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日本侵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入淄博地区。日帝对淄博煤矿的掠夺就从经济侵略变成了军事占领，在军事压迫下进行经济掠夺。淄博煤炭产量在我省占重要地位，而且交通便利，可经胶济线直达青岛港口，日帝早已馋涎欲滴。其占博后对各民营矿立即实行了军管，召集各民营矿负责人宣布“井口以内的炭归矿主，出井口的炭归山东产销公司”。在“产销公司”控制下，各矿矿山的零售炭要事先向产销公司领票，把票插在运煤的人力车上，沿途有检查者，无票没收。当地工商业用煤则由商会按月到产销公司报数购买，不准各矿自销。产煤全部被产销公司管制，大部被装火车运走。
  山东产销公司统治民营矿的手段，一是贷款促复工；二是供给器材与粮食控制生产；三是单方决定低煤价，全部控制销售；四是引诱合办，听任其猖狂采掘。
  丁敬臣见利忘义，把埋藏丰富的西河矿区以合办名义拱手交于日帝，他本人当上了悦升合办矿的副董事长。此外还有利和、义德、利兴、福源、东鲁五矿也与日帝合办了，改名为利大、博大、兴大、福大、东大，叫作“五大”。福大与兴大合办后又卖股成为日营。所谓合办矿，实则应名而已，原民营经理人顶上个空名，领几个月薪，一切不得问闻。
  沦陷期间除悦升及“五大”外，徐有大成、吉成、东方、华东、振业等二十七户民营矿，日伪期间的产煤量见下表：
  上表统计八年期间博山地区产煤一千一百一十七万多吨，减去地销，日帝从博山地区掠去煤炭达一千万吨之巨。
  山东产销公司给民营矿过低煤价，各民营矿为保住自己的生产经营，则转嫁困难实行过低工资。据矿业公会当时调查，产销公司煤价，一九四一年比一九三八年仅提高百分之二十九到百分之四十，而同期物价上涨，矿用物资上涨十倍上下，粮油上涨达三至六倍。在煤价不增而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据一九四一年十月矿业公会成本调查，矿方每吨尚有盈余一元上下至二、三元不等，产销公司与矿主都不承担物价上涨带来的困难，只有矿工不仅遭受残酷的压榨剥削，而且遭受物价飞涨的巨大灾难。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矿工大班（二十四小时）工资平均三元四角九分，除去大小把头盘剥，按一九四一年底粮价，只能购买十来斤小米或粗粮。这点粮食，按一名矿工赡养四、五口之家，不够两三天吃的，不用说穿和用了。而且有些矿拖欠工资，粮价一日数涨，待工人拿到工资时连十斤粗粮也买不到了。产销公司虽然配给各矿一点土杂粮、橡子面等，也是任其提价。一九四一年后粮价更加飞涨，矿工朝不保夕，更难活下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广大矿工带来的苦难是难以尽述的。附煤价表、物价上涨表、成本表于下，供参考。
  产销公司为了对付八路军的进攻和镇压广大煤矿工人，还成立了矿警队，住博山一个大队约四百多人，分住各矿区。大队长、区队长由日人担任，大队副、区队副、小队长等系搜罗了一帮汉奸流氓兵痞充当。这帮民族败类，欺压矿工，危害人民，无恶不作。
  在日帝横行的日子里，民营矿没有保障，一个日本商人也可任意霸占。夏庄瑞成煤矿，矿权人史耕民，在八陡开采聚兴煤矿，还没有来得及动工，即被日本永丰洋行蛮横强占，直到日军投降才拆棚架车滚了蛋。更可恶者，有的民族败类依仗日伪势力，狐假虎威，霸占他人矿产。恒通煤矿经理周克明抗日殉难后，关系人不敢出头，矿山无人管理。博山沦陷后第一个伪警察局长孙徐庭与矿业公会副会长、产销董事李星阶合谋霸占，使用现成设备，仍用原来大头役，继续出产煤炭。直到日帝投降后才被周克明之叔周约三、郭子绂之子郭廷铸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