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伪商会虽然在维护工商业苟安求存方面也做了些糊弄日本人的事，但它是在日本人支持下存在的，全部活动是适应侵略者需要的，所以说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和帮凶。主要活动有以下几项：
  1.接办“招待处”。
  在军阀混战年代，博山地方上就有以商会为主成立的“支应局”，后改称“招待处”。招待过路军队，供应粮草军需，安排军队驻地和军官住房等，用款由商民分摊。七七事变前协商分摊的比例是“商三民四矿二特别一”，即商会三成，城区居民四成，矿业公会二成，轻便铁路一成。历史上几次较大规模的招待有：吴大洲的护国军，张宗昌的孙宝传、王翰铭军，阎锡山的西北军，韩复榘的谷良民军，沦陷后潘树勋伪军等。其他小股过境者就无可计数了。至于当时接应官长，酒筵迎送，行贿送礼，都是找商会开支，招待频繁，几无宁日。1938年8月，经张焕宸同意，博山县维持会招待处交于商会接办，由我负总责。第一区长宋永符，矿业公会副会长李星阶、程少鲁担任助理，杂货业公会会长张云庭、炭业公会会长王退之、炉料业公会会长吴聘三担任内务监理，由职员郝岱东、王荣斋、王友典、丁友善做具体招待工作，还有两名工友担任外勤。招待处设于大街南首商会院内。
  日伪时期招待处的主要任务：一是采购供应日伪军、警、宪及日本居留民会的蔬菜肉蛋等副食品，天天购送；二是为日伪军、警、宪、特、翻译、顾问、队长等家属安置公馆住房；三是日伪之间相互馈赠，甚至生活用品均由招待处开支，日伪宴请商会人员，也由招待处负担；四是为伪县府警察局在押的所谓犯人送监饭，每顿两个高粱窝窝头；五是轮番宴请宪兵队、产销公司、伪政府、伪军警等日伪人员。8年时间，招待处为供应日伪不知摊派了多少钱。商人与老百姓迫于淫威，叫拿多少就得拿多少，谁敢不从。分担招待花费的比数是：商会七成，区镇三成。以后区镇摊不下去了，全由商会摊派。至于在送礼、宴请、采购供应中，主办者乘机中饱，雁过拔毛，自不消说了。
  招待处虽然卑躬屈膝，效忠日伪，但稍有不周，即祸事临头。一次日伪出发“扫荡”，要招待处派人往八陡运物资。招待处现找民夫需要时间，伪县长曲化如恶性发作，将招待处职员郝岱东打了40军棍。一个老年人，怎禁得如此毒打，郝卧床数月不能行动。土匪队、“剿共军”潘树勋部来博驻防，住在北亭子吕祖庙内。潘到商会拜客，我去回拜，庙户程道江照应茶水之际，突然一声枪响，程惨叫一声，其大腿上中了一颗过梁子弹，吓得我钻到潘酋身后。潘说是走了火，实际是“杀鸡吓猴”，如有慢待，以程为例。经招待处出钱，把庙户抬到医院治疗，幸未丧命。
  2.布置工厂商店恢复经营，支持建立伪政权。
  维持会成立后，配合日军宣抚班召集各行业负责人，迫使工厂开工、商店开门，并要各煤矿负责人具结，保护矿山设备，筹备开工，如不开工，即行没收。在日伪逼迫下，商店只好半开半掩，晚开门，早收市，不少经理藏起来，让职员中亲信出面照应。商会建立后，张焕宸要我同几名常务委员一同去见日军守备队长，表示“效忠皇军”，敌酋要我等“工厂大大的开工，商店大大的开门”。回来后我们赶紧召集各行业负责人会，为日帝宣传了一番“中日提携””的论调，劝告工商业者安心经营，我还威胁他们说：“大家若是同意我当会长，就敞开门，正式营业，出什么事找我，不然我也不能干，有事你们去找日本人。”各行业主任回去都开了本行业的会，下了门板开了工。随后维持会变成了伪县公署，相继成立了伪警察局。惯匪伊可春一伙从前属游击队吴鼎章部，后投降日军，编为警备大队，商会俱努力支持，不予慢待，伊匪部进城后，住在神头大庙。全部给养加炊事用具。都由商会招待处供给。尔后找房子、修房子、安置住处，所有花费，无一不是出在商民身上。伪县公署刚成立时的经费，全由商会招待处筹备。后来伪县公署的经济来源，除征收土地税外，更多的是按工商业户装出装入的货物，收取火车捐。不仅如此，日军在家庙胡同家庙中设置的一个个站不起身的木笼监牢，也是由商会出工建起来、用来关押中国人的。逢年过节，征得张焕宸同意，还要向敌伪献媚、送节礼，初时每次送伪县长1，000元、伪警备队大队长1，000元，伪警察局长500元，以后逐渐加码。送宪兵队的礼，比伪县长多，通过翻译赵允台交，并另有赵允台一份。各商号除负担商会摊派外，还要负担镇保公所的摊〓，给附近的伪军警下级送礼。伪保长等也借故勒索，层层盘剥。矿业公会除负担商会送礼外，还要再给伪县长等送厚礼，为的是矿上出了事故好仗势压人。1943年伪警察局长王文泗借成立消防队为名，要商会筹款，打算从中捞摸。凑巧，商会存有沦陷前胶济铁路寄存的救火车和消防工具可以借用，但王文泗坚持要摊款买新的，矿业公会勾结日本势力，借口产销公司不同意，王文泗才不得已答应使用旧器材，成立了消防队。该队只有20人，班长赵振环，副班长徐文炳，地点在报恩寺小学，经费由商会筹备。消防队成立后，救过几次小火灾，伪警察局却乘机敲诈，勒索酬劳金。
  3.结交日本宪兵队作靠山，扩大伪商会的活动余地。
  在日伪军、政、宪、特的多头指派下，又加其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伪商会有时也是难以应付。运输业公会会长战明符，那时特别活跃。他因“安清道义会”的关系，早就认识了宪兵队的翻译、朝鲜人赵允台，由此靠上宪兵队。通过战的引线，我也巴结上了赵允台。我和赵、战三人并结为“盟兄弟”。通过赵又很快巴结上宪兵队长、伍长等，我经常出入宪兵队，因此伪县公署、伪警备队、伪警察局的汉奸们，不得不稍有顾忌，我也觉得腰板硬了点。如伪警察局长王文泗与“三本”中队长崔冠英为捧其干儿、优伶许翰英，要商会向各商号派戏票，由于赵允台的撑腰，我顶着未办，王文泗恼羞成怒，放风要派人于黑夜对我行凶，有赵壮胆，我也未怕。但是“盟兄弟”也要送钱，送金货、皮货。我曾联合至友为赵允台出资买马车承运货物赚钱，每逢有相托之事或通过赵向敌酋说项，都要送礼。我与赵接触，多在晚上，地点在家庙胡同矿业公会小屋或大成煤矿营业部楼上。两人无话不说，如敌人派系斗争如何应付，要查封哪家五金行，赵所知道的都能透露。除了不能疏通的所谓重犯之外，一些沾风捕影和旨在敲诈勒索的被害者，受工商业户或亲朋所托，都能向赵摸底与计议花钱保释，曾经保出了一些人。
  我在结交宪兵队和为工商业户、亲友说项中，所用的钱都是商会和关系人的，我个人也从中得到不少好处。吃请之外，还接受了不少礼品，有金首饰，也有食品等。传说谦积恒号向我家送“金茶壶”是没有的事，该号曾送我重礼是实情。
  4.成立商会及同业公会“新民分会”。
  日军侵占博山后有随军宣抚班进行奴化宣传，搞特务活动。北京伪政权成立后，相继成立了各级新民分会，博山也成立了“博山县新民总会”，宣抚班撤销，合并于新民会。伪县长曲化如兼任博山县新民总会会长，日人三木、菊池、狩野先后担任顾问。该总会成立后，伪县长召集我与程少鲁等人谈话，一方面宣传什么“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以及反共谰言，一方面强调经济封锁，搜集经济情报，如商号家有与解放区发生贸易联系者，即以“资敌论处”。要我等向工商业户宣传，并成立商会及各同业公会新民分会。同时在乡、镇、保、甲也成立分会，医院、学校甚至妓院中也要成立分会。我同程少鲁立即召开了各同业公会主任会，宣布成立了商会及各同业公会新民分会。商会新民分会会长由我与程兼任，各同业公会新民分会会长由各同业公会主任兼任。当时宪兵、特务、伪警察查老币查货物出境，搞得乌烟瘴气，商会一再警告各商号，一旦查住，商会没有办法。博山新民总会成立后，我同程少鲁去参加了几次会，我靠上宪兵队后，就不去新民会了。但程少鲁还是常去巴结，因为他靠伪县长靠鬼子顾问，如同我靠宪兵队一样，惟求亲近，深恐疏远。
  5.成立“煤炭购买所”。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煤炭产销的机构是山东矿业与产销公司，凡属民营矿产煤，全部由产销公司统治。博山陶瓷玻璃业所用的煤炭，一向由各大山煤矿供应。1940年，日帝由于侵略战争的需要，用煤紧张，山东产销公司对优质煤加强控制，停止地销。日本翻译、福源煤矿经理施笑风，宣抚班特务、宝业煤矿经理康子敬看到有机可乘，即勾结产销公司博山支店石下清，策划筹建出售小山煤的机构。博山炉窑两行能源断绝，跑到商会告急，商会也感到事态严重，一则劣质煤不宜炉窑烧用，二则如施、康诡计得逞，他们必然借机操纵，使煤价上涨。张焕宸也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两人得手。我约同矿业公会副会长、产销公司董事李星阶、程少鲁与产销公司反复交涉，说明如果炉窑停工，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达成协议，炉窑仍用大山煤，民用改为小山煤，由商会成立“煤炭购买所”，按月编造煤窑用煤计划，向产销公司批购，批到哪个矿，由用煤户直接去购运。产销公司多数批到大成煤矿，大成答应按批购数可以多购一点，基本满足了炉窑生产的需要。
  6.办理出境货物“通行证”。
  日帝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向根据地运送商品，博山城区的杂货业、布业、渔业、铁业、烟酒业、药业等商号，失掉了农村这个广大市场，收入大减。商会摊派，直接成了问题。据此理由，我找上赵允台，通过赵向宪兵队交涉，送了礼，结果答应由商会出具证明，除西药外，可以少量放行。商会刻制了“博山县商会”的印章，印制了“本城×××为正式商号，出售××货物，请验照放行”的凭证，持之可以公开出境了。证明由商号填写，商会盖章。一担货物开上几种大路货，掩盖着下边的药品等物，也就混过去了。拿个执照，无非是应付鬼子罢了。
  7.成立“感化院”，毒化人民。
  日本侵略者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推行强化治安，博山四、五两区和博莱边界一带屡遭浩劫，但人民的抗日烈火，越烧越旺，对被捕群众，敌人也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对未被杀害的人，企图通过所谓“感化”，瓦解其斗志。1940年8月，宪兵队联络员盐炳同伪县长计谋，拟由博山“安清道义会”头子施笑风主办“感化院”，由商会出经费。通知商会后，张焕宸不同意商会出钱而由施笑风办。我几次找赵允台，要其向敌酋交涉，最后宪兵队同意由商会出钱由商会办。办成后，张焕宸任“感化院”院长，我代理。“感化院”组成人员，有伪县长推荐的当过日军宣抚官的李鸣泉（任体育教练），张焕宸推荐的史会仙（又名史芝房，任文书），具体负责院里工作。警卫由伪警察局消防队派伪兵轮流值班。财务管理由窑业公会会长石靖明、炉业公会会长吴聘三负责。宪兵队决定被“感化”人员的留院时间为2至3个月，因人不同，由我到宪兵队去领。“感化”期满，发给结业证，取保回家。“感化”内容千篇一律，什么“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以及反共滥调等，由伪县公署教育科长王柏桓、“安清道义会”施笑风、伪民教馆长刘燕谟、商会常务程少鲁、战明符等一帮汉奸走狗轮流放毒，有时博山道院院长马季平还去讲什么“普渡众生”。这种讲话，每天一次，另外每天还有两次体操。“感化院”还把这些假话编印成《忏悔录》、《觉悟说》，由伪县长曲化如、伪商会会长张焕宸题词、写序言，装印成册，结业时每人发一份，并作为下一期“感化”教材。第一次交该院70余人，其中有小脚妇女3人，由我领着从赵家后门到北亭子路上跑了一个，经同史会仙商议，瞒着此事。第二次、第三次领的人数就少了。自1940年8月到1941年7月，计被毒化100余人，因经费难筹而停办。
  8.出资办学校。
  在博山，只有几处残缺不全的小学，任凭伪政权摆布，有好多失学儿童不得上学。伪商会一伙常务委员，一方面为了个人子弟学文化，另一方面为了减轻罪责，沽名钓誉，自办了一处中学，合办了两处完小，扩大了一处完小。这些中小学的教育是在伪政府汉奸文化统治下进行的，对学生灌输一些奴化教育的内容，起了毒化学生思想的作用。1939年夏的一天，我乘黄包车逛大庙，南神头有几位老年人说：“神头村这么些孩子没处念书，李会长也不给想个办法。”就在这几位老乡亲的抬举下，纯粹为了沽名钓誉，征得张焕宸同意，我找到该村日营发电厂的日军打着“中日亲善”的旗号，要该厂出资兴办学校，条件是电厂职工的儿童优先入学。日军慨然应允，但议定与商会合办，校址设在大庙内“三公祠”，设备由电厂负责，经费双方各半。这一次为占用“三公祠”，商会出钱修庙、塑神，共用4，000余元，办成一处6个班的完小，校长岳公明。小学办成后，张焕宸出名，史会仙拟稿，在“卧奶奶”神像旁立了一个为日营电厂“歌功颂德”的石碑，博山解放后才砸了。
  七七事变前，博山有“洗凡中学一处，事变后即停课，不少学生参加抗日斗争去了。沦陷时期，工商界某些大户倡议恢复这所中学，为工商界子弟上中学提供方便。经过常委会研究，征得张焕宸同意，报伪省府备案，在南亭子办起了范泉中学，成立了以工商界为主的董事会，我任董事长。初次招生50人，发展到3个班，校长是地方士绅王亚民（后任伪镇长）史会仙帮办。该校办到日帝投降为止。
  成立“流浪儿童收容所”和“残废栖流所”。
  日伪时期的博山，一方面是酒楼戏院，烟馆妓院，醉生梦死，灯红酒绿；一方面是城乡疲敝，饿殍遍地。1943年是博山大歉年，加上敌人五次强化治安，造成无数饥民，一到荒春，草根树皮，剥食一空，有些饥民，卖儿鬻女，逃荒要饭，常有人饿死路旁。伪警察所对到城里逃荒乞食者一律赶出城外，对城里的流浪儿童，要商会设法收容。商会在北亭子西院设立了一处“流浪儿童收容所”，商会拿钱并派人管理，收容儿童120余人，以后减为60余人，每天两次窝窝头，路远的住下，路近的晚上回家。冬季还置备了一部分棉衣分发。收容所只办了6个月，因经费拮据，余下十几个儿童，遣散回家，收容所停办。被赶往城外的乞食者，有些住在神头大庙和红门庙内，有些仍露宿街头。大庙与红门庙为经常住军处，商会深恐来了军队无法安置住地，各商号也感到乞丐盈门，很不便当，因此商会利用柳林泉下轻便铁路弃置不用的原来办公用房，略加修整，成立了一个“残废栖流所”，收容栖民游丐。他们白天四处行乞，晚上归此住宿。翌年除残废与无家可归者外，均陆续回乡。
  以上是博山沦陷8年期间伪商会的几项主要活动。
  8年来，我代理博山县伪商会会长，做了些对不住人民的事。1945年8月博山第一次解放时，人民政府宽大为怀，要我仍任商会会长，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使工商业户照常营业。在解放军转移时，政府为我安排去处，要我跟着转移，无奈我中毒太深，竟躲起来未走。后来，我又先后潜逃到重庆、青岛、武汉。1953年我回到博山投案自首，获得宽大，未受处分，并参加了劳动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