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由于东元盛染坊采取了到桓台“撒机”，找农民加工织布的办法获取了较大利润，这就刺激了同业鸿生东染坊、德和永染坊等，他们也采取了“撒机”的办法，自织小标，生产各种色布。小标布的各种色布，因为竞争，价格逐渐下落，利润减少；但因有了“爱莲生香”红布的畅销获得利润的鼓舞，对发展机器染厂增加了兴趣，便派当时企业经理人之一张伯萱到上海参观，并在上海订购了部分机器设备，着手进行扩建。于一九三〇年，由上海源兴昌机器厂购到染槽两对，筒式烘干机一部，三十尺拉宽机一部。同时购置了六呎鏇床一台、钻床一台以及其他一些铁工工具，由企业投资，开设了东元盛铁工厂。由这个铁工厂制造了一点五吨卧式锅炉一具及二十米的铁烟筒，并扩充了房基，新建了厂房。
  企业安装了这一部分设备之后，在产品上亦有所变化。群英会牌各种色布，虽因利润微薄处于被淘汰的过程，但还继续进行生产。在机器生产的产品中，增加了旭日牌蓝细布、青细布，一九〇号阴丹士林细布、线哗叽等。而以旭日蓝细布销量最大，利润亦多，远销西安、青海、甘肃一带。其它品种，仅是开始试染，色光质量不高，销路还不够好。这个时候企业既有手工染产品，又有机器染产品，是手工染与机器染的混合企业。不过机器染的产品数量大、利润较多罢了。
  一九三〇年安装了一部分机器染色设备之后，业务很好，经过两年的经营，积累了流动资金二十多万元。由于扩充了机器设备，获得了较多的利润，这就鼓励企业进一步扩建，增添设备。同时这个时候，在青岛、潍县、济南三地均有新建的和筹建的机器染厂。机器染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在青岛有新建的阳本染厂，在潍坊有新建的大华染厂，均投入生产。正在筹建的潍县还有元聚染厂和信丰染厂。在济南先后筹建的有利民染厂、德和永染厂。这些新的机器染厂的建立，引起同行业的竞争，东元盛如不及时增置较齐全的设备，必然落后。东元盛染厂这时有经济力量，社会上机器染厂增多，竞争形势逼迫，同时还能从银行、钱庄取得二、三十万元的贷款，这些条件促使东元盛染厂迅速决定大规模的扩充设备。根据市场上产品销售情况，经过多次研究，决定新的主要产品是线哗叽类，其次是各色的细布。根据产品置办机器设备，遂派企业的经理人之一王文生和东元盛铁工厂的经理刘玉亭赴日本购买设备，由日本和歌山铁工所购来烧毛机一部、精练罐一部、洗水机一部、丝光机一部、挂码机三部、卷板机一部。东元盛铁工厂自制染槽十对、木染槽四对、烘干机三部、拉宽机一部、精练罐一部、两吨锅炉两台、铁烟筒三十公尺。一九三三年在北园边家庄购地建厂，将新购机器和拆卸的旧厂设备，均安装在新厂，构成日产千匹的机器染厂。为了协调各工序的生产，先后陆续又增添了三轴轧光机一部、洗水机一部、丝光机一部、拉宽机一部、跑空机一部。设备增加了，工序协调了，产量也增加了。
  新厂建成之后，电力是由济南电灯公司供给，由于该公司发电量不多，供电不足，而电价也太贵。东元盛染厂只能使用一部分电力，有些设备的动力仍须用柴油机带动，因而在管理上很感不便。经济南日商协华公司的介绍，由日本购进250KVA煤气发电机一部。于一九三五年安装使用。在一九三五年后，济南电灯公司由英国购得3000KVA发电机，电价大幅度降低，企业遂全部由济南电灯公司供给电力。
  鉴于当时斜纹布为群众所喜爱，有广阔的发展前途，这个品种花样多，可以自己创造花样品种。原来由日本购得“上野式”织布机两台，由东元盛铁工厂仿造三十多台，均安装在原染布车间的旧厂房内专织线哗叽和提花呢一类品种。于一九三六年安装完毕投入生产。织布车间，主要是为了创织新花样而设立的，染厂所需要的白斜纹布，日需千匹，仍须靠“撒机”和市场购进。
  新厂建成后遇到了严重困难。
  以仅有的二十多万元流动资金，添置了这些设备和新建厂房，已经用罄，企业的流动资金完全依靠银行、银号的贷款，有一部分贷款变成了固定资产，因此当时企业负债达三十多万元。由于近几年增添设备进行的顺利，业务很好，获利亦多，虽然企业当时负债如此之多，并不认为是大问题。在计划扩充设备时，曾有个“如意算盘”。第一，当时企业有畅销产品。而新厂建成后又有线哗叽新产品，亦能大量销售获得利润，当时经理人看到在市场上日本货“四君子”牌线哗叽的销售情况，凭着多年的经营经验，估计将来生产的各色线哗叽，虽不能压倒日本货，但定能大量销售，在一、二年内至少可获十万元以上的利润，三、四年内即可完全偿清负债；第二，在流动资金方面，当时各银行、钱庄都来兜揽生意，主动提出放款，而企业经理人又觉得企业的信誉很好，随时可取得贷款，因此，流动资金完全靠贷款来维持，不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曾考虑到完全靠贷款来周转带有很大的危险性，总觉得只一、二年时间就可偿清，时间不长，问题不大，因此就下决心增加设备扩大生产。
  钱借到手，不仅作了流动资金，而且有一小部分还购置了设备。那么，钱用了，工厂建设起来了，在企业本身的生产和经营上是顺利的，并没有遇到意外的问题。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冲击到中国市场，给企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困难。物价普遍下跌，而且是猛烈下跌。例如双龙牌白细布由近十元的价格，直线下落到五元八角，销售十分困难，市场极为冷淡。更严重的是各银行、钱庄，如交通银行、大陆银行、上海银行以及经常交往的十几家钱庄，均纷纷提出收回贷款，这就更增加了企业的周转经营的困难，每天穷于应付拆补，压价卖货，情况极为严重。在最紧张的时刻，有的同业便大造谣言说：“东元盛要出兑了”，甚至有的人在早晨先跑来看看东元盛开门没有。也有工商界中很熟的朋友，怕企业负责人向他借钱，就避而不见。真是风声鹤唳，朝不保夕，“如意算盘”落了空。
  在企业生死存亡、严重的困难时期，若是稍一松劲，企业就有倒闭的危险。企业倘真的倒闭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时，经理对这个困难处境作了分析研究。
  第一，正确分析了发生困难的原因。
  大家共同认为造成困难的原因，不是企业本身经营不好，是经济危机问题，是整个工商界问题，不能认为因贷款多了造成的。如果企业没有贷款，在物价猛烈下跌的情势中处理不好，也有破产的危险。当时企业是有着较大数字的贷款，但企业总的财产价值偿清贷款，还是绰绰有余。因此，度过困难首先是内部团结，共同想办法，不能悲观，束手无策。再则，对银行、钱庄要采取措施，稳定情绪，相信企业能够度过困难，他们不会吃亏。当时企业虽然资金周转不灵，而工厂生产依旧正常进行，每日仍有盈余。根据
  这些情况，统一了认识，安定了情绪，增强了内部团结，同时向银钱业、亲戚朋友谈了这个观点，说明了企业度过困难的决心。企业经理张伯萱着重向银行、钱庄说明企业对困难的看法、工厂生产经营的正常情况和采取的措施，证明企业有信心度过困难。特别请一些银钱业的老朋友帮忙，想办法协助企业度过困难，银行、银钱业的一些老朋友都到企业经理人信心很大，采取措施也适当，从而他们不仅不催逼贷款，而是鼓励企业经理人，大力支持了企业。
  第二，进行抵押贷款，稳定资金周转。
  为了使银行、钱庄放心，在物质上有所保证，提出了以房产、机器、土地、货物作抵押，作为长期贷款，他们同意了这个办法。对中国银行、福顺德银号、元康银号三家的十四万元欠款，都用了这个抵押贷款办法。
  第三，清理小量贷款，平息社会上的传言攻击。
  企业原来和济南、烟台等地的一些银号有借贷来往。忽然遇到了经济危机的冲击，这些银号不但每日上门催讨欠款，并且把社会上听到的一些不利于东元盛染厂的传说，当作新闻向各处传播，甚至传到徐州、青岛、烟台等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清了这些小型银号的贷款，他们觉得东元盛还是有办法，改变了对东元盛的看法。经过清理小型贷款之后，尚欠中国银行七万多元，福顺德银号三万多元，永康银号三万多元。这三家银号欠款已无力偿还。其他银行银号钱庄已大部还清，仅余账尾，这样便逐渐平息了各种风言的传播。
  第四，企业紧缩开支，生产加速流转。
  企业采取了压价卖货，偿还了一部分贷款，停止染化料的购进。除生活必需品外，其他一切杂费开支一概停止。企业的职工任何人不能支用现金。在生产上，不要积压原白布，随购随染。不是急需染料，不得购进储存。产品尽快售出，以利周转。
  第五，同意中国银行派管理员管理查考仓库存货。
  中国银行贷款，原是以抵押贷款办法取得的，而当时与中国银行研究贷款时，企业曾提出信贷办法，中国银行不同意，据其营业员说：“贷款或多或少，均是抵押办法。这是总行的规定，分行不能更改，不过这是一种形式，不会认真检查存货”，所以在取得中国银行十几万元的贷款后，中国银行对东元盛染厂这个企业，认为是殷实的，是可靠的，没有派仓库管理员，一切报表均是由东元盛自己填报，中国银行从来也不曾检查
  存货是否属实，只是每天有负责放款的营业员到企业看一看，谈谈天而已。但到经济紧张之时，中国银行提出要派驻厂员查考存货，未经东元盛的同意，便派来了驻厂员，进厂查点存货。但在检查存货时，并不是认真清点，而是由东元盛的仓库员清点报数，中国银行驻厂员只作记录，仓库员报多少驻厂员便记录多少，这样对帐货不符的情况，就掩盖了。据后来了解，当时中国银行完全了解各工厂帐货不符的实际情况，对各厂的清点，也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如果当时认真清点，催讨欠款，必然挤垮各厂。中国银行所以采取这个办法，其原因有三：第一，如把各厂挤垮，对其本身业务并无好处，而且会招来许多麻烦。第二，中国银行熟悉各厂情况，各厂的困难，不是经营不善而亏损，也不是业不抵债，各厂现有财产偿清贷款绰绰有余，因而不必迫使各厂清理。第三，中国银行认为物价下落已达最低点，工厂是生产单位，不是商业，经济状况稍为稳定，各工厂即能扭转困难处境。中国银行这样做，无论对当前的业务或以后的业务，都是有好处的，而中国银行所以坚决派驻厂员进厂查考存货，目的不是查验存货的真实情况，而是注意观察企业的一切活动，随时报告，俾分行能了解和掌握企业的真实情况免遭意外而已。
  由于企业内部采取了措施，偿清了一部分欠款，采取长期抵押贷款办法，企业在经济上的紧张状态便缓和下来，逐渐趋向稳定。企业在经济上最紧张的一九三五年，就是这样度过的。一九三五年虽然经济上经受了严重的危机，但到年底结算，除付去欠款利息外，企业尚盈余一万余元。一九三六年秋，国民党政府宣布币制改革，物价受到了刺激，各货价格相继回升，市场上的紧张状态逐渐缓和。在紧张时期，催逼收回欠款的各银行、钱庄、汇兑庄又来“讲人情”、“托面子”，主动放贷，因而企业经济上松动，业务也更活跃了。一九三六年年终结算，盈余六万元。一九三七年生产经营均很顺利，盈利亦多，所剩几万元的欠款，已全部偿清。在偿清之后，银号、钱庄仍要求信贷借款，企业为了经营上的方便，维持有来有往的关系，仍以信贷形式进行来往，其实这时企业的经济力量充裕，已经不需要贷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