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杨庄、张庄一带即有人烟活动，以简陋的原始工具种植作物，维持生活。明代，杨庄、张庄两村村落形成规模。至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在长达20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村里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地主、富农占有大片土地，广大贫下中农人均土地很少，无地农民达半数，他们过着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苦难日子。20世纪40年代，杨庄、大张庄、小张庄3个自然村有119户，790多口人，900多亩可耕地。其中，杨庄村3户地主，7户富农，75口人，占有土地300余亩，分别占全村总户75户的13.3%，占总人数400人的18.8%，占总地数500亩的60%；大张庄村4户地主，4户富农，60口人，占地240亩，分别占全村总户数27户的29.6%，总人数250人的24%，占总地数300亩的80%；小张村1户地主，8口人，占地35亩，分别占全村总户数17户的6%，占总人数140人的6%，占总地数的35%。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共有8户地主，11户富农，共143口人，共占用土地575亩，分别占总户数119户的16%，占总人数790人的18%，占总地数900亩的63.9%。3个村19户地主、富农共占有土地575亩，每户占有30.3亩，每人占有3.67亩。其他少地或无地农民647口人，共100户，占地325亩，平均每户占地3.25亩，每人占有土地0.5亩。
  据资料调查，1948年，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14户贫雇农的统计为：14户贫雇农共85口人，住有29间草房，只有4. 19亩土地，平均每人占有房屋0.3间，占有土地0.049亩，即每个贫雇农占有4厘9毫土地。那时，3个村无地户达28户，占总户数的23.5%。在总人口中，1/2的人口吃不上饭，3/4的人口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或进城沿街叫卖，或外出逃荒谋生。在3个自然村119户中，其中进城卖菜为生的达80户，拉套子（俗语叫拉脚）的15户，外出逃荒的2户，冬卖地瓜，夏卖甜瓜、西瓜的5户，贩卖其他的3户。据资料记载：杨庄村80%的人混穷，仅出卖苦力的即有10户，从成丰桥向南拉套子过天桥，拉一次5分钱。贫农王玉英，一家18口人，无地，靠贩卖蔬菜为生，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贫农苗天祥一家3口人，无房、无地，靠当短工或卖菜为生，生活非常困苦。贫农路立吉一家8口人，无地，只有1间小屋，靠外出写写算算挣些钱养家糊口。贫农葛玉生一家5口人，无地，只有2间小草屋，靠拉地排车给人家送稻草，送荷叶，拉炉灰，卖炉灰维持生活。
  1946年史料记载：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119户中，其中8户地主靠剥削为生，雇用长工、短工10余人，每户平均雇用1～2人。在少地和无地的近100户群众中，以租种土地、扛长工、打短工、沿街叫卖为生。其中28户无地户谋生以扛长工、打短工、卖青菜、租种土地、在天桥拉套子、逃荒要饭为生。当时流传着“地富吃的鱼和肉，穷人糊粥汤还喝不够”、“地瓜面，地瓜馍，离开地瓜不能活”和“半年糠菜半年粮，卖了细粮换粗粮”的歌谣。
  地富剥削穷人的主要手段为：一是出租土地。有固定地租和土劳分成两种形式。分成的比例是对半分，也有地主分六成，佃户分四成，或佃户分六成，地主分四成的；固定地租有现金和实物两种，实物地租，大田区租粮田每亩每年100～150斤小米，稻、藕区，稻田每亩150～200斤大米，藕田300～400斤大米，均占全年亩产量的50%以上。如遇灾年，佃户只得20%左右，甚至所收粮食还不够交地租的。杨庄村贫农李华一家6口人，2个劳力，2间破草房，无地，年年租用地主土地，遇到好年景，每年交租后还能维持生活；如遇旱涝灾害，劳动一年来，不但租子交不上，还要欠地主的债。
  据资料统计：杨庄和大小张庄3个自然村119户人家，28户是佃户，这28户佃户只有少量的破旧草房，处于无房、无地，艰难生存的境地。当时曾流传着：“杨庄穷，穷杨庄，一年四季半年糠；大杨庄，穷人窝，十家八户都挨饿”的歌谣。特别是日本侵略军侵占济南时的1942年，搞强化治安运动，实行粮食配给制，半数以上的农民，以吃树叶和野菜度日。二是高利贷。一般为月息3分，高的月息10分，又叫“驴打滚”。在春季断粮季节，借地主粮食翻一番，叫“春借一斗，秋还两斗”。贫农贷地主的钱需要有保人，或用自己仅有的土地文书做抵押，有的先扣下一年的利钱（月息3分，贫农贷10元钱，只给6元4角），借据上还写着“白借无息”。三是雇工。年工资，大田区一般100～400斤粗粮；菜区300～ 400斤大米或小麦、小米。日出而作，日落加班，辛辛苦苦干一年，几百斤粮食还不给全，使广大贫苦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的贫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