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市图书馆

题目很大，例子却很小。
  之一：1978年，季羡林第三次访问印度期间,结识文学家黛维夫人，获其赠英文著作《家庭中的泰戈尔》，季羡林答应把它翻译成中文。回国后，他就忙开了。刚刚译出第一章，偶然遇到顾子欣先生，得悉他也收到了黛维夫人的赠书,正在考虑译。行将“撞车”，怎么办?按说，同一著作有几种译本，这在各国都是常事。何况季羡林动手在前,完全可以照译不误，但季羡林不这么想。他认为，子欣的专业是英文,又是颇有造诣的诗人,此书由他来译,质量将臻一流。因此，季羡林和顾子欣商量,自己就此刹车，剩下的三章，由他来完成，出版时共同署名，算是合译。顾子欣欣然答应。由于顾子欣实在太忙，总也抽不出时间着手。一晃三年过去了，时值黛维夫人访华，她见了季羡林,便问：“我的书译得怎样了?”季羡林据实以告。老太太很不高兴，说：“难道非等我死了之后，你们才出版吗?”老太太的心情,谁都能理解。季羡林把话捎给顾子欣，奈何顾子欣越来越忙，动工无日。季羡林于是征得顾子欣的同意，忙中觅闲，花了八个月工夫，译完其余的三章。
  之二:1999年，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丛书》一套,收入一百位作家的作品，每人一集。季先生列名主编。这本来是件好事，出版者和执行者却办得不地道，错误在于:很多作者或遗属不知情,构成侵权。于是，引起二十多位作家诉诸法律。此时此刻，作为主编，人们自然想知道季先生怎么表态。季先生委托律师发表《声明》。他说：“一些作家对吉林摄影出版社的侵权行为诉诸法律，既是维护自身权益,也是就这一典型案件，提请以法律武器对著作权领域日益猖獗的违法活动予以有力打击。我对此完全支持。这一立场不因丛书标明由我主编而有所改变。”接着，季先生就“主编”一事，作了说明。简而言之，“名”只是被别人拿去“挂”的,至于操作过程、幕后事宜，一概不知。既然如此，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可以不负责任了呢？不，末了，季先生郑重强调：
  1.“因我挂名主编，使出版社遂行其对读者的广告作用和对作者的蒙蔽作用，我愿承担我应承担的责任。”
  2.“任何人以我担任主编为名,甚至借口对我的‘保护’，以开脱侵权者的法律责任，则是不对的,完全不符合法治精神，也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之三: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北京海淀区六郎庄环卫工人小魏，联络几位乡间书画之友，搞了一个家庭书画展。开张前，他们拟请一位画家写个条幅，以壮声色。对方觉得他们层次太低，不予首肯。小魏一气之下，到北大找了季先生。季先生听说是环卫工人求题，慨然应允,没过几天，就为他们写了“六郎庄农民书画展”的横幅。事后,季先生又应小魏之请，为他们的活动室题了“文化乡村”四字。因是之故，小魏和季老成了忘年交。这故事是听来的。笔者亲历的，则有:2000年元旦，北师大一年级学生小唐想采访季老。我把电话打过去，季老听明缘由，随即拨冗安排，会见中也十分配合，问什么答什么，恍若爷爷对待小孙女。又，广东一位退休老师，为自己的新居求季老一幅字,他怕事情难办，特意声明给予厚酬。结果，季老是事情照办，酬劳之类，却是啥也不要。也有办不下来的：广东一位财大气粗的老总，想让季老为他的公司题名。我把事说了，季老仿佛没听见，再说一遍,仍然没听见。我知道老爷子耳朵不背，他这是不肯写,此议只好作罢。再又,2002年7月，季老因病住301医院。在这之前，他曾答应为别人的文集写一篇序，一直未能完成。有人给季老出主意：“让毓方帮助写篇初稿,您只要改上几句,署个名就行。”季老说：“那怎么行呢?这样骗人的事，打死我也不干!” 之四：这是笔者自己的事。大概是1998年，我在写作一位新去世的学问大家的过程中,碰到一些难题，而季先生恰恰和其相熟，并且听说有些观点还相左——这正好，我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于是，我冒着酷暑跑到季先生的家。那天，某公的一切都是我一人在讲,先生只是静静地听，既不插话，也不表态。惟一的声明，先生说，很多人谈到过同样的话题，他一律是无可奉告，答案应由他们自己去找。僵局，谈话陷入尴尬。我不死心, 絮絮不休，总想从先生口中套出点什么。据我了解，先生是性情中人，平常很少掩饰自己的七情六欲，尤其当问题涉及学术上的是非正误。最终先生什么口风也没有露。沉默，当然本身就是表态，一种无须多说、不言自明的表态，但它极有分寸，起码不伤人，也不失长者的身份。我终于体悟：违心的话，先生不愿讲；在逝者的背后插上一刀，更为不屑。于是，先生便用一己清凉的沉默，熨贴灼热浮躁的红尘。
  之五:仍是笔者自己的事。2001年，我应邀为一位“大有背景”的人士立传。一天与季老会面，顺便说了这件事。我知道季老也熟悉此公，想听听他的意见。季老先是沉默，然后白了我一眼，直截了当地说：“这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值得你写。写好了，你要挨别人的骂，写不好，白白浪费工夫，两边不讨好。”跟着又说了一句，我没有听清，好像是：“你拍XXX什么马屁!” 最后也是之六:2005年10月，顾绍培、徐风两位先生专程从宜兴进京，奉送刻有“光风霁月”四字的紫砂壶一把，为季老暖寿。“来而不往非礼也，”季老说。老人家恪守古训，给两位客人签名赠书,赠的是《留德十年》。这时，徐风拿出一本关于季老的选集,是预先从书店购得的,请季老题签。季老执笔踌躇。李老师见状，赶忙解释：“这本书，季老一般不签,因为里面说了很多好话，有些是过誉之辞,签了,就意味着对内容的肯定，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老先生不愿意这么干。”君子之律，儒者之风,难得。人说越老越糊涂，似乎是自然规律，季老不是这样，他是越老越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