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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管理体制
  清代，本县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辅之以契税。执行统收统支，尽收尽解的财政管理体制。
  民国初，县财政收支由省统一核实配定，往往入不敷出，县署则增设各类杂税，以补不足。民国24年（1935）后，财政管理实行统收统支，通盘筹划。县政府设第二科，专管财政。县金库主管货币保管和经费发放。次年，县设立财务委员会，主管岁入、岁出预决算审核；下设经征处，专办各类税捐征收事宜，编造预、决算，审核支出。构成征收、保管发放、监督和审核四权分立的财政体制。抗日战争期间，县城等大部分地区沦陷，政府费用开支靠部分地区各项收入维持；抗战胜利后，县政府财政科，主管征收，另设会计室，负责预决算编报和经费开支审核。财务委员会仍行使其职能。这种财政体制，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实际上入不敷出，且贪污挥霍成风，故每年都出现大的财政赤字。
  1950至1952年，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经管理体制。当时，县财政收入全部上缴，一切支出由九江专署拨款，规定收支范围，量入敷出，分别轻重缓急，节约开支，合理使用，达到收支平衡。1953年，实行中央、省、县三级管理体制，县级财政开始建立。1953至1954年，农业税、工商营业税、工商业所得税全部上交。屠宰税、牲畜交易税、文化娱乐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五种地方税留县，列入县财政预算收入。1955至1958年农业税、工商营业税和工商所得税，实行固定比例分成的办法，按实际收入的60％上交，40％留县。企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按隶属关系划分，收入归管理部门。执行“上级核定，实报实销，以支定补，收支不挂钩，一年一变”的管理办法。从1959年起，农业税全额留县，列入县财政收入。这种管理办法延续到1970年。1971至1973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财政大包干体制。1974至1979年实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的财政管理体制。1980至1984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财政新体制。1985年起，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财政管理体制。
  第二节 收入
  民国时期，县署的各项费用开支统由省拨款，县内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其中，国家税由县长负责督收，全部上缴国库；地方税由县财政管理部门征收，用于县内创办学校、保卫团、警察、自治会等各项事业开支。县筹集经费在国家规定的地丁、漕米等正税上附加。民国17年（1928），地丁附加数合正税15％，漕米附加数合正税12.5％。22年，地丁附加数合正税27.1％，漕米附加数合正税27.5％。附加税名目繁杂，征收数额之巨，骇人听闻。10年，本县盐税，每担5.5元（银元，下同），其中，地方附加税一元。18年每担征13.15元，其中地方附加税7元。地方附加税的征收，每因县财政之盈绌，经费之缓急而随时变动，县征收机关混乱，税率多变。
  民国23年，全县岁入分类预算总计为70733元，其中田赋附加42222元，占预算总收入60％，屠宰税1350元，学产收入13233元，公产收入758元，留县营业税5164元，杂税收入8006元。26年，本县普通岁入为78490元，其中田赋附加46616元，契税附加1080元，屠宰税附加3600元，学产收入13264元，公产收入1762元，房铺捐833元，杂税收入11335元。
  民国36年，地方岁入经常门收入46528.2万元（法币下同），占总额的93.5％。其中税课收入37808万元，占总额的76％，财产孳息收入1658.5万元，规费收入9.2万元，造产收入990万元，县级公粮收入6003万元，信托管理收入59.4万元。岁入临时门收入3226.6万元，其中罚款及赔偿收入为62.3万元。收回资本收入400万元，捐献及赠予收入2610万元，其他收入154.2万元，地方预算总收入49755万元。
  1949至1952年财政收入仍以上级拨款为主，4年补助16.8万元，占总收入50.3％。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财政总收入391.7万元，年均78.34万元，比恢复时期的年平均增长6倍，财政本级收入开始增长。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财政总收入1429万元，年均285.8万元，比上一时期年增长2.6倍。1958至1960年的三年中，企业上缴利润243.6万元，年均81.2万元。1961年后，工矿企业基础不稳相继停办。国营企业上缴利润出现空白。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财政总收入1216.5万元，年均405.5万元，比上一期增长41.9％。调整后的财政收入增长，尤以工商税增长幅度大，年均200万元，比上一时期年增长一倍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年），财政总收入为2046.1万元，年均409.2万元，与三年调整时期相比，年收入基本持平。“文化大革命”期间，本县各项建设事业均受影响，国营企业计划亏损补贴387万元，年均77.4万元，比调整时期年增长7.5倍。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年）财政总收入2728.6万元，年均545.72万元，比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年增长33.4％，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1980年）财政总收入4218.5万元，年均843.7万元，比上一时期年增长54.60％。
  1978年后，国民经济蓬勃发展，财政收入稳步上升。1981年财政收入为974.1万元，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财政总收入的1.5倍1985年，财政收入1706.9万元，比1980年翻了一一倍。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财政总收入6056.8万元，年均1211.36万元，比上一时期年均增长43.6％。
  1949年至1985年，全县财政总收入达18120.6万元，其中本级收入为8079.1万元，占总收入的44.95％。财政本级收入中，工商各税共征收5541.2万元，占本级收入的68.59％，是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税共征收2122.1万元，占财政本级收入的26.3％；解放后37年，全县共得上级补助收入8637.5万元，占总收入的47.7％，县财政上解总额为3630.2万元，相抵后，上级财政仍补助4997.9万元，年均补助135.08万元。
  第三节 支出
  民国时期，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行政、公安、教育等。县政府职员俸薪，办公费用，县司法机关职员俸薪、办公费用及省政府指定的临时性开支，均由国库、省金库拨付。县属机构职员俸薪、办公费用和部分社会公益事业开支，属县地方支出。
  民国23年（1934），岁出总计70733元，其中，自治费9348元，占总岁出的13.2％，公安费25688元，占36.3％，财务费2040元，占2.9％，教育费19261元，占27.2％，建设费1732元，占2.4％，救恤费420元，占0.6％，卫生费1824元，占2.6％，预备费10420元，占14.7％。
  民国26年，地方岁出总额78490元，其中自治费19144元，占岁出总额的24.4％，公安费20480元，占26.1％，财务费1020元，占1.3％，教育费25648元，占32.7％，建设费2500元，占3.2％，救恤费3230元，占4.1％，卫生费2370元，占3.03％，杂支出2127元，占2.7％预备费1921元，占2.5％。该年岁出与民国23年比较，自治费增长1.04倍，教育费增长33.2％，救恤费增长6.6倍，预备费和财务费大幅度下降。
  民国36年，地方岁出总计为49754.7335万元（法币，下同）其中，经常门45816.1159万元，临时门3938.6176万元。支出具体内容如下表：
  建国后，本县财政支出除正常行政管理、职工工资支出外，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及社会、教育、卫生事业。
  1950—1952年全县财政总支出为32.9万元，其中社会文教事业费11.4万元，占三年总支出的34.65％。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县财政总支出391.7万元，这一时期社会文教事业费支出184万元，占总支出的46.97％。经济建设支出36.8万元，占总支出的9.4％。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县财政总支出1429万元，这一时期社会文教事业费支出277.3万元，占总支出的19.41％，经济建设支出236.9万元，占总支出的16.58％。经济建设投资比重在上升，比上一时期投资总额增长5.4倍。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县财政总支出1216.5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投资249.7万元，占总支出的20.53％，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152万元，年均50.67万元，比1956年增长56.38％。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年），县财政总支出为2046.1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374.3万元，占总支出的18.29％，经济建设步伐迈得不大，比调整时期略有下降。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327.7万元，占总支出16.01％。
  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年），县财政总支出2728.6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483.5万元， 占总支出的17.72％，城镇青年就业经费81.9万元，占总支出的3％，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607万元，占总支出的22.25％，比上几个时期都有增长。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1980年），县财政总支出4218.5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1175.9万元，占总支出的27.87％。增长幅度大，比上一时期年均增长1.43倍；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1056.2万元，占总支出的25.04％，比上一时期略有增长。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1985年），县财政总支出为6056.8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1380.3万元，占总支出的22.79％。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1889.2万元，占总支出的31.19％，行政管理费889.2万元，占总支出的14.68％，年均177.84万元，比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年均增长58.25％。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327.7万元，占总支出的5.4％，年均65.54万元，比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年均增长52.6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1985年，支出项目的比重是：经济建设支出2073.4万元，占总支出的30.14％，社会文教（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优抚、救济等）支出为2819.8万元，占总支出的41％，行政管理支出1142.6万元，占总支出的16.6％，其它支出842.6万元，占总支出的12.23％。
  1949至1985年的37年中，财政总支出金额为18120.6万元，年均489.75万元。其中，上解支出3831.9万元，年均103.6万元。结余金额1359.5万元，年均36.7万元。当年支出金额累计12921.2万元，年均349.22万元。1985年支出1706.9万元，比1978年增长0.8倍，比1965年增长3.3倍，比恢复时期的1950年增长710倍。具体情况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