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1949年5月17日，是九江人民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属一部，在广大市民夹道欢迎的鞭炮声中，没动一枪一弹顺利解放了九江城。同一天，庐山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从而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数十年的黑暗统治，揭开了九江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为迎接解放而斗争为了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在上级组织的领导下，中国民主同盟九江地下联络组不畏敌人的白色恐怖，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为九江的解放作了许多准备工作。 民盟九江地下联络组成立于1947年10月，最初只有我个人，以后又发展了李群化、郑丹、潘荣秋、熊渭为成员，1949年元月又秘密吸收陈文彬参加地下联络组。陈是国民党九江县自卫大队副大队长（九江县县长曾庆麟兼大队长），陈掌握着自卫大队的实权，手下有三百多人。我担任联络组的组长。民盟上级组织经常派李柱同志秘密从香港和解放区来九江和我单线联系，我们的工作听候他的指示。 联络组成员的公开身份在九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我是映庐水电公司经理，熊渭是九江商会会长，郑丹是老同盟会会员、地方人士，李群化是兴中纱厂厂长，潘荣秋是地方人士。工商界时常观测这些人的动向，来分析时局的变化。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我们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安定民心。由于敌人长期以来在群众中散布所谓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言，使一些工商界大户和市民一方面盼望解放，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产生一种恐惧感。为了稳定民心，迎接解放，从四八年下半年开始，我们通过个人的影响，分头深入工商界、教育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粉碎敌人的谣言。我们自己表现得安定镇静，不慌不乱，使群众在心理上有一种安全感。当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们也打好被包，做出随时要走的样子，以此迷惑敌人。 二是利用合法身份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由于伤兵对工商界和市民群众骚扰太利害，联络组研究决定，对伤兵来一次打击。由商会常务理事占乐章出面，通知全市所有同业工会的领导人到商会来，要每家店铺准备一面锣，如果有伤兵上街闹事，鸣锣为号，大家一起行动，捉伤官、打伤兵。搞了两次全市统一行动，打得伤兵不敢再出来骚扰。 三是掩护和接待过往九江的地下工作同志，负责对他们的接送。李柱同志当时经常往返九江，都住在我家里或潘荣秋家里。还有许多从九江经过的地下工作人员，用暗号一接上头，就安排在我家里住宿。我的窗台上一年四季都摆着一盆花，用花作为暗号，表示有事无事。地下工作同志要离开时，再把他们安全送出。由于工作比较周密，基本上没出过什么差错。 四是加强地下秘密宣传活动。为了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秘密油印了《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解放区的工运政策》，以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等多种宣传材料，投寄散发给各界人士。这些材料的原件大多是李柱同志带来的。 我们的工作引起了军警督查处、宪兵队和警察局的注意。1949年2月份，宪兵队三次深夜搜查我家，结果一无所获。因为李柱同志早就交待过我们，什么痕迹都不能留。后来保四科派黄国光、罗家枫这两个职业特务专门对付我。黄国光是沙河街人，南京警官学校毕业，因为他父亲是“映庐”公司的老职员，他便以无法谋到职业，在“映庐”暂住，等找到工作再走为名，安插在我的身边，监视我的行动。罗家枫是《江州日报》记者，经常以采访为名，到“映庐”来，找我盘三问四，实际上是捞风声，探虚实。敌人的这些伎俩都失败了。他们没有抓到一点真凭实据。 五是探听敌人活动情况。我和熊渭、李群化分别具有“经理”、“会长”、“厂长”这样的身份和头衔，因而时常有和国民党地方头面人物接触的机会，包括白崇禧在内。为了探听敌人的活动情况，我们采取轮番请客的方式，经常宴请国民党地方党、政、军各方面的头目和机要人员，以过生日、待客等由头，今天商会请，明天“映庐”请，后天“兴中”请，再往后各同业工会请。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县长、警察局长、宪兵队长、军警督查处处长、副官、参谋等等，利用这种机会，我们有意识地在交谈中搜取情报。有一次，我们从谈话中得知，敌人在撤出九江前，要用炸药炸毁龙开河铁桥、赛城湖铁桥、永修杨柳津铁桥和“映庐”水电公司，并把“兴中”纱厂也洗劫一空。得到这一重要情报以后，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联络组开会决定用重金买通军警督查处处长韩蒙轩，劝阻其破坏九江的罪恶计划。于是我们想办法筹集了黄金六十两，由商会会长熊渭出面，送交韩蒙轩。连韩手下的参谋、副官等人也都分别送了二百银元，总共花了四千多银元。得到黄金后，韩蒙轩答应不炸，但为了向上级好交待，只在赛城湖桥下放一包炸药炸一下，但不得炸伤铁桥。我们还提出，他们走时不能在市内放火，韩蒙轩也答应了。后来，韩蒙轩逃跑的时候被解放军抓获，六十两金子又收回来了。由于做了这些工作，使得九江城在敌人撤退时未遭洗劫和破坏。 六是策反工作。当时国民党九江县自卫大队有三百多人，县长曾庆麟（又名曾馀九）兼大队长，他只是挂名而已，实际权力掌握在副大队长陈文彬手里，陈文彬是我们地下联络组成员郑丹先生的外甥，利用这种亲属关系，我们让郑丹去做陈文彬的工作，争取他弃暗投明，站到我们这边来。于是，陈文彬在1949年元月由郑丹、熊渭介绍，经我签字批准，并上报民盟上级组织，正式吸收为地下联络组成员。这样，地方的敌对力量变成了我们的力量。 第七项工作是为大军进城作物资准备。我们以商会为据点，屯积了充足的油盐柴米等生活必需品，等待解放军进城后使用。这些准备的物资，四野进城后都作价归还了。 解放前夕的插曲 1949年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强渡长江。5月15日，驻守九江的国民党军政机构和武装纷纷逃离，九江出现了暂时的“真空”。陈文彬和他的县自卫大队摘掉了国民党帽徽，承担起维持九江治安的责任。为了防止敌特上一年四季都摆着一盆花，用花作为暗号，表示有事无事。地下工作同志要离开时，再把他们安全送出。由于工作比较周密，基本上没出过什么差错。 四是加强地下秘密宣传活动。为了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秘密油印了《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解放区的工运政策》，以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等多种宣传材料，投寄散发给各界人士。这些材料的原件大多是李柱同志带来的。 我们的工作引起了军警督查处、宪兵队和警察局的注意。1949年2月份，宪兵队三次深夜搜查我家，结果一无所获。因为李柱同志早就交待过我们，什么痕迹都不能留。后来保四科派黄国光、罗家枫这两个职业特务专门对付我。黄国光是沙河街人，南京警官学校毕业，因为他父亲是“映庐”公司的老职员，他便以无法谋到职业，在“映庐”暂住，等找到工作再走为名，安插在我的身边，监视我的行动。罗家枫是《江州日报》记者，经常以采访为名，到“映庐”来，找我盘三问四，实际上是捞风声，探虚实。敌人的这些伎俩都失败了。他们没有抓到一点真凭实据。 五是探听敌人活动情况。我和熊渭、李群化分别具有“经理”、“会长”、“厂长”这样的身份和头衔，因而时常有和国民党地方头面人物接触的机会，包括白崇禧在内。为了探听敌人的活动情况，我们采取轮番请客的方式，经常宴请国民党地方党、政、军各方面的头目和机要人员，以过生日、待客等由头，今天商会请，明天“映庐”请，后天“兴中”请，再往后各同业工会请。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县长、警察局长、宪兵队长、军警督查处处长、副官、参谋等等，利用这种机会，我们有意识地在交谈中搜取情报。有一次，我们从谈话中得知，敌人在撤出九江前，要用炸药炸毁龙开河铁桥、赛城湖铁桥、永修杨柳津铁桥和“映庐”水电公司，并把“兴中”纱厂也洗劫一空。得到这一重要情报以后，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联络组开会决定用重金买通军警督查处处长韩蒙轩，劝阻其破坏九江的罪恶计划。于是我们想办法筹集了黄金六十两，由商会会长熊渭出面，送交韩蒙轩。连韩手下的参谋、副官等人也都分别送了二百银元，总共花了四千多银元。得到黄金后，韩蒙轩答应不炸，但为了向上级好交待，只在赛城湖桥下放一包炸药炸一下，但不得炸伤铁桥。我们还提出，他们走时不能在市内放火，韩蒙轩也答应了。后来，韩蒙轩逃跑的时候被解放军抓获，六十两金子又收回来了。由于做了这些工作，使得九江城在敌人撤退时未遭洗劫和破坏。 六是策反工作。当时国民党九江县自卫大队有三百多人，县长曾庆麟（又名曾馀九）兼大队长，他只是挂名而已，实际权力掌握在副大队长陈文彬手里，陈文彬是我们地下联络组成员郑丹先生的外甥，利用这种亲属关系，我们让郑丹去做陈文彬的工作，争取他弃暗投明，站到我们这边来。于是，陈文彬在1949年元月由郑丹、熊渭介绍，经我签字批准，并上报民盟上级组织，正式吸收为地下联络组成员。这样，地方的敌对力量变成了我们的力量。 第七项工作是为大军进城作物资准备。我们以商会为据点，屯积了充足的油盐柴米等生活必需品，等待解放军进城后使用。这些准备的物资，四野进城后都作价归还了。 解放前夕的插曲 1949年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强渡长江。5月15日，驻守九江的国民党军政机构和武装纷纷逃离，九江出现了暂时的“真空”。陈文彬和他的县自卫大队摘掉了国民党帽徽，承担起维持九江治安的责任。为了防止敌特破坏，我调动“映庐”公司唯一的一部旧卡车，载着陈文彬和他带领的几十个武装人员，在街上往返巡逻，汽车司机陈清记同志一天一夜没合眼，坚持开车。同时，我召集联络组开会，对武装力量的部署作了安排：由熊渭指挥一个中队住在商会，维持社会治安；由李群化指挥一个中队保护兴中纱厂；由我指挥一个中队保护“映庐”水电公司。每个中队约有近百人。总的指挥是我和陈文彬。我们“映庐”公司把职工和家属全部接到公司来住，周围安上铁丝网，并通上了电，以防万一。 5月16日夜晚9点钟，我们联络组的成员和其他一些同志正在熊渭家里（九江华盛昌五金号内）开会，有人来报告消息说，大街上贴出了“中国人民革命军皖鄂赣边区前进指挥部”的布告，司令叫王公霸，上面还盖了大印，说他代表南下大军，要接管九江市。听了这个消息，我们都感到奇怪。大家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也捉摸不透。我们只知道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没听说有什么“中国人民革命军”。是不是自己人，一时难以决断。过了一会儿，有几个带着枪支和大刀的陌生人来找我，其中一个人自称是副官，他亮出了身份证，上面也盖有大印。他说，许杰夫搞了个土匪武装，必须把人员、武器全部交出来，把电厂、纱厂也都交出来。记得他还带了王公霸写给我的一封信，要我到他们的司令部去。当时还用枪对着陈文彬，把陈捆了起来。我说F公霸有事叫他自己来，我们的武器不能交．他们来了一帮又一帮，反复逼迫。当时，我们消息闭塞，无法断定他们到底是好人坏人．我对他们说，你们所提的要求，让我们商量以后再答复，才把他们打发走了。 这时，地方人士陶静悟（佛教徒）和九江市柴炭业工会梅理事长以及郑立生等几个人来找我，询问局势，我当即以中国民盟九江联络组组长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请他们马上搭民船过江，把信送给江北的解放军部队。信的大意是：九江真空，突然进来“革命军”，不知是真是假，希望大军即速赶到九江。 陈文彬又叫他父亲、兄弟和另外几个人往新港方向走，从新港过江，到安徽去找人民解放军。 我回到“映庐”以后，快到十点钟了，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了枪声。到了十一点钟，就有轻机枪、步枪架到“映庐”门口，并有人在门外喊话，一是交出许杰夫，什么事都可以解决，不交出许杰夫，要把“映庐”夷为平地，杀得鸡犬不留；二是要马上停电。我们的武装人员在楼上居高临下，有重机枪两架，轻机枪四架，手榴弹二十箱，还有八、九十条步枪。而门口喊话的人总共不过二十多人，我们这边的同志想打掉他们，我没有同意，一怕错打了自己的人，二怕老百姓听到枪声引起惊慌，所以一直不让打，电还是照样发。我们这边也有人喊话，意思是：你们要是再开枪，就把你们全部收拾了。结果他们用轻机枪扫铁门，至今铁门上还留下弹痕累累。他们又开枪打高压线，把高压线打断了，电线掉下来，触死了他们两个人，这时他们慌了，纷纷撤离。电厂打不进就去包围兴中纱厂和商会。他们在我们这里围了一个多小时，电话线被他们搞断了，使我们无法与纱厂和商会联系。结果纱厂也未攻下，商会被他们冲进去了。正在那里的熊渭和陈文彬被抓了起来，随同的武装人员被他们下掉了枪支，这时，天快亮了。 欢迎解放军进城这已经是5月17日清晨，有人向我报告，说天亮前后解放军就要到了。得到这个消息，我立即通过商会发出通知：全市打开店门，欢迎解放军进城。在这之前，市民们不少人家都已准备好了鞭炮，现在，大家都主动地站到马路两旁，等待解放军到来。 原来，前去寻找解放军的陈文彬的父亲等人，走到新港刚好碰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的部队，部队听了九江情况的报告，即派一人先来九江向我报信，然后由陈文彬的父亲等人带路，从小路向九江进发。这支部队的领导人是团政委翟寿亭同志。队伍走到三里街，遭到了王公霸武装人员的狙击，把一个解放军战士的手指打掉了一个。解放军很快将他们缴_『械。早上七点钟，天气晴朗，解放军队伍在翟寿亭同志带领下，从东门口进了九江城；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有的呼口号，有的放鞭炮，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这时候，我赶到东门口迎接，走到东岳庙（现九江医专）遇上翟政委，我们彼此互通姓名、身份，紧紧地握手。我向翟政委简要报告了九江的情况，然后我陪他来到事先为他安排好的住处——地方法院内（即现在延支山旁原市政府旧址），还有一部分队伍住在县政府（现市政府招待所）。吃的、用的都已准备好，不需临时征集。 二野部队一进城，很快把王公霸的乌合之众控制了起来，王公霸本人已经躲藏不见了。我们的枪支弹药由陈文彬负责向二野办了移交。同时移交了我们控制起来的敌伪档案。 地方政权初期九江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队伍一船接一船从九江经过，我出面迎接，并向他们介绍九江的情况。 5月19号，二野翟寿亭同志奉命率部南下，陆续进驻九江的是四野的周建中、张同钰、杨国夫、杨石人、冯安国等同志。紧接着，邵式平、方志纯、范式人等同志也到达九江。邵省长在九江住了四天，随即去南昌。四野解放军在东北南下时，以为九江人口很多，任命范式人同志为九江军管会主席，到九江后才知九江只有四万多人口。这样，范式人同志实际上未到职，真正负责九江工作的是张同钰、白耀卿、冯安国、杨石人等同志。 四野队伍一到，即成立了“九江市人民办事处”，过了几天，就挂起了“九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并在市内张贴了告示。军管会主任是范式人。 1949年底，成立了九江市各界人民代表政治协商会，我担任副主席。1950年人民代表选举，张同钰同志正式出任我市第一任市长，我任副市长。大约两个月以后，改由冯安国同志任市长，白耀卿同志任市委书记。 （节录《九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