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自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至1978年长达20年的人民公社时期，实行计划经济，指令性生产。公社化初期，实行公社一级核算，统一分配，穷富拉平，大量平调农业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粮食、资金和其他物资。当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一万斤，有的浮夸为亩产几万斤”，到处“放卫星”，谎报虚夸数字。集中全公社劳力，实行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提出“深翻一尺半，明年吃白面”的口号，建起大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调走杨庄大队500多劳力，上万个劳动日，造成了很大损失。农业丰产没丰收，大批地瓜收不进来，烂在地里。吃食堂浪费了大批粮食，结果，来年出现了粮荒，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导致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群众气愤地说：“1958年，吃饭不要钱，吃了3个月，挨饿整3年。”至1962年，杨庄村农民人均收入下降到50元以下，村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期间，口粮在27斤以下，每人每年布票降为2尺，每月面粉降至1～2斤，食油全年不足一斤，不少人患有水肿病。“刮五风”和“一平二调三过渡”，即平均主义大锅饭，无偿调动劳力，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提前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造成了粮食严重减产，经济下降，人民生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1964年，经过“四清”运动，通过治山改土，实行稻麦两作，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粮食最高产量达8万斤，人均收入超过100元，农民的主食也逐步由粗粮化向细粮化转变。但在长达20年的人民公社，由于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单一粮菜种植，不准搞工副业，结果，导致高产穷队，杨庄大队也成了“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的“三靠”穷队。由于平均主义“大锅饭”，杨庄大队的社员也出现了“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天工磨，日工戳，自留地里干好活”的状况，生产无积极性，生活得不到改善。当时，实行口粮制，高产不多分，麦季口粮不超过150斤，全年口粮不超过350斤，口粮不够吃，出现了“卖了细粮换粗粮”的现象，出现了进城三件事：“倒垃圾，换大米，厕所里有人吗（挖大粪）”的大军。
  长达20年的人民公社时期，杨庄大队700余名劳力，围着人均半亩多土地转，辛辛苦苦干一天，工值还买不到一盒烟。至1970年，偌大的杨庄大队只有2处工副业项目，其他全靠农业解决吃穿。住房得不到改善，经济得不到发展，至1978年，全村各业经济总收只有30万元，人均收入108元，固定资产只有5万元。
  计划经济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出现了票证繁多现象。有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肉票、鱼票、茶叶票、糖票、烟票和多种购货券等多达七八十种。人们凭票购买奇缺的生活用品。三年自然灾害后的1964 ～1968年，城市居民过年有5个半斤（半斤鱼、半斤肉、半斤油、半斤豆腐、半斤鸡蛋），农村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当时，杨庄大队农民过年每人5斤麦子，队里杀头猪分点肉就过年，生活比较困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种票证逐步全部废除。
  附
  往事回眸临近春节，人们大包小包地购物，付钱、刷卡都轻松惬意。许多“过来人”睹此情景却常常感慨万端：大约10多年前，人们购物还经常遭遇一种尴尬——或是有钱无票，或是有票无钱……
  票证：昨天的真实故事
  无奈的“票证故事” 对于现今20岁上下的年轻人来说，购物票证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但中年以上的人们对此却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今年47岁的中建八局一公司工会主席徐伟深有感触地说：“票证是什么？对当时的人来说，票证就是命啊！没有票证寸步难行，基本生活就没法保证，那时粮票和粮证关系到一日三餐，没有了粮票粮证就等于砸了生活的饭碗。”徐先生还清楚地记得，每张粮票上都注明了一行小字：“凭票购买，遗失不补”，或：“节日专供，过期无效”，这样的提醒一点都不含糊。20多年前徐先生在外地工作，有一年要回家过年，他想到要给父亲买点毛线请人织件毛衣，于是他早早就开始攒“工业券”，攒了足足半年，终于攒够了数。他说：“我那时每月二两油、三钱香油、二两肉什么的，自己都不够，能尽孝心的只的那点工业券了……”
  [=此处为插图 （上图左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大娘在凭票选购缝纫机。 上图左下：1969年青岛市限在本市流通的“青岛市购货券”。 上图右上：1963年下半年济南市第一商业局限在本市同年12月底有效的一块香皂票。 上图右中：1982年江苏省结婚补助棉胎专用券。只限靖江流通。 上图右下：1978年山东省内流通的“山东省侨汇专用粮票”5市斤。）=]
  当年的各种票证几乎与人民币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被人称做“第二货币”。岂止徐先生一人，就拿粮票来说，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各自的“定量”。1963年，周恩来总理为参加第27届世乒赛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饯行，他举行了一场家宴，在通知大家赴宴的时候，还十分无奈地加上一句：“各人自带粮票！”
  38年的“票证时代” 山东省档案馆刚刚建立了一个“票证特藏室”，馆藏不同历史时期的有代表性的票证30余种1万多张。工作人员郭汇安说：“新中国正式发行粮票应从1955年8月25日算起，这一天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的命令》。”他介绍说，同年还发放了食用油票；此后又发放了布票、棉絮票；1957年，发放了肉票、白糖票；到1959年年底，各种票证已经增加到12种；而到了1961年，市场凭票供应的商品，达到了156种。
  曾几何时，各种各样的票证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大到粮食、衣服需要粮票、布票，小到油、糖、肉、肥皂等，都要相应的票证，票证名目繁多，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票证特藏室，我们看到花花绿绿的票证：肉票、鱼票、熟食品票、糖票、香烟票、布票、棉絮票、针织品票、毛线票、鞋票、肥皂票、洗衣粉票、火柴票、燃料票、化肥票、料草票、饲料票、侨汇券、手表券、自行车券、电灯泡券、电视机券等。郭汇安说： “当年的票证比比皆是，除此之外，就连瓜子、花生、馒头、豆腐、食盐等也都离不开票证，在极端艰苦的日子里，就连白菜、萝卜、土豆、大葱也开始凭票供应。”
  郭汇安拿出了几种十分“珍罕”的票证，其中两张是河南省镇平县的“临时食用油票”，分别是“5分5厘”和“1钱6分5厘”。他介绍说，这些票证票面小得让人难以想象，消费起来也非常麻烦，经过了解才知道是特定条件下使用的，一般是在公共食堂里使用，当人们买了菜，可以凭票让食堂师傅加上一勺油。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发现的布票最小面额是1厘米，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行的，从1961年到1984年，除个别年份外，这种票证共发行了18种。开始人们把“1厘米布票”作为“找零布票”使用，后来人们将它派上特殊用途——给小女孩扯一根扎头发的红头绳。与这段“故事”相仿的是，上海市为照顾华侨而发行的“上海市华侨特种供应票”中竟有3钱的肉票，就是说，凭此票可以买到想当于炒菜中的一片肉。这些事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谁会相信如此的“黑色幽默”？
  显而易见，各类票证是我国短缺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伴随着共和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历程，走过了38年的风雨沧桑。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国家领导人曾对商业部领导说：“你们商业部什么时候取消布票？什么时候取消粮票？如果两票取消了，将会震动世界。”历史演进到1993年4月，国务院先后下文取消了布票和粮票，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票证时代”的结束。
  喜庆中的苦涩 当时有一种印着大红喜字的特殊票证——结婚专用票证。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向往的“三大件”，姑娘出嫁，有这么“三大件”做嫁妆，既实用又体面。但当时要置办这“三大件”实在不易。家住济南市馆驿街的金东先生说： “我1971年结婚时想买辆自行车，但谈何容易！当时几百人才能分到一张‘飞鸽’、‘永久’、‘凤凰’牌自行车车票，购买时还要花几十张工业券。一对要结婚的新人，要想置办一个基本可以生活的‘家’则需要各种各样的票证，拿这些票证到指定的商店才能购买。我那时终于得到了一张自行车票，真要买时根本拿不出那一百多块钱，真是有钱无票，有票无钱，十分尴尬。”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是想象不出，当时一对年轻人结婚，需要花多少精力攒下多少票证，才能勉强筑起爱的小屋。
  票证特藏室里有一张济南市水产品产销公司1987年印制的“春节鱼票”，郭汇安说：“不仅济南，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节日票证，我们这里收藏有安徽省1956年的春节油票，这是比较早的，还有1992年上海市的春节补助油票，这是比较晚的。”郭汇安介绍，上海当时过节还流行“联合券”，内含油、盐、糖、饼干、糕点、大豆、酱油等13种65枚票券，票证面积相当于32开的书籍，创下了全国之最。他说： “别看这么多票证，其实能买到的东西很有限，仔细计算一下，一家子过年所供应的东西不及现在一顿饭丰盛。”
  困苦中的慰藉 票证特藏室里还有一张“营养照顾单”。这张印制非常简陋的证明上盖着“济南市人民公社医院营养照顾专章”，证明病人患有妇科病，需要照顾10月份“细食、食油”。郭汇安介绍，这张证明是无意中收集到的，它虽然不是正式的票证，却与票证有着直接的关系，可见当时的票证控制非常严格，而且票证里也蕴涵着温情与关怀，对那些生活有难的人来说，这样的票证既是生活的帮助，也是情感的慰藉。
  票证特藏室里还珍藏着一些特殊的粮票，“工种粮票”记载了国家对从事特殊工种人员的照顾；“产妇粮票”体现了政府对妇女儿童的关怀；“建设兵团知青粮票”是蹉跎岁月的见证； “战时民兵粮票”是一段特殊经历的记录；“喀喇昆仑公路代粮券”则是我国对外援助的留影……时代发展如一匹绝尘的快马，如烟往事常常随风而逝，票证里的那段岁月却挥之难去，成了“过来人”不可磨灭的追忆，回味之中尤感今天生活的甜美，思索之余更添对幸福未来的憧憬。
  摘自《大众日报》往事·发现
  2005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