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禁忌和避讳，其中无论是属于信仰的还是属于感情、道德的，对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约束力。一些行之于公共场所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禁忌或避讳，有从礼貌进而规范为礼仪的趋势。
  饮食禁忌。吃饭时忌用筷子敲打饭碗，敲饭碗意味着没饭吃，只有乞丐讨饭时才有这种习惯；忌看着镜子进食，认为犯忌会口吃，有的则说得噎食病：忌把碗反扣在桌面上，因为只有病人服药后才将碗扣在桌上，以示今后不再生病服药。平时扣碗将有咒人生病服药之嫌；忌把筷子横担在碗上，认为这是供奉死人的放法。饭桌上有人没吃完饭忌收拾碗筷，这多出于礼貌上的原因。给别人倒茶忌壶嘴朝着人，说这样令人不顺心。做客时忌在自己的餐具中剩有食物，否则对主人不礼貌。客人进门的第一顿饭忌吃水饺，因为水饺是送行的食品，俗称“滚蛋包”，意味着客人不受欢迎。家中亲属忌两人合吃一个蒜瓣，说是吃了可能离散。小孩忌吃不成熟的枣，说吃了会生疖子，若吃，须先把枣尖掐掉后再吃。
  衣饰方面的禁忌。多在妇女中间流行，俗谓之“妈妈令”。衣服的下摆忌毛边，那样是丧服的形式。衣服的扣子喜单忌双，多为五个，说是“四六不成材”。衣服破了或掉了扣子忌穿在身上缝，说是“穿着缝，没人疼”。女人衣裤不能晾在露天过夜，说是怕被精灵戏了，其实这是一种讲究卫生的习惯。
  居住禁忌。农历五月忌盖屋，这是古俗，有“五月盖屋，令人头秃”的谚语。住房忌面对小胡同，因小胡同又名箭道，会射伤其家的；住房忌布局失调，如大门建在南墙之中向南，又正对着堂屋门，则被认为是“水火相克”；门不能与窗相对，谓之：“门对窗，人遭殃，窗对门，必伤人。”忌对面山墙正对大门等，以上情况须挂面镜子破解。其实纯属迷信，毫无科学依据。如今人们只不过是遵循合理安排布置庭院罢了。
  人生礼仪中的禁忌。妇女从怀孕到坐月子，饮食、行为都有许多规矩。诸如不准吃兔子肉，不准吃姜，不准参加婚礼和丧礼，不准在娘家生孩子等等。结婚也是如此，订婚要合属相，婚礼上要忌属相，人们送新婚贺礼忌单喜双，忌白喜红，忌送钟、梨等物，因为送钟同“送终”，送梨同“送离”，不吉利。婚礼上忌说不吉利的话，如“散伙”、“好不到头”、“断子绝孙”之类语言。亲人亡故，忌说“死了”，而要称“老人”、 “去世了”、“过世了”等。长辈的乳名晚辈不能叫，与父亲名字相同的字也不能直说，谓之“避讳”。忌长辈与晚辈间开玩笑，否则被认为是“没大没小”。
  数字的忌讳。婚丧嫁娶，一般以农历的偶数日（俗称“双日子”）为吉，单数日（俗称“单日子”）为不吉。出远门忌农历的“二、五、八日”，兴农历的“三、六、九日”，有“二五八回老家，三六九朝外走”的俗语。
  男人忌说四十一岁，“四十一妨妻”，因此要跳过去多说一岁。老人忌说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谓之“关口”、 “损头年”，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说法。忌说一百岁，人到一百岁只说九十九，认为说“一百岁”为不吉。这些毫无科学根据，仅是人们受封建思想影响，长期形成的习俗。
  其他一些生活中的禁忌。抓中药时忌把药方反叠，否则药与病反，没有功效。过年忌说脏话、气话和不吉利的话；下饺子破了皮只能说“挣了”，完了称“好了”，正月初一忌死人，如果人在这天病故，要谎称是正月初二死的。忌出门前或上工前与人吵闹，说这样一天都不顺心。老公公忌到儿媳妇屋里去。小孩忌捅屋里的燕子窝，说捅了要害眼病的。
  古书中的“避讳” 古代，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尊严，写文章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和写出，必须用其他方法避开，此之谓避讳。避讳起于东周之初，成于秦，盛于两汉隋唐，最严于宋和清朝康熙以后的一段时间。
  古书中常用的避讳方法，有改字、减笔、增笔、拆字、合字、空字，或以“某”、“讳”等字替代。
  避讳还有公讳和私讳之分。公讳亦称国讳，指全国臣民都要敬避的尊长之名；私讳，亦称家讳，指家族内避宗亲长者之名。公讳主要包括避在位君主名和避庙讳。如秦始皇赢政，又名正，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代为避高祖刘邦讳，汉石经于《论语》、《尚书》中“邦”字多改为“国”字。它如盈改为满、恒改为常、启改为开、彻改为通、弗改为不、询改为谋、欣改为喜，则为避汉朝皇帝刘盈、刘恒、刘启、刘彻、刘弗陵、刘询、刘欣等人讳也。东晋避后妃讳很多。如郑太妃名阿春，故以“阳”代“春”，廷臣议事引《春秋》必改称《阳秋》，孙盛著书名《晋阳秋》，檀道鸾著书也题名《续晋阳秋》。唐代避讳法令本宽，避讳风气却很盛。唐人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四民月令》为《四人月令》。《管子·霸言》有“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之句，唐人为避李世民讳，改“世”为“代”，后人传写又误“代”为“伐”，故“而世不谓贪者”成了“而伐不谓贪者”，颇令人费解。甚至因为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虎，而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成语，改为“不入兽穴，焉得兽子”。宋、金避讳极严。譬如避高宗“构”的嫌名竟达55字之多。宋代雕版刻印的古书，凡属皇帝名胤、炅、恒、祯、曙、顼、煦、佶、桓、构、慎、扩、昀等字，都缺笔避讳。元代帝王之名是汉字译音，无所谓讳。明初也不避帝王名讳，明末才有规定。崇祯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庙讳，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今上御名”亦须回避。清自东北人关以后，帝王之名始用汉字，第一个以汉字为名的顺治帝名“福临”二字不讳。避讳自康熙以后开始。如清代刻印的书，胤字作允，弘以宏代，盖避世宗胤稹、高宗弘历讳也。此外，公讳还包括避太子名，避后妃名，避皇后祖、父名，避权贵名，避权臣祖、父名，避孔子名等。如吕太后名雉，雉便改称野鸡，如《史记·封禅书》：“野鸡夜雊。”私讳多是子女避祖、父名。如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司马迁为避家讳，就把赵谈改为赵同，亦名同子，所以在《司马迁报任安书》里就出现了“同子参乘”的字样。苏轼祖父名序，他代人作序时便改为“叙”，其父苏洵则改序为“引”。
  避讳的种类则有：改姓名，如孔子名丘，姓“丘”的就改姓“邱”；汉文帝名“恒”， “田恒”就成了“田常”。改地名，如金世宗之父名宗尧，改“宗州”为“瑞州”；北周文帝宇文泰，小字黑獭，改“黑水”为“乌水”；清康熙帝名玄烨，“玄武门”改称“神武门”。改官名，如唐高宗李治即位，避太宗庙讳，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避高宗名；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各州“治中”改为“司马”。改书名，如唐代改《神渊》为《神泉》，改《世本》为《系本》，避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名也。改物名，如十园吴王杨行密据扬州，州人皆把“蜜”叫“蜂糖”；唐避代宗李豫嫌名，改“薯蓣”为“薯药”；至宋避英宗名曙嫌名，再改叫“山药”。改干支名，如唐高祖之父名昞，兼避“丙”字，故唐修晋、梁、陈、北齐、周、隋、南、北8史，所用干支纪年、日，皆把天干的“丙”写作“景”。改经史文字，如《梁书》撰者姚思廉避其父讳察，在《刘孝绰传》中将《论语》“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之句改作“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改通常用语，如唐高祖祖父讳虎，所以“画虎不成反类狗”便改作“画龙不成反类狗”。此外还有因避讳而改前朝年号、改前人封号、改谥号、改数字等类。甚至出现了明武宗时，为避己姓而禁民畜猪的事件，真是贻笑千古。
  历代为避讳而擅改前朝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谥号等，甚至追改古书，造成了古籍内容的混乱。但是，如果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书之疑滞，辨别古书之真伪及时代。譬如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载《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敬、竞、殷、匡、恒字皆缺笔，避宋代皇帝讳也。因宋版书避帝王讳，而元刻仿宋不避宋讳，由此可以判定此本乃宋椠，又因宋仁宗名祯字不缺，故又可进一步断定刊刻于宋仁宗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