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市图书馆

我和我儿子的两张录取通知书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时代的变化。我出生在宜丰县芳溪镇城溪村。由于少年丧母，父亲不得不把四兄妹中最小的我（6岁）以 400元的价格卖给同村另一家没有小孩的人家。这家的主妇因会持家家境还算殷实，在文革中又.被划为“漏划富农”，从此我多个
  一顶“富农”崽子的帽子。高中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当上了代课老师，1977年高考制度的改革，使我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再次有了读书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作为“文革”后村里第一个有幸享受择优录取待遇的人被江西省高安师范录取。记得我1978年1月接到那张梦寐以求的通知书时，高兴得手舞足蹈,全村人都高兴：我们村出“状元”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等我儿子懂事时，当我拿当年的历史向他炫耀时，我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23岁的儿子今年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通过了美国GRE和托福考试，被美国纽约大学录取为全额奖学金（每年一万多美元）博士研究生，当我家接到从太平洋彼岸寄来的通知书时，又一次震动了全村，再次刷新了村里的历史，难怪村委一班人得到这一消息后，特意带着全村人的深情厚谊和1000元钱到我家表示祝贺。儿子能出国深造，主要是英语成绩好。是啊，30多年前我无论如何也不知道学英语对我家会有什么作用。可30年后，如果不学英语和电脑，当年的秀才有可能成为新的“文盲”。30年前我只是从地球仪和世界地图上知道美国，可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