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市图书馆

说来惭愧，直到上大学学文学理论接触到《艺概》这部皇皇巨著时,我才知道刘熙载这个名字。当时只知道他是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穷年猛钻“故纸堆”的穷酸学究，后来才知道这位大学者既不“穷酸”更无“学究气”，其正式身份竟是一驰骋政坛多年的“官人”，只不过他学术上的辉煌几乎完全遮掩了他的政声。近日看到一些零散的资料，发现刘氏还是一位很有点“后现代意识”的教育家。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建树早已蜚声学界，无须我来饶舌；而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旧不乏“建设性”意义。生活在清末的刘熙载虽说半生为官，但他在政界的名声远不及他在学界、教育界叫得响。他一生多司职于教育部门，1844年中进士，1853年奉命值上书房，义先后出任国子监司业、广东学政，晚年主讲上海龙门书院，更是投身到了“教育第一线”。命运的沉浮、世风的变幻，都不能改变他“不乐为吏”的秉性和对经史、词赋、声韵等诸多学问的痴迷研究。他总能在浮躁里觅得一份安闲，在纷乱中摘取一抹宁静，以平和的心境创造出人生路上一个又一个学术的奇迹。咸丰皇帝亲笔御赐的“性静情逸”四字匾额，实在是对他癖性情趣的真实写照。刘熙载一生治学广博,在经史、词赋、词曲、书法、声韵等领域均有建树，尤以文艺理论为重心，其所撰《艺概》，成为震撼古今的一部文艺理论奇书，在悠悠中外文化长河里流光溢彩。他的诗文总萃为《昨非集》，亦称得上淡雅清幽，读之令人口角嗡香。一百多年前，现代教育还未能在中国生根发芽。那时中国的读书人，都亦步亦趋地承袭着旧传统，科举之路几乎是他们实现人生理想的“华山一条道”。千百年来制度的力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惯性，使得读书做官、靠读书改变自己乃至家族命运成为整个时代的主流。读书目的被浓缩到一点：博取功名。读书求学便是直奔“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而去。至于研究学问、追求真理、提高自身素养反倒成了“副产品”。刘熙载虽进士出身，却“不乐为吏”，甚至为求得一份安宁而远走他乡，以治学为乐，孜孜以求，锲而不舍；虽历任中央、地方教育高官，晚年却归依讲坛，以授徒为业……读书求学，在他的身上已找不到丝毫的功利色彩。让这样的人任职于教育界，应该说没有选错人。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由刘先生主持的龙门书院。刘熙载曾谆谆告诫他的学生：“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求有益于世。在家则有益于家，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益于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乃为不虚此生，不虚所学。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则无益也。”在刘熙载的这种“既教书，又育入''的办学理念指导下，龙门书院的学子们“经学、理学、史学、天文、历算、古文、诗词，各擅其长，而仅仅工于时文，专揣摩举子业者，皆瞠乎其后。”在科举制度下，龙门书院却扎扎实实地搞起了素质教育龙门书院的学子都抱着富国强民的强烈愿望，孜孜追求各种学问，并注重于躬行践实。从龙门书院出去的人后来不少都成了国家的栋梁。教育是一项传承人类文明、铸造民族精神、塑造人类灵魂的经天纬地的事业。它要求少一点功利之心，多一点理想主义。一个多世纪前的封建社会中都可以出现刘熙载先生这样具有先进的育人理念的有识之士，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再一味地急功近利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功利色彩太重，教育使不成其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