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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城西二里许，有于公墓一座。今查其史籍记载，兼收民间传说，将于公事迹，整理成文。
  《汉书列传》载：“于定国字曼，东海郯人也。倩其父于公为县狱吏，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亍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立生祠，号曰于
  公祠。”邑志，清入乡贤，配享孔庙。
  西汉至今已两千多年，“于公治狱大行驷马之门”的说法在民间仍广为传诵，足见历代人民对他的称道和怀念。他在供职期间，对重大案件的审理，往往彻夜不眠，千方百计为受冤者寻求解脱之路，做到“求其生而不得，而死者与我皆无恨也。”他以这样的精神治狱，自然不会冤死人，枉决案。于是万民感德，为之立生祠，以表崇敬。其生祠故址，因年代久远，难以查明确切地址。
  于公其人其事，志书史籍均有记载。清乾隆二十八年董修郯城县志载：“于公宅在县西二十里高大社，因于公高大其门，故社以之名。” “驷马亭在县西十八里马头镇，为汉于公建，今废。”于公为西汉昭帝至宣帝时郯城县狱吏，东海郡决曹掾（东海郡治郯），精通法律，治狱得当严明。汉武帝为了扩大疆城，加重徭役，增收赋税，对人民进行残酷地剥削与压迫，弄得民穷财尽，苦不堪言；至昭、宣二帝时仍是凶荒四起，民不聊生。于公为狱吏时，在押犯人多是为了逃避徭役，或是交不起官家的钱粮而被捕的。于公对他们寄于同情，总是尽量设法使之早日出狱。尤其对鳏寡孤独罹罪者，格外怜恤。传说，某年除夕，至于公见他们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想必是为家人不得团聚而万分愁苦。此情此景，于公心中也很难过，于是冒着 "私放囚犯该杀"的风险，决意放犯人回家过年，他对犯人说：岁尽腊除，谁无父母子女，谁不盼着回家团聚，我今天与你们约定，大年三十放你们回家，新年过后，初三日返回，不准逾期，如逾期不回或者私自逃走，定当咖倍治罪。犯人听后，无不欢喜，感动得流出眼泪。结果，到期全部归回。其信取于犯人，可见于公执法严，用法广，以致系罪之人无不感其德以信报之。据说于公死后，凡是出狱之犯人，都兜一兜土为于公添坟，以表敬意，可见德之深也。东海孝妇周青为罹害婆母之冤入狱，于公为此案件，明询暗访，察知这一桩大冤案，寝食不安，百般为其表白，寻求生路。无奈昏愦的县官，愚昧的太守，不顾于公再三直谏，不听百姓呼声，不作详查细询，糊里糊涂地将孝妇处死，致使无罪的孝妇遭有罪之诛，人闻之无不流泪。孝妇狱成后，于公携带全部狱词，哭诉于太守府门，弃职回家。于是东海枯旱三年不雨，“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哀鸿遍野，民不堪命，是天为之报孝，而东海人民何罪，却遭此无妄之灾。后太守到任，访求于公高大故里，于公将全部案卷呈新太守，为孝妇平冤。新太守亲身致祭孝妇冢，旌表其墓。天立降大雨，岁大熟。百姓为孝妇之冤因于公而得平，无不欢呼称颂！
  于公为管狱小官，月俸汉秩不过八解，但公正廉明，不置私产，终身只有茅屋数檐，生活仅得温饱。对其子定国，课以法学，并联系自己治狱数十年的经验，令其精研谙练，乃至于成。遽而里门倾圮，里人将重修，于公说：
  “里门再盖要高大一些・”众人问其缘故，他说："我一生治狱，无枉决，虽终身穷困，子孙必有兴者，定有安车驷马出入其门。”于公卒后，他的儿子定国继父职仍为郯城县狱吏，郡决曹，因为他少年学法精研，其父薫陶，造诣颇深。任职期间，恪遵父训，治狱更加勤谨，政绩卓著，声闻遐迩。故而屡被陞迁，由狱吏而廷尉，终至大丞相，封西平侯。其孙于永以孝行闻，官至御史大夫，安车驷马果然出入其门。
  于公墓址，现在仍很高大，占地二亩许。传说于公死后，坟墓如常并不很大，由于他治狱事迹感人，死后，群众无不痛心相念，自发地肩挑背负，添土聚坟，你来我往，不期然就聚成了一个高大的坟冢。于公墓是我县重点保护的古墓之一。现在西关三街在此建果园一处。
  附录展于公吴堦 （县志）
  于公墓，成颓丘，年年草长驱羊牛，碑已仆兮铭空留。于公，我公，前贤，后贤，公来展墓，凄怆荒烟。
  烟荒荒，窜狐兔，邪许声中筑坟固，君不见，东海孝妇名周青，神道亦禁樵夫行。
  《汉书•于定国传》有关孝妇的部分文字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