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私人飞机驾驶员、美国人伦纳德了解西安事变前后很多情况,并驾机送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一行回南京,目睹了全过程。1943年,美国纽约双日出版公司出版了伦纳德的回忆录《我为中国飞行(I flew for China)》,该书第5节对此有较为详细而生动的描述。现摘编如下。少帅(指张学良下同)虽然这几天很少睡觉,但看起来精神很好,也很快乐。他说不会有更多的战斗了,并要我转告传教士们不用担心。他还补充说,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他会提供军用卡车护送传教士们到安全的地方。曾有中国飞行员说少帅将飞俄国然后去欧洲,少帅也明确否定了。不过我注意到,的确有两名穿军服的俄国飞行员在守望着机场上一长排被扣的飞机。与此同时,少帅屋后总司令(指蒋介石下同)的房间里,几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正在发生。端纳对局势了解得很清楚,力劝总司令见一下黑胡子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听听红色方面对这一争端的意见。杨虎城将军是这群人中最现实的一个,他得到总司令和少帅共同支付的巨额赎金的安抚。圣诞节早晨,少帅把我带进一间密室,问我能否在10分钟内准备好,让他们坐波音飞机离开西安,我说可以。到达机场时,我发现这里由少帅的四排士兵作警戒。他们全部脸朝外,枪上装好刺刀,子弹上了膛。此时,我又注意到有一大群学生站在跑道的另一角,手举横幅大标语,一支管乐队操着锂亮的乐器排在一旁。随后我看到少帅的三辆小车全速驶向飞机,学生们使劲向前涌。少帅从第一辆车下来,命令士兵把学生往后推,每个人似乎都很激动。少帅钻进机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稍后我听到身后一个带着美国腔的女人的声音:“准备好了吗?"我转过身去,原来是蒋(介石)夫人正坐在机舱左手前排。她的在场使我更想知道我们将去哪儿,因为她的德国军官和德国乘务员就站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回答说:“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起飞。”“好”,夫人随声说,“离开这里,让我们快走吧!”起飞5分钟后,少帅转身面对我,示意身后,要我向后看。我吃惊地发现总司令的身影。他双目紧闭,脸色憔悴,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我冲少帅一笑。这回同以往大不相同,以前我曾呼啸飞过总司令南京的府邸给少帅传话,少帅和总司令常争执不休。我计算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何应钦给蒋夫人仅有3天时间,23日至25日,要把蒋介石带回来。不然的话,他将对西安府发动全面攻击,进而夺取全中国,虽然他未这么明说。在这紧要的关头,总司令被释放了,得到了自由。少帅命令我飞到洛阳上空。少帅看起来很轻松,昏昏欲睡。我不时回头打量一下机舱。蒋夫人看着窗外,脸上露出疲惫的微笑。端纳一个人咯咯笑着。宋子文偶尔看一下文件,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双目紧闭。总司令还在继续睡觉。我们到达洛阳时天刚黑,少帅叫我盘旋一两圈,让大家知道我们要降落了。“没有人送信说我们要来?”我奇怪地问道。他回答说:“没有,西安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离开,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来。”当飞机降落在沙子铺设的飞机场时,学生和士兵朝我们涌来。当他们看见蒋夫人迈出舱门,便止步立正;她的双脚刚着地,他们立即敬礼,两名军官上前搀扶她。少帅跟着蒋夫人,刚刚站稳,4名士兵就拿枪对准他。“我们杀了他”,其中一位士兵问。蒋夫人有力地说:“不许这样,让他独自走。”总司令被搀扶下了飞机,脚一落地,前来问候的人立即兴奋起来,他们把帽子抛向空中。不一会儿军官们就组织起欢呼方阵,有的人眼中闪着泪花,帮助总司令坐进汽车。对他们而言,总司令是死而复活了。少帅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汽车,爆竹在他腿边炸响,但没有人威胁他,蒋夫人命令给他贵宾待遇。第二天早上,总司令、蒋夫人和端纳乘坐容克飞机继续飞往南京。数小时后,由护航机护航,我们的波音机随后,机上坐着少帅和宋子文。二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有可能给少帅提供一个契机,扭转他未来年代的仕途:国民党的护航机被波音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可以命令栽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不这样,仍坚持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我也曾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不管它”,少帅冷静地说:“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我们飞至南京的一个军事机场。一大群士兵马上围住了少帅。从少帅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有预感可能会被暗杀。当他走出机舱时,我曾警告他“小心”。他转过身子,头一回掉下眼泪,用双手捏住我的手。“谢谢”,他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他迈开几步,又回头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我的手。我目送少帅。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碉堡式帽子,昂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穿过阻隔了他和朋友及敌人的一道人墙。他走过那些过去的朋友面前,这些朋友现在已变成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