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市图书馆

正当地方换届如火如荼地展开时,“风水”这个古老行业，从中发现了全新机会。
  为保官、升官，部分官员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生辰八字上。他们或者“走出去”，给祖坟迁一个“宝地”便多人则把“大师”请进来，在办公桌脚底贴上一道“符”，挡一挡来自竞争对手的煞气。
  据知情者透露,浙江的一名副厅级干部,将祖坟迁到了新疆天山脚下。
  “近半年，我已经接了三十多单活。”来自杭州的风水师袁敬斋说。
  国家行政学院的博士程萍刚刚完成“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这份研究报告表明：尽管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总体高于普通民众，但是只有不到1/2的官员表示：不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和“求签”中的任何 _种迷信形式。
  “相信，相面'的县处级官员的比例，甚至高于老百姓。”程萍说。
  2007年5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对此评论：“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值得高度注意。” 当信风水成为官场风气
  来自重庆的道士九真道人，自称曾受一名“负责大工程”的当地局级官员委托，在道观里专门设坛,24小时烧香，祈求其高升。
  整套项目，该官员每年需要付6000-7000元。如果他有一些临时的特殊要求，那么根据具体要求实现的难度，另收几千块到十来万的情况都有。
  已经有无数事例证明：一些官员被这种“玄学”俘虏。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曾因一风水师预测他“5年内成为封疆大吏”，一高兴畴了对方8000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在新办公大楼即将落成时，通过院领导班子讨论决定，花费3万元，从澳门请来风水先生择定“乔迁吉日”。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因为某大师说他“有副总理的命,只缺一座桥”,不惜将建设中的国道改线横穿水库,修上一座桥。
  “县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的风水师为他规划。”袁敬斋对记者说。他在杭州开设的“敬斋堂”，主要的业务就是风水咨询。
  程萍博士主持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也印证了风水命理在党员干部中市场颇大——2006年9-12月，上海、湖南、青海等17个省、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900名县处级官员参与了这项调查。根据统计结果:“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面”的官员，接近三成。根据中国科普研究所年初公布的“第6次中国民众科学素养调查” 的结果，“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面”的民众的比例为2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县长、处长，几乎全部拥有大寺及以上学历，还有不少人曾在党校进修0秘密进行的玄学测算随着“风水申遗”的提出”以及某些大学开设风水课程，大师们的行为已不再遮遮掩掩。但更多的时候，风水师和官员们的交易是悄然进行的。尽量避免找本地风水师是另一条官员们都遵守的规则。
  平时，风水师们主要的客户，商人要多于官员。但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地方党政机关换届了,“大师”们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党政干部这边。 “相较于商人，官员们更相信一些’玄’的东西。”袁敬斋这样总结他的经验,“给他们调整一下办公桌的位置，他们就觉得太简单，不放心。但给他们在地上埋一点吉祥物，布一个阵，他们就觉得很灵了。” 关于风水的腐败“风水师给官员们的布阵、符咒,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心理暗示'的作用。”一位风水师说,“让他们觉得，已经有风水的加持了,事情就搞得定了。
  这样，信心就有了。一件事情的成败，和当事人的信心有很大关系。” 然而,风水带给官员们的也不乏实际收益。由于干部们忌讳与“大师”直接打交道，出面邀请风水师的常常是“傍”着官员的大款。一位曾经受人所托看过几位官员住宅的风水师说:“相关的酬劳，经常是商人们支付的。” 记者了解到:聘请专职风水师的礼金,市场价为每年10万~20万元不等,有些人的身价甚至超过100万元。每一次看风水以及算命的价钱，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
  “风水促人脉、人缘。一位大师说，“作为一个风水人，我清楚自己的角色:承上启下，但与政治无关。”他们的商人朋友们也清楚这一点。通过风水师们的“承上启下”,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张政商关系的网络。
  “有些话，只有风水师才带得到。”一名要求匿名的浙江籍商人对记者说。
  要进入这张网，就要遵守相应的规则。“大家都需要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人际关系的网络。” 袁敬斋的一位弟子说。她正在学习“看面相”和“合
  八字”的相关技能。
  “经济政治成功的背后，也许有我们一份力量，这是台面下的潜规则。”袁敬斋说。
  但在一些法律人士眼里，这种潜规则已经触犯刑律。“如果是官员明确授意商人支付看风水的费用,那毫无疑问属于行贿受贿。”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说,“但是,这里常常就有空子可钻:如果一些商人就是'帮闲’，官员又推说自己只是听听朋友的建议，法律上就难界定。” 信仰为何缺失风水曾经是原始社会对自然环境的朴素解释。南北朝时期的宋明帝，宫内搬床、修墙，必先祭神祈祷。北宋徽宗，也曾听信术士之言，垫高皇城西北地势，以便得到“多子之兆”。
  “旧的传统还存在，导致了风水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说，“当我们党的革命理论无法很好的解释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之后出现的某些新问题时，新的和执政党的使命相联系的理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神怪之说又会流行。” “所以，这些官员信仰上出了问题！”王教授说。
  “为什么有人能升官，为什么有人掉了乌纱帽，在一些官员看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择青说，“自己不能掌控，就求诸鬼神，找寄托。关于风水成功的各种传说流言，当官员们处于换届调整这样的紧张时刻，就会给他们强烈的心理暗示。” 在袁敬斋看来，“风水有它的合理性，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秘密”。
  “但风水不是科学。”对风水有独立研究的冯老师说，“预测中，是偶中。100%的所谓准确率，除了吹牛，就是骗子。” 很多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在澳门大师专程为沈阳市中院看了风水两年后，原院长贾永祥被中纪委专案组“双规”，最后因为贪腐而被判处无期徒刑。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2005年12月因受贿702万元判处死缓，尽管她天天念佛求神。湖南第一女巨贪蒋艳萍，脚上总是系着两根“大师”从“神”那里帮她求来的“平安线”,却也终究难逃死刑的结局。
  《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宗明义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章》第34条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 而这些，恰恰是对官员迷信风水的坚决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