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内容
“幸福槐”
“北园有棵幸福槐，幸福槐，槐花飘香千里外，千里外；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咱北园来，喜浪一层层，笑脸一排排，毛主席挥巨手，社会主义金光大道铺开来，铺开来”。
每当唱起这首歌时，北园人自然会想起北园镇水屯村边的那棵大槐树，提起这棵大槐树北园人永远不会忘记它，这是因为毛泽东在1958年8月9日视察北园时，就是在这棵槐树下，毛主席亲切的同北园水屯村的社员们进行了亲切交谈，并在这里发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这个不仅影响北园人，而且对八亿中国人民，甚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号召。为了怀念毛主席，北园人民给这棵槐树起了个名字叫——幸福槐。
今天的幸福槐已有5米多高，直径30公分粗，看上去不是那么很兴旺，有部分树枝已死，显得整个槐树有点憔悴。前几年，整个树干被虫子咬的几乎成了蜂窝，浑身是孔，几乎枯死，很长时间没有返绿。为了挽救它，北园镇团委发动全镇广大团员青年主动捐款，买来了药进行灭虫，挽救幸福槐。一年后，幸福槐仍然没有返青，团员青年们就在幸福槐旁边又栽了棵小的槐树，以代替幸福槐。过了半年多，小槐树没成活，老树“幸福槐”却又奇迹般地返青活了过来。当地老人讲：“假的不能代替真的”，毛主席的灵气又在老槐树上显灵了。老槐树生气了，所以“幸福槐”又起死回生活了起来。这自然是传说，我想幸福槐活了过来应该是北园广大团员青年的功劳，是他们精心打药治病把幸福槐皮内虫子消灭了，才有了“幸福槐”的起死回生。
在“幸福槐”西临，高大的毛主席塑像依然屹立，毛主席塑像后边那东西长达20米，高7米的牌坊上题写的“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众多松柏的簇拥下，宏伟壮观。毛泽东视察后，北园人民深受鼓舞，在毛泽东走后的第11天成立了北园人民公社，作为山东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北园，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战天斗地，治水改土，完成了稻改及水利配套工程，在全省率先实行了农田耕作机械化和浇灌电器化，成为山东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受到周恩来亲自签发的国务院的嘉奖。
43年后的今天，北园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园人仍然没有忘记幸福槐。北园镇有棵幸福槐，幸福槐，改革的浪潮滚滚来，滚滚来；北园人民齐奋起，商品经济赶潮来，工厂一座座，楼房一排排，文明又富裕，村民乐开怀，开拓进取不停步，小康路上大步迈。
三代伟人到咱北园来
一、北园有棵幸福槐，幸福槐，毛主席到咱北园来，北园来；喜浪一层层，笑脸一排排，毛主席挥巨手，社会主义大道铺开来。
二、北园有棵幸福槐，幸福槐，军委主席邓小平到咱北园来，北园来；北园人民齐奋起，商品经济赶潮来，军委主席挥巨手，改革的浪潮滚滚来。
三、北园有棵幸福槐，幸福槐，江主席到咱北园来，北园来；北园人民乐开怀，大步跨进新时代，江主席挥巨手，改革开放开拓未来。
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北园历史年表
北园镇的巨大变化，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国内外人士。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海外，参观访问的，考察做生意的，观光旅游的，新闻采访的，络绎不绝。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47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北园视察过，这不仅是北园人的光荣和自豪，这在全省、全国可以说是百年难逢的喜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几乎找不到北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央首长到北园，很值得人民去思考，去回昧。
伟人毛泽东三次来历城
夜停兖州、泰安火车站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得知山东省委正在历城北园进行大社试验，便决定到那里去考察。于是他视察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后，便乘专列北上。
这天凌晨1时，正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毛泽东北上的列车划破寂静的夜空，在兖州车站停下。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副书记兼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以及滋阳县委书记和两个村支部书记，在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长谢华的带领下，登上列车，来到毛泽东的列车办公室。大家见到毛泽东主席，一时显得很拘谨。为了缓和大家的紧张情绪，毛泽东分别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情况等，毛泽东看到王吉德挽着裤腿，腿上还有泥星，便说：“不用问，你是农民出身。”随后毛泽东从桌子上抽出一支香烟递给王吉德。接着，毛泽东问王吉德什么职务。
“我是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回答。
毛泽东幽默的笑着说：“噢！那你就是滕小国的国王了！”
大家被毛泽东的话语逗笑了。
接着毛泽东又问：“滕小国在哪个地方？”
“在滕县城西十几里的滕城村。”王吉德答。
毛泽东又问王吉德：“孟子在滕小国的古迹还有没有？”
“还有，滕城有文公台，县城内有铁牌坊。”
毛泽东说：“铁牌坊与孟子无关系。滕文公请孟子来讲学，孟子馆于上官嘛！上官还有没有？”
“我不知道，没有注意过。”
滕国在周朝时期是个小国，国君中影响最大的滕文公，曾多次“礼聘”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孟轲，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针大略。现在“文公台”也称“灵 台”，相传是滕王的寝官遗迹。台前参天 古槐盘根错节，苍劲古朴。台上，有明朝 万历年间修筑的寺、庙、殿宇巍然屹立。 昔日里面供奉滕文公，如今成了乡间小学 校。台下一池绿水，粉荷映日，碧盘滚 珠，鱼跃水面。
接着，毛泽东又说：“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
毛泽东又问：“滕县离微山湖很近，微山湖的鲤鱼是四个鼻孔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王吉德回答。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人很实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毛泽东看王吉德烟抽完了，接着又抽 出一支给王吉德。
随后，话锋一转，又询问了滋阳县的粮食生产情况。
转过头来，毛泽东又问王吉德：“你们那里亩产多少？”
“我们的小麦亩产227斤。”
毛泽东又问：“去年亩产多少？”
“去年亩产126斤”王吉德说。
毛泽东点了点头，随后又问起近两年菏泽、济宁的水灾。
王吉德说：“滕县也发了大水，灾情较为严重。”
毛泽东抽了口烟，望着王吉德说：“大水也跑到你们那里啦？”
“今年淹了9万亩，去年灾大一些，淹了81万亩。”王吉德说。
毛泽东又问：“你们那里有多少地？”
“我们共210万亩土地。”王吉德说。
接着，毛泽东又问到高逢五全区的水灾情况。
随后，毛泽东问了他一直关心的农村体制问题。
毛泽东问王吉德：“你们那里群众觉得办大社好，还是小社好？”
“办大社好些，有利于抗灾，有利于兴修水利等。我们准备搞5000户的一乡一社。”
对于社大了好，还是社小了好；是叫“联社”、“集体农庄”，还是叫人民公社，毛泽东一直在调查着，思考着。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同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从农业开始。1955年11月到1956年的1月，他主持制定的“全国农村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及1955年12月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某些按语，虽然带有当时急躁冒进的历史印记，但从其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而言，反映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思考。
毛泽东的专列继续往前行驶，到达泰安火车站，已是凌晨三点多了。泰安地委副书记李元明、地区农村工作部部长张瑞周、泰安县委副书记张海涛、泰安县十区灯塔一社社长尚立祥登上火车，在毛泽东列车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座谈会。
毛泽东点着一支香烟，抽了一口笑着说：“怎么你们当中一个我也不认识？”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主席。”李元明说。
毛泽东沉思一下说：“是1955年吧，我来过一趟。”
李元明说：“那一次来的是地委书记刘众前等同志，现在他们都去寿张县参观去了，县委第一书记、乡党委书记也去了，还没有回来。”
毛泽东又问：“你们地区有多少县？多少户？多少人口？”
“共9个县，一个市，105万户，840多万人口。”李元明回答。
毛泽东问李元明：“你们想谈什么？”
“我们想汇报当前的工作情况，请主席做些指导。”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你们的粮食情况怎么样？”
“粮食情况比往年好得多。”李元明回答。
对于粮食问题，毛泽东始终当作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来对待。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提出，为了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必须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做到自给有余。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号召广泛开展生产自给运动，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军民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和经济封锁，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以后，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虽然得到初步解决，但仍是毛泽东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接着又问李元明：“你说说怎么个好法？”
“今年比往年增产，今年小麦亩产162斤，总产8.5亿斤，较去年增产36%多一点。”
毛泽东说：“去年小麦产量是多少？”
张瑞周接过去回答说：“1957年小麦亩产119斤，总产6.2亿多斤。”
毛泽东抽了几口烟，喝了一口水，又问：“秋季怎么样？能收多少？”
“今年原计划全年亩产500斤，争取
600斤。最近又修订为保证每亩产600斤，争取700斤，总产达到52亿多斤到60亿斤以上。从目前作物生长情况来看，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指标。”李元明回答。
毛泽东问：“去年粮食产量是多少？”
“亩产230多斤，总产量20亿斤多一点。”
毛泽东带有怀疑的口气问：“增产一倍以上到二倍，能达到吗？”
接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问起水利问题。在旧中国，山河破碎，水利失修，灾害频仍，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记载，黄河流域在解放前的2000多年间，发生水灾1500多次，旱灾1070多次。全国解放后，在1952年，毛泽东亲临黄河视察，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并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亲自主持通过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结合规划的决议》带领人民向黄河进军。
毛泽东问：“你们这里有个东平湖，还有一个东平县？”
“是。”李元明回答。
东平湖在黄河下游，是黄河泄洪的地方。
毛泽东又问： “位山工程动工了没有？”
“东平湖新堤已经动员21万民工于8月5日动工，何时竣工还不清楚。”李元明回答。
依靠群众治水，发动亿万农民办水利，这是毛泽东治水路线的基本点。改造山河，同水灾、旱灾作斗争，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变水害为水利。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毛泽东注意把广大农民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中所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大兴水利等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上来，提出：“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毛泽东又问：“位山坝恐怕不像修堤那样容易，需花费较长时间。位山工程搞起来，你们有受益的没有？”
“东平县有两个区受益。”李元明说。
毛泽东说：“受益的还有菏泽、济宁嘛！”
李元明补充说： “聊城地区也能受益。”
毛泽东接着又问：“怎样受益？”
李元明说：“聊城的虹吸管工程到春季缺水不能满足需要。”
毛泽东说：“只靠位山不行，黄河要有一系列工程，如三门峡等工程都搞，作用才大。”
停了停，毛泽东又问：“你们的水利怎样？”
李元明说： “我区水利化主要靠汶河，去冬今春已在上游山区修了一些中小型水库，今冬准备在中下游再搞些大型水库，将天上落下来的水基本上控制起来，另外和地下水结合，以汶河引黄加上人造河道为骨干，整修各河道，逐渐搞成平原地区的河网化。”
随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办社问题。
毛泽东问： “合作社怎样？规模多大？”
张瑞周接过话题说： “泰安地区有650多个社，平均不到300户。社的规模太小，已不适应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计划合并到200余个。”
李元明接着说：“这是过去的计划，目前看规模仍然小一点。现在酝酿搞成一乡一社，使党、政、社合一。”
毛泽东问：“一乡多少户？”
“8000至1万户。”张海涛答。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问：“这样多的户一个社好搞吗？是否过大？”
“还未定案，需要进一步研究。”李元明说。
随后毛泽东又问了泰山的情况。
他说：“你们这里有个泰山很大，底下可能有不少铁。”
“泰山的西、北、东三面都已经发现铁矿，只是山的前面还没有发现。”李元明说。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泰安过去有个泰安府，出去不远就是泰山，到山顶有60里路吗？”
“没有这么远，据说约有40华里。”
毛泽东又问：“现在逛泰山的人还很多么？”
“过去不少，生产大跃进以来，逛山的人少多了。”张海涛答。
毛泽东说：“现在少了，再过两年逛山的人就又多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的专列开往济南。
视察北园
专列到达济南后，毛泽东稍事休息，又冒着酷热来到山东省委办大社的试点单位北园。
8月9日下午，伏天的太阳像一团火，烤得大地滚烫滚烫。
这时，历城县北园农业社水屯村的田间大路上，几辆黑色的轿车突然停下。
车门开了，毛泽东探身走出，身着白色衬衣，束在裤内，脚穿黑色皮鞋。
陪同的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中共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吕少泉。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历城。
在北园农业社田间路上，毛泽东与陪同者谈笑风声地走着。路旁的谷子长得秸秆粗壮，叶子墨绿，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毛泽东看到这景象，高兴地说：“你们的小米长得不错嘛，我看群众的干劲不小。”
随后，毛泽东又来到稻田，问北园农业社的主任李树成，水稻是什么品种，什么时间收割，亩产多少斤？李树成一一做了回答。
毛泽东看到路旁一些社员正在一个稻草棚里休息，用手指着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就是管理试验田的社员。”李树成回答。
随即，毛泽东兴致勃勃的向草棚走去。
首先看见毛泽东的几个社员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声：“毛主席来了！”便争先从窝棚里跑出来，热烈鼓掌欢迎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走到跟前，有些社员还没有来得及出窝棚，毛泽东便弯腰走进矮小的窝棚里和社员任长水、李树勋、韩茂林、孙守法等13位一一握手。毛泽东和他们握手时，社员们有些措手不及，手上沾满了泥，有的忙往自己衣服上搓搓手上的泥巴，有的还没来得及搓，毛泽东就把手伸过去，一把握住农民沾满泥巴的手。
毛泽东抚摸着青年韩茂林的头，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当韩茂林回答17岁时，毛泽东笑着说：“你还是个娃娃呢！”
接着毛泽东又握着孙守法的手和蔼地问：“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今年47岁啦。”
毛泽东勉励他说：“那就是个技术员啰！”
毛泽东来到一株大槐树下坐下来，稍事休息。这时，身旁的李树成向他汇报了北园办大社的情况。汇报中，李树成向毛泽东请示规模这样大的社是叫“大社”好，还是叫“农场”或“农庄”好？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
休息了大约15分钟，毛泽东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去。边走边问李树成：“怎么没有见到妇女参加劳动？”李树成回答：“妇女都在菜地里。”毛泽东说：“在我们南方，大部分都是妇女插秧。”
离开北园农业社，毛泽东驱车驶往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现农业科学院）。对于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和培养一支农业科技队伍，实行科学种田，毛泽东十分重视。在1957年他对各级干部说，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1958年他又指出，不学土壤学，就不能当农业部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也在历城县境内，距离北园农业社约8公里。下午6时，毛泽东来到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大门口。在这里等候的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秦杰等人，十分激动地迎上去，欢迎毛泽东主席。
在去五条田地看棉花的路上。毛泽东问副所长秦杰：“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杰。”
“是秦还是陈？”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
“秦始皇的那个秦。”
毛泽东笑着幽默地说：“噢，秦始皇时代还留下你呀！”秦杰和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
接着，毛泽东又问： “你是什么专家？”
“研究棉花的，曾在浙江大学上过学。”秦杰回答。
毛泽东来到棉田详细察看了试验田。这块地里的棉花有一人多高，简直像一棵棵棉花树。毛泽东亲手拨开棉棵，和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数一株棉花的棉桃。当数到64个时，毛泽东手指着上边的花蕾说：“上边这些就不算了。”
随后他对秦杰说：“很好。你学的学问都用上了。”
“过去搞得不好，主要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我们，才搞得这样。”秦杰说。
毛泽东笑着诙谐地说：“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毛泽东在看棉花时，发现棉花容易落桃，便对秦杰说：“棉桃脱落是下雨的原因呢？还是其他原因？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秦杰表示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办。火车上的一次座谈会春寒料峭，腊梅怒放。1959年2月25日。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前两天，毛泽东南下的专列，停在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线上。
两辆黑色轿车驶进济南西郊机场。车门开了，从车上下来的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省委秘书长吴建、中共历城县第一书记王任之、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东郊人民公社大辛管理区总支书记李兰生、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大队支部书记张印水。
他们快步登上停在专线上的列车。
一位身材伟岸、气宇轩昂，身着银灰色大衣，脚穿棕色皮鞋，面带笑容的人迎上来。他——就是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请大家坐下。大家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激动，一时心里嘣嘣直跳，表现得十分拘谨。毛泽东见大家心情紧张，为缓和紧张气氛，除舒同外，分别询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职务、家庭情况等，然后笑着说：“你们都很年轻嘛！”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取得第一手的调查材料，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风。他许多不朽的论著和伟大事业的决断，都来自深入调查研究，都是他经常不断地亲自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作调查，经过分析研究后作出的正确结论。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点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是这两个运动的提倡者和推动者，但是，一旦察觉到运动中有偏差，他就率先提出纠正。尽管毛泽东没有认识到“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符合中国农村发展的需要，但他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所作的纠“左”努力，对于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盲目搞所有制“升级”，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还是起了遏制的作用。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9年2月25日在去郑州的路上，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山东，实地了解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出现的冒进等问题，在列车上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为第二次郑州会议作准备。
毛泽东点着一支烟，抽了两口对大家说：“咱们把大体情况谈谈吧！”
接着，毛泽东问王任之：“历城县有多少人口？”“全县农业人口63万，非农业人口4万，共67万人。”
毛泽东又问：“全县有多少社，多少个队、多少个生产队？”
王任之一一做了回答。
这时，舒同指着王任之说：“他们县有山、有岭、有平原、还有郊区，很全面。”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作为一个社来讲，就不一定全面吧！”
“东部东郊公社很全面，有平原和丘陵。”舒同回答。
毛泽东带有疑问的口气问：“这样全面好不好？”
“这样好。”舒同回答。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郑松问：“东郊公社多少人？多少户？”
“39000户，12万人。”
毛泽东又抽了几口烟，端起杯子呷了几口水，自言自语地说：“好大呀！”接着又问：“有多少队，多少组？”
“有15个管理区，154个生产队，508个生产组。”郑松回答。
毛泽东不解地问： “别处都有叫大队，你们叫管理区，是一回事吗？”
舒同接过去解释说：“管理区就是大队。”
毛泽东又问： “你们公社有多少干部？脱产的多少？不脱产的多少？”
郑松一一做了回答。
毛泽东指着李兰生问：“你脱产吗？”
“不脱产。”
毛泽东问：“不脱产怎么吃饭？”
“我们有工资，我们的工资略高于社员。”
“你们参加劳动吗？”
“一年至少参加100天的劳动，其余因公开会算误工，工资是按照同等劳力评定，略加提高。”
“这样办还可以吧？”
“可以。”
舒同插话说：“他们公社里还有殷朝的古迹呢！”毛泽东十分感兴趣地问：“挖出些什么东西？”
舒同说：“有石刀、石斧、陶器等，都挖出来过。”
毛泽东问：“龙山文化遗址在什么地方？”
“在历城东部和章丘县搭界的龙山。”王任之回答。
毛泽东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
毛泽东又抽出一支烟，点着吸几口说：“现在再谈谈整社吧，整社有什么问题？”
“对1958年大跃进的认识不统一。”郑松说。
毛泽东说：“是不是有的认为是大跃进，有的认为是小跃进，有的认为是没跃进的意思？”
“都有怀疑的人。”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这些怀疑的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好人，他们主要是心中无数，认识不清楚。”接着他又说： “东郊公社1957年平均亩产350斤，1958年亩产达到1050斤，实际上收到家740斤，其余310斤因为收得粗损失了。”
郑松说到这里，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十分严肃地问：“怎么损失这么多啊？去年收得粗，今年你们要收得细一点。实收740斤，有这么多吗？！你们怎么知道收这么多？又没有过秤，怎么算出来的？”
毛泽东说：“你们这不是翻一番还多吗! 700斤就是翻一番，740斤翻一番多嘛！这一个跃进都统一了吗？”
停了停，郑松说：“都统一了。”
毛泽东拿起茶杯呷了几口说：“关于收入问题再谈谈吧。”
郑松说：“1958年平均每人86.8元。还有拖拉机17台，抽水机63台，电力井16眼，自流井10眼，播种机1台，脱粒机4台……这些平均每人22.5元；还有社办工业，每人平均5元；社里的中型农具和大家畜，平均每人5元。”
这时，毛泽东摆摆手说： “慢一点说，我给你们算这笔账。加起来，每人平均约120元，你们这笔账都算了吧？”
“对，都向社员算了。”郑松回答。
毛泽东又问：“这样一算，大家都统一吧，高兴了吧？”
“都统一了认识，另外还向社员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大家更高兴了。”郑松说。
毛泽东问：“共产主义是方向，这个有问题吗？”
“起初不明确，认为成立了公社吃饭不要钱了，就是共产主义，因此，有不分你我的错误思想。”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郑松：“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经过宣传党的六中全会精神，解决了。”
这时，已是下午6点30分，卫士进来请主席吃饭。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咱们一起吃饭，吃完再谈。”
于是，大家和毛泽东一起共进晚餐。
吃完来到办公室，毛泽东又点着烟说：“关于干部作风有问题吗？”
“干部作风问题，开始认识上也不统一。有些干部认为，整社就是整干部，因此，有缺点的干部有顾虑，怕挨整。”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郑松： “干部有没有打人的？”
“没有发现。”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么多干部没有打人的？”
“因为随时贯彻毛主席你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精神。”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干部作风上有什么缺点吗？”
舒同说： “整社以前，东郊公社的区、队干部有‘三大法宝’，就是辩一下、拔白旗、不管饭。”
毛泽东说：“大辩论还得要，可不要当成整人；拔白旗，真的白旗还要拔；不管饭不行，对地主富农也要管饭。”
随后，毛泽东又问：“‘三大法宝’不用了，现在用什么方法？”
这时，当郑松回答到干部作风有八大转变，十大发扬，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时，毛泽东笑着插话：“还听我的话？听党的话就行了嘛！”
毛泽东扔掉烟蒂，接着说：“再说说分配问题好不好？”
“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郑松说：“去年公社化以后，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和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制度。社员是按照评定等级按月发工资，社员的劳动工资实行‘上死下活’的办法，每月进行评级发工资，这样社员感到满意。”
毛泽东问：“怎么是‘上死下活’？”
“社里按原来等级的工资发到队，队里包工定额记分，每月按每人所得的工分发工资。”
毛泽东问郑松：“群众同意不同意？”
“这是群众提出来的办法，是群众的要求。”
毛泽东点点头说：“这样还可以。”
在谈到1959年社员分配口粮时，郑松说东郊公社预计少的可分500斤，多的可分1000斤。
毛泽东问：“1000斤粮食吃得了吗？你们不是每天半斤肉吗？可以给牲畜粮食吃，牲畜吃粮食，人吃肉，还要喂奶牛嘛！”
接着，毛泽东又说：“工资问题解决了，伙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再谈分配比例吧！”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说不上来。沉默了一会，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好好算算吧。总收入，除去生产成本，为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问题一是国家税收，二是社里的公共积累，三是个人消费，社员消费又包括公共福利事业消费。”
王任之恳切地说：“主席，东郊公社的党团员和劳模都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有机会去一趟？”
毛泽东笑着说：这一次来不及了，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再去你们东郊公社看看。
这次小型座谈会后两天，中央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作为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并按照这个方针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
大辛庄麦田里的脚印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实践他一个多月前的诺言，第二次来到了历城东郊人民公社。
4月13日午饭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秦和珍、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来到毛泽东的列车上。对于郑松，毛泽
东已是第二次见面了。就在前两个月，他参加了座谈会，并发了言。所以一见面，毛泽东就认出了他。毛泽东微笑着说：“郑松，今天到你们公社看看小麦可以吧？”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东郊公社的情况最近有什么变化？”
“东郊公社已根据您的指示和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调整了公社体制，实行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进行了算账退赔，强调了关心人民群众生活，经过整顿，人民公社更加巩固发展。”郑松说。
毛泽东又问：“社员群众高兴了吧？”
“广大群众都非常高兴。”
毛泽东简单地询问了东郊公社的情况后，站起来大手一挥对郑松说：“现在到你们那里去看看吧。”
于是，毛泽东在白如冰、秦和珍和郑松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东郊公社大辛生产大队。
毛泽东下车后，看到大辛庄生产队第七生产小队的麦苗一片葱绿茁壮，脸上露出笑容。当他看到地头的木牌上写着计划指标亩产1000斤时，他严肃地问郑松：“一亩地能收1000斤？”回头又问：“白如冰同志，你看麦子一亩地能打1000斤？”
当白如冰回答麦子长得很好，亩产1000斤收不了时，毛泽东摇摇头说：“我看这麦子别说亩产打1000斤，连500斤都收不到，打下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嘛！”
接着毛泽东对郑松说：“到小麦收获时，你们要亲自组织一批干部收割和验收，仔细称一称看一亩地究竟能收多少斤？”
在场的干部表示一定按主席说的去办。
回过头，毛泽东又严肃地对大家说：“做事情一定要留余地，要实事求是，不要空口讲空话，秋后我要再来看看亩产小麦到底多少斤！”
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早在瑞金和延安时期，为了支援战争，用集体力量战胜敌人的封锁和灾荒，在农村组织劳动互助社、变工队、互助组和合作社，积累了引导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的经验。在50年代，毛泽东通过调查、访问、听汇报、认真了解下情，采用逐步联合，逐步过渡，逐步整顿，循序渐进又互相衔接的步骤，引导我国亿万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对于农村农民的生产情况，毛泽东是比较熟悉的。
毛泽东继续往前走。他看见一片麦田长得很稠，显然觉得密植过头了。在问了播种情况后，毛泽东说：“要合理密植。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要搞好通风透光，防止倒伏。”
沿着田埂继续向前走，一条东西的水垄沟还流着水，挡住了大家的去路。这时大家都向西转去，可唯独毛泽东没有转。他纵身一跃，跃了近2米远，跨过了水沟，就在水沟沿上深深地印着他的两个脚印。
当时，毛泽东已66岁了。可他身体是那样的健壮，那样的矫健，在场人都为之惊叹，为之高兴。
往前走了几步，毛泽东弯腰从路旁拾起一墩锄掉的发黄的麦苗，仔细地看起来。对小麦的分蘖、扎根，都看得很仔细。然后，又具体询问了小麦的施肥、浇水等情况。毛泽东说：“氮、磷、钾肥料要很好地配合使用，要掌握适时浇水，防止倒伏和其他灾害，搞好通风透光。”
随即，毛泽东右手拿着那墩麦苗高高
举起，微笑着问社员群众：“把这墩麦子送给我带回北京去好不好？”
社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
于是，毛泽东珍重地把这墩麦苗放起来。
毛泽东走上电力扬水站的主干渠，看到周围有一大片麦田长势良好，便问：“这一大片有多少亩，怎么整得这样平，怎样灌溉？”
郑松汇报说：“这一片地过去是有名的‘北大荒’，一年一亩只产二三百斤粮食。公社化后，组织大兵团作战，只用了一个秋季，就深翻平整，搞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毛泽东说：“看来大兵团作战还是需要的，有时搞一搞还是可以的，但不能经常这样搞。”
4月9日，毛泽东针对当时严重存在的浮夸风等现象，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其中说：“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这些话，显然与他几次到历城考察是有联系的。
又来到一块三类麦田，毛泽东问：“这块麦田为什么长得这样差？”
“要加大措施，促使三类苗升级。”郑松回答。
毛泽东幽默地说：“这叫优厚照顾。你们一定要很好地管理，细心管理，争取今年的小麦大丰收。”
冒雨来东郊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才一个多月，毛泽东于9月21日第3次来到历城农村进行调查。
这天，毛泽东的专列又停在了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线上。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登上列车，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身着银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支烟，很随和地让大家坐下，随后，舒同和郑松做了工作汇报。
当舒同谈到“三五”经济建设规划时，毛泽东说：“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苏联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一定会比苏联搞得快，搞得好。”
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是毛泽东提出的建设中国的理论，它正确处理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夺取政权以后，在50年代，毛泽东提出：必须“以粮为纲，”同时积极发展各种经济作物；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业并举，全面发展。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经济。
当舒同汇报了过去几年来全省植树和封山造林的成绩后，毛泽东严肃地说：“你们年年说植了多少树，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怎么我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
舒同又汇报到1959年秋后，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力上阵，大搞山水林田治理时，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
稍顿，毛泽东又严肃地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又问郑松：“今年大辛的小麦亩产到底多少斤？”
“平均亩产收入400.6斤。”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上次我说平均亩产连500斤都打不到嘛，结果还是打不到500斤嘛！”
毛泽东又问：“你们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能产多少斤？”
“大辛生产队的玉米亩产可达500～700斤。间作的大豆，每亩可收一二百斤。”郑松回答。
毛泽东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
随即，毛泽东站起来把手有力地一挥，高兴地说：“今天再去看看你们的玉米、大豆吧？”
这时，已到了中午12点了。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吃中午饭来不及了，就在这里吃吧。”
下午1点，毛泽东由舒同和白如冰陪同，驱车先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毛泽东来到一块大白菜地，见大白菜长得茁壮嫩绿，问：“大白菜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白菜的心是自己包的，还是人工包的？是不是为了天冷自己包的，用多长时间才能包好？”
秦杰做了回答。
这时，天下起了小雨，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打起雨伞。陪同毛泽东的领导见天下起雨来，也劝毛泽东是否就不去东郊公社了。
当毛泽东得知全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700多名代表和社员群众在大辛庄等着时，毫不犹豫地驱车到了东郊公社大辛庄。
毛泽东冒雨先看了一片丰产玉米，问：“这是什么品种？”
郑松回答：“这是金皇后。”
毛泽东笑着说： “是皇帝这个皇吧！这个名字很好。一亩能产多少斤？”
“这是一片丰产田，亩产可达800斤左右。”
毛泽东说：“加上小麦，一亩就是一千好几百斤了，这是一个大跃进啊！”
毛泽东又察看了玉米间作大豆，问这种种植方法好不好？有什么优越性？
郑松说：“一高一低进行间作套种，可以更好解决通风透光问题，增加产量。”
毛泽东说：“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复种指数。这种种植方法是可以总结推广的。”
雨越来越大。毛泽东和东郊公社党委的4位书记握手后，当与第5个同志握手时，笑着说：“你们这么多书记！”
舒同说： “这个社大，近15万人口。”
毛泽东说：“比一个小县的人口还多啊，是不是大了点？”
毛泽东在接见历城县三级干部会议代表时，一看路两边站的人很多，说：“怎么这么多人啊！都是党支部书记吗？”
许多群众听到毛主席来了，都跑过来，争着和毛泽东握手。
车开了。毛泽东上车后，看到大辛庄大队一部分社员群众从村中跑过来，又两次停车走出车门，挥动着帽子，向大家致意。
侵华日军残杀中国战俘的集中营——济南“新华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财经困难，人力物力贫乏，于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逐渐由直接屠杀转而施以“怀柔”，采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企图收买中国战俘和爱国分子及普通百姓为其法西斯战争服务。济南“新华院”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设在济南的一个杀人魔窟，群众称之为“阎王殿”。1941年，日军首先在济南南圩子门外体育场附近建立“救国训练所”，专门收容关押被俘的中国战俘和在“三光”政策实施中无辜被抓的普通百姓。1943年3月，“救国训练所”易名为“新华院”，并移驻济南市官扎营街西北角处（现济南幼儿师范校址），继续收押来自全省各地的战俘和被侵占济南日军军法会议判处有期徒刑的抗日军民。对上述被俘人员，日军统称为俘虏。俘虏被送到“新华院”后，日军即对其进行强制训练。经过训练从中挑选青壮年，送往日本国内或中国东北为日本充当苦工；老弱病者就地强迫劳动，直至残害致死。这两条路基本上都是通往死亡的道路。据有关资料记载，日军从1943年3月建立济南“新华院”起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先后关押中国战俘和群众3.5万余人，其中酷刑和劳役致死者1.5万余人，抽血致死者100余人，注射毒药、细菌做活体试验致死者200余人。送往日本国内及中国东北为日本充当苦工者1万余人。“新华院”受日本陆军总部领导，由侵占济南日军参谋部政治参谋山田和铃木一郎直接控制。院长由参谋部委派，先后任院长的是：蜡子、渡边正雄、增田一郎和青井真光。
“新华院”占地25万平方米，分东西两院。西院为“新华院”本部；东院为看管“犯人”的日本军部。番号为日军仁字第2350部队，后改为依字第2350部队。“新华院”的四周挖置壕沟和设置电网。壕沟宽5米、深5米，内蓄污水，沟边设铁丝网，沟外设有电网；围墙高3.3米，上有电网、四角有岗楼；大门始终禁闭，只开便门，门外有铁丝鹿砦挡道：日军办公楼后面设有方圆400米的大操场，靠东墙有阅兵土台。是对俘虏训练、跑步、点名训话的地方。“新华院”下设办公室、经理室。辅佐官室、警备队、兴亚建设队、劳工协会等，为推行其“以华制华”政策，专门设立一个由汉奸和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组成的总队部，受院长直接领导。
总队部。是全院管理俘虏的最高汉奸组织，设总队长1人、总队副2人，文书若干人。总队以下有中队（设正、副中队长）、小队（设小队长）、班（设正、副班长）。总队部下设审问课、干部队、训练队、工厂队和农场队、医务室和“病栋（病号房）”、被服库及伙房。
劳工协会。是为“兴亚建设队”选送劳工的机构。俘虏们经过训练队“训练”后，由劳工协会从训练队中挑选年轻体壮者送往日本国内或中国东北做苦工。
劳工协会还负责俘虏的伙食给养，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为14两（16两等于1市斤）。加之经管者从中剥削自肥，每人每天实际吃到的粮食就更少。
审问课。负责对俘虏的收容、登记、输送和死亡人数核实。根据各地转来的档案和名册，进行逐个点名问讯，核实后，当场将每个人剃成光头，送入训练队。每天向驻济日本军部上报。除此之外，还进行案情的复审和行刑。课长一般由日本人担任。
警备队。由俘虏中的一些少年编组而成，最大的18岁。日军利用威逼、引诱等手段强制受训后进入警备队。警备队员手持木棍，日夜守候在大门前，或在训练队、电网、铁丝网、禁闭室外巡视。在走道边则每隔20米就站着一个队员戒备。
干部队。1944年12月始成立干部队。专门培养、训练管理俘虏的中队长、小队长及骨干分子。进入干部队接受培养和训练的人员是从训练队里挑选出来的，约30多人。
训练队。训练队设中队、小队、班（中队、小队和班的数量依收容关押人数多少而定）。凡进入“新华院”的人，都要编入训练队进行训练。所谓训练，主要是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强迫参加各种劳役，或去白马山开山，或进行军事步伐操练等。俘虏们住在两道电网和一层铁丝网之间的前后两排宽敞的库房内，库房内两边筑通铺（土炕），中间只留容一人行走的甬道，成千的人按编制的小队、班挤睡在一起。早上5点集合号吹响后，接着便是中队、小队的哨音和班长的呼喊斥责声。3分钟内必须列好队。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劳役后，身体强壮者就被拉去当劳工，剩下的继续受摧残。
工场队和菜园队。凡年老体弱或有点手工技术的俘虏才能被选用。设有织布、织袜、制鞋和菜园等班组。日军利用俘虏的无偿劳动，为日军服务。
医务室和“病栋”。医务室有1名大夫和两名护士。医务室名义上是为战俘所设，实际是为“新华院”内的日军和汉奸服务的，也是日军细菌实验室。被关押的人员若有病既无医也无药。而且，日军经常从身体强壮的俘虏身上抽血，以供日军伤员输血用，有的俘虏被活活抽死。
“病栋”也叫病号房，实际上是停尸房，当病人在训练队不能坚持劳动和训练或病情恶化时，就被剥光衣服送到“病栋”，且无人照料。“病栋”内阴暗潮湿，传染病很多，老鼠横行，病人发高烧，无水喝。每天被折磨致死者多时达30 ～ 40人。人死后，把尸体拉往无影山下掩埋，年积月累，白骨成堆，当地群众称之为“万人坑”。有的俘虏在被扔进拉尸车上时，仍在惨叫着：“我没有死，不要扔掉我……”
被服库。是专门收存俘虏衣物的部门。凡进入“新华院”的俘虏，首先在大门内的院子里将随身穿的衣服（除裤头外）全部脱下，另将手表、眼镜、水笔、皮鞋等物悉数没收。每人换一身从死者身上剥下来的囚服（一般为黄色或灰色军服，衣服上生满虱子、虮子，有的是破烂不堪的带血衣服）。被换下来的衣服和物品暂存仓库，尔后逐渐转入日商经营的当铺，或卖给估衣商人。
伙房。除由一日本人掌管外，炊事人员都是从被俘人员中挑选的。开饭一般在劳动和出操后，按点名站队，两人端端正正地对坐在大通铺上。每小队一木桶饭，由值班班长分饭，先领到的不准先吃，稍有一动就要被打，等全班、全小队盛完饭后，队长才宣布“开吃”。
凡在山东境内被俘的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员、八路军、国民党军以及一般群众），都送到“新华院”施以酷刑。“新华院”是日军虐杀和迫害中国人的人间地狱，其手段极其残忍、种类繁多。凡被认为有“不轨”者，轻者被剥光衣服爬烟囱、或头顶石头绕场转、或由日军抓住生殖器绕场示众等；重者就残害致死。
1．劳役 “新华院”从关押的人员中，挑选青壮年押送到中国东北或日本的北海道、福岗、长崎和广岛做苦工，如开山、下煤井、修水利、开矿山等重体力劳动；其余编人各种劳役队，强迫进行开荒、种田、织布、开山等重体力劳动。由于劳动强度大，又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和精神摧残之中，俘虏们被残害致死者甚多。1944年6月，一次被押送到日本充当劳工者500多人；同年9月押送到日本北海道做苦工者1000多人；1945年2月，一次押送到日本长崎600多人。直到1958年，才重返人间回到祖国怀抱的高密县草泊村刘连仁，就是1944年9月从“新华院”押送至日本去的那批华工之一。刘连仁在日本北海道挖煤时，冒死逃出虎口，在深山野林里躲了13年。
2．饥饿被关押在“新华院”的人员被人们称为“骷髅队”。
俘虏们每日三餐，早上每人一碗稀饭，中、晚餐只能吃一平碗满是蛀虫、半沙半米难以对牙的发霉变质的小米饭。一个班40～ 50人，分一桶菜汤，里面有点菜叶或萝卜片或豆芽，班长把仅有的菜捞去吃了，其他人只能两人同喝一碗清汤。俘虏们瘦得皮包骨，生病者甚多。得病的不敢说有病，一旦谁有病就被送到“病栋”等死。
俘虏穿的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破衣服。冬天，因内衣被脱去，棉衣又无扣子，只能将棉衣掩起，用草绳系住，以御寒冷；因从无鞋穿，天冷时就从棉衣上撕下破棉絮用革绳捆在脚下御寒，不少人手脚被冻裂，鲜血直流，就这样也得支撑着参加训练和劳动，否则就遭毒打或关禁闭。1944年的年除夕夜，一次就冻死60多人。
3．抽血 日军经常在训练队里挑青壮年，在其身上抽血，为日军伤员输血之用，有不少人因抽血过多而致死。
4．细菌和毒药实验所谓医务室，实际上是日军的细菌和毒药的实验所。侵占济南日军防疫给水部制造出来的细菌先要送到“新华院”，在俘虏身上进行“效力试验”。所注射的细菌有伤寒、霍乱、赤痢和副伤寒、百日咳等。俘虏有病后，就给病人进行所谓“治病”、“打针”，实际上为加速病人死亡，日本医生常给病人身上注射升汞水、高锰酸钾、石碳酸之类的毒药加以杀害。至1945年8月，日军就用细菌和毒药做活体试验致死者200余人。
5．杀戮 “新华院”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残害中国人民的典型集中营，是在“万人坑”屠杀抗日军民的主要执行单位。自“新华院”成立至1945年秋，日军在琵琶山下无数次残暴屠杀抗日军民，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当活靶射杀、有的被当劈刺靶子杀死、有的被浇上煤油烧死、有的被狼狗活活咬死、有的被挖心肝致死……每次被杀的人数不等，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每次杀人时，惨叫声不堪入耳。日军杀人后，有时在尸体上盖一层土或撒一层石灰，有时什么也不掩盖，曝尸坑内，下次再在上面摞尸体，被群众称为“万人坑”。从“新华院”以西至堤口庄东，黄屯庄南、庄北一带，白骨盈野；无影山下更是尸骨堆积，亦被人们称为“万人坑”。
济南泺口黄河铁路桥始末
济南泺口黄河铁路大桥在津浦铁路跨越黄河之处，位于天桥区北园镇境内津浦铁路的泺口、鹊山两火车站之间，是黄河上最早的两座铁路大桥之一。
泺口黄河铁路桥由德国工程所浦弥尔和德国钢桥制造厂设计施工，我国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曾为建桥地址等进行过实地考察，亲自修改和审定建桥方案。泺口铁路桥1909年7月（清宣统元年）开工兴建，1912年11月29日竣工通车，实用料费合银454.56万两。全桥共11孔，自北向南8孔为每孔长91.5米的华氏桁梁，中三孔长分别为128.1米、164.7米、128.1米的三联悬臂梁，南端一孔为91.5米的华氏桁梁，铁桥全长1255.2米，其中164.7米的一孔是至今全国孔径最大的铁路桥梁。
泺口铁路大桥建成后，因战争屡遭破坏，比较严重的有两次。第一次是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攻济南，军阀张宗昌向黄河北溃逃，于八号桥墩下埋设炸药，炸毁桥墩顶部，使八孔桁梁和九孔悬臂梁的端横梁坠落桥墩上，损害严重，经采取临时措施抢修，于第二年4月通车，后向德国桥梁制造厂订购配件，于1932年才逐步修复加固完毕。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复榘逃窜时将3～11号桥墩及钢梁全部炸毁坠人河中，日本侵略者第二年修复通车。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这座南北干线津浦铁路上黄河泺口铁桥的安全十分关注，1958年8月黄河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洪峰，黄河铁桥受到严重威胁时，周恩来总理由郑州乘飞机来济亲临黄河铁桥视察，从桥南端走到北端后，又返回南端，历时一个多小时，就如何保证铁路大桥的安全作了重要指示。守桥部队王士栋烈士于1967年5月31日晚，冒着狂风暴雨不顾个人安危排除铁路上障碍，为确保铁桥和列车安全而英勇牺牲。大桥在广大铁路职工的精心养护下，保证了铁路的畅通和列车的正点运行，为铁路运输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48年解放以来，大桥通过的客货列车已突破107万多列，超期服役近30年。
由于黄河河床多年淤积升高，已形成堤上河，铁桥离水面距离越来越近，桥底下不能满足汛期洪峰通过要求，对堤岸安全形成威胁。为此，20世纪70年代末，在泺口铁路大桥上游20公里处的曹家圈建成了全长5703.8米的上下行双线黄河桥。
1991年4月21日，随着沈阳至杭州的135次旅客列车安全通过后，泺口黄河铁路大桥于当日零时起封闭，不再使用，正式宣告退役，津浦铁路客货列车改走曹家圈铁路大桥。至此，泺口这座历经沧桑具有79年历史的铁路大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经7年多停闲后，该桥又于1999年7月正式二次服役。
百年老桥一朝新
泺口黄河铁路老桥改造主体工程完工
1998年12月19日上午，泺口黄河铁路老桥改造工程新钢梁架设完成最后一吊，新旧钢梁顺利合拢，老桥改造主体工程就此告竣。
泺口黄河铁路老桥建于1912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号称亚洲第一大桥。据国内桥梁专家介绍，对这样的百年老桥进行大面积改造，不仅在国内是首次，而且在世界上也不多见。此次泺口黄河老桥改造成功，为国内数十座已作废却仍有利用价值的老桥改造提供了足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另据测算，该桥改造工程总造价为7400万元，而建一座同样结构的桥需要5至6亿元。该桥改造成功后，只要保养得当，至少可以再用50年。
济南火车站始末
济南火车站原为两处，一为胶济铁路济南站，一为津浦铁路济南站。两站均为德国侵华期间攫取我国筑路特权所建。
胶济铁路济南车站始建于1899年6月，1904年7月1日建成，站场位置在今货场东端，五里沟北头。1909年始将原站房改为货房，新建客运场于现济南铁路分局机关办公楼处，到1915年改建完成胶济铁路济南站址。
津浦铁路济南站始建于1910年，
1912年12月建成，位于官扎营、茅家林向南侧（今车站街）。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济南后，自1938年～1940年4月对胶济、津浦两路济南站进行改造，合二为一扩大站场，两站统并为津浦铁路济南站址。
新中国成立以来，济南站不断进行改造和扩建，站场日益扩大。1992年7月将原站舍拆除，再次改建，建成现代化的车站，于1994年建成，济南站以新姿展现人前。
《史记》遗篇之谜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料富庶，文笔绚烂，自问世以后，为历代推崇。因《史记》成书年代较早，留传至今，早已不是当年司马迁手书的原本了。《史记》在早期的流传过程中，就已发生有遗失和后人删节、续补的现象，由此引起学者们对《史记》的考证，包括《史记》名称的演变、遗失篇目及续补等问题。鉴别《史记》中真伪的部分，对《史记》的阅读者不论是从欣赏的角度领略文采，还是从修志的角度研究古史，都是至关重要的。
司马迁的《史记》，他自己定名为《太史公书》，两汉时期多沿用此名称。从《太史公书》到《史记》，经过几次演变，其间有称《太史公记》的，有称《太史记》的，还有称《太史公传》、《太史公》等。是谁最早把《太史公书》称作《史记》的呢？有人认为是班彪父子，有的说是王肃，也有的说是《隋书·经籍志》作者魏徵等，还有的则认为始于魏晋时期。解放后，著名史学家陈直先生根据东汉的碑刻，结合文献材料互相映证，认为始于东汉桓帝时期，陈直先生的观点较前人之说具有更充足的证据。
《史记》最早是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传播的。 《汉书·司马迁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司马迁的《史记》有正本和副本两种，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正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名山”即藏之于家。司马迁卒后，正本由家中留传至外孙杨恽处，副本存于汉廷天禄阁或石渠阁。朝廷和诸儒所见之《史记》，即副本。东汉王充在引用《史记》文章时，未注明《史记》出处，有人因此猜测可能《史记》当时副本又录副本，东汉时洛阳书肆可能就有副本抄本出售，司马迁手书副本可能毁于王莽之乱。
司马迁写史以客观事实为准绳，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汉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容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在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物中，并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史记》全书130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史记》“十篇缺，有录无出”。张晏在注中说这遗失的10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勒列传》，其中4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7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15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见刘知几《史通·正史篇》）。
有的学者以《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史记》记事到武帝太初四年止为理由，认为太初四年以后至征和二年以前的事，皆系后人所附益。对此，有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司马迁虽然在《太史公自序》云《史记》记事至太初四年止，实际上太初四年后，司马迁未卒，征和二年司马迁作《报任安书》，上距太初四年已有10年，其间司马迁必对《史记》进行润饰与增补，征和二年以前事均可出自司马迁手笔。
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4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15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认为《博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也有的认为褚少孙续补《史记》，“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或晋以后，少孙《褚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耳” （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现在我们所见的中华书局版《史记》，是以清朝同治年间金陵书局的《集解》、《索隐》、《正义》合刊为底本的。追溯其源流，最早可推至宋代，再往前就模糊不清了。总之，在今本《史记》中确有后人补缀，凡褚少孙所补，大都标明“褚先生日”，极易辨认。除此之外，其他还有多少篇系后人所补，每篇的真正补缀者又是谁，至今尚属未解之谜。
“北园有棵幸福槐，幸福槐，槐花飘香千里外，千里外；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咱北园来，喜浪一层层，笑脸一排排，毛主席挥巨手，社会主义金光大道铺开来，铺开来”。
每当唱起这首歌时，北园人自然会想起北园镇水屯村边的那棵大槐树，提起这棵大槐树北园人永远不会忘记它，这是因为毛泽东在1958年8月9日视察北园时，就是在这棵槐树下，毛主席亲切的同北园水屯村的社员们进行了亲切交谈，并在这里发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这个不仅影响北园人，而且对八亿中国人民，甚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号召。为了怀念毛主席，北园人民给这棵槐树起了个名字叫——幸福槐。
今天的幸福槐已有5米多高，直径30公分粗，看上去不是那么很兴旺，有部分树枝已死，显得整个槐树有点憔悴。前几年，整个树干被虫子咬的几乎成了蜂窝，浑身是孔，几乎枯死，很长时间没有返绿。为了挽救它，北园镇团委发动全镇广大团员青年主动捐款，买来了药进行灭虫，挽救幸福槐。一年后，幸福槐仍然没有返青，团员青年们就在幸福槐旁边又栽了棵小的槐树，以代替幸福槐。过了半年多，小槐树没成活，老树“幸福槐”却又奇迹般地返青活了过来。当地老人讲：“假的不能代替真的”，毛主席的灵气又在老槐树上显灵了。老槐树生气了，所以“幸福槐”又起死回生活了起来。这自然是传说，我想幸福槐活了过来应该是北园广大团员青年的功劳，是他们精心打药治病把幸福槐皮内虫子消灭了，才有了“幸福槐”的起死回生。
在“幸福槐”西临，高大的毛主席塑像依然屹立，毛主席塑像后边那东西长达20米，高7米的牌坊上题写的“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众多松柏的簇拥下，宏伟壮观。毛泽东视察后，北园人民深受鼓舞，在毛泽东走后的第11天成立了北园人民公社，作为山东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北园，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战天斗地，治水改土，完成了稻改及水利配套工程，在全省率先实行了农田耕作机械化和浇灌电器化，成为山东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受到周恩来亲自签发的国务院的嘉奖。
43年后的今天，北园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园人仍然没有忘记幸福槐。北园镇有棵幸福槐，幸福槐，改革的浪潮滚滚来，滚滚来；北园人民齐奋起，商品经济赶潮来，工厂一座座，楼房一排排，文明又富裕，村民乐开怀，开拓进取不停步，小康路上大步迈。
三代伟人到咱北园来
一、北园有棵幸福槐，幸福槐，毛主席到咱北园来，北园来；喜浪一层层，笑脸一排排，毛主席挥巨手，社会主义大道铺开来。
二、北园有棵幸福槐，幸福槐，军委主席邓小平到咱北园来，北园来；北园人民齐奋起，商品经济赶潮来，军委主席挥巨手，改革的浪潮滚滚来。
三、北园有棵幸福槐，幸福槐，江主席到咱北园来，北园来；北园人民乐开怀，大步跨进新时代，江主席挥巨手，改革开放开拓未来。
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北园历史年表
北园镇的巨大变化，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国内外人士。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海外，参观访问的，考察做生意的，观光旅游的，新闻采访的，络绎不绝。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47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北园视察过，这不仅是北园人的光荣和自豪，这在全省、全国可以说是百年难逢的喜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几乎找不到北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央首长到北园，很值得人民去思考，去回昧。
伟人毛泽东三次来历城
夜停兖州、泰安火车站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得知山东省委正在历城北园进行大社试验，便决定到那里去考察。于是他视察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后，便乘专列北上。
这天凌晨1时，正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毛泽东北上的列车划破寂静的夜空，在兖州车站停下。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副书记兼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以及滋阳县委书记和两个村支部书记，在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长谢华的带领下，登上列车，来到毛泽东的列车办公室。大家见到毛泽东主席，一时显得很拘谨。为了缓和大家的紧张情绪，毛泽东分别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情况等，毛泽东看到王吉德挽着裤腿，腿上还有泥星，便说：“不用问，你是农民出身。”随后毛泽东从桌子上抽出一支香烟递给王吉德。接着，毛泽东问王吉德什么职务。
“我是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回答。
毛泽东幽默的笑着说：“噢！那你就是滕小国的国王了！”
大家被毛泽东的话语逗笑了。
接着毛泽东又问：“滕小国在哪个地方？”
“在滕县城西十几里的滕城村。”王吉德答。
毛泽东又问王吉德：“孟子在滕小国的古迹还有没有？”
“还有，滕城有文公台，县城内有铁牌坊。”
毛泽东说：“铁牌坊与孟子无关系。滕文公请孟子来讲学，孟子馆于上官嘛！上官还有没有？”
“我不知道，没有注意过。”
滕国在周朝时期是个小国，国君中影响最大的滕文公，曾多次“礼聘”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孟轲，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针大略。现在“文公台”也称“灵 台”，相传是滕王的寝官遗迹。台前参天 古槐盘根错节，苍劲古朴。台上，有明朝 万历年间修筑的寺、庙、殿宇巍然屹立。 昔日里面供奉滕文公，如今成了乡间小学 校。台下一池绿水，粉荷映日，碧盘滚 珠，鱼跃水面。
接着，毛泽东又说：“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
毛泽东又问：“滕县离微山湖很近，微山湖的鲤鱼是四个鼻孔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王吉德回答。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人很实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毛泽东看王吉德烟抽完了，接着又抽 出一支给王吉德。
随后，话锋一转，又询问了滋阳县的粮食生产情况。
转过头来，毛泽东又问王吉德：“你们那里亩产多少？”
“我们的小麦亩产227斤。”
毛泽东又问：“去年亩产多少？”
“去年亩产126斤”王吉德说。
毛泽东点了点头，随后又问起近两年菏泽、济宁的水灾。
王吉德说：“滕县也发了大水，灾情较为严重。”
毛泽东抽了口烟，望着王吉德说：“大水也跑到你们那里啦？”
“今年淹了9万亩，去年灾大一些，淹了81万亩。”王吉德说。
毛泽东又问：“你们那里有多少地？”
“我们共210万亩土地。”王吉德说。
接着，毛泽东又问到高逢五全区的水灾情况。
随后，毛泽东问了他一直关心的农村体制问题。
毛泽东问王吉德：“你们那里群众觉得办大社好，还是小社好？”
“办大社好些，有利于抗灾，有利于兴修水利等。我们准备搞5000户的一乡一社。”
对于社大了好，还是社小了好；是叫“联社”、“集体农庄”，还是叫人民公社，毛泽东一直在调查着，思考着。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同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从农业开始。1955年11月到1956年的1月，他主持制定的“全国农村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及1955年12月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某些按语，虽然带有当时急躁冒进的历史印记，但从其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而言，反映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思考。
毛泽东的专列继续往前行驶，到达泰安火车站，已是凌晨三点多了。泰安地委副书记李元明、地区农村工作部部长张瑞周、泰安县委副书记张海涛、泰安县十区灯塔一社社长尚立祥登上火车，在毛泽东列车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座谈会。
毛泽东点着一支香烟，抽了一口笑着说：“怎么你们当中一个我也不认识？”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主席。”李元明说。
毛泽东沉思一下说：“是1955年吧，我来过一趟。”
李元明说：“那一次来的是地委书记刘众前等同志，现在他们都去寿张县参观去了，县委第一书记、乡党委书记也去了，还没有回来。”
毛泽东又问：“你们地区有多少县？多少户？多少人口？”
“共9个县，一个市，105万户，840多万人口。”李元明回答。
毛泽东问李元明：“你们想谈什么？”
“我们想汇报当前的工作情况，请主席做些指导。”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你们的粮食情况怎么样？”
“粮食情况比往年好得多。”李元明回答。
对于粮食问题，毛泽东始终当作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来对待。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提出，为了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必须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做到自给有余。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号召广泛开展生产自给运动，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军民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和经济封锁，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以后，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虽然得到初步解决，但仍是毛泽东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接着又问李元明：“你说说怎么个好法？”
“今年比往年增产，今年小麦亩产162斤，总产8.5亿斤，较去年增产36%多一点。”
毛泽东说：“去年小麦产量是多少？”
张瑞周接过去回答说：“1957年小麦亩产119斤，总产6.2亿多斤。”
毛泽东抽了几口烟，喝了一口水，又问：“秋季怎么样？能收多少？”
“今年原计划全年亩产500斤，争取
600斤。最近又修订为保证每亩产600斤，争取700斤，总产达到52亿多斤到60亿斤以上。从目前作物生长情况来看，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指标。”李元明回答。
毛泽东问：“去年粮食产量是多少？”
“亩产230多斤，总产量20亿斤多一点。”
毛泽东带有怀疑的口气问：“增产一倍以上到二倍，能达到吗？”
接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问起水利问题。在旧中国，山河破碎，水利失修，灾害频仍，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记载，黄河流域在解放前的2000多年间，发生水灾1500多次，旱灾1070多次。全国解放后，在1952年，毛泽东亲临黄河视察，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并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亲自主持通过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结合规划的决议》带领人民向黄河进军。
毛泽东问：“你们这里有个东平湖，还有一个东平县？”
“是。”李元明回答。
东平湖在黄河下游，是黄河泄洪的地方。
毛泽东又问： “位山工程动工了没有？”
“东平湖新堤已经动员21万民工于8月5日动工，何时竣工还不清楚。”李元明回答。
依靠群众治水，发动亿万农民办水利，这是毛泽东治水路线的基本点。改造山河，同水灾、旱灾作斗争，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变水害为水利。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毛泽东注意把广大农民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中所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大兴水利等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上来，提出：“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毛泽东又问：“位山坝恐怕不像修堤那样容易，需花费较长时间。位山工程搞起来，你们有受益的没有？”
“东平县有两个区受益。”李元明说。
毛泽东说：“受益的还有菏泽、济宁嘛！”
李元明补充说： “聊城地区也能受益。”
毛泽东接着又问：“怎样受益？”
李元明说：“聊城的虹吸管工程到春季缺水不能满足需要。”
毛泽东说：“只靠位山不行，黄河要有一系列工程，如三门峡等工程都搞，作用才大。”
停了停，毛泽东又问：“你们的水利怎样？”
李元明说： “我区水利化主要靠汶河，去冬今春已在上游山区修了一些中小型水库，今冬准备在中下游再搞些大型水库，将天上落下来的水基本上控制起来，另外和地下水结合，以汶河引黄加上人造河道为骨干，整修各河道，逐渐搞成平原地区的河网化。”
随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办社问题。
毛泽东问： “合作社怎样？规模多大？”
张瑞周接过话题说： “泰安地区有650多个社，平均不到300户。社的规模太小，已不适应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计划合并到200余个。”
李元明接着说：“这是过去的计划，目前看规模仍然小一点。现在酝酿搞成一乡一社，使党、政、社合一。”
毛泽东问：“一乡多少户？”
“8000至1万户。”张海涛答。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问：“这样多的户一个社好搞吗？是否过大？”
“还未定案，需要进一步研究。”李元明说。
随后毛泽东又问了泰山的情况。
他说：“你们这里有个泰山很大，底下可能有不少铁。”
“泰山的西、北、东三面都已经发现铁矿，只是山的前面还没有发现。”李元明说。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泰安过去有个泰安府，出去不远就是泰山，到山顶有60里路吗？”
“没有这么远，据说约有40华里。”
毛泽东又问：“现在逛泰山的人还很多么？”
“过去不少，生产大跃进以来，逛山的人少多了。”张海涛答。
毛泽东说：“现在少了，再过两年逛山的人就又多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的专列开往济南。
视察北园
专列到达济南后，毛泽东稍事休息，又冒着酷热来到山东省委办大社的试点单位北园。
8月9日下午，伏天的太阳像一团火，烤得大地滚烫滚烫。
这时，历城县北园农业社水屯村的田间大路上，几辆黑色的轿车突然停下。
车门开了，毛泽东探身走出，身着白色衬衣，束在裤内，脚穿黑色皮鞋。
陪同的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中共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吕少泉。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历城。
在北园农业社田间路上，毛泽东与陪同者谈笑风声地走着。路旁的谷子长得秸秆粗壮，叶子墨绿，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毛泽东看到这景象，高兴地说：“你们的小米长得不错嘛，我看群众的干劲不小。”
随后，毛泽东又来到稻田，问北园农业社的主任李树成，水稻是什么品种，什么时间收割，亩产多少斤？李树成一一做了回答。
毛泽东看到路旁一些社员正在一个稻草棚里休息，用手指着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就是管理试验田的社员。”李树成回答。
随即，毛泽东兴致勃勃的向草棚走去。
首先看见毛泽东的几个社员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声：“毛主席来了！”便争先从窝棚里跑出来，热烈鼓掌欢迎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走到跟前，有些社员还没有来得及出窝棚，毛泽东便弯腰走进矮小的窝棚里和社员任长水、李树勋、韩茂林、孙守法等13位一一握手。毛泽东和他们握手时，社员们有些措手不及，手上沾满了泥，有的忙往自己衣服上搓搓手上的泥巴，有的还没来得及搓，毛泽东就把手伸过去，一把握住农民沾满泥巴的手。
毛泽东抚摸着青年韩茂林的头，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当韩茂林回答17岁时，毛泽东笑着说：“你还是个娃娃呢！”
接着毛泽东又握着孙守法的手和蔼地问：“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今年47岁啦。”
毛泽东勉励他说：“那就是个技术员啰！”
毛泽东来到一株大槐树下坐下来，稍事休息。这时，身旁的李树成向他汇报了北园办大社的情况。汇报中，李树成向毛泽东请示规模这样大的社是叫“大社”好，还是叫“农场”或“农庄”好？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
休息了大约15分钟，毛泽东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去。边走边问李树成：“怎么没有见到妇女参加劳动？”李树成回答：“妇女都在菜地里。”毛泽东说：“在我们南方，大部分都是妇女插秧。”
离开北园农业社，毛泽东驱车驶往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现农业科学院）。对于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和培养一支农业科技队伍，实行科学种田，毛泽东十分重视。在1957年他对各级干部说，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1958年他又指出，不学土壤学，就不能当农业部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也在历城县境内，距离北园农业社约8公里。下午6时，毛泽东来到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大门口。在这里等候的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秦杰等人，十分激动地迎上去，欢迎毛泽东主席。
在去五条田地看棉花的路上。毛泽东问副所长秦杰：“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杰。”
“是秦还是陈？”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
“秦始皇的那个秦。”
毛泽东笑着幽默地说：“噢，秦始皇时代还留下你呀！”秦杰和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
接着，毛泽东又问： “你是什么专家？”
“研究棉花的，曾在浙江大学上过学。”秦杰回答。
毛泽东来到棉田详细察看了试验田。这块地里的棉花有一人多高，简直像一棵棵棉花树。毛泽东亲手拨开棉棵，和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数一株棉花的棉桃。当数到64个时，毛泽东手指着上边的花蕾说：“上边这些就不算了。”
随后他对秦杰说：“很好。你学的学问都用上了。”
“过去搞得不好，主要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我们，才搞得这样。”秦杰说。
毛泽东笑着诙谐地说：“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毛泽东在看棉花时，发现棉花容易落桃，便对秦杰说：“棉桃脱落是下雨的原因呢？还是其他原因？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秦杰表示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办。火车上的一次座谈会春寒料峭，腊梅怒放。1959年2月25日。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前两天，毛泽东南下的专列，停在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线上。
两辆黑色轿车驶进济南西郊机场。车门开了，从车上下来的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省委秘书长吴建、中共历城县第一书记王任之、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东郊人民公社大辛管理区总支书记李兰生、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大队支部书记张印水。
他们快步登上停在专线上的列车。
一位身材伟岸、气宇轩昂，身着银灰色大衣，脚穿棕色皮鞋，面带笑容的人迎上来。他——就是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请大家坐下。大家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激动，一时心里嘣嘣直跳，表现得十分拘谨。毛泽东见大家心情紧张，为缓和紧张气氛，除舒同外，分别询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职务、家庭情况等，然后笑着说：“你们都很年轻嘛！”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取得第一手的调查材料，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风。他许多不朽的论著和伟大事业的决断，都来自深入调查研究，都是他经常不断地亲自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作调查，经过分析研究后作出的正确结论。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点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是这两个运动的提倡者和推动者，但是，一旦察觉到运动中有偏差，他就率先提出纠正。尽管毛泽东没有认识到“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符合中国农村发展的需要，但他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所作的纠“左”努力，对于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盲目搞所有制“升级”，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还是起了遏制的作用。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9年2月25日在去郑州的路上，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山东，实地了解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出现的冒进等问题，在列车上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为第二次郑州会议作准备。
毛泽东点着一支烟，抽了两口对大家说：“咱们把大体情况谈谈吧！”
接着，毛泽东问王任之：“历城县有多少人口？”“全县农业人口63万，非农业人口4万，共67万人。”
毛泽东又问：“全县有多少社，多少个队、多少个生产队？”
王任之一一做了回答。
这时，舒同指着王任之说：“他们县有山、有岭、有平原、还有郊区，很全面。”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作为一个社来讲，就不一定全面吧！”
“东部东郊公社很全面，有平原和丘陵。”舒同回答。
毛泽东带有疑问的口气问：“这样全面好不好？”
“这样好。”舒同回答。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郑松问：“东郊公社多少人？多少户？”
“39000户，12万人。”
毛泽东又抽了几口烟，端起杯子呷了几口水，自言自语地说：“好大呀！”接着又问：“有多少队，多少组？”
“有15个管理区，154个生产队，508个生产组。”郑松回答。
毛泽东不解地问： “别处都有叫大队，你们叫管理区，是一回事吗？”
舒同接过去解释说：“管理区就是大队。”
毛泽东又问： “你们公社有多少干部？脱产的多少？不脱产的多少？”
郑松一一做了回答。
毛泽东指着李兰生问：“你脱产吗？”
“不脱产。”
毛泽东问：“不脱产怎么吃饭？”
“我们有工资，我们的工资略高于社员。”
“你们参加劳动吗？”
“一年至少参加100天的劳动，其余因公开会算误工，工资是按照同等劳力评定，略加提高。”
“这样办还可以吧？”
“可以。”
舒同插话说：“他们公社里还有殷朝的古迹呢！”毛泽东十分感兴趣地问：“挖出些什么东西？”
舒同说：“有石刀、石斧、陶器等，都挖出来过。”
毛泽东问：“龙山文化遗址在什么地方？”
“在历城东部和章丘县搭界的龙山。”王任之回答。
毛泽东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
毛泽东又抽出一支烟，点着吸几口说：“现在再谈谈整社吧，整社有什么问题？”
“对1958年大跃进的认识不统一。”郑松说。
毛泽东说：“是不是有的认为是大跃进，有的认为是小跃进，有的认为是没跃进的意思？”
“都有怀疑的人。”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这些怀疑的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好人，他们主要是心中无数，认识不清楚。”接着他又说： “东郊公社1957年平均亩产350斤，1958年亩产达到1050斤，实际上收到家740斤，其余310斤因为收得粗损失了。”
郑松说到这里，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十分严肃地问：“怎么损失这么多啊？去年收得粗，今年你们要收得细一点。实收740斤，有这么多吗？！你们怎么知道收这么多？又没有过秤，怎么算出来的？”
毛泽东说：“你们这不是翻一番还多吗! 700斤就是翻一番，740斤翻一番多嘛！这一个跃进都统一了吗？”
停了停，郑松说：“都统一了。”
毛泽东拿起茶杯呷了几口说：“关于收入问题再谈谈吧。”
郑松说：“1958年平均每人86.8元。还有拖拉机17台，抽水机63台，电力井16眼，自流井10眼，播种机1台，脱粒机4台……这些平均每人22.5元；还有社办工业，每人平均5元；社里的中型农具和大家畜，平均每人5元。”
这时，毛泽东摆摆手说： “慢一点说，我给你们算这笔账。加起来，每人平均约120元，你们这笔账都算了吧？”
“对，都向社员算了。”郑松回答。
毛泽东又问：“这样一算，大家都统一吧，高兴了吧？”
“都统一了认识，另外还向社员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大家更高兴了。”郑松说。
毛泽东问：“共产主义是方向，这个有问题吗？”
“起初不明确，认为成立了公社吃饭不要钱了，就是共产主义，因此，有不分你我的错误思想。”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郑松：“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经过宣传党的六中全会精神，解决了。”
这时，已是下午6点30分，卫士进来请主席吃饭。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咱们一起吃饭，吃完再谈。”
于是，大家和毛泽东一起共进晚餐。
吃完来到办公室，毛泽东又点着烟说：“关于干部作风有问题吗？”
“干部作风问题，开始认识上也不统一。有些干部认为，整社就是整干部，因此，有缺点的干部有顾虑，怕挨整。”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郑松： “干部有没有打人的？”
“没有发现。”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么多干部没有打人的？”
“因为随时贯彻毛主席你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精神。”郑松回答。
毛泽东问：“干部作风上有什么缺点吗？”
舒同说： “整社以前，东郊公社的区、队干部有‘三大法宝’，就是辩一下、拔白旗、不管饭。”
毛泽东说：“大辩论还得要，可不要当成整人；拔白旗，真的白旗还要拔；不管饭不行，对地主富农也要管饭。”
随后，毛泽东又问：“‘三大法宝’不用了，现在用什么方法？”
这时，当郑松回答到干部作风有八大转变，十大发扬，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时，毛泽东笑着插话：“还听我的话？听党的话就行了嘛！”
毛泽东扔掉烟蒂，接着说：“再说说分配问题好不好？”
“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郑松说：“去年公社化以后，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和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制度。社员是按照评定等级按月发工资，社员的劳动工资实行‘上死下活’的办法，每月进行评级发工资，这样社员感到满意。”
毛泽东问：“怎么是‘上死下活’？”
“社里按原来等级的工资发到队，队里包工定额记分，每月按每人所得的工分发工资。”
毛泽东问郑松：“群众同意不同意？”
“这是群众提出来的办法，是群众的要求。”
毛泽东点点头说：“这样还可以。”
在谈到1959年社员分配口粮时，郑松说东郊公社预计少的可分500斤，多的可分1000斤。
毛泽东问：“1000斤粮食吃得了吗？你们不是每天半斤肉吗？可以给牲畜粮食吃，牲畜吃粮食，人吃肉，还要喂奶牛嘛！”
接着，毛泽东又说：“工资问题解决了，伙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再谈分配比例吧！”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说不上来。沉默了一会，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好好算算吧。总收入，除去生产成本，为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问题一是国家税收，二是社里的公共积累，三是个人消费，社员消费又包括公共福利事业消费。”
王任之恳切地说：“主席，东郊公社的党团员和劳模都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有机会去一趟？”
毛泽东笑着说：这一次来不及了，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再去你们东郊公社看看。
这次小型座谈会后两天，中央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作为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并按照这个方针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
大辛庄麦田里的脚印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实践他一个多月前的诺言，第二次来到了历城东郊人民公社。
4月13日午饭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秦和珍、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来到毛泽东的列车上。对于郑松，毛泽
东已是第二次见面了。就在前两个月，他参加了座谈会，并发了言。所以一见面，毛泽东就认出了他。毛泽东微笑着说：“郑松，今天到你们公社看看小麦可以吧？”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东郊公社的情况最近有什么变化？”
“东郊公社已根据您的指示和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调整了公社体制，实行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进行了算账退赔，强调了关心人民群众生活，经过整顿，人民公社更加巩固发展。”郑松说。
毛泽东又问：“社员群众高兴了吧？”
“广大群众都非常高兴。”
毛泽东简单地询问了东郊公社的情况后，站起来大手一挥对郑松说：“现在到你们那里去看看吧。”
于是，毛泽东在白如冰、秦和珍和郑松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东郊公社大辛生产大队。
毛泽东下车后，看到大辛庄生产队第七生产小队的麦苗一片葱绿茁壮，脸上露出笑容。当他看到地头的木牌上写着计划指标亩产1000斤时，他严肃地问郑松：“一亩地能收1000斤？”回头又问：“白如冰同志，你看麦子一亩地能打1000斤？”
当白如冰回答麦子长得很好，亩产1000斤收不了时，毛泽东摇摇头说：“我看这麦子别说亩产打1000斤，连500斤都收不到，打下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嘛！”
接着毛泽东对郑松说：“到小麦收获时，你们要亲自组织一批干部收割和验收，仔细称一称看一亩地究竟能收多少斤？”
在场的干部表示一定按主席说的去办。
回过头，毛泽东又严肃地对大家说：“做事情一定要留余地，要实事求是，不要空口讲空话，秋后我要再来看看亩产小麦到底多少斤！”
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早在瑞金和延安时期，为了支援战争，用集体力量战胜敌人的封锁和灾荒，在农村组织劳动互助社、变工队、互助组和合作社，积累了引导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的经验。在50年代，毛泽东通过调查、访问、听汇报、认真了解下情，采用逐步联合，逐步过渡，逐步整顿，循序渐进又互相衔接的步骤，引导我国亿万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对于农村农民的生产情况，毛泽东是比较熟悉的。
毛泽东继续往前走。他看见一片麦田长得很稠，显然觉得密植过头了。在问了播种情况后，毛泽东说：“要合理密植。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要搞好通风透光，防止倒伏。”
沿着田埂继续向前走，一条东西的水垄沟还流着水，挡住了大家的去路。这时大家都向西转去，可唯独毛泽东没有转。他纵身一跃，跃了近2米远，跨过了水沟，就在水沟沿上深深地印着他的两个脚印。
当时，毛泽东已66岁了。可他身体是那样的健壮，那样的矫健，在场人都为之惊叹，为之高兴。
往前走了几步，毛泽东弯腰从路旁拾起一墩锄掉的发黄的麦苗，仔细地看起来。对小麦的分蘖、扎根，都看得很仔细。然后，又具体询问了小麦的施肥、浇水等情况。毛泽东说：“氮、磷、钾肥料要很好地配合使用，要掌握适时浇水，防止倒伏和其他灾害，搞好通风透光。”
随即，毛泽东右手拿着那墩麦苗高高
举起，微笑着问社员群众：“把这墩麦子送给我带回北京去好不好？”
社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
于是，毛泽东珍重地把这墩麦苗放起来。
毛泽东走上电力扬水站的主干渠，看到周围有一大片麦田长势良好，便问：“这一大片有多少亩，怎么整得这样平，怎样灌溉？”
郑松汇报说：“这一片地过去是有名的‘北大荒’，一年一亩只产二三百斤粮食。公社化后，组织大兵团作战，只用了一个秋季，就深翻平整，搞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毛泽东说：“看来大兵团作战还是需要的，有时搞一搞还是可以的，但不能经常这样搞。”
4月9日，毛泽东针对当时严重存在的浮夸风等现象，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其中说：“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这些话，显然与他几次到历城考察是有联系的。
又来到一块三类麦田，毛泽东问：“这块麦田为什么长得这样差？”
“要加大措施，促使三类苗升级。”郑松回答。
毛泽东幽默地说：“这叫优厚照顾。你们一定要很好地管理，细心管理，争取今年的小麦大丰收。”
冒雨来东郊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才一个多月，毛泽东于9月21日第3次来到历城农村进行调查。
这天，毛泽东的专列又停在了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线上。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登上列车，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身着银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支烟，很随和地让大家坐下，随后，舒同和郑松做了工作汇报。
当舒同谈到“三五”经济建设规划时，毛泽东说：“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苏联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一定会比苏联搞得快，搞得好。”
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是毛泽东提出的建设中国的理论，它正确处理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夺取政权以后，在50年代，毛泽东提出：必须“以粮为纲，”同时积极发展各种经济作物；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业并举，全面发展。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经济。
当舒同汇报了过去几年来全省植树和封山造林的成绩后，毛泽东严肃地说：“你们年年说植了多少树，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怎么我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
舒同又汇报到1959年秋后，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力上阵，大搞山水林田治理时，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
稍顿，毛泽东又严肃地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又问郑松：“今年大辛的小麦亩产到底多少斤？”
“平均亩产收入400.6斤。”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上次我说平均亩产连500斤都打不到嘛，结果还是打不到500斤嘛！”
毛泽东又问：“你们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能产多少斤？”
“大辛生产队的玉米亩产可达500～700斤。间作的大豆，每亩可收一二百斤。”郑松回答。
毛泽东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
随即，毛泽东站起来把手有力地一挥，高兴地说：“今天再去看看你们的玉米、大豆吧？”
这时，已到了中午12点了。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吃中午饭来不及了，就在这里吃吧。”
下午1点，毛泽东由舒同和白如冰陪同，驱车先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毛泽东来到一块大白菜地，见大白菜长得茁壮嫩绿，问：“大白菜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白菜的心是自己包的，还是人工包的？是不是为了天冷自己包的，用多长时间才能包好？”
秦杰做了回答。
这时，天下起了小雨，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打起雨伞。陪同毛泽东的领导见天下起雨来，也劝毛泽东是否就不去东郊公社了。
当毛泽东得知全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700多名代表和社员群众在大辛庄等着时，毫不犹豫地驱车到了东郊公社大辛庄。
毛泽东冒雨先看了一片丰产玉米，问：“这是什么品种？”
郑松回答：“这是金皇后。”
毛泽东笑着说： “是皇帝这个皇吧！这个名字很好。一亩能产多少斤？”
“这是一片丰产田，亩产可达800斤左右。”
毛泽东说：“加上小麦，一亩就是一千好几百斤了，这是一个大跃进啊！”
毛泽东又察看了玉米间作大豆，问这种种植方法好不好？有什么优越性？
郑松说：“一高一低进行间作套种，可以更好解决通风透光问题，增加产量。”
毛泽东说：“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复种指数。这种种植方法是可以总结推广的。”
雨越来越大。毛泽东和东郊公社党委的4位书记握手后，当与第5个同志握手时，笑着说：“你们这么多书记！”
舒同说： “这个社大，近15万人口。”
毛泽东说：“比一个小县的人口还多啊，是不是大了点？”
毛泽东在接见历城县三级干部会议代表时，一看路两边站的人很多，说：“怎么这么多人啊！都是党支部书记吗？”
许多群众听到毛主席来了，都跑过来，争着和毛泽东握手。
车开了。毛泽东上车后，看到大辛庄大队一部分社员群众从村中跑过来，又两次停车走出车门，挥动着帽子，向大家致意。
侵华日军残杀中国战俘的集中营——济南“新华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财经困难，人力物力贫乏，于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逐渐由直接屠杀转而施以“怀柔”，采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企图收买中国战俘和爱国分子及普通百姓为其法西斯战争服务。济南“新华院”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设在济南的一个杀人魔窟，群众称之为“阎王殿”。1941年，日军首先在济南南圩子门外体育场附近建立“救国训练所”，专门收容关押被俘的中国战俘和在“三光”政策实施中无辜被抓的普通百姓。1943年3月，“救国训练所”易名为“新华院”，并移驻济南市官扎营街西北角处（现济南幼儿师范校址），继续收押来自全省各地的战俘和被侵占济南日军军法会议判处有期徒刑的抗日军民。对上述被俘人员，日军统称为俘虏。俘虏被送到“新华院”后，日军即对其进行强制训练。经过训练从中挑选青壮年，送往日本国内或中国东北为日本充当苦工；老弱病者就地强迫劳动，直至残害致死。这两条路基本上都是通往死亡的道路。据有关资料记载，日军从1943年3月建立济南“新华院”起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先后关押中国战俘和群众3.5万余人，其中酷刑和劳役致死者1.5万余人，抽血致死者100余人，注射毒药、细菌做活体试验致死者200余人。送往日本国内及中国东北为日本充当苦工者1万余人。“新华院”受日本陆军总部领导，由侵占济南日军参谋部政治参谋山田和铃木一郎直接控制。院长由参谋部委派，先后任院长的是：蜡子、渡边正雄、增田一郎和青井真光。
“新华院”占地25万平方米，分东西两院。西院为“新华院”本部；东院为看管“犯人”的日本军部。番号为日军仁字第2350部队，后改为依字第2350部队。“新华院”的四周挖置壕沟和设置电网。壕沟宽5米、深5米，内蓄污水，沟边设铁丝网，沟外设有电网；围墙高3.3米，上有电网、四角有岗楼；大门始终禁闭，只开便门，门外有铁丝鹿砦挡道：日军办公楼后面设有方圆400米的大操场，靠东墙有阅兵土台。是对俘虏训练、跑步、点名训话的地方。“新华院”下设办公室、经理室。辅佐官室、警备队、兴亚建设队、劳工协会等，为推行其“以华制华”政策，专门设立一个由汉奸和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组成的总队部，受院长直接领导。
总队部。是全院管理俘虏的最高汉奸组织，设总队长1人、总队副2人，文书若干人。总队以下有中队（设正、副中队长）、小队（设小队长）、班（设正、副班长）。总队部下设审问课、干部队、训练队、工厂队和农场队、医务室和“病栋（病号房）”、被服库及伙房。
劳工协会。是为“兴亚建设队”选送劳工的机构。俘虏们经过训练队“训练”后，由劳工协会从训练队中挑选年轻体壮者送往日本国内或中国东北做苦工。
劳工协会还负责俘虏的伙食给养，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为14两（16两等于1市斤）。加之经管者从中剥削自肥，每人每天实际吃到的粮食就更少。
审问课。负责对俘虏的收容、登记、输送和死亡人数核实。根据各地转来的档案和名册，进行逐个点名问讯，核实后，当场将每个人剃成光头，送入训练队。每天向驻济日本军部上报。除此之外，还进行案情的复审和行刑。课长一般由日本人担任。
警备队。由俘虏中的一些少年编组而成，最大的18岁。日军利用威逼、引诱等手段强制受训后进入警备队。警备队员手持木棍，日夜守候在大门前，或在训练队、电网、铁丝网、禁闭室外巡视。在走道边则每隔20米就站着一个队员戒备。
干部队。1944年12月始成立干部队。专门培养、训练管理俘虏的中队长、小队长及骨干分子。进入干部队接受培养和训练的人员是从训练队里挑选出来的，约30多人。
训练队。训练队设中队、小队、班（中队、小队和班的数量依收容关押人数多少而定）。凡进入“新华院”的人，都要编入训练队进行训练。所谓训练，主要是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强迫参加各种劳役，或去白马山开山，或进行军事步伐操练等。俘虏们住在两道电网和一层铁丝网之间的前后两排宽敞的库房内，库房内两边筑通铺（土炕），中间只留容一人行走的甬道，成千的人按编制的小队、班挤睡在一起。早上5点集合号吹响后，接着便是中队、小队的哨音和班长的呼喊斥责声。3分钟内必须列好队。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劳役后，身体强壮者就被拉去当劳工，剩下的继续受摧残。
工场队和菜园队。凡年老体弱或有点手工技术的俘虏才能被选用。设有织布、织袜、制鞋和菜园等班组。日军利用俘虏的无偿劳动，为日军服务。
医务室和“病栋”。医务室有1名大夫和两名护士。医务室名义上是为战俘所设，实际是为“新华院”内的日军和汉奸服务的，也是日军细菌实验室。被关押的人员若有病既无医也无药。而且，日军经常从身体强壮的俘虏身上抽血，以供日军伤员输血用，有的俘虏被活活抽死。
“病栋”也叫病号房，实际上是停尸房，当病人在训练队不能坚持劳动和训练或病情恶化时，就被剥光衣服送到“病栋”，且无人照料。“病栋”内阴暗潮湿，传染病很多，老鼠横行，病人发高烧，无水喝。每天被折磨致死者多时达30 ～ 40人。人死后，把尸体拉往无影山下掩埋，年积月累，白骨成堆，当地群众称之为“万人坑”。有的俘虏在被扔进拉尸车上时，仍在惨叫着：“我没有死，不要扔掉我……”
被服库。是专门收存俘虏衣物的部门。凡进入“新华院”的俘虏，首先在大门内的院子里将随身穿的衣服（除裤头外）全部脱下，另将手表、眼镜、水笔、皮鞋等物悉数没收。每人换一身从死者身上剥下来的囚服（一般为黄色或灰色军服，衣服上生满虱子、虮子，有的是破烂不堪的带血衣服）。被换下来的衣服和物品暂存仓库，尔后逐渐转入日商经营的当铺，或卖给估衣商人。
伙房。除由一日本人掌管外，炊事人员都是从被俘人员中挑选的。开饭一般在劳动和出操后，按点名站队，两人端端正正地对坐在大通铺上。每小队一木桶饭，由值班班长分饭，先领到的不准先吃，稍有一动就要被打，等全班、全小队盛完饭后，队长才宣布“开吃”。
凡在山东境内被俘的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员、八路军、国民党军以及一般群众），都送到“新华院”施以酷刑。“新华院”是日军虐杀和迫害中国人的人间地狱，其手段极其残忍、种类繁多。凡被认为有“不轨”者，轻者被剥光衣服爬烟囱、或头顶石头绕场转、或由日军抓住生殖器绕场示众等；重者就残害致死。
1．劳役 “新华院”从关押的人员中，挑选青壮年押送到中国东北或日本的北海道、福岗、长崎和广岛做苦工，如开山、下煤井、修水利、开矿山等重体力劳动；其余编人各种劳役队，强迫进行开荒、种田、织布、开山等重体力劳动。由于劳动强度大，又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和精神摧残之中，俘虏们被残害致死者甚多。1944年6月，一次被押送到日本充当劳工者500多人；同年9月押送到日本北海道做苦工者1000多人；1945年2月，一次押送到日本长崎600多人。直到1958年，才重返人间回到祖国怀抱的高密县草泊村刘连仁，就是1944年9月从“新华院”押送至日本去的那批华工之一。刘连仁在日本北海道挖煤时，冒死逃出虎口，在深山野林里躲了13年。
2．饥饿被关押在“新华院”的人员被人们称为“骷髅队”。
俘虏们每日三餐，早上每人一碗稀饭，中、晚餐只能吃一平碗满是蛀虫、半沙半米难以对牙的发霉变质的小米饭。一个班40～ 50人，分一桶菜汤，里面有点菜叶或萝卜片或豆芽，班长把仅有的菜捞去吃了，其他人只能两人同喝一碗清汤。俘虏们瘦得皮包骨，生病者甚多。得病的不敢说有病，一旦谁有病就被送到“病栋”等死。
俘虏穿的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破衣服。冬天，因内衣被脱去，棉衣又无扣子，只能将棉衣掩起，用草绳系住，以御寒冷；因从无鞋穿，天冷时就从棉衣上撕下破棉絮用革绳捆在脚下御寒，不少人手脚被冻裂，鲜血直流，就这样也得支撑着参加训练和劳动，否则就遭毒打或关禁闭。1944年的年除夕夜，一次就冻死60多人。
3．抽血 日军经常在训练队里挑青壮年，在其身上抽血，为日军伤员输血之用，有不少人因抽血过多而致死。
4．细菌和毒药实验所谓医务室，实际上是日军的细菌和毒药的实验所。侵占济南日军防疫给水部制造出来的细菌先要送到“新华院”，在俘虏身上进行“效力试验”。所注射的细菌有伤寒、霍乱、赤痢和副伤寒、百日咳等。俘虏有病后，就给病人进行所谓“治病”、“打针”，实际上为加速病人死亡，日本医生常给病人身上注射升汞水、高锰酸钾、石碳酸之类的毒药加以杀害。至1945年8月，日军就用细菌和毒药做活体试验致死者200余人。
5．杀戮 “新华院”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残害中国人民的典型集中营，是在“万人坑”屠杀抗日军民的主要执行单位。自“新华院”成立至1945年秋，日军在琵琶山下无数次残暴屠杀抗日军民，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当活靶射杀、有的被当劈刺靶子杀死、有的被浇上煤油烧死、有的被狼狗活活咬死、有的被挖心肝致死……每次被杀的人数不等，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每次杀人时，惨叫声不堪入耳。日军杀人后，有时在尸体上盖一层土或撒一层石灰，有时什么也不掩盖，曝尸坑内，下次再在上面摞尸体，被群众称为“万人坑”。从“新华院”以西至堤口庄东，黄屯庄南、庄北一带，白骨盈野；无影山下更是尸骨堆积，亦被人们称为“万人坑”。
济南泺口黄河铁路桥始末
济南泺口黄河铁路大桥在津浦铁路跨越黄河之处，位于天桥区北园镇境内津浦铁路的泺口、鹊山两火车站之间，是黄河上最早的两座铁路大桥之一。
泺口黄河铁路桥由德国工程所浦弥尔和德国钢桥制造厂设计施工，我国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曾为建桥地址等进行过实地考察，亲自修改和审定建桥方案。泺口铁路桥1909年7月（清宣统元年）开工兴建，1912年11月29日竣工通车，实用料费合银454.56万两。全桥共11孔，自北向南8孔为每孔长91.5米的华氏桁梁，中三孔长分别为128.1米、164.7米、128.1米的三联悬臂梁，南端一孔为91.5米的华氏桁梁，铁桥全长1255.2米，其中164.7米的一孔是至今全国孔径最大的铁路桥梁。
泺口铁路大桥建成后，因战争屡遭破坏，比较严重的有两次。第一次是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攻济南，军阀张宗昌向黄河北溃逃，于八号桥墩下埋设炸药，炸毁桥墩顶部，使八孔桁梁和九孔悬臂梁的端横梁坠落桥墩上，损害严重，经采取临时措施抢修，于第二年4月通车，后向德国桥梁制造厂订购配件，于1932年才逐步修复加固完毕。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复榘逃窜时将3～11号桥墩及钢梁全部炸毁坠人河中，日本侵略者第二年修复通车。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这座南北干线津浦铁路上黄河泺口铁桥的安全十分关注，1958年8月黄河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洪峰，黄河铁桥受到严重威胁时，周恩来总理由郑州乘飞机来济亲临黄河铁桥视察，从桥南端走到北端后，又返回南端，历时一个多小时，就如何保证铁路大桥的安全作了重要指示。守桥部队王士栋烈士于1967年5月31日晚，冒着狂风暴雨不顾个人安危排除铁路上障碍，为确保铁桥和列车安全而英勇牺牲。大桥在广大铁路职工的精心养护下，保证了铁路的畅通和列车的正点运行，为铁路运输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48年解放以来，大桥通过的客货列车已突破107万多列，超期服役近30年。
由于黄河河床多年淤积升高，已形成堤上河，铁桥离水面距离越来越近，桥底下不能满足汛期洪峰通过要求，对堤岸安全形成威胁。为此，20世纪70年代末，在泺口铁路大桥上游20公里处的曹家圈建成了全长5703.8米的上下行双线黄河桥。
1991年4月21日，随着沈阳至杭州的135次旅客列车安全通过后，泺口黄河铁路大桥于当日零时起封闭，不再使用，正式宣告退役，津浦铁路客货列车改走曹家圈铁路大桥。至此，泺口这座历经沧桑具有79年历史的铁路大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经7年多停闲后，该桥又于1999年7月正式二次服役。
百年老桥一朝新
泺口黄河铁路老桥改造主体工程完工
1998年12月19日上午，泺口黄河铁路老桥改造工程新钢梁架设完成最后一吊，新旧钢梁顺利合拢，老桥改造主体工程就此告竣。
泺口黄河铁路老桥建于1912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号称亚洲第一大桥。据国内桥梁专家介绍，对这样的百年老桥进行大面积改造，不仅在国内是首次，而且在世界上也不多见。此次泺口黄河老桥改造成功，为国内数十座已作废却仍有利用价值的老桥改造提供了足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另据测算，该桥改造工程总造价为7400万元，而建一座同样结构的桥需要5至6亿元。该桥改造成功后，只要保养得当，至少可以再用50年。
济南火车站始末
济南火车站原为两处，一为胶济铁路济南站，一为津浦铁路济南站。两站均为德国侵华期间攫取我国筑路特权所建。
胶济铁路济南车站始建于1899年6月，1904年7月1日建成，站场位置在今货场东端，五里沟北头。1909年始将原站房改为货房，新建客运场于现济南铁路分局机关办公楼处，到1915年改建完成胶济铁路济南站址。
津浦铁路济南站始建于1910年，
1912年12月建成，位于官扎营、茅家林向南侧（今车站街）。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济南后，自1938年～1940年4月对胶济、津浦两路济南站进行改造，合二为一扩大站场，两站统并为津浦铁路济南站址。
新中国成立以来，济南站不断进行改造和扩建，站场日益扩大。1992年7月将原站舍拆除，再次改建，建成现代化的车站，于1994年建成，济南站以新姿展现人前。
《史记》遗篇之谜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料富庶，文笔绚烂，自问世以后，为历代推崇。因《史记》成书年代较早，留传至今，早已不是当年司马迁手书的原本了。《史记》在早期的流传过程中，就已发生有遗失和后人删节、续补的现象，由此引起学者们对《史记》的考证，包括《史记》名称的演变、遗失篇目及续补等问题。鉴别《史记》中真伪的部分，对《史记》的阅读者不论是从欣赏的角度领略文采，还是从修志的角度研究古史，都是至关重要的。
司马迁的《史记》，他自己定名为《太史公书》，两汉时期多沿用此名称。从《太史公书》到《史记》，经过几次演变，其间有称《太史公记》的，有称《太史记》的，还有称《太史公传》、《太史公》等。是谁最早把《太史公书》称作《史记》的呢？有人认为是班彪父子，有的说是王肃，也有的说是《隋书·经籍志》作者魏徵等，还有的则认为始于魏晋时期。解放后，著名史学家陈直先生根据东汉的碑刻，结合文献材料互相映证，认为始于东汉桓帝时期，陈直先生的观点较前人之说具有更充足的证据。
《史记》最早是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传播的。 《汉书·司马迁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司马迁的《史记》有正本和副本两种，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正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名山”即藏之于家。司马迁卒后，正本由家中留传至外孙杨恽处，副本存于汉廷天禄阁或石渠阁。朝廷和诸儒所见之《史记》，即副本。东汉王充在引用《史记》文章时，未注明《史记》出处，有人因此猜测可能《史记》当时副本又录副本，东汉时洛阳书肆可能就有副本抄本出售，司马迁手书副本可能毁于王莽之乱。
司马迁写史以客观事实为准绳，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汉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容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在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物中，并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史记》全书130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史记》“十篇缺，有录无出”。张晏在注中说这遗失的10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勒列传》，其中4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7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15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见刘知几《史通·正史篇》）。
有的学者以《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史记》记事到武帝太初四年止为理由，认为太初四年以后至征和二年以前的事，皆系后人所附益。对此，有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司马迁虽然在《太史公自序》云《史记》记事至太初四年止，实际上太初四年后，司马迁未卒，征和二年司马迁作《报任安书》，上距太初四年已有10年，其间司马迁必对《史记》进行润饰与增补，征和二年以前事均可出自司马迁手笔。
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4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15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认为《博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也有的认为褚少孙续补《史记》，“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或晋以后，少孙《褚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耳” （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现在我们所见的中华书局版《史记》，是以清朝同治年间金陵书局的《集解》、《索隐》、《正义》合刊为底本的。追溯其源流，最早可推至宋代，再往前就模糊不清了。总之，在今本《史记》中确有后人补缀，凡褚少孙所补，大都标明“褚先生日”，极易辨认。除此之外，其他还有多少篇系后人所补，每篇的真正补缀者又是谁，至今尚属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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