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一、售票
  胶济、津浦及陇海铁路商邱以东区段营业初期，天津、济南、徐州和浦口车站各开2个窗口售票，其他车站均开1个窗口售票。售票时间，较大车站在开车前2小时，一般车站在开车前1小时，只售当次车票。1932年9月开始，青岛、大港、潍县、周村、天津、济南、徐州等站开始全天售票。1940年，胶济、津浦两路两个济南站合并后开4个窗口售票，青岛、潍县、张店、泰安、兖州、徐州等较大车站开2至3个窗口售票，一般车站均开1个窗口售票。另外，青岛日本国际观光社为青岛站办理代售客票业务。所有车站只售当日当次车票，各站售票时间根据客流情况都有所延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岛日本国际观光社停办代售客票。1947年12月，济南站运输营业所和济南中国旅行社曾一度办理过提前一日的预售客票业务。1949年9月以后，济南华东旅行社代济南站发售各种客票。
  建国后，青岛、高密、潍县、益都、张店、周村、济南、禹城、泰安、兖州、滕县、临城、徐州、宿县、蚌埠、浦口等站随着客运量的增长，普遍增开了售票窗口或延长售票时间。济南站、徐州站开始发售卧铺票。1952年主要站改小窗口售票为大窗口售票。济南、徐州等站开始实行24小时不间断售票，济南站还在市内增设了剪子巷售票所。1954年7月，实行“售票十项顺序”，即：一问（到站、张数）；二报（票价）；三收（收款复唱）；四找（找零钱）；五拿（拿票）；六扎（日期）；七盖（车次）；八查（复查票面）；九唱（站名、张数）；十交（票）。1955年，学习苏联铁路售票员阿拉金式创造的先进工作法，济南、徐州站增设阿拉金售票员，各站普遍实行售票窗口悬挂售票员名牌的制度。售票形式开始向多样化发展。主要有：
  专门售票口 济南、青岛、张店、徐州、蚌埠、浦口等站增开军人硬座、卧铺窗口分别售票。
  预售客票 青岛、潍坊、张店、泰安、兖州、徐州等站及济南市内售票所和阿拉金售票员开始预售3至7日的客票。
  电话定票 济南、青岛、徐州站设专用电话，旅客用电话预约，车站派人将客票送到旅客手中，每张客票加收送票费1000元（旧人民币）。
  流动售票济南、兖州、徐州、青岛、潍县等站的售票员，在节假日之前深入所在地的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工地、码头、汽车站，定点、定时售票；济南站还在市内大观园商场设流动售票点。
  上车售票 济南站、徐州站派人上车，为到站后继续旅行的旅客发售客票、办理加快和中转签证。
  委托售票 济南、青岛、张店、潍县、泰安、徐州等较大车站分别委托市内较大宾馆代售客票。
  通过贯彻铁道部关于《改善售票工作的几项规定》和推广阿拉金售票法，涌现一批优秀售票员。
  1958年7月预售客票的车站增加到35个；电话预约售票的车站扩大到张店、潍坊、烟台、兖州等17个车站。济南、青岛两站在市区内的电影院、商场、百货公司等冲要处设置“订票箱”，旅客只要填写订票单，投入箱内，车站定时派人携带票据开箱，依订票单的要求，送票上门，每票收取送票费0.10元。1961年11月10日，根据铁道部《铁路企业财务管理条例（草案）》的规定，有关车站委托路外单位代售客票业务一律停办。1964年，铁路客运职工根据各自的业务要求，开展了大练基本功活动，售票人员的业务水平普遍提高。经过考核普遍能达到熟记本站或自己负责发售的常备客票票价；熟记通过本站各次旅客列车的停车站和不停车站；在15分钟内画出全国铁路示意图；熟练地查出全国铁路各站的里程，正确计算票价；连售2万张客票或连续3个月无差错；在任何情况下能保持诚恳、谦虚、态度和蔼、服务热情，不与旅客争吵。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练基本功的活动自行停止，电话订票、流动售票、上车售票等方便旅客的售票方法逐渐停办。“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客运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工作：车票集中管理，售票数量向旅客公开，加强计划售票，车站实行昼夜不间断售票，相继在济南、青岛、徐州市内增设固定售票点和实行计划分配票额售票。同时建立健全售票员岗位责任制，开展大练基本功的活动。通过整顿使客票管理水平和售票员的业务素质都有很大提高。济南站售票员王彦平（女），从1977年开始，创连续4年售票70余万张无差错的优异成绩。1979年和1980年被评为济南铁路局先进生产者，共青团山东省委授予“青年突击手”的光荣称号。徐州站陈国琪1974年任售票员后，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很快就能熟背徐州站至全国4600个车站的公里、票价，默画全国铁路接算站示意图。工作认真负责，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售票差错率平均在十万分之零点四以下，并取得售票30万张无差错的优异成绩。1978年在全国铁路客运系统技术表演赛中夺得售票员第一名。1981年获江苏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1982年获全国铁路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客运量不断增加，许多车站出现旅客买票难的问题。1981年5月，根据铁道部发出的《整顿售票组织工作措施》的通知，各主要车站普遍增开了售票窗口。客流量较大的济南、青岛、烟台、张店、潍坊、徐州等站与当地的党、政、军机关及较大宾馆签订购票合同，实行电话预约，定点定时取票制。遇省、地、市召开大型会议或有大批复员、转业、退伍军人时，车站登门售票。每逢学生寒暑假前，车站派人到大、中、专院校售团体客票。济南站还在远离铁路的聊城设售票点，预售五日以内客票。通过以上各种措施，旅客买票难的问题，有所缓解。但每到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前后，各主要站排长队购票的现象仍相当严重。
  二、列车服务
  胶济、津浦、陇海铁路自营业开始，旅客列车上的列车长、服务人员、餐营人员、行李司事、查票司事、检车夫和乘警分属路内外不同部门，各自按本工种的交路上车，列车上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头、二等车上配有车僮，为旅客服务，三等车几个车厢配一名看车夫负责清扫车厢。1938年后，头二等客车服务人员仍为“车僮”，三等车改称列车手。抗日战争胜利后，仍用旧制。三等车上“黑、冷、脏、挤”的现象相当普遍。
  1949年，铁路开展了“整顿旅客列车，加强服务工作”的活动。各次旅客列车都有由列车长、列车员、行李员组成固定乘务组。各旅客车厢都有一名列车员，负责旅客的安全、服务、清扫车厢和报告停车站名等工作。从1951年1月起，在胶济、津浦、陇海干线上行驶的主要列车上安装了有线广播设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播送音东戏曲，预告到站和介绍铁路乘车知识及沿线风景名胜。在各次列车的车厢内悬挂“旅客意见簿”，以征求旅客的批评、建议。并设服务台一处，为旅客办理补票等事宜。同年，各次旅客列车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和爱国卫生运动，把列车的出库和运行中的卫生纳入竞赛内容。建立起有列车段、车辆段和卫生防疫站参加的对客车出入库卫生联合鉴定制度和运行中列车长卫生检查制度。经过乘务员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形成了库内“打基础”，两头（始发、终点站）大清扫，中途勤保养和随脏随扫以及白天少于扰（旅客）、夜间不干扰（旅客）的卫生工作方法。在干线长途列车上普遍挂有“携带儿童乘坐车”，此车厢内不准吸烟，并备有简单的儿童玩具。每节硬座车内的一端设有“老弱妇孺专用席”。在各车厢内备有象棋、军棋、扑克牌等文娱用品和杂志、画报，均无偿供旅客借阅使用。
  1954年2月，全局旅客列车包乘组普遍学习推广中长铁路经验和苏联“鲁宁式包车法”，各乘务组实行包车底和固定包线的乘务制度。并组织列车乘务人员脱产轮训客车检修技术，经过考试普遍达到三级车辆钳工的水平，列车运行中发生一般故障，可在检车乘务员的指导下，随时修复。1955年实行旅客列车在运行中视为一级行政组织，列车长为行政负责人，所有值乘的列车员、行李员、广播员、卫生员、检车员、乘警、餐营及售货售水人员虽分属几个单位，统归列车长领导。加强了各工种之间的团结协作，克服了餐茶供应、服务、卫生等各行其是的弊端。列车服务台工作范围发展为旅客代发电报、代售汽车票、代介绍旅馆、代售书报杂志等，并备有急救箱、信封信低、针线纽扣等，供旅客免费使用。1956年，列车乘务人员学习客车检修技术和参加修复客车一般故障的制度，自行取销。
  60年代初，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列车服务工作依然坚持如故。张店列车段列车员秦维兰（女），担当八陡至济南间的228/227次普通旅客列车的乘务工作。沿途22个停车站，农民旅客占80％以上。她在值乘中处处为农民着想，总结归纳出“三帮”（帮拿行李、抱小孩、找座席）、“六送”（送上车、食品、开水、下车、出站和为病人送药）、“五介绍”（介绍安全注意事项、设备及使用、到站时间、换乘车次时间、到站交通）以及“做一、问二、眼观三”的服务方法，博得广大旅客的赞扬。她的经验和事迹曾在全局推广介绍。她先后被评为淄博市和路局先进生产者、全国铁路先进生产者；共青团济南铁路局委员会还授予的“五好青年”光荣称号。
  1963年3月，毛泽东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旅客列车上经常出现旅客主动帮助列车员扫地、擦地、为旅客送水和扶老携幼等好人好事，进一步激励了乘务人员的工作热情。济南、青岛、徐州列车段在干线上行驶的旅客列车上普遍实行“旅客代表制”。每当始发列车开出站台后，每节车厢内在旅客中推选一名代表，以便把旅客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给乘务员并协助乘务员维持车内秩序，和为旅客服务。次年，在长途旅客列车上普遍推广“旅途操”，由列车员在车内传授，并领操；在停车15分钟以上的车站，由列车员组织旅客在站台做广播体操，以轻松旅途生活。
  徐州列车段516/515次包乘组，1958年4月组建，值乘于徐州至济南间的管内普通客车(原为202/201次，后改316/315、416/415，1981年改516/515）。列车乘务员根据普通客车停站多，短途农民旅客多，沿线集市多，站间运行时间短，停站时间少和旅客上下车频繁等特点，在不断地实践中创造出“勤访、多讲、主动帮”（即：勤询问旅客；多讲解旅行安全和卫生常识；发现旅客困难主动帮助）和“一迎、五送、三零、十代”（即：始发站迎接重点旅客上车；为重点旅客送水、送饭、送出站、终点站送转乘、特殊情况送到家；零售饭、菜、汤；代为旅客烩干粮、代馏干粮、代做病号饭、代做婴儿饭、代售汽车票、代办旅客到站住宿手续、代售信纸信封、代售书刊、代旅客书写向导信、代找同路人）一整套列车服务工作方法，受到广大旅客的赞扬。1959年被获铁道部授予“红旗列车”称号。1966年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下，全局开行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脏、乱、差、挤”现象。旅客上错车、下错站时常发生，食品和饮水供应亦不正常，列车服务水平严重下降。但516/515次包乘组，在长期实践中做到“三个不变”，即人员变，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不变；条件变，为人民服务的作风不变；形势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排除干扰，基本上坚持原有的服务工作方法。1973年铁道部总结了这个包乘组的经验，并在全路推广。
  1976年后，通过全面整顿，全局列车服务工作逐步好转，列车上的“脏、乱、差、挤”的现象开始改观。1978年，铁道部向全国铁路客运职工发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办好人民列车的倡议书》。全局客运系统广大职工热烈响应，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客运职工的积极性，列车服务质量明显提高，并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徐州列车段的516/515次包乘组，组建20多年来，所创的服务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却一如既往地被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1980年被铁道部命名为“全国铁路安全标兵”，1982年评为“全国铁路先进集体”，1983年又授予“文明列车”光荣称号。青岛列车段青岛至北京的240/239次直通快车，从1978年起，连续8年在铁道部组织的进京列车评比中名列直快组榜首，1984年被铁道部授予“文明列车”称号。
  三、餐车供应
  胶济铁路营业初期，青岛至济南的直通旅客列车挂餐车1辆。1915年青岛至济南间开行的3对客车均挂有餐车，其中2对客车经营西餐，1对客车经营中餐，都是招商承包。1933年，青岛至济南间的1/2次特别快车及21/22次普通客车仍各挂餐车1辆，经营中西餐，兼办售货业务，仍为招商承包，直到1937年底无变化。
  津浦铁路1914年后，在天津至浦口间的特别快车以及后来开行的北平至浦口客车和北平至上海的特别快车上均挂有餐车1辆，由私商承包，售中、西餐，兼办售货业务。因饭菜价格昂贵，一般旅客不敢光顾。
  陇海铁路1917年在长途旅客列车上挂有餐车1辆，只供应乘一、二等车旅客用餐，三等车旅客规定在原座进餐。亦由私商承包。
  1938年日军侵占后直到建国前，只在特别快车上挂有餐车，除价格更加昂贵外，私商承包的经营方式和内容不变。
  建国后，济南至青岛的166/167次、济南至浦口间的168/169次和青岛至北京间的103/104次普通客车均挂有餐车，由铁路职工消费合作社经营，售中西餐。1951年8月，铁路职工消费合作社交给铁路职工生活供应总站经办，取消西餐，改售中餐份饭，降低售价，面向大众，每份饭为2500元（旧币下同），深受旅客欢迎。1953年5月，改售中西份饭，每份售价4000元，出差的铁路职工8折优惠。1954年，铁路职工供应总站交给交济南铁路旅行服务社经办。1955年7月，根据铁道部颁发的《改革旅客列车餐茶供应及减少乘务人员方案》的规定，青岛至北京间的39/40次直快列车的份饭单价由0.40元（改成新币）提高到0.70元，其他旅客列车份饭单价由0.40元提高到0.60元，乘务员用餐由0.15元提高到0.20元，取消对出差铁路职工的8折优惠。列车售货只保留济南至磁窑间、徐州至连云港间开行的短途旅客列车，其他各次列车全部取消。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1955年末开始，餐车经营向“大众化为主、中高级为辅”的方向发展。除主要供应盒饭和部分份饭外，增添部分中高级炒菜，可同时供应八九种以上，并供应多种地方名烟名酒。实行这一变革，适应了不同层次旅客的要求。1956年，蓝烟铁路建成通车，济南至烟台间开行的203/204次普通客车挂餐车1辆，经营项目与局内其他列车相同。
  1960年，路局始发的旅客列车中青岛至北京间的39/40次直快列车、青岛至浦口间的133/136次直通列车，青岛至济南间的管内客车，济南至烟台至浦口间的144/143、142/141次直通客车，济南至哈尔滨间的193/192、194/191次直通客车和济南至烟台间203/204次管内客车，共6对客车挂有餐车。但因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国家供给餐车的粮食和副食品的数量、品种受到限制，餐车供应的数量和品种也相应减少。各餐车普遍实行旅客凭客票限区段限量供餐办法。各列车段用粗粮加工成烧饼，旅客凭客票限量购买。1963年以后，国家粮食部规定餐车主食用粮以大米为主，副食品和油类供应逐渐增多，相继取消了凭客票限量就餐的办法。到1964年，各餐车供应炒菜种类已恢复到1960年以前的水平。从1966年1月1日起，山东省粮食厅供给部分精粉和精米，以解决特需。与此同时，各餐车也加大了肉、禽、蛋和水产品的供应，丰富了旅客旅途生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餐车供应品种日渐减少，饭菜质量和卫生状况明显下降。一般客饭供应以红烧肉和米饭为主的盒饭，品种单调，旅客就餐人数和餐车收入较前有所减少。1976年后，恢复多样化的经营，除炒菜外普遍向车厢内出售经济实惠的盒饭，每份售价0.3元，就餐人数逐年增加。1977年至1978年，根据铁道部《关于整顿旅客饮食供应工作的措施》，餐车供应坚持“面向旅客、经济实惠、保质保量、适应需要、按质论价、保本微利”的原则和商业部、铁道部制定的《关于做好铁路旅客饮食供应工作的联合通知》，各列车段对餐车经营的食品结构及供应方式进行了改革。在以快餐为主的前提下，根据高档次旅客增多的实际情况，实行配餐炒菜，任旅客挑选饭菜和成桌的系列炒菜。1983年以后，随着市场物价上涨，餐车饭菜售价略有提高，一份盒饭涨到0.35元，且质量也较前下降。
  到1985年底，全局始发的旅客列车有14对挂有餐车。外局到达和经过的18对旅客列车均挂有餐车。
  四、站台售货
  胶济、津浦、陇海铁路正式营业之后，站台售货均由铁路招商承办。经铁路与私商签订合同，私方向铁路交纳一定租金，并负责清扫站台和道沟。在站内设摊者称“杂货商”，在站台叫卖者称“小卖”。胶济铁路设杂货摊13处，站台“小卖”35人。津浦铁路天津、沧州、德县、济南、泰安、兖州、徐州、蚌埠、浦口等站设“小卖”，后又在禹城、滕县、临城等站增设“小卖”。陇海铁路在铜山等站有“小卖”售货。嗣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铁路旅客运量有增有减，站台杂货摊和小卖亦随之增减，经营商品种类也略有变化。由铁路招商承办的办法一直沿用至建国初。
  1951年7月，根据铁道部指示，路局职工生活供应总站接管了站台售货的全部业务，原在站售货的“小卖”一律录用为铁路职工，定职为售货员。高密、坊子、潍县、益都、张店、周村、平原、禹城、济南、泰安、磁窑、兖州、邹县、滕县、薛城、徐州、符离集、宿县、蚌埠、滁县、浦口等车站设售货员。站台出售的商品主要有包子、烧饼、烧鸡等。
  1955年，根据铁道部《改革旅客列车餐茶供应及减少乘务人员方案》的规定，取消列车售货，加强站台售货。自7月1日起，高密、坊子、潍坊、张店、济南、泰安、兖州、薛城、徐州、符离集、宿县、蚌埠等车站设售货组扩大售货业务，开始向“站台售货闹市化”方向发展。各站除经营包子、烧饼、烧鸡、酱肉、麻花、糕点、罐头、烟酒糖茶、干鲜水果以外，还组织各地名吃、土特产进站销售。主要有济南油〓和糖酥煎饼、泰安蒸饼和牙枣、兖州大烧饼、薛城野鸭、周村芝麻烧饼、高密大蜜枣、潍坊“杠子头”、禹城扒鸡、徐州麻饼、酥糖、符离集烧鸡等。
  1960年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站台售货货源缺乏，销售商品种类和数量大为减少。到1961年，只有济南、兖州、张店、潍坊车站尚有饼干、粗面烧饼出售，并且实行限量购买。1963年，各站台售货相继恢复营业，经营商品逐步增多，至1964年基本恢复到1960以前的状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站台售货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路局与济南市、徐州市协商，组织果品、食品、烟酒糖茶等公司，进驻车站、设点售货。多家经营，商品充足，但因多家经营，造成车站管理秩序混乱，食品、环境卫生很差。至1971年，撤回了地方单位在站的售货点，站台售货全部归列车段经营，供应商品有包子、饼干、面包、烧饼、烟酒糖茶及旅行小百货等，基本能满足供应。
  1978年后，本着“面向旅客、经济实惠、保质保量、适应需要”的经营方向，站台售货再次出现生机。济南站在第二、第三站台增设售货亭6个。泰安、兖州、徐州、张店、潍坊、烟台等站也都扩大了售货部或售货组，销售商品日益增加。1982年铁道部对京沪、沪杭、浙赣三条铁路的站台售货进行了一次检查评比，泰安站名列榜首，济南站获第三名。
  从80年代初起，济南、青岛、徐州等大站及济南列车段、济南车辆段、济南铁路公安分处、青岛列车段、青岛铁路公安分处、徐州列车段、徐州铁路公安分处等单位的劳动服务公司或待业青年服务社，组织待业青年参加站台售货，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形成铁路内部多家经营的局面。禹城等站地方商业部门仍进站售货。
  五、饮水供应
  胶济、津浦、陇海铁路营业之初，在干线行驶的快车上，有私商承包销售成壶茶水，价格昂贵。一般车站及客车，无供水业务。较大车站虽有开水炉，但旅客多不带茶杯，取饮不便。1932年先由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等站出售廉价壶碗，方便旅客饮水。有的客车上售货人员兼售开水，也有一些无业人员随车售水。1938年日军侵占后，取消车站供水，只在少数旅客列车上由私商出售成壶茶水。1948年解放初期，旅客列车供水暂由承包车内售货的私商兼办。1949年8月，全部改由铁路职工消费合作社承办列车售货兼售水，每杯茶水200元（旧币），白开水100元。济南、青岛、徐州、蚌埠、浦口等大站候车室内设售水点，价格与列车上相同。一般车站由小商贩自由售水。1954年7月，列车售水业务由铁路职工生活供应总站接管，长途客车挂有带茶炉的客车1辆，配6至8人的售货组兼办售水。每三个车厢配大型方水桶1个，车内备有足够数量的茶具，分段茶、段水、零茶、零水四种形式供应。300至400公里为一段，茶水收费1000元，白水收费500元；零茶每杯收费200元，白水每杯收费100元。每三站冲水一次，终点站前收杯。因列车上茶炉少，不能满足需要，另在济南、兖州、徐州、青岛、坊子、张店等站修建锅炉房，根据旅客列车的预报，提供充足开水。
  1958年9月，根据铁道部关于较大车站和旅客列车全部实行免费供水的指示，旅客列车上取消了段茶、段水供应。1963年9月，根据铁道部指示又恢复较大车站和旅客列车收费供茶供水。供应形式、价格与1958年9月前相同。因旅客列车上的茶炉普遍增加，相应减少了为列车上开水的车站。从1965年1月1日起，旅客列车取消段茶（水）和零茶供应，改为只售白开水，每杯收费0.01元，茶叶零售，每袋0.05元。1966年后，较大车站和旅客列车一律实行免费供应开水。各较大车站候车室内普遍设有饮水桶，供旅客饮用。旅客列车每隔一个车厢在洗脸室内设一大水壶，由列车员送水或旅客自取，老弱病残旅客饮水，由列车员实行重点照顾。各次列车在始发站开车后，由列车员向旅客敬水一杯，送至座位。软座车、软卧车及硬卧车均按定员配备茶杯和一定数量的保温瓶，供旅客使用。各次列车根据运行区段的长短，配备2至4名服务员，负责烧茶炉和向各车厢送水，并做到保证供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先是由于“红卫兵”大串联”客车严重超员，造成送水困难，而后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列车供水制度不能正常执行，致使旅客在车上发生“喝水难”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各方面的整顿，客运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向旅客送水的制度同时得到恢复。但少数严重超员的列车及管理不善的列车，旅客“喝水难”的问题，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