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9月上旬，政治队移驻新开口陈潭庄。10日上午，邵湘庭偕于先生来。他说：“我最近要到鲁南去接任第十区驻省办事处事务。昨天来专署办理动身手续，顺便来此探视和告别。老于早已听说过你们的活动，也极愿一同前来观光。”于是清华大学文学系毕业，抗战开始后就在各地从事爱国活动。大家都是战场上的秀才，谈来自是相得。大家谈到省府在鲁村和东里店大兴土木，说什么建立省抗日根据地，泥土未干，被敌机炸成一片瓦砾；鲁南国共摩擦；省府与鲁苏战区的不协调；敌人鲁南大“扫荡”；沈鸿烈的失踪，直到梁建章之死……。于说：“老沈是一个军阀、政客、老昏蛋。在他的领导下，山东不会搞出一个像样的局面来。”邵说：“滨清你不是早就与薛经武相识吗？他托我们致意邀请你到那边去谈谈哩。”滨清说：“我和他在第五区司令部见过面，目前是我们的上司，我也早有意去向他请示工作。”于说：“那么咱们就一块儿同去不好吗？”滨清点头。晚饭后，滨清、振东陪着邵、于打牌，我揭开他们带来的“抗战”月刊，见有于写的长篇纪行“万里征鸿”一文，看来他是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次日早饭后，邵、于同滨清走了。13日上午滨清归来，神色阴沉。下午召开政治部工作会议，滨清报告说：“我这次到第十区政治部去，薛经武对我说：‘你那边编印的教材和宣传材料上，宣传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党的口号。这一口号和我们抗战建国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现在我以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们放弃这种立场，和我们一起在抗战建国同时並进的道路上共同前进。否则，在私人方面我们虽然是老朋友，但事关国家大计，在政治方面我们就不能不作一番斗争了。，由此可看出永川对那些事情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次薛经武邀我去不是要商谈什么，而是下达最后通牒。我们面对这种情势应采取什么态度呢？”车、王默然。我愤然说：“不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不要党派合作，不要全民团结和全民抗战。要抗战建国同时並进，实质上就是抗日剿共双管齐下。战前的十年剿共，没有能把共产党剿灭。目前再加上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能够有胜利成功的希望吗？这样势必导致民族灾难的深渊。目前上层重庆和延安的关系实况，还不得而知。就拿我省来说，目前这种内讧局面发展下去，势必导致全省更大的混乱糜烂，只不过助长了敌伪势力的嚣张而已。这样的抗战还有什么意义呢？”永川说：“我看我们应断然拒绝薛经武的意见。”我说：“我看也不必那样逢彼之怒，近来省内各地国共部队都发生了大小不等的摩擦，独有保二旅还保持着暂一师的传统态度，与八路军和平相处。我们可暂利用保二旅这种暖味态度，来暂避风雨，对薛的威协，不予理采。”车、王未加可否，张、刘二位队长都赞同我的意见，滨清默然。
  20日旅政治部主任张晓亭来视察工作。他三十五岁以上，潍县口音。虽谈笑多端，但神情含蓄，使人望之不安。他在政治部住了几天，了解一下工作情况，勉励了一番，然后提到在教材上要加上领袖言行一项。在闲谈中他提到：“中央军校山东总队来鲁南招生，总部设在安丘县南ia集一带。”我问到报考资格，张说：“中学以上文化程度，有当地军政机关保荐。”滨清说：“谦光常说要跃马疆场，为国干城，这倒是一个机会。”我听了自思：目前政治队外有薛部的威胁，内有卢、王的破坏。翟玉蔚的态度虽然暖昧，但他究竟是一个土皇帝，他的大章丘主义决不能与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活动的步调合拍，省方派张晓亭等人来主持政治工作，翟在政治上不可能长此暖昧下去，很可能为了找政治靠山，以巩固他的章丘王国，而加入当前的政治逆流。如果是这样的话，政治队的存在就为期不久了。面对当前的形势，我应该怎样行动呢？举行兵变，开往黄河北岸，滨清是不会同意的。那我最后只有投考军校，藉机逃往大后方，观察渝延关系。如果当前的政治逆流仅局限于山东，毕业后再图回转；反之如果是全国性的，那么胜利必属无望，个人只有改絃更张了。想罢打定主意，尽力顶住薛卢两股势力的干扰。
  张晓亭临行留言说：“旅长对你们的工作，特别是今夏的基层集训工作，深为满意。嘱我致意，希望最近能会见你们。”张去后，滨清和我计议：“我们去晋见翟加强联系，从而巩固政治部的地位，更利于对付薛卢的颠覆活动。”10月2日我俩一同到埃河崖旅部。进门翟欣然起身相迎。他身躯高大魁梧，脸长方微黑，浓眉长目，耸鼻阔口，光头；披一件黑布宽大棉袍，黑礼服呢便鞋。又见床头上放着一本《汉书》这是普通会见，在会谈中他时常发出洪亮的笑声，自然之中给人以严酷的感觉。第四团长钱光荣，第六团长郑统轩相继到来。翟又派人邀政治部主任张晓亨和参谋长来，大家相互寒暄就坐，勤务员端上几盘清炖鲤鱼和白酒。酒饭间翟高谈阔论，余人唯唯而已。酒饭罢，钱、郑告别各去，我们亦起身辞出，同张晓亭来到政治部，侍卫员送来法币80元，我们辞谢，张说：“带着吧，这是旅长会见远客的惯例。”我们回到小野郭寨已是掌灯时分。
  卢辑武等听得薛部胁迫的传说，气势更加嚣张，时常同他拉拢的一群队员夜间外出吃、喝、嫖、赌，肆无忌惮。我同滨清屡加劝告，迄无悔改之意。月底滨清因病留家。11月15日卢和永川因外出事争吵起来。我听说到政治部拟予排解，见卢瞪着眼向永川说：“干不了你就滚开，章丘县的馍馍，吃不了可以喂狗！”我气不过进室批评了他几句，他更是反目相向，我便下令把他看管起来。拟于次日送交团部处理。驻二图的张保三知道了，他和卢都是红帮中人，便带着几个人来硬把卢要走了，我隐忍着未拦阻。次日永川把事态向滨清报告，我赴临济去见王文轩报告。王笑道：“辑武到那里事情就坏到那里，你回去吧，我把他调开另派一个人去就是了。”我回队把第三中队调驻就近，以防不测。一连几天不见团部派人来接管军需事务。队员们私下传说团部要解散政治队。我知到事态已趋严重，22日我到滨清家中探视，见他卧病在床，我向他报告了事态情况。他说：“看来事情酝酿已久。我现在有病不能起床。即便能行动，事情对咱们来的，我自己也不好出面啊！我看你去找张晓亭谈谈吧！看他能否出面调解。”我吃过饭，步行直奔旅部驻地埃河崖。见到张晓亭向他说明来意，他呵呵地笑了起来说：“这是小事一件，你先休息吃饭，我去向旅长请示一下，明天咱到三区去。”上灯时分，张晓亭回来了，身后跟着上次在旅长那里见过的一位带枪的卫士。张满脸冷笑，眼睛里露出一种不屑的神情说：“你就在这儿住几天吧！”说罢转身就走。我怔了一下，向房门走了两步说：“那怎么好呢？滨清养病在家，我若留在这儿，若有敌情那便怎了？”张头也不回地说：“那不用你管了。”我暗想这是怎的了？从那位带枪人的神情中，我省悟到我已是被拘留了。心中十分抑郁，那些政工人员已大部分走了，我坐在桌前打了一个呵欠。那位“卫士”微笑说：“困了吗？就在那床上休息！”我点点头，无言地走到床前躺下。他等政工人员走尽后，出去把门锁上了。我在床上翻复不能入睡，暗想：现实对我是如此残酷啊！我离开了父母的抚爱，中辍了学业，日夜奔波，出生入死，究竞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人民的民主自由吗？这又何罪之有呢？我又想：翟玉蔚和我同样是一个学生拿起枪来抗日的呀！他究竟为什么来扣押我呢？还不是因为他多有几支枪吗？多有几支枪就应该用来对付日本侵略军。为什么要用来压制爱国者呢？我明白了，是为了怕我们的活动会危及他的大章丘主义呀。实际上翟的抗日是为了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对章丘县人民的统治权。翟的抗日动机和一切官僚、军阀、党棍、土顽是一样的，因此一切抗日人民如果不及时地把那些翟玉蔚们送入坟墓，那就会打倒一个奴役者同时又拥戴起一个奴役者来，永远也挣不断身上的铁锁链，永远也得不到一个像人的生活。我从逻辑上得出了翟玉蔚和日本侵略者是一丘之貉的概念之后，心情就平静下来了，觉得翟玉蔚对我的迫害是理所当然的。我今天死在翟玉蔚手里和死在日寇手里，在历史意义上是一样的。这时心下顿时轻松起来，恬然入睡了。
  一天我在院中闲步，瞥见前在九户干训团任教的刘芝庭先生从西屋里走出来，我喜出望外，我叫了一声“刘老师”，他回头见是我，急来握住我的手说：“你怎地到这里来？”我长吁不言。他已会意，便牵着我的手进入西屋坐下，关切地问我，我把1938年分手后的经历和当前的处境说了一遍。他低沉地说：“我对山东的局势感到不安。梁建章死后，我不同意薛儒华抗日剿共双管齐下的做法，转而寄望翟玉蔚能够沿着全民团结全民抗战的方针，来开展这一地带的抗战活动。弃职来此。（当时梁任他为齐东县长）一年来我看清了这个土皇帝关心的不是民族的命运，而是他的大章丘主义。这里已事无可为，且不同流就可能枉送性命。你还年青，还是远远地走开吧！我年纪虽然大了些最近也准备走开。”说罢殷殷而别。我远行之意已决，只是待机挣脱枷锁。
  12月18日上午，钱光荣团长来找我。一见面板着脸用命令式的口吻说：“走！跟我走！”他领着我到大门外，命令他的一名随从说：“你用车子把他带着走！”出村东行十余里，来到四团团部。他把我交给一位文职人员说：“这就是我说的那位郭先生，他刚来，一切都不熟悉，你就和他在一块儿吧！不要离开，懂吗？”那人毫无表情地答应着。从此那个人就一直和我行止不离。我在四团部和旅部的差别就在监押人的武装与非武装而已。钱团长每出发归来，躺在床上，有两个勤务员给脱去鞋袜，脚放在热水盆里，每人擦洗一只脚。他口里不断斥骂，“混蛋！……狗屎！”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擅权弄势，妄作威福的人。这种人的特点是：愚而好自用，残酷嗜杀，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不可与之共事。25日晚他派勤务员召了我去，和缓地说：“你就在我这里干吧？近几天上边要派一人到团部来，他当主任你当科长。”说罢向那位监押人说：“你去传我的话，开50元给郭先生。明天是刁镇大集，你带他去做点衣服。”次日在团部见桌上有一本旅部翻印的《曾胡治兵语录》随手取来翻弄。曾胡两个民族败类，打着维护名教的旗号，镇压反抗异族统治的太平天国运动，践踏了“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民族主义精神。所谓维护名教也者又在那里呢？晚饭后团长派人把我叫去说：“据情报，明天鬼子出动到青阳店去，咱们的防务部署应该变动一下。今晚你同袁参谋到柳塘口去住几天吧？”我答应了，坐在那里等候。袁参谋来了，我看是育英中学十四级学生袁翟东。在校我们没有交谈过。他看了我一眼说：“咱们走吧！”天已昏黑，我跟着出村西行向柳塘口走来，暗想：可能是一个脱身的机会来了。一路彼此无语，来到柳塘口村西北面一所向南的独家宅。大门很矮，门西一所同样高的南屋，西首有一所高大的西屋，东北隅有厕所。心下计算着越房出来，也不是难事。西屋里掌着灯，房主人是一个三十余岁高身材男子，招呼我们进屋让座。他从火炉上取过茶来。袁看着我说：“长夜无聊，咱们打牌吧！”我说：“我有点感冒，不能奉陪。”袁笑道：“怎不早说？”回头向房主人说；“你到药房里去取一剂治感冒的药来，招呼来两个牌手！”房主人答应去了。袁向我说：“早点休息吧！南屋里有床铺。”我走到院中，见南屋里有灯光照出来，我推门进来。当门一床，被褥倒干净。我回身掩门，脱外衣上床，朝里睡了。一会儿听见大门响，有几个人进院来，一面走一面说：“今夜咱俩是上班啊！”我心中一动，“不好！看来他们有警戒。”少时西屋里传来洗牌的声音。一小时许，房主人推门进来说：“郭先生！药熬好啦，起来吃药吧？”我蒙着头答应说：“谢谢你呐，放在桌上吧？”房主把药碗放下，带上门去了。我坐起身来，端起药碗喝下去，又用开水漱了口，躺下身来倾听外面的动静，忽听得大门声响，有人走进院来说：“好冷！我也算上个牌份儿，咱们打五份子转。”我取出表一看是22时，暗想：看来23时行动最好。我起身假作入厕，在院中听得西屋里呼五叫六的赌兴正浓，大门已上了拴。我悄悄地回屋里，用褥子捲起来，把被窝撑起来，帽子放在枕头上，使人从窗外望去好像在蒙着脸睡觉一样。转身出房，用两手攀住梁头纵身上房，从大门傍轻轻溜身下来。白茫茫地夜雾笼罩着覆有一层薄雪的大地，四外静寂无声。我用脚尖点地，徐步往东北方向走去。行约三里，回头望见柳塘口以北有两三个灯笼在移动，可能他们在村外搜查行踪，便转身沿小路向东北走去。一连走过了几个村庄，四外已是一片寂静，坐下来略事休息。辨认了一下地势，知道自己是在辛家寨以北地区。起身往西北方向行来，三时许来到郭家新庄小清河渡口。船已全靠在北岸，等待天明吧，怕有人来追赶，招呼船家吧，又怕暴露目标，便隐身在一土崖后等等看。忽听得河对岸有骡马行动声，不多时，三四辆大车来到北岸渡口停下，唤出船家渡过河来。我乘机登上回船渡过北岸。天色欲曙，我轻松得几乎跳了起来，感到了人身自由的可贵。在延安镇吃过早饭，缓步走过了水流已断的黄河，当日11时到家，母亲一见面就问：“为什么这样长时间不来家？看你气色不好，莫非有什么病来么？”为了减轻父母的忧虑，我照例不提在外面所遇到的艰险，只是笑着说：哪里！这几天事情忙，脱不开身来家。”还是何看出破绽，她把嘴一撇说：“很忙？脱不开身？你的毛衣那里去了？换了这样一件不合身的棉袍，天冷脱不开身，为什么不派人来家取棉衣呢？竟打扮成这个寒酸样子，水子两次来家，说话支支吾吾，含含糊糊。我看恐怕是在外面遇了什么事情吧？”我笑而不言。午饭后传琴过来看我说：“你走后第三天张大嘴和王丕显带着兵来到队部，如临大敌。宣布：解散政治队，非章丘籍人员一律驱逐，限令第三中队即日离开章丘三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