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潭市图书馆

象山精舍 象山书院
  陆九渊（1139-1193），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江西金溪县人。“心学”创始人。
  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十一月，在杭州做了五年京官的陆九渊被贬任主管台州崇道观的闲职，可以回家干领俸禄。
  是年腊月，48岁的陆九渊携家眷返乡。沿途皆有人邀他讲学。回到金溪后，“学者辐辏。时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金溪县令孙硕见此情景，特设讲席于崇正书院，“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象山先生全集》499页）这样的场面和气氛，坚定了陆九渊办学的信心和决心。
  翌年，陆九渊的学生彭兴宗（字世昌）到贵溪访友，一天登上应天山游览，看到山高谷深，树木茂盛，泉水清洌，环境优美，就与朋友商量，在此山上结庐，请陆九渊先生讲学。
  陆九渊在彭世昌及贵溪籍已故侍郎张运的侄子张伯强、张行己的陪同下上山察看，见应天山果然层峦叠嶂，风景迥异。“上憩层巅，东望灵山，龟峰，特起如画。玉山之水，盖四百里而出于龟峰之下，略贵溪以经兹山之左。西望藐姑、石鼓、琵琶诸峰，蝤蟀逼人，从天而下。溪之源于光泽者，萦纡泓澄，间见山麓如青玉板。比视龙虎、仙岩、台山，仅如培蝼。东西二溪窈窕如带。二溪合处，百里而近；然地势卑下夷旷，非甚清彻，目不能辨，常没于苍茫烟霭中矣。下沿清流，石涧曲折，分合万状。悬注数里，苍林阴翳，巨石错落，盛夏不知有暑。挟册其间，可以终日，造物之遗予多矣。”（《陆集》175页）
  陆九渊大喜，十分愉快地答允了彭世昌和张氏兄弟的邀请，决定登应天山讲学。
  应天山离贵溪县城数十里，偏僻荒凉，交通不便，要在该山创建书院是异常艰难的。彭世昌家贫，张伯强、张行己兄弟鼎力资助，陆九渊囊无积蓄，便用妻子主动变卖首饰的钱，在山南兴建了一座大草堂，作为讲学传道的地方。崇拜陆九渊的读书人得此消息后，从四面八方来到应天山，环绕着陆九渊的方丈草堂建起了一幢幢书室。陆九渊观察应天山的山形像一头大象，于是改山名为“象山”，自号“象山翁”，亲自给草堂题写“象山精舍”匾额。又根据学生书室的特征分别题名为：居仁斋、由义斋、养正堂、明德、志道、储云、佩玉、愈高、规斋、惠林、达诚、琼芳、封庵、批荆等。另有二池分别题名濯缨池、浸月池。
  原本荒凉的应天山，顿时焕然一新，热气腾腾，吸引了天下的学者。连当时很有名望的朱熹先生也十分向往，致书陆九渊说：“闻象山垦辟架凿之功益有绪，来学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间，观奇揽胜。”（《陆集》507页）
  淳熙十六年（1189），陆九渊崇道观秩满。南宋规定，祠禄官三年为期，到期后，本人必须继续申请，否则，停俸禄。陆九渊陶醉于应天山讲学，官场之事，他几乎忘了。俸银一断，连买米的钱也没有。学生们知情后，纷纷聚粮，派轿子迎接先生上山。“吾春末归自象山。瓶无储蓄，囊无留钱，不能复人山。近诸生聚粮除道，益发泉石，遣舆夫相迎，始复为一登。”（《陆集》189页）
  是年，孝宗内禅，自称寿皇，光宗即位。宰相周必大推荐起用老臣。三月二十八日，皇帝下旨，陆九渊除知荆门军，兼管内劝农营田事，三年半后到任。
  陆九渊于五月接到诏书。几年的象山讲学，他也适应了这种林间生活，热爱象山精舍，已无为官的兴趣。好在还有一段时间的等待，可以把象山精舍办得更好一些。绍熙二年（1191）六月，又得旨，命他“疾速之任”，比原来的到任期提前了两年。陆九渊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懈怠，只得嘱咐其得意门徒傅季鲁代理象山精舍山主，居山讲学。他语重心长地说：“是山系子是赖，其为我率诸友，日切磋之。吾远守小障，不得为诸友扫净氛秽。”又吩咐其他门徒：“幸季鲁在，愿相依相近。”（《陆集》508页）七月四日，陆九渊启程赴荆门上任。
  绍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陆九渊卒于荆门军任上。
  陆九渊赴任及逝世后，其门徒继续在象山办学。
  绍定四年（1231），陆九渊再传弟子、江东提刑袁甫因应天山交通不便，将象山书院迁至贵溪县城南郊三峰山之徐岩，并奏请朝廷得“象山书院”匾额。
  象山书院元朝毁于兵燹。明景泰三年（1452），御使韩雍巡抚江西，陆九渊九世孙陆崇上书重建书院，获准后，工程由贵溪知县李宣、县丞王荣具体筹划。经费由知府姚堂“捐俸为倡”，贵溪“庠生及民之好义者”争相赞助。景泰四年，书院重建告成，其布局为“中构以堂（内设文安、梭山、复斋三先生供像），两旁翼以庑，前构以门”，犹如一栋大型的四合院。
  景泰六年，姚堂又为象山书院增置祭田，交给陆氏子孙绍文父子掌管，以供岁祀。
  明成化二十年（1484），宪宗命贵溪再度修缮象山书院。
  明正德、嘉靖年间，是象山书院的繁荣时期。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曾亲临贵溪，对象山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
  明正德五年（1510），武宗诏刻“象山书院”四字，至今尚存在三峰山岩壁上。
  自宋淳熙十四年（1187）建“象山精舍”于应天山，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废书院、兴学堂，象山书院历经700多年。象山书院与长沙的岳麓、金华的丽泽、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同享南宋四大书院之盛名。
  陆九渊的教学方法
  “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轿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兴起。初见者或欲质疑，或欲致辩，或以学自负，或有立崖岸自高者，闻诲之后，多自屈服，不敢复发。其有欲言而不能自达者，则代为之说，宛如其所欲言，及从而开发之；至有片言半辞可取，必奖进之，故人皆感激奋砺。”（《陆象山先生文集》501-502页）
  陆九渊的学生冯元质真实地记录了陆九渊的教学方法及学生的各种神态、反应。陆九渊讲学不只是讲书本知识，而且还注重启发学生自觉加强内心修养，以体会和掌握人的本心固有的善良道德本性。初学者有想质疑、致辩的，或以学自负的，等到亲聆先生教诲之后，多心服口服，不再言语。说明陆九渊的教学方法在当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广泛的适应性和高超的技巧性。
  陆九渊教学通常采用如下形式：
  升堂讲学 陆九渊在象山每天早晨钟声响后，就神色庄重地升堂讲学。学生各用一块小牌书写名姓，依次坐定，秩序井然。陆九渊从容不迫地用清晰响亮的语言，富有启发性的讲话，解答学生的提问，阐述“发明本心”的道理，听讲的人无不“感激奋砺”。
  谈话教育 在日常教学中，陆九渊参考了佛教禅宗运用“机锋”谈话法，用比喻性隐语，启发问辩，启迪学生主动思考，引发“顿悟”，创造了“启悟式教学法”。
  自我修养 陆九渊认为，要成为明白大义的君子儒，进一步修成具备大道的“圣贤”，必须静坐思过。他要求学生每天定时盘腿趺坐，既练吐纳，又自我反省，想想自己有什么错失，应当如何改正。
  寓教于乐 陆九渊说，观赏山峦云气，一草一本，各有特征，看到这些，可以增长知识，加深学问。读书讲学之余，他经常率领学生游览山水风光，不仅陶冶学生的情操，激励学生的志趣，而且使学生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淳熙十五年秋八月，陆九渊曾带领78名学生游仙水岩，泛舟上清河，夜宿新兴寺。挥笔作散文一篇记游，并书于新兴寺壁。同游者姓名由陆九渊的子、侄书写在文章的左边。
  陆九渊的教学方法根源于他的心学。其心学对心外之物看得比较粗疏，而对人内心的自警自省尤其注重。他说：“吾与人言，多从血脉上感移他，故人听之者易，非若法令者之为也。”就是说，教学要做到让人听后，血脉动荡起来，从而毫不作难地接受教育，没有一点用法规强制人的意思。
  陆九渊的教学方法，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启悟”二字。“启悟”之法，运用在教学实践中，就是提倡独立见解，切己致思，存疑问辨，相互切磋，开创宽松的学习环境。
  独立见解 独立见解，就是不落人窠臼。陆九渊说：“自立自重，不随人脚跟，学人言语。”“学者不自着实理会，只管看人口头言语，所以不能进。且如做一文字，须是反复穷究；去不得，又换思量，皆要穷到穷处，项项分明，他日或问人，或听人言，或观一物，自有触长的道理。”学习上遇到问题，要反复研究，把道理想透彻。从一个思路上解决不了问题，又换一个思路，决不能只看别人怎么说，就依了别人。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有自己的见解。
  切己致思 陆九渊教学的另一方法就是提倡在平易处切己致思。所谓平易处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事情。陆九渊说：“读书之法，须是平淡去看，仔细玩味，不可草草。所谓优而柔之，厌而饫之，自然有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的道理。”“读书不必穷索，平易读之，识其可识者，毋耻不知。”“学者读书，先于易晓处沉涵复熟，切己致思，则他难晓处，涣然冰释矣。若先看难晓处，路不能达。”就是说，读书的方法最要紧的是先把“平易”、“晓易”的地方读熟读懂，慢慢积累，到一定程度，难懂的地方就会迎刃而解。
  存疑问辨 存疑问辨就是在学习过程中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而选择正确的东西接受下来。陆九渊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学贵存疑，而释疑之法，在于辨，陆九渊说：“读书亲师友，是学，思则在己。问与辨，皆须即人。自古圣人亦因往圣之言，师友之言，乃能有所进。况非圣人，乃能任私智而能进者。”就是说，学问之道，光凭个人的智慧，即使是圣人也不会有进步，何况还不是圣人，所以“问辨”是非常重要的。
  朋友切磋 陆九渊把同师友的琢磨切磋，作为求取学问的重要方法。他认为，如不经师友指点，便不能“知己之不美而改之”。但在与师友切磋时，讲话要句句有切实内容，讲中要害和本质，使别人听后，有所收获而精神爽快，反对泛泛而谈，言之无物。
  不立学规．在陆九渊之前或同时，不论是国家办学还是私人办学，主持者都毫不例外地建立了一定的学规。陆九渊为什么不立学规呢？他说：“某平时未尝立学规，但常就本上理会。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会，非惟无益。今既于本上有所知，可略略地顺风吹火，随时建立，但莫去起炉作灶。”陆九渊是基于他对教育根本任务的理解而不立学规的，教人是本，立规是末，动辄以法令限制是舍本求末。他提倡的执教言亲色和创造宽松学习环境的教学方法和当时一般疾言厉色的严守学规的教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陆九渊在象山办学讲道独树一帜，盛名远扬，求学的人云集于此。在象山精舍平时就读的每年约有百余人不等。五年中先后求见问学的超过数千人。众多的学生中名载史籍和地方志出类拔萃的有70余人。其中考中进士的30余人。学生中最杰出的要数“甬上四先生”——杨简（慈湖）、袁燮（絮斋）、舒磷（广平）、沈焕（定川）。应天山办学5年，象山先生名噪一时。当时流传着“没有追随象山先生学习就不能成为地方上贤明的读书人”（“非从学象山不得为邑寓贤”）之说。
  陆九渊与龙虎山道教
  陆九渊在象山办学5年，该山与龙虎山上清天师府只相距10里。陆九渊与道教天师比邻而居，互有交往。有二词、一书、一志可以说明。
  其一，《挽张正应》。这是陆九渊为32代天师张正应写的挽词，词曰：“海门昼夜吼奔雷，却立吴山亦壮哉！前殿神仙三岛邃，正阳阊阖九天开。玉阶恭授太官赐，象简亲承御墨回。多少箪瓢蓬瓮士，输君留宿两宫来。”（《陆集》第302页）
  陆九渊挽词褒扬了这位天师的盛德殊荣。
  其二，《与张德清》。这是陆九渊致第32代天师张景渊之书信。在龙虎山，历代道教天师的承袭均为父传子，子传孙；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张景渊就是32代天师张守真之长子。然而张景渊任天师后却迟迟无子。34代天师该由谁继任？张景渊弟兄和张氏家族十分关注。按惯例，应由张景渊二弟接任，但张景渊别出心裁，以求贤为名，撇开二弟、三弟、四弟，独选五弟嗣先为天师后继人。为了堵住张氏族人之口，他又将五弟嗣先过继为子。但这个“以弟代子”的做法引起了其二弟及张家族人的强烈反对，甚至传出“茅不可试火”的威胁话来。陆九渊在书信中将张氏宗族的反对之言讥为“俗陋鄙猥之言”，支持张景渊任贤的主张。并邀张“他日同来象山顶头共谈大道”。
  后来，张景渊立五弟为天师后继人的主张未能实现，原因是当张景渊“隐几而化”之时，夫人周氏已身怀有孕，不久生一子，取名庆先。这样，在张氏家族干预下，天师道教事暂由张景渊的二弟署理。直到11年以后（宋嘉泰元年），张景渊之子张庆先才得以嗣任34代天师。
  其三，《张公墓志》。这是陆九渊为张禹锡撰写的墓志。张禹锡非天师，乃龙虎山道教第30代天师张继先之从孙，也是陆九渊的表姐夫，官封武校尉，承信郎。其子张明之是陆九渊的学生，其父张宪武是武状元，淮东马步将军副总管，北宋名将之一，于建炎四年（1130）与入侵金兵激战，阵亡于江西余干，被朝廷追赠“武功大夫”，被天师世家称为“中兴名将”，是陆九渊所崇敬的人物。
  张禹锡是陆九渊与道教天师之间沟通的桥梁。正是由于他，陆九渊与道教天师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陆曾应邀到天师府书院赐教，并书赠“洗心自理”匾额1块。
  30代天师张继先又号“虚靖天师”，著有《心说》传世。陆九渊创立的“陆学”又可称为“心学”，而象山又是陆学的圣地。可以说，龙虎山道教学说曾影响过“陆学”，而陆学也反过来影响过道教学说。这一点在明代第43代天师张宇初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张宇初，曾受明成祖之命编修《道藏》，为龙虎山道教三位著名天师之一。他一生著述很多，其中《元问》、《太极释》《先天图论》《虚靖真君语录序》等道教著述无不带有明显的陆学痕迹。由此可以说明，陆学与道教学说的产生、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
  附：畲族文化
  鹰潭市樟坪畲族乡与龙虎山隔山相望，相距30公里，山相连，水相通，是上清河的发源地之一，古时都属于古越族人，这里的畲族有13个村民小组，31个自然村，203户、1085人，约占江西省畲族人口的七分之一以上。这里南连福建光泽县，东邻铅山畲族乡，北接贵溪文坊镇，占地约122平方公里，这里属武夷山脉西麓，境内群山起伏，山清水秀，风景独特，平均海拔700米，最低海拔300米，西南端是鹰潭最高峰阳际峰，海拔1540.9米，这里森林覆盖率达99%，草本植物达126科895种，野生动物达400多种，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牛，二级保护动物有穿山甲、大鲵、虎纹蛙、黑熊、野猪等。夏天平均气温要比贵溪市区低4.2℃，是个度假避暑的好地方。畲族是鹰潭的骄傲，畲族文化也是龙虎山大文化中的一支，是一块待开发的旅游处女地。
  畲族的历史沿革
  畲民迁入贵溪，有二说。一为广东入迁说。《遂川钟氏祖谱》曰：“畲族从广东潮州迁来贵溪樟坪”。一为福建入迁说。清乾隆十五年（1750）《贵溪县志》载，“畲族是盘瓠后裔，有蓝、雷、盘、钟四姓，由闽流入贵溪县，留居贵溪的有雷、蓝、钟三姓。”1996年版《贵溪县志》称：“明代中期，聚居潮、汀一带的畲民，不堪封建统治者压迫，先后向浙南、闽北和赣东北的铅山，贵溪等地迁徙。迁来贵溪的，主要有蓝、雷二姓，初居于黄思、雷家山、樟坪一带，后子孙繁衍，陆续迁至太崖、老屋基、老八湾、熊岩、化坪、桃田等处，迄今二十四代”。畲民在这里已繁衍生息了500年之久。
  民国38年（1949）7月以前，畲族乡属贵溪县塘湾区花桥乡，1953年1月成立樟坪民族自治区，1954年3月1日成立第十区畲族自治乡人民政府。1957年成立樟坪乡公所，1958年10月1日成立樟坪人民公社，驻地黄思。1959年5月1日，樟坪公社所属墨斗、花桥等大队划归文坊公社，樟坪公社驻地由黄思迁往樟坪。1968年并入文坊公社，1971年又划归东方红采育林场（今双圳林场）管辖。1973年1月恢复樟坪公社，1984年5月成立樟坪畲族乡至今。
  樟坪乡的首任乡长是蓝启明，首任党委书记为蓝金显。至2005年底，樟坪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共21人，其中公务员11人，雷纪文任书记，郑占煌任乡长、党委副书记。
  畲族的文化特点
  畲族自古以来就崇拜“龙犬图腾”。从畲族留存至今的风俗来看，崇信龙、凤、麒麟等图腾的痕迹都有，其中以凤鸟图腾的影响最深广。至今畲民新居的门楣上仍有凤-图案。在畲族乡政府所在地，如今建有图腾文化广场和图腾柱4根。
  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畲人每到岁首（正月初一）必祭“狗头王”。每祭祖，则四姓毕集，祭“狗头王”时分作两天，头一天把鱼、肉、酒、饭置于地上，是日就餐，男女必匍匐而往食之，始为尽礼。
  腊月最后一晚，一边祭礼祖先，一边煨猪头、猪肉、鸡等。所办肉食，只作为祭祖供品。届时全族人集中于祠堂，关紧大门，挂上《高皇图》、唱《高皇歌》，敲鼓吹笙，跳祭祖舞，全族下拜先祖盘瓠。
  畲族人一出门就唱歌，只要是有人干活的地方，都会有歌声，而且是有唱有和。
  畲族民歌中有山歌、小调，灯歌、风俗歌、宗教音乐（祈祷音乐）等。其中以山歌为最多，内容最丰富。交恋歌是畲族民歌中最有特色的山歌，畲族叫打交恋，有的叫打山歌或打歌俚。畲族山歌有4句调的，也有5句调的。演唱时，没有乐器伴奏，从畲族的衣、食、住、行、婚丧、祭礼、喜庆、劳动生产、爱情生活，无处不用抒情山歌，“打姣恋”和赛智慧时一问一答的“锁歌”等形式表达出来。所以，畲族素来就有处处是歌海，人人是歌手的美称。
  畲族人过春节有跳马灯舞的习惯。每年农历年底，畲族人就用木、竹制作彩色的骏马和蝴蝶、鱼、鸬鹚、排灯、花钵、为来年年头祭礼祖先，迎接新春，预祝丰收而进行舞蹈，这种舞蹈从正月初一起舞，延续到元宵夜烧焚灯具时止。
  马灯舞是樟坪乡畲族的一种极具特色的灯舞。用竹、木、彩纸制成三匹不同色的骏马（象征三星高照）和蝴蝶（象征吉祥）、鱼、鸬鹚（象征美好、幸福），各灯型内有火烛照明，从年前开始每晚由年轻人起舞，首场在祖先圣像前跳，尔后到寨子里家家户户拜年祝福，元宵节将灯具焚烧。音乐单用打击乐伴奏，唱时无伴奏，曲调系畲族山歌体系。表演服饰是畲族传统服装，以印黑、青、蓝、紫色为主，男女衣裤（裙）镶上小花边，族男以素花巾扎头，族女以素巾、皱纱包扎头。
  马灯有五种阵式：太平阵、单八阵、青龙阵、绞绳子、盘四门。表演时间长短不一，短的15分钟，长的1小时；一般为30分钟左右。表演场地分室内、室外，室内一般在厅堂里或菩萨神位前。
  樟坪畲族乡的马灯舞风趣无比，经常参加全国调演，曾获得国家民族运动会三等奖，1999年参加国庆庆典汇演，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
  畲族的习俗
  畲族人民在山高水冷，与外界较少接触的大山环境中世代勤劳，男女偕作。他们淳厚朴实，不染指恶习、偷盗、诈骗之事，路有所遗，能物归其主。这种良好的传统一直保持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畲族乡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多次受到人民政府的表彰。
  畲民长期与汉人杂居，生活方式趋于汉化，然而他们仍保留着特有的民族习惯，在风俗习惯上，也有本民族特征。
  节庆 畲族无民族节日，他们与汉族一样，以春节、端午、中秋为一年中的重大节日，而春节为最隆重。与汉族不同的是，畲民称农历腊月最后一天为小年，正月初一为大年。小年无铺张，几乎与平时无异。
  过年为畲族最隆重的节日，小年饮食从简，虽办肉食，只是用来做祭祖供品。旧时除夕，畲族男女聚于祠堂，敲鼓吹笛，跳祭祖舞，全族下拜先祖盘瓠。仪式从简，但较偏远的村寨如桃田、熊崖一带，过年迄今仍保留了祭祖方面的民族特色。腊月三十这天，在中厅神座左右及门外两侧张贴纸钱。这种纸钱正中用铁模打成古钱印迹，上下镶以红边，以示吉祥，元宵后取下焚化。
  迎春日，在门前插一束迎春花、几枝冬梅、数茎山茶、几根枝叶纷披的翠竹，以象征新春的来临，寄托美好向往，也有在家门口空地上“过旺火”的，即将干柴、松明、干竹枝准备好，待夜幕降临时点燃，彻夜不熄，以驱鬼怪。大年则极隆重，初一一早，将煨熟的猪头、肉、鸡等摆上供桌，求年福、保平安。早饭后，妇女不出行，男主人带上香纸、米半升到村中祠堂集中，向“社公”先拜年，尔后回祠堂吃酒猜拳，第二天才各自回家。居住地相距不远的畲民，也有初一合在一起，选个比较宽敞的地方，桌拼桌，摆上各自拿来的最好的食品，欢快地聚餐，互相祝福，祈求一年四季天天能过这样的好生活。
  正月初三以后，开始向亲戚家的长辈拜年。礼品以麻糍果为主，外加少许糕点，黄烟一包，歌谣唱：“一包果子一包烟，一喜喜到元宵边。”
  端午、中秋等节日，与汉人相似，互相串门，主要是向长辈送粽子、月饼，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住宅 畲民住宅有三种形式，即埋权屋、和尚串、串榀屋，而以埋权屋为最多。埋杈屋即为茅草房，木柱入地，以木杈支梁，围以木板竹篱，屋顶用箬皮、茅草或树皮覆盖，也有用竹片代瓦的。这种原始房屋，延续许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蓝、雷二姓畲民仅有瓦房4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畲民逐步盖起新楼房。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以后，畲族小楼一排排，一栋栋，标志畲民生活进入了新时代。
  服饰 明清以来，畲族男人穿无领青布短衫，无腰直筒裤，袖口与裤筒较大，不巾不帽，饰以独耳环。妇女以家织夏布为衣，袖口与右襟镶黑色花边，着短裤或短裙，裹绑腿。已婚妇女头发向后梳，在后脑勺盘成螺状髻，发际饰以长二寸许的角状螺垂形竹筒，以示爱情忠贞不二。少女垂独辫，辫梢系以红绒线。劳动时，男女腰间皆围独幅青蓝色腰裙，打赤脚穿草鞋。草鞋以稻草或麻草间布条混织而成，结实耐穿，走路爬山不打滑。节日服饰比较鲜艳，男性多为大襟褂和偏裆裤，襟边和袖口都缀有花纹；妇女大都穿绣花彩裙，图案多为各种花鸟及字纹或云头纹，色彩艳丽。
  婚姻 过去畲民蓝、雷两姓可通婚，同姓之间亦有相互通婚者，但不同汉人通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畲族人才与汉族通婚。同姓互通婚姻，血亲关系须超出5代。男女婚姻，多半经人介绍，征得本人同意才定。也有受汉人影响，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婚的。
  畲族婚礼比较简单。男方送一副手镯，再加一条银围裙链就算厚礼了。女方嫁妆以犁、耙、锄、柴刀为主，家境好的也有以水牛、牛犊作陪嫁品的，反映了畲族人民热爱劳动的本色。原始的迎亲，多为“背婚”。明代邝露《赤雅》记载：畲民“十月，祭多贝大王，男女联袂而舞，谓之‘踏瑶’，相悦则男腾跃跳踊负女而去。”清代以后，多为“走婚”，即结婚之日，新郎前往女家将新娘接至家中。生活较好者便用轿。男方除摆酒请客外，还要唱婚歌（明末清初风行通过唱山歌确定婚姻对象），甚至“长夜对歌”，通宵达旦，在不同时辰对唱不同的歌，直至天明。据说一是防止强人抢新娘，二是因家贫屋小，亲友睡不下，干脆热热闹闹过通宵。
  新娘进门后第3天，被接回娘家，新郎同去，叫“转面”，当天返回。1个月后，娘家送来火笼、烘琴、衣服和男女鞋各一双，叫“满月”，以备生孩子用。生育小孩，丈夫必备礼物向岳父母报喜，两壶水酒，几斤麻糍米果，一只活鸡（生男公鸡，生女母鸡）。岳父母家将原送之物全部返送，并配以活鸡1只令女婿带回。
  不养童养媳，妇女不缠脚。生男女同样受父母疼爱，同样可入家谱。因畲族妇女承担着繁重艰辛的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所以畲族不歧视妇女。
  丧葬 明清时，畲民死后即移置屋外，或入殓后抬棺置山麓，以示不忘其始祖盘瓠打猎殉身于山林。也有在门外高搭灵棚，棺木停放棚内，请道士做三天四夜功德的，还有放在“停丧处”停放7天，棺盖留条缝隙，以防“返魂”假死的。也曾有过火化习俗，后改土葬，不堆坟，穿隧葬，谓之“垄棺葬”，又称“钻笼葬”。孝子要在坟地上守一七，晚上点火照明，遇到鸟兽叫，要轻声招呼死者不要惊吓。1949年以后，畲民丧葬习俗逐渐汉化。
  附：角山文化
  角山窑址的发现
  角山商代窑址位于鹰潭市月湖区童家镇大塘徐家村北面，距鹰潭市区约7公里，距龙虎山10公里。窑址处于狭长的童家河二级台地上，改道后的童家河由东南流经角山徐家向西北注入信江，稍远为浙赣铁路及320国道，北面为童家河古河道及低矮的丘陵。河南岸为角山坡地，北岸为河傍台地，俗称板栗山。从板栗山北侧流过的童家河古河道，目前已辟为农田。堆积主要分布于河边二级台地的上、下板栗山及角山西北坡地。
  角山窑址始烧于商代中期偏早，终烧于商代晚期，距今约3500年左右，甚至更早（觚、斝、鬹等器物的发现，其时代有可能早至夏代）。即使是从商代中期算起，其连续烧造的时间也有近三百年之久。其文化性质有别于吴城商文化（樟树吴城商代遗址），属江西商代地方性文化类型一角山文化。窑业堆积大体呈梯形分布，南宽北窄，东西最宽处390米、南北最长处350米，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据《鹰潭市地名志》载，此地最早为葛姓建村，曾称葛家山，葛姓衰落后，明正统五年（1440），金溪徐姓迁入，沿用原名，称葛家山徐家，因方言“葛”“角”同音，遂演变成角山徐家。
  1981年，为了摸清江西省的文物状况，文物普查工作在全省展开。由倪任福、杨巨源、姜良爵、叶国荣等人组成的鹰潭市文物普查工作队，1983年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在月湖区童家乡的徐家自然村调查时发现了该窑址。在北坡台地上的堆积处采集到许多印纹陶片、石器（石碳）及可复原器物（鼎、罐等），在路上也拾到数块陶片，纹饰有云雷纹、绳纹等，同时在陶片口沿部发现了一些刻划符号，有“）、〓、〓、〓、（（”等。
  角山窑址的发掘
  ①第一次发掘：
  为了弄清窑址的文化内涵和性质，1983年10月3日至10月17日，由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会同鹰潭市、玉山县、横峰县、广丰县文化馆组成考古小组，联合对角山窑址进行首次发掘清理，清理陶片堆积两处、河旁残破灰坑5个，开探沟8条，总计清理面积近150平方米，取得遗物350余件，有石器、陶器和原始瓷。石器有斧、锛、刀、镞等生产工具。在瓮、罐、钵、豆、盂、盘等器物的口沿、器内、器底及陶拍、陶垫的把手之上，发现陶工刻划的符号。这些符号，虽还不具备文字之形与实，但其数量之多，是全国同时期商代遗址中所仅见的。
  ②第二次发掘：
  1986年8月，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会同鹰潭市博物馆，对角山窑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开1x5平方米探沟4条，清理残灰坑1座，陶片堆积二处，发掘面积25平方米。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物70余件。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器，可分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石质的生产工具有锛、镞、刀、锥、球、砺石等；陶质生产工具有纺轮、网坠、垫、拍等。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亦有少量釉陶和原始瓷。陶器质料多为泥质灰硬陶，其次为泥质红色硬陶，夹砂灰陶较少，极少量的黑皮陶。此次发掘在罐、瓮类器的口沿上和口沿内，三足盘、钵、豆类器的内壁上，陶拍、垫的把手上以及孟、带把罐、甗形器、壶、尊、器盖、杯、盖碗、鼎类器的口部、肩部、底部上发现刻划符号1489个，按类区分有240余种。
  以上两次发掘，总面积为175平方米，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420余件。据此，初步推断角山遗址是目前所知江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商代窑场，它的发掘，按著名考古专家苏秉琦的说法，是“活了闽赣两省一大片地区的青铜文化”，对于研究江西地区青铜文化类型提供了可资对比的材料，尤其是大量的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引起了考古界广泛深切的关注。由江西省文物工作队、鹰潭市博物馆撰写的《鹰潭角山商代窑址试掘简报》在1987年第2期《江西历史文物》（该刊同时发表《角山刻划符号初步研讨》（作者李家和、杨巨源）、《角山商代记数符号分组研究》（作者廖根深）。）公开发表以后，全国古越史学术年会在鹰潭召开，1987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角山商代窑址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③第三次发掘：
  2000年10月至2001年1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山县博物馆、鹰潭市博物馆组成发掘队对角山窑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
  此次发掘共布5米x5米探方22个，发掘面积400平方米，揭露了一批重要遗迹，主要为商代窑群，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发掘情况表明，当时人们主要是在河边二级台地山岗的坡顶及坡脚进行连续性不间断的窑业生产，在使用时期和废弃时期形成了大量的窑业堆积，从而使角山窑址的分布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遗迹主要为商代窑炉、蓄泥沟及少量的建筑遗迹。窑炉可分三类，即龙窑、半倒焰马蹄形窑和烧成坑。
  此次发掘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物近400件，主要为陶器，少量石器和原始瓷。获得印纹陶片数十万片。其中有生产、生活用具，还有非实用器。陶器有甗形器、鼎、翠、甑、罐、钵、尊、盆、杯、豆、纺轮、网坠以及陶拍、陶垫、陶支座等。石器有锛、穿孔7、镞等。陶器中最具特色的是三足盘，扁凹足，由高到矮成列，高者口径14、高10厘米，矮者口径6、高4.8厘米。另外1件甑底部有7个孔，垂腹，圜底，尚属首次发现，口径14.8、高11厘米。流行圜底器和三足器，少见平底器。以甗形器、鼎、國底罐为大宗，不见鬲。装饰纹样最多的是云雷纹和篮纹，二者的组合纹样也很普遍；其它还有方格纹、叶脉纹等。有相当数量的陶拍、陶垫和陶支座。陶拍：一种拍面为扁长方形，把手圆柱状或扁平状，两面均有纹样，或一面为云雷纹、一面为篮纹；或一面为方格纹、一面为篮纹，拍面长6～7、宽5～6、厚1～2厘米，把手长约13厘米。一种为伞形拍面，圆柱状把手，拍面上刻叶脉纹，通长14厘米。这些陶拍均用于陶器表面，根据不同器物或不同部位拍印纹样。陶垫成蘑菇形，圆柱状把手，起着压实坯体的作用，不少较大型器物内壁凹凸不平，普遍留有垫窝。初步观察，角山陶器采用泥条盘筑与轮制结合成型，部分器物泥条盘筑与贴塑结合，先用泥条盘筑使中下部成型，然后用贴塑法制作口沿部分。值得重视的是在陶器上发现了几千个刻划符号，绝大部分用指甲刻成，少数用竹木或其他锐器刻划。
  此次发掘成果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并为此在江西省召开了全国重要考古发现表彰大会。
  ④第四次发掘。
  2003年3月中旬至9月初，在2002年春对角山窑址全面调查、钻探的基础上，对角山窑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这是继2000年之后对角山窑址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在C区开Sx5平方米探方28个、在B区开1x45、1x50、1x60、1x95平方米探沟4条，共揭露面积950平方米，揭露大批与制陶相关的遗迹以及极为丰富的遗物。
  对于早期的制陶工艺，过去只是从单个的器物本身或器物原料的化学成分上进行分析，无法了解从取土到器物成形之间的一系列环节。而本次角山窑场的发掘弥补了这个空白，在世人面前再现了陶器制作从取土陈腐、炼泥、蓄泥到制作成型，入窑装烧到成品入库等窑业生产各个环节，这在我国早期窑业生产的揭示中尚属首次，使我国早期窑业的研究从单个器物制作或单纯窑炉研究中解放出来，第一次可以全方位多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中国早期窑业技术。
  经过四次科学发掘，揭露总面积1525平方米，清理出烧成坑、半倒焰马蹄形窑、龙窑、陈腐池、炼泥池、蓄水池、蓄水池、蓄泥沟、排水沟、工棚、灰坑、陶片堆等遗迹50余处，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物1500余件，几何纹样10余种，刻划符号近2500个、250种。
  角山窑址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角山窑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专业性陶器生产基地。其时代约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代中期，甚至更早（觚、斝、鬹等器物的发现，其时代有可能早至夏代）。虽然此前已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生产陶器的窑炉，但那只是零散的自产自用的并未形成规模的非专业性质的，而角山窑址则不同，这里分布着大量的各类窑炉和作坊。在已发掘的1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已发现烧成坑、半倒焰马蹄形窑和龙窑近20座，作坊区5处以及2000余件是完整和可复原陶器及原始瓷，陶瓷片几十万片，陶瓷片堆积最厚处可达4-5米，充分说明这里已经形成规模化生产，其经营者是一批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手工业者。他们以生产陶器为业，掌握着生产陶器的娴熟技术。角山窑址几乎不见农业生产工具，大量的则是陶拍、陶垫、陶支座等制陶工具。产品中规中矩，即使高达40余厘米的大型器物，也不走形，普遍采用泥条盘筑和轮制制陶先进技术。
  角山窑址是我国商代南方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窑场。其规模之大、窑业堆积之厚在同时期的遗存中是罕见的。窑址面积七万余平方米，陶瓷片随处可拾。产品种类繁多。器类齐全，有50余类110余型，几乎包括了赣江一鄱阳湖水系东部、信江流域商代考古遗存中所见的所有器形。制陶作坊多、遗迹密集。2003年的发掘中，在面积不大的区间集中了近30余处遗迹，如陈腐池、炼泥池、蓄泥池、排水沟、蓄水池、烧成坑、成品坑、工棚等。
  角山窑址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贸易化性质的窑场。角山窑址生产陶瓷器的目的就是用来交换，是一个因交换而造就的窑场，这在我国陶瓷器交易史上就目前的考古资料而言是时间最早的。以前有关先秦时代的窑炉发现虽屡见于报端或杂志，但均是自产自用，不仅没有形成规模，更谈不上因交换而生产。而角山窑址从事生产的是一批以陶瓷器制作为生的职业的手工业者，窑场规模宏大，产品种类多，技术娴熟。许多产品的口部或底部都刻划有标识或记数符号，目前已发现这类符号2500余个、250余种，其数量和种类之多，在全国实属罕见。这些符号均是在器物成坯之后入窑装烧之前用尖状物或指甲刻划。正是因为交换的需要，为提高产品的信用度并区分产品的生产者，于是经营者们就在产品上刻划属于自己的标识符号，以示与他人产品的区别，这种标识符号开后来瓷器底部款识之先河；同样因为交换的需要，以便于计算而产生了记数符号。
  角山窑址是我国先秦时代延续时间最长的窑场。即使是从商代中期算起，其连续烧造的时间也有近三百年之久；如果因为翠、鴛、觚的发现而将其始烧年代推至夏代，则其延续时间长达五百余年，这在我国先秦时代陶器生产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几乎可与宋代的一些大型窑场媲美。
  过去学术界根据窑业技术的发展，认为龙窑系统是南方技术传统，圆窑系统为北方技术传统，两大体系是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产物，代表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大文明。角山窑址马蹄形窑和龙窑的发现，说明至迟在商代圆窑系统与龙窑系统在江南并存，半倒焰马蹄形窑与龙窑一样代表着江南地区窑业的技术文化特征，并将半倒焰马蹄形窑的发生期向前推进了数百年，为研究南北方窑业技术以及半倒焰马蹄形窑的起源提供了新材料。
  角山龙窑继吴城遗址之后的发现，填补了龙窑烧造史上的一段空白。吴城龙窑已有多个投柴孔，为龙窑发展较为高级阶段的产物，而角山龙窑只有一个焚口，属雏型或初级型，为研究龙窑的起源创造了条件。
  角山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之地，自古以来即为交通要冲，东可往浙江，西经赣中到湖南，南过铁牛关、江浒关经赣南可通闽粤，北可进中原，角山窑址的发现为这些地区商代遗物的烧造地提供了确切的窑口依据。事实上角山产品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其最北端可达河南，甚至更远。
  过去一般认为在先秦时代只有龙窑才能烧造原始瓷，因为圆窑系统的烧成温度无法满足烧造原始瓷的需要，用圆窑烧造瓷器始于东汉时期。角山窑址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用圆窑系统烧制的相当成熟的原始青瓷，说明至迟在商代中期南方地区已经掌握了用圆窑烧造瓷器的技术，将用圆窑系统烧造原始瓷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300余年，为瓷器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角山窑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属赣东北信江流域，在江西境内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器物组合有其自身的特点，无论从制作、陶质、器形、纹饰等方面考察，都是商时期江西境内的一个区域区文化类型，是与吴城商文化同时并行发展的一支江西土著文化——“前越文化”。
  在角山窑址众多的刻划符号中，绝大部分为标识和记数符号，另外可能还有一部分为文字，为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角山窑址所出器物，种类繁多-50多类110余型，品种齐全一几乎包括了赣江一鄱阳湖水系东部、信江流域商代考古遗存中所见的所有器形，造型独特一提梁罐、带把钵、盔形钵、杯形尊、乳钉罐、鸟首乳钉器盖、三足盘等。这些器物大者在40厘米以上，小的不足5厘米。有平底器、圜底器、凹底器、三足器、圈足器。造型优美，线条流畅，比例协调，制作颇有独到之处，险中求稳，稳中有奇。
  角山窑址的产品几乎所有器物都有拍印的几何纹样，纹样种类很多，达10余种。有云雷纹、篮纹、方格纹、叶脉纹、水波纹、乳钉纹、轮旋纹、绳纹、附加堆纹、网结纹，仅云雷纹就有七、八种之多。这些几何图案，布局合理，富于变化，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线条或粗或细，或纵向或斜面，或规距或错乱，如行云流水，变幻莫测。
  角山窑址出土文物
  遗迹
  龙窑长3.15、宽1.45米，坡度15℃。半倒焰马蹄形窑直径1～2米，有的残留有部分窑顶，有的残留有烟道，绝大部分只剩底部。烧成坑2处，平面形状为圆形或椭圆形，长径1.5～3、短径约1米、深0.86～1.60米，直壁、平底，四壁烧结成红褐色，较硬。陈腐池3处，平面形状为圆形或近圆形，直径约1.5，深0.3～0.4米，斜壁、平底。炼泥池7处，平面形状为圆形，直径约2～2.5、深约0.3米，斜壁、近平底。蓄泥池1处。排水沟1处。成品坑2处。工棚1处。蓄水池3处。蓄水沟2处。灰坑11处。其他1处。
  出土器物
  角山窑址出土器物极为丰富，四次发掘共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物1500余件，获得印纹陶片数十万片。现按生产工具、生活用器、刻划符号等三方面记述。
  ①生产工具，有石质和陶质两种。
  石质生产工具器物有锛、镞、刀、锥、球、砺石、斧、矛等。
  陶质生产工具有纺轮、网坠、垫、拍等种。
  ②生活用器，主要为陶器，亦有少量釉陶和原始瓷器，主要有：
  甗形器、釜、三足盘、豆、鼎、觚、斝、盂、钵、带把钵、带把杯、高足杯、器盖、碗、盖碗、罐、缸、瓮、尊、爵、筒形器、支座。
  其他：还出土了少部分的陶勺、陶镰、陶支架、陶器饰品和异形器，既有泥质红陶亦有灰质硬陶，尤其是饰品和异形器，形态各异，纹饰清晰，有不少完整器物。
  刻划符号
  角山陶器上众多的刻划符号是另一大特色。 目前角山窑址四次发掘共发现刻划符号近2500个、250余种，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居国内古文化遗址出土之首。
  角山的刻划和符号文字，大多数是刻划在罐、瓮类器的口沿上和沿内等明显之处，三足盘、豆和钵的器内壁或足上，盂、带把罐、带把钵、甗形器、尊、器盖、杯、盖碗、鼎类器的口沿内、肩部、把手和底部上，陶拍和陶垫的把手上。这些符号和文字多是制陶人在做好陶瓷器皿和制陶工具，坯件入窑烧造前，有意识刻划或戳刺上去的。属于用预先制造好的印模类工具压印于坯上的，只发现一例。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在陶瓷器皿或制陶工具烧成之后，再补刻或戳刺的标本。
  这批符号和文字的刻划纹道，呈指甲形横、竖道及其组合，以及其与竖线或横线、斜线、曲线等的组合，这类刻道占绝大部分。其它还有竖线、横线、曲线、斜线、半圆、弧线、圆点、螺旋、钉状等几何形纹道，或与其它纹道的组合形，但为数不多。
  角山刻划符号的主要内涵，应属于表数和标记名号性质的刻划。其用意，是使生产工具和劳动产品不与他人相混，表明是为自己所有或所使用，是为计算自己劳动产品数量之多少而特意刻划上去的，再者，可以认为，角山刻划符号主要是在民间流传和使用的，也可能只是在局部地区或小范围之内流行的，不一定都是些官方的或是规范化了的符号形式。
  角山出土刻划符号数量之多，是目前全国同时期遗址中所罕见的。就南方来说，商周遗址出土刻划符号和文字总数，尚不足400个。
  角山刻划符号主要还是南方系统的刻划，尤其是大量存在的指甲形刻划，更是江西本地的东西，是属于角山类型“前越”文化的。
  角山陶文，在这批刻划符号中，仅占百分之几，尽管如此，它与时代相当的甲骨文、金文相比较，两者虽属不同体系，而某些形体和组合又有相类似的地方。符号的作者无疑是南方的古越族或其先民，它们的发现，对于研究这个消失已久的古越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角山刻划符号的标识开后来瓷器底部款识之先河，同样因为交换的需要，以便于计算而产生了记数符号。角山记数法采用了五基数进位，而五进制是人类第一个被广泛采取的计数法。它和十进位计数法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精华，它在角山的发现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光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