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天主教传入平阴县胡庄村约有三百余年的历史。现在想把胡庄的村史、教史确切的写出来确有困难，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尽量写的系统些、全面些，曾多次走访胡庄村老年人，如高永贵、高永田、王贵苓、赵庆彦、郭传真、高永山等，深入座谈，加上以前从胡玉美（前胡庄教堂老当家人）高春明教友处听到的回忆，东鳞西爪，归纳为以下几点供参考。
  （一）胡庄宗教村的由来。
  胡庄村曾称为安兴庄、小胡庄、东胡庄、洋楼胡庄等。原来有平阴县石硤村人胡月言，因家境贫困，兄弟众多，外出谋生，在北京居住多年，在教堂内当花匠种花，因而信奉了天主教，后来和一天主教女教友结婚回石硤村，因与全家人信仰不同，颇受歧视，夫妻二人商量於1604年搬到石峡山东面（即今天的胡庄）安家落户，住在现在胡明胜的宅基上，这就是胡庄的第一户人家。以后胡月言又邀请他的知已朋友高兴旺（平阴县安城乡圣井村人）来胡庄落户，为了使朋友安心落户，甘心把好地让给高家，自己种山地。高兴旺来胡庄后住在胡月言的偏对过，即现高庆朴的宅子上，这是胡庄第二户人家。
  据赵姓《祖谱》记载：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间）有教友赵法瑞从河北省威县城东赵家庄前来胡庄安家。赵为陆安道（国籍不详）神甫的佣人，常随神甫传教，往返於河北、山东一带，来胡庄传教的陆安道，因见胡庄是个好地方，随给赵法瑞教友买田修宅安家立业。随后郭、刘、魏、乔等家族，因都是天主教教友愿来胡庄落户，其次井、秦、杜、董等家族在灾荒年代来胡庄落户，渐渐的都信奉了天主教。这是胡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根据高氏家谱，由高兴旺到目前整十代人，而胡氏家谱从月、左、言、思、兴、玉、文、明、怀、宗也正是十代。胡月言不仅给胡庄带来了天主教的信仰，同时也给平阴带来了举世稀有的玫瑰花，是他亲自由北京带到石硤和胡庄的。
  （二）胡庄大小教堂的建立和更新换代的过程。
  随着年代的流逝人口增多，自1604—1966年间共建了村内和山上大小教堂七处，村内第一座小堂，是村中部郭宗言老宅子上，由本村教友自费而建。1736年陆安道传教来胡庄坐本堂时，因见堂小就在胡庄东头建了一所较大的堂，名为东堂，大约延用四十年之久，后来卖给陈帮庆家了。1843年间意大利神甫杨若瑟来胡庄坐本堂，又建了一个南堂（即今胡庄完小）。随着教务的发展，胡庄和附近村庄教友的增多，於1877年梅泽民（奥国人）神甫又着手兴建胡庄大堂（即文革中被扒掉的大堂），但施工不久梅即病故，葬於胡庄南圣林。这时工程方到窗台，后改由孔神甫（荷兰人）来胡庄坐堂担任建堂工作，在大堂建到平厢时，孔的资金全部用尽，又改由海德风（奥国人）神甫来胡庄继续施工，合顶建成大堂。后因申主教病故，改选瑞明翰为济南教区主教，海德风调任副主教回济南。这时有的外国神甫怕花钱，不愿来胡庄继任，瑞主教招集神甫们开会，商议谁能完成胡庄神甫住院和女校工程，就任命谁为胡庄本堂，这时田安帮（德国人）神甫，由孔神甫帮助写信到外国募捐，才完成了全套工程，自建堂后田安帮就任胡庄本堂和总铎职达三十余年，后经太安回国。
  尖山第一座小堂也是胡庄教友自费于1750年建起的，堂为十字形。1889年由梅泽民正式改建，只因缺乏避雷设施，于1927年夏季被雷击焚毁。1928年由海德风付主教允许重建，由田安帮负责，由方济各第一会会士庞会祥绘图设计，由胡庄村教友高风喜、李明三承包，顺利的于1928年年底竣工。这次兴建比上次规模较大，式样新颖，是按法国露德圣母堂哥德式建造的，其特点处处为尖锥型、双钟楼纵立尖山顶端，给人以举心向上之感，全部为石工，精工细雕，雄伟壮观，闻名中外。因所筹款项大有剩余，又增建了长达二百余公尺的石阶直路，路南侧竖起了高三公尺的巨型耶稣苦像，和站在十字架下的白色圣母像，圣若望宗徒像。沿石阶下行路两侧的石柱上竖立了两尊守卫天神像，给前往朝圣者已进入圣地的启示，给整个工程增添了光辉。竣工后不久举行了落成典礼，济南教区以及附近各县前来祝贺的中外神长达四、五十人，晚上又举行了盛大烟火晚会，真是大开眼界，博得四外八方万余观众的赞赏。
  （三）胡庄教会历年来的本堂神甫。
  在三百余年的漫长岁月里，胡庄教会究竟有多少神甫任本堂职，已无文字记载。据高春明的以往口述。首先来胡庄的一名外国神甫，叫安多尼仉巴乃斯（国籍不详）此人在南会（今兖州）传教，在去北京时，路过胡庄东大路（当时为运皇粮大道）在孙官庄下车，来胡庄看望教友，送弥撒。据说：尖山圣母堂的初建就是仉巴乃斯的指意，以后被调往河北省献县任主教职，他任命陆安道为胡庄第一任本堂神甫。看出来当时济南教区尚未成立，因以前教友们所用的圣经和圣书，有兖州出版的，也有河北献县出版的，以后才有了济南华洋印书房的出版物。
  陆安道以后的本堂神甫有杨若瑟（意大利人）、梅泽民（奥国人）、孔神甫（荷兰人）、海德风（奥国人）、田安帮（德国人）、甘深思（德国人）、柯树德（德国人），还有中国人萧金祥神甫，胡嘉禄神甫，张宪孟神甫，赵庆正神甫。1948年解放后有赵庆正神甫、王克成神甫。文革期间空缺，复堂后由赵庆振、赵庆正二人任职。
  （四）胡庄教会之盛世。
  纵观胡庄教会历届本堂，以海德风、田安帮在任之三十余年为最兴旺时代。民国七年，大旱不雨，禾苗干死，颗粒未收，群众无以充饥，树叶树皮都已吃尽。当时海德风成立了《华洋账灾委员会》分钱分粮分衣物，此举使信教人数大为增加，相继在附近许多村中建立了小堂。
  继海德风之后，田安帮到任，为了美化圣母尖山，封山造林，凡参与植树者，每一挑水廿文铜元，并围绕尖山和小馍馍山筑起围墙，以防破坏，真是满山松柏，至今犹存，文革中虽几经砍伐，尚未失旧貌。
  田安帮在任期间，在胡庄兴建了男女小学各一所，校舍各为二层楼房，广收外地学生，达三、四百人，教师七、八人。最初曾一度吃住均由教会负担，以后每年收十元膳费，在农村来说，当时可称一流学校。
  一九二九年前后，正当中国军阀割据，祖国大地处于被欧美列强瓜分的状态，官府奉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对外国人毕恭毕敬，百般奉迎。例如在为田安帮庆祝晋铎廿五周年之机，由胡庄教友胡连阶联合平阴县县长安永昌和平阴城“日升祥”银号经理赵庆林三人发起了“平阴县官绅商民”联合举办庆祝大会，赠送了刻有“德隆惠普”的大型横匾和万民伞，这一事实足以证明田安帮在平阴是轰动一时的人物。
  1900年胡庄教会已发展到总铎区驻地。在胡庄坐堂的本堂神甫被提升为平阴、肥城、东阿、东平、长清五县内各分堂的总领导，五县所有传教士皆属胡庄总铎管理。田安帮在任几十年间，最为突出的是按照惯例每年三次大集合，一是元旦；二是圣体游街瞻礼；三是田安帮的主保瞻礼，全总铎区的神甫，尤其是外籍神甫，集中到胡庄来举行庆祝，声势浩大。
  时过境迁，田安帮以后的总铎们各自维持现状，无突出处。
  （五）胡庄教会历史上的两次遭遇。
  一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奉行丧权辱国的媚外政策，与帝国主义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在此情况下义和团群众运动誕生了。对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清政府很害怕，开始是派兵镇压，而后见镇压无效，又改镇压为安抚，以达扶清灭洋之目的。运动发展到平阴后，在山头村设立拳场，入团者一时云集，发展团民千余人，向平阴天主教发动进攻，胡庄、白云峪、罗山套村都是冲击目标。当时胡庄的教友们听到义和团的浩大声势，听到“先学义和拳，再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的口号，就在村西北角的山顶上筑起了围墙，里边修了许多小房，全村除极少数老年人外，都躲到山上去避难，吃住在山上，以防袭击，这些遗迹至今都历历在目，故该山被称为“围山”。据说当义和团前往围困罗山套之际，胡庄的高风义神甫曾带领部分胡庄和白云峪的教友为之解围。当时的教友都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站在维护教会的立场上，把那次的群众运动视为“纯教难”，但历史已给予义和团以群众革命运动的正确结论。
  二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十年的动乱波及到各个领域，天主教更是冲击的重点。胡庄教会在运动中蒙受了惨重的灾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无情践踏，宗教生活强令停止，神职人员郭宗言、郭传真强迫其身穿祭服到县城游街示众。村内大堂和尖山圣母堂两座雄伟的建筑惨遭破坏，虽然大堂部分遭受火灾，但完全可以修复，终于作为“四旧”被红卫兵彻底扒掉了。至今凡亲眼目睹过两座圣堂的人包括教外人在内，无不感到万分痛惜。此外大批大批的珍贵宗教礼仪用品、雕塑艺术品、站像、祭服、教会图书等全部被焚毁，这些无法弥补的损失，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造成了不良影响。但历史也给予了正确的结论，即“全面否定文革”。
  历经十年动乱，沉睡了的宗教村胡庄，被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唤醒了。起初，由于文革留给人们的余悸未消，怕字尤存，教友们只是悄悄的传递着福音般的消息。随后，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人们的极左思潮逐渐克服。继而发还了教会活动场所，宗教活动从私人家庭搬进了公共场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终于落实了，教友们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被束缚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在县委统战部的关怀帮助下，全村农业收入成倍增加，村办的各项工副业中，教友们发挥了积极作用，1984、1985两年，连续出席了省市县召开的为四化作贡献经验交流会。教友们的物质生活宗教生活都得到满足。1985年应全县教友们的请求，全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宗怀德主教前来平阴视察教务，并主持了三十余年未能施行的坚振圣事。年底并建立了平阴县天主教爱国会，正式的踏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注：赵庆振先生系县政协常委，县天主教爱国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