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650一676年),唐代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天资聪颖,才华早露,六岁能文,九岁读颜师古《汉书经》,撰《指瑕》十卷,纠其讹误。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并称“初唐四杰”。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应举及第,授朝散郎。乾封初年(666年),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作《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李治怒骂为“是且交构”,以挑拨离间皇子关系之嫌而逐出王府。旋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672年)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判死刑,遇赦除名。其父王福畤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职,因受牵连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年)或上元三年,王勃南下渡海探亲,溺水受惊而死。
王勃寿命虽短,但为文水准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诗今存80多首,多为五言律诗和绝句。诗中写离别之情别具一格,如《杜少府之任蜀川》中有“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后两句一扫惜别伤离的颓废旧习,成为互相慰勉、意境开阔的千古佳句。《别薛华》、《重别薛华》等五律都情真意切、难以忘怀,如“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穷途唯有泪,还望独潜然”等。《山中》、《临江二首》等五言绝句,则是借景抒情、趣味无穷、气骨苍然、开启妙境。如前首“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后首有“泛泛车流水,飞飞北上尘。归骖将别棹,俱是倦游人。去骖嘶别路,归棹隐寒州”等。
王勃的赋、序、表、碑、颂等文存有90多篇,多为脍炙人口的骈体文。其中《秋日登洪府滕王阁序》是万古不朽的“天才”之作。如文中前面描绘的洪都的人文地理:“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其中“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是后人常引用的经典成语;文中描绘滕王阁面对的景色是“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被后世传为“神助”之绝笔。还有表达自己理想和抱负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何等铿锵有力,振奋人心! 王勃还有许多学术著作,如《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五卷、《千岁历》、《颜氏<汉书>指瑕》、《平台秘略》十篇、《合论》十篇和《元经传》等。可见,王勃在文学及其论著方面是十分认真的,倘若在今天的一流大学任个高级教授,仍是绰绰有余的。
王勃的创作为“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对于革除时弊、转变文风起了“首启盛唐”的作用。
然而,王勃虽才高八斗,一生却极其倒霉,其政治命运更是多舛。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恃才傲物,缺乏和谐入际关系。高宗时代,唐帝国逐步兴盛、扩张,常同突厥、高丽、百济、吐藩发生战争。麟德初年,刘祥道巡行关内,当时只有十四周岁的王勃上书道:“辟地数千里,无益神封;勤兵十八万,空疲帝卒;警峰走传,骇秦洛之;飞刍挽粟,竭淮海之费。”反对出兵征战高丽,反映不满战争的民声,其精神固然难能可贵,然则就不怕得罪皇帝吗?好在祥道思贤若渴,捧他为“神童”,及时向朝廷举荐。应举及第时,很受考官吏部员外郎皇甫常伯的赏识。拜为朝散郎(七品)后,又得沛王重用和赏识。可见王勃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未成年之时就上书“反战”,并毛遂自荐,这未免操之过急。年少得志后,又急于表现自己,朝廷每有庆典大事,常“献颂”以扬名,这又未免锋芒毕露。物极必反,这开始的一帆风顺带来的是后来的多灾多难。
王勃被捧为“神童”,并非是好事,这可能使他有优越感而脱离实际。他确实是个天才,但天才往往遭嫉妒、受孤立。
可他偏偏恃才傲物,不懂得“红花虽好需要绿叶扶持”。无数事实证明,不尊重别人的人,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不能团结和容纳人的人,自然也得不到他人的团结和容纳。纵观王勃一生,赖不住寂寞、守不住清贫、静不下心境、看不清形势、想不到后果,只要稍有一点安宁,就不知天高地厚,总要做出惹是生非的事来。
王勃年少入士算是幸运的吧,可他把握不住,两年后就写《檄英王鸡》,为捧沛王,却恶讽英王及其斗鸡。此文偏偏又让皇帝李治看见,无意中触动了李治那根因其父李世民杀兄(建成)杀弟(元吉)夺皇位和他自己也经历类似事件的敏感神经,兄弟不和、争权夺利,这是李治最忌讳之事。王勃无意之中成了“交构”(挑拨离间)的“祸根”,还有好果子吃吗?在那封建专制年代,不看对象乱开玩笑、卖弄聪明,不是年少狂妄、政治嗅觉差的表现吗?退一步说,写《檄英王鸡》,即使没有“交构”之嫌,也有“暴露个人隐私”之嫌!身为“七品”,却在官场不能约束自己的言行,岂不是忘乎所以吗?身居王府,却去讥讽其他皇子,岂不是讥讽皇帝教子无方吗?招惹皇帝发怒,不杀头,只敲掉饭碗,还算是“皇恩浩荡”啊! 王勃第一次丢官后出游巴蜀,期间,写了不少好诗。朝廷曾多次征召他,他均称病辞谢。好不容易又熬了三年,在咸亨二年,王勃返回长安,裴行俭、李敬玄同典选事,闻其文名,又数次召用,但王勃耻以文才受召,并作文述志。结果触怒了裴行俭,斥之为“才名有之,爵禄盖寡”。裴行俭本是有名的举贤任能者,以文才召之,可谓是知人善任,而王勃自以为是经天纬地、安邦治国之才,岂非缺乏自知之明?错此机会,又岂非可惜?
王勃懂草药,次年,听友人陆季友说虢州多药草,便去求补到虢州参军。然而,因“恃才傲物”,在官场得罪不少同僚,于是发生擅杀官奴、被判死刑之事,虽遇赦免死,但永世不得为官。官奴犯了罪,为何会逃到自己家里来?身为参军,为何要藏匿逃犯呢?藏了又为何要擅杀呢?人命关天的事,不要三思而后行吗?这到底是因受排挤、遭人陷害,还是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呢?无论如何,王勃在文学上是那样高超,在政治上却是如此弱智,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多次碰壁之后,能否改变其桀骜不驯的才子性格,使其收敛一点、低调一点呢?非也!又过了三四年,王勃南下看望因受自己牵连而贬为交趾令的父亲,途经南昌时,恰逢应邀参加阎伯屿都督在新修的滕王阁举办的重阳节宴会,阎公本想在文人骚客前面夸耀自己的女婿,早已安排写好文章,却揖让来宾献笔写序,在众人纷纷谦让之时,王勃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竟不推辞,挥笔就书,气得阎公拂袖退席,转入帐后,安排人员即时报送其文。还好阎公是个识文爱才之士,见他字字珠玑,转怒为喜,给予奖赏。倘若阎公是个粗人,王勃岂不难堪?
南下渡海之时,偏偏又经不起风浪,溺水时活活被惊吓而死。若胆大心细,遇事不慌,能英年早逝吗?“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王勃不幸为自己在《滕王阁序》中的话所言中。在以上几个人生的关键时刻,他显得那样幼稚无知、懵懵懂懂,岂非是他不懂人际关系、不知尊法守纪吗?岂非是他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心浮气躁、惹是生非吗?岂非是他被捧为“神童”、“初唐四杰”后的负面反映吗?什么“时运不济,命运多舛”,这能怨天尤人吗?倘若他能深沉不躁、把握自己,岂不是初唐的栋梁之材?又岂能英年早逝、命丧黄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