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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概况
  1964年，历城县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力下乡参加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及省委会议精神，揭开了接收、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序幕。历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主要有两方面的任务，除动员本县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外，更主要的是做好省、市下放到历城知识青年的接收、安置工作。从8月开始到1980年底，共接收知识青年36687人（其中本县2890人），设知青点511个。知青点分布在东郊、西郊（现归槐荫区）、英雄山（现归市中区）、北园（现归天桥区）、吴家堡（现归槐荫区）、华山、姚家（现归历下区）、遥墙、唐王、董家、孙村、大龙堂、邵而（现归市中区）、仲宫、柳埠、西营、港沟、高而、锦绣川19处公社。下乡知青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直坚持了十余年，从各方面得到了锻炼，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知青工作也存在很多问题。
  广泛宣传，掀起知青下乡热潮
  1964年8月，历城县委为确保知识青年下乡工作顺利开展，成立了由徐迺亭副书记、尹克峰副县长为主的三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5名干部专做安置工作。根据省委部署，县委、县政府制定了《迎接济南市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安置意见》。全县各级党组织召开会议，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采用各种形式，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大张旗鼓地宣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和政策。通过宣传和发动，各安置单位都做好了接收、安置知青的准备工作。截止10月底，从济南先后到历城集体插队的青年598名，其中应届高、初中毕业生568名，社会青年30名。同时，到历城插队的还有闲散居民29户、143人，共计安置741人，超额完成了市委分配给历城的500名安置任务。
  在接收和安置济南市知青的同时，对本县干部职工家属、知识青年和其他无固定职业的闲散劳力也进行了动员。动员方法是对家长、知识青年及全体干部、职工进行路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使他们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提高认识。同时，还进行政策教育，用政策去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让政策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革命行动。1968年12月23日，县委又召开了知识青年下乡落户动员大会，各公社、县直各单位及贫下中农代表，共13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后，全县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落实政策，做好知青安置工作
  1963年，沿黄地区广大社员掀起了一个改造涝洼、种植水稻的运动。随着稻改面积的扩大，出现了劳力不足的现象。因此，县委将下乡青年大部分安置在有稻改任务的药山公社（现归天桥区），少部分安置在滩头公社。各公社在动员单位和带队干部的协助下，仅用了10多天，就对下乡知青的住房、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县委徐书记也多次进行检查，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知识青年下乡时，凡经过的村庄、安置的社队，都组织了社员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安置的社队都为新社员的住房贴上对联，街上也贴满了欢迎的大标语，并在进村的当天晚上召开联欢会，象迎接亲人一样。随着下乡热潮的到来，一批又一批的省、市、县知识青年逐步下乡到历城落户。
  知识青年进点后，县委就把各项安置经费，按国家标准——每人生活补助费120元，建房费200元，以及工具费、生活用具费等拨下去安排劳动、生活。经费拨到公社，统一控制，通过农业银行由信用社监督使用，严格管理，专款专用。从1964年至1980年，国家为安置知青共拨经费1491万元。在国家供应口粮期间，因知青参加劳动饭量增大，口粮不足，省、市粮食部门下拨一部分，由县里统一补齐。青黄不接的时候，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使知青生活水平保持正常不受影响。知青刚下乡时，大部分住的是生产大队公房和卫生条件较好的民房。如吴家堡公社东堡大队党支部书记鞠维志同志，亲自带领贫下中农为下乡知青腾房子，砌锅灶，泥墙壁，购置铺板、炊具，很快做好了下乡青年的安置工作。在安置工作中也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吴家堡公社东沙大队五小队原来落实的房屋没有让青年住上，7名女青年住在一家地主的西屋里。县安置领导小组发现后，立即与社、队研究，进行了调整。通过一系列安置工作，基本达到知青、家长的满意，使知识青年在农村安心，家长在城市放心。
  1975年，为保证知识青年进村后，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县委又制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安置工作意见》。下乡的形式要以集体插队为主，有条件的可以试办青年队，每个青年点的人数以30人左右为宜，有条件的大队也可以多一点，集中生活，逐步做到集中劳动。对有严重疾病，不能参加劳动的知青和被判刑劳改、劳教的人不能送到农村去，以免给贫下中农增加负担，造成不良影响。自此，下乡知识青年逐步实现了集体安置、集体生活、集中劳动。
  加强领导，确保工作顺利进行
  为进一步加强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1973年6月24日，县委调整了“中共历城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11人组成，江子房任组长，刘孝新、王玉生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正式的办事机构“中共历城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李述经、王庆山、聂兆温先后为主要负责人和知青办主任。领导小组成员及办公室的同志经常深入知青点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解决实际困难，推动了知青工作的开展。
  凡有插队知青的社、队，都建立了知青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定期开会，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问题。省、市、县三级都选派干部做知青的带队工作。带队干部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作作风硬，自身素质较高，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带队干部的数量占知青总数的3％到5％，带队干部每年轮换一次。从1975年开始，每年在历城的省、市、县带队干部大约有500人左右，其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领导和女干部，保证每个知青点都有带队干部。为了加强对知青带队干部工作的领导，省革委秘书长王新阳、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寿汉、济钢副总指挥王荣辉，除负责省、市带队干部的工作外，还先后参加了历城县委的领导班子，兼任县委副书记。凡有知青点的社、队，带队干部也参加了社、队的领导班子。他们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帮助青年解决思想问题，安排生活，并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发挥了很大作用。吴家堡公社在接收安置知识青年时，党委书记赵衍印亲自挂帅，亲自抓。党委常委、武装部长高作善靠上抓，并建立了4人办事机构，具体抓这项工作。其他党委常委也都有自己的知青联系点，每次下去布置、检查工作，都要到知青点检查、过问知青工作。带队干部们热爱知青工作，爱护知识青年，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从不叫苦叫累，和插队知青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由于领导重视，带队干部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较顺利地完成了带队任务，保证了下乡工作的顺利进行。
  实践锻炼，下乡知青茁壮成长
  为了使知识青年思想稳定健康成长，各知青点都根据中央、省、市、县指示，结合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学习、生产、生活等规章制度。组织他们学习时事政治和毛主席著作，学习董家耕、邢燕子的先进事迹，并进行专题讨论，写心得体会，出墙报，稳定了他们的思想。劳动方面，大部分知青都积极参加劳动。滩头公社滩头大队九小队，在种麦时连战14天，有的夜里三点就下地，有的搞夜战。青年苏玉兰一天一夜就干了24分（工分），超过了当地最好的劳力。他们还帮助青年社员学文化，为烈军属做好事，受到了表扬。牛旺（现归历下区）知识青年小麦管理组，坚持科学试验闯新路，在三类苗上创出历史上从未有的816斤的好收成。姚家知青在建造大寨田中，充分发挥突击队作用，开山劈石，勇当先锋，深受贫下中农的好评，有12人被评为农业学大寨好社员，其中3人被评为标丘
  历城县下乡知青，在各级党组织及广大贫下中农的培养教育下，政治上逐渐成熟，学得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茁壮成长，不少人成为农业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据1977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下乡青年中有190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167人加入了共青团，842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还有更多的知识青年担任了理论辅导员、宣传员、民办教师、农业技术员、赤脚医生、农机手、保管员、会计、饲养员等。县委、县政府曾三次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表彰了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了农村建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从1974年开始，国家每年下达招工指标，都规定从下乡、回乡参加劳动满二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一定数量的工人，还可以推荐考学、参军。到1980年，知识青年安排工作的有35754人（其中顶替1358人），考入大中专105人，参军83人，因病及其他原因返城726人，死亡19人。个别遗留问题，依照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逐步作了妥善处理。知青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和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1980年底，“历城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撤销，长达17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就此结束。
  历城区档案局提供资料
  路洪珍展昭星李有峰整理
  黄河北店子险工段安澜五十年
  我的故乡在黄河岸边，济南著名北店子险工段附近。黄河从西南长清方向汹涌而来，到北店子拐了一个急弯上北，造成险工，至曹家圈向东而去。听老人讲，1937年日本鬼子进中原的7月，一个五更头子里，黄河在小清河源头——睦里庄附近的宋桥，开了口子。人们都蜂涌逃向大堤，我村一朱姓人家，听说黄河开口子了，背起老父亲就跑，逃命要紧啊。当时宋桥黄河开口子三十多米，黄水顺着小清河上了东，沟满河平，淹了北园，济南官扎营也见了黄水。一直淹到羊角沟入海。使当地粮食绝收，有的地方三年碌碡没翻身，只好背井离乡去逃荒。年年闹黄水，提心吊胆，村里都扎上林秸筏，准备逃命。据《历城县志》称：建国前，县内黄河段，从1883年堤防始建，有历史记载的决口，就有17次，沿黄人民深受其害。
  为了寻访宋桥开口子的地方，今年夏天，我驱车前往。那里已经成了玉清湖水库的沉沙池，我漫步在黄河大堤上，只见堤下藕池方方，沟渠相连，已没有决口的痕迹。只有那伟岸的大柳树，成排成行，象战士列队，高几十米，挺拔秀美。浑圆的树冠，粗糙的树皮，手拉着手，膀靠着膀，围护着那坚固的大堤。据说当年合垅就是先修的月芽坝，打下柳树桩子，组成柳树墙，阻挡水的势头。用柳枝、石头绑成柳枕，沉下水口，慢慢合垅的。那些柳树可曾是64年前的柳树，也未可知，至少是它们的子孙。因为我们黄河边柳树好活，春天从柳树上砍下个柳棍子，当地叫柳椽子，插到地里，第二年就长成一棵亭亭玉立的绿树。大堤内外都是成排的大柳树，即使大水围了堤，也挺立水中，依然生气勃勃。我们家乡亲切叫它黄河柳。
  自解放前宋桥开口子，到解放后50多年黄河安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沿黄人民，贯彻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们党和人民心连心，众志成城，卫护着沿黄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像那巍然屹立在大堤两侧的黄河柳，岿然不动。50年来，我曾经历了三次大的黄河防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建国后的1953年夏季，黄水一涨，济南市的工人、机关干部上了堤，解放军也来了，有的连队还住到我们村。解放军在北店子险工处，往河里抛柳枕，即用麻绳捆住柳枝和石头，往河里抛。柳枕，多美的名字，让黄水枕着柳枕安稳的睡觉，别兴风作浪了，柳树以自己的身体，保护大堤安全。有一天，牛角峪出了险情，在堤外查堤的人见有一股黄水冒出来。听到警报，解放军没命的往大堤上跑，他们在临河治漏，用大铁锅堵，用棉被堵，终于堵住了漏水口，排除了险情，后来这个连的战士，参加了一江山岛战斗，听说有的战士牺牲了，很叫我村青年们痛惜。
  第二次是1958年，黄水大得吓人，水涨一寸，堤长一尺，济南的工人、机关干部、解放军都上阵。解放军是哪里有险情，就出现在那里，冒雨在大堤上，修了一米多高的子埝，挡水。听说周恩来总理亲临泺口铁路大桥，视察水情，当时对防汛大军鼓舞很大，不怕虫叮蚊咬，日夜巡查在大堤上。
  第三次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那年。黄河发大水，群众上了堤，花圈摆满了大堤上的土牛子，人们以沉痛的心情，怀念毛主席。大水闹了一个多月，工人、机关干部、农民不下堤。黄河柳也泡在大水里一个多月，天天顶风破浪，保护着大堤。
  打那以后，黄河就没涨过几回大水，再没肆虐，乖乖驯服了。黄河安澜50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这都是因为党和政府多年来，年年“岁修”，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加高加固堤防的结果，如今块石砌垒险工段，犹如铜墙铁壁。
  我漫步在从宋桥到北店子的黄河大堤上，抬头远望，那一排排黄河柳，巍然屹立在大堤内外，经风历雪，铁骨铮铮，更加茁壮。我们党走过80年历程，也象黄河柳一样，茁壮成长，继续为人民造福。
  郭永顺
  从“义和班”到历城豫剧团
  历城豫剧团成立于1959年2月，它的前身为济南市鲁新豫剧团，创始人是巨野县关庄的山东梆子艺人关文喜。
  关文喜是邹县双盛班（亚圣府班即孟府戏班）著名的红脸（净）演员，艺名“金马驹子”、“八里响”；他扮演的关羽被当地群众誉为“活神”。
  1948年秋，他领班在宁阳县葛石店演出，因为混不上饭吃，双盛班解散。随后关文喜带领张洪奎（旦）、郑洪顺（老旦）、张方俊（琴师）、李圣臣（伙夫）和徒弟们共20余人，沿途卖唱，流落到济南。取“重义气，讲人和”之意组成“义和班”，在济南市新市场民禾茶园演出，当时演出的剧目有《牧羊圈》、《反潼关》、《反徐州》、《反阳河》等20多个剧目，这些戏多以红脸（净）、黑脸（须生）为主，不能适应城市居民爱看生旦戏的习惯，再加上排演制度不严，演出中常有唱扒了戏（即唱错唱段、说错台词），甚至滚大梁（出大错），因而演出不上座，难挣钱。有时演员一顿饭只分两个窝头或两个小米面煎饼。有一次下乡去长清县黑峪村演出，村干部问剧团团长：“今天二百斤地瓜够了吧？”这句话后来传为笑谈，但是从中也可看出当时生活之穷困。那时整个戏班只有四个破戏箱，没有固定的住处，男女老少就睡在戏园的舞台上。
  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必须适应城市观众的欣赏习惯，戏班千方百计充实新生力量，扩展演出剧目。1951年招收了关芝苓（关文喜之女）、刘庆英、刘桂芸等女演员。1953年从鱼台县聘请了青年演员李玉兰，她曾随著名豫剧演员马金凤学艺，能文能武，唱作俱佳。她的到来不仅为义和班增添了活力，更为重要的是使这个戏班由以演袍带戏为主的山东梆子，转化为以生旦戏为主的河南梆子，从而顺应了当时群众欣赏要求，使义和班在济南站住脚根，摆脱了半饥半饱的困境。
  1953年冬季，在济南市文化主管部门指导和扶持下，义和班正式更名为鲁新豫剧团，成为济南市第一个专业豫剧团，由关文喜任团长。此后，演出状况日益好转，添置了服装道具。1954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民主改革和工资改革，改变了过去“主演拿大头，演员拿整头，学员拿零头”的分配不合理现象，建立了合理的工资制度。1955年又从汶上县聘请了刘桂玲（旦）和陈君如（生）两位青年优秀演员。刘桂玲擅演闺门旦、花旦兼工青衣，她扮相俊秀，唱腔动听，动作优美；陈君如扮演的文雅小生英俊、潇洒。她俩同台合作演出的《白蛇传》、《红娘》、《秋江》、《御河桥》、《桃花庵》等剧目场场客满，培育了一批基本观众，有了众多知音。1958年在济南戏曲观摩汇演中，该剧团演出的《昭君出塞》荣获演出奖。
  1959年2月济南市文艺演出团体精简，鲁新豫剧团下放到历城县，更名为“历城豫剧团”，由孙延寿任团长，关文喜、刘桂玲任副团长。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剧团整体水平提高较快，1960年参加济南市戏曲观摩汇演，演出的《红珠女》，从唱念作打到出手技巧，都得到市文艺界的好评，该剧荣获演出奖。
  不久，为了加强济南市豫剧团（即后来的泰安梆子剧团）的业务力量，市文化主管部门决定将刘桂玲、陈君如、常兴君、曹宝堂（武生）、张桂花（刀马旦）、王月伦（笙、笛、唢呐）等7名主要演员和乐师调走。历城豫剧团一度处于停演状态。当时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文教部和文化科的负责同志多次到剧团做思想工作，稳定情绪，鼓励大家为满足县农民文化需求，振奋精神把剧团办好。同时研究落实调整充实措施，很快就调进得力干部、老师和优秀演员。剧团开始建立党支部，由高莲香任支部书记，胡新任团长，邢金梁担任业务指导（后任副团长）。由于加强了领导，积极培养青年演员，很快恢复了演出。1962年从济南市戏校分配来4名老师和20余名学员，剧团相应作了一次调整，调出20余人，剧团整体素质和演出水平大为提高。这个时期的明显特点是，各个剧目的主角都由青年演员扮演，像李萍、崔玉慧、石长兰、贾丽华、张秀菊等人都达到较高的表演艺术水平。剧团在济宁演出《白蛇传》和《红珠女》，连演20天，场场客满。1963年两次参加济南市戏曲汇演，李萍、崔玉慧、石长兰、陈观霞、张秀菊、刘玉兰等6名青年演员分别获得一、二、三等表演奖。
  1963年以来剧团先后排演了《刘胡兰》、《社长的女儿》、《新风曲》、《朝阳沟》等30多个现代剧目。为了演好现代戏，组织演职人员，多次到河南豫剧院观摩学习。剧团成立了以业务团长、老艺人、主要演员组成的艺委会，建立了导演制度，加强舞台美术建设，坚持戏曲音乐改革，使演出剧目日臻完美。为了认真贯彻“二为”方向，全团上下异口同声提出了“上山上到顶，下乡下到边”的口号，自制了流动舞台，购置了地排车。在两年时间里，深入到全县9个区、31个公社进行巡回演出，把戏送到群众家门口，地处深山老峪的黄巢、拔槊泉、讲书院、陈家花坛等偏僻山村山高路险，他们就肩挑人抬服装道具，送戏上山。在拔槊泉（历城有名的小关东）山顶上演出后，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感慨地说：“不出村能看上这么好的大戏，都托了毛主席共产党的福啊！”每当剧团演出后离去，群众都恋恋不舍。徐马村有一位房东，半夜起床为演员们擀面条送行。一件件动人的事例深深地教育了剧团全体成员，大家一致表示：“群众越爱戴，我们越要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演好戏。”每在一地演出结束后，都自觉做到四不走，即“水挑不满缸不走，地不打扫干净不走，不征求意见不走，借东西没还不走”。从而密切了剧团和群众的关系。
  历城农村本来不流行豫剧，群众对这一剧种比较陌生，但是由于剧团经常下乡演出，热情进行辅导，群众中涌现很多豫剧迷。在东彩石、庄科、玉龙、刘家、二仙、西仙、黄巢等村先后成立农村业余豫剧团，时至今日，还有一些村剧团，坚持演出，在豫剧团的影响下，豫剧在历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964年被中共济南市委评为全市10面红旗之一，获得“一个奋发图强，坚持党的文艺方向的剧团”的荣誉称号。一时省、市报纸、电台、展览会都将剧团先进事迹作了宣传报导。剧团领导参加了1965年山东省国庆观礼。
  “文革”开始后，李萍等20多名青年骨干演员被调到工厂，剧团陷入停演状态，后经省、市文化局批准，在外地招收部分演员，勉强维持演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认真落实。李萍重返舞台，并被推举为县政协委员。段方红等青年演员被选举为市、县人民代表。有的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恢复上演了许多剧目，引起观众强烈反响。《朝阳沟》连续演出两个月达70余场，省电台、电视台作了实况转播；《刘胡兰》、《挂帅》、《红珊瑚》等剧，电台、电视台也分别播出。1979年参加济南市第二届青年演员汇演，演出了《拾玉镯》、《穆桂英下山》、《红娘》等剧目；颜景丽、范淑萍、孙继玉、宋兆琴、刘宪安、孔桂荣、周志涛、李辛峰等分别获得表演一、二、三等奖。
  为了加强领导力量，县委先后调派郑广宝、李钦英、赵延钧、李登爵担任剧团党政领导职务；调入山东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的陈立兴，充实剧团业务领导。1981年剧团进行整顿，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其特点为班子成员都是剧团自己培养起来的中、青年骨干，由李钦英任党支部书记、兼团长，张福德、黄圣慈、孙清敬任副团长。同时排演了《白奶奶醉酒》、《倔公公偏遇犟媳妇》、《合同记》等新戏，其中仅《朝阳沟后传》就演出150余场，受到市、县（区）计划生育部门的表扬。总计历城豫剧团自建团以来共演出剧目149个，其中现代戏32个。
  1987年根据群众文艺欣赏观念的变化，适应文化市场实际需求状况，国家决定合理调整全国文艺演出团体的配置与布局。经过市、区文化主管部门慎重研究，决定撤销历城豫剧团，少部分同志充实加强了文化事业单位，大部分同志转业到区直部门，进行了妥善安置。1987年4月历城豫剧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式宣布撤销。
  回顾历城豫剧团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英明正确，才使得解放前夕难以维持温饱的义和班，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在济南市有相当影响的中型剧团。在党的“二为”方向指引下，剧团的同志们热情送戏上山下乡，为满足农民文化需求作出突出贡献；同时演员同志在自身思想和艺术水平上有了显著提高，不少同志成为历城区文化工作中骨干力量，就连年近古稀的原剧团党支部书记高莲香同志在离休后，又勇挑重担，成为历城区夕阳红艺术团的领导，带领离退休的老人继续活跃在舞台上，为广大群众送去文明和欢乐。历城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热忱为他们服务的演员同志们。
  关涛车夫
  董家酿造酱菜业的沿革和发展
  董家在历史上便是历城东北乡的经济、贸易重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工商业发展较快。俗话讲：“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酱、醋、淹菜等调味品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所离不开的。因而，董家的酿造酱菜业便应运而生。早在明代，酿造酱菜由董家庄吕氏家族的先人所创建，由于历史久远，创建后有无字号已无从考查，但经过十几代人的艰苦经营，到了清代的咸丰年间，已初具规模，吕安然、吕安禄二兄弟分家，各自开办门头，起字号为公顺、福顺杂货店。
  福顺、公顺二店铺设在董家庄的大街上，那时董家就立有集市，买卖很是兴隆。当时，他们采用前店铺后作坊的生产经营方式，拿福顺讲，沿街面三大间店面，两间柜房。后有占地二亩多的独立大院，作坊十二间，厂棚十二间，库房三间，备有盛500斤酱油、醋、酱菜的大缸一百二十余个。公顺的规模也大体如此。
  他们在制作工艺上相当考究，比如，酱油的制作要选用上好的大豆，用锅蒸煮，拌以比例面粉自然发酵，选用董家村南鱼山下深井之水加规定数量的咸盐和天然香料放入大缸内浸泡。春天制作入缸，经过一个伏天，深秋才能产出味道鲜美、色泽红亮的天然酱油，这正是所说的“伏醋秋油”。他们制作的酱油是百姓和饭店烹饪缺之不可的佐料，食后回味悠长，深得人们赞誉。食醋的制作则选用高梁、小米粉碎后掺入麸皮、稻糠上笼蒸料，趁热拌入麯种发酵，加水达一定时间淋出，盛入缸内，反复日晒，伏天过后就成为先酸后甜，口感极好的厨房佐料。董家食醋可以与当时的王村、洛口醋相媲美。董家腌制的酱菜也是这样，选用优质疙瘩、水萝卜、黄瓜、辣椒等，洗净去皮，加以合理配料，反复倒缸晾晒，一年后才起缸出售。色泽鲜亮，香脆可口，是佐餐佳品。
  董家的酿造酱菜业，从福顺、公顺开始，后有外地人来董家开办的裕兴公和三官庙的同源居入行，历经百年长盛不衰，称誉整个济南东北乡。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工商业的发展，重视保护民族工商业和民间传统工艺，董家的酿造酱菜业得以很快发展，1952年董家成立供销社，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组成了以供销社为主导，联合当时的福顺、公顺、同源居的公私合营门市部，供销社的李开华同志任门市部主任，吕吉仁负责福顺店，江艺生负责公顺店。公私合营后，董家的酿造酱菜业得到很快发展，规模更加壮大，他们施行集中生产，建成了占地十几亩的加工厂，正规的生产车间，生产方式已从手工操作改为机械生产。同时有了宽阔的场地，标准仓库，备有大缸一千六百多只，形成了年产20万斤酱油、醋和2万斤酱菜的生产能力。分散经营，除原有的老字号店铺外，在董家街里和一些大村庄新设了门市部或代销店。当时供销社有六十多名员工，是历城县供销系统规模较大的单位，还派出人员去孙村、西营等地指导工作。新社会、新气象，全体员工有了新的面貌，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忠诚勤奋地工作，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方便了人民群众生活。
  进入八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董家的酿造酱菜业更是飞速发展。除供销社的加工厂之外，于1985年，在历城县工作组的指导帮助下，新建了季家酿造厂，酱油和醋实现了工厂化生产，采用锅炉蒸料，车间流水作业，日产就达三吨。此后又带动建成了农林酿造厂、山泉酿造厂、鑫泉酿造厂和鲁源酱园。目前董家酿造业已具相当规模，在保持原有风味的前提下，年产标准酱油5000吨（虞香牌酱油目前已进行了工商注册），醋500吨，酱菜120吨。产品销往省内德州、惠民、泰安、兖州等地，还远销河北、河南和东北、内蒙。
  酿造行业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产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董家酿造业，借历史悠久，风味独特的优势，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不断创新，将得以快速发展。
  仇勋荣徐有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