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东林寺是晋朝慧远法师开创的我国佛教莲宗的祖庙，位于庐山香炉峰下，靠近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家，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南山指的就是庐山的香炉峰。李白的诗：“日照香炉生紫烟”也指的是香炉峰。我见到有些注文，释为“太阳照在香炉峰上生出的紫烟”，这是想当然的说法。其实香炉峰旁另一峰即名日照峰，日照峰和香炉峰是并列的。李白诗是说日照香炉二峰上生出紫烟，日照并非太阳照的意思，而是确有此峰也。 诗人陶渊明退隐之后，和慧远经常来往，诗酒留连；有时二人谈到更深夜半，踏月而行。人们常常爱谈这样一件事：——出东林寺山门，步行约百步左右，有一条清澈的小溪，上跨一石桥，名日虎溪桥。当年来访慧远谈经论道的人很多，于是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送客不过虎溪桥。有一个月夜，陶渊明和慧远畅谈到更深，意犹未尽，他二人步着月色，谈得兴浓，不知不觉走过了虎溪桥，当他们还在继续前行时，忽然陶渊明想起慧远送客不过虎溪桥的规定，于是拦着慧远说：“到此止步吧，早已走过了虎溪桥”。两人不禁相抚大笑，这时一只正在溪边饮水的老虎也笑了起来。如此两个人和一只老虎大笑不止。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人间罕事，就在虎溪桥边建筑了三笑堂。 1928年冬，我正14岁，《九江日报》上登了一则广告，大意说：著名国学大师、考据学家占直，公愚又号层冰，在庐山东林寺设帐课徒。父亲看到这一消息后，决定让我去东林寺从占层冰先生，过r春节后，母亲为我整理行装，当时到东林寺交通困难，一条路是乘火车到沙河站下车，步行到东林寺；另一条由妙智铺过石门涧到东林寺。因祖母过去生活在庐山下桂家垅，对这一带十分熟悉。于是根据祖母意见，叫了一乘黄包车，坐到妙智铺，这是一条上庐山的沙石公路，愈走愈高，拉车的十分吃力，到妙智铺下车后，第一感觉这是高寒地区，比市区温度低，到处积雪，没有行人，一派荒寒气象。敲开一家大门，找到一个农家，有几个人正在烤火。我要求他们中能有人帮我挑行李上东林寺，找好脚力后，就跟着他走。这是一条到处积雪高低不平的山路。 走进东林寺我的最初印象，这是一座宁静古雅又脱俗的禅寺。进门并没有四大金刚，大殿比一般寺庙低，没有大红油漆的柱子，幔帐已经陈旧，殿中悬了一盏长明灯，灯光微弱昏黄。穿过大殿，右侧是排瓦房，第一间为一小客厅，现为古先生设帐之处；里面是一长方形的房间，有扇北窗，正好对着著名的聪明泉——这就是我们的集体宿舍。同学一共六名，其中闵孝吉兄弟二人没和我们同住，住在这里的是张嗣埙、张嗣墀、昆仲，蔡照麟和我。同学中闵孝吉年长，我最幼。后来闵孝吉二人去了台湾，据云均为著名学者：其余四人除我一人外，均已辞世。 寺中当时五名僧人，一名斋公。住持为妙理法师，他身体瘦弱，言语不多，据传解放后还健在。有一名知客僧粗眉大眼，好讲大话，有时晚饭后就在我们宿舍前散步，他喜欢找我们聊天，吹嘘他原来在武当山出家，练就一身武艺，能飞檐走壁。当时我们都看过一些武侠小说，对这类武林高手好勇任侠的行为十分尊敬。我们以为他是当今侠客，在这荒山野寺中聊寄一栖之枝。于是一度很兴奋，认为认识了当世英雄，将来一定会有惊天动地的行为。一位同学提出想拜他为师，他要先交一百块大洋作为拜师费。这样一来，我们大失所望。我们想侠客能随便要钱吗？如果一个坏人给钱，他也收为徒弟吗？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发现他很多前言不对后语的矛盾，以后就不再听他吹牛了。 这寺内僧人，在妙理法师主持下，基本上是守戒律的。每天晨钟暮鼓倒是有的，青灯黄卷却未看见；但他们严守清规，不食荤腥。为了，照顾我们，饭由斋公和他们一道做，这里没有店铺，我们每人都带有腊鱼腊肉、香肠火腿一类食品，青菜可以在他们菜园中采摘，不收费用。这样我们几人就要分配洗菜、洗碗、炒菜等任务。我被分配洗菜，当时很高兴，第一天一早就提着篮子走到虎溪边蹲下来，一看溪水上面已结了一层厚冰，还可以看到下面潺潺的流水。我顺手拾起一块鹅卵石砸在冰上，但冰已结得十分厚实，我只得回去找了一柄铁锄头，使劲地敲下去，这才看到冰上的裂痕。那时我感到好像是一面镜子给我砸破了，很有点惋惜，因为要水洗菜，非把这面厚镜子砸烂不可。好容易开了一个大窟窿，但当我把菜放进水中用手洗时，两只手冻得像割裂开了一样地疼痛。将菜勉强洗完后，我的双手已经麻木了，只得挽着菜篮子回来。 我们的房间大而无当，没有天花板，寒风总从瓦缝中飘进来，一到晚上，点一盏油灯，有时点一支蜡烛，山风呼啸时，我们房间就烛影摇曳，这时只得纷纷上床，把被子塞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窗外山上都是大毛竹林，常常一场大雪，将毛竹压弯到我们瓦上，半夜，大风将毛竹上的积雪摇了下来。冰穗从瓦缝中洒到我的床上，接着瓦上的积雪一大块、一大块地崩下，有时还夹杂着不知名野兽的长啸，在这深山寂静的寒夜里．使人平起一种莫名的恐惧。 一天上午古先生和一位年轻女子来到我们的小客厅。先生穿一套黑色西服，布鞋，又戴了顶瓜皮帽，手里拿了支手杖，样子有点古怪。那位年轻女子，古先生说是他的秘书，她穿了蓝布棉旗袍，一条大围巾将头包起。先生进来后，就一屁股坐在上首的椅子上，女秘书站在他身边。我们学生一律站着，一见先生落座，我们就主动地向他鞠了躬。先生拿出一张纸，上面写了我们的姓名，他一个个点名字，被点了名的除了应声，还要站出来，先生问了一些他的情况后，就点下一个。我大概是年纪最幼的，所以最末点了我的名。先生问我这些天在读什么书？我说：“先生没说，我不知道要读什么书。”先生一听有些不高兴，就问，“你带J7什么书来？”我说：“我不知道先生要教什么书，所以我没带书来。”先生更不高兴地说：“一个读书人难道可以一本书也不带吗？”我说：“我只带了一部《辞源》。”先生一听我的话，不禁勃然大怒地说，“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我一听他这话，感到不能理解，并不是故意顶撞他，我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先生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这时不仅我不懂，所有同学都十分惊讶于先生说的话，大家交头接耳。先生大概也感到有些过分，于是就比较缓和地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说了一大串书目。又接着说：“要查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炒根究底的精神才行。”他说完后就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你们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过两天我会送来的。”说完先生就和秘书走了。 他一走，我们就像开锅的开水一样沸腾了起来。因为他刚才讲的话，我们都是闻所未闻的，真可以说茅塞顿开，大家对古先生顿时都尊敬了起来。 过_『两天女秘书送来了先生写的读书方法四条：①目治之书，②心治之书，③口治之书，④手治之书。秘书对这四条作了些解释。她说：“目治之书，只要看看就可以了；心治之书，就是说心里要记住的；口治之书，就是朗朗地高声读出；手治之书，就是要抄下来的。”秘书解释后，又说，“我已经把你们要用的书清理了出来，你们跟我去搬回来。”还说：“先生关照读书人要爱书，不准睡下或躺下看书，要正襟危坐地读书，不许油污墨染，不许折角……”我们跟着女秘书走出庙门，向左拐到一个小村后面一幢土房中，几间土房都是高齐屋顶的书架，堆满了线装书。先生在里面看书，我们不敢进去。女秘书将先生要我们读的一些书交给我们，并一再叮嘱，不许弄坏。 这以后，我们就根据先生的教导，开始来做学问了。起初因年稚学浅，有些困难；后来渐渐地沉下去，感到很有兴趣了。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半年后，天热了的时候，一天先生来说，他接到中山大学多次信电，要他去任中文系主任，他不得不离开我们了，他要我们根据他的方法去做学问，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 先生走后，我们也纷纷向妙理法师告别，离开了东林寺。当时写了一首五律，是这段生活的纪实。 负笈东林寺，虚心从古师。 破冰洗苦菜，秉烛读唐诗。 地远无香客，林深有野麋。 僧家闲散惯，高卧日迟迟。 二年后我离开故乡，来到上海，从此浪迹江湖，为救亡抗日奔走呼喊。古先生教的读书方法和书目，已经置之脑后，沉浸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及“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誓不为人”的决心中。但清夜月明，梦牵魂绕，徘徊于回忆中时，东林寺的这段生活常常会浮现出来。1976年，也就是十年浩劫的最后一年，我才被“解放”出来，为了逃避再度遭迫害，开春我就申请到九江大桥工地深入生活。没想到回九江后，受到市委和各界朋友的热情接待，市委并派叶祥发同志专门陪同我，我带着漏网之鱼的心情，来到大桥工程处报到。当时大桥党委书记刘万春同志把我安排在外宾招待所，看到我有些不安时，对我说：“您放心在这住吧，想做什么尽管做，想吃什么尽管吃，不要怕上海什么人外调，我会对付他们，我们这里有两万多工人，还是我们说了算。没有你们老同志，我们工人怎么会翻身”。这样和叶祥发同志就在大桥工地住了下来。晚上安排一些先进工人来谈话，白天我们就在长江边漫步，对着滚滚东去，后浪推着前浪、顷刻不留的江水，踏着千里长堤，看着无边柳色，不禁浮想翩飞：庐山还是那么巍然峙立，大江还是那么日夜奔腾，我17岁时，就是从这大江上的船，漂流到上海；经过了40多年的沧海栖迟，又乘着江船回到这里，当然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出去时，是无限的理想，今天回来却满身创伤，而故乡的山川还是同当年一样美好。 浓烈火热的乡情，美丽的故乡景色，对一个饱经风霜归来的游子，是多么慰籍啊。 一个春晴的早晨，我对叶祥发同志说：“小叶，我想去看看东林寺”。他一听马上说：“这很容易，我去要一部车”。 于是我们两人和宣传组的另两位同志就乘车在一条不平沙石公路颠簸了一个多小时。一到山门，红墙仍旧，但挂上了一块化肥厂的招牌。走进去一看，面目全非，大殿中挖成一个化肥池子，用过去历代的石碑来铺垫池底，四周也是用石碑砌成的，还看到一块康有为的断碑。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当时一阵脑胀耳热，什么也没说，什么地方也没去看，就拉着叶祥发等同志上车。在车上我只说了一句：“东林寺已经没有了。” 1984年初春，我和《文学报》几个同志来到九江，在王一民同志陪同下，又访东林寺，这时化肥厂没有了，有位僧人出来张罗说：“应各方施主要求，要重修东林寺。”我听了这话高兴地说：“希望恢复原样，不要弄成香火庙。”见我高兴，和尚拿出纸笔，要我留下点什么。当场我写了首五律：“负笈东林寺，悠悠五七年。无心求慧远，有意学陶潜。三笑堂边月，虎溪桥畔泉。今朝寻往事，历历在灯前。”当时诗兴很好，写完五律后，又写了首七律：“今朝又到东林寺，屈指光阴五七年。寺废寺兴浮百感，我来我往惹情牵。松怀残雪添刚气，寺对南山看紫烟。盛世山林新气象，诗情如涌上华笺。” 这次我对东林寺的修建，抱着很大的希望，东林寺是一所有国际影响的莲社净土宗的祖寺，是应该保存下来的。 1989年夏天，我和露茜到庐山休假，听说东林寺已建成了，十分高兴，于是专程前往，进门一看，不禁目瞪口呆，一座清静高雅，带着东晋遗风的古寺，还是给这些俗不可耐、斤斤为利的和尚搞成了一座香火庙。其实我记忆中的东林寺已随着历史的尘埃，灰飞烟灭；而我的东林寺，也早巳不复存在了。 （1989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