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内容
夜停兖州、泰安火车站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得知山东省委正在历城北园进行大社试验，便决定到那里去考察。于是他视察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后，便乘专列北上。
这天凌晨1时，正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毛泽东北上的列车划破寂静的夜空，在兖州车站停下。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副书记兼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以及滋阳县委书记和两个村支部书记，在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长谢华的带领下，登上列车，来到毛泽东的列车办公室。大家见到毛泽东主席，一时显得很拘谨。为了缓和大家的紧张情绪，毛泽东分别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情况等，毛泽东看到王吉德挽着裤腿，腿上还有泥星，便说：“不用问，你是农民出身。”随后毛泽东从桌子上抽出一支香烟递给王吉德。接着，毛泽东问王吉德什么职务。
“我是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回答。
毛泽东幽默的笑着说：“噢！那你就是滕小国的国王了！”
大家被毛泽东的话语逗笑了。
接着毛泽东又问：“滕小国在哪个地方？”
“在滕县城西十几里的滕城村。”王吉德答。
毛泽东又问王吉德：“孟子在滕小国的古迹还有没有？”
“还有，滕城有文公台，县城内有铁牌坊。”
毛泽东说：“铁牌坊与孟子无关系。滕文公请孟子来讲学，孟子馆于上官嘛！上官还有没有？”
“我不知道，没有注意过。”
滕国在周朝时期是个小国，国君中影响最大的滕文公，曾多次“礼聘”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孟轲，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针大略。现在“文公台”也称“灵台”，相传是滕王的寝官遗迹。台前参天古槐盘根错节，苍劲古朴。台上，有明朝万历年间修筑的寺、庙、殿宇巍然屹立。昔日里面供奉滕文公，如今成了乡间小学校。台下一池绿水，粉荷映日，碧盘滚珠，鱼跃水面。
接着，毛泽东又说：“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
毛泽东又问：“滕县离微山湖很近，微山湖的鲤鱼是四个鼻孔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王吉德回答。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人很实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毛泽东看王吉德烟抽完了，接着又抽出一支给王吉德。
随后，话锋一转，又询问了滋阳县的粮食生产情况。
转过头来，毛泽东又问王吉德：“你们那里亩产多少？”
“我们的小麦亩产227斤。”
毛泽东又问：“去年亩产多少？”
“去年亩产126斤”王吉德说。
毛泽东点了点头，随后又问起近两年菏泽、济宁的水灾。
王吉德说：“滕县也发了大水，灾情较为严重。”
毛泽东抽了口烟，望着王吉德说：“大水也跑到你们那里啦？”
“今年淹了9万亩，去年灾大一些，淹了81万亩。”王吉德说。
毛泽东又问：“你们那里有多少地？”
“我们共210万亩土地。”王吉德说。
接着，毛泽东又问到高逢五全区的水灾情况。
随后，毛泽东问了他一直关心的农村体制问题。
毛泽东问王吉德：“你们那里群众觉得办大社好，还是小社好？”
“办大社好些，有利于抗灾，有利于兴修水利等。我们准备搞5000户的一乡一社。”
对于社大了好，还是社小了好；是叫“联社”、“集体农庄”，还是叫人民公社，毛泽东一直在调查着，思考着。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同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从农业开始。1955年11月到1956年的1月，他主持制定的“全国农村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及1955年12月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某些按语，虽然带有当时急躁冒进的历史印记，但从其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而言，反映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思考。
毛泽东的专列继续往前行驶，到达泰安火车站，已是凌晨三点多了。泰安地委副书记李元明、地区农村工作部部长张瑞周、泰安县委副书记张海涛、泰安县十区灯塔一社社长尚立祥登上火车，在毛泽东列车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座谈会。
毛泽东点着一支香烟，抽了一口笑着说：“怎么你们当中一个我也不认识？”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主席。”李元明说。
毛泽东沉思一下说：“是1955年吧，我来过一趟。”
李元明说：“那一次来的是地委书记刘众前等同志，现在他们都去寿张县参观去了，县委第一书记、乡党委书记也去了，还没有回来。”
毛泽东又问：“你们地区有多少县？多少户？多少人口？”
“共9个县，一个市，105万户，840多万人口。”李元明回答。
毛泽东问李元明：“你们想谈什么？”
“我们想汇报当前的工作情况，请主席做些指导。”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你们的粮食情况怎么样？”
“粮食情况比往年好得多。”李元明回答。
对于粮食问题，毛泽东始终当作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来对待。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提出，为了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必须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做到自给有余。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号召广泛开展生产自给运动，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军民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和经济封锁，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以后，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虽然得到初步解决，但仍是毛泽东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接着又问李元明：“你说说怎么个好法？”
“今年比往年增产，今年小麦亩产162斤，总产8.5亿斤，较去年增产36%多一点。”
毛泽东说：“去年小麦产量是多少？”
张瑞周接过去回答说：“1957年小麦亩产119斤，总产6.2亿多斤。”
毛泽东抽了几口烟，喝了一口水，又问：“秋季怎么样？能收多少？”
“今年原计划全年亩产500斤，争取
600斤。最近又修订为保证每亩产600斤，争取700斤，总产达到52亿多斤到60亿斤以上。从目前作物生长情况来看，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指标。”李元明回答。
毛泽东问：“去年粮食产量是多少？”
“亩产230多斤，总产量20亿斤多一点。”
毛泽东带有怀疑的口气问：“增产一倍以上到二倍，能达到吗？”
接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问起水利问题。在旧中国，山河破碎，水利失修，灾害频仍，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记载，黄河流域在解放前的2000多年间，发生水灾1500多次，旱灾1070多次。全国解放后，在1952年，毛泽东亲临黄河视察，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并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亲自主持通过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结合规划的决议》带领人民向黄河进军。
毛泽东问：“你们这里有个东平湖，还有一个东平县？”
“是。”李元明回答。
东平湖在黄河下游，是黄河泄洪的地方。
毛泽东又问：“位山工程动工了没有？”
“东平湖新堤已经动员21万民工于8月5日动工，何时竣工还不清楚。”李元明回答。
依靠群众治水，发动亿万农民办水利，这是毛泽东治水路线的基本点。改造山河，同水灾、旱灾作斗争，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变水害为水利。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毛泽东注意把广大农民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中所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大兴水利等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上来，提出：“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毛泽东又问：“位山坝恐怕不像修堤那样容易，需花费较长时间。位山工程搞起来，你们有受益的没有？”
“东平县有两个区受益。”李元明说。
毛泽东说：“受益的还有菏泽、济宁嘛！”
李元明补充说：“聊城地区也能受益。”
毛泽东接着又问：“怎样受益？”
李元明说：“聊城的虹吸管工程到春季缺水不能满足需要。”
毛泽东说：“只靠位山不行，黄河要有一系列工程，如三门峡等工程都搞，作用才大。”
停了停，毛泽东又问：“你们的水利怎样？”
李元明说：“我区水利化主要靠汶河，去冬今春已在上游山区修了一些中小型水库，今冬准备在中下游再搞些大型水库，将天上落下来的水基本上控制起来，另外和地下水结合，以汶河引黄加上人造河道为骨干，整修各河道，逐渐搞成平原地区的河网化。”
随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办社问题。
毛泽东问：“合作社怎样？规模多大？”
张瑞周接过话题说：“泰安地区有650多个社，平均不到300户。社的规模太小，已不适应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计划合并到200余个。”
李元明接着说：“这是过去的计划，目前看规模仍然小一点。现在酝酿搞成一乡一社，使党、政、社合一。”
毛泽东问：“一乡多少户？”
“8000至1万户。”张海涛答。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问：“这样多的户一个社好搞吗？是否过大？”
“还未定案，需要进一步研究。”李元明说。
随后毛泽东又问了泰山的情况。
他说：“你们这里有个泰山很大，底下可能有不少铁。”
“泰山的西、北、东三面都已经发现铁矿，只是山的前面还没有发现。”李元明说。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泰安过去有个泰安府，出去不远就是泰山，到山顶有60里路吗？”
“没有这么远，据说约有40华里。”
毛泽东又问：“现在逛泰山的人还很多么？”
“过去不少，生产大跃进以来，逛山的人少多了。”张海涛答。
毛泽东说：“现在少了，再过两年逛山的人就又多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的专列开往济南。
视察北园
专列到达济南后，毛泽东稍事休息，又冒着酷热来到山东省委办大社的试点单
位北园。
8月9日下午，伏天的太阳像一团火，烤得大地滚烫滚烫。
这时，历城县北园农业社水屯村的田间大路上，几辆黑色的轿车突然停下。
车门开了，毛泽东探身走出，身着白色衬衣，束在裤内，脚穿黑色皮鞋。
陪同的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中共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吕少泉。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历城。
在北园农业社田间路上，毛泽东与陪同者谈笑风声地走着。路旁的谷子长得秸秆粗壮，叶子墨绿，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毛泽东看到这景象，高兴地说：“你们的小米长得不错嘛，我看群众的干劲不小。”
随后，毛泽东又来到稻田，问北园农业社的主任李树成，水稻是什么品种，什么时间收割，亩产多少斤？李树成一一做了回答。
毛泽东看到路旁一些社员正在一个稻草棚里休息，用手指着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就是管理试验田的社员。”李树成回答。
随即，毛泽东兴致勃勃的向草棚走去。
首先看见毛泽东的几个社员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声：“毛主席来了！”便争先从窝棚里跑出来，热烈鼓掌欢迎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走到跟前，有些社员还没有来得及出窝棚，毛泽东便弯腰走进矮小的窝棚里和社员任长水、李树勋、韩茂林、孙守法等13位一一握手。毛泽东和他们握手时，社员们有些措手不及，手上沾满了泥，有的忙往自己衣服上搓搓手上的泥巴，有的还没来得及搓，毛泽东就把手伸过去，一把握住农民沾满泥巴的手。
毛泽东抚摸着青年韩茂林的头，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当韩茂林回答17岁时，毛泽东笑着说：“你还是个娃娃呢！”
接着毛泽东又握着孙守法的手和蔼地问：“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今年47岁啦。”
毛泽东勉励他说：“那就是个技术员
啰！”
毛泽东来到一株大槐树下坐下来，稍事休息。这时，身旁的李树成向他汇报了北园办大社的情况。汇报中，李树成向毛泽东请示规模这样大的社是叫“大社”好，还是叫“农场”或“农庄”好？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
休息了大约15分钟，毛泽东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去。边走边问李树成：“怎么没有见到妇女参加劳动？”李树成回答：“妇女都在菜地里。”毛泽东说：“在我们南方，大部分都是妇女插秧。”
离开北园农业社，毛泽东驱车驶往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现农业科学院）。对于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和培养一支农业科技队伍，实行科学种田，毛泽东十分重视。在1957年他对各级干部说，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1958年他又指出，不学土壤学，就不能当农业部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也在历城县境内，距离北园农业社约8公里。下午6时，毛泽东来到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大门口。在这里等候的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秦杰等人，十分激动地迎上去，欢迎毛泽东主席。
在去五条田地看棉花的路上。毛泽东问副所长秦杰：“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杰。”
“是秦还是陈？”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
“秦始皇的那个秦。”
毛泽东笑着幽默地说：“噢，秦始皇时代还留下你呀！”秦杰和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是什么专家？”
“研究棉花的，曾在浙江大学上过学。”秦杰回答。
毛泽东来到棉田详细察看了试验田。这块地里的棉花有一人多高，简直像一棵棵棉花树。毛泽东亲手拨开棉棵，和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数一株棉花的棉桃。当数到64个时，毛泽东手指着上边的花蕾说：“上边这些就不算了。”
随后他对秦杰说：“很好。你学的学问都用上了。”
“过去搞得不好，主要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我们，才搞得这样。”秦杰说。
毛泽东笑着诙谐地说：“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毛泽东在看棉花时，发现棉花容易落桃，便对秦杰说：“棉桃脱落是下雨的原因呢？还是其他原因？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秦杰表示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办。火车上的一次座谈会春寒料峭，腊梅怒放。1959年2月25日。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前两天，毛泽东南下的专列，停在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线上。
两辆黑色轿车驶进济南西郊机场。车门开了，从车上下来的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省委秘书长吴建、中共历城县第一书记王任之、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东郊人民公社大辛管理区总支书记李兰生、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大队支部书记张印水。
他们快步登上停在专线上的列车。
一位身材伟岸、气宇轩昂，身着银灰色大衣，脚穿棕色皮鞋，面带笑容的人迎
上来。他——就是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请大家坐下。大家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激动，一时心里嘣嘣直跳，表现得十分拘谨。毛泽东见大家心情紧张，为缓和紧张气氛，除舒同外，分别询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职务、家庭情况等，然后笑着说：“你们都很年轻嘛！”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取得第一手的调查材料，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风。他许多不朽的论著和伟大事业的决断，都来自深入调查研究，都是他经常不断地亲自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作调查，经过分析研究后作出的正确结论。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点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是这两个运动的提倡者和推动者，但是，一旦察觉到运动中有偏差，他就率先提出纠正。尽管毛泽东没有认识到“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符合中国农村发展的需要，但他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所作的纠“左”努力，对于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盲目搞所有制“升级”，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还是起了遏制的作用。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9年2月25日在去郑州的路上，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山东，实地了解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出现的冒进等问题，在列车上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为第二次郑州会议作准备。
毛泽东点着一支烟，抽了两口对大家说：“咱们把大体情况谈谈吧！”
接着，毛泽东问王任之：“历城县有多少人口？”“全县农业人口63万，非农业人口4万，共67万人。”
毛泽东又问：“全县有多少社，多少个队、多少个生产队？”
王任之一一做了回答。
这时，舒同指着王任之说：“他们县有山、有岭、有平原、还有郊区，很全面。”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作为一个社来讲，就不一定全面吧！”
“东部东郊公社很全面，有平原和丘陵。”舒同回答。
毛泽东带有疑问的口气问：“这样全面好不好？”
“这样好。”舒同回答。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郑松问：“东郊公社多少人？多少户？”
“39000户，12万人。”
毛泽东又抽了几口烟，端起杯子呷了几口水，自言自语地说：“好大呀！”接着又问：“有多少队，多少组？”
“有15个管理区，154个生产队，508个生产组。”郑松回答。
毛泽东不解地问：“别处都有叫大队，你们叫管理区，是一回事吗？”
舒同接过去解释说：“管理区就是大队。”
毛泽东又问：“你们公社有多少干部？脱产的多少？不脱产的多少？”
郑松一一做了回答。
毛泽东指着李兰生问：“你脱产吗？”
“不脱产。”
毛泽东问：“不脱产怎么吃饭？”
“我们有工资，我们的工资略高于社员。”
“你们参加劳动吗？”
“一年至少参加100天的劳动，其余因公开会算误工，工资是按照同等劳力评定，略加提高。”
“这样办还可以吧？”
“可以。”
舒同插话说：“他们公社里还有殷朝的古迹呢！”毛泽东十分感兴趣地问：“挖出些什么东西？”
舒同说：“有石刀、石斧、陶器等，都挖出来过。”
毛泽东问：“龙山文化遗址在什么地方？”
“在历城东部和章丘县搭界的龙山。”王任之回答。
毛泽东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
毛泽东又抽出一支烟，点着吸几口说：“现在再谈谈整社吧，整社有什么问题？”
“对1958年大跃进的认识不统一。”郑松说。
毛泽东说：“是不是有的认为是大跃进，有的认为是小跃进，有的认为是没跃进的意思？”
“都有怀疑的人。”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这些怀疑的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好人，他们主要是心中无数，认识不清楚。”接着他又说：“东郊公社1957年平均亩产350斤，1958年亩产达到1050斤，实际上收到家740斤，其余310斤因为收得粗损失了。”
郑松说到这里，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十分严肃地问：“怎么损失这么多啊？去年收得粗，今年你们要收得细一点。实收740斤，有这么多吗？！你们怎么知道收这么多？又没有过秤，怎么算出来的？”
毛泽东说：“你们这不是翻一番还多吗!700斤就是翻一番，740斤翻一番多嘛！这一个跃进都统一了吗？”
停了停，郑松说：“都统一了。”
毛泽东拿起茶杯呷了几口说：“关于收入问题再谈谈吧。”
郑松说：“1958年平均每人86.8元。还有拖拉机17台，抽水机63台，电力井16眼，自流井10眼，播种机1台，脱粒机4台……这些平均每人22.5元；还有社办工业，每人平均5元；社里的中型农具和大家畜，平均每人5元。”
这时，毛泽东摆摆手说：“慢一点说，我给你们算这笔账。加起来，每人平均约120元，你们这笔账都算了吧？”
“对，都向社员算了。”郑松回答。
毛泽东又问：“这样一算，大家都统一吧，高兴了吧？”
“都统一了认识，另外还向社员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大家更高兴了。”郑松说。
毛泽东问：“共产主义是方向，这个有问题吗？”
“起初不明确，认为成立了公社吃饭不要钱了，就是共产主义，因此，有不分你我的错误思想。”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郑松：“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经过宣传党的六中全会精神，解决了。”
这时，已是下午6点30分，卫士进来请主席吃饭。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咱们一起吃饭，吃完再谈。”
于是，大家和毛泽东一起共进晚餐。
吃完来到办公室，毛泽东又点着烟说：“关于干部作风有问题吗？”
“干部作风问题，开始认识上也不统一。有些干部认为，整社就是整干部，因此，有缺点的干部有顾虑，怕挨整。”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郑松：“干部有没有打人
的？”
“没有发现。”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么多干部没有打人的？”
“因为随时贯彻毛主席你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精神。”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干部作风上有什么缺点吗？”
舒同说：“整社以前，东郊公社的区、队干部有‘三大法宝’，就是辩一下、拔白旗、不管饭。”
毛泽东说：“大辩论还得要，可不要当成整人；拔白旗，真的白旗还要拔；不管饭不行，对地主富农也要管饭。”
随后，毛泽东又问：“‘三大法宝’不用了，现在用什么方法？”
这时，当郑松回答到干部作风有八大转变，十大发扬，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时，毛泽东笑着插话：“还听我的话？听党的话就行了嘛！”
毛泽东扔掉烟蒂，接着说：“再说说分配问题好不好？”
“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郑松说：“去年公社化以后，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和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制度。社员是按照评定等级按月发工资，社员的劳动工资实行‘上死下活’的办法，每月进行评级发工资，这样社员感到满意。”
毛泽东问：“怎么是‘上死下活’？”
“社里按原来等级的工资发到队，队里包工定额记分，每月按每人所得的工分发工资。”
毛泽东问郑松：“群众同意不同意？”
“这是群众提出来的办法，是群众的要求。”
毛泽东点点头说：“这样还可以。”
在谈到1959年社员分配口粮时，郑松说东郊公社预计少的可分500斤，多的可分1000斤。
毛泽东问：“1000斤粮食吃得了吗？你们不是每天半斤肉吗？可以给牲畜粮食吃，牲畜吃粮食，人吃肉，还要喂奶牛嘛！”
接着，毛泽东又说：“工资问题解决了，伙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再谈分配比例吧！”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说不上来。沉默了一会，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好好算算吧。总收入，除去生产成本，为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问题一是国家税收，二是社里的公共积累，三是个人消费，社员消费又包括公共福利事业消费。”
王任之恳切地说：“主席，东郊公社的党团员和劳模都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有机会去一趟？”
毛泽东笑着说：这一次来不及了，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再去你们东郊公社看看。
这次小型座谈会后两天，中央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作为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并按照这个方针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
大辛庄麦田里的脚印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实践他一个多月前的诺言，第二次来到了历城东郊人民公社。
4月13日午饭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秦和珍、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来到毛泽东的列车上。对于郑松，毛泽
东已是第二次见面了。就在前两个月，他参加了座谈会，并发了言。所以一见面，毛泽东就认出了他。毛泽东微笑着说：“郑松，今天到你们公社看看小麦可以吧？”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东郊公社的情况最近有什么变化？”
“东郊公社已根据您的指示和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调整了公社体制，实行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进行了算账退赔，强调了关心人民群众生活，经过整顿，人民公社更加巩固发展。”郑松说。
毛泽东又问：“社员群众高兴了吧？”
“广大群众都非常高兴。”
毛泽东简单地询问了东郊公社的情况后，站起来大手一挥对郑松说：“现在到你们那里去看看吧。”
于是，毛泽东在白如冰、秦和珍和郑松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东郊公社大辛生产大队。
毛泽东下车后，看到大辛庄生产队第七生产小队的麦苗一片葱绿茁壮，脸上露出笑容。当他看到地头的木牌上写着计划指标亩产1000斤时，他严肃地问郑松：“一亩地能收1000斤？”回头又问：“白如冰同志，你看麦子一亩地能打1000斤？”
当白如冰回答麦子长得很好，亩产1000斤收不了时，毛泽东摇摇头说：“我看这麦子别说亩产打1000斤，连500斤都收不到，打下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嘛！”
接着毛泽东对郑松说：“到小麦收获时，你们要亲自组织一批干部收割和验收，仔细称一称看一亩地究竟能收多少斤？”
在场的干部表示一定按主席说的去办。
回过头，毛泽东又严肃地对大家说：“做事情一定要留余地，要实事求是，不要空口讲空话，秋后我要再来看看亩产小麦到底多少斤！”
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早在瑞金和延安时期，为了支援战争，用集体力量战胜敌人的封锁和灾荒，在农村组织劳动互助社、变工队、互助组和合作社，积累了引导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的经验。在50年代，毛泽东通过调查、访问、听汇报、认真了解下情，采用逐步联合，逐步过渡，逐步整顿，循序渐进又互相衔接的步骤，引导我国亿万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对于农村农民的生产情况，毛泽东是比较熟悉的。
毛泽东继续往前走。他看见一片麦田长得很稠，显然觉得密植过头了。在问了播种情况后，毛泽东说：“要合理密植。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要搞好通风透光，防止倒伏。”
沿着田埂继续向前走，一条东西的水垄沟还流着水，挡住了大家的去路。这时大家都向西转去，可唯独毛泽东没有转。他纵身一跃，跃了近2米远，跨过了水沟，就在水沟沿上深深地印着他的两个脚印。
当时，毛泽东已66岁了。可他身体是那样的健壮，那样的矫健，在场人都为之惊叹，为之高兴。
往前走了几步，毛泽东弯腰从路旁拾起一墩锄掉的发黄的麦苗，仔细地看起来。对小麦的分蘖、扎根，都看得很仔细。然后，又具体询问了小麦的施肥、浇水等情况。毛泽东说：“氮、磷、钾肥料要很好地配合使用，要掌握适时浇水，防止倒伏和其他灾害，搞好通风透光。”
随即，毛泽东右手拿着那墩麦苗高高
举起，微笑着问社员群众：“把这墩麦子送给我带回北京去好不好？”
社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
于是，毛泽东珍重地把这墩麦苗放起来。
毛泽东走上电力扬水站的主干渠，看到周围有一大片麦田长势良好，便问：“这一大片有多少亩，怎么整得这样平，怎样灌溉？”
郑松汇报说：“这一片地过去是有名的‘北大荒’，一年一亩只产二三百斤粮食。公社化后，组织大兵团作战，只用了一个秋季，就深翻平整，搞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毛泽东说：“看来大兵团作战还是需要的，有时搞一搞还是可以的，但不能经常这样搞。”
4月9日，毛泽东针对当时严重存在的浮夸风等现象，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其中说：“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这些话，显然与他几次到历城考察是有联系的。
又来到一块三类麦田，毛泽东问：“这块麦田为什么长得这样差？”
“要加大措施，促使三类苗升级。”郑松回答。
毛泽东幽默地说：“这叫优厚照顾。你们一定要很好地管理，细心管理，争取今年的小麦大丰收。”
冒雨来东郊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才一个多月，毛泽东于9月21日第3次来到历城农村进行调查。
这天，毛泽东的专列又停在了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线上。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登上列车，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身着银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支烟，很随和地让大家坐下，随后，舒同和郑松做了工作汇报。
当舒同谈到“三五”经济建设规划时，毛泽东说：“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苏联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一定会比苏联搞得快，搞得好。”
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是毛泽东提出的建设中国的理论，它正确处理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夺取政权以后，在50年代，毛泽东提出：必须“以粮为纲，”同时积极发展各种经济作物；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业并举，全面发展。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经济。
当舒同汇报了过去几年来全省植树和封山造林的成绩后，毛泽东严肃地说：“你们年年说植了多少树，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怎么我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
舒同又汇报到1959年秋后，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力上阵，大搞山水林田治理时，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
稍顿，毛泽东又严肃地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又问郑松：“今年大辛的小麦亩产到底多少斤？”
“平均亩产收入400.6斤。”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上次我说平均亩产连500斤都打不到嘛，结果还是打不到500斤嘛！”
毛泽东又问：“你们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能产多少斤？”
“大辛生产队的玉米亩产可达500～700斤。间作的大豆，每亩可收一二百斤。”郑松回答。
毛泽东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
随即，毛泽东站起来把手有力地一挥，高兴地说：“今天再去看看你们的玉米、大豆吧？”
这时，已到了中午12点了。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吃中午饭来不及了，就在这里吃吧。”
下午1点，毛泽东由舒同和白如冰陪同，驱车先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毛泽东来到一块大白菜地，见大白菜长得茁壮嫩绿，问：“大白菜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白菜的心是自己包的，还是人工包的？是不是为了天冷自己包的，用多长时间才能包好？”
秦杰做了回答。
这时，天下起了小雨，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打起雨伞。陪同毛泽东的领导见天下起雨来，也劝毛泽东是否就不去东郊公社了。
当毛泽东得知全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700多名代表和社员群众在大辛庄等着时，毫不犹豫地驱车到了东郊公社大辛庄。
毛泽东冒雨先看了一片丰产玉米，问：“这是什么品种？”
郑松回答：“这是金皇后。”
毛泽东笑着说：“是皇帝这个皇吧！这个名字很好。一亩能产多少斤？”
“这是一片丰产田，亩产可达800斤左右。”
毛泽东说：“加上小麦，一亩就是一千好几百斤了，这是一个大跃进啊！”
毛泽东又察看了玉米间作大豆，问这种种植方法好不好？有什么优越性？
郑松说：“一高一低进行间作套种，可以更好解决通风透光问题，增加产量。”
毛泽东说：“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复种指数。这种种植方法是可以总结推广的。”
雨越来越大。毛泽东和东郊公社党委的4位书记握手后，当与第5个同志握手时，笑着说：“你们这么多书记！”
舒同说：“这个社大，近15万人口。”
毛泽东说：“比一个小县的人口还多啊，是不是大了点？”
毛泽东在接见历城县三级干部会议代表时，一看路两边站的人很多，说：“怎么这么多人啊！都是党支部书记吗？”
许多群众听到毛主席来了，都跑过来，争着和毛泽东握手。
车开了。毛泽东上车后，看到大辛庄大队一部分社员群众从村中跑过来，又两次停车走出车门，挥动着帽子，向大家致意。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得知山东省委正在历城北园进行大社试验，便决定到那里去考察。于是他视察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后，便乘专列北上。
这天凌晨1时，正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毛泽东北上的列车划破寂静的夜空，在兖州车站停下。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副书记兼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以及滋阳县委书记和两个村支部书记，在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长谢华的带领下，登上列车，来到毛泽东的列车办公室。大家见到毛泽东主席，一时显得很拘谨。为了缓和大家的紧张情绪，毛泽东分别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情况等，毛泽东看到王吉德挽着裤腿，腿上还有泥星，便说：“不用问，你是农民出身。”随后毛泽东从桌子上抽出一支香烟递给王吉德。接着，毛泽东问王吉德什么职务。
“我是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回答。
毛泽东幽默的笑着说：“噢！那你就是滕小国的国王了！”
大家被毛泽东的话语逗笑了。
接着毛泽东又问：“滕小国在哪个地方？”
“在滕县城西十几里的滕城村。”王吉德答。
毛泽东又问王吉德：“孟子在滕小国的古迹还有没有？”
“还有，滕城有文公台，县城内有铁牌坊。”
毛泽东说：“铁牌坊与孟子无关系。滕文公请孟子来讲学，孟子馆于上官嘛！上官还有没有？”
“我不知道，没有注意过。”
滕国在周朝时期是个小国，国君中影响最大的滕文公，曾多次“礼聘”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孟轲，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针大略。现在“文公台”也称“灵台”，相传是滕王的寝官遗迹。台前参天古槐盘根错节，苍劲古朴。台上，有明朝万历年间修筑的寺、庙、殿宇巍然屹立。昔日里面供奉滕文公，如今成了乡间小学校。台下一池绿水，粉荷映日，碧盘滚珠，鱼跃水面。
接着，毛泽东又说：“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
毛泽东又问：“滕县离微山湖很近，微山湖的鲤鱼是四个鼻孔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王吉德回答。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人很实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毛泽东看王吉德烟抽完了，接着又抽出一支给王吉德。
随后，话锋一转，又询问了滋阳县的粮食生产情况。
转过头来，毛泽东又问王吉德：“你们那里亩产多少？”
“我们的小麦亩产227斤。”
毛泽东又问：“去年亩产多少？”
“去年亩产126斤”王吉德说。
毛泽东点了点头，随后又问起近两年菏泽、济宁的水灾。
王吉德说：“滕县也发了大水，灾情较为严重。”
毛泽东抽了口烟，望着王吉德说：“大水也跑到你们那里啦？”
“今年淹了9万亩，去年灾大一些，淹了81万亩。”王吉德说。
毛泽东又问：“你们那里有多少地？”
“我们共210万亩土地。”王吉德说。
接着，毛泽东又问到高逢五全区的水灾情况。
随后，毛泽东问了他一直关心的农村体制问题。
毛泽东问王吉德：“你们那里群众觉得办大社好，还是小社好？”
“办大社好些，有利于抗灾，有利于兴修水利等。我们准备搞5000户的一乡一社。”
对于社大了好，还是社小了好；是叫“联社”、“集体农庄”，还是叫人民公社，毛泽东一直在调查着，思考着。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同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从农业开始。1955年11月到1956年的1月，他主持制定的“全国农村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及1955年12月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某些按语，虽然带有当时急躁冒进的历史印记，但从其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而言，反映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思考。
毛泽东的专列继续往前行驶，到达泰安火车站，已是凌晨三点多了。泰安地委副书记李元明、地区农村工作部部长张瑞周、泰安县委副书记张海涛、泰安县十区灯塔一社社长尚立祥登上火车，在毛泽东列车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座谈会。
毛泽东点着一支香烟，抽了一口笑着说：“怎么你们当中一个我也不认识？”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主席。”李元明说。
毛泽东沉思一下说：“是1955年吧，我来过一趟。”
李元明说：“那一次来的是地委书记刘众前等同志，现在他们都去寿张县参观去了，县委第一书记、乡党委书记也去了，还没有回来。”
毛泽东又问：“你们地区有多少县？多少户？多少人口？”
“共9个县，一个市，105万户，840多万人口。”李元明回答。
毛泽东问李元明：“你们想谈什么？”
“我们想汇报当前的工作情况，请主席做些指导。”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你们的粮食情况怎么样？”
“粮食情况比往年好得多。”李元明回答。
对于粮食问题，毛泽东始终当作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来对待。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提出，为了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必须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做到自给有余。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号召广泛开展生产自给运动，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军民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和经济封锁，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以后，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虽然得到初步解决，但仍是毛泽东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接着又问李元明：“你说说怎么个好法？”
“今年比往年增产，今年小麦亩产162斤，总产8.5亿斤，较去年增产36%多一点。”
毛泽东说：“去年小麦产量是多少？”
张瑞周接过去回答说：“1957年小麦亩产119斤，总产6.2亿多斤。”
毛泽东抽了几口烟，喝了一口水，又问：“秋季怎么样？能收多少？”
“今年原计划全年亩产500斤，争取
600斤。最近又修订为保证每亩产600斤，争取700斤，总产达到52亿多斤到60亿斤以上。从目前作物生长情况来看，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指标。”李元明回答。
毛泽东问：“去年粮食产量是多少？”
“亩产230多斤，总产量20亿斤多一点。”
毛泽东带有怀疑的口气问：“增产一倍以上到二倍，能达到吗？”
接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问起水利问题。在旧中国，山河破碎，水利失修，灾害频仍，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记载，黄河流域在解放前的2000多年间，发生水灾1500多次，旱灾1070多次。全国解放后，在1952年，毛泽东亲临黄河视察，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并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亲自主持通过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结合规划的决议》带领人民向黄河进军。
毛泽东问：“你们这里有个东平湖，还有一个东平县？”
“是。”李元明回答。
东平湖在黄河下游，是黄河泄洪的地方。
毛泽东又问：“位山工程动工了没有？”
“东平湖新堤已经动员21万民工于8月5日动工，何时竣工还不清楚。”李元明回答。
依靠群众治水，发动亿万农民办水利，这是毛泽东治水路线的基本点。改造山河，同水灾、旱灾作斗争，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变水害为水利。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毛泽东注意把广大农民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中所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大兴水利等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上来，提出：“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毛泽东又问：“位山坝恐怕不像修堤那样容易，需花费较长时间。位山工程搞起来，你们有受益的没有？”
“东平县有两个区受益。”李元明说。
毛泽东说：“受益的还有菏泽、济宁嘛！”
李元明补充说：“聊城地区也能受益。”
毛泽东接着又问：“怎样受益？”
李元明说：“聊城的虹吸管工程到春季缺水不能满足需要。”
毛泽东说：“只靠位山不行，黄河要有一系列工程，如三门峡等工程都搞，作用才大。”
停了停，毛泽东又问：“你们的水利怎样？”
李元明说：“我区水利化主要靠汶河，去冬今春已在上游山区修了一些中小型水库，今冬准备在中下游再搞些大型水库，将天上落下来的水基本上控制起来，另外和地下水结合，以汶河引黄加上人造河道为骨干，整修各河道，逐渐搞成平原地区的河网化。”
随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办社问题。
毛泽东问：“合作社怎样？规模多大？”
张瑞周接过话题说：“泰安地区有650多个社，平均不到300户。社的规模太小，已不适应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计划合并到200余个。”
李元明接着说：“这是过去的计划，目前看规模仍然小一点。现在酝酿搞成一乡一社，使党、政、社合一。”
毛泽东问：“一乡多少户？”
“8000至1万户。”张海涛答。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问：“这样多的户一个社好搞吗？是否过大？”
“还未定案，需要进一步研究。”李元明说。
随后毛泽东又问了泰山的情况。
他说：“你们这里有个泰山很大，底下可能有不少铁。”
“泰山的西、北、东三面都已经发现铁矿，只是山的前面还没有发现。”李元明说。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泰安过去有个泰安府，出去不远就是泰山，到山顶有60里路吗？”
“没有这么远，据说约有40华里。”
毛泽东又问：“现在逛泰山的人还很多么？”
“过去不少，生产大跃进以来，逛山的人少多了。”张海涛答。
毛泽东说：“现在少了，再过两年逛山的人就又多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的专列开往济南。
视察北园
专列到达济南后，毛泽东稍事休息，又冒着酷热来到山东省委办大社的试点单
位北园。
8月9日下午，伏天的太阳像一团火，烤得大地滚烫滚烫。
这时，历城县北园农业社水屯村的田间大路上，几辆黑色的轿车突然停下。
车门开了，毛泽东探身走出，身着白色衬衣，束在裤内，脚穿黑色皮鞋。
陪同的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中共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吕少泉。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历城。
在北园农业社田间路上，毛泽东与陪同者谈笑风声地走着。路旁的谷子长得秸秆粗壮，叶子墨绿，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毛泽东看到这景象，高兴地说：“你们的小米长得不错嘛，我看群众的干劲不小。”
随后，毛泽东又来到稻田，问北园农业社的主任李树成，水稻是什么品种，什么时间收割，亩产多少斤？李树成一一做了回答。
毛泽东看到路旁一些社员正在一个稻草棚里休息，用手指着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就是管理试验田的社员。”李树成回答。
随即，毛泽东兴致勃勃的向草棚走去。
首先看见毛泽东的几个社员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声：“毛主席来了！”便争先从窝棚里跑出来，热烈鼓掌欢迎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走到跟前，有些社员还没有来得及出窝棚，毛泽东便弯腰走进矮小的窝棚里和社员任长水、李树勋、韩茂林、孙守法等13位一一握手。毛泽东和他们握手时，社员们有些措手不及，手上沾满了泥，有的忙往自己衣服上搓搓手上的泥巴，有的还没来得及搓，毛泽东就把手伸过去，一把握住农民沾满泥巴的手。
毛泽东抚摸着青年韩茂林的头，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当韩茂林回答17岁时，毛泽东笑着说：“你还是个娃娃呢！”
接着毛泽东又握着孙守法的手和蔼地问：“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今年47岁啦。”
毛泽东勉励他说：“那就是个技术员
啰！”
毛泽东来到一株大槐树下坐下来，稍事休息。这时，身旁的李树成向他汇报了北园办大社的情况。汇报中，李树成向毛泽东请示规模这样大的社是叫“大社”好，还是叫“农场”或“农庄”好？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
休息了大约15分钟，毛泽东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去。边走边问李树成：“怎么没有见到妇女参加劳动？”李树成回答：“妇女都在菜地里。”毛泽东说：“在我们南方，大部分都是妇女插秧。”
离开北园农业社，毛泽东驱车驶往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现农业科学院）。对于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和培养一支农业科技队伍，实行科学种田，毛泽东十分重视。在1957年他对各级干部说，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1958年他又指出，不学土壤学，就不能当农业部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也在历城县境内，距离北园农业社约8公里。下午6时，毛泽东来到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大门口。在这里等候的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秦杰等人，十分激动地迎上去，欢迎毛泽东主席。
在去五条田地看棉花的路上。毛泽东问副所长秦杰：“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杰。”
“是秦还是陈？”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
“秦始皇的那个秦。”
毛泽东笑着幽默地说：“噢，秦始皇时代还留下你呀！”秦杰和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是什么专家？”
“研究棉花的，曾在浙江大学上过学。”秦杰回答。
毛泽东来到棉田详细察看了试验田。这块地里的棉花有一人多高，简直像一棵棵棉花树。毛泽东亲手拨开棉棵，和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数一株棉花的棉桃。当数到64个时，毛泽东手指着上边的花蕾说：“上边这些就不算了。”
随后他对秦杰说：“很好。你学的学问都用上了。”
“过去搞得不好，主要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我们，才搞得这样。”秦杰说。
毛泽东笑着诙谐地说：“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毛泽东在看棉花时，发现棉花容易落桃，便对秦杰说：“棉桃脱落是下雨的原因呢？还是其他原因？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秦杰表示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办。火车上的一次座谈会春寒料峭，腊梅怒放。1959年2月25日。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前两天，毛泽东南下的专列，停在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线上。
两辆黑色轿车驶进济南西郊机场。车门开了，从车上下来的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省委秘书长吴建、中共历城县第一书记王任之、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东郊人民公社大辛管理区总支书记李兰生、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大队支部书记张印水。
他们快步登上停在专线上的列车。
一位身材伟岸、气宇轩昂，身着银灰色大衣，脚穿棕色皮鞋，面带笑容的人迎
上来。他——就是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请大家坐下。大家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激动，一时心里嘣嘣直跳，表现得十分拘谨。毛泽东见大家心情紧张，为缓和紧张气氛，除舒同外，分别询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职务、家庭情况等，然后笑着说：“你们都很年轻嘛！”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取得第一手的调查材料，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风。他许多不朽的论著和伟大事业的决断，都来自深入调查研究，都是他经常不断地亲自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作调查，经过分析研究后作出的正确结论。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点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是这两个运动的提倡者和推动者，但是，一旦察觉到运动中有偏差，他就率先提出纠正。尽管毛泽东没有认识到“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符合中国农村发展的需要，但他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所作的纠“左”努力，对于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盲目搞所有制“升级”，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还是起了遏制的作用。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9年2月25日在去郑州的路上，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山东，实地了解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出现的冒进等问题，在列车上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为第二次郑州会议作准备。
毛泽东点着一支烟，抽了两口对大家说：“咱们把大体情况谈谈吧！”
接着，毛泽东问王任之：“历城县有多少人口？”“全县农业人口63万，非农业人口4万，共67万人。”
毛泽东又问：“全县有多少社，多少个队、多少个生产队？”
王任之一一做了回答。
这时，舒同指着王任之说：“他们县有山、有岭、有平原、还有郊区，很全面。”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作为一个社来讲，就不一定全面吧！”
“东部东郊公社很全面，有平原和丘陵。”舒同回答。
毛泽东带有疑问的口气问：“这样全面好不好？”
“这样好。”舒同回答。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郑松问：“东郊公社多少人？多少户？”
“39000户，12万人。”
毛泽东又抽了几口烟，端起杯子呷了几口水，自言自语地说：“好大呀！”接着又问：“有多少队，多少组？”
“有15个管理区，154个生产队，508个生产组。”郑松回答。
毛泽东不解地问：“别处都有叫大队，你们叫管理区，是一回事吗？”
舒同接过去解释说：“管理区就是大队。”
毛泽东又问：“你们公社有多少干部？脱产的多少？不脱产的多少？”
郑松一一做了回答。
毛泽东指着李兰生问：“你脱产吗？”
“不脱产。”
毛泽东问：“不脱产怎么吃饭？”
“我们有工资，我们的工资略高于社员。”
“你们参加劳动吗？”
“一年至少参加100天的劳动，其余因公开会算误工，工资是按照同等劳力评定，略加提高。”
“这样办还可以吧？”
“可以。”
舒同插话说：“他们公社里还有殷朝的古迹呢！”毛泽东十分感兴趣地问：“挖出些什么东西？”
舒同说：“有石刀、石斧、陶器等，都挖出来过。”
毛泽东问：“龙山文化遗址在什么地方？”
“在历城东部和章丘县搭界的龙山。”王任之回答。
毛泽东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
毛泽东又抽出一支烟，点着吸几口说：“现在再谈谈整社吧，整社有什么问题？”
“对1958年大跃进的认识不统一。”郑松说。
毛泽东说：“是不是有的认为是大跃进，有的认为是小跃进，有的认为是没跃进的意思？”
“都有怀疑的人。”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这些怀疑的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好人，他们主要是心中无数，认识不清楚。”接着他又说：“东郊公社1957年平均亩产350斤，1958年亩产达到1050斤，实际上收到家740斤，其余310斤因为收得粗损失了。”
郑松说到这里，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十分严肃地问：“怎么损失这么多啊？去年收得粗，今年你们要收得细一点。实收740斤，有这么多吗？！你们怎么知道收这么多？又没有过秤，怎么算出来的？”
毛泽东说：“你们这不是翻一番还多吗!700斤就是翻一番，740斤翻一番多嘛！这一个跃进都统一了吗？”
停了停，郑松说：“都统一了。”
毛泽东拿起茶杯呷了几口说：“关于收入问题再谈谈吧。”
郑松说：“1958年平均每人86.8元。还有拖拉机17台，抽水机63台，电力井16眼，自流井10眼，播种机1台，脱粒机4台……这些平均每人22.5元；还有社办工业，每人平均5元；社里的中型农具和大家畜，平均每人5元。”
这时，毛泽东摆摆手说：“慢一点说，我给你们算这笔账。加起来，每人平均约120元，你们这笔账都算了吧？”
“对，都向社员算了。”郑松回答。
毛泽东又问：“这样一算，大家都统一吧，高兴了吧？”
“都统一了认识，另外还向社员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大家更高兴了。”郑松说。
毛泽东问：“共产主义是方向，这个有问题吗？”
“起初不明确，认为成立了公社吃饭不要钱了，就是共产主义，因此，有不分你我的错误思想。”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郑松：“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经过宣传党的六中全会精神，解决了。”
这时，已是下午6点30分，卫士进来请主席吃饭。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咱们一起吃饭，吃完再谈。”
于是，大家和毛泽东一起共进晚餐。
吃完来到办公室，毛泽东又点着烟说：“关于干部作风有问题吗？”
“干部作风问题，开始认识上也不统一。有些干部认为，整社就是整干部，因此，有缺点的干部有顾虑，怕挨整。”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郑松：“干部有没有打人
的？”
“没有发现。”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么多干部没有打人的？”
“因为随时贯彻毛主席你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精神。”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干部作风上有什么缺点吗？”
舒同说：“整社以前，东郊公社的区、队干部有‘三大法宝’，就是辩一下、拔白旗、不管饭。”
毛泽东说：“大辩论还得要，可不要当成整人；拔白旗，真的白旗还要拔；不管饭不行，对地主富农也要管饭。”
随后，毛泽东又问：“‘三大法宝’不用了，现在用什么方法？”
这时，当郑松回答到干部作风有八大转变，十大发扬，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时，毛泽东笑着插话：“还听我的话？听党的话就行了嘛！”
毛泽东扔掉烟蒂，接着说：“再说说分配问题好不好？”
“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郑松说：“去年公社化以后，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和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制度。社员是按照评定等级按月发工资，社员的劳动工资实行‘上死下活’的办法，每月进行评级发工资，这样社员感到满意。”
毛泽东问：“怎么是‘上死下活’？”
“社里按原来等级的工资发到队，队里包工定额记分，每月按每人所得的工分发工资。”
毛泽东问郑松：“群众同意不同意？”
“这是群众提出来的办法，是群众的要求。”
毛泽东点点头说：“这样还可以。”
在谈到1959年社员分配口粮时，郑松说东郊公社预计少的可分500斤，多的可分1000斤。
毛泽东问：“1000斤粮食吃得了吗？你们不是每天半斤肉吗？可以给牲畜粮食吃，牲畜吃粮食，人吃肉，还要喂奶牛嘛！”
接着，毛泽东又说：“工资问题解决了，伙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再谈分配比例吧！”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说不上来。沉默了一会，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好好算算吧。总收入，除去生产成本，为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问题一是国家税收，二是社里的公共积累，三是个人消费，社员消费又包括公共福利事业消费。”
王任之恳切地说：“主席，东郊公社的党团员和劳模都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有机会去一趟？”
毛泽东笑着说：这一次来不及了，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再去你们东郊公社看看。
这次小型座谈会后两天，中央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作为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并按照这个方针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
大辛庄麦田里的脚印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实践他一个多月前的诺言，第二次来到了历城东郊人民公社。
4月13日午饭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秦和珍、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来到毛泽东的列车上。对于郑松，毛泽
东已是第二次见面了。就在前两个月，他参加了座谈会，并发了言。所以一见面，毛泽东就认出了他。毛泽东微笑着说：“郑松，今天到你们公社看看小麦可以吧？”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东郊公社的情况最近有什么变化？”
“东郊公社已根据您的指示和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调整了公社体制，实行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进行了算账退赔，强调了关心人民群众生活，经过整顿，人民公社更加巩固发展。”郑松说。
毛泽东又问：“社员群众高兴了吧？”
“广大群众都非常高兴。”
毛泽东简单地询问了东郊公社的情况后，站起来大手一挥对郑松说：“现在到你们那里去看看吧。”
于是，毛泽东在白如冰、秦和珍和郑松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东郊公社大辛生产大队。
毛泽东下车后，看到大辛庄生产队第七生产小队的麦苗一片葱绿茁壮，脸上露出笑容。当他看到地头的木牌上写着计划指标亩产1000斤时，他严肃地问郑松：“一亩地能收1000斤？”回头又问：“白如冰同志，你看麦子一亩地能打1000斤？”
当白如冰回答麦子长得很好，亩产1000斤收不了时，毛泽东摇摇头说：“我看这麦子别说亩产打1000斤，连500斤都收不到，打下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嘛！”
接着毛泽东对郑松说：“到小麦收获时，你们要亲自组织一批干部收割和验收，仔细称一称看一亩地究竟能收多少斤？”
在场的干部表示一定按主席说的去办。
回过头，毛泽东又严肃地对大家说：“做事情一定要留余地，要实事求是，不要空口讲空话，秋后我要再来看看亩产小麦到底多少斤！”
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早在瑞金和延安时期，为了支援战争，用集体力量战胜敌人的封锁和灾荒，在农村组织劳动互助社、变工队、互助组和合作社，积累了引导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的经验。在50年代，毛泽东通过调查、访问、听汇报、认真了解下情，采用逐步联合，逐步过渡，逐步整顿，循序渐进又互相衔接的步骤，引导我国亿万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对于农村农民的生产情况，毛泽东是比较熟悉的。
毛泽东继续往前走。他看见一片麦田长得很稠，显然觉得密植过头了。在问了播种情况后，毛泽东说：“要合理密植。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要搞好通风透光，防止倒伏。”
沿着田埂继续向前走，一条东西的水垄沟还流着水，挡住了大家的去路。这时大家都向西转去，可唯独毛泽东没有转。他纵身一跃，跃了近2米远，跨过了水沟，就在水沟沿上深深地印着他的两个脚印。
当时，毛泽东已66岁了。可他身体是那样的健壮，那样的矫健，在场人都为之惊叹，为之高兴。
往前走了几步，毛泽东弯腰从路旁拾起一墩锄掉的发黄的麦苗，仔细地看起来。对小麦的分蘖、扎根，都看得很仔细。然后，又具体询问了小麦的施肥、浇水等情况。毛泽东说：“氮、磷、钾肥料要很好地配合使用，要掌握适时浇水，防止倒伏和其他灾害，搞好通风透光。”
随即，毛泽东右手拿着那墩麦苗高高
举起，微笑着问社员群众：“把这墩麦子送给我带回北京去好不好？”
社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
于是，毛泽东珍重地把这墩麦苗放起来。
毛泽东走上电力扬水站的主干渠，看到周围有一大片麦田长势良好，便问：“这一大片有多少亩，怎么整得这样平，怎样灌溉？”
郑松汇报说：“这一片地过去是有名的‘北大荒’，一年一亩只产二三百斤粮食。公社化后，组织大兵团作战，只用了一个秋季，就深翻平整，搞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毛泽东说：“看来大兵团作战还是需要的，有时搞一搞还是可以的，但不能经常这样搞。”
4月9日，毛泽东针对当时严重存在的浮夸风等现象，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其中说：“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这些话，显然与他几次到历城考察是有联系的。
又来到一块三类麦田，毛泽东问：“这块麦田为什么长得这样差？”
“要加大措施，促使三类苗升级。”郑松回答。
毛泽东幽默地说：“这叫优厚照顾。你们一定要很好地管理，细心管理，争取今年的小麦大丰收。”
冒雨来东郊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才一个多月，毛泽东于9月21日第3次来到历城农村进行调查。
这天，毛泽东的专列又停在了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线上。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登上列车，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身着银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支烟，很随和地让大家坐下，随后，舒同和郑松做了工作汇报。
当舒同谈到“三五”经济建设规划时，毛泽东说：“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苏联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一定会比苏联搞得快，搞得好。”
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是毛泽东提出的建设中国的理论，它正确处理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夺取政权以后，在50年代，毛泽东提出：必须“以粮为纲，”同时积极发展各种经济作物；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业并举，全面发展。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经济。
当舒同汇报了过去几年来全省植树和封山造林的成绩后，毛泽东严肃地说：“你们年年说植了多少树，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怎么我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
舒同又汇报到1959年秋后，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力上阵，大搞山水林田治理时，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
稍顿，毛泽东又严肃地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又问郑松：“今年大辛的小麦亩产到底多少斤？”
“平均亩产收入400.6斤。”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上次我说平均亩产连500斤都打不到嘛，结果还是打不到500斤嘛！”
毛泽东又问：“你们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能产多少斤？”
“大辛生产队的玉米亩产可达500～700斤。间作的大豆，每亩可收一二百斤。”郑松回答。
毛泽东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
随即，毛泽东站起来把手有力地一挥，高兴地说：“今天再去看看你们的玉米、大豆吧？”
这时，已到了中午12点了。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吃中午饭来不及了，就在这里吃吧。”
下午1点，毛泽东由舒同和白如冰陪同，驱车先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毛泽东来到一块大白菜地，见大白菜长得茁壮嫩绿，问：“大白菜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白菜的心是自己包的，还是人工包的？是不是为了天冷自己包的，用多长时间才能包好？”
秦杰做了回答。
这时，天下起了小雨，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打起雨伞。陪同毛泽东的领导见天下起雨来，也劝毛泽东是否就不去东郊公社了。
当毛泽东得知全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700多名代表和社员群众在大辛庄等着时，毫不犹豫地驱车到了东郊公社大辛庄。
毛泽东冒雨先看了一片丰产玉米，问：“这是什么品种？”
郑松回答：“这是金皇后。”
毛泽东笑着说：“是皇帝这个皇吧！这个名字很好。一亩能产多少斤？”
“这是一片丰产田，亩产可达800斤左右。”
毛泽东说：“加上小麦，一亩就是一千好几百斤了，这是一个大跃进啊！”
毛泽东又察看了玉米间作大豆，问这种种植方法好不好？有什么优越性？
郑松说：“一高一低进行间作套种，可以更好解决通风透光问题，增加产量。”
毛泽东说：“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复种指数。这种种植方法是可以总结推广的。”
雨越来越大。毛泽东和东郊公社党委的4位书记握手后，当与第5个同志握手时，笑着说：“你们这么多书记！”
舒同说：“这个社大，近15万人口。”
毛泽东说：“比一个小县的人口还多啊，是不是大了点？”
毛泽东在接见历城县三级干部会议代表时，一看路两边站的人很多，说：“怎么这么多人啊！都是党支部书记吗？”
许多群众听到毛主席来了，都跑过来，争着和毛泽东握手。
车开了。毛泽东上车后，看到大辛庄大队一部分社员群众从村中跑过来，又两次停车走出车门，挥动着帽子，向大家致意。
相关人物
毛泽东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