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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章丘佛教，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是章丘佛教由传入到迅速生长直至空前兴旺的时期，持续到周武宗毁佛，历时约有六百年结束。在这一时期里，汉传佛教开始植根于章丘人民的生活中间，他们起造佛刹，供养三宝，有的则皈依三宝，出家为比丘僧尼，佛教渐渐有了与儒家、道家相同的地位。此时期章丘的佛教遗迹有两处：赵八洞西壁佛门传衣经变石刻和醴泉寺旧址；另外，在章丘博物馆还有有一块东魏所遗石佛造像，亦是章丘早期佛教的代表遗存物。
  章丘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和全国各地一样，是历史上最动乱的一个阶段；战火纷飞、灾祸连绵、政局动荡不稳、人民流离失所，到处充斥着饥饿、恐怖与死亡，是一片人间苦海，现世地狱。但“社会越黑暗，宗教越光明”。正是这种适宜的土壤才使章丘佛教快速发展并达到空前兴旺的。尤其在南北朝时代，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无法在悲惨动荡的现时生活中找到希望，而只能把命运与未来、思想感情和理想社会寄托于宗教，于是，道教、儒教、玄教、佛学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渗析。反应在那时期的宗教艺术品上，这种时代痕迹极其明显。
  存于市博物馆的东魏石造像，是1972年刁镇张官瓦厂在取土是出土的。石通高0.90米，宽0.40米，石刻正中刻着阿弥陀佛像和观音、大势至菩萨侍像。三尊相皆脚踏莲台，施接引无畏印，面相丰圆、方颐、表情恬淡，带着不可思议的深意微笑，通俗洒脱，气质高雅，一派北朝士大夫特有的神情风度。背景衬以飞天乐舞，龙顺虎伏，流云火焰，卷草宝花，整组雕刻气韵生动，精致富丽，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气息。在造像背面阴刻有正楷铭文14行，残存196字，正文开头有造像年代：“大魏兴和三年（541）岁次辛酉十一月己巳朔十五日辛己畦蛮寺僧……”
  由此造像不难看出，当时章丘的佛教已极发达，专门从事佛教艺术的艺人已具极高的水平，没有发达的佛教文化，这种现象是不会有的，由此可得知，当时的章丘佛教有莲宗一派的存在。莲宗即净土宗，自东晋慧远开创以来影响甚巨，我们章丘博物馆所藏东魏石刻，内容正是莲宗敬奉的西方三圣，当时距东晋慧远庐山结社不过一百余年。由于慧远极受晋安帝的推崇，圆寂后被谥为庐山尊者、鸿庐大卿，其净土莲花化生之说迅速被全国的佛教界所接受，我们章丘的佛教正是在这种影响下才大兴莲宗的，畦蛮寺莲宗石刻造像不过是当时所遗佛教艺术品之一，可以反映出当时章丘佛教面目之一斑。
  早期章丘佛教里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人物高僧志公，他也是汉传佛教史中著名的高僧，莲宗在南北朝时期的杰出代表，俗姓朱，金城人，曾出家于京城道林寺，后居于章丘长白山麓，开创了醴泉寺的鸿基。志公在章丘传教修行时，演说空、苦、无我、无常之音，精于典论，名气很大，许多人不远千里前来聆教，后来梁武帝萧衍闻其声迹，虔心来请，接至南京王宫后，封以国师，执弟子礼，隆遇甚厚。因萧衍谋君篡齐得国，一生杀人无数，心里十分不安，志公便开导他少作杀业，多修功德，以求免罪。这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梁武帝因此而推行佛教治国，他修寺建塔，度僧供养，并下旨举国官吏不能吃肉，渔夫、屠夫不能从业……。为了有一个忏悔罪业的模式，志公便联合全国高僧十人，编了一部《慈悲忏》，又名《梁皇忏》，流传至今，风行全世界，现在世界各国佛教所匀忏仪，仍是当年志公所定，其旨意大体是：过去世中所作恶业无量无边，若次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我此忏悔无有穷尽，学者慎勿以次生未造恶业而不修忏悔。
  正是受了志公的影响，当达摩来到中国，受梁武帝召见时，梁武帝问他自己所作事有无功德，达摩说他并无功德，他才觉的达摩禅法不是佛法，一气之下，把达摩赶出了宫门。
  志公卒于梁天监十三年（514），被梁武帝厚葬于南京钟山独龙阜。唐朝时，章丘人在志公修行处重建寺院，历唐中宗、睿宗两朝始成。据传，寺成之日，醴泉涌出，便御赐寺名醴泉寺。如今当年的“大唐齐州章丘县长白山醴泉寺志公碑”尚在，碑阳刻志公生平及在章丘之事迹，碑阴刻志公像，长发跣足，手指指作鸟爪形，并见录于历代章丘县志及清康熙御编《佩文斋书画谱》。北宋范仲淹曾在此处读书，并于附近郑玄注经处的黉堂岭建雪山寺。
  除了佛教莲宗一支外，早期章丘佛教还有早期禅宗的活动，其证据为赵八洞佛门传衣经变造像石刻，乃北朝北齐间遗物，其创作时限约公元550——577年间。整组石刻共三十九个人物，主尊释迦牟尼佛，两侧侍文殊、菩贤二菩萨、阿难、伽叶二弟子，其余诸尊者像被分列于十龛，皆胡跪合掌以皈依朝拜，向征十方三世三千大千世界恒沙数庄严佛土。其中释枷牟尼佛站在须弥座上，面带微笑，手拈一枝宝相花，表现的正是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法，其弟子伽叶破颜微笑，得佛正法眼藏心印的故事。除了主尊释伽外，雕刻极精美的还有阿难、迦叶、文殊、普贤，雕像健康丰满，曲眉胖颊，眼细嘴小，佛像头大肩小，菩萨像头小肩阔，身材矫健窈窕，神情静谧恬适，衣褶两侧互联成弧行，衣纹表现手法为波浪式，刀法朴拙粗犷，具有隋代以前早期造像特点。其余跪像，个个面部表情庄严肃穆，造型比例头大、躯细，手大、动态自然。他们与主尊造像一起，营造出一种宏深博大、安详宁静的宗教氛围。
  这组摩崖石刻表现的内容，是一部佛教禅宗传道史，三十九个人物、分别为：过去六佛（加上主尊释迦牟尼为过去七佛）；释迦佛、文殊、普贤二菩萨；自迦叶、阿难、商那和修尊者起，直到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第三十祖僧璨大师共三十位禅宗祖师。其中的慧可像为胡跪单臂，表现的是他断臂求法，得达摩心印和佛衣钵的故事。
  其实，达摩传法，在慧可之后，衣钵还传了三祖：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师、三十二祖宏忍大师、三十三祖慧能大师。但造像却没有这三人，而只截止到僧璨大师。由此可知是僧璨大师的北方弟子所造，再造像完成时，尚不知道信得传衣钵的事。考佛教史有记载“二祖（慧可）在北齐时，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姓氏，来问祖曰：‘弟子身缠风羌，请和尚忏罪。’……祖知是法器，即为剃发受具，命名僧璨，执事二载，付以衣法。”由此而断此造像在北齐年间。但此石刻是否是僧璨所遗，则很难考证，在道信之前（隋朝）却是可以肯定的。此时距达摩东来创中土禅宗不过几十年，而其教已流传到章丘，由此亦可见当时达摩的影响之巨。禅宗修行以心性般若为上，修行人常选择荒山古洞，远离人迹处，他们在赵八洞修行并造像，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赵八洞佛教造像，在南北朝后，历有增补，至元朝、明朝达到高潮，清代中断。其中以这组佛门传衣经变造像为最久，它是佛教禅宗在章丘活动的最早证明。
  周武宗的毁佛，使章丘的佛教受到很大冲击，赵八洞的禅宗活动也被迫停止，造像也戛然中断，佛门传衣成一组永远的未完成的纪念。但这段时期持续并不长，因为周武宗在位一共才十几年，随着杨坚篡国、大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北周仅仅二十五年的统治，章丘佛教进入了隋唐以来的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