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内容
杨庄社区境域北至小清河，与黄台居接壤。西与水屯居、边庄居相邻。东至东泺河，与沃家居、黄桥居接壤。南横跨北园大街，与白鹤居、黄桥居搭界。据20世纪30年代资料载，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共有土地1300余亩，但由于低洼不平，大片土地没有利用。小清河南岸杨庄段的土地低洼荒废，也没有充分利用。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时，3个自然村的970亩土地，一般年种庄稼一季，产量低而不稳；较高土地种植蔬菜，产量很低。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四面洼地、四面水的黑土地上。在这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北靠小清河，西有西泺河，东连东泺河，南与大明湖只有一箭之遥，济南市的客水从这里经过，地势低洼多坑塘，水源充沛，土壤肥沃，大片土地适宜种植水稻和莲藕，适宜发展水产养殖。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已有人类居住，历史上的齐晋之争“鞍之战”即发生在村北。先人在此种植水稻、小麦和蔬菜等作物；三国时出现了藕池；明清两代，蔬菜、莲藕、大米、黄河鲤鱼已久负盛名；此时，杨庄、张庄已形成村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旧的生产关系和反动统治，3个自然村虽有丰富的土地、水利、人力资源，但得不到充分开发和利用。直到20世纪40年代，3个村3/4的土地一直是“贫瘠的黑土地，夏秋水汪汪（水淹），种一葫芦收一瓢，麦秋过后外逃荒”的惨境。为了维持基本生活，3个村的人民在村北的大片土地上，每年只种一季抗涝的庄稼，但由于水涝严重，种上的庄稼仍然是“春天青，夏天黄，秋天见阎王（淹死）”，好年景，每亩也只收一二百斤。在北园路两侧，土地虽然较为平坦肥沃，但由于低洼，加上传统的耕种方法，每亩地也只能收二三百斤。村北部分土地长期荒芜，直到解放后才逐步开垦，种上粮食作物亩产也只有一百多斤，人民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杨庄村75户，大张庄27户，小张庄17户，共119户，790口人，共有900多亩可耕地。3个村的8户地主和11户富民占有土地575亩，占3个村土地总和的63.9%，占有民房328间，地主、富农平均每户占有土地30.3亩，占有房屋17.3间，每人占有土地3.67亩，是贫雇农每人占有土地的75倍（当时，穷人每人占有4厘9毫土地）。在总人口中，2/3的人口吃不上饭，1/2的人口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或进城沿街叫卖，或外出逃荒谋生，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难生活。
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蒋家王朝，解放了济南，杨庄人民获得了新生。农业生产发生了变化。1949 ～1957年这一时期，杨庄村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通过斗地主，分田地，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粮食亩产由解放前的百十斤，提高到四五百斤。蔬菜亩产也由解放前的三四千斤，提高到五六千斤。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生产热情很高，各项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据1956～1957年统计，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年产粮食高达10多万斤，人民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
1958～1978年，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杨庄大队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阶段。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由于“左”的路线影响，破坏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经济体制和民主办社的方针。起初是大兵团作战，调本大队青壮年劳力参加专业队，在王炉、药山、鹊山、黄台深翻土地，盲目密植，一般田每亩播种100多斤，多的每亩播种200斤，有的连麦种也打不出来，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粮食生产“放卫星”，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粮食几万斤”的浮夸风。1959年11月13日，济南至平阴干渠开工，北园公社男女青壮年劳力先后出工24万人次，杨庄大队无偿投入劳动日1万多个。由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动劳力），再加上“提前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出现了“1958年，吃饭不要钱，吃了几个月，受穷整3年”的后果，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在3年自然灾害时，杨庄大队的生产受到了大的影响，粮菜生产下降，养猪、养鸡和其他牲畜等大幅下降，群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1962～1965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1964年，杨庄大队经过整地改土、推广良种，水稻亩产提高到600斤，蔬菜亩产达到万斤左右，生猪饲养量有了较大发展。据1964年和1965年统计，杨庄生产大队蔬菜亩产超万斤，总产达300～380万斤，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有了好转。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错误路线影响下，生产又一次受到影响。至1978年，偌大的杨庄大队，各业总收入30.7万元，人均收入108元，年向国家贡献税金只有0.6万元，全队固定资产只有5万元。全大队只有少量队办副业和豆制品加工厂、杨庄电镀厂两处队办工业项目。江青反革命集团散布的“发展工副业是资本主义，喂个鸭子，说鸭子吃掉了社会主义”的错误论调，队里粮食单一经营，600余名劳力靠在人均一亩耕地上，结果是“高产穷队”。全大队社员靠单一的农业维持生活，吃穿住全靠农业收入解决。集体经济底子薄，社员是“辛辛苦苦干一天，工值买不到一盒金菊烟”。也有的社员是“起早贪晚干一天，还不如母鸡下个蛋”。社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住的是祖辈留下来的破土房，吃的是野菜拌粗粮，过着“卖了细粮换粗粮”的穷日子。杨庄大队成了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
1978～2004年，改革开放的20多年，是杨庄村突飞猛进大发展的20多年。20多年的发展，是杨庄村由农业向工商企业、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历史性变革。农业生产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由1978年的600亩土地，至1996年减少到不足38亩，1997年，全村无有土地；二是劳力由农业转向二、三产业。1000余名劳力由务农逐步转向务工从商；三是粮食生产逐年减少。至1979年，全大队粮田只有17.3亩，粮食产量只有6059斤，蔬菜产量只有272万斤。由过去的“纯农型”、“农工型”、“工贸农型”，至2000年成为“贸工型”的经济格局。居民需用的粮菜油等生活用品，全部由市场供应。至2001年，杨庄村成为城市街道办事处下辖的一个基层社区居民委员会，99%的经济收入来源于工商企业及租赁业，居民过上了“小康”生活。 第一章 农业体制
第一节 解放前农业体制
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杨庄、张庄一带即有人烟活动，以简陋的原始工具种植作物，维持生活。明代，杨庄、张庄两村村落形成规模。至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在长达20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村里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地主、富农占有大片土地，广大贫下中农人均土地很少，无地农民达半数，他们过着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苦难日子。20世纪40年代，杨庄、大张庄、小张庄3个自然村有119户，790多口人，900多亩可耕地。其中，杨庄村3户地主，7户富农，75口人，占有土地300余亩，分别占全村总户75户的13.3%，占总人数400人的18.8%，占总地数500亩的60%；大张庄村4户地主，4户富农，60口人，占地240亩，分别占全村总户数27户的29.6%，总人数250人的24%，占总地数300亩的80%；小张村1户地主，8口人，占地35亩，分别占全村总户数17户的6%，占总人数140人的6%，占总地数的35%。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共有8户地主，11户富农，共143口人，共占用土地575亩，分别占总户数119户的16%，占总人数790人的18%，占总地数900亩的63.9%。3个村19户地主、富农共占有土地575亩，每户占有30.3亩，每人占有3.67亩。其他少地或无地农民647口人，共100户，占地325亩，平均每户占地3.25亩，每人占有土地0.5亩。
据资料调查，1948年，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14户贫雇农的统计为：14户贫雇农共85口人，住有29间草房，只有4. 19亩土地，平均每人占有房屋0.3间，占有土地0.049亩，即每个贫雇农占有4厘9毫土地。那时，3个村无地户达28户，占总户数的23.5%。在总人口中，1/2的人口吃不上饭，3/4的人口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或进城沿街叫卖，或外出逃荒谋生。在3个自然村119户中，其中进城卖菜为生的达80户，拉套子（俗语叫拉脚）的15户，外出逃荒的2户，冬卖地瓜，夏卖甜瓜、西瓜的5户，贩卖其他的3户。据资料记载：杨庄村80%的人混穷，仅出卖苦力的即有10户，从成丰桥向南拉套子过天桥，拉一次5分钱。贫农王玉英，一家18口人，无地，靠贩卖蔬菜为生，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贫农苗天祥一家3口人，无房、无地，靠当短工或卖菜为生，生活非常困苦。贫农路立吉一家8口人，无地，只有1间小屋，靠外出写写算算挣些钱养家糊口。贫农葛玉生一家5口人，无地，只有2间小草屋，靠拉地排车给人家送稻草，送荷叶，拉炉灰，卖炉灰维持生活。
1946年史料记载：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119户中，其中8户地主靠剥削为生，雇用长工、短工10余人，每户平均雇用1～2人。在少地和无地的近100户群众中，以租种土地、扛长工、打短工、沿街叫卖为生。其中28户无地户谋生以扛长工、打短工、卖青菜、租种土地、在天桥拉套子、逃荒要饭为生。当时流传着“地富吃的鱼和肉，穷人糊粥汤还喝不够”、“地瓜面，地瓜馍，离开地瓜不能活”和“半年糠菜半年粮，卖了细粮换粗粮”的歌谣。
地富剥削穷人的主要手段为：一是出租土地。有固定地租和土劳分成两种形式。分成的比例是对半分，也有地主分六成，佃户分四成，或佃户分六成，地主分四成的；固定地租有现金和实物两种，实物地租，大田区租粮田每亩每年100～150斤小米，稻、藕区，稻田每亩150～200斤大米，藕田300～400斤大米，均占全年亩产量的50%以上。如遇灾年，佃户只得20%左右，甚至所收粮食还不够交地租的。杨庄村贫农李华一家6口人，2个劳力，2间破草房，无地，年年租用地主土地，遇到好年景，每年交租后还能维持生活；如遇旱涝灾害，劳动一年来，不但租子交不上，还要欠地主的债。
据资料统计：杨庄和大小张庄3个自然村119户人家，28户是佃户，这28户佃户只有少量的破旧草房，处于无房、无地，艰难生存的境地。当时曾流传着：“杨庄穷，穷杨庄，一年四季半年糠；大杨庄，穷人窝，十家八户都挨饿”的歌谣。特别是日本侵略军侵占济南时的1942年，搞强化治安运动，实行粮食配给制，半数以上的农民，以吃树叶和野菜度日。二是高利贷。一般为月息3分，高的月息10分，又叫“驴打滚”。在春季断粮季节，借地主粮食翻一番，叫“春借一斗，秋还两斗”。贫农贷地主的钱需要有保人，或用自己仅有的土地文书做抵押，有的先扣下一年的利钱（月息3分，贫农贷10元钱，只给6元4角），借据上还写着“白借无息”。三是雇工。年工资，大田区一般100～400斤粗粮；菜区300～ 400斤大米或小麦、小米。日出而作，日落加班，辛辛苦苦干一年，几百斤粮食还不给全，使广大贫苦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的贫困生活。
第二节 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的农业体制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村的土地改革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至1950年1月，以田明和姜盛福为组长的工作组进村，主要进行四项任务：一是刚刚解放，向群众宣传济南市军管会的通令，宣传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同时，进行《入城守则》、《约法七章》、维护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废除旧政府基层政权，取消保甲制，建立新政权的宣传，安顿民心，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二是调查摸底，了解群众的疾苦，团结贫雇农中坚力量，为正式土改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发动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组织群众完成治黄任务，动员贫雇农出车搞运输，实行生活自救；四是建起农民协会和村公所，杨庄村王洪昌任主任，闫振甲、王洪志任副主任，王洪昌任村长，杨宝林任副村长。张庄村杨连玉任主任，张忠亭任副主任，张家梓任村长，王连昇任副村长。第二阶段是从1950年2月～1950年5月。期间，在土改工作组指导下，农会担负起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村的土改工作。至5月份，根据中央指示，土改工作暂停。第三阶段自1950年12月份开始，市委土改工作组进村，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学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华东局山东分局的有关指示。为加强土改工作组的力量，郊区各区组成土地改革委员会，以区、乡干部为主，组成若干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刘芳、李全斗、王蝶生等为一组，负责3个村的土改工作。工作组进村后，认真贯彻执行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分化地主，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和恶霸地主的阶级路线。为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济南市人民政府组建人民法庭，对破坏土地改革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处。
土地改革工作组经过调查摸底，进行阶级教育，组织农会划分阶级成分，斗争不法地主，没收土地，分配土地，颁发土地证等步骤。在调查摸底进行教育的基础上，3个村健全了农会组织，领导本村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本村部分不法地主进行了种种破坏活动，叫嚣如分他的土地“十年报仇不晚”，以此威胁群众，破坏土改运动。广大贫农在农会的领导下，开展了诉帝国主义的苦，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苦，诉地主恶霸的苦。通过诉苦运动，提高了阶级觉悟，团结了中农，向封建地主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先后召开斗争大会10多次，灭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控诉，在农村法办了部分罪大恶极的不法地主分子，处决了1名民愤极大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在此基础上，根据《土地改革法》的规定，没收、征收土地575余亩，房屋140余间，农具500余件，家具900余件。50户，300口贫雇农分到了土地、房屋、农具、家具和牲畜，于1951年6月颁发土地证。从此，结束了几千年来地主阶级对农民封建统治，广大贫下中农彻底翻了身，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从此，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两首诗反映了翻身后广大贫雇农的喜悦心情：
反奸诉苦分田地
贫下中农展皱眉，今朝做主抖雄威。
条条冤债得清算，土地回归笑语飞。
庆祝土改胜利
伸冤诉苦把田分，歌舞狂欢日月新。
柳暗花明山水秀，天翻地覆四时春。
第三节 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业体制
互助组 解放初，经过土地改革，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人民欢天喜地，在分得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一心一意地抓好农业生产，种好土地，多打粮食。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一家一户办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出现了，需要互帮互助，解决生产中难点问题和面临的实际问题。于是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生产形式相继出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1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村的人民闻风而动，纷纷行动，组织起季节性和长年性的互助组。村干部胡起凤带头行动，以他为组长，组成了一个10多户自愿参加的生产互助组。该组20多口人，20多亩土地，他们同心协力，坚持稻麦两作，种好粮食外，大力发展蔬菜生产，互帮互助，生产搞得热火朝天。每亩粮食作物亩产800多斤，每亩蔬菜产量六七千斤，好的可达万斤，入组成员干劲十足，粮菜生产大发展，生活有了明显提高。王洪昌、王洪滨为组长，组成了由30多户，70多口人，50多亩地的较大互助组，稻麦两作亩产过了千斤，蔬菜亩产过了6000斤，好地块过了万斤。大小张庄也根据群众自愿、干部带头，组成了多个互助组，做到优势互补，互帮互助，人组群众十分高兴，粮菜产量均有提高。
当时，互助组是采取换工形式，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大牲畜、大农具的使用折算成人工，公平合理，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
初级社 1954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当年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成立了4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杨庄村和平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胡起凤
杨庄村光明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王洪昌、王洪滨
张庄村星星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王德琪、张家声
张庄村“五五”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 张玉宝
1954年，3个自然村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8%。初级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收入由社统一分配。土地入股分红，一般为土地分3～4成，劳力分6～7成。劳力分配以10分工作为一个劳动日，每个劳动力的工分由社员民主评定，牲口、大型家具，合作社使用时折算工分参加分配。
高级社 1955年7月，毛泽东主席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人民闻风而动，纷纷要求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12月，由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联合成立了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胡起凤任社长，张洪运任副社长，下设8个生产组，杨庄为4个生产小组，大张庄为3个生产小组，小张庄为1个生产小组。
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不久，根据上级指示扩大了范围：由水屯、边庄、白鹤、杨庄4个大队组成新的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边春才任社长，张国志、胡起凤、王德琪等任副社长。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党总支部委员会，李树成任党总支部书记，胡起凤、张国志、边春才任党总支部副书记。后各大队建立党支部，杨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胡起凤，副书记张洪运，大队长李玉海。
高级农业社取消土地分红，主要生产资料都归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私人的牲口、大型农具折价入社，由社付给价款，收入全部按劳分配。农业社根据规模大小，设若干生产队。劳力统一调配，土地联片集中。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制度，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土地、劳力、牲口、大型农具固定到队。生产队对社员采用评分记工和定额管理（即：1个中等劳力，1天能完成的农活数量和规定的质量为1个工日）两种办法记工。社员积极性很高，生产有较快发展，社员收入增加。据统计，杨庄生产队粮食增产50%；人均收入增收60%。1955年和1956年，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各生产队粮食总产近10万斤，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记录。1955年、1956年成为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最好年份之一。
一首诗反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粮菜大丰收后，农民的喜悦心情：
庆丰收
喜庆丰收醉绿醅，秋高遍野泛金辉。
村村仓满稻粱菽，笑语歌声云外飞。
第四节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体制
1958年1月，撤销郊区建制，隶属于历城县。同年3月，杨庄村隶属于北园大乡。此时并成立北园大社。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由河南省来到山东省，于当日下午由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省市县乡的领导陪同，到北园水屯村视察，察看了水屯村的水稻生产。当时北园乡党总支书记刘传清、乡党总支副书记兼北园农业合作社社长李树成，向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当刘传清向毛主席汇报到北园农民正在办大社时，问到主席：“是叫大社好，还是叫集体农庄好？”毛主席说：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迅速掀起。1958年8月20日，北园由15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了山东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北园人民公社。公社成立不久，掀起深翻土地高潮。9月，北园人民公社调全社青壮年组成专业队，在王炉、药山、鹊山、黄台深翻土地，盲目密植。1959年11月13日，济南至平阴干渠开工，北园人民公社男女青壮年24万人次先后出工，杨庄大队出工日近万个，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全大队出动100多个整壮劳力在济平干渠挖河，一直干到腊月29晚上才回家过年。劳民伤财，为防寒，仅烧掉的苇子即浪费了20万元。人民公社初，贯彻中央关于“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的指示精神，在王炉、泺口、无影山建立小高炉大炼钢铁。杨庄生产队男女出动，付出近万个劳动日。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造成人、财、物力的很大浪费。杨庄整壮劳力在无影山和历城郭店大炼钢铁，青壮年劳力日夜奋战，炼不出铁还要“插白旗”，撤职批判，造成更大的劳民伤财。人民公社建成后，杨庄为北园大队第四生产队。1961年，杨庄生产队由北园大队析出，正式建立杨庄生产大队。此时，杨庄生产大队有耕地600亩。
人民公社初期，政社合一，实行军事化编制，大兵团作战，集中几乎全部劳力抓生产。起初，杨庄生产队为北园人民公社第二营第四连。张洪运任二营营长；李树成任营教导员；杨玉河任四连连长。军事化编制主要抓好五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深翻土地；三是挖掘济平干渠；四是修建卧虎山水库；五是治理黄河。1959年1月撤销营连编制，更名为管理区和大队。杨庄为北园人民公社第二管理区，同年2月，撤管理区后为北园人民公社北园大队第四生产队。1961年建立北园人民公社杨庄大队，大队长张洪运，下设8个生产队。
人民公社初期，实行公社一级核算，统一分配，穷富拉平，大量平调农业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粮食、资金和其他物资。当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一万斤，有的浮夸为亩产几万斤，到处“放卫星”，谎报虚夸数字。集中全公社劳力，实行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提出“深翻一尺半，明年吃白面”的口号，建起了大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调走杨庄生产队500多劳力，上万个劳动日，造成了不少损失。农业丰产没丰收，不少地方大批地瓜收不进来，烂在地里。吃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结果，来年出现了粮荒，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导致三年的自然灾害。1959年，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改公社一级所有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并退赔了部分平调的粮、款、物。同年“反右倾”开始后，又停止了退赔。1961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纠正了建社初期的错误，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经济体制。
杨庄大队干部群众在总结工作时，指出了人民公社初期“左”的路线导致三年灾害。主要原因是：一是丰产没丰收。总结为3分天灾，7分人灾，人为原因导致三年灾害；二是苏联借机要债，中国人民卧薪尝胆，勒紧腰带还债；三是刮“五风”，一平二调三过渡，即平均主义大锅饭，无偿调动劳力，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提前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三是深翻土地，密植小麦，一亩地下种100斤，有的下种200斤，提出亩产10万斤的口号，由于小麦没有合理密植，造成减产；四是大批整壮劳力无偿调出大炼钢铁，一部分劳力在无影山日夜奋战，大炼钢铁；另一部分劳力抽出到历城平陵城去炼钢铁。同时，无偿调动劳力修济平干渠、卧虎山水库、治理黄河等，形成“天兵天将都外出，妻儿老小搞农业”的状况，地没人种了，亩产只二三百斤，上报数字却报成亩产万斤、几万斤；五是计划经济，指令性种植，1959年全部改成菜田。世世代代种大田的农民，一下子全部成了种菜的，实行“粗放型”种植，产量很低，亩产蔬菜只有几千斤，造成了很大损失。“左”的路线，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杨庄村人民缺粮受饿，造成了“1958年，吃饭不要钱，吃了3个月，挨饿整3年”的不正常现象。
第五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体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的中心工作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业问题也开始了新的改革。1979年，北园人民公社进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当时，联四大队和李家桥一队实行以生产小组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称之为“五定”（定菜田面积、定劳动工分、定蔬菜交售任务、定产值、定中型农具和防寒设备使用年限），生产队仍作为核算单位，收入统一分配。1981年后，部分生产队实行以户为单位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按人口或劳力分配，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户只有使用权。生产由承包户自行安排，其产品在完成与国家签订的合同后自行处理。承包户除缴纳农业税、支付水电费和缴纳生产队的提留外，所余部分归自己所有。
1978～1985年，杨庄大队农业体制进行了多次变革：1984年杨庄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到了户。这种一家一户、地块分割、不能使用机器生产的形式经历了多年。随着队办企业的发展，杨庄大队耕地逐年减少，人均几分地，队办企业一个接着一个地大上。这时，出现了“整壮劳力抓工业，妇女劳力抓商业”的状况。当时流传着“天兵天将抓工业，杨门女将抓商业，老弱病残抓农业”的顺口溜。不少农民也存在着“辛辛苦苦去种田，不如工副业赚大钱”的轻农思想。个别干部也存在着“队办企业上想道道，农业生产挂不上号”的思想。当时，务工从商的劳力年工资高，务农劳力收入低，农民不愿去种粮、种菜，出现了部分“撂荒地”。面对这个工农收入的差距，党支部、村委会一班人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从1984年起，采取了以工补农、以工补菜的措施，每年从工副业生产收入拨出8万多元补贴菜农，鼓励菜农种好地，完成蔬菜的上市任务。好的鼓励措施，调动了务农劳力的积极性，使务工、务农劳力的收入，保持悬殊不大的比例，使杨庄村农工商各业保持了齐头并进、快速发展的好局面。
至1995年，杨庄村只有38亩菜田，农业已退居次要位置。村办经济由过去的“农工商型”变为“工商贸型”经济。这时，村办企业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的36处企业，生产门类由过去的农业、工业两大门类，发展为拥有建材、金属制品、配件、化工、锅炉、修理、服务、商业、运输、饮食、装饰、房地产开发等10多个专业生产门类。1995年，全村劳力1248人，从事工业的703人，从事商业的431人，饮食业的114人，全部劳力从事二三产业。1996年，杨庄村基本没有农业。同年，全村只有38亩菜地，产菜40多万斤。1997年，全村共有劳力1235人，从事二三产业生产的1235人，占总劳力的100%。至1998年年底，杨庄村全部劳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这一新的经济结构，对领导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杨庄村领导班子从本村实际出发，本着便于组织管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原则，按专业化管理的要求，杨庄村于1984年建立了农工商经济合作社；1995年建立了济南北洋集团总公司，实行党、政、经三套班子进行专业化领导，实行政企分开，同心协力，分工负责，分别抓好农业、工业、商业，住宅、房地产开发和基础建设。
在二三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杨庄大队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的发展。从1978年以来，杨庄大队对农业进行了3次大的调整；(1) 1983年，按照每个劳力半亩土地的标准，一次性承包给劳力，抓好蔬菜生产；(2) 1984年年初，杨庄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按每口人0.3亩土地的标准分到户，大大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空前大发展；(3) 1994年，杨庄村二三产业大发展，土地锐减，人口大增。为适应人口增、土地减的新形势，杨庄村第三次调整土地，将仅有的40多亩菜田承包给菜农，进行以工副收入补贴菜农，至1996年，全村农业基本消失，经济体制主要转向了二三产业的发展。
第二章 耕地
第一节 土地变迁
解放前，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土地总面积为1320亩。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土地面积970余亩。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有土地700余亩。至1978年，土地面积降为600亩，1980年，全大队可耕地降为493.7亩。 杨庄大队从1970年办第一处队办企业——杨庄豆制品加工厂和杨庄电镀厂起，队办企业迅速发展。至1989年，全村耕地降为94亩；1994年降为46亩；1996年降为38亩；1997年，全村可耕地消失。
第二节 土地去向
杨庄村土地大幅度减少的原因有五：从1970年杨庄大队兴办队办企业——杨庄豆制品加工厂和杨庄电镀厂，至2002年旧村改造结束，在长达32年的发展中，杨庄村土地由解放初的1320余亩，至1997年土地消失，其去向是：
房地产开发及居民住宅区建设用地 1985年以来，杨庄村进行旧村改造和房地产开发，至2002年先后建成高层居民楼及办公楼52座，总建筑面积7.48万平方米；房地产开发建成商品楼42座，总建筑面积13.75万平方米；连同街心公园、街旁绿地及其他空间，共占用土地180余亩，占土地总数的13.6%。
工业区建设用地 杨庄村的工业区位于杨庄北部，西起水屯路，东至东泺河，南起杨庄北路，北至小清河，占地面积300余亩。其中工业园占地100.69亩，北洋仓储区占地106亩，居办企业占地近100亩。占土地总数的22.7%。
商业区建设用地 商业区位于杨庄南部，西起水屯路，东至东泺河，北起杨庄中心路，南跨北园大街两侧，占地面积约124亩，占土地面积的9.4%。
交通道路建设及河流展宽占地 杨庄村道路交通四通八达，大小道路27条，其中主要道路为北园大街、水屯路、杨庄中心路等。杨庄北紧邻小清河，解放后，小清河多次展宽占地，至2004年统计，交通道路建设及河流展宽总共占地147亩余，占土地面积的11.1%。
其他设施建设用地 杨庄村其他设施建设散落在全居不同地点，包括办公楼、宾馆、饭店、学校、幼儿园、金融、工商、税务、治安联防、游乐园等，上述单位总占地150余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1.4%。
人民公社时期无偿调拨和城市建设用地 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土地归公，大队、小队无权占用土地，人民公社无有土地管理制度，长官意志，无偿将本村土地拨人其他村队；其后，城市单位在本村占地建房、建工厂等，上述各项总共占用本村土地419亩，占土地面积总数的31.7%。
杨庄村总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解放前有土地1320余亩，至1996年年底，土地减少到38亩，48年的时间里，土地减少了1282亩。人均占有土地由土改后的1.2亩，至1996年人均占有土地0.022亩，即人均2厘2毫地。1997年全部土地消失。
杨庄村全部土地消失，使该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由农村向城市转变，2001年成为济南市城市街道办事处下辖的一个基层居民委员会；二是1800多口人的吃粮、吃菜等生活用品，由过去的供应城市，倒置为需要市场供应；三是村庄建设由低层向高层发展，居民全部住上6层以上的居民大楼；四是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跨人了山东村级综合经济实力100强单位，被评为区级纳税大户，为国家做出了较大贡献。
第三章 农田基本建设
第一节 整地改土
解放前，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1320余亩土地，80%的土地为高洼不平、芦草丛生的薄地。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人民分得了土地，虽经精心耕作，仍抵御不了自然灾害的侵袭。1956年，在初级社、高级社时期，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开始了大规模的深翻整平土地工程。1956～1958年的3年中，杨庄村先后投工1万多个，对全村900余亩土地进行了整治。特别是1958年人民公社时，提出“左”的口号：“干活干到腊月二十九，年初一吃完饺子就下手”，采取了挖高填洼、截弯取直，把七高八低的耕地，整成可灌可排、成方连片的畦田、菜园和稻池田。在村北的部分土地上，采取了小田变大田、依高矮坡度造田等方式，开垦出新的粮田。1975年5月份，北园人民公社组成1800人的战山河专业队，修建大型农田水利工程，解决菜区和粮田浇灌和排涝问题，并集中治理了多处河道。1976年又参加了改造排水工程。杨庄大队组织精壮劳力，清挖了小清河和其他排水工程，对小清河南岸的低洼地进行了整治，高地种大田，低洼地种水稻，最高年份全大队8个小队共种水稻100余亩，种菜400余亩，养藕140多亩，使杨庄大队的粮、菜、藕、鱼年年取得较好收成。建起了灌溉提水站，开始了机械化提水。人民公社时期，杨庄大队8个生产队均建有提水站，每个生产队都备有几部抽水机，充分利用趵突泉和黑虎泉北流的水源，使杨庄大队的600余亩土地旱能浇、涝能排，实现了旱涝保丰收，建成了稳产高产田。据1964～1974年统计，全大队600亩可耕地实现了机械灌溉或机井抽水机灌溉。至1974年，全大队土地100%的得到及时灌溉。由于农田水利建设的不断改善，粮菜产量不断提高。
据1965年统计，虽然土地降为不足700亩，粮食总产量仍突破8万斤，蔬菜产量350多万斤，水利设施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二节 农田水利
杨庄村南依大明湖，北临小清河，西有西泺河，东依东泺河，水源临近而丰富。但在解放前，村里无钱、无电、无力引水灌溉，因而旱不能浇、涝不能排，粮菜产量很低。1937年7月，一场大雨把杨庄村土地淹没，除村较高地有点收成外，低洼地基本上庄稼颗粒不收，群众生活极度困苦。
世世代代，杨庄村人民用拧辘轳、拉水车、肩挑人抬等原始的劳动方式浇灌庄稼，虽说有滔滔的小清河水，但由于生产工具落后，眼看着大水流去，绝大部分土地受旱，庄稼得不到及时浇灌，产量低而不稳。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
设，组织大小队干部赴大寨大队参观，有的到外省参观，学习外地治山、治水、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全大队打机井8眼，每个生产队均有机井浇灌。队里在途经村内的河渠及塘湾里建起提水站，利用机械化提水灌溉。充分利用丰富的水利资源，使杨庄大队600多亩土地旱能浇、涝能排，实现了旱涝保丰收，建成了稳产高产田。
由于农田水利建设的不断改善，粮菜产量不断提高。据1965年统计，杨庄大队土地降为600多亩，粮食产量仍达到七八万斤，蔬菜产量350多万斤，莲藕种植140余亩，产量10多万斤，水利设施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三节 农用机械
解放前，杨庄村人民世世代代使用木犁耕地，耕地深度一般为15厘米。菜田使用铁铣翻地，藕田、稻田使用铁4齿刨。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农用机械经历了三个阶段： (1)解放后至1958年，收割庄稼主要靠镰割，小推车推，人拉耧播种庄稼，牛拉犁耕地。后来发展到地排车、铁轮车、大胶皮车。据1985年统计：全大队8个生产队，每队均有20多部地排车，全大队共有160多部地排车。(2) 1971年～1978年，杨庄大队除传统的农业工具外，已有手扶拖拉机和12马力的小拖拉机。至1975年，全大队已有12马力的小拖拉机2部，25马力的拖拉机1部，大50拖拉机1部。 (3)1976年后，杨庄大队农用机械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6年，大队增添了“解放牌”汽车1部，1977年增加“蓬莱牌”汽车1部。据1983年年底统计，杨庄大队有打稻机8部，喷雾器30余部。据2004年统计，全居有轿车、面包车、运输车等各类车辆达155部，驾驶员140多名，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机械化队伍，为杨庄居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附：2004年，杨庄社区居委会共有各种汽车155部。其中：大型吊车8部，铲车装载机4部，大型挖掘机4部，小轿车、面包车40部，大小货车99部。
第四节 农田肥料
解放前，杨庄村种地使用猪栏圈肥和粪尿肥，每亩施肥在1000～4000斤不等。村里的地主、富农，在播种时使用大粪干、豆饼、豆子或麻酱，每亩施大粪干200～600斤不等。村里部分户还进城收集垃圾做肥料。据1968年统计，全大队8个小队共有拉粪车80部，成为每天轮流进市里倒垃圾、挖大粪的运输大军。
解放后，党和政府号召大养其猪，养猪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杨庄大队实行大队、生产队、农户三级养猪，猪最高发展到500多头左右，养鸡最高也达万只左右。“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影响，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农户自养，使养殖业大减。大田有机肥料减少，主要依靠国家供应液体化肥——氨水，每亩用量在50～100斤不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碳酸氢氨代替了氨水。1978年后，杨庄大队二三产业迅猛发展，大队采取了“以工补农”的政策，每年拨出一定资金用于农业生产，补贴粮菜农。这时，农业改用尿素、复合肥和部分圈肥。粮田施化肥每年每亩50～100斤左右。
第四章 粮食生产
第一节 粮田面积
解放前，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土地面积1300余亩，1950年土改时期，土地面积为900多亩。1958年人民公社以后，国家占用土地较多，土地变化较大。一是平调出土地400余亩；二是水利工程占用；三是为提高亩产量，把部分低洼薄地划为“辅助田”，也叫“帮忙田”（不计算面积）；四是国家建工厂用地，致使土地面积大幅度减少。1958年，杨庄大队土地由上年的970亩降为700亩，当年减少270亩。至1988年降为94亩。1978 ～ 2004年，杨庄居各项事业大发展，修路架桥，展宽河流，兴建工厂，发展商业、服务业，建立商业公司，建设居民住宅，进行房地产开发，做到“工商建运服”五业齐发展，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事业发展了，土地减少了。1983年，全大队土地面积下降为415亩，1984年下降为361亩，1996年仅有38亩菜地，至1997年，全村耕地消失，全村人民由农业转为二三产业生产。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以种菜为主，粮田面积较少。解放前，3个自然村粮田面积占土地总数的1/3左右。解放初至1958年，粮田面积不足150亩。人民公社后期，粮田面积不足100亩。据1979年杨庄大队8个生产队统计：一队粮田4亩，二队5.3亩，三队3亩，四队4亩，五队无有粮田，六队水稻1亩，七队和八队全部是菜田。全大队粮田面积只有17.3亩，1980年，粮田面积17亩，至1985年，粮田面积基本消失。
第二节 粮食产量
解放前，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的土地大多数掌握在地主、“城户地主”和富农手里，60%的土地被地富占有，30%的土地被城户地主占有放租。绝大多数土地旱不能浇，涝很难排。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他们所种土地绝大部分是低产田，一年打下的粮食，只能维持三四个月的生活，其他靠扛长工、打短工来补充，贫困农民主要靠出卖劳力维持生活。
解放后，杨庄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实行了农业生产合作化，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从解放到1957年的近9年中，土地虽然全部掌握在人民手中，但由于土地多数是涝洼地，粮食生产还是满足不了村民的要求。为了解决村民吃饭问题，村干部带领全村人民采取了三项措施，扩大了粮菜生产。一是深翻整平土地。对全村高洼不平的土地进行了整治，做到宜粮种粮，宜菜种菜，宜藕发展莲藕；二是兴修水利，进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改变了农田的灌溉条件；三是引进良种，提高产量。通过农业的整治，粮菜生产有了提高。全村600亩大田，100多亩左右的土地坚持稻麦两作，亩产千斤，总产10万斤。
1958～1978年的20年间，全大队耕地降为600多亩（1958年为700亩，1979年为502亩）。全大队分8个生产队，单一农业生产。这一时期是党政群全力抓农业的20年。大队对农业生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从资金上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一是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大队成立了农业机械队，已有25马力的拖拉机和50马力拖拉机搞运输。农田灌溉也由过去使用辘轳浇地，改用柴油机、抽水机抽水灌溉。二是改革粮食品种，选用优质水稻种植，坚持稻麦两作。1958年全大队700多亩大田中，稻麦两作100多亩，亩产由过去的二三百斤，提高到千斤左右。1964年，杨庄大队进行水稻试种，至1970年稻改200亩，每亩水稻产量达800 ～ 1000斤，稻麦两作，小麦600斤左右，亩产量1500斤左右。通过“四清”运动，调动了群众大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农业学大寨，群众战天斗地夺高产。至1978年，杨庄大队的8个生产队，每队产粮几千斤，全大队总产不过万斤。1979年，全大队8个生产队粮田面积只有17.3亩，粮食产量只有6059斤。
附
北园大米
据记载，战国时，历城有稻。 （唐）李邕(678～747) 《登历下古城望鹊山湖》诗中有“负郭皆粳稻，安时歌吉祥”之句。 （明）嘉靖《山东通志》载有：“成化癸巳年间（公元1473年）召饥民数万，浚小清河数百里，得湖田数百顷。”北园种稻，上溯2000年，有据可考500余载。北园水稻引市内泉水灌溉，水质优良。当地农民根据水稻喜凉水的特点，巧妙的调整放水渠，使灌溉水形成上进下出地活水，以降低水温，所产米洁白透明，做饭时散发出的香味，可达1000平方米，故有“一家做饭四邻香”之说，吃时甘美可口。（明）刘敕在《历乘》中赞北园大米： “此香炊出玉轻黄。”是说做出的米饭是玉黄色，有清香味。
北园大米，在解放前，价格昂贵。《历城县乡土录》记载：每斗4元上下（每斗20公斤），只供上层人物和年节宴会食用，一般市民很少能吃到北园大米。
第五章 蔬菜生产
第一节 菜田
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的菜田包括水菜田和园田两种。从历史上讲，该村为低洼地，主要种植水稻等耐涝作物，种菜较少。村民只是在有水源的高地上种植少量的萝卜、茄子、豆角、白菜、大葱之类的蔬菜，自种自食，多余的上市出售。
解放后至1958年，杨庄等3个村以粮食和蔬菜生产为主。高级社时，每个队种菜30亩左右，全村总共种菜不足250亩，一是自食，二是上市。村民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豆，有的在院里辟出小地块种些小白菜、吊瓜、茄子之类，自种自食。1959年，上级提出“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进行指令性种植，杨庄大队由粮田区大部分改为菜田区，种植蔬菜300余亩。杨庄大队社员改为菜农，以菜代粮、代油，根据上交蔬菜任务，发给菜农口粮和食油。至1962年减少蔬菜种植面积。减少的原因：一是由于1958年盲目跃进，盲目种植，造成生活困难。为战胜三年自然灾害，上级指出“保粮保钢”，把粮食生产放在主要位置上；二是缺乏种菜技术，产量低而不稳。杨庄村人民世世代代以种粮为主，无有种菜经验，指令性种菜，大面积菜田产量很低，亩产1000～3000斤，不如种粮食应手。为此，从1962年减少了种菜，增加了粮食生产。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杨庄加大了蔬菜种植。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杨庄村以种菜为主，粮食生产为辅。1974年至1980年，每年蔬菜产量在260～330万斤，成为蔬菜产量最高的年份。进入1997年，城市建设速度加快，二三产业发展迅速，菜田面积大减，蔬菜种植消失。据1996年统计，全村蔬菜种植只有38亩，单产1万多斤，总产40万斤。1997年，全村基本无有蔬菜种植，吃菜靠市场供应。
第二节 品种与产量
杨庄大队大面积种菜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主要品种为小白菜、油菜、苔菜、芹菜、黄瓜、芸豆、萝卜、茄子、大蒜、西红柿、韭菜等。一般，每亩每年种2季半或3季。一是速成菜。春天的小白菜、苔菜、芹菜、早黄瓜、辣椒、柿子等。二是夏菜。大批的茄子、黄瓜、西红柿、辣椒、芸豆等。三是秋菜。秋黄瓜、芹菜、莴苣、架芸豆等。冬天，蔬菜生产有保护栽培，用秫秸、竹竿、后背草苫子，形成挡风设备。前边阳畦设有玻璃、苇毛；后面为塑料薄膜，上覆苇毛。全大队保护栽培约100余亩，种有芹菜、韭菜、青蒜、苔菜、芽子、菜花等。冬玻璃阳畦，一亩地20个畦，割3茬韭菜。每个畦第一茬韭菜割60斤左右，第二茬200斤，第三茬50斤，三茬300斤左右，亩产韭菜6000余斤。如种其他菜，亩产可达万斤，莲藕产量较低。20世纪70年代，一般每亩产藕1000斤左右，到80年代初，有的亩产达1500斤，最高亩产可达2000斤。杨庄大队以种“天津绿”大白菜有名，每亩产1万多斤，每亩芹菜产12000多斤，全大队种菜300多亩，70年代总产达300多万斤。为提高蔬菜产量，各小队从外村请来蔬菜技术员做指导，不但提高了产量，蔬菜品种增多，质量提高，成为济南市重点蔬菜区之一。
莲藕 杨庄大队北有小清河，南依大明湖，水源丰富，水湾较多，历史上就有养藕的传统，但数量较少，以自食为主，余者上市。进入20世纪70年代，除保持原有的莲藕生产外，新挖鱼池200余亩，有的进行鱼藕间作。藕田150余亩，亩产1000～1500斤，高的可达2000斤。
杨庄大队在蔬菜生产中，以“北园莲藕”和“北园红心萝卜”有名。其中，“北园莲藕”被誉为“北园三鲜”之王，文人曾留诗为赞：
北园莲藕
花下可寻根底踪，碧钱出水俏玲珑。
污泥不染本来面，藕断丝连无限情。
北园红心萝卜
小巧玲珑性淑贤，心红外秀万家欢。
为君情愿将身碎，冬去春来年复年。
第三节 北园地区名优菜
名优菜“大卧龙”莲藕 大卧龙莲藕又名大疙瘩、大红刺。当地品种宜深水栽培，花白色，叶高大，藕在土内深约30 ～40厘米，藕身除后把外，各节均为长圆筒形，每藕重约1.5公斤左右，一般有3～5节，多者可达6节。大卧龙莲藕品质脆嫩，8、9月生食，其味似荏梨，无论生食、炒食均清脆可口，糖拌鲜藕头是济南名菜之一，故为本市人民仲秋、国庆、新年、春节四大节日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高唐一带棉农春节吃不上北园莲藕视之为一大损失，济南酱菜业用大卧龙制作的水晶藕，是酱菜中珍品。
黄苗芹菜 北园芹菜与西郊盖韭、唐王白菜并称为济南蔬菜中的三美，北园栽培芹菜已有600年历史，史料记载，原来的芹菜有水芹、陆芹之分，又有赤芹、白芹之别，由于芹菜品质脆嫩，可炒食、生拌、腌食、馅食，很久以来，就是本市人民喜食的主要蔬菜之一。解放后人民生活提高，对蔬菜的需求量增加，北园芹菜种植面积，从1958年的458亩，至1976年增至3021亩，增长了6.6倍。1978年后，菜田面积虽然大大减少，但芹菜面积仍在千亩以上，占本镇蔬菜播种面积的首位。至2001年，北园地区大部建成楼房，菜田面积很少，蔬菜种植向黄河北迁移，称为“蔬菜北移”。
北园在20世纪30年代栽种的主要品种是黄秸子，茎黄色、空心、生长快，纤维多；30年代由桓台引进实秸子，叶子大、叶茎扁圆，实心，纤维少，但生长慢；1967年后由天津白庙引进黄苗芹菜，经过多年选留，形成北园黄苗，叶片黄绿，叶柄淡绿，半空心，品质细脆，香味浓厚，为本市四郊栽培的主要品种。
青圆脆萝卜 青圆脆萝卜是由圆圆青萝卜和天津绿萝卜自然杂交，经沃广兴从1938～1940年3年精心选育而成，它具有两者的优点。青圆脆外皮深绿，肉色淡绿，生长势强，抗病毒，耐贮存，产量高，一般亩产3000～4000公斤，高产可达5000公斤以上。品质脆，生食有甜味，也可炒食和腌食，为北园栽培的主要品种，是本市萝卜最佳品种，培苔菜芽 苔菜是山东特殊的产品，北园的培苔菜芽是济南独有品种。苔菜经过保护地软化栽培取其嫩芽，供应冬春市场之需要，用作溜肉片、炒猪肝等别具风味，为冬春市场之珍品。培苔菜芽是将秋播的苔菜苗，小雪前移栽于阳畦，每半分地约用菜苗500公斤，经过软化摘掉老梗，取其新生的淡绿色新芽供应市场。
铃铛皮辣椒 1920年前，铃铛皮辣椒是北园独有的品种。此品种系西沃庄李姓菜农从泰安地区引进，在长期栽培中，经过多次选留形成了大铃铛皮、小铃铛皮两个品种。铃铛皮辣椒，生长势强，结果早，耐寒性和抗病毒性强，果实绿色，表皮稍皱，果实似灯笼，味辛辣，深受市民欢迎。小铃铛皮结果最早，苗高10厘米左右，长至6～7片叶就结果，是早熟栽培的优良品种，深受群众的欢迎。
一串铃冬瓜 一串铃冬瓜又名京科瓜，一窝蜂。20世纪30年代黄桥村郑姓菜农从北京引来时，在济南市北园独有品种，以主蔓结瓜为主，生至6～7片叶开始生雌花，以后每片叶都有瓜，瓜形扁圆，皮色深绿，果柄粗短，腊粉刺毛多。一串铃冬瓜，肉厚瓤小，品质好，果实可多次采收。当地栽培5月下旬就可采收。一串铃冬瓜去皮去瓤，装上馅，蒸熟后是宴会上的名菜佳肴。
抗热小白菜 抗热小白菜是1962年黄桥大队社员自北京引入，经过20多年的栽培选育，已经全适应了济南的水土气候和栽培条件，抗热小白菜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生长快，品质好，夏季播种28天即可采收。它组织柔嫩，中筋甚少，无论炒食、做汤，都味道鲜美，深受消费者欢迎。抗热小白菜已普及到近郊各乡镇种植，是8、9月淡季的理想品种。
面白菜花 面白菜是一种不结球的小白菜，当地栽培有300多年的历史，叶色淡绿，叶柄白绿，株高30～40厘米。东西郊多在立秋播种，小雪采收后晒干，留做冬春食用。独有北园白露播种，扎风障保护过冬，雨水后抽苔开花，在花蕾半开时，带叶剪下，长20厘米捆成小把，在市场出售，叫菜花。20世纪20年代前为宴会上的名贵汤菜。40年代后花椰菜日益增多，市场销售减少，50年代后已无种植。
二线黄瓜 二线黄瓜当地品种。中晚熟，4月中旬播种，7月中旬拔秧，生至5～6片叶着瓜。瓜条淡黄色，香味浓，肉厚种少，无论生拌、炒食都清香可口，是济南黄瓜的佳品。自1960年“津研”号黄瓜传人济南后，已很少种植。
蒜黄 蒜黄在1958年前是北园名优菜之一。蒜黄一年四季都能栽培，为了供应春节和早春，菜农多于11月份栽培。栽培蒜黄用半地下式高1.2～1.5米的地窖，上面盖上马粪或稻糠、麦糠保暖，栽后20天即可收割，一般割2次，多者3次。每50公斤蒜种，可出蒜黄80～90公斤。蒜黄以金黄色的外形和特有的香味受到消费者的欢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除供应本市外，还销往青岛、烟台、平津和东北各地。1958年后，栽培减少，1983年后又恢复。
茭白 茭白在北园栽培历史悠久，20世纪50年代前，栽培面积在1000亩左右，多栽植深水藕池的四周和小河两岸，也有少数与深水藕间作或轮作的。茭白是一种珍贵的水生蔬菜，可煮食、炒食或做汤菜，质地柔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深受市民欢迎的蔬菜。种植茭白采用无性分株繁殖法，4月下旬至5月中旬栽植，9月下旬早熟品种即可采收，10月下旬采收晚熟品种，经过水内贮存，可供应到春节。60年代后，栽培面积减少，1980年后有发展，1986年后消失。
第六章 养殖业
第一节 畜禽饲养
解放前，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村畜禽饲养数量很少，只有富户人家养猪、养鸭、养鹅，穷人无有饲养业。在农户中，家家养几只鸡，有的饲养鸭子，数量都很少。
解放后至1957年，翻身后的农民，为种好自己的土地，积极饲养猪、羊、鸡、鸭、鹅。全村户家养猪不过300头，每户养鸡、鸭、鹅数量为几只或10多只。这一时期，人们的饲养观念是：种点粮菜混饱肚，喂头肥猪吃点油，养头猪羊添衣裤，养只母鸡酱油醋。过着玩龙玩虎，不如玩土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1958～1978年，在长达20年人民公社期间，畜禽饲养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阶段。1958年大刮平调风，把全社的生猪集中到车北、水屯、东关3处养猪场集中饲养。1959年生猪数量由1958年的300余头，下降到100多头。1960年后，国家、公社、大队对养猪采取了鼓励措施，纠正了平调风。实行粮区留饲料地，菜区采用平价供应部分饲料，向国家交猪奖励粮食，交猪粪，采取记工分、参加统一分配和以质论价兑现款等办法，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杨庄大队下设8个生产队，采取了三级养猪的办法养猪，一是大队养猪，大队办了养猪场，养猪100余头，并建有饲料加工厂，设有粉碎机粉碎饲料。二是各生产队养猪，数量不等。生产队利用菜下脚料和外出拉酒渣做猪饲料，队里修猪圈，每个小队养猪40～50头，8个小队养猪近400头。三是户户养猪，一般养3～4头，多的5～6头。20世纪70年代初，杨庄大队养猪最高达千余头。据1969年统计，杨庄大队集体养猪100头，个体养猪450头，共养猪近550头。1971年，大小队养猪100头，户家养猪500余头，全大队养猪600余头。70年代，北园人民
公社组织各大队生产队长外地参观，学习外地经验，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
养鸡 杨庄村饲养鸡鸭鹅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期，村户即有饲养鸡鸭的习惯，直到解放前，村户饲养数量很少。人们的传统习惯是：养只猪羊添衣裤，养只母鸡酱油醋。家里喂上几只母鸡下了蛋，富人家自食；穷人家里攒上十个八个，有的到集市上变卖，有的以物换物，10个鸡蛋换1斤盐，有的换油、醋等，有的省吃俭用，把积存的鸡蛋馈赠亲友、伺候病人或产妇。
解放后，杨庄村虽家家饲养鸡鸭鹅，但观念依旧，数量依然很少。据1966～1971年共6年的统计：1966年饲养520只，1967年580只，1968年610只，1969年700只，1970年过了千只，1971年2000只。 杨庄村家禽饲养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大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是从发展商品经济开始的。当时提出：农村要想富，饲养鸡鸭兔。杨庄村掀起了一个养鸡热潮。村干部带领村民走出去学，请进来教，学习“养鸡村”北闸子村养鸡的先进经验，户户养鸡，但由于防疫跟不上，鸡越养越少。为了改变不兴旺的养鸡业，在村里又建起“示范户”，最高年份养鸡突破1500只。进入80年代中期，杨庄村土地减少，二三产业大发展，90%的劳力转入二三产业，养鸡事业停止。
第二节 防疫
解放前，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无有防疫工作，畜禽遇有传染病，眼睁睁地看着死亡。特别是鸡瘟，全村大小鸡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个精光，群众把这种疫病称为“传鸡”，即一家的鸡得了这种病，迅速蔓延全村。对这种危害极大的疾病，群众一直存有恐惧心理。
解放后，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防疫工作，一是发动搞好卫生，减少疾病传染；二是逐步建立防疫组织，进行防疫工作。但当时由于卫生事业刚刚起步，防疫技术和防疫药品都比较落后，遇有疫病传染，大批的家禽死亡，特别是“传鸡”死亡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杨庄村防疫工作大见成效是从1958年以后开始的。这一时期畜禽防疫工作是社队结合，以队为主做好这一工作的。畜禽常发病有：猪瘟、猪丹毒；鸡新城疫、鸡白痢、马立克等。防疫队伍，以公社兽疫站为主，负责大牲畜和猪、羊的疫病防治；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设防疫组，负责养鸡防疫。大队设专职防疫员，具体抓好本队的防疫工作。公社兽疫站定期发药，防疫员负责注射，做到以防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杨庄村畜禽饲养业有了大的发展，畜禽的防疫工作做到了网络化、现代化，疫病以防为主，以治疗为辅，使各种疫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出现了畜禽发展兴旺时期。至1997年，杨庄村无有耕地，劳力全部转入二三产业，防疫工作停止。
第三节 水产养殖
杨庄村的养渔业在养殖业中占有很小比例。解放前，一家一户在水湾、水沟放养一些草鱼、鲢鱼、鲤鱼等，自养自食。养鱼较多的户，利用传统节日，捞鱼到市场上出售，但数量较少。解放后，村民多在深水藕池养鱼，仍是自养自食。人民公社时，杨庄大队有养鱼水面100多亩，每亩产鱼几百斤不等，渔业收入很少。20世纪70年代，提倡挖藕池，杨庄大队在200多亩浅水面进行藕鱼间养，鱼变卖后，作为小队收入。至1993年，杨庄村有水面不足80亩，藕鱼间养，产量较低。每年收获后，采取卖点、送点、户家分点，一般不计入收入。至1996年，土地减少，大面积占用，无有养渔业。
杨庄村在水面里饲养鱼种类繁多，有黄河鲤鱼、鲢鱼、鲫鱼、草鱼等。特别是黄河鲤鱼受到人们的青睐，被誉为“北园三鲜”之一。诗人曾留诗赞：
红鳍金脊映斜阳，戏流黄河日月长。
来去悠游千万里，龙门不跳佐琼觞。
在杨庄村几十个大小饭店中，“糖醋鲤鱼”成为招待国内外宾客的一道名菜。
附
黄河鲤鱼甲天下
鲤鱼，是我国淡水鱼中的佼佼者，而其中又以黄河鲤鱼为最佳。鲤鱼之得名，据说因“鳞有十字纹理，故名鲤”（《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鲤鱼就有“诸鱼之长”、“鲤为鱼王”、“圣子”等美称。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鲤鱼就被当做贵重的馈赠礼品。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得子，鲁昭公送鲤鱼作为贺礼。因此，孔子为其子取名日孔鲤。在相传为孔子纂集的《诗经》中，已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鲤”的诗句，而古籍中的“河”，就是专指黄河的。汉代也有不少诗文提到鲤鱼，例如“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羽林郎》）就是将鲤鱼作为美肴来称颂的。
到了唐代，鲤鱼的身价倍增，高到了不准食用买卖的地步。因为“鲤”与“李”谐音，所以，鲤鱼也就随着李唐王朝飞黄腾达了一个朝代。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就有如下记载：“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山东孔府历史上也有不吃鲤鱼的禁忌，历为孔府第二代祖先就名鲤。不过他的后代也想吃鲤鱼，便起个特异的菜名，名“怀抱鲤”（此菜如今可在济南《孔膳堂》吃到）。或者干脆鲤鱼改名叫“红鱼”。
鲤鱼鲜嫩肥美，营养丰富。《食疗本草》： “将鲤鱼煮汤食，最有补益而利水。”《枣林杂俎》称：“黄河之鲤，肥美甲天下。”所以在沿黄地区到处都有烹烧鲤鱼的餐馆。济南地处黄河南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沿黄大城市，因此，烹烧鲤鱼而终至形成独特的地方风味，是很自然的。
济南名菜“糖醋黄河鲤鱼”，历来都被尊为山东名菜之首，其地位之高，由此可知。另外，用鲤鱼烹制的肴菜还有“棒子鱼”、“瓦块鱼”、“红烧鱼”、“干烧鱼”等，不过都没有糖醋黄河鲤鱼那么大的名气。
济南的汇泉楼饭庄，原先曾设在西门外的江家池畔，是以烹制鱼菜著名的餐馆。相传唐代开国名将秦琼最初就居住在此地。汇泉楼设在池水之上，池中专养鲤鱼，一来可供顾客观赏，二来可以活鱼供客。从池中捕来活鲤鱼，当面摔死再去烹烧。正如《清稗类钞》所说： “酒肆烹鲜，先以生者示客，即掷毙之，以示不窃更。”糖醋黄河鲤鱼就是该店的拿手菜。
糖醋鲤鱼的制法是：把活鱼开腹去脏刮鳞洗净，留须、尾、鳍，在鱼身划百叶花刀。撒盐稍腌，再将鱼身挂满蛋糊，放入热油中炸透，炸时提尾下头并将尾弯起，炸成后使尾弯曲翘起，放盘中，趁热浇上糖醋汁。糖醋汁是由烹醋、熬糖、加清汤、提薄芡诸道工序烧成的。因为鱼刚炸成烧汁后，受激吱啦作响，端鱼上桌，即有似跃起的活鱼造型，又有浇汁的声响，增加了宴饮情趣，颇受顾客欢迎。如今济南各大宾馆、餐馆都有此菜。
第七章 林果业
第一节 林业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造林历史悠久。早在明朝时期，村北小清河两岸布满了各种树木，上百年的参天杨柳树上千株。这些珍稀的林木，遭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多次砍伐破坏，所有参天大树均砍伐殆尽。
解放前，在杨庄村有一处6亩余地的片林，植有杨柳树近千株，树粗在30～40厘米不等。该林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砍伐后，早已消失。
解放后，党和国家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开展了群众性的植树活动。主要是四旁植树，即户、村、路、沟旁植树，人民公社20年的时间内，强调“以粮为纲”，杨庄村以粮菜生产为主，林业生产不多，主要植柳树、杨树等，往往重栽轻管，成活率较低。
进入20世纪90年代，杨庄村随着旧村改造和小清河展宽，绿化工作步人了经常化、正规化、规范化。对全村多条路旁、街旁、沟旁、河旁及厂区进行了植树，各种树木8万余株，花草树木上百种。至2002年旧村改造后，杨庄在社区内建起了绿地，先后栽植冬青5000株，灌木4万多棵，乔本植物4000棵。小清河展宽后，在小清河南岸栽植杨树500棵，形成了一个沿河绿化带。
第二节 果业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果树栽植比较少，自栽自食。不少户家在庭院里栽植桃树、杏树、石榴树，也有的栽植苹果树和枣树，数量较少。
解放后，从1950年起，村民在地头、地边有的栽植柿子树和石榴树。1985年以来，村办企业大发展，旧村改造和房地产开发，村民逐步住上了高六层的居民大楼，土地减少，无有空间，各种果树种植消失。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四面洼地、四面水的黑土地上。在这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北靠小清河，西有西泺河，东连东泺河，南与大明湖只有一箭之遥，济南市的客水从这里经过，地势低洼多坑塘，水源充沛，土壤肥沃，大片土地适宜种植水稻和莲藕，适宜发展水产养殖。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已有人类居住，历史上的齐晋之争“鞍之战”即发生在村北。先人在此种植水稻、小麦和蔬菜等作物；三国时出现了藕池；明清两代，蔬菜、莲藕、大米、黄河鲤鱼已久负盛名；此时，杨庄、张庄已形成村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旧的生产关系和反动统治，3个自然村虽有丰富的土地、水利、人力资源，但得不到充分开发和利用。直到20世纪40年代，3个村3/4的土地一直是“贫瘠的黑土地，夏秋水汪汪（水淹），种一葫芦收一瓢，麦秋过后外逃荒”的惨境。为了维持基本生活，3个村的人民在村北的大片土地上，每年只种一季抗涝的庄稼，但由于水涝严重，种上的庄稼仍然是“春天青，夏天黄，秋天见阎王（淹死）”，好年景，每亩也只收一二百斤。在北园路两侧，土地虽然较为平坦肥沃，但由于低洼，加上传统的耕种方法，每亩地也只能收二三百斤。村北部分土地长期荒芜，直到解放后才逐步开垦，种上粮食作物亩产也只有一百多斤，人民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杨庄村75户，大张庄27户，小张庄17户，共119户，790口人，共有900多亩可耕地。3个村的8户地主和11户富民占有土地575亩，占3个村土地总和的63.9%，占有民房328间，地主、富农平均每户占有土地30.3亩，占有房屋17.3间，每人占有土地3.67亩，是贫雇农每人占有土地的75倍（当时，穷人每人占有4厘9毫土地）。在总人口中，2/3的人口吃不上饭，1/2的人口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或进城沿街叫卖，或外出逃荒谋生，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难生活。
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蒋家王朝，解放了济南，杨庄人民获得了新生。农业生产发生了变化。1949 ～1957年这一时期，杨庄村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通过斗地主，分田地，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粮食亩产由解放前的百十斤，提高到四五百斤。蔬菜亩产也由解放前的三四千斤，提高到五六千斤。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生产热情很高，各项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据1956～1957年统计，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年产粮食高达10多万斤，人民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
1958～1978年，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杨庄大队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阶段。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由于“左”的路线影响，破坏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经济体制和民主办社的方针。起初是大兵团作战，调本大队青壮年劳力参加专业队，在王炉、药山、鹊山、黄台深翻土地，盲目密植，一般田每亩播种100多斤，多的每亩播种200斤，有的连麦种也打不出来，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粮食生产“放卫星”，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粮食几万斤”的浮夸风。1959年11月13日，济南至平阴干渠开工，北园公社男女青壮年劳力先后出工24万人次，杨庄大队无偿投入劳动日1万多个。由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动劳力），再加上“提前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出现了“1958年，吃饭不要钱，吃了几个月，受穷整3年”的后果，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在3年自然灾害时，杨庄大队的生产受到了大的影响，粮菜生产下降，养猪、养鸡和其他牲畜等大幅下降，群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1962～1965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1964年，杨庄大队经过整地改土、推广良种，水稻亩产提高到600斤，蔬菜亩产达到万斤左右，生猪饲养量有了较大发展。据1964年和1965年统计，杨庄生产大队蔬菜亩产超万斤，总产达300～380万斤，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有了好转。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错误路线影响下，生产又一次受到影响。至1978年，偌大的杨庄大队，各业总收入30.7万元，人均收入108元，年向国家贡献税金只有0.6万元，全队固定资产只有5万元。全大队只有少量队办副业和豆制品加工厂、杨庄电镀厂两处队办工业项目。江青反革命集团散布的“发展工副业是资本主义，喂个鸭子，说鸭子吃掉了社会主义”的错误论调，队里粮食单一经营，600余名劳力靠在人均一亩耕地上，结果是“高产穷队”。全大队社员靠单一的农业维持生活，吃穿住全靠农业收入解决。集体经济底子薄，社员是“辛辛苦苦干一天，工值买不到一盒金菊烟”。也有的社员是“起早贪晚干一天，还不如母鸡下个蛋”。社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住的是祖辈留下来的破土房，吃的是野菜拌粗粮，过着“卖了细粮换粗粮”的穷日子。杨庄大队成了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
1978～2004年，改革开放的20多年，是杨庄村突飞猛进大发展的20多年。20多年的发展，是杨庄村由农业向工商企业、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历史性变革。农业生产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由1978年的600亩土地，至1996年减少到不足38亩，1997年，全村无有土地；二是劳力由农业转向二、三产业。1000余名劳力由务农逐步转向务工从商；三是粮食生产逐年减少。至1979年，全大队粮田只有17.3亩，粮食产量只有6059斤，蔬菜产量只有272万斤。由过去的“纯农型”、“农工型”、“工贸农型”，至2000年成为“贸工型”的经济格局。居民需用的粮菜油等生活用品，全部由市场供应。至2001年，杨庄村成为城市街道办事处下辖的一个基层社区居民委员会，99%的经济收入来源于工商企业及租赁业，居民过上了“小康”生活。 第一章 农业体制
第一节 解放前农业体制
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杨庄、张庄一带即有人烟活动，以简陋的原始工具种植作物，维持生活。明代，杨庄、张庄两村村落形成规模。至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在长达20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村里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地主、富农占有大片土地，广大贫下中农人均土地很少，无地农民达半数，他们过着吃了上顿无下顿的苦难日子。20世纪40年代，杨庄、大张庄、小张庄3个自然村有119户，790多口人，900多亩可耕地。其中，杨庄村3户地主，7户富农，75口人，占有土地300余亩，分别占全村总户75户的13.3%，占总人数400人的18.8%，占总地数500亩的60%；大张庄村4户地主，4户富农，60口人，占地240亩，分别占全村总户数27户的29.6%，总人数250人的24%，占总地数300亩的80%；小张村1户地主，8口人，占地35亩，分别占全村总户数17户的6%，占总人数140人的6%，占总地数的35%。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共有8户地主，11户富农，共143口人，共占用土地575亩，分别占总户数119户的16%，占总人数790人的18%，占总地数900亩的63.9%。3个村19户地主、富农共占有土地575亩，每户占有30.3亩，每人占有3.67亩。其他少地或无地农民647口人，共100户，占地325亩，平均每户占地3.25亩，每人占有土地0.5亩。
据资料调查，1948年，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14户贫雇农的统计为：14户贫雇农共85口人，住有29间草房，只有4. 19亩土地，平均每人占有房屋0.3间，占有土地0.049亩，即每个贫雇农占有4厘9毫土地。那时，3个村无地户达28户，占总户数的23.5%。在总人口中，1/2的人口吃不上饭，3/4的人口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或进城沿街叫卖，或外出逃荒谋生。在3个自然村119户中，其中进城卖菜为生的达80户，拉套子（俗语叫拉脚）的15户，外出逃荒的2户，冬卖地瓜，夏卖甜瓜、西瓜的5户，贩卖其他的3户。据资料记载：杨庄村80%的人混穷，仅出卖苦力的即有10户，从成丰桥向南拉套子过天桥，拉一次5分钱。贫农王玉英，一家18口人，无地，靠贩卖蔬菜为生，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贫农苗天祥一家3口人，无房、无地，靠当短工或卖菜为生，生活非常困苦。贫农路立吉一家8口人，无地，只有1间小屋，靠外出写写算算挣些钱养家糊口。贫农葛玉生一家5口人，无地，只有2间小草屋，靠拉地排车给人家送稻草，送荷叶，拉炉灰，卖炉灰维持生活。
1946年史料记载：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119户中，其中8户地主靠剥削为生，雇用长工、短工10余人，每户平均雇用1～2人。在少地和无地的近100户群众中，以租种土地、扛长工、打短工、沿街叫卖为生。其中28户无地户谋生以扛长工、打短工、卖青菜、租种土地、在天桥拉套子、逃荒要饭为生。当时流传着“地富吃的鱼和肉，穷人糊粥汤还喝不够”、“地瓜面，地瓜馍，离开地瓜不能活”和“半年糠菜半年粮，卖了细粮换粗粮”的歌谣。
地富剥削穷人的主要手段为：一是出租土地。有固定地租和土劳分成两种形式。分成的比例是对半分，也有地主分六成，佃户分四成，或佃户分六成，地主分四成的；固定地租有现金和实物两种，实物地租，大田区租粮田每亩每年100～150斤小米，稻、藕区，稻田每亩150～200斤大米，藕田300～400斤大米，均占全年亩产量的50%以上。如遇灾年，佃户只得20%左右，甚至所收粮食还不够交地租的。杨庄村贫农李华一家6口人，2个劳力，2间破草房，无地，年年租用地主土地，遇到好年景，每年交租后还能维持生活；如遇旱涝灾害，劳动一年来，不但租子交不上，还要欠地主的债。
据资料统计：杨庄和大小张庄3个自然村119户人家，28户是佃户，这28户佃户只有少量的破旧草房，处于无房、无地，艰难生存的境地。当时曾流传着：“杨庄穷，穷杨庄，一年四季半年糠；大杨庄，穷人窝，十家八户都挨饿”的歌谣。特别是日本侵略军侵占济南时的1942年，搞强化治安运动，实行粮食配给制，半数以上的农民，以吃树叶和野菜度日。二是高利贷。一般为月息3分，高的月息10分，又叫“驴打滚”。在春季断粮季节，借地主粮食翻一番，叫“春借一斗，秋还两斗”。贫农贷地主的钱需要有保人，或用自己仅有的土地文书做抵押，有的先扣下一年的利钱（月息3分，贫农贷10元钱，只给6元4角），借据上还写着“白借无息”。三是雇工。年工资，大田区一般100～400斤粗粮；菜区300～ 400斤大米或小麦、小米。日出而作，日落加班，辛辛苦苦干一年，几百斤粮食还不给全，使广大贫苦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肚的贫困生活。
第二节 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的农业体制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村的土地改革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至1950年1月，以田明和姜盛福为组长的工作组进村，主要进行四项任务：一是刚刚解放，向群众宣传济南市军管会的通令，宣传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同时，进行《入城守则》、《约法七章》、维护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废除旧政府基层政权，取消保甲制，建立新政权的宣传，安顿民心，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二是调查摸底，了解群众的疾苦，团结贫雇农中坚力量，为正式土改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发动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组织群众完成治黄任务，动员贫雇农出车搞运输，实行生活自救；四是建起农民协会和村公所，杨庄村王洪昌任主任，闫振甲、王洪志任副主任，王洪昌任村长，杨宝林任副村长。张庄村杨连玉任主任，张忠亭任副主任，张家梓任村长，王连昇任副村长。第二阶段是从1950年2月～1950年5月。期间，在土改工作组指导下，农会担负起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村的土改工作。至5月份，根据中央指示，土改工作暂停。第三阶段自1950年12月份开始，市委土改工作组进村，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学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华东局山东分局的有关指示。为加强土改工作组的力量，郊区各区组成土地改革委员会，以区、乡干部为主，组成若干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刘芳、李全斗、王蝶生等为一组，负责3个村的土改工作。工作组进村后，认真贯彻执行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分化地主，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和恶霸地主的阶级路线。为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济南市人民政府组建人民法庭，对破坏土地改革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处。
土地改革工作组经过调查摸底，进行阶级教育，组织农会划分阶级成分，斗争不法地主，没收土地，分配土地，颁发土地证等步骤。在调查摸底进行教育的基础上，3个村健全了农会组织，领导本村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本村部分不法地主进行了种种破坏活动，叫嚣如分他的土地“十年报仇不晚”，以此威胁群众，破坏土改运动。广大贫农在农会的领导下，开展了诉帝国主义的苦，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苦，诉地主恶霸的苦。通过诉苦运动，提高了阶级觉悟，团结了中农，向封建地主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先后召开斗争大会10多次，灭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控诉，在农村法办了部分罪大恶极的不法地主分子，处决了1名民愤极大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在此基础上，根据《土地改革法》的规定，没收、征收土地575余亩，房屋140余间，农具500余件，家具900余件。50户，300口贫雇农分到了土地、房屋、农具、家具和牲畜，于1951年6月颁发土地证。从此，结束了几千年来地主阶级对农民封建统治，广大贫下中农彻底翻了身，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从此，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两首诗反映了翻身后广大贫雇农的喜悦心情：
反奸诉苦分田地
贫下中农展皱眉，今朝做主抖雄威。
条条冤债得清算，土地回归笑语飞。
庆祝土改胜利
伸冤诉苦把田分，歌舞狂欢日月新。
柳暗花明山水秀，天翻地覆四时春。
第三节 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业体制
互助组 解放初，经过土地改革，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人民欢天喜地，在分得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一心一意地抓好农业生产，种好土地，多打粮食。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一家一户办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出现了，需要互帮互助，解决生产中难点问题和面临的实际问题。于是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生产形式相继出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1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村的人民闻风而动，纷纷行动，组织起季节性和长年性的互助组。村干部胡起凤带头行动，以他为组长，组成了一个10多户自愿参加的生产互助组。该组20多口人，20多亩土地，他们同心协力，坚持稻麦两作，种好粮食外，大力发展蔬菜生产，互帮互助，生产搞得热火朝天。每亩粮食作物亩产800多斤，每亩蔬菜产量六七千斤，好的可达万斤，入组成员干劲十足，粮菜生产大发展，生活有了明显提高。王洪昌、王洪滨为组长，组成了由30多户，70多口人，50多亩地的较大互助组，稻麦两作亩产过了千斤，蔬菜亩产过了6000斤，好地块过了万斤。大小张庄也根据群众自愿、干部带头，组成了多个互助组，做到优势互补，互帮互助，人组群众十分高兴，粮菜产量均有提高。
当时，互助组是采取换工形式，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大牲畜、大农具的使用折算成人工，公平合理，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
初级社 1954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当年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成立了4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杨庄村和平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胡起凤
杨庄村光明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王洪昌、王洪滨
张庄村星星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王德琪、张家声
张庄村“五五”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 张玉宝
1954年，3个自然村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8%。初级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收入由社统一分配。土地入股分红，一般为土地分3～4成，劳力分6～7成。劳力分配以10分工作为一个劳动日，每个劳动力的工分由社员民主评定，牲口、大型家具，合作社使用时折算工分参加分配。
高级社 1955年7月，毛泽东主席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人民闻风而动，纷纷要求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12月，由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联合成立了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胡起凤任社长，张洪运任副社长，下设8个生产组，杨庄为4个生产小组，大张庄为3个生产小组，小张庄为1个生产小组。
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不久，根据上级指示扩大了范围：由水屯、边庄、白鹤、杨庄4个大队组成新的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边春才任社长，张国志、胡起凤、王德琪等任副社长。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党总支部委员会，李树成任党总支部书记，胡起凤、张国志、边春才任党总支部副书记。后各大队建立党支部，杨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胡起凤，副书记张洪运，大队长李玉海。
高级农业社取消土地分红，主要生产资料都归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私人的牲口、大型农具折价入社，由社付给价款，收入全部按劳分配。农业社根据规模大小，设若干生产队。劳力统一调配，土地联片集中。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制度，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土地、劳力、牲口、大型农具固定到队。生产队对社员采用评分记工和定额管理（即：1个中等劳力，1天能完成的农活数量和规定的质量为1个工日）两种办法记工。社员积极性很高，生产有较快发展，社员收入增加。据统计，杨庄生产队粮食增产50%；人均收入增收60%。1955年和1956年，进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各生产队粮食总产近10万斤，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记录。1955年、1956年成为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最好年份之一。
一首诗反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粮菜大丰收后，农民的喜悦心情：
庆丰收
喜庆丰收醉绿醅，秋高遍野泛金辉。
村村仓满稻粱菽，笑语歌声云外飞。
第四节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体制
1958年1月，撤销郊区建制，隶属于历城县。同年3月，杨庄村隶属于北园大乡。此时并成立北园大社。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由河南省来到山东省，于当日下午由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省市县乡的领导陪同，到北园水屯村视察，察看了水屯村的水稻生产。当时北园乡党总支书记刘传清、乡党总支副书记兼北园农业合作社社长李树成，向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当刘传清向毛主席汇报到北园农民正在办大社时，问到主席：“是叫大社好，还是叫集体农庄好？”毛主席说：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迅速掀起。1958年8月20日，北园由15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了山东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北园人民公社。公社成立不久，掀起深翻土地高潮。9月，北园人民公社调全社青壮年组成专业队，在王炉、药山、鹊山、黄台深翻土地，盲目密植。1959年11月13日，济南至平阴干渠开工，北园人民公社男女青壮年24万人次先后出工，杨庄大队出工日近万个，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全大队出动100多个整壮劳力在济平干渠挖河，一直干到腊月29晚上才回家过年。劳民伤财，为防寒，仅烧掉的苇子即浪费了20万元。人民公社初，贯彻中央关于“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的指示精神，在王炉、泺口、无影山建立小高炉大炼钢铁。杨庄生产队男女出动，付出近万个劳动日。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造成人、财、物力的很大浪费。杨庄整壮劳力在无影山和历城郭店大炼钢铁，青壮年劳力日夜奋战，炼不出铁还要“插白旗”，撤职批判，造成更大的劳民伤财。人民公社建成后，杨庄为北园大队第四生产队。1961年，杨庄生产队由北园大队析出，正式建立杨庄生产大队。此时，杨庄生产大队有耕地600亩。
人民公社初期，政社合一，实行军事化编制，大兵团作战，集中几乎全部劳力抓生产。起初，杨庄生产队为北园人民公社第二营第四连。张洪运任二营营长；李树成任营教导员；杨玉河任四连连长。军事化编制主要抓好五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深翻土地；三是挖掘济平干渠；四是修建卧虎山水库；五是治理黄河。1959年1月撤销营连编制，更名为管理区和大队。杨庄为北园人民公社第二管理区，同年2月，撤管理区后为北园人民公社北园大队第四生产队。1961年建立北园人民公社杨庄大队，大队长张洪运，下设8个生产队。
人民公社初期，实行公社一级核算，统一分配，穷富拉平，大量平调农业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粮食、资金和其他物资。当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一万斤，有的浮夸为亩产几万斤，到处“放卫星”，谎报虚夸数字。集中全公社劳力，实行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提出“深翻一尺半，明年吃白面”的口号，建起了大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调走杨庄生产队500多劳力，上万个劳动日，造成了不少损失。农业丰产没丰收，不少地方大批地瓜收不进来，烂在地里。吃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结果，来年出现了粮荒，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导致三年的自然灾害。1959年，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改公社一级所有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并退赔了部分平调的粮、款、物。同年“反右倾”开始后，又停止了退赔。1961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纠正了建社初期的错误，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经济体制。
杨庄大队干部群众在总结工作时，指出了人民公社初期“左”的路线导致三年灾害。主要原因是：一是丰产没丰收。总结为3分天灾，7分人灾，人为原因导致三年灾害；二是苏联借机要债，中国人民卧薪尝胆，勒紧腰带还债；三是刮“五风”，一平二调三过渡，即平均主义大锅饭，无偿调动劳力，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提前建成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三是深翻土地，密植小麦，一亩地下种100斤，有的下种200斤，提出亩产10万斤的口号，由于小麦没有合理密植，造成减产；四是大批整壮劳力无偿调出大炼钢铁，一部分劳力在无影山日夜奋战，大炼钢铁；另一部分劳力抽出到历城平陵城去炼钢铁。同时，无偿调动劳力修济平干渠、卧虎山水库、治理黄河等，形成“天兵天将都外出，妻儿老小搞农业”的状况，地没人种了，亩产只二三百斤，上报数字却报成亩产万斤、几万斤；五是计划经济，指令性种植，1959年全部改成菜田。世世代代种大田的农民，一下子全部成了种菜的，实行“粗放型”种植，产量很低，亩产蔬菜只有几千斤，造成了很大损失。“左”的路线，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杨庄村人民缺粮受饿，造成了“1958年，吃饭不要钱，吃了3个月，挨饿整3年”的不正常现象。
第五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体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的中心工作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业问题也开始了新的改革。1979年，北园人民公社进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当时，联四大队和李家桥一队实行以生产小组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称之为“五定”（定菜田面积、定劳动工分、定蔬菜交售任务、定产值、定中型农具和防寒设备使用年限），生产队仍作为核算单位，收入统一分配。1981年后，部分生产队实行以户为单位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按人口或劳力分配，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户只有使用权。生产由承包户自行安排，其产品在完成与国家签订的合同后自行处理。承包户除缴纳农业税、支付水电费和缴纳生产队的提留外，所余部分归自己所有。
1978～1985年，杨庄大队农业体制进行了多次变革：1984年杨庄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到了户。这种一家一户、地块分割、不能使用机器生产的形式经历了多年。随着队办企业的发展，杨庄大队耕地逐年减少，人均几分地，队办企业一个接着一个地大上。这时，出现了“整壮劳力抓工业，妇女劳力抓商业”的状况。当时流传着“天兵天将抓工业，杨门女将抓商业，老弱病残抓农业”的顺口溜。不少农民也存在着“辛辛苦苦去种田，不如工副业赚大钱”的轻农思想。个别干部也存在着“队办企业上想道道，农业生产挂不上号”的思想。当时，务工从商的劳力年工资高，务农劳力收入低，农民不愿去种粮、种菜，出现了部分“撂荒地”。面对这个工农收入的差距，党支部、村委会一班人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从1984年起，采取了以工补农、以工补菜的措施，每年从工副业生产收入拨出8万多元补贴菜农，鼓励菜农种好地，完成蔬菜的上市任务。好的鼓励措施，调动了务农劳力的积极性，使务工、务农劳力的收入，保持悬殊不大的比例，使杨庄村农工商各业保持了齐头并进、快速发展的好局面。
至1995年，杨庄村只有38亩菜田，农业已退居次要位置。村办经济由过去的“农工商型”变为“工商贸型”经济。这时，村办企业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的36处企业，生产门类由过去的农业、工业两大门类，发展为拥有建材、金属制品、配件、化工、锅炉、修理、服务、商业、运输、饮食、装饰、房地产开发等10多个专业生产门类。1995年，全村劳力1248人，从事工业的703人，从事商业的431人，饮食业的114人，全部劳力从事二三产业。1996年，杨庄村基本没有农业。同年，全村只有38亩菜地，产菜40多万斤。1997年，全村共有劳力1235人，从事二三产业生产的1235人，占总劳力的100%。至1998年年底，杨庄村全部劳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这一新的经济结构，对领导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杨庄村领导班子从本村实际出发，本着便于组织管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原则，按专业化管理的要求，杨庄村于1984年建立了农工商经济合作社；1995年建立了济南北洋集团总公司，实行党、政、经三套班子进行专业化领导，实行政企分开，同心协力，分工负责，分别抓好农业、工业、商业，住宅、房地产开发和基础建设。
在二三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杨庄大队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的发展。从1978年以来，杨庄大队对农业进行了3次大的调整；(1) 1983年，按照每个劳力半亩土地的标准，一次性承包给劳力，抓好蔬菜生产；(2) 1984年年初，杨庄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按每口人0.3亩土地的标准分到户，大大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空前大发展；(3) 1994年，杨庄村二三产业大发展，土地锐减，人口大增。为适应人口增、土地减的新形势，杨庄村第三次调整土地，将仅有的40多亩菜田承包给菜农，进行以工副收入补贴菜农，至1996年，全村农业基本消失，经济体制主要转向了二三产业的发展。
第二章 耕地
第一节 土地变迁
解放前，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土地总面积为1320亩。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土地面积970余亩。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有土地700余亩。至1978年，土地面积降为600亩，1980年，全大队可耕地降为493.7亩。 杨庄大队从1970年办第一处队办企业——杨庄豆制品加工厂和杨庄电镀厂起，队办企业迅速发展。至1989年，全村耕地降为94亩；1994年降为46亩；1996年降为38亩；1997年，全村可耕地消失。
第二节 土地去向
杨庄村土地大幅度减少的原因有五：从1970年杨庄大队兴办队办企业——杨庄豆制品加工厂和杨庄电镀厂，至2002年旧村改造结束，在长达32年的发展中，杨庄村土地由解放初的1320余亩，至1997年土地消失，其去向是：
房地产开发及居民住宅区建设用地 1985年以来，杨庄村进行旧村改造和房地产开发，至2002年先后建成高层居民楼及办公楼52座，总建筑面积7.48万平方米；房地产开发建成商品楼42座，总建筑面积13.75万平方米；连同街心公园、街旁绿地及其他空间，共占用土地180余亩，占土地总数的13.6%。
工业区建设用地 杨庄村的工业区位于杨庄北部，西起水屯路，东至东泺河，南起杨庄北路，北至小清河，占地面积300余亩。其中工业园占地100.69亩，北洋仓储区占地106亩，居办企业占地近100亩。占土地总数的22.7%。
商业区建设用地 商业区位于杨庄南部，西起水屯路，东至东泺河，北起杨庄中心路，南跨北园大街两侧，占地面积约124亩，占土地面积的9.4%。
交通道路建设及河流展宽占地 杨庄村道路交通四通八达，大小道路27条，其中主要道路为北园大街、水屯路、杨庄中心路等。杨庄北紧邻小清河，解放后，小清河多次展宽占地，至2004年统计，交通道路建设及河流展宽总共占地147亩余，占土地面积的11.1%。
其他设施建设用地 杨庄村其他设施建设散落在全居不同地点，包括办公楼、宾馆、饭店、学校、幼儿园、金融、工商、税务、治安联防、游乐园等，上述单位总占地150余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1.4%。
人民公社时期无偿调拨和城市建设用地 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土地归公，大队、小队无权占用土地，人民公社无有土地管理制度，长官意志，无偿将本村土地拨人其他村队；其后，城市单位在本村占地建房、建工厂等，上述各项总共占用本村土地419亩，占土地面积总数的31.7%。
杨庄村总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解放前有土地1320余亩，至1996年年底，土地减少到38亩，48年的时间里，土地减少了1282亩。人均占有土地由土改后的1.2亩，至1996年人均占有土地0.022亩，即人均2厘2毫地。1997年全部土地消失。
杨庄村全部土地消失，使该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由农村向城市转变，2001年成为济南市城市街道办事处下辖的一个基层居民委员会；二是1800多口人的吃粮、吃菜等生活用品，由过去的供应城市，倒置为需要市场供应；三是村庄建设由低层向高层发展，居民全部住上6层以上的居民大楼；四是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跨人了山东村级综合经济实力100强单位，被评为区级纳税大户，为国家做出了较大贡献。
第三章 农田基本建设
第一节 整地改土
解放前，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1320余亩土地，80%的土地为高洼不平、芦草丛生的薄地。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人民分得了土地，虽经精心耕作，仍抵御不了自然灾害的侵袭。1956年，在初级社、高级社时期，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开始了大规模的深翻整平土地工程。1956～1958年的3年中，杨庄村先后投工1万多个，对全村900余亩土地进行了整治。特别是1958年人民公社时，提出“左”的口号：“干活干到腊月二十九，年初一吃完饺子就下手”，采取了挖高填洼、截弯取直，把七高八低的耕地，整成可灌可排、成方连片的畦田、菜园和稻池田。在村北的部分土地上，采取了小田变大田、依高矮坡度造田等方式，开垦出新的粮田。1975年5月份，北园人民公社组成1800人的战山河专业队，修建大型农田水利工程，解决菜区和粮田浇灌和排涝问题，并集中治理了多处河道。1976年又参加了改造排水工程。杨庄大队组织精壮劳力，清挖了小清河和其他排水工程，对小清河南岸的低洼地进行了整治，高地种大田，低洼地种水稻，最高年份全大队8个小队共种水稻100余亩，种菜400余亩，养藕140多亩，使杨庄大队的粮、菜、藕、鱼年年取得较好收成。建起了灌溉提水站，开始了机械化提水。人民公社时期，杨庄大队8个生产队均建有提水站，每个生产队都备有几部抽水机，充分利用趵突泉和黑虎泉北流的水源，使杨庄大队的600余亩土地旱能浇、涝能排，实现了旱涝保丰收，建成了稳产高产田。据1964～1974年统计，全大队600亩可耕地实现了机械灌溉或机井抽水机灌溉。至1974年，全大队土地100%的得到及时灌溉。由于农田水利建设的不断改善，粮菜产量不断提高。
据1965年统计，虽然土地降为不足700亩，粮食总产量仍突破8万斤，蔬菜产量350多万斤，水利设施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二节 农田水利
杨庄村南依大明湖，北临小清河，西有西泺河，东依东泺河，水源临近而丰富。但在解放前，村里无钱、无电、无力引水灌溉，因而旱不能浇、涝不能排，粮菜产量很低。1937年7月，一场大雨把杨庄村土地淹没，除村较高地有点收成外，低洼地基本上庄稼颗粒不收，群众生活极度困苦。
世世代代，杨庄村人民用拧辘轳、拉水车、肩挑人抬等原始的劳动方式浇灌庄稼，虽说有滔滔的小清河水，但由于生产工具落后，眼看着大水流去，绝大部分土地受旱，庄稼得不到及时浇灌，产量低而不稳。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
设，组织大小队干部赴大寨大队参观，有的到外省参观，学习外地治山、治水、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全大队打机井8眼，每个生产队均有机井浇灌。队里在途经村内的河渠及塘湾里建起提水站，利用机械化提水灌溉。充分利用丰富的水利资源，使杨庄大队600多亩土地旱能浇、涝能排，实现了旱涝保丰收，建成了稳产高产田。
由于农田水利建设的不断改善，粮菜产量不断提高。据1965年统计，杨庄大队土地降为600多亩，粮食产量仍达到七八万斤，蔬菜产量350多万斤，莲藕种植140余亩，产量10多万斤，水利设施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三节 农用机械
解放前，杨庄村人民世世代代使用木犁耕地，耕地深度一般为15厘米。菜田使用铁铣翻地，藕田、稻田使用铁4齿刨。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农用机械经历了三个阶段： (1)解放后至1958年，收割庄稼主要靠镰割，小推车推，人拉耧播种庄稼，牛拉犁耕地。后来发展到地排车、铁轮车、大胶皮车。据1985年统计：全大队8个生产队，每队均有20多部地排车，全大队共有160多部地排车。(2) 1971年～1978年，杨庄大队除传统的农业工具外，已有手扶拖拉机和12马力的小拖拉机。至1975年，全大队已有12马力的小拖拉机2部，25马力的拖拉机1部，大50拖拉机1部。 (3)1976年后，杨庄大队农用机械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6年，大队增添了“解放牌”汽车1部，1977年增加“蓬莱牌”汽车1部。据1983年年底统计，杨庄大队有打稻机8部，喷雾器30余部。据2004年统计，全居有轿车、面包车、运输车等各类车辆达155部，驾驶员140多名，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机械化队伍，为杨庄居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附：2004年，杨庄社区居委会共有各种汽车155部。其中：大型吊车8部，铲车装载机4部，大型挖掘机4部，小轿车、面包车40部，大小货车99部。
第四节 农田肥料
解放前，杨庄村种地使用猪栏圈肥和粪尿肥，每亩施肥在1000～4000斤不等。村里的地主、富农，在播种时使用大粪干、豆饼、豆子或麻酱，每亩施大粪干200～600斤不等。村里部分户还进城收集垃圾做肥料。据1968年统计，全大队8个小队共有拉粪车80部，成为每天轮流进市里倒垃圾、挖大粪的运输大军。
解放后，党和政府号召大养其猪，养猪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杨庄大队实行大队、生产队、农户三级养猪，猪最高发展到500多头左右，养鸡最高也达万只左右。“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影响，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农户自养，使养殖业大减。大田有机肥料减少，主要依靠国家供应液体化肥——氨水，每亩用量在50～100斤不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碳酸氢氨代替了氨水。1978年后，杨庄大队二三产业迅猛发展，大队采取了“以工补农”的政策，每年拨出一定资金用于农业生产，补贴粮菜农。这时，农业改用尿素、复合肥和部分圈肥。粮田施化肥每年每亩50～100斤左右。
第四章 粮食生产
第一节 粮田面积
解放前，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土地面积1300余亩，1950年土改时期，土地面积为900多亩。1958年人民公社以后，国家占用土地较多，土地变化较大。一是平调出土地400余亩；二是水利工程占用；三是为提高亩产量，把部分低洼薄地划为“辅助田”，也叫“帮忙田”（不计算面积）；四是国家建工厂用地，致使土地面积大幅度减少。1958年，杨庄大队土地由上年的970亩降为700亩，当年减少270亩。至1988年降为94亩。1978 ～ 2004年，杨庄居各项事业大发展，修路架桥，展宽河流，兴建工厂，发展商业、服务业，建立商业公司，建设居民住宅，进行房地产开发，做到“工商建运服”五业齐发展，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事业发展了，土地减少了。1983年，全大队土地面积下降为415亩，1984年下降为361亩，1996年仅有38亩菜地，至1997年，全村耕地消失，全村人民由农业转为二三产业生产。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以种菜为主，粮田面积较少。解放前，3个自然村粮田面积占土地总数的1/3左右。解放初至1958年，粮田面积不足150亩。人民公社后期，粮田面积不足100亩。据1979年杨庄大队8个生产队统计：一队粮田4亩，二队5.3亩，三队3亩，四队4亩，五队无有粮田，六队水稻1亩，七队和八队全部是菜田。全大队粮田面积只有17.3亩，1980年，粮田面积17亩，至1985年，粮田面积基本消失。
第二节 粮食产量
解放前，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的土地大多数掌握在地主、“城户地主”和富农手里，60%的土地被地富占有，30%的土地被城户地主占有放租。绝大多数土地旱不能浇，涝很难排。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他们所种土地绝大部分是低产田，一年打下的粮食，只能维持三四个月的生活，其他靠扛长工、打短工来补充，贫困农民主要靠出卖劳力维持生活。
解放后，杨庄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实行了农业生产合作化，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从解放到1957年的近9年中，土地虽然全部掌握在人民手中，但由于土地多数是涝洼地，粮食生产还是满足不了村民的要求。为了解决村民吃饭问题，村干部带领全村人民采取了三项措施，扩大了粮菜生产。一是深翻整平土地。对全村高洼不平的土地进行了整治，做到宜粮种粮，宜菜种菜，宜藕发展莲藕；二是兴修水利，进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改变了农田的灌溉条件；三是引进良种，提高产量。通过农业的整治，粮菜生产有了提高。全村600亩大田，100多亩左右的土地坚持稻麦两作，亩产千斤，总产10万斤。
1958～1978年的20年间，全大队耕地降为600多亩（1958年为700亩，1979年为502亩）。全大队分8个生产队，单一农业生产。这一时期是党政群全力抓农业的20年。大队对农业生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从资金上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一是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大队成立了农业机械队，已有25马力的拖拉机和50马力拖拉机搞运输。农田灌溉也由过去使用辘轳浇地，改用柴油机、抽水机抽水灌溉。二是改革粮食品种，选用优质水稻种植，坚持稻麦两作。1958年全大队700多亩大田中，稻麦两作100多亩，亩产由过去的二三百斤，提高到千斤左右。1964年，杨庄大队进行水稻试种，至1970年稻改200亩，每亩水稻产量达800 ～ 1000斤，稻麦两作，小麦600斤左右，亩产量1500斤左右。通过“四清”运动，调动了群众大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农业学大寨，群众战天斗地夺高产。至1978年，杨庄大队的8个生产队，每队产粮几千斤，全大队总产不过万斤。1979年，全大队8个生产队粮田面积只有17.3亩，粮食产量只有6059斤。
附
北园大米
据记载，战国时，历城有稻。 （唐）李邕(678～747) 《登历下古城望鹊山湖》诗中有“负郭皆粳稻，安时歌吉祥”之句。 （明）嘉靖《山东通志》载有：“成化癸巳年间（公元1473年）召饥民数万，浚小清河数百里，得湖田数百顷。”北园种稻，上溯2000年，有据可考500余载。北园水稻引市内泉水灌溉，水质优良。当地农民根据水稻喜凉水的特点，巧妙的调整放水渠，使灌溉水形成上进下出地活水，以降低水温，所产米洁白透明，做饭时散发出的香味，可达1000平方米，故有“一家做饭四邻香”之说，吃时甘美可口。（明）刘敕在《历乘》中赞北园大米： “此香炊出玉轻黄。”是说做出的米饭是玉黄色，有清香味。
北园大米，在解放前，价格昂贵。《历城县乡土录》记载：每斗4元上下（每斗20公斤），只供上层人物和年节宴会食用，一般市民很少能吃到北园大米。
第五章 蔬菜生产
第一节 菜田
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的菜田包括水菜田和园田两种。从历史上讲，该村为低洼地，主要种植水稻等耐涝作物，种菜较少。村民只是在有水源的高地上种植少量的萝卜、茄子、豆角、白菜、大葱之类的蔬菜，自种自食，多余的上市出售。
解放后至1958年，杨庄等3个村以粮食和蔬菜生产为主。高级社时，每个队种菜30亩左右，全村总共种菜不足250亩，一是自食，二是上市。村民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豆，有的在院里辟出小地块种些小白菜、吊瓜、茄子之类，自种自食。1959年，上级提出“郊区为城市服务”的方针，进行指令性种植，杨庄大队由粮田区大部分改为菜田区，种植蔬菜300余亩。杨庄大队社员改为菜农，以菜代粮、代油，根据上交蔬菜任务，发给菜农口粮和食油。至1962年减少蔬菜种植面积。减少的原因：一是由于1958年盲目跃进，盲目种植，造成生活困难。为战胜三年自然灾害，上级指出“保粮保钢”，把粮食生产放在主要位置上；二是缺乏种菜技术，产量低而不稳。杨庄村人民世世代代以种粮为主，无有种菜经验，指令性种菜，大面积菜田产量很低，亩产1000～3000斤，不如种粮食应手。为此，从1962年减少了种菜，增加了粮食生产。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杨庄加大了蔬菜种植。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杨庄村以种菜为主，粮食生产为辅。1974年至1980年，每年蔬菜产量在260～330万斤，成为蔬菜产量最高的年份。进入1997年，城市建设速度加快，二三产业发展迅速，菜田面积大减，蔬菜种植消失。据1996年统计，全村蔬菜种植只有38亩，单产1万多斤，总产40万斤。1997年，全村基本无有蔬菜种植，吃菜靠市场供应。
第二节 品种与产量
杨庄大队大面积种菜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主要品种为小白菜、油菜、苔菜、芹菜、黄瓜、芸豆、萝卜、茄子、大蒜、西红柿、韭菜等。一般，每亩每年种2季半或3季。一是速成菜。春天的小白菜、苔菜、芹菜、早黄瓜、辣椒、柿子等。二是夏菜。大批的茄子、黄瓜、西红柿、辣椒、芸豆等。三是秋菜。秋黄瓜、芹菜、莴苣、架芸豆等。冬天，蔬菜生产有保护栽培，用秫秸、竹竿、后背草苫子，形成挡风设备。前边阳畦设有玻璃、苇毛；后面为塑料薄膜，上覆苇毛。全大队保护栽培约100余亩，种有芹菜、韭菜、青蒜、苔菜、芽子、菜花等。冬玻璃阳畦，一亩地20个畦，割3茬韭菜。每个畦第一茬韭菜割60斤左右，第二茬200斤，第三茬50斤，三茬300斤左右，亩产韭菜6000余斤。如种其他菜，亩产可达万斤，莲藕产量较低。20世纪70年代，一般每亩产藕1000斤左右，到80年代初，有的亩产达1500斤，最高亩产可达2000斤。杨庄大队以种“天津绿”大白菜有名，每亩产1万多斤，每亩芹菜产12000多斤，全大队种菜300多亩，70年代总产达300多万斤。为提高蔬菜产量，各小队从外村请来蔬菜技术员做指导，不但提高了产量，蔬菜品种增多，质量提高，成为济南市重点蔬菜区之一。
莲藕 杨庄大队北有小清河，南依大明湖，水源丰富，水湾较多，历史上就有养藕的传统，但数量较少，以自食为主，余者上市。进入20世纪70年代，除保持原有的莲藕生产外，新挖鱼池200余亩，有的进行鱼藕间作。藕田150余亩，亩产1000～1500斤，高的可达2000斤。
杨庄大队在蔬菜生产中，以“北园莲藕”和“北园红心萝卜”有名。其中，“北园莲藕”被誉为“北园三鲜”之王，文人曾留诗为赞：
北园莲藕
花下可寻根底踪，碧钱出水俏玲珑。
污泥不染本来面，藕断丝连无限情。
北园红心萝卜
小巧玲珑性淑贤，心红外秀万家欢。
为君情愿将身碎，冬去春来年复年。
第三节 北园地区名优菜
名优菜“大卧龙”莲藕 大卧龙莲藕又名大疙瘩、大红刺。当地品种宜深水栽培，花白色，叶高大，藕在土内深约30 ～40厘米，藕身除后把外，各节均为长圆筒形，每藕重约1.5公斤左右，一般有3～5节，多者可达6节。大卧龙莲藕品质脆嫩，8、9月生食，其味似荏梨，无论生食、炒食均清脆可口，糖拌鲜藕头是济南名菜之一，故为本市人民仲秋、国庆、新年、春节四大节日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高唐一带棉农春节吃不上北园莲藕视之为一大损失，济南酱菜业用大卧龙制作的水晶藕，是酱菜中珍品。
黄苗芹菜 北园芹菜与西郊盖韭、唐王白菜并称为济南蔬菜中的三美，北园栽培芹菜已有600年历史，史料记载，原来的芹菜有水芹、陆芹之分，又有赤芹、白芹之别，由于芹菜品质脆嫩，可炒食、生拌、腌食、馅食，很久以来，就是本市人民喜食的主要蔬菜之一。解放后人民生活提高，对蔬菜的需求量增加，北园芹菜种植面积，从1958年的458亩，至1976年增至3021亩，增长了6.6倍。1978年后，菜田面积虽然大大减少，但芹菜面积仍在千亩以上，占本镇蔬菜播种面积的首位。至2001年，北园地区大部建成楼房，菜田面积很少，蔬菜种植向黄河北迁移，称为“蔬菜北移”。
北园在20世纪30年代栽种的主要品种是黄秸子，茎黄色、空心、生长快，纤维多；30年代由桓台引进实秸子，叶子大、叶茎扁圆，实心，纤维少，但生长慢；1967年后由天津白庙引进黄苗芹菜，经过多年选留，形成北园黄苗，叶片黄绿，叶柄淡绿，半空心，品质细脆，香味浓厚，为本市四郊栽培的主要品种。
青圆脆萝卜 青圆脆萝卜是由圆圆青萝卜和天津绿萝卜自然杂交，经沃广兴从1938～1940年3年精心选育而成，它具有两者的优点。青圆脆外皮深绿，肉色淡绿，生长势强，抗病毒，耐贮存，产量高，一般亩产3000～4000公斤，高产可达5000公斤以上。品质脆，生食有甜味，也可炒食和腌食，为北园栽培的主要品种，是本市萝卜最佳品种，培苔菜芽 苔菜是山东特殊的产品，北园的培苔菜芽是济南独有品种。苔菜经过保护地软化栽培取其嫩芽，供应冬春市场之需要，用作溜肉片、炒猪肝等别具风味，为冬春市场之珍品。培苔菜芽是将秋播的苔菜苗，小雪前移栽于阳畦，每半分地约用菜苗500公斤，经过软化摘掉老梗，取其新生的淡绿色新芽供应市场。
铃铛皮辣椒 1920年前，铃铛皮辣椒是北园独有的品种。此品种系西沃庄李姓菜农从泰安地区引进，在长期栽培中，经过多次选留形成了大铃铛皮、小铃铛皮两个品种。铃铛皮辣椒，生长势强，结果早，耐寒性和抗病毒性强，果实绿色，表皮稍皱，果实似灯笼，味辛辣，深受市民欢迎。小铃铛皮结果最早，苗高10厘米左右，长至6～7片叶就结果，是早熟栽培的优良品种，深受群众的欢迎。
一串铃冬瓜 一串铃冬瓜又名京科瓜，一窝蜂。20世纪30年代黄桥村郑姓菜农从北京引来时，在济南市北园独有品种，以主蔓结瓜为主，生至6～7片叶开始生雌花，以后每片叶都有瓜，瓜形扁圆，皮色深绿，果柄粗短，腊粉刺毛多。一串铃冬瓜，肉厚瓤小，品质好，果实可多次采收。当地栽培5月下旬就可采收。一串铃冬瓜去皮去瓤，装上馅，蒸熟后是宴会上的名菜佳肴。
抗热小白菜 抗热小白菜是1962年黄桥大队社员自北京引入，经过20多年的栽培选育，已经全适应了济南的水土气候和栽培条件，抗热小白菜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生长快，品质好，夏季播种28天即可采收。它组织柔嫩，中筋甚少，无论炒食、做汤，都味道鲜美，深受消费者欢迎。抗热小白菜已普及到近郊各乡镇种植，是8、9月淡季的理想品种。
面白菜花 面白菜是一种不结球的小白菜，当地栽培有300多年的历史，叶色淡绿，叶柄白绿，株高30～40厘米。东西郊多在立秋播种，小雪采收后晒干，留做冬春食用。独有北园白露播种，扎风障保护过冬，雨水后抽苔开花，在花蕾半开时，带叶剪下，长20厘米捆成小把，在市场出售，叫菜花。20世纪20年代前为宴会上的名贵汤菜。40年代后花椰菜日益增多，市场销售减少，50年代后已无种植。
二线黄瓜 二线黄瓜当地品种。中晚熟，4月中旬播种，7月中旬拔秧，生至5～6片叶着瓜。瓜条淡黄色，香味浓，肉厚种少，无论生拌、炒食都清香可口，是济南黄瓜的佳品。自1960年“津研”号黄瓜传人济南后，已很少种植。
蒜黄 蒜黄在1958年前是北园名优菜之一。蒜黄一年四季都能栽培，为了供应春节和早春，菜农多于11月份栽培。栽培蒜黄用半地下式高1.2～1.5米的地窖，上面盖上马粪或稻糠、麦糠保暖，栽后20天即可收割，一般割2次，多者3次。每50公斤蒜种，可出蒜黄80～90公斤。蒜黄以金黄色的外形和特有的香味受到消费者的欢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除供应本市外，还销往青岛、烟台、平津和东北各地。1958年后，栽培减少，1983年后又恢复。
茭白 茭白在北园栽培历史悠久，20世纪50年代前，栽培面积在1000亩左右，多栽植深水藕池的四周和小河两岸，也有少数与深水藕间作或轮作的。茭白是一种珍贵的水生蔬菜，可煮食、炒食或做汤菜，质地柔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深受市民欢迎的蔬菜。种植茭白采用无性分株繁殖法，4月下旬至5月中旬栽植，9月下旬早熟品种即可采收，10月下旬采收晚熟品种，经过水内贮存，可供应到春节。60年代后，栽培面积减少，1980年后有发展，1986年后消失。
第六章 养殖业
第一节 畜禽饲养
解放前，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村畜禽饲养数量很少，只有富户人家养猪、养鸭、养鹅，穷人无有饲养业。在农户中，家家养几只鸡，有的饲养鸭子，数量都很少。
解放后至1957年，翻身后的农民，为种好自己的土地，积极饲养猪、羊、鸡、鸭、鹅。全村户家养猪不过300头，每户养鸡、鸭、鹅数量为几只或10多只。这一时期，人们的饲养观念是：种点粮菜混饱肚，喂头肥猪吃点油，养头猪羊添衣裤，养只母鸡酱油醋。过着玩龙玩虎，不如玩土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1958～1978年，在长达20年人民公社期间，畜禽饲养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阶段。1958年大刮平调风，把全社的生猪集中到车北、水屯、东关3处养猪场集中饲养。1959年生猪数量由1958年的300余头，下降到100多头。1960年后，国家、公社、大队对养猪采取了鼓励措施，纠正了平调风。实行粮区留饲料地，菜区采用平价供应部分饲料，向国家交猪奖励粮食，交猪粪，采取记工分、参加统一分配和以质论价兑现款等办法，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杨庄大队下设8个生产队，采取了三级养猪的办法养猪，一是大队养猪，大队办了养猪场，养猪100余头，并建有饲料加工厂，设有粉碎机粉碎饲料。二是各生产队养猪，数量不等。生产队利用菜下脚料和外出拉酒渣做猪饲料，队里修猪圈，每个小队养猪40～50头，8个小队养猪近400头。三是户户养猪，一般养3～4头，多的5～6头。20世纪70年代初，杨庄大队养猪最高达千余头。据1969年统计，杨庄大队集体养猪100头，个体养猪450头，共养猪近550头。1971年，大小队养猪100头，户家养猪500余头，全大队养猪600余头。70年代，北园人民
公社组织各大队生产队长外地参观，学习外地经验，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
养鸡 杨庄村饲养鸡鸭鹅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期，村户即有饲养鸡鸭的习惯，直到解放前，村户饲养数量很少。人们的传统习惯是：养只猪羊添衣裤，养只母鸡酱油醋。家里喂上几只母鸡下了蛋，富人家自食；穷人家里攒上十个八个，有的到集市上变卖，有的以物换物，10个鸡蛋换1斤盐，有的换油、醋等，有的省吃俭用，把积存的鸡蛋馈赠亲友、伺候病人或产妇。
解放后，杨庄村虽家家饲养鸡鸭鹅，但观念依旧，数量依然很少。据1966～1971年共6年的统计：1966年饲养520只，1967年580只，1968年610只，1969年700只，1970年过了千只，1971年2000只。 杨庄村家禽饲养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大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是从发展商品经济开始的。当时提出：农村要想富，饲养鸡鸭兔。杨庄村掀起了一个养鸡热潮。村干部带领村民走出去学，请进来教，学习“养鸡村”北闸子村养鸡的先进经验，户户养鸡，但由于防疫跟不上，鸡越养越少。为了改变不兴旺的养鸡业，在村里又建起“示范户”，最高年份养鸡突破1500只。进入80年代中期，杨庄村土地减少，二三产业大发展，90%的劳力转入二三产业，养鸡事业停止。
第二节 防疫
解放前，杨庄村、大张庄村和小张庄村无有防疫工作，畜禽遇有传染病，眼睁睁地看着死亡。特别是鸡瘟，全村大小鸡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个精光，群众把这种疫病称为“传鸡”，即一家的鸡得了这种病，迅速蔓延全村。对这种危害极大的疾病，群众一直存有恐惧心理。
解放后，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防疫工作，一是发动搞好卫生，减少疾病传染；二是逐步建立防疫组织，进行防疫工作。但当时由于卫生事业刚刚起步，防疫技术和防疫药品都比较落后，遇有疫病传染，大批的家禽死亡，特别是“传鸡”死亡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杨庄村防疫工作大见成效是从1958年以后开始的。这一时期畜禽防疫工作是社队结合，以队为主做好这一工作的。畜禽常发病有：猪瘟、猪丹毒；鸡新城疫、鸡白痢、马立克等。防疫队伍，以公社兽疫站为主，负责大牲畜和猪、羊的疫病防治；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设防疫组，负责养鸡防疫。大队设专职防疫员，具体抓好本队的防疫工作。公社兽疫站定期发药，防疫员负责注射，做到以防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杨庄村畜禽饲养业有了大的发展，畜禽的防疫工作做到了网络化、现代化，疫病以防为主，以治疗为辅，使各种疫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出现了畜禽发展兴旺时期。至1997年，杨庄村无有耕地，劳力全部转入二三产业，防疫工作停止。
第三节 水产养殖
杨庄村的养渔业在养殖业中占有很小比例。解放前，一家一户在水湾、水沟放养一些草鱼、鲢鱼、鲤鱼等，自养自食。养鱼较多的户，利用传统节日，捞鱼到市场上出售，但数量较少。解放后，村民多在深水藕池养鱼，仍是自养自食。人民公社时，杨庄大队有养鱼水面100多亩，每亩产鱼几百斤不等，渔业收入很少。20世纪70年代，提倡挖藕池，杨庄大队在200多亩浅水面进行藕鱼间养，鱼变卖后，作为小队收入。至1993年，杨庄村有水面不足80亩，藕鱼间养，产量较低。每年收获后，采取卖点、送点、户家分点，一般不计入收入。至1996年，土地减少，大面积占用，无有养渔业。
杨庄村在水面里饲养鱼种类繁多，有黄河鲤鱼、鲢鱼、鲫鱼、草鱼等。特别是黄河鲤鱼受到人们的青睐，被誉为“北园三鲜”之一。诗人曾留诗赞：
红鳍金脊映斜阳，戏流黄河日月长。
来去悠游千万里，龙门不跳佐琼觞。
在杨庄村几十个大小饭店中，“糖醋鲤鱼”成为招待国内外宾客的一道名菜。
附
黄河鲤鱼甲天下
鲤鱼，是我国淡水鱼中的佼佼者，而其中又以黄河鲤鱼为最佳。鲤鱼之得名，据说因“鳞有十字纹理，故名鲤”（《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鲤鱼就有“诸鱼之长”、“鲤为鱼王”、“圣子”等美称。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鲤鱼就被当做贵重的馈赠礼品。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得子，鲁昭公送鲤鱼作为贺礼。因此，孔子为其子取名日孔鲤。在相传为孔子纂集的《诗经》中，已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鲤”的诗句，而古籍中的“河”，就是专指黄河的。汉代也有不少诗文提到鲤鱼，例如“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羽林郎》）就是将鲤鱼作为美肴来称颂的。
到了唐代，鲤鱼的身价倍增，高到了不准食用买卖的地步。因为“鲤”与“李”谐音，所以，鲤鱼也就随着李唐王朝飞黄腾达了一个朝代。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就有如下记载：“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山东孔府历史上也有不吃鲤鱼的禁忌，历为孔府第二代祖先就名鲤。不过他的后代也想吃鲤鱼，便起个特异的菜名，名“怀抱鲤”（此菜如今可在济南《孔膳堂》吃到）。或者干脆鲤鱼改名叫“红鱼”。
鲤鱼鲜嫩肥美，营养丰富。《食疗本草》： “将鲤鱼煮汤食，最有补益而利水。”《枣林杂俎》称：“黄河之鲤，肥美甲天下。”所以在沿黄地区到处都有烹烧鲤鱼的餐馆。济南地处黄河南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沿黄大城市，因此，烹烧鲤鱼而终至形成独特的地方风味，是很自然的。
济南名菜“糖醋黄河鲤鱼”，历来都被尊为山东名菜之首，其地位之高，由此可知。另外，用鲤鱼烹制的肴菜还有“棒子鱼”、“瓦块鱼”、“红烧鱼”、“干烧鱼”等，不过都没有糖醋黄河鲤鱼那么大的名气。
济南的汇泉楼饭庄，原先曾设在西门外的江家池畔，是以烹制鱼菜著名的餐馆。相传唐代开国名将秦琼最初就居住在此地。汇泉楼设在池水之上，池中专养鲤鱼，一来可供顾客观赏，二来可以活鱼供客。从池中捕来活鲤鱼，当面摔死再去烹烧。正如《清稗类钞》所说： “酒肆烹鲜，先以生者示客，即掷毙之，以示不窃更。”糖醋黄河鲤鱼就是该店的拿手菜。
糖醋鲤鱼的制法是：把活鱼开腹去脏刮鳞洗净，留须、尾、鳍，在鱼身划百叶花刀。撒盐稍腌，再将鱼身挂满蛋糊，放入热油中炸透，炸时提尾下头并将尾弯起，炸成后使尾弯曲翘起，放盘中，趁热浇上糖醋汁。糖醋汁是由烹醋、熬糖、加清汤、提薄芡诸道工序烧成的。因为鱼刚炸成烧汁后，受激吱啦作响，端鱼上桌，即有似跃起的活鱼造型，又有浇汁的声响，增加了宴饮情趣，颇受顾客欢迎。如今济南各大宾馆、餐馆都有此菜。
第七章 林果业
第一节 林业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造林历史悠久。早在明朝时期，村北小清河两岸布满了各种树木，上百年的参天杨柳树上千株。这些珍稀的林木，遭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多次砍伐破坏，所有参天大树均砍伐殆尽。
解放前，在杨庄村有一处6亩余地的片林，植有杨柳树近千株，树粗在30～40厘米不等。该林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砍伐后，早已消失。
解放后，党和国家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开展了群众性的植树活动。主要是四旁植树，即户、村、路、沟旁植树，人民公社20年的时间内，强调“以粮为纲”，杨庄村以粮菜生产为主，林业生产不多，主要植柳树、杨树等，往往重栽轻管，成活率较低。
进入20世纪90年代，杨庄村随着旧村改造和小清河展宽，绿化工作步人了经常化、正规化、规范化。对全村多条路旁、街旁、沟旁、河旁及厂区进行了植树，各种树木8万余株，花草树木上百种。至2002年旧村改造后，杨庄在社区内建起了绿地，先后栽植冬青5000株，灌木4万多棵，乔本植物4000棵。小清河展宽后，在小清河南岸栽植杨树500棵，形成了一个沿河绿化带。
第二节 果业
杨庄、大张庄和小张庄3个自然村果树栽植比较少，自栽自食。不少户家在庭院里栽植桃树、杏树、石榴树，也有的栽植苹果树和枣树，数量较少。
解放后，从1950年起，村民在地头、地边有的栽植柿子树和石榴树。1985年以来，村办企业大发展，旧村改造和房地产开发，村民逐步住上了高六层的居民大楼，土地减少，无有空间，各种果树种植消失。
相关地名
杨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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