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第一节 解放前农业体制
  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杨庄、张庄一带即有人烟活动，以简陋的原始工具种植作物，维持生活。明代，杨庄、张庄两村村落形成规模。至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在长达20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村里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地主、富农占有大片土地，广大贫下中农人均土地很少，无地农民达半数，他们过着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苦难日子。20世纪40年代，杨庄、大张庄、小张庄3个自然村有119户，790多口人，900多亩可耕地。其中，杨庄村3户地主，7户富农，75口人，占有土地300余亩，分别占全村总户75户的13.3%，占总人数400人的18.8%，占总地数500亩的60%；大张庄村4户地主，4户富农，60口人，占地240亩，分别占全村总户数27户的29.6%，总人数250人的24%，占总地数300亩的80%；小张村1户地主，8口人，占地35亩，分别占全村总户数17户的6%，占总人数140人的6%，占总地数的35%。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共有8户地主，11户富农，共143口人，共占用土地575亩，分别占总户数119户的16%，占总人数790人的18%，占总地数900亩的63.9%。3个村19户地主、富农共占有土地575亩，每户占有30.3亩，每人占有3.67亩。其他少地或无地农民647口人，共100户，占地325亩，平均每户占地3.25亩，每人占有土地0.5亩。
  据资料调查，1948年，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14户贫雇农的统计为：14户贫雇农共85口人，住有29间草房，只有4. 19亩土地，平均每人占有房屋0.3间，占有土地0.049亩，即每个贫雇农占有4厘9毫土地。那时，3个村无地户达28户，占总户数的23.5%。在总人口中，1/2的人口吃不上饭，3/4的人口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或进城沿街叫卖，或外出逃荒谋生。在3个自然村119户中，其中进城卖菜为生的达80户，拉套子（俗语叫拉脚）的15户，外出逃荒的2户，冬卖地瓜，夏卖甜瓜、西瓜的5户，贩卖其他的3户。据资料记载：杨庄村80%的人混穷，仅出卖苦力的即有10户，从成丰桥向南拉套子过天桥，拉一次5分钱。贫农王玉英，一家18口人，无地，靠贩卖蔬菜为生，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贫农苗天祥一家3口人，无房、无地，靠当短工或卖菜为生，生活非常困苦。贫农路立吉一家8口人，无地，只有1间小屋，靠外出写写算算挣些钱养家糊口。贫农葛玉生一家5口人，无地，只有2间小草屋，靠拉地排车给人家送稻草，送荷叶，拉炉灰，卖炉灰维持生活。
  1946年史料记载：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119户中，其中8户地主靠剥削为生，雇用长工、短工10余人，每户平均雇用1～2人。在少地和无地的近100户群众中，以租种土地、扛长工、打短工、沿街叫卖为生。其中28户无地户谋生以扛长工、打短工、卖青菜、租种土地、在天桥拉套子、逃荒要饭为生。当时流传着“地富吃的鱼和肉，穷人糊粥汤还喝不够”、“地瓜面，地瓜馍，离开地瓜不能活”和“半年糠菜半年粮，卖了细粮换粗粮”的歌谣。
  地富剥削穷人的主要手段为：一是出租土地。有固定地租和土劳分成两种形式。分成的比例是对半分，也有地主分六成，佃户分四成，或佃户分六成，地主分四成的；固定地租有现金和实物两种，实物地租，大田区租粮田每亩每年100～150斤小米，稻、藕区，稻田每亩150～200斤大米，藕田300～400斤大米，均占全年亩产量的50%以上。如遇灾年，佃户只得20%左右，甚至所收粮食还不够交地租的。杨庄村贫农李华一家6口人，2个劳力，2间破草房，无地，年年租用地主土地，遇到好年景，每年交租后还能维持生活；如遇旱涝灾害，劳动一年来，不但租子交不上，还要欠地主的债。
  据资料统计：杨庄和大小张庄3个自然村119户人家，28户是佃户，这28户佃户只有少量的破旧草房，处于无房、无地，艰难生存的境地。当时曾流传着：“杨庄穷，穷杨庄，一年四季半年糠；大杨庄，穷人窝，十家八户都挨饿”的歌谣。特别是日本侵略军侵占济南时的1942年，搞强化治安运动，实行粮食配给制，半数以上的农民，以吃树叶和野菜度日。二是高利贷。一般为月息3分，高的月息10分，又叫“驴打滚”。在春季断粮季节，借地主粮食翻一番，叫“春借一斗，秋还两斗”。贫农贷地主的钱需要有保人，或用自己仅有的土地文书做抵押，有的先扣下一年的利钱（月息3分，贫农贷10元钱，只给6元4角），借据上还写着“白借无息”。三是雇工。年工资，大田区一般100～400斤粗粮；菜区300～ 400斤大米或小麦、小米。日出而作，日落加班，辛辛苦苦干一年，几百斤粮食还不给全，使广大贫苦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的贫困生活。
  第二节 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的农业体制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村的土地改革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至1950年1月，以田明和姜盛福为组长的工作组进村，主要进行四项任务：一是刚刚解放，向群众宣传济南市军管会的通令，宣传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同时，进行《入城守则》、《约法七章》、维护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废除旧政府基层政权，取消保甲制，建立新政权的宣传，安顿民心，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二是调查摸底，了解群众的疾苦，团结贫雇农中坚力量，为正式土改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发动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组织群众完成治黄任务，动员贫雇农出车搞运输，实行生活自救；四是建起农民协会和村公所，杨庄村王洪昌任主任，闫振甲、王洪志任副主任，王洪昌任村长，杨宝林任副村长。张庄村杨连玉任主任，张忠亭任副主任，张家梓任村长，王连昇任副村长。第二阶段是从1950年2月～1950年5月。期间，在土改工作组指导下，农会担负起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村的土改工作。至5月份，根据中央指示，土改工作暂停。第三阶段自1950年12月份开始，市委土改工作组进村，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学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华东局山东分局的有关指示。为加强土改工作组的力量，郊区各区组成土地改革委员会，以区、乡干部为主，组成若干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刘芳、李全斗、王蝶生等为一组，负责3个村的土改工作。工作组进村后，认真贯彻执行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分化地主，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和恶霸地主的阶级路线。为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济南市人民政府组建人民法庭，对破坏土地改革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处。
  土地改革工作组经过调查摸底，进行阶级教育，组织农会划分阶级成分，斗争不法地主，没收土地，分配土地，颁发土地证等步骤。在调查摸底进行教育的基础上，3个村健全了农会组织，领导本村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本村部分不法地主进行了种种破坏活动，叫嚣如分他的土地“十年报仇不晚”，以此威胁群众，破坏土改运动。广大贫农在农会的领导下，开展了诉帝国主义的苦，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苦，诉地主恶霸的苦。通过诉苦运动，提高了阶级觉悟，团结了中农，向封建地主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先后召开斗争大会10多次，灭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控诉，在农村法办了部分罪大恶极的不法地主分子，处决了1名民愤极大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在此基础上，根据《土地改革法》的规定，没收、征收土地575余亩，房屋140余间，农具500余件，家具900余件。50户，300口贫雇农分到了土地、房屋、农具、家具和牲畜，于1951年6月颁发土地证。从此，结束了几千年来地主阶级对农民封建统治，广大贫下中农彻底翻了身，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从此，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两首诗反映了翻身后广大贫雇农的喜悦心情：
  反奸诉苦分田地
  贫下中农展皱眉，今朝做主抖雄威。
  条条冤债得清算，土地回归笑语飞。
  庆祝土改胜利
  伸冤诉苦把田分，歌舞狂欢日月新。
  柳暗花明山水秀，天翻地覆四时春。
  第三节 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业体制
  互助组 解放初，经过土地改革，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人民欢天喜地，在分得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一心一意地抓好农业生产，种好土地，多打粮食。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一家一户办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出现了，需要互帮互助，解决生产中难点问题和面临的实际问题。于是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生产形式相继出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1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村的人民闻风而动，纷纷行动，组织起季节性和长年性的互助组。村干部胡起凤带头行动，以他为组长，组成了一个10多户自愿参加的生产互助组。该组20多口人，20多亩土地，他们同心协力，坚持稻麦两作，种好粮食外，大力发展蔬菜生产，互帮互助，生产搞得热火朝天。每亩粮食作物亩产800多斤，每亩蔬菜产量六七千斤，好的可达万斤，入组成员干劲十足，粮菜生产大发展，生活有了明显提高。王洪昌、王洪滨为组长，组成了由30多户，70多口人，50多亩地的较大互助组，稻麦两作亩产过了千斤，蔬菜亩产过了6000斤，好地块过了万斤。大小张庄也根据群众自愿、干部带头，组成了多个互助组，做到优势互补，互帮互助，人组群众十分高兴，粮菜产量均有提高。
  当时，互助组是采取换工形式，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大牲畜、大农具的使用折算成人工，公平合理，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
  初级社 1954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当年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成立了4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杨庄村和平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胡起凤
  杨庄村光明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王洪昌、王洪滨
  张庄村星星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王德琪、张家声
  张庄村“五五”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 张玉宝
  1954年，3个自然村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8%。初级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收入由社统一分配。土地入股分红，一般为土地分3～4成，劳力分6～7成。劳力分配以10分工作为一个劳动日，每个劳动力的工分由社员民主评定，牲口、大型家具，合作社使用时折算工分参加分配。
  高级社 1955年7月，毛泽东主席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人民闻风而动，纷纷要求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12月，由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联合成立了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胡起凤任社长，张洪运任副社长，下设8个生产组，杨庄为4个生产小组，大张庄为3个生产小组，小张庄为1个生产小组。
  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不久，根据上级指示扩大了范围：由水屯、边庄、白鹤、杨庄4个大队组成新的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边春才任社长，张国志、胡起凤、王德琪等任副社长。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党总支部委员会，李树成任党总支部书记，胡起凤、张国志、边春才任党总支部副书记。后各大队建立党支部，杨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胡起凤，副书记张洪运，大队长李玉海。
  高级农业社取消土地分红，主要生产资料都归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私人的牲口、大型农具折价入社，由社付给价款，收入全部按劳分配。农业社根据规模大小，设若干生产队。劳力统一调配，土地联片集中。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制度，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土地、劳力、牲口、大型农具固定到队。生产队对社员采用评分记工和定额管理（即：1个中等劳力，1天能完成的农活数量和规定的质量为1个工日）两种办法记工。社员积极性很高，生产有较快发展，社员收入增加。据统计，杨庄生产队粮食增产50%；人均收入增收60%。1955年和1956年，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各生产队粮食总产近10万斤，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记录。1955年、1956年成为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最好年份之一。
  一首诗反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粮菜大丰收后，农民的喜悦心情：
  庆丰收
  喜庆丰收醉绿醅，秋高遍野泛金辉。
  村村仓满稻粱菽，笑语歌声云外飞。
  第四节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体制
  1958年1月，撤销郊区建制，隶属于历城县。同年3月，杨庄村隶属于北园大乡。此时并成立北园大社。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由河南省来到山东省，于当日下午由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省市县乡的领导陪同，到北园水屯村视察，察看了水屯村的水稻生产。当时北园乡党总支书记刘传清、乡党总支副书记兼北园农业合作社社长李树成，向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当刘传清向毛主席汇报到北园农民正在办大社时，问到主席：“是叫大社好，还是叫集体农庄好？”毛主席说：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迅速掀起。1958年8月20日，北园由15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了山东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北园人民公社。公社成立不久，掀起深翻土地高潮。9月，北园人民公社调全社青壮年组成专业队，在王炉、药山、鹊山、黄台深翻土地，盲目密植。1959年11月13日，济南至平阴干渠开工，北园人民公社男女青壮年24万人次先后出工，杨庄大队出工日近万个，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全大队出动100多个整壮劳力在济平干渠挖河，一直干到腊月29晚上才回家过年。劳民伤财，为防寒，仅烧掉的苇子即浪费了20万元。人民公社初，贯彻中央关于“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的指示精神，在王炉、泺口、无影山建立小高炉大炼钢铁。杨庄生产队男女出动，付出近万个劳动日。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造成人、财、物力的很大浪费。杨庄整壮劳力在无影山和历城郭店大炼钢铁，青壮年劳力日夜奋战，炼不出铁还要“插白旗”，撤职批判，造成更大的劳民伤财。人民公社建成后，杨庄为北园大队第四生产队。1961年，杨庄生产队由北园大队析出，正式建立杨庄生产大队。此时，杨庄生产大队有耕地600亩。
  人民公社初期，政社合一，实行军事化编制，大兵团作战，集中几乎全部劳力抓生产。起初，杨庄生产队为北园人民公社第二营第四连。张洪运任二营营长；李树成任营教导员；杨玉河任四连连长。军事化编制主要抓好五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深翻土地；三是挖掘济平干渠；四是修建卧虎山水库；五是治理黄河。1959年1月撤销营连编制，更名为管理区和大队。杨庄为北园人民公社第二管理区，同年2月，撤管理区后为北园人民公社北园大队第四生产队。1961年建立北园人民公社杨庄大队，大队长张洪运，下设8个生产队。
  人民公社初期，实行公社一级核算，统一分配，穷富拉平，大量平调农业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粮食、资金和其他物资。当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一万斤，有的浮夸为亩产几万斤，到处“放卫星”，谎报虚夸数字。集中全公社劳力，实行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提出“深翻一尺半，明年吃白面”的口号，建起了大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调走杨庄生产队500多劳力，上万个劳动日，造成了不少损失。农业丰产没丰收，不少地方大批地瓜收不进来，烂在地里。吃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结果，来年出现了粮荒，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导致三年的自然灾害。1959年，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改公社一级所有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并退赔了部分平调的粮、款、物。同年“反右倾”开始后，又停止了退赔。1961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纠正了建社初期的错误，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经济体制。
  杨庄大队干部群众在总结工作时，指出了人民公社初期“左”的路线导致三年灾害。主要原因是：一是丰产没丰收。总结为3分天灾，7分人灾，人为原因导致三年灾害；二是苏联借机要债，中国人民卧薪尝胆，勒紧腰带还债；三是刮“五风”，一平二调三过渡，即平均主义大锅饭，无偿调动劳力，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提前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三是深翻土地，密植小麦，一亩地下种100斤，有的下种200斤，提出亩产10万斤的口号，由于小麦没有合理密植，造成减产；四是大批整壮劳力无偿调出大炼钢铁，一部分劳力在无影山日夜奋战，大炼钢铁；另一部分劳力抽出到历城平陵城去炼钢铁。同时，无偿调动劳力修济平干渠、卧虎山水库、治理黄河等，形成“天兵天将都外出，妻儿老小搞农业”的状况，地没人种了，亩产只二三百斤，上报数字却报成亩产万斤、几万斤；五是计划经济，指令性种植，1959年全部改成菜田。世世代代种大田的农民，一下子全部成了种菜的，实行“粗放型”种植，产量很低，亩产蔬菜只有几千斤，造成了很大损失。“左”的路线，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杨庄村人民缺粮受饿，造成了“1958年，吃饭不要钱，吃了3个月，挨饿整3年”的不正常现象。
  第五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体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的中心工作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业问题也开始了新的改革。1979年，北园人民公社进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当时，联四大队和李家桥一队实行以生产小组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称之为“五定”（定菜田面积、定劳动工分、定蔬菜交售任务、定产值、定中型农具和防寒设备使用年限），生产队仍作为核算单位，收入统一分配。1981年后，部分生产队实行以户为单位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按人口或劳力分配，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户只有使用权。生产由承包户自行安排，其产品在完成与国家签订的合同后自行处理。承包户除缴纳农业税、支付水电费和缴纳生产队的提留外，所余部分归自己所有。
  1978～1985年，杨庄大队农业体制进行了多次变革：1984年杨庄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到了户。这种一家一户、地块分割、不能使用机器生产的形式经历了多年。随着队办企业的发展，杨庄大队耕地逐年减少，人均几分地，队办企业一个接着一个地大上。这时，出现了“整壮劳力抓工业，妇女劳力抓商业”的状况。当时流传着“天兵天将抓工业，杨门女将抓商业，老弱病残抓农业”的顺口溜。不少农民也存在着“辛辛苦苦去种田，不如工副业赚大钱”的轻农思想。个别干部也存在着“队办企业上想道道，农业生产挂不上号”的思想。当时，务工从商的劳力年工资高，务农劳力收入低，农民不愿去种粮、种菜，出现了部分“撂荒地”。面对这个工农收入的差距，党支部、村委会一班人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从1984年起，采取了以工补农、以工补菜的措施，每年从工副业生产收入拨出8万多元补贴菜农，鼓励菜农种好地，完成蔬菜的上市任务。好的鼓励措施，调动了务农劳力的积极性，使务工、务农劳力的收入，保持悬殊不大的比例，使杨庄村农工商各业保持了齐头并进、快速发展的好局面。
  至1995年，杨庄村只有38亩菜田，农业已退居次要位置。村办经济由过去的“农工商型”变为“工商贸型”经济。这时，村办企业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的36处企业，生产门类由过去的农业、工业两大门类，发展为拥有建材、金属制品、配件、化工、锅炉、修理、服务、商业、运输、饮食、装饰、房地产开发等10多个专业生产门类。1995年，全村劳力1248人，从事工业的703人，从事商业的431人，饮食业的114人，全部劳力从事二三产业。1996年，杨庄村基本没有农业。同年，全村只有38亩菜地，产菜40多万斤。1997年，全村共有劳力1235人，从事二三产业生产的1235人，占总劳力的100%。至1998年年底，杨庄村全部劳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这一新的经济结构，对领导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杨庄村领导班子从本村实际出发，本着便于组织管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原则，按专业化管理的要求，杨庄村于1984年建立了农工商经济合作社；1995年建立了济南北洋集团总公司，实行党、政、经三套班子进行专业化领导，实行政企分开，同心协力，分工负责，分别抓好农业、工业、商业，住宅、房地产开发和基础建设。
  在二三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杨庄大队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的发展。从1978年以来，杨庄大队对农业进行了3次大的调整；(1) 1983年，按照每个劳力半亩土地的标准，一次性承包给劳力，抓好蔬菜生产；(2) 1984年年初，杨庄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按每口人0.3亩土地的标准分到户，大大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空前大发展；(3) 1994年，杨庄村二三产业大发展，土地锐减，人口大增。为适应人口增、土地减的新形势，杨庄村第三次调整土地，将仅有的40多亩菜田承包给菜农，进行以工副收入补贴菜农，至1996年，全村农业基本消失，经济体制主要转向了二三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