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期间，原临沂县第七区、第五区的大炉庄、车辋镇、尚岩镇、兰陵镇、卞庄镇和费县的梁邱镇、峄县台儿庄一带，无人不晓“万三爷”、“万会长”、“万支队长”、“万副司令”。他就是大炉庄的万春圃。
  万春圃由一个当地有名的庄园主，成为鲁南抗日时期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出色的领导者，解放时又随部队进城，接管济南，一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民国十七年时，山东地方匪患成灾，大小杆子头纠集喽罗，聚啸山野，打家劫舍，图财害命，无论殷实富户，还是一般村民均受其害。这时颇有家产的万春圃，集合起大炉一带的村民，建立了村民武装力量，配合当地国民党军中一个叫张华庭的营长，狠狠打击了土匪的活动，使当地土匪闻风丧胆。当时土匪中就流传“谁要心不平，出门遇见万三、张华庭”。可见万春圃在当地的名声之大。万春圃的坚决抗匪，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拥戴，加深了他同当地人民的感情，这大概就是以后他能够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历史原因吧。
  我同万春圃同志开始认识，是在1939年8月。我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派遣，以“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第三分会”特派员的身份，到“临、郯、费、峄”四县边联与中共山东第一区党委第三地委联系工作，并接组织关系。当时三地委机关和书记宋子成同志就住在大炉庄万春圃同志家里。与我同时抵达的还有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支队长王秉璋，政治委员黄励以及一一五师的直属队机关。来到大炉庄后，我就住在万春圃同志的家里，开始了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和促进各地各级民众总动员会建设，以及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工作。由此我开始认识并熟悉了万春圃同志，同万春圃同志开始建立了30多年的工作关系，并一直保持诚挚的友谊。
  万春圃同志在四县边联的社会人士、广大群众中威信是很高的，影响也很大。这从群众对他的诸多称谓中可以看出。一是“万三爷”。因他排行老三，又是当地大户，故人称“万三爷”。二是“万会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受命于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公署临沂专员张里元，组织地主武装“联庄会”，担任“联庄会长”，故又称“万会长”。三是“万支队长”、“万副司令”。八路军一一五师到鲁南以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些自卫团武装，又编成“八路军边区游击支队”，万春圃被任命为“边区游击支队支队长”。1943年以后，“边区游击支队”与苏鲁支队合并，万春圃即调任八路军鲁南军区副司令员。故人称其为“万支队长”、“万副司令”。
  万春圃同志是大炉庄一方有一顷多地的地主，由于他在当地的声望，临沂、费县、峄县的大地主都同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车辋镇、长辛桥、白山的宋鲁泉、宋云石、宋望东家；尚岩镇的陈玉山、刘子山、王拱辰家；城后庄的赵鉴南家；阎家村的阎雨村家；小城东的盛清沂家；费县梁邱的孙鹤岭家以及卞庄王家、万村李家；临沂、费县一带的李怡锦，李子瀛两家同万春圃都有十分亲密的关系，而且由于共同的利益他们都大力地支持他。他一方面与官府，如临沂专员张里元有联系，又有反对官府的不利于地主阶级的某些政策；同时又与因“临城劫车案”出名的抱犊崮的土匪有来往。因此他是一个既反官府，又通官府，既反土匪，又能影响土匪，在当地地主阶级上层中有威望、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当然他同土匪的某些联系是策略性的，不同于某些地主的绅匪不分，亦绅亦匪。
  他具有同鲁南其他地主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既有一定的财产，家底较为殷实；又同当地官府有密切来往，同时又能主持和干预一部分地方政务。再就是有一定的武装，如万春圃在抗匪时，组成有几十条枪的队伍。不同的是，抗战以前，万春圃就与当地中共党的组织有了很深的关系。大炉30年代就建立了党支部，在抗战中利用联庄会发展地方抗日武装队伍，同时在万的支持下，在地方武装中发展党的组织。1939年1月中共鲁南特委成立，就住在万春圃家中。1939年夏，一一五师到四县边联后，师部也设在万老家中。他住的三个院落，除留下几间全家居住外，其他全都让给特委和师部办公和居住。他大哥也让出几座院落，供特委和一一五师的后勤部门办公。当时他家和八路军机关同出入一个大门，大家就象一家人一样；师部和特委有什么问题，随时同他商谈，万春圃总是尽力而为。
  “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就住在大炉庄和附近村庄，以开中药铺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万春圃的大儿子万国华，和万国华的把兄弟刘清如、杨茂彬等当时都是秘密地下党员。正因为这种关系，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不敢得罪他，当地地主不敢得罪他。在许多事上，还得买他的账。因此他在当地地主阶层中有很高声望，同时在鲁南革命史上发挥了特殊作用，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
  万春圃同志对鲁南根据地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发展了武装，并把武装完全交给了党。抗日义勇队的一部分和后编入苏鲁支队的直辖二营，就是他利用国民党专员张里元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武装。“直辖二营”是张里元在临沂的保安司令部的直辖二营，张里元支持万春圃及边区联庄会。抗战爆发后，张抗日还是积极的，他收编地方武装，并委万春圃任直辖二营的营长。当时二营人枪四百，武器精良，是一支较正规，较能战斗的队伍。在未编入苏鲁支队前，万就支持我党在其中工作，把大权交给我们，毫无私心，这是和其他较进步的地方武装头领完全不同的。后来他把这支武装部队交给了党、编入了“苏鲁支队”。以后又在“边联自卫团”的基础上，发展了“边区游击支队”，后又与苏鲁支队合并，这支队伍成为坚持鲁南抗日的一支中坚力量，以后发展成了威震鲁南的山东野战军第八师“老五团”（以后是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的二十三团）。在这些部队中，他任边联支队司令，他的大儿子万国华在苏鲁支队任连长。他们都是遵照党的指示毫不犹豫地把部队交给了党，自己转到地方工作，并大力支持这些部队继续发展。他的二儿子万国英是中共党员，在1939年一次战斗中被敌人围困英勇牺牲。
  第二，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党的指示协助党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1933年我党领导的苍山暴动失败后，曾经掩护过一个共产党员。抗战前，又同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等同志有联系。1938年，与中共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同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和鲁南特委（以后改称山东第一区党委第三地委），都是长期住在大炉村万春圃家和附近村庄。一一五师到鲁南以后，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代师长陈光同志以及王秉璋和一一五师的领导同志，都曾住在他的家里。师部也设在他家里。罗荣桓、陈光、肖华等经常同他谈话，并通过他同鲁南的地主阶层、士绅名流建立了密切的、经常的联系。1940年万春圃同志适值五十大寿，一一五师首长还专门山滨海区派了一一五师政治部的战士剧社到大炉庄参加祝寿仪式上的演出。1955年初，杨一辰、宋子成等老同志到济南时都曾看望过他。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肖华同志来到济南，住在南郊宾馆7号楼，曾专门找我陪同他去看望万春圃同志，还在南郊宾馆设宴款待他，并邀我作陪。
  第三，他积极带头支持群众运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同临沂县第七区的农民协会的领导人宋宜安同志建立了联系且有深厚的感情，积极支持农会的活动。土地改革运动中，万春圃支持搞合理负担。1940年，边联县委书记张旭在扩军和群众运动中，犯了一些强迫命令和错抓错杀的错误，社会上有很大的反映，万春圃同志仍是积极热情支持这次运动，对于一些违反政策的错误做法，也及时地向鲁南区党委作了如实反映。后来一一五师罗荣桓、陈光首长向他问及此事时，他答复说：“已经过去了，作了纠正，大家都没有意见了。”
  这个出身于“山大王”、大地主、开明绅士的万春圃，真是半生地主，半生革命，他的历史经历极其复杂。但几十年来，他却始终不渝地跟着共产党走，是党的忠实朋友，不论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是在日寇、汉奸、国民党官员威胁利诱下，他总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万春圃同志是一个长期没有参加党，没有党员称号的革命同情者，直到日本投降前，他任鲁南军区副司令时，在罗荣桓同志的提议下，山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同志和鲁南区党的书记，军区副政委张雨帆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当时处于战时，直到191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鲁南，部队机关都北撤到渤海区，才山当时鲁南参议会任参议长的彭畏三同志为书记的党支部讨论通过了对他的转党手续，他成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一个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历经几十年人世沧桑，而且不知有多少次，他坚决抵制了日寇、汉奸、国民党顽固派的各种威胁利诱。即使在反投降、反摩擦斗争极其复杂艰苦的情况下，他和当时在东北军中做友军工作的万毅同志，任东北军的中共工委书记，外称为“刘先生”的谷牧同志，始终保持着公开的、秘密的联系和亲密的友谊。
  抗日战争以来，万春圃同志经过几次大的考验。首先是国民党临沂山东省第三区专员张里元，派了他的秘书李同伟（仲勋）任四县边联办事处主任，而以万春圃为联庄会长。张一方面利用万春圃及其武装作为他的统治工具，另一方面也想利用万春圃作为反对共产党的马前卒。万春圃虽然接受了张里元的任命，但却同意和遵照共产党的意见，把共产党的四县边联县委机关掩护在办事处的政治处内，取得了公开的合法活动的身份。第二个考验是临沂城被日寇占领后，费县、梁邱、兰陵、峄县都有敌伪据点，有的地主，甚至连他的一些亲朋也当了汉奸，都想拉万春圃为他们做事，但都为万春圃所拒绝。第三个考验是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运动，他不受周围地主的挑拨，积极接受并带头实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并带头把自家的土地和房子交给了政府。第四次考验也是最大的一次考验，东北军一一二师，抢走了他的一双儿女，并且写信给万春圃：“只要投靠东北军，同东北军合作，就可以放他们回来，否则就要……，”但遭到了万春圃的坚决拒绝。万春圃把此信交给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他明确的表示了坚定立场，他对东北军一一二师公开表明“……你们不要妄想，就是你们在我面前杀了他们，我也决不向你们屈服……”。以后隔了一二年，才把他的两个孩子放了回来。第五次考验是边联发生“四·二五”事变，东北军全面占领了边联，我军政领导机关和地方武装都被迫撤退到公路以南的临沂、邳县一带，万春圃同志带领全家，跟着边联的政权和武装也撤到了沂河区，他又一次地保持了坚定的立场。
  1947年，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鲁南的部队、机关于部、家属民兵、村长等，都先后撤到渤海区和胶东区，万春圃同志也随同撤到渤海区。这年冬天，在当时的“左”的思想影响下，中共中央华东局开展了“三整三查”、“三大方案”、“贫雇农当家做主”、“对地主扫地出门”的群众运动。当时边联县早已在1942年就改称“赵镈县”，翻了身的赵镈县的农民群众，区乡干部提出要求，要万春圃回大炉去向群众作交代，当时虽然鲁南的运动还没有象冀鲁豫边区那样，出现动不动就打死人的过左做法，但只要回去，挨斗、挨打是不大可能避免，这件事惊动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领导同志，进行了干预和过问，向干部群众做了大量的工作，才没有让万春圃同志回去，而派他的大儿子万国华代替他回到了大炉，向群众做了检讨，但同时也代替万春圃挨了一顿打。万春圃同志被留在华东局后方，一直到大反攻的到来。
  1948年9月济南解放，万春圃同志被安排在接管济南的干部队伍里面。进城的年月，虽然工资是按局长级定的，但职务却安排在市民政局领导下的救济院任院长，不过是一个局下的科级干部。今天看，对万春圃同志的安排是十分不当的。以后，在山东军区政委，在苏鲁支队任过政委的彭嘉庆同志和山东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长马保三同志的倡议下，成立了济南市烈士塔建塔委员会，而以万春圃为办公室主任，这才算是安排了一个济南市的局级干部。1959年7月23日至7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济南市委员会举行了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会上选出了中共济南市委书记秦和珍为主席，许衍梁、吴鸣岗、尚兰亭、房众夫、陈景法、万春圃、黄云眉、李亚诺、朱琳选为副主席。这才算是对这个传奇人物、曾任鲁南军区副司令的万春圃同志作了较为合理的安排。在这期间，曾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他，屈就为济南市政府局以下的科级干部，万春圃同志始终一如既往，积极工作。一一五师过去熟悉万春圃的老同志曾就此事专门问过他并征求意见，他都没有任何怨言，安之若素。
  文化大革命期间，济南市“支左”的军代表曾提出要万春圃同志回苍山县原籍（这时赵镈县早已改称苍山县），万春圃同志的孩子找到了我，我当时已被打成“走资派”，实在无能为力，只好找到了当时已由浙江省转回到山东，住在济南军区干休所的二十二军后勤部长董鸣春同志，董过去任鲁南军区一军分区司令和独立支队长，熟悉万老。请他出面找济南市“支左”的军代表说明万春圃同志的历史与身份。董鸣春同志到济南市“支左”的军代表处不客气地说：“……你们要他回原籍，他当军区副司令的时候，你们还不知干什么呢！”这样，万春圃同志才免于送回原籍，又一次地被保护下来。
  万春圃同志逝世后，他的孩子找我，因为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就立即赶到停放遗体的地方，并邀集了过去在鲁南工作过的几个老同志，共同为万春圃同志简单地办了后事，没有挽联，没有花圈，没有追悼仪式，我们就这样送别了这位令人尊敬的传奇人物。
  万春圃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由长期同情、支持共产党而最后成为共产党员，终生献身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他对鲁南区的抗战事业有着独特的贡献。因此在群众中流传着“没有万春圃就没有鲁南抗日根据地”的说法。
  最后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万春圃同志虽然经受各种艰难、挫折和不公正的待遇，但始终未说过一句对党不满的话，这种博大胸怀是一般人所不及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万老身上，充分体现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成绩。
  万春圃同志及其事业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