉轻黄”。是说做出的米饭是玉黄色，有清香味。
北园大米，在解放前，价格昂贵。《历城县乡土录》记载：每斗4元上下（每斗20公斤）。只供上层人物和年节 宴会食用，一般市民很少能吃到北园大米。
第五章 蔬菜生产
第一节 菜田
香磨李村的菜田包括水菜田和园田两种。从历史上讲，该村为低洼地，主要种植高粱等耐涝作物，种菜较少。村民只是在有水源的高地上种植少量的萝卜、茄子、豆角、白菜、大葱之类的蔬菜，自种自食，多余的上市出售。
解放后至1958年，香磨李村以粮食生产为主，蔬菜生产仍较少。高级社时，每个队种菜10亩左右，全村总共种菜不足30亩，一是自食，二是上市。村民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豆，有的在院里辟出小地块种些小白菜、吊瓜、茄子之类，自种自食。1959年，上级提出“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进行指令性种植，香磨李大队由粮田区部分改为菜田区，种植蔬菜100余亩。香磨李大队社员改为菜农，以菜代粮、代油，根据上交蔬菜任务，发给菜农口粮和食油。该村连续种菜3～4年，至1962年减少蔬菜种植面积。减少的原因：一是由于1958年盲目跃进，盲目种植，造成生活困难。为战胜三年自然灾害，上级提出“保粮保钢”，把粮食生产放在主要位置上；二是缺乏种菜技术，产量低而不稳。香磨李村人民世世代代以种粮为主，无有种菜经验，指令性种菜，大面积菜田产量很低，亩产1000～3000斤，不如种粮食应手。为此，从1962年减少了种菜，增加了粮食生产。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香磨李加大了蔬菜种植。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香磨李以种菜为主，粮食生产为辅。1974年至1980年，每年蔬菜产量在300～360万斤，成为蔬菜产量最高的年份。进入1987年，城市建设速度加快，二三产业发展迅速，菜田面积大减，蔬菜种植消失。据1985年统计，全村蔬菜种植只有30亩，单产1万多斤，总产30万斤。1988年，全居基本无有蔬菜种植，吃菜靠市场供应。
第二节 品种与产量
香磨李大队大面积种菜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主要品种为小白菜、油菜、苔菜、芹菜、黄瓜、芸豆、萝卜、茄子、大蒜、西红柿、韭菜等。一般，每亩每年种2季半或3季。一是速成菜。春天的小白菜、苔菜、芹菜、早黄瓜、辣椒、柿子等。二是夏菜。大批的茄子、黄瓜、西红柿、辣椒、芸豆等。三是秋菜。秋黄瓜、芹菜、莴苣、架芸豆等。冬天，蔬菜生产有保护栽培，用秫秸、竹竿、后背草苫子，形成挡风设备。前边阳畦设有玻璃、苇毛；后期为塑料薄膜，上覆苇毛。全大队保护栽培约100余亩，种有芹菜、韭菜、青蒜、苔菜、芽子、菜花等。冬玻璃阳畦，一亩地20个畦，割3茬韭菜。每个畦第一茬韭菜割60斤左右，第二茬200斤，第三茬50斤，三茬300斤左右，亩产韭菜6000余斤。如种其他菜，亩产可达万斤。莲藕产量较低。20世纪70年代，一般每亩产藕1500斤左右，到80年代初，有的亩产达2000斤，最高亩产可达3000斤。香磨李大队以种“天津绿”大白菜有名，每亩产1万多斤，每亩芹菜产12000多斤，全大队种菜300多亩，20世纪70年代每年总产达300多万斤。为提高蔬菜产量，一小队和二小队从沃家村和石桥村请来蔬菜技术员作指导，不但提高了产量，蔬菜品种增多，质量提高，成为济南市重点蔬菜区之一。
莲藕香磨李村北有黄河，南依小清河，水源丰富，水湾较多。历史上就有养藕的传统，但数量较少，以自食为主，余者上市。进入20世纪70年代，除保持原有的莲藕生产外，新挖鱼池100余亩，有的进行鱼藕间作。藕田170余亩，亩产1500～2000斤，高的可达3000斤。
香磨李村在蔬菜生产中，以“北园莲藕”和“北园红心萝卜”有名。其中，“北园莲藕”被誉为“北园三鲜”之王，文人曾留诗为赞：
北园莲藕
花下可寻根底踪，碧钱出水俏玲珑。
污泥不染本来面，藕断丝连无限情。
北园红心萝卜
小巧玲珑性淑贤，心红外秀万家欢。
为君情愿将身碎，冬去春来年复年。
名优菜“大卧龙”莲藕大卧龙莲藕又名大疙瘩、大红刺。当地品种宜深水栽培，花白色，叶高大，藕在土内深约30～40厘米，藕身除后把外，各节 均为长圆筒形，每藕重约1.5公斤左右，一般有3～5节 ，多者可达6节 。大卧龙莲藕品质脆嫩，8、9月生食，其味似荏梨，无论生食，炒食均清脆可口，糖拌鲜藕头是济南名菜之一，故为本市人民仲秋、国庆、新年、春节 四大节 日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高唐一带棉农春节 吃不上北园莲藕视之为一大损失，济南酱菜业用大卧龙制作的水晶藕，是酱菜中珍品。
黄苗芹菜北园芹菜与西郊盖韭、唐王白菜并称为济南蔬菜中的三美，北园栽培芹菜已有600年历史，史料记载，原来的芹菜有水芹、陆芹之分，又有赤芹、白芹之别，由于芹菜品质脆嫩，可炒食、生拌、腌食、馅食，很久以来，就是本市人民喜食的主要蔬菜之一。解放后人民生活提高，对蔬菜的需求量增加，北园芹菜种
植面积，从1958年的458亩，至1976年增加至3021亩，增长了6.6倍。1978年后，菜田面积虽然大大减少，但芹菜面积仍在千亩以上，占本镇蔬菜播种面积的首位。至2001年，北园地区大部建成楼房，菜田面积很少，蔬菜种植向黄河北迁移，称为“蔬菜北移”。
北园在20世纪30年代栽种的主要品种是黄秸子，茎黄色、空心、生长快，纤维多；30年代由桓台引进实秸子，叶子大、叶茎扁圆，实心，纤维少，但生长慢；1967年后由天津白庙引进黄苗芹菜，经过多年选留，形成北园黄苗，叶片黄绿，叶柄淡绿，半空心，品质细脆，香味浓厚，为本市四郊栽培的主要品种。
青圆脆萝卜青圆脆萝卜是由圆圆青萝卜和天津绿萝卜自然杂交，经沃广兴从1938～1940年3年精心选育而成，它具有两者的优点。青圆脆外皮深绿，肉色淡绿，生长势强，抗病毒，耐贮存，产量高，一般亩产3000～4000公斤，高产可达5000公斤以上。品质脆，生食有甜味，也可炒食和腌食，为北园栽培的主要品种，是本市萝卜最佳品种。
培苔菜芽苔菜是山东特殊的产品，北园的培苔菜芽是济南独有品种。苔菜经过保护地软化栽培取其嫩芽，供应冬春市场之需要，用作溜肉片、炒猪肝等别具风味，为冬春市场之珍品。培苔菜芽是将秋播的苔菜苗，小雪前移栽于阳畦，每半分地约用菜苗500公斤，经过软化摘掉老梗，取其新生的淡绿色新芽供应市场。
铃铛皮辣椒1920年前，铃铛皮辣椒是北园独有的品种。此品种系西沃庄李姓菜农从泰安地区引进，在长期栽培中，经过多次选留形成了大铃铛皮、小铃铛皮两个品种。铃铛皮辣椒，生长势强，结果早，耐寒性和抗病毒性强，果实绿色，表皮稍皱，果实似灯笼，味辛辣，深受市民欢迎。小铃铛皮结果最早，苗高10厘米左右，长至6～7片叶就结果，是早熟栽培的优良品种，深受群众的欢迎。
一串铃冬瓜一串铃冬瓜又名京科瓜，一窝蜂。20世纪30年代黄桥村郑姓菜农从北京引来时，在济南市北园独有品种，以主蔓结瓜为主，生至6～7片叶开始生雌花，以后每片叶都有瓜，瓜形扁圆，皮色深绿，果柄粗短，腊粉刺毛多。一串铃冬瓜，肉厚瓤小，品质好，果实可多次采收。当地栽培5月下旬就可采收。一串铃冬瓜去皮去瓤，装上馅，蒸熟后是宴会上的名菜佳肴。
抗热小白菜抗热小白菜是1962年黄桥大队社员自北京引入，经过20多年的栽培选育，已经全适应了济南的水土气候和栽培条件。抗热小白菜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生长快，品质好，夏季播种28天即可采收。它组织柔嫩，中筋甚少，无论炒食、做汤，都味道鲜美，深受消费者欢迎。抗热小白菜已普及到近郊各乡镇种植，是8、9月淡季的理想品种。
面白菜花面白菜是一种不结球的小白菜，当地栽培有300多年的历史，叶色淡绿，叶柄白绿，株高30～40厘米。东西郊多在立秋播种，小雪采收后晒干，留作冬春食用。独有北园白露播种，扎风障保护过冬，雨水后抽苔开花，在花蕾半开时，带叶剪下，长20厘米捆成小把，在市场出售，叫菜花。20世纪20年代前为宴会上的名贵汤菜。40年代后花椰菜日益增多，市场销售减少，50年代后已无种植。
二线黄瓜二线黄瓜当地品种。中晚熟，4月中旬播种，7月中旬拔秧，生至5～6片叶着瓜。瓜条淡黄色，香味浓，肉厚种少，无论生拌、炒食、都清香可
口，是济南黄瓜的佳品。自1960年“津研”号黄瓜传人济南后，已很少种植。
蒜黄蒜黄在1958年前是北园名优菜之一。蒜黄一年四季都能栽培，为了供应春节 和早春，菜农多于11月份栽培。栽培蒜黄用半地下式高1.2～1.5米的地窖，上面盖上马粪或稻糠、麦糠保暖，栽后20天即可收割，一般割2次，多者3次。每50公斤蒜种，可出蒜黄80～90公斤。蒜黄以金黄色的外形和特有的香味受到消费者的欢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除供应本市外，还销往青岛、烟台、平津和东北各地。1958年后，栽培减少，1983年后又恢复。
茭白茭白在北园栽培历史悠久，20世纪50年代前，栽培面积在1000亩左右，多栽植深水藕池的四周和小河两岸，也有少数与深水藕间作或轮作的。茭白是一种珍贵的水生蔬菜，可煮食、炒食或做汤菜，质地柔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深受市民欢迎的蔬菜。种植茭白采用无性分株繁殖法，4月下旬至5月中旬栽植，9月下旬早熟品种即可采收，10月下旬采收晚熟品种，经过水内贮存，可供应到春节 。60年代后，栽培面积减少，1980年后有发展，1986年后消失。
第六章 养殖业
第一节 畜禽饲养
解放前，香磨李村畜禽饲养业很少，只有4户地主和2户富农养牛、养猪，有的还养马、驴。在农户中，家家养几只鸡，有的养鸭子，数量都很少。解放后至1957年，翻身后的农民，为种好自己的土地，有的喂养大牲畜是为了使役，种类以牛为主，其次是马、驴、骡。高级农业合作社时，全村有大牲畜40多头，其中有20匹马和7头骡子。户家养猪不过600头，养鸡、鸭数量为几只或10多只。这一时期，人们的种养观念是：种点粮食混饱肚，喂只肥猪吃点油，养只猪羊添衣裤，养只母鸡酱油醋。过着玩龙玩虎，不如玩土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1958～1978年，在长达20年人民公社期间，畜禽饲养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阶段。1958年大刮平调风，把全社的生猪集中到车北、水屯、东关3处养猪场集中饲养。1959年生猪数量由1958年的300余头，下降到100多头。1960年后，国家、公社、大队对养猪采取了鼓励措施，纠正了平调风。实行粮区留饲料地，菜区采用平价供应部分饲料，向国家交猪奖励粮食，交猪粪，采取记工分、参加统一分配和以质论价兑现款等办法，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香磨李大队下设3个生产队，采取了三级养猪的办法养猪，一是大队养猪，大队办了养猪场，养猪100余头，并建有饲料加工厂，设有粉碎机粉碎饲料。二是各生产队养猪，数量不等。生产队利用菜下脚料和外出拉酒渣作猪饲料，队里修猪圈，在二道坝挖洞作猪圈，每个小队养猪50～60头，小队养猪近200头。三是户户养猪，一般养3～4头，多的5～6头。20世纪70年代初，香磨李大队养猪最高达千余头。据1969年统计，香磨李大队集体养猪150头，个体养猪450头，共养猪近600头。1971年，大小队养猪200头，户家养猪800余头，全大队养猪1000余头。70年代，北园人民公社组织各大队生产队长外出参观，学习外地经验，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养猪能手程震和刘振海，饲养的猪均在300斤以上。至1986年，香磨李停止了养猪。
养鸡香磨李村饲养鸡鸭鹅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期，村户即有饲养鸡鸭的习惯，直到解放前，村户饲养数量很少。人们的传统习惯是：养只猪羊添衣裤，养只母鸡酱油醋。家里喂上几只母鸡下了蛋，富人家自食；穷人家攒上十个八个，有的到集市上变卖，有的以物换物，10个鸡蛋换1斤盐，有的换油、醋等，有的省吃俭用，把积存的鸡蛋馈赠亲友、伺候病人或产妇。
解放后，香磨李村虽家家饲养鸡鸭鹅，但观念依旧，数量依然很少。据1966～1971年共6年的统计：1966年饲养320只，1967年380只，1968年400只，1969年420只，1970年过了千只，1971年1100只。
香磨李村家禽饲养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大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是从发展商品经济开始的。当时提出：农村要想富，饲养鸡鸭兔。香磨李村掀起了一个养鸡热潮。村干部带领村民走出去学，请进来教，学习“养鸡村”北闸子村养鸡的先进经验，户户养鸡，但由于防疫跟不上，鸡越养越少。为了改变不兴旺的养鸡业，在村里又建起“示范户”，最高年份养鸡突破1500只。进入80年代中期，香磨李村土地减少，二三产业大发展，90％的劳力转入二三产业，养鸡事业停止。
大型牲畜饲养香磨李村饲养牛、马、驴、骡等大型牲畜历史悠久。只是地主、富农才有饲养，广大无地、少地农民无有能力饲养。解放前，全村饲养大牲畜在10～15头左右。解放后，在土改时期，全村4户地主养牛8头，马1匹，驴1头，全部分给贫下中农。人民公社时期，全大队分3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均有大牲畜4～5头。各生产队都有运输马车，生产队以粮食生产为主，以副业为辅，搞些运输之类的副业生产。大小队都有领导分工抓好副业生产，并建立了副业队、副业组，搞好副业生产。这一时期以饲养骡马为主，全大队20余部大车，骡马等大牲畜40余头。1978～1982年，是香磨李大队饲养大型牲畜的高峰期。这时，土地到了户，以户养为主。全大队地排车、大马车川流不息，活跃在城乡各地，大力发展运输业，出现了一批运输专业户，大型牲畜发展到40～50头。改革开放以来，是香磨李大队经济发展的快速时期，汽车、拖拉机发展到70余部，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大型牲畜的饲养逐年减少。至1986年，全居大型牲畜基本停止了饲养。
第二节 防疫
解放前，香磨李村无有防疫工作。畜禽遇有传染病，眼睁睁地看着死亡。特别是鸡瘟，全村大小鸡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个精光，群众把这种疫病称为“传鸡”，即一家的鸡得了这种病，迅速蔓延全村。对这种危害极大的疾病，群众一直存有恐惧心情。
解放后，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防疫工作，一是发动搞好卫生，减少疾病传染；二是逐步建立防疫组织，进行防疫工作。但当时由于卫生事业刚刚起步，防疫技术和防疫药品都比较落后，遇有疫病传染，大批的家禽死亡，特别是“传鸡”死亡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香磨李村防疫工作大见成效是从1958年以后开始的。这一时期畜禽防疫工作是社队结合，以队为主做好这一工作的。畜禽常发病有：猪瘟、猪丹毒；鸡新城疫、鸡白痢、马立克等。防疫队伍，以公社兽疫站为主，负责大牲畜和猪、羊的疫病防治；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设防疫组，负责养鸡防疫。大队设专职防疫员，具体抓好本队的防疫工作。公社兽疫站定期发药，防疫员负责注射，做到以防为主。改革开放以来，香磨李村畜禽饲养业有了大的发展，畜禽的防疫工作做到了网络化、现代化，疫病以防为主，以治疗为辅，使各种疫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出现了畜禽发展兴旺时期。至1987年，香磨李居无有耕地，劳力全部转入二三产业，防疫工作停止。
第三节 水产养殖
香磨李村的养渔业在养殖业中占有很小比例。解放前，一家一户在水湾、水沟放养一些草鱼、鲢鱼、鲤鱼等，自养自食。养鱼较多的户，利用传统节 日，捞鱼到市场上出售，但数量较少。解放后，村民多在深水藕池养鱼，仍是自养自食。人民公社时，香磨李大队有养鱼水面20多亩，每亩产鱼数几百斤不等，渔业收入很少。20世纪70年代，提倡挖藕池，香磨李大队在100多亩浅水面进行藕鱼间养，鱼变卖后，作为小队收入。至1984年，香磨李村有水面不足10亩，藕鱼间养，产量较低。每年收获后，采取卖点、送点、户家分点，一般不计入收入。至1986年，土地减少，水面占用，无有养渔业。
香磨李村在水面里饲养鱼种类繁多，有黄河鲤鱼、鲢鱼、鲫鱼、草鱼等。特别是黄河鲤鱼受到人们的青睐，被誉为“北园三鲜”之一。诗人曾留诗为赞：
红鳍金脊映斜阳，戏浪黄河日月长。
来去悠游千万里，龙门不跳佐琼觞。
在香磨李村上百个大小饭店中，“糖醋鲤鱼”成为招待国内外宾客的一道名菜。
附
黄河鲤鱼甲天下
鲤鱼，是我国淡水鱼中佼佼者，而其中又以黄河鲤鱼为最佳。鲤鱼之得名，据说因“鳞有十字纹理，故名鲤。”（《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鲤鱼就有“诸鱼之长”，“鲤为鱼王”、“圣子”等美称。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鲤鱼就被当作贵重的馈赠礼品。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得子，鲁昭公送鲤鱼作为贺礼。因此，孔子为其子取名日孔鲤。在相传为孔子纂集的《诗经》中，已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鲤”的诗句，而古籍中的“河”，就是专指黄河的。汉代也有不少诗文提到鲤鱼，例如“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羽林郎》）就是将鲤鱼作为美肴来称颂的。
到了唐代，鲤鱼的身价倍增，高到了不准食用买卖的地步。因为“鲤”与“李”谐音，所以，鲤鱼也就随着李唐王朝飞黄腾达了一个朝代。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就有如下记载：“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山东孔府历史上也有不吃鲤鱼的禁忌，因为孔府第二代祖先就名鲤。不过他的后代也想吃鲤鱼，便起个特异的菜名，名“怀抱鲤”（此菜如今可在济南《孔膳堂》吃到）。或者干脆鲤鱼改名叫“红鱼”。
鲤鱼鲜嫩肥美，营养丰富。《食疗本草》：“将鲤鱼煮汤食，最有补益而利水。”《枣林杂俎》称：“黄河之鲤，肥美甲天下。”所以在沿黄地区到处都有烹烧鲤鱼的餐馆。济南地处黄河南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沿黄大城市，因此，烹烧鲤鱼而终至形成独特的地方风味，是很自然的。
济南名菜“糖醋黄河鲤鱼”，历来都被尊为山东名菜之首，其地位之高，由此可知。另外，用鲤鱼烹制的肴菜还有“棒子鱼”、“瓦块鱼”、“红烧鱼”、“干烧鱼”等，不过都没有糖醋黄河鲤鱼那么大的名气。
济南的汇泉楼饭庄，原先曾设在西门外的江家池畔，是以烹制鱼菜著名的餐馆。相传唐代开国名将秦琼最初就居住在此地。汇泉楼设在池水之上，池中专养鲤鱼，一来可供顾客观赏，二来可以活鱼供客。从池中捕来活鲤鱼，当面摔死再去烹烧。正如《清稗类钞》所说：“酒肆烹鲜，先以生者示客，即掷毙之，以示不窃更。”糖醋黄河鲤鱼就是该店的拿手菜。糖醋鲤鱼的制法是：把活鱼开腹去脏刮鳞洗净，留须、尾、鳍，在鱼身划百叶花刀。撒盐稍腌，再将鱼身挂满蛋糊，放入热油中炸透，炸时提尾下头并将尾弯起，炸成后使尾弯曲翘起，放盘中，趁热浇上糖醋汁。糖醋汁是由烹醋、熬糖、加清汤、提薄芡诸道工序烧成的。因为鱼刚炸成烧汁后，受激吱啦作响，端鱼上桌，即有似跃起的活鱼造型，又有浇汁的声响，增加了宴饮情趣，颇受顾客欢迎。如今济南各大宾馆、餐馆都有此菜。
第七章 林果业
第一节 林业
香磨李村植树造林历史悠久。早在明朝时期，小清河两岸布满了各种树木，在村北的二道坝，树木参天，上百年的杨柳树上万株。二道坝这片少有的林木，经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两次砍伐，又经“文革”破坏，所有参天大树均砍伐殆尽。20世纪70年代，因修铁路二道坝铲除，防护林带砍伐，绿化带消失。
解放后，党和国家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开展了群众性的植树活动。主要是四旁植树，即户、村、路、沟旁植树。人民公社20年的时间内，强调“以粮为纲”，香磨李村以粮食生产为主，林业生产不多，主要植柳树、杨树等，往往重栽轻管，成活率较低。
进入20世纪90年代，香磨李居随着旧村改造和小清河展宽，绿化工作步人了经常化、正规化、规范化。对全居多条路旁、街旁、沟旁、河旁及厂区进行了植树，各种树木5万余株，花草树木上百种。至2001年旧居改造后，香磨李在居内建起了绿地，先后栽植冬青3000株，灌木33000棵，乔本植物8000棵。小清河展宽后，在小清河北岸栽植杨树5000棵，形成一个沿河绿化带。
第二节 果业
解放前，香磨李村果树栽植比较少，自栽自食。户家在庭院里栽植桃树、杏树、石榴树，也有的栽植苹果树，数量较少。解放后，从1955年起，香磨李村在村内高地栽植果树，1958年，在小清河北岸建起了15亩的果园，栽植了苹果、桃树、梨树等。为管好这些果树，香磨李大队建立了10多人的专管队伍，进行专职管理，年最高产量达5万斤。据1966～1971年统计，全大队有果树500余株，1966年果树单产20斤，总产一万斤；1971年每株单产100斤，总产突破5万斤。后来，随着工厂的增多，烟熏火燎，受到严重的污染；当时正处人民公社时期，“大锅饭”管理，水果严重丢失；10多人的管理人员忙一年，9分钱一斤苹果，卖的水果钱还不如农药钱多，效益很低。1979年，大队在坚持粮菜生产的同时，发展工副业项目，去果还厂，砍伐了果树，取消了果园，新建起了铸造厂。从此，香磨李村停止了林果业生产。
附
伟人毛泽东三次来历城
夜停充州、泰安火车站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得知山东省委正在历城北园进行大社试验，便决定到那里去考察。于是，他视察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后，便乘专列北上。
这天凌晨1时，正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毛泽东北上的列车划破寂静的夜空，在兖州车站停下了。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副书记兼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以及滋阳县委书记和两个村支部书记，在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长谢华的带领下，登上列车，来到毛泽东的列车办公室。大家见到毛泽东主席，一时显得很拘谨。为缓和大家的紧张情绪，毛泽东分别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情况等。毛泽东看到王吉德挽着裤腿，腿上还有泥星，便说：“不用问，你是个农民出身。”随后毛泽东从桌子上抽出一支香烟递给王吉德。接着，毛泽东问王吉德什么职务。
“我是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回答。
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噢！那你就是滕小国的国王了！”
大家被毛泽东的话语逗笑了。
接着毛泽东又问：“滕小国在哪个地方？”
“在滕县城西十几里的滕城村。”王吉德答。
毛泽东又问王吉德：“孟子在滕小国的古迹还有没有？”
“还有，滕城有文公台，县城内有铁牌坊。”
毛泽东说：“铁牌坊与孟子无关系。滕文公请孟子来讲学，孟子馆于上官嘛！上宫还有没有？”
“我不知道，没有注意过。”
滕国在周朝时期是个小国，国君中影响最大的滕文公，曾多次“礼聘”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孟轲，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针大略。现在“文公台”也称“灵台”，相传是滕王的寝官遗迹。台前参天古槐盘根错节 ，苍劲古朴。台上，有明朝万历年间修筑的寺、庙、殿宇巍然屹立。昔日里面供奉滕文公，如今成了乡间小学校。台下一池绿水，粉荷映日，碧盘滚珠，鱼跃水面。
接着，毛泽东又说：“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
毛泽东又问：“滕县离微山湖很近，微山湖的鲤鱼是四个鼻孔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王吉德回答。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人很实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毛泽东看王吉德烟抽完了，接着又抽出一支烟给王吉德。
随后，话锋一转，又询问了滋阳县的粮食生产情况。
转过头来，毛泽东又问王吉德：“你们那里亩产多少？”
“我们的小麦亩产227斤。”
毛泽东又问：“去年亩产多少？”
“去年亩产126斤”，王吉德说。
毛泽东点了点头，随后又问起近两年菏泽、济宁的水灾。
王吉德说：“滕县也发了大水，灾情较为严重。”
毛泽东抽了口烟，望着王吉德说：“大水也跑到你们那里啦？”
“今年淹了9万亩，去年灾大一些，
淹了81万亩。”王吉德说。
毛泽东又问：“你们那里有多少地？”
“我们共210万亩土地。”王吉德说。
接着，毛泽东又问到高逢五全区的水灾情况。
随后，毛泽东问了他一直关心的农村体制问题。
毛泽东问王吉德：“你们那里群众觉得办大社好，还是小社好？”
“社大好些，有利于抗灾，有利于兴修水利等。我们准备搞5000户的一乡一社。”
对于社大了好，还是社小了好；是叫“联社”、“集体农庄”，还是叫人民公社，毛泽东一直在调查着，思考着。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同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从农业开始。1955年11月到1956年的1月，他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及1955年12月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某些按语，虽然带有当时急躁冒进的历史印记，但从其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而言，反映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思考。
毛泽东的专列继续往前行驶，到达泰安火车站，已是凌晨三点多了。泰安地委副书记李元明、地区农村工作部部长张瑞周、泰安县委副书记张海涛、泰安县十区灯塔一社社长尚立祥登上火车，在毛泽东列车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座谈会。
毛泽东点着一支香烟，抽了一口笑着说：“怎么你们当中一个我也不认识？”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主席。”李元明说。
毛泽东沉思一下说：“是1955年吧，我来过一趟。”
李元明说：“那一次来的是地委书记刘众前等同志，现在他们都去寿张县参观去了，县委第一书记、乡党委书记也去了，还没有回来。”
毛泽东又问：“你们地区有多少县？多少户？多少人口？”
“共9个县，一个市，105万户，840多万人口。”李元明回答。
毛泽东问李元明：“你们想谈什么？”
“我们想汇报当前的工作情况，请主席做些指导。”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你们的粮食情况怎么样？”
“粮食情况比往年好得多。”李元明回答。
对于粮食问题，毛泽东始终当作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来对待。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提出，为了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必须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做到自给有余。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号召广泛开展生产自给运动，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军民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和经济封锁，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以后，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虽然得到初步解决，但仍是毛泽东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接着又问李元明：“你说说怎么个好法？”
“今年比往年增产，今年小麦亩产162斤，总产8.5亿斤，较去年增产36％多一点。”
毛泽东说：“去年小麦产量是多少？”
张瑞周接过去回答说：“1957年小麦亩产119斤，总产6.2亿多斤。”
毛泽东抽了几口烟，喝了一口水，又问：“秋季怎样？能收多少？”
“今年原计划全年亩产500斤，争取600斤。最近又修订为保证每亩产600斤，争取700斤，总产达到52亿多斤到60亿斤以上。从目前作物生长情况来看，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指标。”李元明回答。
毛泽东问：“去年粮食产量是多少？”
“亩产230多斤，总产量20亿斤多一点。”
毛泽东带有怀疑的口气问：“增产一倍以上到二倍，能达到吗？”
接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问起水利问题。在旧中国，山河破碎，水利失修，灾害频仍，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记载，黄河流域在解放前的2000多年间，发生水灾1500多次，旱灾1070多次。全国解放后，在1952年，毛泽东亲临黄河视察，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并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亲自主持通过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结合规划的决议》，带领人民向黄河进军。
毛泽东问：“你们这里有个东平湖，还有一个东平县？”
“是。”李元明答。
东平湖在黄河下游，是黄河泄洪的地方。
毛泽东又问：“位山工程动工了没有？”
“东平湖新堤已经动员21万民工于8月5日动工，何时竣工还不清楚。”李元明回答。
依靠群众治水，发动亿万农民办水利，这是毛泽东治水路线的基本点。改造山河，同水灾、旱灾作斗争，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变水害为水利。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毛泽东注意把广大农民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中所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大兴水利等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上来，提出：“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毛泽东又问：“位山坝恐怕不像修堤那样容易，需花费较长时间。位山工程搞起来，你们有受益的没有？”“东平县有两个区受益。”李元明说。
毛泽东说：“受益的还有菏泽、济宁嘛！”
李元明补充说：“聊城地区也能受益。”
毛泽东接着又问：“怎样受益？”
李元明说：“聊城的虹吸管工程到春季缺水不能满足需要。”
毛泽东说：“只靠位山不行，黄河要有一系列工程，如三门峡等工程都搞，作用才大。”
停了停，毛泽东又问：“你们的水利怎样？”
李元明说：“我区水利化主要靠汶河，去冬今春已在上游山区修了一些中小型水库，今冬准备在中下游再搞些大型水库，将天上落下来的水基本上控制起来，另外和地下水结合，以汶河引黄加上人造河道为骨干，整修各河道，逐渐搞成平原地区的河网化。”
随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办社问题。
毛泽东问：“合作社怎样？规模多大？”
张瑞周接过话题说：“泰安地区有650多个社，平均不到300户，社的规模太小，已不适应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计划合并到200余个。”
李元明接着说：“这是过去的计划，目前看规模仍然小一点。现在酝酿搞成一乡一社，使党、政、社合一。”
毛泽东问：“一乡多少户？？
“8000至1万户。”张海涛答。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问：“这样多的户一个社好搞吗？是否过大？”
“还未定案，需要进一步研究。”李元明说。
随后毛泽东又问了泰山的情况。
他说：“你们这里有个泰山很大，底下可能有不少铁。”
“泰山的西、北、东三面都已经发现铁矿，只是山的前面还没有发现。”李元明说。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泰安过去有个泰安府，出去不远就是泰山，到山顶有60里路吗？”
“没有这么远，据说约有40华里。”
毛泽东又问：“现在逛泰山的人还很多么？”
“过去不少，生产大跃进以来，逛山的人少多了。”张海涛答。
毛泽东说：“现在少了，再过两年逛山的人就又多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的专列开往济南。
视察北园
专列到达济南后，毛泽东稍事休息，又冒着酷热来到山东省委办大社的试点单位北园。
8月9日下午，伏天的太阳像一团火，烤得大地滚烫滚烫。
这时，历城县北园农业社水屯村的田间大路上，几辆黑色的轿车突然停下。
车门开了，毛泽东探身走出，身着白色衬衣，束在裤内，脚穿黑色皮鞋。
陪同的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中共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吕少泉。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历城。
在北园农业社田间路上，毛泽东与陪同者谈笑风声地走着。路旁的谷子长得秸秆粗壮，叶子墨绿，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毛泽东看到这景象，高兴地说：“你们的小米长得不错嘛，我看群众的干劲不小。”
随后，毛泽东又来到稻田，问北园农业社的主任李树成，水稻是什么品种，什么时间收割，亩产多少斤？李树成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看到路旁一些社员正在一个稻草棚里休息，用手指着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就是管理试验田的社员。”李树成回答。
随即，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草棚走去。
首先看见毛泽东的几个社员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声：“毛主席来了！”便争先从窝棚里跑出来，热烈鼓掌欢迎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走到跟前，有些社员还没有来得及出窝棚，毛泽东便弯腰走进矮小的窝棚里和社员任长水、李树勋、韩茂林、孙守法等13位一一握手。毛泽东和他们握手时，社员们有些措手不及，手上沾满了泥，有的忙往自己衣服上搓搓手上的泥巴，有的还没来得及搓，毛泽东就把手伸过去，一把握住农民沾满泥巴的手。
毛泽东抚摸着青年韩茂林的头，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当韩茂林回答17岁时，毛泽东笑着说：“你还是个娃娃呢！”
接着毛泽东又握着孙守法的手和蔼地问：“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今年47岁啦。”
毛泽东勉励他说：“那就是个技术员啰！”
毛泽东来到一株大槐树下坐下来，稍事休息。这时，身旁的李树成向他汇报了北园办大社的情况。汇报中，李树成向毛泽东请示规模这样大的社是叫“大社”好，还是叫“农场”或“农庄”好？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
休息了大约15分钟，毛泽东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去。边走边问李树成：“怎么没有见到妇女参加劳动？”李树成回答：“妇女都在菜地里。”毛泽东说：“在我们南方，大部分都是妇女插秧。”
离开北园农业社，毛泽东驱车驶往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现农业科学院）。对于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和培养一支农业科技队伍，实行科学种田，毛泽东十分重视。在1957年他对各级干部说，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1958年他又指出，不学土壤学，就不能当农业部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也在历城县境内，距离北园农业社约8公里。下午6时，毛泽东来到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大门口。在这里等候的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秦杰等人，十分激动地迎上去，欢迎毛泽东主席。
在去五条田看棉花的路上。毛泽东问副所长秦杰：“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杰。”
“是秦还是陈？”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
“秦始皇的那个秦。”
毛泽东笑着幽默地说：“噢，秦始皇时代还留下你呀！”秦杰和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是什么专家？”
“研究棉花的，曾在浙江大学上过学。”秦杰回答。
毛泽东来到棉田详细察看了试验田。这块地里的棉花有一人多高，简直像一棵棵棉花树。毛泽东亲手拨开棉棵，和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数一株棉花的棉桃。当数到64个时，毛泽东手指着上边的花蕾说：“上边这些就不算了。”
随后他对秦杰说：“很好，你学的学问都用上了。”
“过去搞得不好，主要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我们，才搞得这样。”秦杰说。
毛泽东笑着诙谐地说：“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毛泽东在看棉花时，发现棉花容易落桃，便对秦杰说：“棉桃脱落是下雨的原因呢？还是其它原因？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泰杰表示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办。
火车上的一次座谈会
春寒料峭，腊梅怒放。
1959年2月25日。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前两天，毛泽东南下的专列，停在济南西郊机杨的专线上。
两辆黑色轿车驶进济南西郊机场。车门开了，从车上下来的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省委秘书长吴建、中共历城县第一书记王任之、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东郊人民公社大辛管理区总支书记李兰生、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大队支部书记张印水。
他们快步登上停在专线上的列车。
一位身材伟岸、气宇轩昂，身着银灰色大衣，脚穿棕色皮鞋，面带笑容的人迎上来。他——就是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请大家坐下。大家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
常激动，一时心里嘣嘣直跳，表现得十分拘谨。毛泽东见大家心情紧张，为缓和紧张气氛，除舒同外，分别询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职务、家庭情况等，然后笑着说：“你们都很年轻嘛！”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取得第一手的调查材料，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风。他许多不朽的论著和伟大事业的决断，都来自深入调查研究，都是他经常不断地亲自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作调查，经过分析研究后作出的正确结论。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点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是这两个运动的提倡者和推动者，但是，一旦察觉到运动中有偏差，他就率先提出纠正。尽管毛泽东没有认识到“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符合中国农村发展的需要，但他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所作的纠“左”努力，对于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盲目搞所有制“升级”，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还是起了遏制的作用。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9年2月25日在去郑州的路上，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山东，实地了解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出现的冒进等问题，在列车上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为第二次郑州会议作准备。
毛泽东点着一支烟，抽了两口对大家说：“咱们把大体情况谈谈吧！”
接着，毛泽东问王任之：“历城县有多少人口？”“全县农业人口63万，非农业人口4万，共67万人。”
毛泽东又问：“全县有多少社，多少个队、多少个生产队？”
王任之一一作了回答。
这时，舒同指着王任之说：“他们县有山、有岭、有平原、还有郊区，很全面。”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作为一个社来讲，就不一定全面吧！”
“东部东郊公社很全面，有平原和丘陵。”舒同回答。
毛泽东带有疑问的口气问：“这样全面好不好？”
“这样好。”舒同回答。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郑松问：“东郊公社多少人？多少户？”
“39000户，12万人。”
毛泽东又抽了几口烟，端起杯子呷了几口水，自言自语地说：“好大呀！”接着又问：“有多少队，多少组？”
“有15个管理区，154个生产队，508个生产组。”郑松回答。
毛泽东不解地问：
“别处都叫大队，你们叫管理区，是一回事吗？”
舒同接过去解释说：“管理区就是大队。”
毛泽东又问：“你们公社有多少干部？脱产的多少？不脱产的多少？”
郑松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指着李兰生问：“你脱产吗？”
“不脱产。”
毛泽东问：“不脱产怎么吃饭？”
“我们有工资，我们的工资略高于社员。”
“你们参加劳动吗？”
“一年至少参加100天劳动，其余因公开会算误工，工资是按照同等劳力评定，略加提高。”
“这样办还可以吧？”
“可以。”
舒同插话说：“他们公社里还有殷朝的古迹呢！”毛泽东十分感兴趣地问：“挖
出些什么东西？”
舒同说：“有石刀、石斧、陶器等，都挖出来过。”
毛泽东问：“龙山文化遗址在什么地方？”
“在历城东部和章 丘县搭界的龙山。”王任之回答。
毛泽东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毛泽东又抽出一支烟，点着吸几口说：“现在再谈谈整社吧，整社有什么问题？”
“对1958年大跃进的认识不统一。”郑松说。
毛泽东说：“是不是有的认为是大跃进，有的认为是小跃进，有的认为是没跃进的意思？”
“都有怀疑的人。”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这些怀疑的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好人，他们主要是心中无数，认识不清楚。”接着他又说：“东郊公社1957年平均亩产350斤，1958年亩产达到1050斤，实际上收到家740斤，其余310斤因为收得粗损失了。”
郑松说到这里，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十分严肃地问：“怎么损失这么多啊？去年收得粗，今年你们要收得细一点。实收740斤，有这么多吗？！你们怎么知道收这么多？又没有过秤，怎么算出来的？”
毛泽东说：“你们这不是翻一番还多吗!700斤就是翻一番，740斤翻一番多嘛！这一个跃进都统一了吗？”停了停，郑松说：“都统一了。”毛泽东拿起茶杯呷了几口说：“关于
收入问题再谈谈吧。”
郑松说：“1958年平均每人86.8元。还有拖拉机17台，抽水机63台，电力井16眼，自流井10眼，播种机1台，脱粒机4台……这些平均每人22.5元；还有社办工业，每人平均5元；社里的中型农具和大家畜，平均每人5元。”
这时，毛泽东摆摆手说：“慢一点说，我给你们算这笔帐。加起来，每人平均约120元，你们这笔帐都算了吧？”
“对，都向社员算了。”郑松回答。
毛泽东又问：“这样一算，大家都统一吧，高兴了吧？”
“都统一了认识，另外还向社员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大家更高兴了。”郑松说。
毛泽东问：“共产主义是方向，这个有问题吗？”
“起初不明确，认为成立了公社吃饭不要钱了，就是共产主义，因此，有不分你我的错误思想。”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郑松：“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经过宣传党的六中全会精神，解决了。”
这时，已是下午6点30分，卫士进来请主席吃饭。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咱们一起吃饭，吃完再谈。”
于是，大家和毛泽东一起共进晚餐。
吃完来到办公室，毛泽东又点着烟说：“关于干部作风有问题吗？”
“干部作风问题，开始认识上也不统一。有些干部认为，整社就是整干部，因此，有缺点的干部有顾虑，怕挨整。”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郑松：“干部有没有打人的？”
“没有发现。”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么多干部没有打人的？”
“因为随时贯彻毛主席你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精神。”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干部作风上有什么缺点吗？”
舒同说：“整社以前，东郊公社的区、队干部有‘三大法宝’，就是辩一下、拔白旗、不管饭。”
毛泽东说：“大辩论还得要，可不要当成整人；拔白旗，真的白旗还要拔；不管饭不行，对地主富农也要管饭。”
随后，毛泽东又问：“‘三大法宝’不用了，现在用什么方法？”
这时，当郑松回答到干部作风有八大转变，十大发扬，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时，毛泽东笑着插话：“还听我的话？听党的话就行了嘛！”
毛泽东扔掉烟蒂，接着说：“再说说分配问题好不好？”
“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郑松说：“去年公社化以后，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和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制度。社员是按照评定等级按月发工资，社员的劳动工资实行‘上死下活’的办法，每月进行评级发工资，这样社员感到满意。”
毛泽东问：“怎么是‘上死下活’？”
“社里按原来等级的工资发到队，队里包工定额记分，每月按每人所得的工分发工资。”
毛泽东问郑松：“群众同意不同意？”
“这是群众提出来的办法，是群众的要求。”
毛泽东点点头说：“这样还可以。”
在谈到1959年社员分配口粮时，郑松说东郊公社预计少的可分500斤，多的可分1000斤。
毛泽东问：“1000斤粮食吃得了吗？你们不是每天半斤肉吗？可以给牲畜粮食吃，牲畜吃粮食，人吃肉，还要喂奶牛嘛！”
接着，毛泽东又说：“工资问题解决了，伙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再谈分配比例吧！”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说不上来。沉默了一会，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好好算算吧。总收入，除去生产成本，为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问题一是国家税收，二是社里的公共积累，三是个人消费。社员消费又包括公共福利事业消费。”
王任之恳切地说：“主席，东郊公社的党团员和劳模都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有机会去一趟？”
毛泽东笑着说：这一次来不及了，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再去你们东郊公社看看。
这次小型座谈会后两天，中央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作为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并按照这个方针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大辛庄麦田里脚印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实践他一个多月前的诺言，第二次来到了历城东郊人民公社。
4月13日午饭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秦和珍、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来到毛泽东的列车上。对于郑松，毛泽东已第二次见面了。就在前两个月，他参加了座谈会，并发了言。所以一见面，毛泽东就认出了他。毛泽东微笑着说：“郑松，今天到你们公社看看小麦可以吧？”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东郊公社的
情况最近有什么变化？”
“东郊公社已根据您的指示和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调整了公社体制，实行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进行了算账退赔，强调了关心人民群众生活，经过整顿，人民公社更加巩固发展。”郑松说。
毛泽东又问：“社员群众高兴了吧？”
“广大群众都非常高兴。”
毛泽东简单地询问了东郊公社的情况后，站起来大手一挥对郑松说：“现在到你们那里去看看吧。”
于是，毛泽东在白如冰、秦和珍和郑松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东郊公社大辛生产大队。
毛泽东下车后，看到大辛生产队第七生产小队的麦苗一片葱绿茁壮，脸上露出笑容。当他看到地头的木牌上写着计划指标亩产1000斤时，他严肃地问郑松：“一亩地能收1000斤？”回头又问：“白如冰同志，你看麦子一亩地能打1000斤？”
当白如冰回答麦子长得很好，亩产1000斤收不了时，毛泽东摇摇头说：“我看这麦子别说亩产打1000斤，连500斤都收不到。打下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嘛！”
接着毛泽东对郑松说：“到小麦收获时，你们要亲自组织一批干部收割和验收，仔细称一称看一亩地究竟能收多少斤？”
在场的干部表示，一定按主席说的去办。
回过头来，毛泽东又严肃地对大家说：“做事情一定要留有余地，要实事求是，不要空口讲空话，秋后我要再来看看亩产小麦到底多少斤！”
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早在瑞金和延安时期，为了支援战争，用集体力量战胜敌人的封锁和灾荒，在农村组织劳动互助社、变工队、互助组和合作社，积累了引导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的经验。在50年代，毛泽东通过调查、访问、听汇报，认真了解下情，采用逐步联合，逐步过渡，逐步整顿，循序渐进又互相衔接的步骤，引导我国亿万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对于农村农民的生产情况，毛泽东是比较熟悉的。
毛泽东继续往前走。他看见一片麦田长得很稠，显然觉得密植过头了。在问了播种情况后，毛泽东说：
“要合理密植。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要搞好通风透光，防止倒伏。”
沿着田埂继续向前走，一条东西的水垄沟还流着水，挡住了大家的去路。这时大家都向西转去，可唯独毛泽东没有转。他纵身一跃，跃了近2米远，跨过了水沟，就在水沟沿上深深地印着他的两个脚印。
当时，毛泽东已66岁了。可他身体是那样的健壮，那样的矫健，在场人都为之惊叹，为之高兴。
往前走了几步，毛泽东弯腰从路旁拾起一墩锄掉的发黄的麦苗，仔细地看起来。对小麦的分蘖、扎根，都看得很仔细。然后，又具体询问了小麦的施肥、浇水等情况。毛泽东说：“氮、磷、钾肥料要很好地配合使用，要掌握适时浇水，防止倒伏和其它灾害，搞好通风透光。”
随即，毛泽东右手拿着那墩麦苗高高举起，微笑着问社员群众：“把这墩麦子送给我带回北京去好不好？”
社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
于是，毛泽东珍重地把这墩麦苗放起来。
毛泽东走上电力扬水站的主干渠，看到周围有一大片麦田长势良好，便问：“这一大片有多少亩，怎么整的这样平，
怎样灌溉？”
郑松汇报说：“这一片地过去是有名的‘北大荒’，一年一亩只产二三百斤粮食。公社化后，组织大兵团作战，只用了一个秋季，就深翻平整，搞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毛泽东说：“看来大兵团作战还是需要的，有时搞一搞还是可以的，但不能经常这样搞。”
4月9日，毛泽东针对当时严重存在的浮夸风等现象，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其中说：“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这些话，显然与他几次到历城考察是有联系的。
又来到一块三类麦田，毛泽东问：“这块麦田为什么长得这样差？”
“要加大措施，促使三类苗升级。”郑松回答。
毛泽东幽默地说：“这叫优厚照顾。你们一定要很好管理，细心管理，争取今年的小麦大丰收。”
冒雨来东郊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才一个多月，毛泽东于9月21日第3次来到历城农村进行调查。
这天，毛泽东的专列又停在了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线上。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登上列车，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身着银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支烟，很随合地让大家坐下。随后，舒同和郑松作了工作汇报。
当舒同谈到“三五”经济建设规划时，毛泽东说：“要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苏联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一定会比苏联搞得快，搞得好。”
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是毛泽东提出的建设中国的理论，它正确处理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夺取政权以后，在50年代，毛泽东提出：必须“以粮为纲”，同时积极发展各种经济作物；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业并举，全面发展。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经济。
当舒同汇报了过去几年来全省植树和封山造林的成绩后，毛泽东严肃地说：“你们年年说植了多少树，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怎么我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
舒同又汇报到1959年秋后，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力上阵，大搞山水林田治理时，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
稍顿，毛泽东又严肃地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又问郑松：“今年大辛的小麦亩产到底多少斤?”
“平均亩产收了400.6斤。”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上次我说平均亩产连500斤都打不到嘛，结果还是打不到500斤嘛！”
毛泽东又问：“你们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能产多少斤？”
“大辛生产队的玉米亩产可达500—700斤。间作的大豆，每亩可收一二百斤。”郑松回答。
毛泽东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
随即，毛泽东站起来把手有力地一挥，高兴地说：“今天再去看看你们的玉
米、大豆吧？”
这时，已到了中午12点了。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吃中午饭来不及了，就在这里吃吧。”
下午1点，毛泽东由舒同和白如冰陪同，驱车先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毛泽东来到一块大白菜地，见大白菜长得茁壮嫩绿，问：“大白菜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白菜的心是自己包的，还是人工包的？是不是为了天冷自己包的，用多长时间才能包好？”
秦杰作了回答。
这时，天下起了小雨，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打起雨伞。陪同毛泽东的领导见天下起雨来，也劝毛泽东是否就不去东郊公社了。
当毛泽东得知全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700多名代表和社员群众在大辛庄等着时，毫不犹豫地驱车到了东郊公社大辛庄。
毛泽东冒雨先看了一片丰产玉米，问：“这是什么品种？”
郑松回答：“这是金皇后。”
毛泽东笑着说：“是皇帝这个皇吧！这个名字很好。一亩能产多少斤？”
“这是一片丰产田，亩产可达800斤左右。”
毛泽东说：“加上小麦，一亩就是一千好几百斤了，这是一个大跃进啊！”
毛泽东又察看了玉米间作大豆，问这种种植方法好不好？有什么优越性？
郑松说：“一高一低进行间作套种，可以更好解决通风透光问题，增加产量。”
毛泽东说：“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复种指数。这种种植方法是可以总结推广的。”
雨越来越大。毛泽东和东郊公社党委的4位书记握手后，当与第5个同志握手时，笑着说：“你们这么多书记！”
舒同说：“这个社大，近15万人口。”
毛泽东说：“比一个小县的人口还多啊，是不是大了点？”
毛泽东在接见历城县三级干部会议代表时，一看路两边站的人很多，说：“怎么这么多人啊！都是党支部书记吗？”
许多群众听到毛主席来了，都跑过来，争着和毛泽东握手。
车开了。毛泽东上车后，看到大辛庄大队一部分社员群众从村中跑过来，又两次停车走出车门，挥动着帽子，向大家致意。
相关地名
香磨李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