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清末民初，“安清邦”（又名“家理”）在临沂城乡，几度兴衰。笔者仅就所闻所睹清末宣统元年岁末，临沂西乡义堂街大地主、练长王春台勾结官府剿灭当地“安清邦”的史实，述其一、二。
  “安清邦”的来历
  相传“家理”组织是明朝遗老罗祖所首倡。宗旨在“反清复明”。组织名称的意思是，在了“家理”，就成为“通家之好”了。男女老幼，不分姓氏宗族，只以在“家理”内的辈分高低论尊卑。“家理”势盛时，遍及沿海各省，使清朝统治者极为震恐。于是采取拉笼其头面人物的手段，渐次改变了该组织的性质，由“反清”而至于“扶清”，因更名曰“安清邦”。
  又据当地“家理”人相传，最早罗祖有弟子三人；大的姓翁，二的姓钱，三的姓潘。大概是在姓潘的手里改变了该组织的性质，始更名为“安清邦”，因此，“邦”内悉尊其为“祖师爷”。又因“潘”字从“三"、“番”，所以“邦"内外又称该组织为“三滴水"或“三番子”，但广大徒众，多仍沿用“家理”名称者。
  清政府为便于控制“安清邦”，把各地在“邦”的悉召之运河漕运船上，让他们专司拉=运粮事宜。运粮船队分邦，各邦拥有船只百、八十只不等。不同的船邦，有不同的名号如：“嘉白”、“行三”、“兴五六”等，并有自己的番号、旗子，以示区别。后来，漕运衰落，船邦解散，在“邦”的遂又散处各地。但他们仍按各自的名号继续发展。大概，也就在此时期内，临沂城乡“家理”组织渐次兴盛起来。
  义堂街一带“家理” 组织兴起的始末
  清末，义堂街西头有一个人叫刘安邦，原以种田为业，一家五口，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后来，为补家用，刘安邦于每年冬春青黄不继的季节，兼做“货郎”生意，走街窜乡，接触了各种人物，其中有散处乡间的“家理”成员黄昌、段套、黄叉裤、王泗昌（混号“四条腿”）等人。刘安邦遂在他们拉笼下，加入了“家理”。黄昌是城西耿家埠（离义堂十二里路）人。传说段套、黄叉裤原在运河拉粮船，后失散回乡。王泗昌是东=大地主王兆镇（曾做过知县）的本家。这些“家理”的头面人物，经常出入刘安邦家，并在他家“摆香堂”议事、收徒，于是，刘安邦也就成了头面人物。当吋，义堂、探沂一带“室理”势力发展很快，徒众一多，也就未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其中有的是种田的，如刘安邦；有雇工的，如王钱，小时讨饭，长大后给人雇工挑水、打杂；有做小生意的，如曹二卖“发团”（当地一种用米、麦面掺合制成的发饼），张克昌卖杂货，张大卖饱子，王德昌开客店等；另外，也有一些为害社会的不逞之徒，如徐常玉卖菸叶，暗中同黄昌一起拐卖人口，张其公吸鸦片，刘三元、王永奎、李兴盛是地痞，另外，还有一些赌徒、窃贼，为了找“靠山”，也混入“邦"内。当时，一入了“邦”，就觉高人一等。他们把搭包束成三滴加的形式（这是他们的暗记），搭包下面插着三弯刀，有的还别着“马冲子”（一种短柄火药枪），结伙成群，招摇过市，十分神气。由于人员成分复杂，又无统一的政治目标，所以“家理”的人，干什么的都有。如黄昌、段套、黄叉裤等人，有时纠合徒众，夜间到一些乡村中、小地主家里强行借支粮、款；有的干些鼠偷狗窃的勾当；还有如李兴盛等，公然干些拦路行劫的行径。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多认为他们是一些不守本分的人。有敬而远之的；有心怀怨尤但不敢形之于声色的；最仇视他们的，是乡间深受其扰的中、小地主，他们很自然地就汇集在当地大地主王春台名下，成为“家理”不共戴天的死敌。
  王春台剿扑“家理”的经过
  王春台，是清末义堂街及其周围四井八乡有名的地主，家有好地十八顷，又开着“隆源号”大杂货商店，还有酱园、瓷器店等各种铺号十几座，他还是城西一带地主武装“团练”的练长。可算是当时临沂城西一霸了。当地稍有些身分的人，巴结他犹恐不及，更不用说敢对他说个“不”字了。可是，黄昌、黄叉裤、段套等人，偏依仗“家理”势重，不买他的帐，有时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提名道姓地大骂王春台，这自然不能为他所容，遂荫杀机，暗俟时机。
  宣统元年，王洪隆出任临沂县知县。王春台趁王洪隆前来拜访的机会，把当地“家理”中人狠狠告了一状。王洪隆回县后，即要王春台补了一张秉帖，历述当地“家理”聚众滋事、为害乡党、图谋不规的种种“罪行”，上报拿办。不久，即任命王春台为城西一百余村的团练长，并明令王春台指挥练勇及地主武装剿捕“邦匪”。此时的王春台，骑上高头大马，身着练长公服，前护后拥的练勇一律着红色号衣，身带三弯刀、红樱枪、马冲子、土枪洋炮、火苗子等杂七杂八的武器，打出剿捕“邦匪”的旗号，正式向“家理”开火了。
  宣统元年腊月初一这天，“家理”的首脑人物，聚集在刘安邦家里，见练勇及各村地主活动频繁，心知有异，但又不谙底细，因此，竟日惶惶不安。到了晚上，黄昌、段套、黄叉裤、王泗昌、刘安邦等人，聚在刘安邦家里，一面吃酒，一面商讨对策，最后，也没有想出摆脱困境的办法，只好轮流到街头了望，一直熬到鸡叫，除了段套外，其他人都合衣睡下了。段套对他们说：“睡觉时要把家伙（武器），抓在手里，一听到动静，就要拼死突围。”话音还未落，就听到外面一声炮响，震得屋顶直往下撒土。黄昌他们几个人同时惊醒。就听到外面高喊“拿邦匪”，“抓活的"，一时人喊狗叫，闹成一片。他们手足无措，只急得在屋里团团转。这时，只有段套早有准备，他手持双筒“马冲子”说：“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有利，有种的跟着我冲出去！”说着就朝门外打了一枪，紧接着一个箭步窜到院子里，爬上西墙，又朝外打了一枪，跳出墙去跑了。随后，黄昌、黄叉裤、王泗昌也逃了出去。剩下刘安邦、张其公二人，因是本村人，心想暂时躲一躲，事过之后找王春台陪个罪，也许就没事了。于是刘安邦翻了几道墙跑到村子后仓房的东大园里，藏到草垛里。张其公因吸大烟，四肢无力，行动迟缓，刚刚爬上墙头，就被早已爬在刘安邦墙外一棵杏树上的地主张广的儿子张三瞄见，一马冲子，就打到墙下去了。张三率几个练勇围上来，见其枪伤左肩，血肉模糊，气息奄奄，也就不加在意，掉头走了（天亮之后，邻居将张其公抬到家里，治疗两月有余，始愈）。天亮后，贡生的侄子叫做木土争的，左手持马冲子，右“手执三弯刀，到处搜捕刘安邦。当他走到仓房门前，向高老头要钥匙，高说没有，他举起三弯刀，一刀砍断门挂，撞进园去。刘安邦被他从草垛搜出来时，当即用刀背打了二十多下，脊背上的鲜血渗出衣外，围观的人无不下泪。后在练勇刘振德劝阻下，才停手，把刘安邦反绑了双手，押到孔家店里关押。后经王春台审了口供，送往临沂，在县衙门前站木笼而死。刘安邦死后，其母悲痛而死，其妻被拐卖到关东，家破人亡。
  义堂“家理”头面人物死散净尽之后，王春台和各乡地主，又大扑“邦匪”余党。王春台在南寺设下公堂，被捕者除了家属花钱求情，被王恩准重责四十大板“脱邦皮”之后始得释放回家者外，其余均被送县站木笼而死。在前后二十余夭的时间里，义堂及四周村庄的“邦匪”如王钱、刘三元、徐常玉等共有七、八十人惨死在县衙前的木笼里。义堂一带的“家理”组织，也就此沉寂下去。
  这一事件的余波
  黄昌、段套、黄叉裤、王泗昌等人逃出后，各寻生路。后来听说黄昌闯了关东、段套、黄叉裤跑到费县、平邑一带西山里创了土匪。传说当匪势大盛的时候，曾声言要带人围攻义堂街，千刀万剐王春台为“家理”徒众报仇。王春台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后来迁到城里居住，终于忧惧而死。王泗昌借助东=王家封建势力的荫庇，王春台拿他没有办法。王春台死后，他遂又在四乡活动。
  以上就是曾经轰动临沂城乡一时的王春台“剿邦案”的始末。我从小就常听人们传说，同时我母亲又是亲见亲闻。死里逃生的当事人张其公生前也常向我谈起，那时我已十六、七岁。以此，知之甚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