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20世纪40年代，杨庄村曾经自办过中等教育学校。世世代代，村民文盲占多数，少部分在菜市小学初小、高小毕业后就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地富子女能上中学。凡达到小学毕业升人中学就读者，均到济南市正谊、育英等中学上学。直到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办学教育家张芹香，他的学生和同事在北园大杨庄他的家乡，以张芹香的名字命名成立了一所芹香中学。
  芹香中学是当时历城县唯一的一所民办中学，校址在北园大杨庄张芹香故宅，是一处幽静典雅、杨柳挺拔、绿荫掩映、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该校1946年创办时，张芹香的学生，小赵庄人葛子勇联络其他同学及张芹香的亲友和几位热心人共同研究，成立校董会，筹集经费，购买课桌凳及各种校具，聘请教职员，公推张家驹为校长，随即招生开学。芹香中学共招收三届近200名学生。张庄、杨庄的学生到此上学。该校因战争原因，办学两年余即停办。
  解放初，杨庄、张庄的学生小学毕业后，通过考试到济南市中学学习。20世纪50年代，济南第二十一中学（即现在的山东省济南明湖中学）建立后，杨庄学生主要到该校上学。也有的到济南一中、二中、三中和其他中学上学。
  1968年，在“左”的影响下，要求小学归生产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小学教师下放大队吃工分，小学普遍提倡办附设中学班（时称“小学戴帽中学班”）。1977～ 1979年，杨庄小学正式举办附设中学班，即杨庄小学戴帽中学班。时，全校设1个初中班，共计60余人，由小学教师升任初中班教师。该班举办2年，由于班数少、师资力量弱，校舍、经费等均受到限制，停办后到历城北园中学（今济南明湖中学）上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为加强初中教育，济南市取消了大部分完中（有初中、高中的中学叫完全中学，简称“完中”，下同），济南明湖中学（即原济南二十一中学、历城北园中学、济南郊区一中）取消了高中班，集中精力办好初中班。杨庄小学学生在明湖中学初中毕业后，通过考试再到济南市设有高中的中学上高中。此时，杨庄村的初、高中毕业生毕业后，绝大部分回村务农务工，少量继续深造。部分考入职业中专的学生，毕业后自谋职业。
  为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杨庄社区党委、居委十分关心教育事业，采取多种措施鼓励青少年上进成才。凡满6周岁以上的儿童，一律入学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居委会先后两次搬迁学校，投资兴建济南市小学中第一流的教学大楼。为加强对学生的中等文化的提高，社区党委书记葛国庆担任了济南明湖中学名誉校长，居委主任李志明任明湖中学社区教育管委会委员，对兴办中学教育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财力上帮助。领导的关怀，使杨庄青少年享受着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一条龙”服务的全面教育，使全居普及了高中教育，部分享受着高等学校的教育。
  济南明湖中学名誉校长
  刘希成 刘士军 孙广强 李荣德
  杨恩英 葛国庆
  济南明湖中学社区教育管委会
  主任 杨国伟
  副主任 高玉芳 高志广
  委员丁宁 李建美 李志明
  张吉海 杨俊德 沃勇平
  各村居在明湖中学的学生人数统计
  清河：初一98人，初二31人，初三
  13人，总计142人。
  杨庄：初一60人，初二28人，初三
  31人，总计119人。
  沃家庄：初一69人，初二63人，初三
  44人，总计176人。
  黄桥：初一47人，初二23人，初三
  30人，总计100人。
  白鹤：初一39人，初二28人，初三
  30人，总计97人。
  黄台：初一20人，总计20人。
  至1999年，654名初中学生在济南明湖中学就读。
  济南明湖中学教务处
  1999年9月
  张芹香与芹香中学 张芹香，字泮藻，号自强。1890年生于济南市北园镇大杨庄。父亲张友圃，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夫，善书画。张芹香兄妹7人，他排行第三。其父重视子女教育，聘有私塾先生在家教授女儿，男孩则送学校上学。张芹香自幼受家庭和学校教育，树立了爱国主义思想。他生长在帝国主义侵扰的清末时代，国难当头，更加深了他的爱国热情。
  1909年前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济南开展各种活动，发展会员，在北园创办山左公学，发动群众，宣传革命，这对张芹香的思想影响很大。不久，张芹香参加了同盟会，成为该会济南早期会员之一。
  1914年，张芹香考入济南师范北园分校。当时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乘机侵略中国，向德宣战，出兵进攻在山东的德军。日寇在山东任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济南人民掀起反抗日寇暴行的斗争。当时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张芹香受其影响，思想得到很大提高，反帝爱国思想更加坚定，他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在北园一带，他组织农民、学生游行示威，参加市内的罢市罢课斗争，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约”。为了抵制日寇，断绝日寇粮源，是一个重要的斗争手段。张芹香便在杨庄、刘家井、霞侣市一带，发动群众，拒绝卖粮给日本军队，并串联霞侣市爱国人士李继寿等，把通往市区的道路涵洞全部堵截，设人盘查，日夜巡逻，断绝了日军的粮源，使驻济日军一时出现粮荒，受到沉重打击。一天，李继寿因在北园柳行头搭救两个查获粮车的学生，把3个押解他们的日本兵打落道旁藕池，被日本宪兵队捕去，先后在日本宪兵队、日军司令部严刑拷讯。张芹香得知后，立即串联各村，召开大会抗议。大杨庄、刘家井、黄台、霞侣市各村群众，无不义愤填膺。张芹香被推举为群众代表，到城里与学生联合会共同设法营救。济南市各界千余人也举行大会，张芹香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痛斥日本兵逮捕李继寿的暴行。会后，与会群众列队去省长公署请愿，在声势浩大的群众压力下，李继寿终于被释放。
  张芹香师范毕业后，看到北园一带没有学校，许多适龄儿童不能上学，一股教育救国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决心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但在当时，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开办洋学堂，招收学生，尤其是女学生，阻力很大，甚至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教室无着，教师也不易请。但他毫不动摇，决心要把学校办起来。他看到邻村大张庄有一座三义庙，便将它改作校舍，把3间南屋稍做粉刷整理，作为教室，另3间北屋做教师准备室和休息室。从此办起了北园第一所小学——大张庄小学，并请了一位外地人当教师。学校办起来了，没有教具、桌凳，张芹香就发动募捐，自己也带头捐助。教室桌凳有了，但没有学生，群众不愿意上新学堂，张芹香和聘来的老师一起，到各个村庄宣传动员，并宣布不收学费，学生免费上学。这样果然奏效，招来十几名学生，因为程度不齐，只好分成甲、乙、丙、丁4个组，在一个班内采用复式教学法上课。开学第一天，张芹香亲自主持并讲话，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做学新文化的带头人。大张庄小学办起来后，张芹香又继续宣传，他在自家的后院里，点上煤油灯，召集学生家长，宣讲上新学的好处，动员家长们让自己的孩子上新学。学生逐渐多起来了，一个大张庄小学满足不了，他又在本村办起了一所杨庄小学，校址在村北，是利用一座供奉观音菩萨的殿堂。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打开局面，办好家乡的教育事业，张芹香十分注意做好自己亲属的工作。为解决学校师资不足的问题，张芹香就动员自己的嫂子张笑颦、四妹张秀芳到校教课。
  杨庄小学办起来以后，张芹香又连续办起了黄台山小学、张公坟小学、刘家桥西黑和尚庙小学、角楼庄小学、沃家庄小学。张芹香在北园一带先后总共办了7所小学。这些小学，大都是利用当地的庙宇庙产、四处募捐和他自己带头捐助办起来的，因而张芹香获有“历城武训”之称。 张芹香在学校还亲自教课，他上课认真，讲课水平高，很受学生欢迎。1917年夏，张芹香在沃家庄小学教学，省视学巩秉秋视察历城学务，到过沃家庄小学，对张芹香有如下评价：“教员张芹香授国文，讲解透彻，引举事例亦极确实，学生尽能领会，课堂上之动作秩序亦极整齐。”
  除办小学外，张芹香还和几位青年在今院东大街大华理发店东邻办了一处农民讲习所，招收农民和社会青年，进行爱国反帝、提倡妇女放足、上学等宣传教育。
  20世纪30年代初，张芹香到外地工作了一个时期，先是在临清税务局，后来又到惠民黄河河务局，因不满腐败衙门的横征暴敛、贪污腐化，不久又回到济南。
  回济南后，他看到北园一带已办起不少学校，心里很是欣慰，但又看到一些聋哑孩子无地方上学，很感不安，于是便想办一所聋哑学校，解决这些孩子的学习问题。他听说天津有一所聋哑学校很有名，学生不但能学到知识，而且还能掌握一些生产技能，便奔赴天津，邀请派人来北园办学。天津聋哑学校校长齐肄三对张芹香远道而来十分感动，就亲自带着几名学生来济南，研究办学的具体事宜。他们来济以后，先在千佛山下的残废院试办，因为那里原来就收容有一批聋哑人；同时又带领学生到各处宣传，张芹香每天也跟着到处奔跑。正当学校进入筹备阶段时，“七七”事变爆发，计划被迫停止，张芹香依依不舍地送走了齐校长和他的学生们。
  1937年农历7月。玉符河决口，北园地区一片汪洋，淹没了菜园、藕池、稻田。这是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各庄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大水已进入老北门（现大明湖东门），历山街、市郊胶济铁路线旁住满了灾民，一部分灾民迁入济南城内，庄稼颗粒不收，饿殍遍地，群众衣食无着。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动当局还要逼着百姓交粮纳款，因而激起了社会各界及灾民的极大愤慨。张芹香就带头联合各村灾民，推举代表，向省政府提出免税赈灾的要求，经过反复斗争，最后终于免去了这一年的农税，并得到了政府赈济的一部分红高梁米。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寇攻陷平津，大举南侵，山东首当其冲。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拥兵自重，率部南撤，使山东大片国土很快沦于敌手，省城济南也于12月下旬被敌侵占。这时，一些民族败类网罗大小汉奸，组织维持会，打着日本旗，迎接日军进城，卖身投靠，为虎作伥。为了打击日寇汉奸的嚣张气焰，1938年春夏之际，一些爱国青年自发地组织了“山东抗日铁血锄奸救国团”（简称“铁团”）。“铁团”在日伪严密控制下的济南、青岛，开展秘密活动，焚烧日军弹药库，刺杀日伪高级官吏，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日伪头目们惶惶不可终日，而广大同胞则拍手称快。张芹香不顾身体有病，积极参加“铁团”活动，并成为其中的骨干成员，参与组织策划“铁团”在济南的一些重大行动。1939年春，“铁团”成员秘密潜入汉奸道尹成逸庵处，命令他辞去汉奸职务，并交出赃款若干作为“铁团”抗日经费，结果成逸庵被迫辞去道尹职务，交出赃款5000元。以后，“铁团”又内外结合刺杀伪教育厅长郝书萱、伪高等法院院长张朝骥，郝、张二人均被刺成重伤。1940年11月，“铁团”从内线获悉，伪省长等要员将于某日举行集会，接待华北日军指挥官，“铁团”即派人化装潜入，向伪省长唐仰杜开枪射击，并投掷手榴弹一枚，但未击中，手榴弹亦未爆炸。与此同时， “铁团”又到北关火车站炸货物仓库。张芹香日夜参与这些活动的计划、组织，有时因工作紧张，连自己十二三岁的三儿子张志铎也成了传送情报的小交通员。
  “铁团”活动的日益扩大，使日伪受到沉重打击。日伪加紧了对“铁团”的围捕。
  1940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天还没有亮，一辆汽车载着数十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张芹香的家包围得严严实实，张芹香的三儿子张志铎走出屋门准备去上学，看见这一群日本兵中有一个他认识的名叫张仲鲁的中国人，他住在青龙街，常到张芹香家来，也是“铁团”成员，张芹香常叫志铎把缝在棉衣里的情报送给他。今天他身穿黑棉袍，头上包着白布，和日本兵在一起。志铎马上意识到出了问题，正待要走，已被张仲鲁叫住：“领我找你爸爸去！”张仲鲁冷冰冰地说。大门被推开了，他们翻箱倒柜，掀床砸橱，整个家被翻了一个遍，最后张芹香被带走了。
  张芹香被捕后被送进了日本宪兵队（今经四路纬二路），关在一间潮湿阴暗的地下牢房里。这里关押的全是“铁团”成员，甚至还有“铁团”成员之家属和其他与“铁团”有关联的人。敌人严刑拷打逼供，他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连同牢房的难友都认不出他来了。 “铁团”成员潘炳玉不久也被捕，与张芹香关在一囚室。潘炳玉问他：“为什么被打成这样？”他说:“我是被提审时装成吓得不会讲话，光张嘴不出声，才被打成这样的。”他并鼓励潘炳玉说：“反正是死，早死比晚死好，即便牺牲了，也不能让敌人得到丝毫情况。”
  日寇把潘炳玉、张芹香毒打以后，为了继续逼供，假慈悲地带他们去纬十路日本陆军医院看过几次伤，但仅是洗洗伤口涂些红药水。后来张芹香的脖子后边长了一个疮，疮和原来的伤口溃烂到一起后，就更加严重。日寇看到对张芹香逼不出什么情况，伤势又很重，就把他和“铁团”被捕的另一位成员（伤也很重）带出去，并告诉同牢的人说：“张芹香的病重，要住院治疗。”从此就再没有回来。1940年2月，张芹香被折磨致死，死后埋在宪兵队院内的防空洞里，时年50岁。
  张芹香被捕后，家人多次找人求见一面，但终未能见到。他的母亲当时还健在，因身体不好，家人一直瞒着她，称芹香有病在外就医，直到他的母亲去世，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被捕遇害。
  张芹香的死讯，一直到日寇投降后才知道。1945年冬，潘炳玉去盐务局联系事情（盐务局接收了日本宪兵队的房子），遇到原在宪兵队给犯人送饭的保役，此人后又在盐务局当工友，那人对他说：“你们的那两位难友，我亲眼看见被埋在这个院子东南角上一个倒塌的防空洞里。”
  为了悼念这位爱国抗日志士，他的学生和同事，1946年在大杨庄张芹香故居，创办了以张芹香名字命名的“私立芹香中学”，并在大明湖南岸的一座小楼里举行了隆重的“张芹香先生追悼大会”，芹香中学校友自治会和济南市各界几百人参加了追悼会。芹香中学成立两年有余，招收学生三届近200余名，济南解放前夕因经费困难而停办。
  张芹香生于忧患，死于忧患，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没有虚掷年华。在他风华正茂的时代，他与外国侵略者作斗争，与封建愚昧作斗争；到他不惑之年以后，就投身到更加激烈的反帝斗争中去，直到为此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忠贞的爱国者，作为一个为启迪民智而奔走的先导，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济南人民的记忆中。
  济南乡师 济南乡师创办于1929年8月。1937年秋，日本侵略军进逼山东，学校南迁，途中停办。
  八年间，学校两次改名。创办时名为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1934年1月改名为山东省立济南简易乡村师范学校，1936年6月又改为山东省立乡村建设专科学校附设乡村师范学校。校址原在今明湖中学内，1935年5月迁至黄台火车站东北的桑园。
  创办时，设特科一个班，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学制一年，本科一级一个班，招生对象为高小毕业生，学制三年。学生各为40名。以后，本科二至八级均为两个班，每班学生40名，学制四年。在校学生经常保持在300人左右。 “七七”事变前，特科和本科一至五级学生共毕业将近400人；六至八级学生200余人因战争辍学。九级学生报到入学不久，学校就停办了。
  第一任校长鞠思敏(1872～1944)，是山东著名的教育家。他热爱国家，思想开明，治学民主，爱护学生，后人誉他为“山东的蔡元培”。1929年8月～1932年7月在任。第二任校长钱振东(1905～1944)，1932年7月至1935年1月在任。第三任校长萧彩瑜( 1903～1970)，1935年1月～1936年6月在任。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校长又是钱振东。
  教职员，1932年为24人，1937年为33人，几乎每个学期都成批地更换。任教时间较长、思想进步、教学认真、对学生有较大影响的教师有：田在邨、范明枢、宋辑斋、刘屹夫、田佩之、武新宇、吴天石等。他们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李竹如烈士1932年也曾在乡师任教。
  乡师学生每月可领取津贴5元，用于一个月的伙食，还可略有节余。乡师学生的年龄比一般的中学生要大。十四五岁的仅占5%，18岁以上的占48%，学生已婚的占59%。家长是农民的占84%。不少学生家境贫寒，入学前种过几年地或教过小学，对旧社会的黑暗已有亲身感受。学生籍贯，以济南、潍坊、淄博、泰安4个地区和郓城、禹城等居多。
  学校一创办，学生中3名共产党员就秘密组建了党支部。8年间，国民党政府军警曾6次逮捕学生党员和进步师生21人。党支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展党员严格考察，确保质量，开展工作注意运用公开的组织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斗争，掌握有理有节，不蛮干。因此，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支部始终巍然屹立，而且不断发展壮大。
  济南乡师具有良好的校风和学风。首先是，密切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勤奋攻读社会科学书籍，蔚然成风。
  在党员的启发引导下，年龄较大、出身贫寒的乡师学生，人校不久便成了进步书刊的热心读者。每个班都有课外学习组织——读书会。同学们竞相传阅的书刊有：《大众哲学》、《社会进化史纲》、《通俗经济学讲话》、《中国近代史》、《社会科学基础知识》、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翻译和介绍苏联的作品：《在人间》、《母亲》、《毁灭》、《铁流》、《莫斯科印象记》、《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邹韬奋等办的刊物：《读书生活》、《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和《中国农村经济》等。学生经济条件困难，便你订一种刊物，他买一种书籍，互相交换着看，有的还成立了联合订报小组。学校阅览室里，经常座无虚席，晚上自习时间，教室里鸦雀无声，都在埋头阅读。课余饭后，田间路旁，同学们三三两两，交谈的是时事形势、读书心得、社会问题和群众疾苦。当时销售进步书刊的东方书店，是乡师学生星期日必去的地方。每年寒假，总有一些学生不回家，留在学校专心看书。在党支部的倡导下，从1934年秋到“七七”事变之后，一般每星期六晚间举行一次时事讨论会。很多同学正是通过课外读书和讨论，提高了政治觉悟，在乡师确立了一生的革命航向。
  其次，在党员的带动下，高年级的老同学主动帮助新人学的低年级同学，形成了一个团结友爱、相互关心、共同进步的好风气。每当新学年开始，高年级同学热情地帮助素不相识的新同学搬行李，安住处，问寒问暖。利用同乡关系，主动接近，介绍学校情况，推荐进步书刊，帮助新同学解决生活上、学习上的困难。使刚从农村来到城市、进入一个陌生环境的新同学感到十分温暖、十分亲切。从而很自然地与党员和进步同学接近，建立友谊，接受他们的影响。到了下一个学年，他们学老同学的样子，热情地欢迎和帮助新来的同学。在党支部的倡导下，乡师学生有跨班级的同乡会、篮球队、话剧团、歌咏团、壁报社等各种课外活动组织。年复一年，在多种多样的活动中，新同学受到教育影响，思想转变；同学间增进了相互了解，建立了感情；党员在同学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并且得到更深的隐蔽。
  第三，走出课堂，到农村、工厂去，接触劳苦大众，接触社会实际。乡师开办第二年3月，成立了附设实验小学和五处民众学校。1931年又划附近19个村庄为义务教育试验区，添办民众学校两处。学生进入第三学年，便到实验小学和民众学校实习。晚饭后，同学们提着马灯到附近村里去上课，教农民识字。1931年春，学校在黄台租地十亩做农事试验；1936年1月，借山东大学农学院15亩地作为学校农场。“华北事变”后，乡师同学组织乡村演讲团，下乡宣传抗日。假期回乡，串亲访友，从事农村社会调查，搜集民间谚语和传说故事。在乡间亲友和故旧同学中，传播进步思想，也到新城兵工厂、鲁丰纱厂工人中结交朋友。通过这些活动，密切了和劳苦大众的联系，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增强了立志改造社会的决心。有的党员还恢复或发展了党组织。
  济南乡师具有良好的校风和学风，主要是由于党组织的强大、有意识的倡导和党员的身体力行。同时，也与第一任校长鞠思敏和进步教师的支持有关。
  鞠校长选聘了一批思想进步、秉性正直、忠诚教育事业的教师。如：原省立二师校长范明枢，因保护进步学生被迫辞职，鞠校长不避疑忌，聘他来校任图书馆主任。范老先生和青年学生心心相印，请学生提供书目，选购了许多进步书刊。田在邨是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鞠校长聘他来讲授乡村社会学。陈济源对左翼文学了解较多，鞠校长聘他来教国文。他说，我希望我的学生有见解。他组织学生进行演讲比赛，支持学生自治会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组织全校讨论。对于观点进步、论据充实的学生，他倍加赞赏。“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亡，乡师学生参加卧轨截车，赴南京请愿，鞠校长冒雨到车站送行。1932年省教育厅勒令开除进步学生，鞠校长多方加以保护，因而被撤职。
  继任校长思想正统保守，秉承反动政府的意旨行事，对学生的革命活动，采取敌视态度和压制措施。但仍有田佩之、武新宇、吴天石等一批进步教师先后应聘来校，在课堂上纵论时事，声泪俱下地讲授民族英雄的诗词和著名的《最后一课》；课余和学生促膝谈心，宣传抗日救亡。在1932年冬的全校演讲比赛上，入学不久的赵健民同学仍可以畅述他的进步观点。梁漱溟几次到校兜售“乡村建设救国论”；每次都遭到进步学生各种形式的抵制。这说明，相对而言，乡师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了鞠思敏校长从建校之初创立的民主治校风气。
  1937年上半年，300名左右的在校学生中，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加上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学生抗日救国会的成员，共占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七七”事变之前，党支部就组织一批学生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七七”事变之后，又有一批师生投奔延安。党员骨干有的到省市委领导机关工作。由党组织安排，党员带领，部分学生参加实际由进步人士掌握的第三路军政训班，结业后到鲁北各县政训处，做民众动员工作。部分学生参加石友三部队学兵队，石友三反动后，转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或根据地。100余名学生随校南迁到巨野，少数党员骨干参加当地党的工作，部分学生在党支部领导下，参加二专署政训处的教导队，取得武器并和鲁西北党组织接上关系，北上编人抗战老人范筑先部第十支队，以后在冀鲁豫边区从事部队或地方工作。
  在日本侵略军侵入山东、国民党军政官员不战而逃时，乡师部分学生参加了徂徕山、牛头镇、黑铁山等地的抗日起义，部分学生回到家乡，发动群众，组织或参加敌后游击队。有些乡师教员，在进步学生的影响和争取下，思想有了转变，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在山东现代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一是，在1933年7月，山东省委机关和全省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和中央联系中断时，乡师党支部挑起了恢复山东党组织、重建山东与中央联系的重任，使山东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作好迎接抗日战争的准备。在山东党的历史关键时刻，发挥了重大作用。二是，乡师党组织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根据124位校友或其亲属、单位所提供的线索统计，乡师学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91人，“七七”事变后到1938年年底入党的64人，1939年到1943年前入党的6人，共161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很多乡师学生担任了党政军重要职务，壮烈牺牲或积劳成疾、英年病故的即达38人。全国解放后，担任副省（部、军）级以上职务的20人（其中：中共中央委员1人，中共中央候补中央委员1人；中顾委委员1人，中纪委委员1人，全国政协委员6人），担任厅局（司、地、师）级职务的62人，县团（处）级干部31人，合计113人。这是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乡师总共只存在八年，学生总数只有600多人，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党政军领导干部所占比例之大，是同时期山东各类学校中绝无仅有的。
  济南乡师停办至今已经70多年。在济南明湖中学的旧址，在黄台桑园的旧址，现在都已看不到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校门前是沥青公路，往来车辆终日奔忙；公路两侧，商店林立。当时年纪最小的学生，现在也已白发苍苍，年已古稀。他们对母校怀着深厚的感情，对门前小溪流水、四周荷塘稻田、垂柳掩映下的成行课堂，保存着美好的记忆。在这里，他们受到革命启蒙，从此决定了一生的方向。因此，有人至今还不时深情地吟唱《济南乡师校歌》：朝阳起，春风煦，白鹤庄子西。习教学，练技艺，好到乡村去。劳劳劳，作作作，劳作我所喜。萎弱的民族，凋蔽的农村，端赖我们振起。
  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鞠思敏鞠思敏，名承颖，字思敏，1872年生，山东省荣城县人。20岁时选为生员、补廪。曾在荣城马山大疃任塾师。1904年被保送人山东省高等学堂师范馆，1910年毕业于优级师范学堂。191 1年晋京复试，授师范科举人及并无实缺的七品京官。
  1906年经刘冠三介绍加入同盟会，后来在同盟会创办的山东公学任教，鼓吹反清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后，曾参与筹划山东独立。后又与刘鉴清、曲渭沦、李慕堂等人策动烟台军政府率兵驱走荣城县知事，组成革命军政府。同年腊月21日，封建复辟势力围攻县城，光复遂告失败。鞠思敏经乡人掩护，逃出荣城，次年3月来到省城济南。
  民国成立后，1912年任山东省高等师范学堂教务主任，第二年任校长，兼任省法政专门学校教员。1913年8月高等师范学堂奉命停招新生，逐步结束，另设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时，与刘冠三、蒋洗凡等创办私立正谊中学，谋求教育救国，鞠思敏兼一师与正谊校长，虽责重事繁，但循序治理、成效日彰。1915年，高等师范学堂学生全部毕业，校务结束。鞠思敏痛感山东教育落后，与王世栋自费赴江浙津京考察教育。1916年曾一度出任省教育司长，因不能与军阀张怀芝共处，乃赴日本考察。1917年回国，仍任正谊中学校长。1918年，当选省议员，分工议会教育股，经其倡导，山东省公费、半公费留学生名额以及各校其他各费均得以增加。1919年秋，与王世栋创办尚志学会，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920年元旦，济南学生联合会集体成员正谊、一中学生在大舞台演出反帝爱国新剧，军警奉命干涉，打伤一中学生李玉级等人。鞠思敏呼吁各校教职员组成联合会做两校学生后盾，面见省长屈映光、督军田中玉，几经交涉，终于迫使省政当局做出让步，赔偿损失，给予道歉。
  1925年5月，青沪惨案先后发生。6月初，济南20余校学生代表召开会议，重新成立了济南学生联合会，声援青沪工人，6月11日济南各界200余团体十万余人在商埠公园召开市民大会，公推鞠思敏为大会主席。在大会上，他慷慨陈词，揭露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互相勾结镇压工人的罪行，呼吁全市各界以各种方式声援青沪工人的罢工斗争，走在了全市反帝斗争的最前列。表现出了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极大的爱国热情。
  1928年5月，济南发生了“五三”惨案，正谊校舍遭日军炮轰，师生逃匿，校务停顿。鞠思敏去泰安，出席省政府召开的教育会议，任教育设计委员。会后赴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考察，并拟定改良山东教育计划。同年冬返回济南。
  1929年春，鞠思敏主持正谊中学招集新旧学生开学复课。4月，济南监狱内的共产党人组织政治犯越狱，其中鞠思敏的学生、中共山东省委秘书杨一辰越狱后，遭军警追捕。一辰同志出看守所后墙，经仓苍，进英武街，直赴鞠思敏的私宅。鞠思敏明知杨是越狱的共产党员，但不计个人安危，毅然接纳杨一辰，并为之更衣整容赠送路费，送出城关，此次越狱的人员，除杨一辰外，均被追捕回来，后遭杀害。
  1929年8月，鞠思敏出任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在北园白鹤庄前医专旧地筹建学校。为此辞去正谊校长职务，但仍兼任正谊校董会董事长。1929年10月20日，乡师正式开学。招收特科、本科各一班，每班40人。1930年至1931年，鞠思敏在北园创设民众学校5处，农事试验场1处，以便开展民众教育，并为学生提供实验场所。
  在乡师任职期间，山东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当局钳制思想言论、镇压爱国运动、逮捕共产党人及进步民主人士。鞠思敏以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欲培养青年追求真理、改造社会、富强中国。他不畏艰难险阻，聘请德才兼备的人来乡师任教。进步教员田在邨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分析社会现象，学生受益良多。音乐教师顾钟林将《国际歌》列入自选教材。老教育家范明枢经办学校图书馆，积极支持学生阅读进步书刊，购置新文学（普罗文学），新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理论）书籍，支持学生办读书会。前正谊中学的进步学生宋增熙、共产党员李竹如等亦被请来乡师任教。这一批进步教师对于乡师学生进步思想的盟发和党组织的地下斗争都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与帮助。经过鞠思敏等人的努力，乡师逐渐形成了进步、民主、自由、爱国、团结的良好校风。
  1931年夏，由于乡师党支部遭敌人破坏，上级决定支部书记于一川（于福臻）从学校撤出，重新组建党支部。于一川离校后，没有职业，无法解决生活问题。鞠思敏主动介绍于到正谊中学附小任教，既保证了于的生活，又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方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侵占东北三省。蒋介石则力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不予抵抗，对内镇压革命，致使全国上下群情愤慨。在平津学生南下请愿团的推动下，中共济南市委组织乡师、女师、高中、正谊等校学生准备到南京请愿示威。鞠思敏对学生的爱国行动大加赞扬，全力支持。他亲自带领教师和工友冒着寒风细雨到火车站为学生送茶送饭，并无限感慨地对学生说：“我因年老不能随各位前去，是终生遗憾。但愿各位向政府表达民众的愿望，也包含着我的一份。”
  1932年春，乡师党支部组织进步学生驱逐了托派教务主任李子义，在校内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学校内的国民党分子趁机污蔑党员和进步学生是“要把学校断送掉”等。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省教育厅一再责令鞠思敏开除共产党员及进步学生。鞠思敏对他们说：“我办学以来就没有开除过学生，我的理论是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如果教育不了学生而把他开除，等于宣布教育的失败。任意将学生抛弃到社会上，谁对其再负教育之责呢？我生平办教育以来，不承认有什么失败，决不能开除我的学生。”省教育厅某权要当面斥责鞠思敏：“你本是山东的教育家，现在已经成了昏庸老朽，你培养的学生却成了共产党。”鞠思敏据理驳斥；“我老而不昏，庸而未朽。自办教育以来，希望学生有见解、有主张、有头脑，我的学生没有使我失望。”鞠思敏对党员和进步学生的保护、同情和支持，赢得了学生对他的爱戴和尊敬。
  在鞠思敏、范明枢等人的同情、支持、帮助下，乡师党支部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得到了不断发展，绝大多数学生都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读书会”，从中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对许多国内外的大事开展讨论，广大学生在这个学校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许多人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正是由于鞠思敏支持学生的革命活动和抗日爱国运动，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他恨之入骨。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准备撤销他乡师校长的职务，但由于鞠思敏在山东教育界有很高的威望，不敢贸然行事，乃示意他“引咎辞职”，鞠思敏愤然答道；“我自创办乡师以来，并无差误，故不能引咎自去，但你们可以撤我的职！”当局不顾社会舆论，悍然下了撤免令。
  鞠思敏被撤职时，年已六旬。在家闲居，四壁萧然，清贫自守。因为素无积蓄，生活几乎难以维持。各地正谊校友闻讯，发起为鞠校长晚年生活乐捐委员会，捐款所得，为他在济南县东巷筹建四合院平房一所。搬家时，全部家财仅有书籍、报刊两板车，被褥杂物两板车，自奉之俭传为美谈。
  1937年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鞠思敏避居七家村王祝晨寓所。一天，正谊校工刘振东来七家村，请鞠思敏设法保护正谊中学闫公祠校本部财产。鞠思敏把百余元家庭生活费全部拿出，让刘招人看护学校。因此，学校得以保全。
  济南沦陷后，日伪政权企图利用鞠思敏的声望，欺骗民众、收买人心，让他出任伪教育厅厅长。虽经多次登门敦请，威胁利诱，均遭坚决拒绝。此事传到大后方，国民党政府指示驻阜阳的山东省政府机关，邀请鞠思敏去国统区主持山东省参议会。但在乡师期间，国民党当局的真实嘴脸使鞠思敏难以忘却，即以年迈古稀、体弱多病推辞。
  1944年8月7日，鞠思敏病逝于济南，终年72岁。当时虽尚处在日伪统治下的战乱年代，但在殡葬的那一天，济南市民、正谊校友闻讯前来送丧的人群，长达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