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叫冯秉义，是旧军孟家世泽堂的媳妇。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真叫我一言难尽啊！
  我娘家是冯家村，父亲干小生意，后被土匪绑架，因无钱赎回，土匪就“撕票”（杀害）了。苦命的母亲好歹把我拉扯成人，二十一岁时，迈进孟家大门，成了世泽堂的媳妇。
  我丈夫名叫孟昭脉，那时在济南仁丰纱厂工作。他与我同岁，俺俩是在一九三八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成亲的。二十七日孟家用轿车到娘家娶我，路上遇见鬼子，中途躲了一天，到二十八日迎亲的轿车才进了旧军，不料这天鬼子也来到旧军。为防万一，把我拉到东场的场园屋里，好歹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由七婶婆一人把我领进家中拜了天地，就算过了门。这天晚上，婆婆拿着一身旧粗布衣裳，慌里慌张地走进新房对我说，鬼子来了，你快卸装，换上这身旧衣裳，躲一躲。我只好遵命，折腾了半宿，直到外边没有动静了，丈夫才来到洞房。他见我那身穿戴，真是哭笑不是。他关心地对我说，别害怕，快洗洗脸吃点东西别饿着。丈夫的话使我感到浑身温暖，又见他那和气的面容，大大方方的样子，我一时忘掉了一个新媳妇的羞怯，大胆地挨在他的身旁，说起了没完的知心话。
  那时的世泽堂已经败落，只是一个空架子。全家二十六口人，种着三十六亩（大亩）地，年年入不敷出。从祖母到伯母、婆婆和五个婶婆都是寡妇，还有两个大姑六个小姑，上上下下都需要我这个小媳妇来伺侯。说真的我就是有七天仙女的本事也应付不过来。祖母史氏，年纪虽大，但是只要她自己能做到的就尽量自己做，比方说自己的衣裳脏了，精神好的时候就自己洗一洗，自己吃饭用的碗筷自己刷。有时看到我太忙时就说，你也得注意身子呀，别累坏了。婆婆心地善良，她是辛铸九的侄女，对我还是知冷知热的。有几位婶母又酸又臭，天天不见欢喜脸，不是这里不对，就是那里做错，数数落落，有时还骂，我是真怕她们。
  在孟家，我唯一的亲人就是昭脉，他不仅把我当成自己的妻子，而且还把我看成是他的姐妹。每次住家，总是对我亲亲热热，问寒问暖。他不顾婶婆们和姐妹们的嘲笑，帮我干这干那。每当这时我就偷偷告诉他，别这样，人家笑话你，说你疼媳妇。他笑笑说，我不怕，可你也是人啊。丈夫的知心和体贴，我再苦再累心里也甜。
  我婚后一年多，因家乡兵慌马乱，祖母、婶婆和六个小姑都搬到济南康家楼去住，同时也叫我去，说是伺侯祖母，实际上是伺侯婶婆和小姑们。在这里虽苦虽累，可是能天天见到丈夫，夜里在一起，这就是我的最大幸福了。大约两年后，我怀了孕，昭脉经常嘱咐我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实际上每天的活儿并没有因我“重身”而减轻。最难伺侯心眼儿最坏的是七妹，她身体不好，对她照顾是应当的，可她太过份，简直拿我不当人。她时常尿屙在床，我不分昼夜地替她端屎端尿，〓湿晾干，洗脏换净，这样也换不出她一个笑脸来。她一见我有空，就叫我不是给她掐头就是捶腿，洗头梳头，剪指甲。隔上几天，还得给她洗脚剪脚指甲。
  有一次，我病倒了，加上身子越来越沉，当家的三婶婆见我不能给她们支使了，就叫我回家。这下可把昭脉气坏了，他找三婶说，你们看她病倒不能干活了，就赶她走，这还有良心吗？为此争吵了起来。我劝丈夫说，你不要为我操心，我回家就是。
  临产了，我又回到济南，记得正月二十七那天，我在一间冰冷的屋子里生下了我那个可怜的女孩。刚过三天，狠心的七妹就吵着说，叫我吃干粮，不准再吃鸡蛋挂面。不出满月，我就又开始给太太、小姐们支使起来。我的女儿喂养不好，得了病，太太们不给看，只活了七个月就死了。
  人们都说，旧军孟家的闺女是阎王，旧军孟家的媳妇是绵羊。看看七妹，这话一点不错，可是也不完全对，旧军孟家的闺女多数还是好的。就说六妹吧，她就象昭脉一样同情我，关心我，常常帮我干活，有时还在太太们跟前替我讲好话。
  女儿死后不久，我就回到旧军婆婆身边。这年腊月底，昭脉来家。我一看见他，满腹愁肠都没有了，心中充满了希望。晚上坐在一块，他望着我那深陷的眼睛，凸出的颧骨，摸着我那干枯的手，说，孩子死了，我知道你很难过，家务又这么重，真是难为你了。不过，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了，等打败了日本鬼，咱们中国人民要建设新的家园，建立新的社会，到那时，象咱们这样的封建地主家庭就不存在了。天下受苦的人都站起来，人人过着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还有你们妇女，也同男人一样劳动、工作和学习。你盼着吧！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我似懂不懂地听着他这些新鲜话，心想，他这个旧军孟家的“少爷”怎么也恨他这个封建地主家庭呢？看看他的为人行事，和他家的许多人根本不一样。我总认为他这个大财主家的阔少爷，是不会相中我这个没有文化的穷家女儿的，可是在相处的几年中，他不但不嫌我，而且十分关心我体贴我。
  刚过了年，他要回济南。在他走前的夜里，他和我说了整宿的话，都是劝解我开导我，要我盼着过幸福日子。早饭后他要上路了，我是多么想送他一程啊，可是在当时那个家庭里，当着婆婆和家人的面，小两口是不能亲近的。他走了，我只好从大门缝里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不想这次的分离，竟成了我们终生的永诀。后来才知道他来家前已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冯秉义同志的烈属证第三栏写着，孟昭脉于一九四二年入党，在仁丰纱厂做地下工作一笔者注）。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丈夫。开始我想，他会回来的，他对我好，他绝不会丢弃我的。我等啊盼啊，花儿谢了又开，燕子去了又来，一连几年过去了，昭脉是音讯皆无。这时人们的闲话就多起来了，有的说孟昭脉死活难定啊！有的说，孟昭脉是个有本事的人，家业败落了，媳妇再不称心，可能远走高飞了。对这些闲言碎语我一概不听。后来祖母去世了，我就和婆婆相依为命苦度时光。白天下地劳动操持家务，有活落混混着，心里还好受，一到夜里就睡不着，哭，还不敢出声，怕婆婆听见伤心，有时难过急了，我就狠狠地捶枕头。天不亮我就起来，先到婆婆屋里，说几句话，就开始一天的劳动。那时我简直成了一个只会行动的木头人。春天的风，秋天的雨，一次次，一回回，可丈夫啊，你在哪里？长夜难熬，我开始了纺棉花，一宿纺四两线，一年织五百多尺布。除了花消，还有节余。我攒钱，等丈夫回来，我给他做好衣穿，做好饭吃，过团圆日子。谁想，我这些痴心地打算都落了空。记得在济南解放后的第一年，昭脉被杀害（冯秉义同志的烈属证第四栏写着，孟昭脉于一九四四年，在仁丰纱厂惨遭杀害—笔者注）的消息家里知道了，只是瞒着我。后来省人民政府发烈士家属证，婆婆才告诉了我，我这个梦里人才算醒过来。我两手使劲抱着烈属证，放声地痛哭了一场。八年的痴心，九十六个月的等待，原来盼到的是一纸烈士家属证。
  昭脉是一九四四年牺牲的，为什么到解放后才发烈属证呢？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四年，济南仁丰纱厂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获，被捕的十几人，遇难的十人。当时一位姓朱的同志同时被捕，受尽折磨，死里逃生，回家秘藏养伤。直到解放后，他才找到组织备述经过。也是他找到婆婆，细说了昭脉牺牲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你们要是祭扫昭脉灵墓的话，就在每年正月初二这天吧。这年我三十三岁。
  土地改革时，我家划成地主，但是我和婆婆都有选民证。每当开地主会的时候，土改队的同志不叫我和婆婆参加，顶地主名的是我家大嫂子。土改队撤走后，情况就变了，村里开地主会，那一次也少不了我和婆婆。这事叫几位荣军同志（当时旧军镇有荣军学校）知道了对我说，以后谁再叫你去开地主会，你就叫他们派人来抬你。当然这话我是不敢说的。当时的情况是：军、工、烈属的荣誉会我也参加，地主富农的训话会我也得听。
  记得在一九五一年前后，村上贯彻新婚姻法，许多好心的长辈们、妯娌们和姐妹们，都劝我响应政府号召，寡妇改嫁。我说，我是烈士家属，婆婆是昭脉烈士的母亲，我走了对不住死去的丈夫，更不忍心抛下婆婆。我娘家的亲人也劝我说，你还年轻，难道你就这么清守一辈子吗？到后来依靠谁呢？再者，你说你是烈士家属，可还不是一样去开地主会挨训吗？这些都是实情，但是我看到年老多病的婆婆，又想到昭脉生前对我的恩爱，下定决心，永不改嫁。有几个小叔子对我开玩笑说，人家六嫂（昭脉叔辈兄弟七人排行老六）子，是大家闺范，还争取死后立节孝牌坊呢。
  数年后婆母下世，家里只剩下我一人，举目无亲，我又常年患病，日子实在难。春去秋来，不知不觉，白发渐渐多起来。一九六五年，因生活所迫，我求人将自己楼上拆下几块板卖了，谁想这事给我招来了麻烦。队上说我不老实。我说，楼是留给我的房产，我又没损害别人的利益，我咋不老实呢？从此之后，我便成了地主分子的一员，除参加地主训话会以外，还要参加义务劳动。更使我难过的是有人竞把我和婆婆的选民证没收了去。十年文化大革命，我没想到能活下来。一九七六年，公社保卫组替我查档案，刘部长对我说，你不是地主分子、你是烈土家属，我通知大队给你纠正过来。
  前几年，党和政府给我重新落实了政策。每月由民政局发给我二十六元优待费；村里每年给我五百斤麦子，三百元钱，我是有吃有穿有花消，现在我才真正受到了一个革命烈士家属的优待，真正感到了一个烈士家属的光荣。我四十五年的苦没有白吃。昭脉要是九泉有灵，我可以告诉他：你的妻子已经苦尽甜来，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