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读过的书放到公共场所,供他人阅读。拾取人读罢后,再将书放回原处,继续传递。这种颇有创意的“图书漂流”活动在武汉遭遇尴尬。武汉市图书馆的400本书在“漂”了近半年后,只有20本尚知去处,其他的均下落不明。
“漂流”图书传递书香 “漂流”图书与一般图书不同,它们不在购物架上,而是被有意放置在公园长凳、图书馆走廊、咖啡厅等公共场所,并标有特殊符号,无偿提供给拾取的人阅读。拾取人阅读后,根据标签提示,再以相同的方式将书籍投放到公共环境,等待下一个“主人”。如此周而复始,目的只有一个:好书共享。
作为一项公益活动,“图书漂流”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图书漂流”的宗旨是分享、信任、传播,放图书自由,给更多人提供阅读书籍的机会,传递文明,传递诚信,传递和谐。
从今年初开始,武汉市图书馆开设“图书漂流”站,购置了100册图书,内容包括少儿教育、文学、医疗等,并标有特殊符号。读者看中的图书,可无偿取回家阅读,只要在书内标签注明名字,阅读完后可传递给其他书友,或放回“漂流”站继续放“漂”。与此同时,获得图书的读者可以将自己的读书感言和“图书漂流”的相关信息发表在"图书漂流”网上,便于其他读者了解该书“漂流”的状态。武汉市民有想放“漂”的书,也可以随时放在该馆“图书漂流”架上,供人取阅。
武汉市图书馆的黄敏告诉记者,目前武汉图书馆已开展了4次“图书漂流”,共有400册图书在“漂”。有一些热心的市民主动将家中的图书拿来,加入“图书漂流” 行列,74岁的市民王小平一人就拿出130多本书。
放“漂”的图书能“漂”多远
武汉市图书馆发起的“图书漂流”活动在我国并非首创。“图书漂流”传入中国以后,受到很多出版社和书店的青睐,许多机构纷纷组织“图书漂流”活动。
2005年,广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在广州等11个城市放“漂”了2000册图书。2006年1月,在武汉崇文书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主办的“漂流”图书活动启动,以社科、人文、教育类畅销书为主,200多册图书在汉起“漂”。不到两小时,百余位读者就将它们全部领走。2006年“世界图书日”当天,上千册图书开始在沈阳市“漂流”。2006年“五一”节前夕,长春市联合书城选择了涉及文学、社科、体育等多个类别的图书1000册进行了放“漂”。
“图书漂流”在给广大书友提供诸多新鲜感和便利的同时,也给活动的主办者和组织者提出新的难题:图书在"漂流”中越来越少,“回漂率”低成为“图书漂流”发展的致命障碍。
在武汉市图书馆一楼自习室的一个“图书漂流”点,记者看到书架上空荡荡的。武汉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说,可能因为读者没有上网,或是网站注册比较繁琐等原因,整个“图书漂流”活动开展得不太理想,反馈的读者很少。目前400册在民间“漂流”的图书,只有20名读者将图书“漂流”相关信息通知了“图书漂流”网,书架上更是没有一本“漂”回的书。
“漂流”站试图根据登记的资料来联系领书人,但大多无法联系上。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网上进行预约、等待接“漂”的网友很多,自武汉图书馆“图书漂流”站成立后,先后有200多人在网上发出求”漂”信息,都未如愿。
武汉市崇文书城熊方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他们都不知2006年当初投放的200多册图书到底“漂”向何方了。虽然当初领书者都留下了联系方式,但这些联系方式十分模糊,有的只有姓名和街道名,书城也没有力量一个个寻找,所以造成现在 “漂流”图书“漂”无踪迹的窘境。
图书“回漂率”折射社会诚信度
据了解,类似的“图书漂流”活动在我国其他城市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许多图书可能“首漂”时就被一些读者私自收藏,变为了私有财产。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冯桂林表示,“图书漂流”这种活动非常好,既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又减少了借阅手续,大大方便了读者。但“回漂率”高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读者觉悟程度、自身修养的高低。
“作为组织者,要研究读者的阅读心理。读者的阅读心理得到了满足,会回应这番苦心。而作为读者,则应该珍惜这样的阅读机会,以诚信来促进图书的进一步交流。”他说,“在社会诚信度和读者素质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时,组织者就应该考虑如何在制度管理上采取更为有效的手段,更加科学、人性化的监控措施。在给读者自由的同时,设置一些必要的规定,对读者进行适当限制,以保障大部分人的利益。”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罗教讲也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能激发更多人对读书的兴趣,能够让家里闲置的图书被利用起来。这种“图书漂流”和商店的“顾客借伞”有点类似,在目前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回漂率”低并不反常。等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这样的活动会更有意义。但目前组织者搞这些活动,需要建立相关制度,对读者进行一些约束,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面对“漂流”站现在已无_本书的状况,武汉市图书馆有关负责人表示,仍将继续筹集图书,将“图书漂流”活动坚持开展下去,以此促进城市文明和社会诚信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