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著名书法家杨慕唐先生离开我们将近两年了。每当忆起他的音容笑貌，不禁黯然神伤。我和他相识了四十年，主要是工作上的接触。解放初期，他在青岛火柴联营会任职，我那时也任职于一家火柴公司。除了公务接触之外，间或探讨书法艺术。我很羡慕他的书法风格。在年龄上，他大我一旬有奇，是兄长是益友；在道德品质尤其书法艺术上则是我的良师。但他却非常谦虚，在他赠我的诸多墨宝中，总是称我为老友或老弟。为宏扬他的书法艺术，今不揣庸昧，辑其遗闻轶事，编撰成文，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并向爱好书法的学者作一番简单介绍。
  先生祖籍河北省束鹿县郭家庄。生于1902年，1991年卒于青岛寓所，终年89岁。兄弟二人，胞弟杨格非早年在同乡胡明耀开办的李村贯华冻粉厂工作，后又转入沧口明华火柴公司，先于他两年去世。他有一子一女，子名杨德华，毕业于北京电信学院，一直从事邮电工作；女名杨云英，在青岛药材站工作。
  他七岁时在本村读私塾，启蒙老师是位晚清秀才。他的文学素养和书法基础，很得力于这位秀才老师。由于他聪颖过人，在童年阶段即擅长写毛笔字，遂以笔法超众博得老师的重点培养，为他以后在书法上的进步打下良好的基础。
  20年代初期，经人举荐到天津天增银号当店员。业余时间仍然勤恳地看书写字。他先学欧阳询，后习虞世南，后来又参加了“天津年世南楷书励进社”，从此又兼习颜体。后来又对草书发生兴趣，除“二工”之外重点临摹孙过庭《书谱》，经过几度春秋，使他的书法艺术渐入佳境。后来，天增银号因受世界经济萧条影响宣告歇业，他也因此失业了。
  在旧社会，単凭毛笔字写得好，很难找到用武之地。想在天津另谋职业的希望终成泡影之后，想到胞弟格非在青岛供职，于是来到青岛，住在弟弟家里，想找个工作.贯华冻粉厂经理胡明耀，很爱慕这位书法家的才华，想留他在厂里工作，他认为兄弟俩在一个单位不甚相当，而另谋他就非短期可能。在百无聊赖中见到《大公报》（1936）登载招募善书者一则广告，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按照广吿要求写了几幅不同体例的毛笔字，寄往南京指定的信箱。半月左右遽然接到回信，相约南京面试，并附来往返路费，以备面试不合条件时返回原地之用。他此时难免有些踌躇。但“小卒”已经过河，只好一步一步走下去。
  据说当时应征者不下300人。他到南京后，按信示地址报到。接待人员和蔼而严肃，桌上文房四宝备齐，苜先让'他当场挥毫书写大中小各种体例的作品，意在验证是否假胃。验证之后接待者交底并提出要求：其一，他们是代国民政府征稿的；其二，以写字为主要任务但不能题写个人的名字。他回答说：“有枝可栖，只求温饱”。从此他找到了一项非常适合个人性格特长的工作。接待人员也明白交待是林森主席的代书，不得向外透露。他的工作被安排在文官局下属的文书处。其代书工作大致分三类:一是著名林森的匾牌字，二是以国府主席名义缮写的各类文件，如高级官员的任命书，外交官员向驻在国元首呈递的国书等；三是浩瀚的应酬书柬。林森交游甚广，凡是要求他题词的都来者不拒。这固然加大了他的工作量，却也为他提供了提高书法水平的机会。工作是写字，休息也在写字，业余时间更是须臾不离笔墨，据他讲，这期间是他书法的鼎盛时期。
  抗战初期，日寇经常派飞机至京畿上空骚扰，当时政府规定，听到空袭警报先进防空厅，紧急警报再进入防空洞。在一次空袭警报时，他手执一卷未写完的《书谱》被时任监察院长于右任发现，欣赏之余慰勉有加，并约他到他家作客。他受宠若惊，连声推谢说：“翁乃院长之尊，在下小卒一名，怎敢高攀” ？于莞尔笑曰“尔我同道，何出此言?” 当即约定周末恭候。自此以往，他常趋于家请教，除饱览于家珍藏的书画碑帖之外，更多的时间则是切磋书法。偶然中在于家与闻人叶恭绰相遇，经于公介绍，使他受益不少。
  随着抗日战争的失利，国民政府被迫逐步经武汉逃往重庆，他也违愿地随政府撤至大后方。1943年林森逝世，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兼任主席，他的工作也有了变化，代书的任务被一般的文书工作所取代。有人说当时他的级别已是荐任甚至是简任级，那全是讹传，根据他的职务和资历，根本不可能。充其量不过是委任职的中级而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达官显宦都是从天而降，他则是最后搭船回到南京的。工作性质无甚变化，但书法水平特别是《书谱》功力愈深。他曾出示他在南京写就并装裱非常精致的《书谱》一卷，真是龙飞凤舞，飘逸萧洒。他十分珍视不肯轻易示人，卷首留有一段空白，据说本拟请于右任或叶恭绰题序，后以机会错过而未果。
  抗战胜利后的南京政府由于顽固地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政局急转直下，最后被迫匆匆忙忙逃往台湾，一般工作人员各有怀抱。与他对桌办公的一位职员平时两人感情不错，在关键时刻，就试探性地问他，是否考虑随往台湾，他爽直回答说：“我一家老少都在大陆，实在没有去台条件。” 这位职员进一步交底，他也不想走，并启发性地安抚他说，共产党不会把我们这般下级人员视为革命对象的。咱们只要把文件保存好移交好，就太平无事了。后来得知这位同桌是党的地下工作者。
  交接完竣之后,负责同志征求他的去留打算。党的原则是愿走的欢送，愿留的欢迎。愿走的发给三个月工资的资遣费。他决计返回青岛，上级破例为他开具到青岛谋求职业的介绍信。从此告别了十几年的仕途生涯，也告别了南京。
  他返青之时，其弟杨恪非已在沧口明华火柴公司工作，与经理李腾蛟关系不错，所以他来青之初即住在李经理家中，因他持有南京方面的介绍信，李氏又是火柴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经市工商联负责同志的同意安排在火柴联营会作文书工作。后将家眷也接来青岛，一家四口，月薪42元，生活比较艰苦。他在南京时开始皈依佛门，法名师苦。返青后影响老伴也信了佛，老两口相依为命，相敬如宾。颂经写经，信守佛法，成为虔减的佛教徒。一有时间就正襟危坐抄写佛经，其中抄写遍数最多的是《金刚经》最出色的则是《楞严经》洋洋数万言装订十大卷。深恐放在自己的家里不保险，乃于50年代初期奉交湛山寺。并对易如和尚讲，这是第一次用《书谱》笔法抄录的佛经，是他几年时间的心血结晶。可惜在文革中被红卫兵连同藏经楼的全部经卷均付之一炬了。这使他精神创伤甚巨，好长一段时间郁郁寡欢，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保留了工商联撤销了同业公会。他被安排在信昌火柴厂任职。几家火柴厂合并时，又被调往新兴文化用品厂。在大跃进年代，该厂一分为三（钟表厂、铝制品厂、金属制品厂）他则被调往钟表厂。他性格内向，又拙于交际，厂领导以照顾为由下放到传达室兼烧茶炉。
  他的书法虽然不凡，但从未举行过个人展览，因之在青岛的知名度不高，而山东省美术研究院院长石可，却听人说过青岛有位书法家杨慕唐，石可来青时曾四出打听他的下落，杳如黄鹤。石可后来在《中国老年报》和《联合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几年之后,他再来青岛寻访他，也未找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竟在钟表厂的传达室发现了他，大喜过望，才知道书法家杨慕唐正在这里看茶炉。”此后，二人经常会晤，间有书信往来。
  1980年溥杰先生来青游览，市文联举行欢迎笔会。全市知名书画家聚于一堂，可以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独不见他莅会。经垂询之后，主持者以他年老行动不便为由所以未发请柬。在博老的动议下，只好派车将他接来，参加了笔会.他即席写了盈尺的四个大字，受到与会者的交口称赞。
  他中年之后，临摹《书谱》的时间较长，前后书写近千遍。3700余字的一册书谱，用小楷六小时一气呵成。笔者见过他用大字书写的20幅宣纸《书谱》，真是龙飞凤舞，大气磅礴，起伏顿挫之妙，跃然纸上。他不但善于草书，楷书也很出色。他写过多帧《朱柏庐治家格言》，分赠至亲好友，他自己也以《格言》为座右铭、身体力行，不遗余力。
  青岛火柴厂总工程师李腾蛟是他的好友。经常在一起研究书法学问，当李问他书法有无捷径时，他说：“古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取法乎下又何所得乎！所以在初学时要慎选所师，选师既定，必须诚心诚意追求摹拟。先求形似，进一步再求神似。不随便更动所师，始有登堂入室之望”。
  他曾教导子女：“学书中最难过的是名利关，其次是地位关和技术关。写字要有品德，字如其人，要学拙不能学巧。写字最怕带有富贵气，一有富贵气就不会再进步。浏览书画，万不可说人之短。'文人自古相轻'，这是恶习。一个人要有口德，不可妄言谤人，要谨言慎行。不要存有贪心。金钱乃是非之物，是最能考验人的。如果想到字写好了能卖多少钱，就肯定学不好写不好。想出名就是最坏的事，字写好了不题名也会有人欣赏。'‘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在青岛题写的“海滨宾馆”和在崂山风景点大字题写的“狮子岩”、“龙头峪”、“天开异境”等均未题名。
  80年代初，市文化宫组织了一次全市性的书画联展。他首次亮相是30幅大字《书谱》一套，行家视为奇迹。展览完毕之后理应将原件璧还。但他的《书谱》却不翼而飞，不知落于何处，再三查询，犹如石沉大海。后为山东省画院院长于希宁所闻，深感不平，乃会同市有关机关积极追查、也无结果，最后由市总工会以落实政策名义垫付他500元不了而了。
  章草书法家刘诗谱与他交往甚厚，当得悉刘老病逝时甚感悲恸，竟不顾手臂颤抖痛楚，亲笔题与挽联，以寄哀思，联曰：“恶梦已做完，君先行一步,宿业犹未了，我再待些时。”
  杨慕唐先生笔耕砚耘清贫一生，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当代罕见的墨宝。
  旧青岛的几处公园
  二十年代的青岛公园，分别以“第一、笫二……至第六命名，第一即现在的中山公园，是二十年代末改名的。第二在台东，第四在中山路，今已无迹可寻。第五在火车站前，第六即现在的安徽路公园。
  在市民的口语中，现在常提到的只有“第三公园” 了。这里早已是“劳动人民文化宫”。但提起来仍管这里叫“第三公园”。
  另外还有“四方公园”，三十年代末成了四方机厂的一部份，一堵高墙和外界隔开。“鲁迅公园”旧名“若愚公园”，是胡若愚当市长时整修的。三十年代初改为“海滨公园”，解放后又改名“鲁迅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