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他热爱传统文化，酷爱读各类书籍。毛泽东有个习惯，每到一地除了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外，就要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化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地方志正是记述上述内容的全面翔实的资料书，理所当然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喜欢查阅地方志。在战争年代“每打开一个县城，毛主席总喜欢找当地的县志看看”。1929年红军打开江西兴国县城，毛泽东住县图书馆，有人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津津有味地看《兴国县志》。到了瑞金，又请瞿秋白帮忙找《瑞金县志》来读。1941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建国后，毛泽东更关心地方志。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年，他首次到达蜀汉古都——成都，立即要来《四川通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并在书上批、划、圈、点。在当时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1957年毛泽东在杭州提出要编写乡土教材，要大家懂得本地的地理和历史，过去和现在，要由近及远，还风趣地说：“小孩子总是先叫爸爸、妈妈，后叫爷爷、奶奶、叔叔、伯伯的嘛！”毛泽东对浙江的许多地方典故了如指掌，常常谈笑风生。有次问浙江歌舞团一位演员是那里人，当回答是“浙江海宁硖石人”时，他马上引用，《海宁州志稿》，说明硖山是由“两山相夹而名也，秦以前本连为一，始皇过此瞻山有王气，凿为二，今大虹桥下，山根犹露”，等等，方志之熟，记忆之强，令人惊服。地方志作为一种地情工具书，如果没有人查，没有人用，束之高阁，那是最大的浪费，也是方志工作者莫大的悲哀。用志书不仅可以得到许多知识和教益，也是支持方志事业。由于毛泽东率先垂范，使得许多党政干部争相效仿，重视方志，相继查用地方志，形成了一种可贵的风气。1958年周恩来在《关于整理善本的指示》中指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保存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关资料。我们除了编印全国所藏的方志目录外，还要系统整理县志及其他书籍中的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1959年夏，董必武在湖北省谈地方志时，强调各县要修县志。他说：“修地方志应增加以下内容：一是写政治、经济、军事的统一行动，着重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点；一是写新人物志、艺文志、科技志等。总之，地方志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百科全书，成为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切片’——因子或元素。这样的地方志，历时愈久，则愈有价值。”胡耀邦也很重视地方志，据说他有个习惯，每到一处就要借阅当地的县志，而且记性特别好，对寺庙的一些对联都能背得出。朱镕基曾回忆这样一件往事，他说：“我记得，1955年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时候，我曾经随同当时国家计委委员宋养初同志一起出差到西北河西走廊一带，我们沿着铁路一直走，见一站停一站，武威、张掖、玉门，一直到青海。每到一县，不管怎么晚，他（指胡耀邦）都要问县委，请你把县志拿来让我看看。这件事情对我很有启发。”作为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更是重视地方志工作，1987年5月他在上海对地方志工作者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地方志工作，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曾积极倡导。”同时，对编纂地方志的意义要求、加强领导搞好地方志工作等作了全面具体的论述。他还亲自为《泰山志》、《广陵区志》题书名。此外，李鹏专门为《黄河志》作序；田纪云为《黄河防洪志》作序；李先念为《红安县志》、乔石为《定海县志》、李铁映为《舟山市志》题写了书名。由此可见，毛泽东每到一地，注意运用地方志书形成的习惯，成为无声的号召，督促和影响了一代人、几代人，也使得地方志这项光辉的文化传统得以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毛泽东重视、应用地方志，也关心、倡导过修志。五六十年代有关部门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做过不少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全国修志并未真正开展起来。毛泽东生前并没有看到新时代的志书。
  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志书是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历史上传统方志的继承和发展。胡乔木提出要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和体例”来编好一代新志。编修新志书要合格，又可以不拘一格，在符合基本志体的前提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体例，也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但是，最根本就是要坚持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说得好，“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正是坚持了这一原则，才使新方志既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要遵循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了解当地的地情，认识中国的国情，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依据。毛泽东曾经批评我们队伍中的许多同志犯有主观主义的作风，“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同时指出：“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许多同志。”现在开展的编纂地方志工作，实际上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不少地方不仅征集到大量资料，还培养了一种遇事认真调查研究的好作风。
  “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可是客观世界在发展变化，各省的省情、市情、县情也在发展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经济上，同时反映在环境、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思想观念、民风民俗等诸多方面。社会主义时期的地方志尚需因时因地、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增添新内容，把方志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方志的体例可能有相当的创新、发展，手段可能会更加先进、科学，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作为“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是不会也不能改变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编史、修志的指导原则。
  1958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倡议：全国各地要修地方志。时隔35年，1993年3月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旁革命历史博物馆内，举行了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这次展览共展出80年代以来新编省志、市志、县志及各种专业志、年鉴等达2000余种，约计达1亿字之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以及几十家省市报纸、电视台报道了这一盛况。煌煌巨著，形成系列，继承创新，博大精深，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时期伟大的时代风貌，以此可以告慰于毛泽东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