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内容
一、装卸机构
胶济、津浦、陇海佚路，开始运营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从铁路局到各站均未设置装卸管理机构。1938年日军占领后，铁路货物装卸由“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包揽，沿线主要货运站设“驻在分所”。负责所在车站及附近小站招雇装卸工人及各项事务。1944年底“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及其各驻在分所撤销，济南铁路局内设装卸事务所，济南、青岛出张所内设装卸事务分所。1948年6月，津浦区铁路管理局成立装卸事务所，下设浦口、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博山、青岛7个装卸事务分所。后随各地解放，各装卸事务所撤销。
建国初期，管内无装卸管理机构。1950年春，路局及各分局开始筹建装卸机构。次年4月1日正式组建管理局装卸供应社和济南、青岛、徐州、蚌埠装卸供应分社，为铁路外围组织，属集体所有制。1955年1月，撤销装卸供应社及分社，改设济南、青岛、徐州、蚌埠装卸作业所，下设65个装卸作业分所，为铁路附属企业，实行两级管理，独立核算。管理局商务处内设装卸作业科，负责装卸业务管理。1958年撤销装卸作业科，成立济南铁路局装卸作业所，为路局直属单位，内设业务、人劳、计划、财务室，实行三级管理。同年蚌埠装卸作业所及其所属11个装卸作业分所，随局界划分划归上海铁路局。1960年3月，徐州装卸作业所及其所属分所随徐州分局划归新成立的蚌埠铁路局。5月，撤销各级装卸机构，装卸业务由各地区办事处及车站直接领导，实行车站、装卸合一的管理体制。路局货运处内恢复装卸作业科。
1962年1月，路局成立装卸管理所，同时，撤销货运处内装卸作业科。济南、青岛、烟台、坊子、张店、兖州办事处设装卸作业所，下设38个车站装卸作业所，仍为附属企业，实行独立核算。1963年4月，撤销各办事处（包括随局界变化又划归回来的原徐州办事处）建立济南、青岛、徐州分局装卸作业所，原有各站装卸作业所设置不变。1966年，根据铁道部令，装卸机构由附属单位变为运营单位，撤销各级装卸机构。路局货运处内设装卸管理科，实行车站、装卸合一，由车站直接管理。1972年，在济南、青岛、徐州铁路分局成立装卸管理所，由运营单位改为附属单位，独立核算，取消站装合一的体制，同时恢复车站装卸作业所建制。1979年恢复路局装卸管理所，内设业务、计划、财务、人劳、技术、材料科室，实行三级核算。各分局装卸管理所改由路局装卸管理所垂直领导，同时撤销货运处内的装卸管理科。1983年6月，撤销路局装卸管理所，在货运处内设装卸管理科，保留各分局装卸作业管理所，实行两级核算，至1985年底无变化。
二、装卸管理
胶济、津浦、陇海铁路建成营业后，各路无统一的装卸管理制度。装卸工人由车站视货物装卸量临时招雇，其收入由工头（把头）把持，实行“分帐式”分配方法，工头收入高于工人一至二倍。装卸、搬运行李的装卸工人必须着统一样式的号衣和戴红帽子，以作标志。1932年11月5日，南京政府铁道部颁布《货车负责运输办事细则》。其附件四为“铁路雇用装卸夫装卸货物办法”，对装卸夫的条件、雇用手续、装卸货物注意事项、装卸费用计算等都作了统一规定。
1938年日军侵占后，直到各地解放前夕，虽有了装卸管理机构，但装卸管理基本沿袭旧制，装卸工人仍在工头的压榨下出卖廉价劳动力，劳动条件极差，伤、老、病、残无劳保待遇。
局管内各地解放后，除废除着号衣和戴红帽子以外，其他管理仍沿用旧制。
1950年2月，管理局公布《货物装卸业务细则》，7月，装卸工人开始享受公费医疗。12月，管理局又公布《铁路装卸作业安全规则》。次年4月，随着装卸供应社的成立，装卸工人统称社员，开始穿着铁路制服，并废除旧的“分帐式”分配方法，实行以劳力吨的多少为依据的新的分帐式（通称计件工资，工人无基本工资，多劳多得）分配方法。
1953年装卸系统中广泛开展学习哈尔滨车站刘景全装卸小组创造的“装车前三检”、“装车后三检”、“轻重配装”以及班组管理的先进经验。各装卸小组普遍建立“五大员（安全、工具、计工、考勤、卫生）”，实行民主管理，出退勤列队，使装卸班组开始走向正规化。同年8月15日，实行管理局制订的《中心装卸供应分社组织暂行办法》，全局建立21个中心装卸供应分社，每个分社辖若干车站作为一个互助区，根据各站装卸作业量的多少，互助区内工人可以互相调配。
1955年5月1日，实行铁道部颁布的《铁路装卸作业所组织规则》，装卸工人由社员改为企业员工。到1956年，全局已有640个小组达到刘景全式小组水平，占班组总数的87.7％。
1956年，为适应货运量的增长和货物集中到达的需要，管理局与山东省劳动局联合下发《农业生产合作社临时支援人力完成成组、成列装卸车的通知》。随即在胶县、高密、禹城等站有了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自行管理、车站派员作装卸业务指导的亦工亦农装卸队伍。12月，将济南、徐州、蚌埠等大站操作机械装卸的司索工、吊车司机等69名企业员工，转为正式路工。1958年“大跃进”开展后，装卸业务量较大的车站又招收了一批合同工和家属工参加装卸。1960年6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和铁道部的指示，将全局5242名企业员工中的5136名和6896名合同工中的2755名转为正式铁路工人，职称为装卸工，并实行与其他铁路工人一样的计时工资加综合奖励的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福利待遇。1961年在整顿货场管理中，路局制定了《装卸工守则》，教育装卸工人做到爱货、爱车、爱设备，装卸班组严格执行纪律化出退勤制度、专业化分工制度、装卸作业前后三检制度、作业前碰头会制度以及与货运员交接验收制度等等，使装卸作业和班组管理进入正规化建设新阶段。与此同时，各货运站还普遍实行有装卸派班员、车站计划车号员、货运员三合一共同编制日班装卸作业计划的制度，认真贯彻“先机械后人力（装卸），先路内后路外（装卸工）”的派班原则，有力地保证了日班装卸车任务的完成。1965年，根据铁道部《亦工亦农办铁路装卸若干问题的意见》，加强了对亦工亦农装卸队伍的管理。车站装卸作业所和人民公社组成委外装卸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装卸合同一年一签订，生产、安全、财务等方面纳入铁路装卸统一管理体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把装卸工人中实行的综合奖励奖金，改为附加工资平均分配。在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装卸队伍纪律松驰，装卸效率和质量普遍下降，而且出现了“吃、拿、摔、砸”货物的现象。1978年6月，装卸系统全面推行以班组为核算单位的超额计件工资制度，分别按班组、台车下达生产定额，并着手对装卸作业、班组管理进行整顿，工人收入普遍提高。1979年，路局专门召开了亦工亦农装卸队长参加的亦工亦农装卸队管理工作会议。1979年和1980年先后在泰安、枣庄站召开“消灭野蛮装卸，加强班组管理，提高装卸车技术表演现场会”。传播装卸技术，推广文明装卸。1982年1月，路局公布了《制止野蛮装卸经济制约办法》，开展评比“文明装卸质量，先进班组和个人标兵”活动。1983年又开展“创建文明装卸班组和文明装卸工”的活动。通过开展上述活动，推动了装卸队伍的文明建设。到1985年底，全局41个装卸作业所中有27个达到文明装卸作业所标准；有28个班组（包括亦工亦农22个）被铁道部授予为“文明装卸班组”；有62个班组（包括亦工亦农23个）由路局授予“文明装卸班组”。青岛站彭振利、济南站尚立、新汶站张祥吉、周村站杜亚忠、新浦站郭家海、邳县站周玉强、砀山站刘文启等7人被铁道部授予“文明装卸工”的光荣称号；有30名装卸工和30名亦工亦农装卸工被路局授予“文明装卸工”的光荣称号。
三、装卸机械
1935年连云港站建成营业时，有用人力推动的1吨固定起重机1台。1937年连云港码头(1950年7月，移交给青岛港务处）设3吨起重机2台、2吨起重机1台、40吨卸煤翻车机1座。抗日战争爆发后，翻车机被破坏，起重机拆迁内地。
1940年日军在济南站货场一股装卸线南侧建3吨固定手摇起重机1台。其他各货运站均无装卸机械，装卸货物主要靠体力劳动，使用铁锨、抬杠、撬棍、绳索、滚杠、绞盘等简单工具。
1951年以后，管理局陆续购买少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产履带式3至8吨起重机、三用（吊、铲、托）起重机和5吨汽吊，配属给徐州、青岛、潍县、济南、蚌埠、合肥等货物装卸量较大的车站1至3台不等。1954年，济南站请地方一个小工厂来人将手摇起重机改为电动(1963年拆除）。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运量猛增，装卸劳力十分紧张。路局发动职工自力更生，大搞装卸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技术革新活动。济南、青岛、潍坊、张店、兖州、徐州、新沂等大站先后试制了一批型号各异的卸煤电铲、链板推送机、“少先吊”等机械投入使用，对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装卸效率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制造粗糙，性能差，至1960年大部封存处理。
1960年，先后成立济南装卸机械厂（1964年并入济南铁路分局装卸机具修配厂）和济南、青岛、张店站装卸机械维修组。1961年三个装卸机械维修组先后改为装卸机具修配厂，开始研制各种装卸机械。到1962年，共制造出12吨内燃轨道起重机、20吨蒸汽轨道起重机等大型装卸机械12台，配置于青岛、四方、沙岭庄、潍坊、张店、徐州、济南等笨大货物装卸较多的车站。并为37个中间站安装2至5吨的固定吊43台，在青岛站安装10吨桥式吊1台，至1965年全局各类装卸机械已发展到95台，年机械作业量占年总装卸作业量的9.2％。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装卸机械发展一度停滞。1972年5月，又制造出龙门吊4台、卸煤机5台、滚筒装沙机1台、电动固定吊3台，并购进叉车13台等装卸机械投入使用。是年，全局装卸机械已达165台。1975年初路局组织各装卸机具修配厂开展制造、安装装卸机械的大会战活动。济南、青岛、张店、徐州、装卸机具修配厂与各站维修组密切配合，先后制造和安装了龙门吊、卸煤机、装沙机等大型机械20台。1975年末，全局拥有各类装卸机械319台。与此同时，各装卸机具修配厂、各站维修组及各装卸作业所还研制了一些与机械相配套的索具。薛城装卸作业所制造的装焦炭用的铁簸箕、济南装卸作业所制造的钢板卡、济南装卸机械修配厂制造的电抓斗等配套索具，更加有效地发挥了装卸机械的作用。随着装卸机械配属量的不断增长，机械设备的管理也随之加强。在装卸管理所内配备了装卸机械工程师，各装卸作业所配备技术员和维修组。普遍建立了装卸机械履历簿、卡片等技术档案，定期开展机械评比、保养、操作技术竞赛活动，提高机械使用率，损毁率逐年减少。进入80年代，装卸机械向负荷大、精度高现代化方向稳步发展。在自行制造装卸机械的同时，先后购进装载机、叉车等411台。由于加强了对装卸机械的管理与维修，1982年装卸机械完好率为95％，1983年为96％，1984年达到97.5％到1985年底，全局装卸机械拥有量已达774台，负荷最大的为30吨。机械装卸货物作业量比重占总装卸作业量的46.4％。装卸机械完好率达到98.5％。
1970年以来，全局各类装卸机械统计，见表51。
胶济、津浦、陇海佚路，开始运营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从铁路局到各站均未设置装卸管理机构。1938年日军占领后，铁路货物装卸由“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包揽，沿线主要货运站设“驻在分所”。负责所在车站及附近小站招雇装卸工人及各项事务。1944年底“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及其各驻在分所撤销，济南铁路局内设装卸事务所，济南、青岛出张所内设装卸事务分所。1948年6月，津浦区铁路管理局成立装卸事务所，下设浦口、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博山、青岛7个装卸事务分所。后随各地解放，各装卸事务所撤销。
建国初期，管内无装卸管理机构。1950年春，路局及各分局开始筹建装卸机构。次年4月1日正式组建管理局装卸供应社和济南、青岛、徐州、蚌埠装卸供应分社，为铁路外围组织，属集体所有制。1955年1月，撤销装卸供应社及分社，改设济南、青岛、徐州、蚌埠装卸作业所，下设65个装卸作业分所，为铁路附属企业，实行两级管理，独立核算。管理局商务处内设装卸作业科，负责装卸业务管理。1958年撤销装卸作业科，成立济南铁路局装卸作业所，为路局直属单位，内设业务、人劳、计划、财务室，实行三级管理。同年蚌埠装卸作业所及其所属11个装卸作业分所，随局界划分划归上海铁路局。1960年3月，徐州装卸作业所及其所属分所随徐州分局划归新成立的蚌埠铁路局。5月，撤销各级装卸机构，装卸业务由各地区办事处及车站直接领导，实行车站、装卸合一的管理体制。路局货运处内恢复装卸作业科。
1962年1月，路局成立装卸管理所，同时，撤销货运处内装卸作业科。济南、青岛、烟台、坊子、张店、兖州办事处设装卸作业所，下设38个车站装卸作业所，仍为附属企业，实行独立核算。1963年4月，撤销各办事处（包括随局界变化又划归回来的原徐州办事处）建立济南、青岛、徐州分局装卸作业所，原有各站装卸作业所设置不变。1966年，根据铁道部令，装卸机构由附属单位变为运营单位，撤销各级装卸机构。路局货运处内设装卸管理科，实行车站、装卸合一，由车站直接管理。1972年，在济南、青岛、徐州铁路分局成立装卸管理所，由运营单位改为附属单位，独立核算，取消站装合一的体制，同时恢复车站装卸作业所建制。1979年恢复路局装卸管理所，内设业务、计划、财务、人劳、技术、材料科室，实行三级核算。各分局装卸管理所改由路局装卸管理所垂直领导，同时撤销货运处内的装卸管理科。1983年6月，撤销路局装卸管理所，在货运处内设装卸管理科，保留各分局装卸作业管理所，实行两级核算，至1985年底无变化。
二、装卸管理
胶济、津浦、陇海铁路建成营业后，各路无统一的装卸管理制度。装卸工人由车站视货物装卸量临时招雇，其收入由工头（把头）把持，实行“分帐式”分配方法，工头收入高于工人一至二倍。装卸、搬运行李的装卸工人必须着统一样式的号衣和戴红帽子，以作标志。1932年11月5日，南京政府铁道部颁布《货车负责运输办事细则》。其附件四为“铁路雇用装卸夫装卸货物办法”，对装卸夫的条件、雇用手续、装卸货物注意事项、装卸费用计算等都作了统一规定。
1938年日军侵占后，直到各地解放前夕，虽有了装卸管理机构，但装卸管理基本沿袭旧制，装卸工人仍在工头的压榨下出卖廉价劳动力，劳动条件极差，伤、老、病、残无劳保待遇。
局管内各地解放后，除废除着号衣和戴红帽子以外，其他管理仍沿用旧制。
1950年2月，管理局公布《货物装卸业务细则》，7月，装卸工人开始享受公费医疗。12月，管理局又公布《铁路装卸作业安全规则》。次年4月，随着装卸供应社的成立，装卸工人统称社员，开始穿着铁路制服，并废除旧的“分帐式”分配方法，实行以劳力吨的多少为依据的新的分帐式（通称计件工资，工人无基本工资，多劳多得）分配方法。
1953年装卸系统中广泛开展学习哈尔滨车站刘景全装卸小组创造的“装车前三检”、“装车后三检”、“轻重配装”以及班组管理的先进经验。各装卸小组普遍建立“五大员（安全、工具、计工、考勤、卫生）”，实行民主管理，出退勤列队，使装卸班组开始走向正规化。同年8月15日，实行管理局制订的《中心装卸供应分社组织暂行办法》，全局建立21个中心装卸供应分社，每个分社辖若干车站作为一个互助区，根据各站装卸作业量的多少，互助区内工人可以互相调配。
1955年5月1日，实行铁道部颁布的《铁路装卸作业所组织规则》，装卸工人由社员改为企业员工。到1956年，全局已有640个小组达到刘景全式小组水平，占班组总数的87.7％。
1956年，为适应货运量的增长和货物集中到达的需要，管理局与山东省劳动局联合下发《农业生产合作社临时支援人力完成成组、成列装卸车的通知》。随即在胶县、高密、禹城等站有了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自行管理、车站派员作装卸业务指导的亦工亦农装卸队伍。12月，将济南、徐州、蚌埠等大站操作机械装卸的司索工、吊车司机等69名企业员工，转为正式路工。1958年“大跃进”开展后，装卸业务量较大的车站又招收了一批合同工和家属工参加装卸。1960年6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和铁道部的指示，将全局5242名企业员工中的5136名和6896名合同工中的2755名转为正式铁路工人，职称为装卸工，并实行与其他铁路工人一样的计时工资加综合奖励的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福利待遇。1961年在整顿货场管理中，路局制定了《装卸工守则》，教育装卸工人做到爱货、爱车、爱设备，装卸班组严格执行纪律化出退勤制度、专业化分工制度、装卸作业前后三检制度、作业前碰头会制度以及与货运员交接验收制度等等，使装卸作业和班组管理进入正规化建设新阶段。与此同时，各货运站还普遍实行有装卸派班员、车站计划车号员、货运员三合一共同编制日班装卸作业计划的制度，认真贯彻“先机械后人力（装卸），先路内后路外（装卸工）”的派班原则，有力地保证了日班装卸车任务的完成。1965年，根据铁道部《亦工亦农办铁路装卸若干问题的意见》，加强了对亦工亦农装卸队伍的管理。车站装卸作业所和人民公社组成委外装卸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装卸合同一年一签订，生产、安全、财务等方面纳入铁路装卸统一管理体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把装卸工人中实行的综合奖励奖金，改为附加工资平均分配。在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装卸队伍纪律松驰，装卸效率和质量普遍下降，而且出现了“吃、拿、摔、砸”货物的现象。1978年6月，装卸系统全面推行以班组为核算单位的超额计件工资制度，分别按班组、台车下达生产定额，并着手对装卸作业、班组管理进行整顿，工人收入普遍提高。1979年，路局专门召开了亦工亦农装卸队长参加的亦工亦农装卸队管理工作会议。1979年和1980年先后在泰安、枣庄站召开“消灭野蛮装卸，加强班组管理，提高装卸车技术表演现场会”。传播装卸技术，推广文明装卸。1982年1月，路局公布了《制止野蛮装卸经济制约办法》，开展评比“文明装卸质量，先进班组和个人标兵”活动。1983年又开展“创建文明装卸班组和文明装卸工”的活动。通过开展上述活动，推动了装卸队伍的文明建设。到1985年底，全局41个装卸作业所中有27个达到文明装卸作业所标准；有28个班组（包括亦工亦农22个）被铁道部授予为“文明装卸班组”；有62个班组（包括亦工亦农23个）由路局授予“文明装卸班组”。青岛站彭振利、济南站尚立、新汶站张祥吉、周村站杜亚忠、新浦站郭家海、邳县站周玉强、砀山站刘文启等7人被铁道部授予“文明装卸工”的光荣称号；有30名装卸工和30名亦工亦农装卸工被路局授予“文明装卸工”的光荣称号。
三、装卸机械
1935年连云港站建成营业时，有用人力推动的1吨固定起重机1台。1937年连云港码头(1950年7月，移交给青岛港务处）设3吨起重机2台、2吨起重机1台、40吨卸煤翻车机1座。抗日战争爆发后，翻车机被破坏，起重机拆迁内地。
1940年日军在济南站货场一股装卸线南侧建3吨固定手摇起重机1台。其他各货运站均无装卸机械，装卸货物主要靠体力劳动，使用铁锨、抬杠、撬棍、绳索、滚杠、绞盘等简单工具。
1951年以后，管理局陆续购买少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产履带式3至8吨起重机、三用（吊、铲、托）起重机和5吨汽吊，配属给徐州、青岛、潍县、济南、蚌埠、合肥等货物装卸量较大的车站1至3台不等。1954年，济南站请地方一个小工厂来人将手摇起重机改为电动(1963年拆除）。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运量猛增，装卸劳力十分紧张。路局发动职工自力更生，大搞装卸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技术革新活动。济南、青岛、潍坊、张店、兖州、徐州、新沂等大站先后试制了一批型号各异的卸煤电铲、链板推送机、“少先吊”等机械投入使用，对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装卸效率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制造粗糙，性能差，至1960年大部封存处理。
1960年，先后成立济南装卸机械厂（1964年并入济南铁路分局装卸机具修配厂）和济南、青岛、张店站装卸机械维修组。1961年三个装卸机械维修组先后改为装卸机具修配厂，开始研制各种装卸机械。到1962年，共制造出12吨内燃轨道起重机、20吨蒸汽轨道起重机等大型装卸机械12台，配置于青岛、四方、沙岭庄、潍坊、张店、徐州、济南等笨大货物装卸较多的车站。并为37个中间站安装2至5吨的固定吊43台，在青岛站安装10吨桥式吊1台，至1965年全局各类装卸机械已发展到95台，年机械作业量占年总装卸作业量的9.2％。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装卸机械发展一度停滞。1972年5月，又制造出龙门吊4台、卸煤机5台、滚筒装沙机1台、电动固定吊3台，并购进叉车13台等装卸机械投入使用。是年，全局装卸机械已达165台。1975年初路局组织各装卸机具修配厂开展制造、安装装卸机械的大会战活动。济南、青岛、张店、徐州、装卸机具修配厂与各站维修组密切配合，先后制造和安装了龙门吊、卸煤机、装沙机等大型机械20台。1975年末，全局拥有各类装卸机械319台。与此同时，各装卸机具修配厂、各站维修组及各装卸作业所还研制了一些与机械相配套的索具。薛城装卸作业所制造的装焦炭用的铁簸箕、济南装卸作业所制造的钢板卡、济南装卸机械修配厂制造的电抓斗等配套索具，更加有效地发挥了装卸机械的作用。随着装卸机械配属量的不断增长，机械设备的管理也随之加强。在装卸管理所内配备了装卸机械工程师，各装卸作业所配备技术员和维修组。普遍建立了装卸机械履历簿、卡片等技术档案，定期开展机械评比、保养、操作技术竞赛活动，提高机械使用率，损毁率逐年减少。进入80年代，装卸机械向负荷大、精度高现代化方向稳步发展。在自行制造装卸机械的同时，先后购进装载机、叉车等411台。由于加强了对装卸机械的管理与维修，1982年装卸机械完好率为95％，1983年为96％，1984年达到97.5％到1985年底，全局装卸机械拥有量已达774台，负荷最大的为30吨。机械装卸货物作业量比重占总装卸作业量的46.4％。装卸机械完好率达到98.5％。
1970年以来，全局各类装卸机械统计，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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