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第一章 商业
内容
第一节 经营体制
私营商业 建国前，城乡商业，均为私人经营。明、清两代，以农为主，商业不盛。民国5年（1916）小轮停靠县城后，长江水运始称便捷。长江沿岸大小城市外籍客商，往来经营，使城乡商业渐趋活跃。至18年，全县共有大小私营商店400多家，其中县城200多家、马当镇75家、太平关54家，余则散落于东边河、马路口、黄土岭、郭家桥、芙蓉墩、庙前街等小集镇和交通要道。经营行业有：南北杂货、百货布匹、五金白铁、竹木器材、中西药品、粮油柴炭、文具纸张、烟酒茶果、酱园面坊、肉铺鱼行、餐馆客栈、理发澡堂等。资本较为雄厚的大商店，多为地方豪绅开设。另有徽州帮客商朱勉卿开设的“永生典”当铺和朱源成南货糕点店；丰城客商熊福胜开设的“永泰昌”棉花行，其资本高达十万银元。他们均雇用伙计、学徒，操作经营，招揽四方顾客。小商小贩，在其垄断之下，博取蝇头微利，借以苟延残喘，有的亏损过大，因而倒闭。19年，红军攻克县城，地方豪绅和暴发资本家，因慑于革命风暴，盘剥手段稍有收敛，另有部分客商迁往外地，资金亦随之外流，县城商业，又趋衰落。25年，县城及马当镇共有私营商业139家，县城仅有64家，计布业9家、中药业3家、粮食业2家、书店业2家、南货京果业15家、五金业7家、木炭业1家、卷烟业2家、瓜子花生业2家、水酒业7家、饭馆业2家、肉业7家、棉花业2家、杂货业3家。
民国27年，沿江城镇沦为敌占区。县政府避迁山区杨梓一带，杨梓桥成为本县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民国．33年《彭泽县商会会员登记册》统计，整个县政府统治区内，有私营商业105户，其中杨梓桥集镇占58户。经营行业有：百货2户、杂货18户、南货6户、餐馆5户、客栈5户、面食业1户、面坊2户、水作3户、屠业11户、瓷器3户、油坊9户、染坊2户、银器1户、刊刻1户、织袜1户、铁锅1户、药材6户、理发2户、摊贩26户。县城与沦陷区店铺被毁有十之八九，大中商户携带金银纷纷外逃，仅有小商小贩，就地谋生。商业凋零，市场萧条。
民国34年，日军占据县城，私营小商贩仅存18家。杂货4家、糕点杂货1家、杂货布匹3家、酱菜1家、香烟1家、铁锅1家、打铁及屠宰1家、中药2家、餐馆2家、清汤油条1家、理发1家。日军划分县城内东为其驻扎区，西为华人居住地，以南岭脚至西门口老街为界，几家私营商店分布于老街，上起狮子巷，下至白家巷口一段。巨资经营的有日商“东亚土特产品洋行”、“田中五金电料洋行”和日通译开设的“土产商行”。马当镇，仅有几家私营小商，市场亦为日商把持。有日人加藤正雄开设的“大同公司”、霜村三郎开设的“大庆洋行”等。这些洋行，对农副产品和各种物资实行残酷的掠夺，以遂其“以战养战”的阴谋。
日军投降次年，县政府迁返县城，私营店铺、摊贩，大都恢复营业，城乡市面复苏，民国37年，全县共有私营商业284户，从业人员367人，其中县城占有私营商业114户，从业人员206人。
建国初期，县人民政府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登记、调整，鼓励合法经营。商业迅速恢复。1952年全县计有私营商店224户，摊贩83户，从业人员计669人，资金总额为266万元（旧币，下同）。其中县城有商店113户，摊贩78户，从业人员444人，资金199万元；马当有商店58户，摊贩1户，从业人员131人，资金38.5万元；太平关有商店33户，摊贩4户，从业人员94人，资金28.5万元。
1953年始，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7月，县工商业联合会成立，引导私商分行业组织“同业工会”，在国营商业指导下，走向联合分销。
1954年，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又实行棉布计划供应。主要商品的批发业务，基本上由国营商业控制。私营商业的零售比重，由1950年的75.53％下降到27.14％。1955年底，城乡市场经济成份发生了根本变化，私营经济仅占16.8％。
1956年，全县私营商业248户，从业人员289人，资金总额128.1万元。其中小商贩231户，261人，商业资本家14户，26人，地主、富农兼商的3户，3人。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县城内173户私商，以不同形式转入公私合营、代销、经销或合作店组。全县只有16％的个体户，私营经济只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5.16％。
1958年底，个体户90％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店组，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私营商业只占1.41％。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勒令商贩停业，人员下放农村。城乡基本上“消灭”私营工商业。1972年后，被下放的工商业户，落实政策，陆续返城。有的复业，有的另作安排。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工商业户发展迅猛。年末有76户，从业人员88人。1983年，个体有证商业发展到1134户，1713人，商品零售额占全县商业零售额的8.9％。至1985年，全县个体有证商业已跃增到1669户，从业人员2539人。其中县城148户，从业人员230人。个体商业零售额占全县商业零售额的15.3％。而个体饮食零售额占全县饮食行业零售额的71.5％。尚有流动个体商贩往来城乡之间。
集体商业主要有供销合作社和合作商店。供销合作社据民国23年《江西各县合作社联合概况》统计：“彭泽县有联合会1个，会员7人，会股15股，股金总数300元，保证金额9000元。”民国27年下年，在县政府战时驻地黄土港成立了“彭泽县消费合作社”，推孙秀峰为理事主席，资金由社员筹集。民国35年“彭泽县合作社联合社”成立。同年县政府训令各乡（镇）合作社：“规定社员资格及划分股份，应照下列规定办理：一、每户应以户长为社员；二、户长之亲属不得列为社员；三、股金以十元为一股，每人缴法币一百元，即是认缴十股；四、如某君有父、母、妻、子、女眷属五人，连同自己计六人，应缴股金六百元，计六十股”。民国36年《彭泽县各级合作社概况表》统计：“全县有县合作联社1个，乡（镇）合作社10个，共有社员12703人，集资282032股，股金362万元（法币）。”所组织的合作社，有的徒具空名，有的被当时官吏作为中饱私囊的工具，广大群众并无实惠。民国36年7月，江西省合作事业管理处给彭泽县政府的（三十六合三总字第720号）快邮代电说：“该县合作事业，经本处视察员鲁英视察呈报：‘……该县乡镇在名义上均已组织合作社，社员25758人，股金326.3万元，而实际情形，有业务者仅安复、马路二乡社，所营均为食盐一项；准备营业者仅垂善、双峰、正气、陶狄等社，永安乡社又因纠纷未能开业，而马当乡社经营也不合规定；又该县联社股金总额为635万元，实收者计240万元。县将参加特种股金1000万元，又向九江农行申借500万元。业已订约，所营业务专办食盐供给，社内职员均未努力服务。且经查核县联社，接受敌伪物资甚多，资金可以自足，因前任县长任用私人，将联社作县府所属机关，营私舞弊，开支浩大，以致业务瓦解，’……”。又如同年4月2日，前龙城镇合作社社员共27人，联名向县政府控告，已改名双峰镇合作社之理事主席黄浩如：“……自黄接任以来，迄今未见营业，且不知社址设在何处？原有基本股金恐已揣入私囊。数月来是否营业？究竟盈亏若干？亦未清算……。”旧政权所属合作社的种种弊端，从上文中，不难窥其底蕴。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成立合作事业管理科，组织工作组深入区乡进行整建、扩社工作。8月底，按全县区乡建立江北区及岭上、阳家榜、上祠堂、凉亭、芙蓉、马当、杨梓、龙溪、芦峰、瀼溪等乡基层供销社11个，吸收社员16376人，股金18533万元（旧人民币，下同）。由农民入股，国家扶持办起来的集体商业，服务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收购农村土特产品。
1952年，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简称“县联社”）成立。全县有区社6个，乡社4个，分销店15个。社员35667人，股金37294万元，流动资金59523万元。各区乡合作社在“县联社”领导下，进一步发展了合作事业，扩大购销业务。1953年各区社收购大米1.7万担，小麦1万担，大豆0.6万担，杂粮0.316万担，菜籽12万担，芝麻0.67万担。还有竹木柴炭、生猪和药材等农副产品，购进总额351万元，比建社初期翻了3番。
1957年，农副产品采购局撤销，其业务交县联社，下属各采购站和轧花厂归口县社领导。同年，对商业网点进行了调整，设代购代销店，资金由供销社酌情提供，基层网点的下伸，方便农民，扩大流通。同年，农副产品收购总值达771万元。
1958年4月，县供销社并入商业局，基层供销社一律改称国营商店，变集体经济为全民经济。1959年曾一度将基层国营商店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这一办法使基层商店的人员、资金、业务、管理制度均造成紊乱，经济蒙受损失。
1962年8月，供销合作商业与国营商业分家，恢复县供销合作社联社。恢复后的供销系统，设有直属县社的贸易货栈和棉船、芙蓉、先锋、马当、黄花、浩山、太平、杨梓、瀼溪等9个基层社及8个分销店，新吸收社员34433人，征集股金19038元，各社并于9月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县联社召开了第三届社员代表大会，总结工作，审查通过财务预、决算，选举理事会、监事会领导成员。当年，供销合作商业的社会零售额达5897万元，占全社会零售总额13445万元的43.86％。
“文化大革命”期间，供销商业受冲击。1968年，再次合并，成立生产资料处。1969年，农村商业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公社和大队均成立贫管会（组），行使监督管理商业的职权。配备“赤脚”营业员277人，单纯政治建店，枉耗精力，商品积压，短货少款，浪费严重，当年营业总额为1782.72万元，比1965年仅增7％。
1978年10月，恢复县供销社。全系统有职工1260人，自有流通资金418.18万元，商品购销额达2613.9万元，商品纯销售金额为2623.37万元，利润92.3万元。
1980年，经济体制改革，推行目标管理和经济承包，建立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系。创利润101.73万元。1984年新吸收社员、扩大股金，年末入股农户达48692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7％，集资股金72.88万元，新陈股金总额88.52万元，占自有流动资金的25.8％。
1985年，县供销社直属单位有土产、生资、棉麻、茶果、外贸5个公司和棉机厂，下辖21个基层供销社。有企业管理机构25个，农副产品购销机构21个，工业批发15个，零售178个，仓库运输7个和其他经营机构8个。有饮食业18个、服务业6个。计有职工1661人，比1978年增长31.2％，商品纯购进金额共达5892.94万元，占全县商业总购进额的61.64％，比1978年增长1.3倍。其中当年农副产品购进金额为5208.26万元，占全县商业农产品购进总额的64.95％。商品纯销售金额为7207.9万元，占全县商业总销售额的58.7％，比1978年增长1.8倍。其中当年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额达919.69万元，占全县农资销售额的64.04％。年实现利润130万元，占全县商业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77.4％。
合作商店 始于1954年。是年，县成立国家资本主义办公室，后改为对资本工商业改造办公室。指导私营商业走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互助合作道路。同年9至10月间，县城私营棉布业11户，从业人员29人；百货业6户，从业人员9人，转为公私合营经销店。1956年，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根据私营商业资方的申请，全县批准为国有化的6户，从业人员7人。定股定息的11户，从业人员3人（定股定息户，有的无人参加直接营业）；62户组成合作商店16个，从业人员80人，办代销店64户，从业人员73人，经销店57户，从业人员57人。
1965年，县城有合作商店9个，合作小组3个，集体摊贩15个，共有从业人员158人。组织起来的合作商业，分行业归口国营商业各公司领导。1968年，从业人员大部分下放农村，合作商业停业，1972年，经过“整改”、“纠偏”，收回下放人员，合作商业逐步恢复，仍按行业归口国营各公司领导。
1980年，成立县合作总店，集中领导合作商业。1981年合作商业有门市部7个，全年销售总额81.4万元。
1985年，县城合作商业设有南货、百货、饮食、理发等行业，共有门市部15个，总销售额达115万元。下年，改统一核算为自负盈亏、改固定工资为按劳取酬。原有资方人员，因死亡、迁出、退职、退休，已由新招、补员、顶职的一代新人接替。
知青门市部 为安排待业知识青年暨闲散劳力就业，1978年后，县属各机关单位，设立了一批商店和售货亭。1985年末，全县（重点在县城）共有各机关单位设立的劳动服务公司13个，配备管理人员45人，各种知青商业网点83个，累计安置待业知识青年1098人，其中含闲散劳力（单位家属）200人。累计营业总额422.9万元，创利润45.4万元，上缴税金16.5万元。
国营商业建国初期的国营商业，系由省、专一级公司下伸的办事处和购销组经营。1950年4月成立中国土产公司彭泽办事处，同年11月16日改为江西省国营彭泽商店，为县境首次出现的国营商业机构。1952年底至1953年初，国营彭泽县商店，分别在马当镇和太平关设立收购站，收购粮、棉、油及其他主要农副产品，并供应群众所需日用百货以及糖、烟、酒等副食品。接着，改为彭泽县贸易公司。1953年，以贸易公司为主体，包括花纱布公司办事处、百货推销组、盐业推销组、食品流通收购组、专卖事业批发部等商业机构。全县国营商业营业总额为340.9万元，占社会商品销售额的54.1％，基本形成主导城乡市场的力量。
1956年，成立彭泽县商业局，下设：贸易、百货、专卖、盐业、食品、水产，药材、医药、纺织等19个公司，门市部42个，从业人员344人。国营经济占全社会商品经济的91.9％，从经营到管理，从零售到批发，均初具规模，形成较完整的体系。
1958年，供销社、商业局合并，成立彭泽县商业管理局，下辖工业品、农产品、副食品3个经理部及原供销社改称的国营商店。营业总额为936.1万元。
1962年，国营商业与供销社商业分家，恢复商业局。次年增设煤建商店和石油五交商店，恢复百货公司、贸易公司、食品公司。调整网点，下伸机构，疏通渠道。是年，国营商业商品零售额为311.7万元。
1968年10月，全县设生产资料处、生活资料处、粮棉油购销处，总揽全县商业。1969年12月，撤销上述3处，原县供销合作社、县粮食局等单位合并成立商业局。这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501.8万元，有职工1556人。
1973年2月，粮食从商业局划出，单独设局，1978年10月，恢复县供销合作社。这年，商业营业额只有614.2万元，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5.2％。
1982年，商业局下辖百货公司、副食品公司、五交化公司、食品公司、石油公司、煤炭公司、饮食服务公司、药材公司、盐库、食品厂。公司下设门店13个、合作商店15个，批发部7个，知青点5个。全年营业总额为1432.6万元。到1985年，商业局所辖国营商业的资金已增长为3320.67万元。管理和经营机构104个。职工1276人。其中经营机构77个，从业人员969人。当年营业总额有1444.18万元。
本县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除县商业局所辖商业单位外，尚有粮食局、物资局、外贸公司、新华书店、竹木公司、医药公司、石油公司、烟草公司、农机公司等经营单位。1985年，上述部门营业额计3632.81万元。在全县商业中，仍居主导地位。详情见下表：
第二节 商品购销
收购 主要是农副产品，外加废品收购。农副产品，清代以后，多由商贩收购，转手贸易，余则生产者自行销售。民国期间，县城私营土产商行“永泰昌”、“德源和”、“永丰”收购棉花、菜籽、芝麻、花生、豆类和木炭，并将棉花轧成皮棉运销外地。“白露”一过，“刘乾丰”、“福新公”等鱼行，亦忙将渔民交售的鱼、蟹，装篓外销。商行、小贩收购的土货、水产，除一部分就地供销外，大部分经长江上运九江、汉口，下行安庆、南京；经陆地则运往饶州、景德镇等地出售。商家、水脚（代商店、摊贩跑水路购货的人）从这些地方采购回食盐、煤油、卷烟、火柴、土纸、瓷器、红白冰糖、胶鞋、线袜、细布、绸缎等应市。建国后，逐步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部门经营。
1953年前，农副产品的收购没有具体的计划，产品的交换还处在自由贸易的状态。下半年开始，农副产品由供销社及国营专业公司统一收购。逐步纳入国家计划收购轨道。对粮食、棉花、油脂实行统购政策，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和下达的计划统一经营，私商不得插手。年末统计，征购粮食9933.7吨，棉花1527.6吨，菜籽6000吨、芝麻335吨，收购总值为351万元，比1950年增长1倍。
1961年始，农副产品收购，实行奖售政策，奖售产品有棉花、食用植物油、生猪、油料、茶叶、烤烟、药材及野生动物皮张等。奖售物资有棉布、粮食、化肥、木材等。
1963年，县供销社内设棉、麻、烟、茶经理部和日用杂品经理部，组织农副产品进城。至1965年，收购品种在150种以上，收购总值在1390.16万元，比1953年翻了3番。
1967至1977年，受“文化大革命”干扰，小商品经济被否定，土特产品被限制，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计划收购工作停滞不前。1969年，农副产品收购总值下降到1086.49万元。1977年收购总值也只有1453.46万元。这一时期，尽管有奖售办法，还有实物性价格补偿，但收购计划难已完成。
1978年以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农副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收购品种增多，数量明显增长。当年收购总值完成2389.52万元，比1967年增长47.4％。
1980年后，以农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农民交售的积极性高涨。当年，收购棉花8440.85吨，占任务的180.4％。收购生猪22234头，蛋品196.95吨，茶叶43.25吨，鲜鱼286.5吨。收购总值达31990万元。
1982年，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棉、麻、生猪、水产品及其它土特产品的生产迅速发展，加上实行收购和奖售物资双挂钩的政策，农民交售的积极性高。当年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6447.03万元，其中商业局313.9万元，供销社4226.2万元，粮食局1902.24万元，医药公司23.9万元，农机公司63.07万元。
1985年，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入，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当年，皮棉收购15968.05吨，贸易粮31096.3吨，食用植物油4490.25吨，生猪26093头，茶叶56.5吨，水产品333.4吨，鲜蛋179.9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达8902万元，比1978年增长2.7倍，比1982年增长72.4％。详情见几个年份主要农副产品收购情况表。
废品回收 工业生产中的切削铁屑和边角余料，生产、生活中的废弃金属工具和用品。由县物资局废金属回收站经营。1974至1983年，每年回收废金属在百吨左右，完不成下达的任务。1984年，规定欠交废金属多少，在供应钢材计划指标中扣除超额交售部分奖给30％钢材指标。采取这一措施后，当年完成上调废钢材废铁579吨，超任务235吨，扭转了徘徊在百吨左右的局面，1985年完成上交废金属285吨，超任务86吨。
销售 农业生产资料销售，建国前，个体小农生产，生产资料，大部分就地取用，少数购于市面。如农民生产所需的犁、耙、锄、镰、扇轴、箩筐等器具，多系农民直接与当地匠人挂钩加工制造。肥料，则以人粪便、畜粪、塘泥、沤青等施田。
建国后，商业部门组织生产资料供应。1952年，县供销合作社设生产资料经理部，经营农具、农肥、农药。有旧式犁、耙、刮锄、镰刀、禾戽、水车及双铧犁、中耕器、打谷机、抽水机、硫酸铵、过磷酸钙、硫磺、棉油皂、土农药、滴滴涕、一六〇五、赛力散、六六六等，由1956年20个品种增加到200多个品种。1973年，农村基层供销社，均设生产资料供应专柜。至1985年供应农业生产资料品种达257种。其中化肥7种，农药36种，农药械5种；零配件181种，小型农具28种。随着生产发展，生产资料的品种、品类也不断增多。近年来育秧薄膜、杂优稻种纷呈于市。
50年代初，农民尚不习惯化肥和新式农具，故销量不大。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兴起，生产资料供应量大增，这年销售肥料2565.9吨。其中硫酸铵703.7吨，过磷酸钙329吨，硫酸钾0.5吨，颗粒肥94.9吨，海鸟粪6.4吨，枯饼1307吨，石膏124.4吨。销售农药81.4吨，其中“一六〇五”1.5吨，“0.5％—6％六六六”9.3吨，25％滴滴涕21吨，棉油皂32.7吨（计3万多连）。销售大、中型农具357件，小型农具75件，农药喷射器683架。1957年推广新式农具2500多件，其中双铧犁426件。1958年“大跃进”中，革新农具粗制滥造，酿成很大浪费。1963年供销社生产资料经理部，清理革新农具，报废金额5万多元。
1978年以后，农业生产资料需求量猛增。1981年销售化肥18505.85吨，比1961年增长18倍，比1978年增长1.5倍；农药销售751吨，比1961年增长2.6倍。
1985年销售化肥20581吨，农药187.05吨，手扶拖拉机174台，农用动力机械28台289马力。农用塑料薄膜，1977年开始供应，当年销售9.1吨。1985年达82.07吨，比1975年增长4.6倍，比1978年增长69.5％。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部门，除供应商品还推广新产品，既支援农业，又扩大销售。1985年，农业生产资料销售总值为1692万元，较1956年增长20倍，较1978年增长1.5倍。详情见下表：
生活资料销售，建国前，商品皆从外地贩入，自由交易。民国期间，社会动乱，生产萎缩，商品供求关系一直紧张。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物资封锁，商民外逃，致使商品奇缺。生活日用品如火柴、食盐、煤油常常缺货，有钱无市。抗战胜利后，供应稍有缓和，但食糖、食盐仍很紧张。其它商品，品种单调，质量低劣。
建国后，批发和零售两个方面，均由国营商业各专业公司对口调入、供应。1953年以后，除对粮食、棉布、棉花、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外，其它商品皆敞开供应，市场活跃。因1958年“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市场物资日趋紧张，紧俏商品如糖、酒、烟、肥皂、火柴、洗衣粉等工业品及肉、禽、蛋等主要副食品凭票证定量、限量供应，发货券购买。棉针织品也凭证定量供应。
1962年，农村市场畅销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城乡都畅销的工业品如缝纫机、自行车、元钉等紧俏商品，也优先供应农村市场。促进农村市场的繁荣。
1964年，物资逐渐增多，供需关系有所缓和，敞开供应品种逐年增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凡商品名称、商标、图案、造型，带有“封建”色彩的禁止出售。刚恢复的市场活力又遭到严重破坏。紧俏商品数量减少，供需矛盾突出。凭票供应兴起了“开后门”之风。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产品不断投放市场，货源足，品种多，质量好。除粮食、食油、棉布、煤炭及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凭证供应外，其余商品基本敞开。同时，粮食、食油等商品实行议价销售。
1983年，取消棉布凭票供应。化纤布、呢绒、毛料等品种多，花色新。服装款式、质地每年有新发展。生活日用品由低档向高档发展，家用机电器具，销售量与日俱增。1985年，销售自行车6139辆，电风扇3970台，缝纫机1221架，电视机2607台，录音机1065台。
为了扩大商品销售，批发部门实行回扣价，零售商店开展优质服务，调整营业时间，方便群众收到成效。1985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达9741万元，是1978年的1.5倍，是1965年的3.5倍。详情见下表：
物资经营 1963年3月成立县物资局，管理经营计划物资。1968年4月，物资局撤销，业务并入县财贸指挥部下辖的五金交电组。在计划失调，物资失控的情况下，1969年7月，恢复物资局。物资局下设：综合物资、生产服务、物资开发三个专业公司，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7.6万元。总建筑面积3554平方米，其中仓库1412平方米。
经营物资有：金属、机电、轻化、建筑材料四大类。
金属材料，包括黑色金属材料和有色金属材料。其中钢材有14个品种，以及生铁和各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
机电设备有三类：一类（统配）有各类载重汽车、轿车、机床设备、工业锅炉、内燃发电机组、其它机械设备；二类（部管及省分配）有各类工业轴承、量具、刀具、电工机械仪表、磨具料等；三类（地方产品）有绝缘材料、乙炔发生器、高压熔断丝等4000多种，上万个规格。还有供机械生产配套、基建、维修和生活需要的物资。
轻化产品，亦有三类：一类属统配，有纯碱、烧碱、硫酸、硝酸、橡胶原料、轮胎、火工产品（炸药、雷管、导火线）等；二类属部管，有氯化铵、氯化钙、硫酸铵、聚苯乙烯、纯苯、石油甲苯等；三类属部管下放物资及地方产品，有盐酸、液氯、漂白粉等，共有170余种。
建筑材料，包括水泥、玻璃、油毡、卫生陶瓷、石棉制品及建材三类物资。
物资局上述物资，原是按“集中分配，单一调拨”分工的原则经营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除国家统配物资，仍由县计划委员会统一分配、物资部门统一调拨外，其余部管物资及三类物资，均由物资部门根据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需要，自行办理订货，统一组织供应。
1975至1985年，供应统配各类主要物资和二、三类物资，以及物资部门通过各种渠道自行组织的计划外物资有：钢材15907吨，价值1430万元；生铁1051吨，价值33万元；水泥14300吨，价值98万元；玻璃3.4万标箱，价值7.14万元；油毡7.8万卷，价值116.2万元；轮胎9743套，价值344.9万元。机电设备品种很多。其中汽车308辆、机械设备2974件、轴承5.74万套、布电线2176公里、裸铝线及铜芯铝胶线176吨，总价值金额为1462万元。
1985年以前，经营管理松弛。资金来源于国家，企业不负盈亏。1985年9月16日起，将“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规定，改为“合理计费、合理盈余”。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到1985年底，实现税利78564元。本县几个年份金属材料，机电产品，轻化建材等进销、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分别列表如下：
第三节 集市贸易
清末及民国期间，除县城马当、太平关等几个主要集镇外，均无集市固定点。农民习惯于手提肩挑农副土特产品，走街串巷，到处叫卖。
建国初期，集市形式由分散到集中，逐渐形成以区、乡、镇所在地为集市贸易点。1952年10月23日至27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联合举办了一次全县性的物资交流大会，零售、批发兼营，农副土特产品占31.89％，工业产品占68.11％，参加集市的群众达3万人次，购销额7.38万元。
1954年，全县建立粮食贸易市场12个，配专职干部管理。是年，成立工商行政管理所。1956年，县城、马当镇、瀼溪港、杨梓桥、郭家桥、庙前街、江北、太平关先后建成综合性的农贸市场，完成统购任务后的鲜蛋、竹木、柴炭、药材等农副产品，均可自由交易，集市贸易活跃。
1958年“大跃进”期间，要求实现“三无市场”（无投机套购、无黑市交易、无自销活动），集市贸易被取缔。
1960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恢复和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通知精神，县内集市贸易点重新开放。
“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被当作“资本主义市场”，先后关闭。
1978年后，集市贸易恢复，并日趋活跃。上市交易物资的品种增加到156种。其中，土特农副产品占85％以上。县城集市，人群熙熙攘攘。每天平均进城交易的群众达1500人次。1981至1983年，全县自由交易成交金额为1742.8万元。1981年的成交金额比1979年增长209.42％，后两年又比1981年上升。三年来的成交总金额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1.4％。其中蔬菜、猪肉、水产品、禽蛋、粮食、油脂、油料等几种主要土产品的销售量，相当于国营商业销售总量的20％。
经营体制改革后，集市贸易发展尤为迅猛。1984年，全县参加集市交易的群众由1983年每日平均2000人次，增加到6500人次。集市贸易成交总金额达523.91万元，比1983年增长6.99％。1985年，全县参加集市交易的群众日流量约1万人次，节日高达1.5万人次。贸易成交额1287.66万元。其中粮油类136.12万元，肉食、禽蛋、水产类482.1万元，蔬菜水果类199.15万元，工业品类102.61万元，成交总金额比1981年增长2倍。
农贸市场，原是划定场地，露天交易。1983年在县城物资局仓库北侧，兴建第一农贸市场，交易棚为钢架结构，石棉瓦覆顶，全长156米，总面积3342平方米。1985年，从第一农贸市场出口处至轮船码头，依防水墙增建小百货棚36间。同年又在东岭背汽车站北侧，建第二农贸市场，交易棚面积500平方米。县城农贸市场按行业规划交易区，分区摆摊设点。另建有猪圈、畜类池、屠宰房，便利屠户宰杀，交易棚内，设有屠案10副，长凳50条，供肉类供应用。
1984年除县城外，马当、芙蓉、定山、太平关、天红、杨梓等共建成交易棚2266平方米。
第四节 经营管理
市场监督民国时期，市场管理由县、区、乡政府直接行使管理权，未设专门机构。故有管理之名，无监督之实，投机倒把，唯利是图的经营之风，泛滥城乡。
1950年9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工商科，整顿工商业者和贸易市场，建立管理制度。对地主兼营工商业者，依法保护其工商业部分的财产不受侵犯。县城“高长茂”南货店，被农民私自搬走的财物，均依法如数清理退还，商店照常营业。对唯利是图、牟取暴利的工商业者，则进行惩处。
1952年，各区、乡设立市场管理委员会，配合县工商科对私营商业进行经营大检查，发现有6户糕点店，偷工减料以牟大利。依法没收“同庆泰”所得全部暴利，并处以50％的罚金，其他均责令检讨悔过，以儆效尤。
1954年，各集市区设立工商行政管理所，在县工商科和县联社的领导下，统一管理市场。是年，江水为患，市场商品紧缺，尤其是副食品供不应求。一些不法商贩，乘机哄抬物价，掺杂使假，短斤少两，县城市场蔬菜价格陡涨。县工商科、区工商所采取针对措施，在县城南岭脚开辟“汛期市场”，集中管理，监督经营；制定《彭泽县城关镇临时市场管理办法》，制约商贩非法行为。又派员检定度量衡器，取缔随意涨价、扣秤、少尺和以劣充优，以假冒真等违法行为。督促商户悬照营业，公布商品明码实价。市场秩序，恢复正常。
1956年，各区工商所撤销，成立农民贸易市场管理委员会，配有专职市管人员1至2名，围绕工农商三大改造，进行市场监督管理工作，限制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1961年，有商贩乘国家困难之机，哄抬物价，转手倒卖，投机套购国家紧缺物资。县人民政府充实管理力量，除市管人员外，还聘请了150名义务市场管理员，佩带市场管理证，加强市场监督、检查。至年底，查获违章违法案件126起，其中转手倒卖75起，没收非法所得，还依法判刑2起，罚款13200元。107户无证商贩被取缔。市场秩序渐趋好转。
1967年7月，成立工商行政管理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几度撤并，直至1973年元月恢复。局内设人秘、工商管理、市场管理、经济合同四股。下辖龙城镇、红光、杨梓、棉船、马当、黄花、芙蓉等7个工商行政管理所。1978年后，农村经济发展，集市贸易越来越活，工商管理部门按“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进行工作。龙城镇工商行政管理所，从1981年起，采用“放开、疏导、管理”的方法，加强市场经营监督。市场建有“服务台”，设置“公平秤”、“行情牌”、“信息栏”等，市管人员还通过代理结帐、开票等项服务，来促进市场管理。
企业登记 1951年，对全县工商企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登记。这次登记的重点是私营工商业，目的是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登记结果反映：仅县城有工商户211户，其中国营4户、公私合营6户、私营201户（其中私商137户，手工业64户）。
1963年，又进行一次工商企业登记。具体作法是：分行业进行，由各行业直接主管部门负责登记审查。医药卫生业，由县文卫局负责；木材经营业，则由各供销合作社负责办理。这次登记，清理了一批无证经营工商户，取缔了一批一贯投机倒把剥削雇工者，劝告动员了一批弃农经商的农民返回农业生产岗位。
1978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全县工商企业开展废除旧日证、换发新证的登记工作。结合审查工商企业的经营方向及其网点设置、生产、经营管理、产品质量、服务态度等。社队企业，必须坚持“三就”（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四为”（为工业生产、为农业生产、为人民生活、为外贸出口服务）的原则。工商企业必须遵守“五不准”，即不准亦工亦商，不准跨行业经营，不准与国营争夺原料和市场，不准与农业争劳力，不准偷税漏税。登记延至1979年初始告完成。登记结果，全县在册的工商企业735户。其中国营工业88户、商业120户；集体工业66户、商业129户；个体手工业25户，商业55户，特种行业12户；社队企业201户；街道企业39户。
1982年，对全县工商企业的关、停、并、转，作了一次全面检查登记，建立“彭泽县工商企业档案”（又称经济户口）。
1985年，放宽对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的限制。简化登记、审批、发证手续，下放审批权限，为发展工商企业提供方便。据统计，全县新发展个体工商业771户，个体工商业累计为2470户，从业人员3852人。其中商业2319户（包括商品零售业1669户，饮食户394户，服务业57户，修理业199户），手工业142户，运输业9户。同年，对国家干部经商办企业进行了检查，查出干部经营的商业33户，305人，均吊销其营业执照。
商标注册 1981年开始商标注册管理工作。至1985年止，经上级批准的商标有：“云龙牌卫生纸”、“双峰牌水泥”、“马当牌机砖”、“猕猴牌猕猴桃晶”、“龙宫牌釉面砖”、“龙宫牌酒”、“龙宫牌电风扇”、“龙宫牌折叠床”、“龙宫牌服装”等9个商标。
1983年，实施《商标法》。1985年，按照《商标法》规定，进行一次商标检查。查出上十岭垦殖场酒厂“龙泉大曲”冒充国家注册商标，芙蓉农场饮料公司，擅自印用未注册的商标14.5万份。两起违犯“商标法”的案件，均依法处理。还没收冒牌“永久”自行车20辆，郑州“前门”香烟258合，许昌“前门”香烟743合，“牡丹”香烟279合。
合同签证 1952年开始经济合同签证工作，签证各种合同55份，总计金额260.469万元（旧人民币）。其中国营企业签订的占45％；供销合作社签订的占37.69％；私营企业签订的占17.31％。全部践约，无废弃合同。
1981年，签证经济合同18份，总计金额102.95万元，履行率达90％以上。
1982年，开始实施《经济合同法》，在宣传、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开始经济合同登记建档工作。
1983年，申请登记在册的各种类型经济合同265份，总金额为125.88万元，实际签证合同56份，共计金额101.04万元。
1984年，签证经济合同34份，总金额247.07万元。
1985年，签证各种合同117份，总计金额508.13万元。其中发生经济合同纠纷22起，均依法处理。确认无效经济合同1份。接受外地寄来备案的经济合同27份，总计金额共达439.24万元。同年3月5日成立县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11月6日又成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咨询委员会。据统计当年免费接待各种经济合同咨询服务项目624个，1097人，咨询信件16封。
第五节 物价管理
市场价格清末民初，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物资流动量受到一定限制，加上地处鱼米之乡，物产丰裕，市场价格涨跌幅度不大。
民国5年（1916）以后，水陆运输逐渐开通，商业随之繁荣，物价波动，坐贾行商手中掌握了一定的物资，经营视市场行情而定，常常出现“早晚市价各异”的情况。
民国23年，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农作物枯萎无收，豪富奸商趁机垄断米谷市场，抬高市价，百姓饥馑，饿殍横野。
民国26年，县境马当构筑江防要塞，驻军、民工骤增万人，生活用品因流动渠道受阻而供不应求，农副产品供求量突增，市场动荡不定，物价急剧上涨。
民国27至34年，县境过半地区被日军侵占，貨源短缺，商品供应紧，物价大涨。
民国35年，纸币泛滥，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23年4月，每担大米最高值法币5元，到35年12月，每担大米要法币31000元，上涨幅度高达6000余倍。物价飞速大涨，市场极度混乱，农村个体经济急速崩溃，民不聊生。“手捧法币千万张，到处难买油和粮”的愤怒之声，遍及城乡。35年8月13日，县法院书记官杨恒民、审判官缪仕浚等10人，联名请求转呈省高等法院要求增加薪俸的签呈说：“……米已售至四万元一担，柴一千五百元一担，食油每斤七百元，盐每斤四百元，职等薪俸微薄，赡养家室，入不敷出，每月领有少量薪俸，匪仅家
庭最低生活无法维持，即个人餐飨亦难自保。所有衣物典质一空，家口嗷嗷，无门告贷，叹息忧惶，不可终日……公务人员生活艰苦情状，可以概见。
民国37年8月，物价一日数变，涨速惊人，法币贬值，已近废纸。国民政府改用“金圆券”（每元合法币300万元），企图提高币值，平抑物价。9月初改用“金圆券”后，银元与金圆券价值等同，可以互换。到10月，10元金圆券才能抵一块银元。年底，金圆券亦形同废纸。
货币贬值的灾难，在旧中国持续数年之久，经济崩溃，市场紊乱。民国37年底，法币、关金券、金圆券均已失去货币的价值。市场交易采用粮食与银元的比价作为市场交换价，进行物物交换。详情见下表：
建国后，县内市场物价基本平稳，工业品和大部分生活消费品的价格，一直执行国家统一定价，严格执行。其他商品价格，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方针，调整幅度也不大。
建国初期，首先稳定时价，对一些不合理的价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调整。调整后挂牌公布，制止随意涨价。
1952年后，国营企业开始掌握物资，
县内市场物价稳定。
1956年，国家提高了农副产品以及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的高档商品价格，市场上调升的商品有179种，上升指数幅度在15％以内。
1957年，对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商品丰富，市场秩序井然，是建国以来商品价格最稳定的一年。
1959年始，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农业减产，农副产品上市量锐减，市场供应紧张，集市贸易价格迅速上涨。县内市场一度出现萝下40元一
担，猪肉8元一斤的高价。有些计划价格商品，也随之上涨。粮食、棉布、针织品、食油、食糖、肉类及主要西药、日用工业品等18类商品，县国营商业部门，执行国家计划价格。对完成征购、派购任务以后的部分农副产品，商业部门主动同生产队或农民协商，用高于国家牌价，低于市场价格进行议购议销，职工生活用品，保持价格的稳定，平抑集市价格。至1962年，集市价格回落，绝大部分商品先后恢复平价供应。
1961年7月，在提高粮食作物收购价格的同时，再次调整了油脂、油料及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但销售价格不变，形成购销倒挂，其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1965年粮食统销价格提高，与统购价持平，国家对职工实行粮食补贴。详情见下表：1962年，本县开始粮油议价购销业务。1965年调整后的粮油议价购销价格如下表（县城价）。
1964至1965年，农副产品上市量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猪肉每斤销售价为0.72元，母鸡、鲜蛋、鲜鱼等主要农副产品，接近国家计划价。工业生活用品除香烟、食糖等部分商品外，其它商品议价基本取消。
1966年下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冲击各
行各业，商品流通渠道受阻，供应短缺，物价波动。1967年下年，县内物价实行冻结。
1971年7月，对完成征购任务后的粮、油实行加价收购，称为超购。超购的价格，控制在不高于牌价30％以内。同时取消议购议销。同年8月，恢复粮、油议购议销。农民缺粮不返销，供应议价粮，另加12％的经营管理费。县城设粮油贸易货栈，各粮管所（站）兼营议购议销。同年，提高棉花收购价格，3级27毫米（标准品）皮辊棉每市担由104.8元，调整为115元，增长9.3％。锯齿棉收购价格，接同级皮辊棉收购价每担加4.6元。
1979年，对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做建国以来幅度最大的调整。早稻每担提高4.28元，晚稻每担提高4.18元。粮油超购价格，高出牌价50％。购销倒挂出现的经营亏损，国家财政补贴。肉、禽、蛋等销售价格也适当提高，每个职工每月加发5元食品补贴费。同年，棉花收购价格在1978年提高价格30％的基础上再提价15％,3级27毫米的标准皮辊棉每担由115元提为132.25元。
1980年，议购议销的商品逐渐扩大到水产、化肥、农药等，增长幅度较大。当年，新棉上市时，收购价格在原基础上提高30％（见附表），各等级皮辊棉每担再加价5.8元，收购价调整后，超购加价30％的政策不变，皮棉供应和棉絮销售价格不变，实行财政补贴。
1981年11月，国家对涤棉布和烟、酒的销售价格进行调整。涤棉布及中长纤维织物售价，平均每公尺降低0.66元。烟、酒销售提价原则是：高档多提，一般牌号少提，低档维持原价不变。
1984年，开放市场“大商品管住，小商品放开”先后放开510种小商品和鲜鱼价格。原县管的110种饮食商品，价格只保留7个主要粮食制品的管理权。小商品价格放开后，市场活跃，品种增多，产品质量提高。
1985年3月，花生和其他小油料，实行自由购销。合同定购的油料，只限菜籽、芝麻、茶籽、棉籽等4个品种，完成定购后，售给国家的油料，按比例价计算。4月，粮食统购，改合同定购。合同定购品种为稻谷、小麦、玉米，其它品种自由买卖。农村实行购销同价，30％按原统购价，70％按原超购价（原粮比例收购价和成品粮比例收购价附后）。生猪收购改指令派购为合同定购，完成合同定购以外的部分可以自由上市，猪肉敞开供应，销价提高到每市斤价1.4元，4月1日起，每月给非农业人口肉价补贴1.2元。11月底，取消棉花合同定购外的加价、奖售，按牌价敞开收购。
物价管理 民国以前，未设物价专管机构。民国初期，县商界成立同业工会，由各商行推选有经商经验者，参与对本商行商品价格商讨评定，评定调整市场价格，维护商人利益。民国22年，在同业工会的基础上设立县物价评议委员会，延续到解放前夕。评价委员会，名为平抑市场物价，实为商行营利工具。县政府曾多次限价，但毫无成效。34年12月，县长马鲲签署制止物价上涨的布告张贴后，物价仍继续暴涨。
建国初期，县人民政府对市场物价实行计划管理，采用多种经济手段，制止物价上涨。1950年10月成立的县工商科，兼管物价工作。县工商联出面组建“交易所”，控制左右市场物价的粮食作物。只允许交易所经营粮食，不许倒买倒卖，哄抬物价。贸易公司高价抛售部分商品给私商，投机商拼命抢购，囤积居奇。旬日之后，通知国营商店降价，投机商严重亏损，卖货还债，越卖越贱，使整个市场物价平稳下降。
1952年3月，设立物价交流指导委员会，与县工商科共同管理物价工作。各基层供销社配备兼职物价管理员。县商业局、供销社均分别配备专职物价员。至1956年，重点抓工业产品销价稳定，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地区商品差。缩小或取消私商批发商品的地区差，及各类商品进销差率。1957年7月，成立县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1960年国家规定的18个主要消费品价格保持不变。计划商品凭证供应。国营商店出售的高价商品，控制在一定幅度内。国营集体商业多购多销，商业部门“议价”购销部分农副产品，控制市场，打击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人。
1961年，县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着手分期分批调整部分商品价格不合理部分，平衡物价，稳定市场。1963年8月，单独设立县物价委员会，配备正、副主任及专职物价管理工作人员。同年，全县开展物价大检查，重点解决短斤少两，以次充好等变相涨价行为，没收不合规格的衡器120余件，限各零售商品明码标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物价管理部门几度撤并，管理流于形式。
1978年以后，县计划委员会内设物价专管人员，配合有关部门管理物价。先后开展物价大检查、大整顿。1980年，议价商品扩大到粮油、水产、化肥等，管理部门对县内购销的议价商品的品种与价格，进行清理与整顿，划定范围，规定价格。1981年11月中旬，国家对涤棉布和烟、酒调价，县人民政府成立了调价领导小组，督促各有关部门，执行调价纪律，做好调价工作。同年底，组织检查组检查调价情况。
1982年7月，县物价局成立。1983年，重点抓基层物价管理机构的建制，节日前后检查，平常组织自查、互查、抽查，至年底，抽查54个单位1710个品种，33个执行物价政策好的单位，受到通报表扬；21个违纪单位没收并罚款18715.91元。集市贸易的物价，由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市场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
1984年，成立县物价检查所，专司检查监督。是年，在“五．一”节前后的检查中，对违犯物价政策的单位和个人，处以收缴非法利润罚款，其中泉山供销社将柴油每吨提价50元，限定一星期内，将16.74吨柴油多收款，退还用户。在“国庆节”期间进行的大检查中，对3个违纪单位除进行批评教育外，收缴非法利润924.5元。对个别经常短斤少两，群众意见大的，处以罚款并没收非法衡器。
私营商业 建国前，城乡商业，均为私人经营。明、清两代，以农为主，商业不盛。民国5年（1916）小轮停靠县城后，长江水运始称便捷。长江沿岸大小城市外籍客商，往来经营，使城乡商业渐趋活跃。至18年，全县共有大小私营商店400多家，其中县城200多家、马当镇75家、太平关54家，余则散落于东边河、马路口、黄土岭、郭家桥、芙蓉墩、庙前街等小集镇和交通要道。经营行业有：南北杂货、百货布匹、五金白铁、竹木器材、中西药品、粮油柴炭、文具纸张、烟酒茶果、酱园面坊、肉铺鱼行、餐馆客栈、理发澡堂等。资本较为雄厚的大商店，多为地方豪绅开设。另有徽州帮客商朱勉卿开设的“永生典”当铺和朱源成南货糕点店；丰城客商熊福胜开设的“永泰昌”棉花行，其资本高达十万银元。他们均雇用伙计、学徒，操作经营，招揽四方顾客。小商小贩，在其垄断之下，博取蝇头微利，借以苟延残喘，有的亏损过大，因而倒闭。19年，红军攻克县城，地方豪绅和暴发资本家，因慑于革命风暴，盘剥手段稍有收敛，另有部分客商迁往外地，资金亦随之外流，县城商业，又趋衰落。25年，县城及马当镇共有私营商业139家，县城仅有64家，计布业9家、中药业3家、粮食业2家、书店业2家、南货京果业15家、五金业7家、木炭业1家、卷烟业2家、瓜子花生业2家、水酒业7家、饭馆业2家、肉业7家、棉花业2家、杂货业3家。
民国27年，沿江城镇沦为敌占区。县政府避迁山区杨梓一带，杨梓桥成为本县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民国．33年《彭泽县商会会员登记册》统计，整个县政府统治区内，有私营商业105户，其中杨梓桥集镇占58户。经营行业有：百货2户、杂货18户、南货6户、餐馆5户、客栈5户、面食业1户、面坊2户、水作3户、屠业11户、瓷器3户、油坊9户、染坊2户、银器1户、刊刻1户、织袜1户、铁锅1户、药材6户、理发2户、摊贩26户。县城与沦陷区店铺被毁有十之八九，大中商户携带金银纷纷外逃，仅有小商小贩，就地谋生。商业凋零，市场萧条。
民国34年，日军占据县城，私营小商贩仅存18家。杂货4家、糕点杂货1家、杂货布匹3家、酱菜1家、香烟1家、铁锅1家、打铁及屠宰1家、中药2家、餐馆2家、清汤油条1家、理发1家。日军划分县城内东为其驻扎区，西为华人居住地，以南岭脚至西门口老街为界，几家私营商店分布于老街，上起狮子巷，下至白家巷口一段。巨资经营的有日商“东亚土特产品洋行”、“田中五金电料洋行”和日通译开设的“土产商行”。马当镇，仅有几家私营小商，市场亦为日商把持。有日人加藤正雄开设的“大同公司”、霜村三郎开设的“大庆洋行”等。这些洋行，对农副产品和各种物资实行残酷的掠夺，以遂其“以战养战”的阴谋。
日军投降次年，县政府迁返县城，私营店铺、摊贩，大都恢复营业，城乡市面复苏，民国37年，全县共有私营商业284户，从业人员367人，其中县城占有私营商业114户，从业人员206人。
建国初期，县人民政府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登记、调整，鼓励合法经营。商业迅速恢复。1952年全县计有私营商店224户，摊贩83户，从业人员计669人，资金总额为266万元（旧币，下同）。其中县城有商店113户，摊贩78户，从业人员444人，资金199万元；马当有商店58户，摊贩1户，从业人员131人，资金38.5万元；太平关有商店33户，摊贩4户，从业人员94人，资金28.5万元。
1953年始，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7月，县工商业联合会成立，引导私商分行业组织“同业工会”，在国营商业指导下，走向联合分销。
1954年，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又实行棉布计划供应。主要商品的批发业务，基本上由国营商业控制。私营商业的零售比重，由1950年的75.53％下降到27.14％。1955年底，城乡市场经济成份发生了根本变化，私营经济仅占16.8％。
1956年，全县私营商业248户，从业人员289人，资金总额128.1万元。其中小商贩231户，261人，商业资本家14户，26人，地主、富农兼商的3户，3人。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县城内173户私商，以不同形式转入公私合营、代销、经销或合作店组。全县只有16％的个体户，私营经济只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5.16％。
1958年底，个体户90％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店组，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私营商业只占1.41％。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勒令商贩停业，人员下放农村。城乡基本上“消灭”私营工商业。1972年后，被下放的工商业户，落实政策，陆续返城。有的复业，有的另作安排。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工商业户发展迅猛。年末有76户，从业人员88人。1983年，个体有证商业发展到1134户，1713人，商品零售额占全县商业零售额的8.9％。至1985年，全县个体有证商业已跃增到1669户，从业人员2539人。其中县城148户，从业人员230人。个体商业零售额占全县商业零售额的15.3％。而个体饮食零售额占全县饮食行业零售额的71.5％。尚有流动个体商贩往来城乡之间。
集体商业主要有供销合作社和合作商店。供销合作社据民国23年《江西各县合作社联合概况》统计：“彭泽县有联合会1个，会员7人，会股15股，股金总数300元，保证金额9000元。”民国27年下年，在县政府战时驻地黄土港成立了“彭泽县消费合作社”，推孙秀峰为理事主席，资金由社员筹集。民国35年“彭泽县合作社联合社”成立。同年县政府训令各乡（镇）合作社：“规定社员资格及划分股份，应照下列规定办理：一、每户应以户长为社员；二、户长之亲属不得列为社员；三、股金以十元为一股，每人缴法币一百元，即是认缴十股；四、如某君有父、母、妻、子、女眷属五人，连同自己计六人，应缴股金六百元，计六十股”。民国36年《彭泽县各级合作社概况表》统计：“全县有县合作联社1个，乡（镇）合作社10个，共有社员12703人，集资282032股，股金362万元（法币）。”所组织的合作社，有的徒具空名，有的被当时官吏作为中饱私囊的工具，广大群众并无实惠。民国36年7月，江西省合作事业管理处给彭泽县政府的（三十六合三总字第720号）快邮代电说：“该县合作事业，经本处视察员鲁英视察呈报：‘……该县乡镇在名义上均已组织合作社，社员25758人，股金326.3万元，而实际情形，有业务者仅安复、马路二乡社，所营均为食盐一项；准备营业者仅垂善、双峰、正气、陶狄等社，永安乡社又因纠纷未能开业，而马当乡社经营也不合规定；又该县联社股金总额为635万元，实收者计240万元。县将参加特种股金1000万元，又向九江农行申借500万元。业已订约，所营业务专办食盐供给，社内职员均未努力服务。且经查核县联社，接受敌伪物资甚多，资金可以自足，因前任县长任用私人，将联社作县府所属机关，营私舞弊，开支浩大，以致业务瓦解，’……”。又如同年4月2日，前龙城镇合作社社员共27人，联名向县政府控告，已改名双峰镇合作社之理事主席黄浩如：“……自黄接任以来，迄今未见营业，且不知社址设在何处？原有基本股金恐已揣入私囊。数月来是否营业？究竟盈亏若干？亦未清算……。”旧政权所属合作社的种种弊端，从上文中，不难窥其底蕴。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成立合作事业管理科，组织工作组深入区乡进行整建、扩社工作。8月底，按全县区乡建立江北区及岭上、阳家榜、上祠堂、凉亭、芙蓉、马当、杨梓、龙溪、芦峰、瀼溪等乡基层供销社11个，吸收社员16376人，股金18533万元（旧人民币，下同）。由农民入股，国家扶持办起来的集体商业，服务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收购农村土特产品。
1952年，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简称“县联社”）成立。全县有区社6个，乡社4个，分销店15个。社员35667人，股金37294万元，流动资金59523万元。各区乡合作社在“县联社”领导下，进一步发展了合作事业，扩大购销业务。1953年各区社收购大米1.7万担，小麦1万担，大豆0.6万担，杂粮0.316万担，菜籽12万担，芝麻0.67万担。还有竹木柴炭、生猪和药材等农副产品，购进总额351万元，比建社初期翻了3番。
1957年，农副产品采购局撤销，其业务交县联社，下属各采购站和轧花厂归口县社领导。同年，对商业网点进行了调整，设代购代销店，资金由供销社酌情提供，基层网点的下伸，方便农民，扩大流通。同年，农副产品收购总值达771万元。
1958年4月，县供销社并入商业局，基层供销社一律改称国营商店，变集体经济为全民经济。1959年曾一度将基层国营商店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这一办法使基层商店的人员、资金、业务、管理制度均造成紊乱，经济蒙受损失。
1962年8月，供销合作商业与国营商业分家，恢复县供销合作社联社。恢复后的供销系统，设有直属县社的贸易货栈和棉船、芙蓉、先锋、马当、黄花、浩山、太平、杨梓、瀼溪等9个基层社及8个分销店，新吸收社员34433人，征集股金19038元，各社并于9月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县联社召开了第三届社员代表大会，总结工作，审查通过财务预、决算，选举理事会、监事会领导成员。当年，供销合作商业的社会零售额达5897万元，占全社会零售总额13445万元的43.86％。
“文化大革命”期间，供销商业受冲击。1968年，再次合并，成立生产资料处。1969年，农村商业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公社和大队均成立贫管会（组），行使监督管理商业的职权。配备“赤脚”营业员277人，单纯政治建店，枉耗精力，商品积压，短货少款，浪费严重，当年营业总额为1782.72万元，比1965年仅增7％。
1978年10月，恢复县供销社。全系统有职工1260人，自有流通资金418.18万元，商品购销额达2613.9万元，商品纯销售金额为2623.37万元，利润92.3万元。
1980年，经济体制改革，推行目标管理和经济承包，建立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系。创利润101.73万元。1984年新吸收社员、扩大股金，年末入股农户达48692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7％，集资股金72.88万元，新陈股金总额88.52万元，占自有流动资金的25.8％。
1985年，县供销社直属单位有土产、生资、棉麻、茶果、外贸5个公司和棉机厂，下辖21个基层供销社。有企业管理机构25个，农副产品购销机构21个，工业批发15个，零售178个，仓库运输7个和其他经营机构8个。有饮食业18个、服务业6个。计有职工1661人，比1978年增长31.2％，商品纯购进金额共达5892.94万元，占全县商业总购进额的61.64％，比1978年增长1.3倍。其中当年农副产品购进金额为5208.26万元，占全县商业农产品购进总额的64.95％。商品纯销售金额为7207.9万元，占全县商业总销售额的58.7％，比1978年增长1.8倍。其中当年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额达919.69万元，占全县农资销售额的64.04％。年实现利润130万元，占全县商业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77.4％。
合作商店 始于1954年。是年，县成立国家资本主义办公室，后改为对资本工商业改造办公室。指导私营商业走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互助合作道路。同年9至10月间，县城私营棉布业11户，从业人员29人；百货业6户，从业人员9人，转为公私合营经销店。1956年，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根据私营商业资方的申请，全县批准为国有化的6户，从业人员7人。定股定息的11户，从业人员3人（定股定息户，有的无人参加直接营业）；62户组成合作商店16个，从业人员80人，办代销店64户，从业人员73人，经销店57户，从业人员57人。
1965年，县城有合作商店9个，合作小组3个，集体摊贩15个，共有从业人员158人。组织起来的合作商业，分行业归口国营商业各公司领导。1968年，从业人员大部分下放农村，合作商业停业，1972年，经过“整改”、“纠偏”，收回下放人员，合作商业逐步恢复，仍按行业归口国营各公司领导。
1980年，成立县合作总店，集中领导合作商业。1981年合作商业有门市部7个，全年销售总额81.4万元。
1985年，县城合作商业设有南货、百货、饮食、理发等行业，共有门市部15个，总销售额达115万元。下年，改统一核算为自负盈亏、改固定工资为按劳取酬。原有资方人员，因死亡、迁出、退职、退休，已由新招、补员、顶职的一代新人接替。
知青门市部 为安排待业知识青年暨闲散劳力就业，1978年后，县属各机关单位，设立了一批商店和售货亭。1985年末，全县（重点在县城）共有各机关单位设立的劳动服务公司13个，配备管理人员45人，各种知青商业网点83个，累计安置待业知识青年1098人，其中含闲散劳力（单位家属）200人。累计营业总额422.9万元，创利润45.4万元，上缴税金16.5万元。
国营商业建国初期的国营商业，系由省、专一级公司下伸的办事处和购销组经营。1950年4月成立中国土产公司彭泽办事处，同年11月16日改为江西省国营彭泽商店，为县境首次出现的国营商业机构。1952年底至1953年初，国营彭泽县商店，分别在马当镇和太平关设立收购站，收购粮、棉、油及其他主要农副产品，并供应群众所需日用百货以及糖、烟、酒等副食品。接着，改为彭泽县贸易公司。1953年，以贸易公司为主体，包括花纱布公司办事处、百货推销组、盐业推销组、食品流通收购组、专卖事业批发部等商业机构。全县国营商业营业总额为340.9万元，占社会商品销售额的54.1％，基本形成主导城乡市场的力量。
1956年，成立彭泽县商业局，下设：贸易、百货、专卖、盐业、食品、水产，药材、医药、纺织等19个公司，门市部42个，从业人员344人。国营经济占全社会商品经济的91.9％，从经营到管理，从零售到批发，均初具规模，形成较完整的体系。
1958年，供销社、商业局合并，成立彭泽县商业管理局，下辖工业品、农产品、副食品3个经理部及原供销社改称的国营商店。营业总额为936.1万元。
1962年，国营商业与供销社商业分家，恢复商业局。次年增设煤建商店和石油五交商店，恢复百货公司、贸易公司、食品公司。调整网点，下伸机构，疏通渠道。是年，国营商业商品零售额为311.7万元。
1968年10月，全县设生产资料处、生活资料处、粮棉油购销处，总揽全县商业。1969年12月，撤销上述3处，原县供销合作社、县粮食局等单位合并成立商业局。这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501.8万元，有职工1556人。
1973年2月，粮食从商业局划出，单独设局，1978年10月，恢复县供销合作社。这年，商业营业额只有614.2万元，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5.2％。
1982年，商业局下辖百货公司、副食品公司、五交化公司、食品公司、石油公司、煤炭公司、饮食服务公司、药材公司、盐库、食品厂。公司下设门店13个、合作商店15个，批发部7个，知青点5个。全年营业总额为1432.6万元。到1985年，商业局所辖国营商业的资金已增长为3320.67万元。管理和经营机构104个。职工1276人。其中经营机构77个，从业人员969人。当年营业总额有1444.18万元。
本县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除县商业局所辖商业单位外，尚有粮食局、物资局、外贸公司、新华书店、竹木公司、医药公司、石油公司、烟草公司、农机公司等经营单位。1985年，上述部门营业额计3632.81万元。在全县商业中，仍居主导地位。详情见下表：
第二节 商品购销
收购 主要是农副产品，外加废品收购。农副产品，清代以后，多由商贩收购，转手贸易，余则生产者自行销售。民国期间，县城私营土产商行“永泰昌”、“德源和”、“永丰”收购棉花、菜籽、芝麻、花生、豆类和木炭，并将棉花轧成皮棉运销外地。“白露”一过，“刘乾丰”、“福新公”等鱼行，亦忙将渔民交售的鱼、蟹，装篓外销。商行、小贩收购的土货、水产，除一部分就地供销外，大部分经长江上运九江、汉口，下行安庆、南京；经陆地则运往饶州、景德镇等地出售。商家、水脚（代商店、摊贩跑水路购货的人）从这些地方采购回食盐、煤油、卷烟、火柴、土纸、瓷器、红白冰糖、胶鞋、线袜、细布、绸缎等应市。建国后，逐步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部门经营。
1953年前，农副产品的收购没有具体的计划，产品的交换还处在自由贸易的状态。下半年开始，农副产品由供销社及国营专业公司统一收购。逐步纳入国家计划收购轨道。对粮食、棉花、油脂实行统购政策，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和下达的计划统一经营，私商不得插手。年末统计，征购粮食9933.7吨，棉花1527.6吨，菜籽6000吨、芝麻335吨，收购总值为351万元，比1950年增长1倍。
1961年始，农副产品收购，实行奖售政策，奖售产品有棉花、食用植物油、生猪、油料、茶叶、烤烟、药材及野生动物皮张等。奖售物资有棉布、粮食、化肥、木材等。
1963年，县供销社内设棉、麻、烟、茶经理部和日用杂品经理部，组织农副产品进城。至1965年，收购品种在150种以上，收购总值在1390.16万元，比1953年翻了3番。
1967至1977年，受“文化大革命”干扰，小商品经济被否定，土特产品被限制，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计划收购工作停滞不前。1969年，农副产品收购总值下降到1086.49万元。1977年收购总值也只有1453.46万元。这一时期，尽管有奖售办法，还有实物性价格补偿，但收购计划难已完成。
1978年以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农副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收购品种增多，数量明显增长。当年收购总值完成2389.52万元，比1967年增长47.4％。
1980年后，以农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农民交售的积极性高涨。当年，收购棉花8440.85吨，占任务的180.4％。收购生猪22234头，蛋品196.95吨，茶叶43.25吨，鲜鱼286.5吨。收购总值达31990万元。
1982年，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棉、麻、生猪、水产品及其它土特产品的生产迅速发展，加上实行收购和奖售物资双挂钩的政策，农民交售的积极性高。当年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6447.03万元，其中商业局313.9万元，供销社4226.2万元，粮食局1902.24万元，医药公司23.9万元，农机公司63.07万元。
1985年，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入，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当年，皮棉收购15968.05吨，贸易粮31096.3吨，食用植物油4490.25吨，生猪26093头，茶叶56.5吨，水产品333.4吨，鲜蛋179.9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达8902万元，比1978年增长2.7倍，比1982年增长72.4％。详情见几个年份主要农副产品收购情况表。
废品回收 工业生产中的切削铁屑和边角余料，生产、生活中的废弃金属工具和用品。由县物资局废金属回收站经营。1974至1983年，每年回收废金属在百吨左右，完不成下达的任务。1984年，规定欠交废金属多少，在供应钢材计划指标中扣除超额交售部分奖给30％钢材指标。采取这一措施后，当年完成上调废钢材废铁579吨，超任务235吨，扭转了徘徊在百吨左右的局面，1985年完成上交废金属285吨，超任务86吨。
销售 农业生产资料销售，建国前，个体小农生产，生产资料，大部分就地取用，少数购于市面。如农民生产所需的犁、耙、锄、镰、扇轴、箩筐等器具，多系农民直接与当地匠人挂钩加工制造。肥料，则以人粪便、畜粪、塘泥、沤青等施田。
建国后，商业部门组织生产资料供应。1952年，县供销合作社设生产资料经理部，经营农具、农肥、农药。有旧式犁、耙、刮锄、镰刀、禾戽、水车及双铧犁、中耕器、打谷机、抽水机、硫酸铵、过磷酸钙、硫磺、棉油皂、土农药、滴滴涕、一六〇五、赛力散、六六六等，由1956年20个品种增加到200多个品种。1973年，农村基层供销社，均设生产资料供应专柜。至1985年供应农业生产资料品种达257种。其中化肥7种，农药36种，农药械5种；零配件181种，小型农具28种。随着生产发展，生产资料的品种、品类也不断增多。近年来育秧薄膜、杂优稻种纷呈于市。
50年代初，农民尚不习惯化肥和新式农具，故销量不大。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兴起，生产资料供应量大增，这年销售肥料2565.9吨。其中硫酸铵703.7吨，过磷酸钙329吨，硫酸钾0.5吨，颗粒肥94.9吨，海鸟粪6.4吨，枯饼1307吨，石膏124.4吨。销售农药81.4吨，其中“一六〇五”1.5吨，“0.5％—6％六六六”9.3吨，25％滴滴涕21吨，棉油皂32.7吨（计3万多连）。销售大、中型农具357件，小型农具75件，农药喷射器683架。1957年推广新式农具2500多件，其中双铧犁426件。1958年“大跃进”中，革新农具粗制滥造，酿成很大浪费。1963年供销社生产资料经理部，清理革新农具，报废金额5万多元。
1978年以后，农业生产资料需求量猛增。1981年销售化肥18505.85吨，比1961年增长18倍，比1978年增长1.5倍；农药销售751吨，比1961年增长2.6倍。
1985年销售化肥20581吨，农药187.05吨，手扶拖拉机174台，农用动力机械28台289马力。农用塑料薄膜，1977年开始供应，当年销售9.1吨。1985年达82.07吨，比1975年增长4.6倍，比1978年增长69.5％。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部门，除供应商品还推广新产品，既支援农业，又扩大销售。1985年，农业生产资料销售总值为1692万元，较1956年增长20倍，较1978年增长1.5倍。详情见下表：
生活资料销售，建国前，商品皆从外地贩入，自由交易。民国期间，社会动乱，生产萎缩，商品供求关系一直紧张。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物资封锁，商民外逃，致使商品奇缺。生活日用品如火柴、食盐、煤油常常缺货，有钱无市。抗战胜利后，供应稍有缓和，但食糖、食盐仍很紧张。其它商品，品种单调，质量低劣。
建国后，批发和零售两个方面，均由国营商业各专业公司对口调入、供应。1953年以后，除对粮食、棉布、棉花、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外，其它商品皆敞开供应，市场活跃。因1958年“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市场物资日趋紧张，紧俏商品如糖、酒、烟、肥皂、火柴、洗衣粉等工业品及肉、禽、蛋等主要副食品凭票证定量、限量供应，发货券购买。棉针织品也凭证定量供应。
1962年，农村市场畅销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城乡都畅销的工业品如缝纫机、自行车、元钉等紧俏商品，也优先供应农村市场。促进农村市场的繁荣。
1964年，物资逐渐增多，供需关系有所缓和，敞开供应品种逐年增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凡商品名称、商标、图案、造型，带有“封建”色彩的禁止出售。刚恢复的市场活力又遭到严重破坏。紧俏商品数量减少，供需矛盾突出。凭票供应兴起了“开后门”之风。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产品不断投放市场，货源足，品种多，质量好。除粮食、食油、棉布、煤炭及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凭证供应外，其余商品基本敞开。同时，粮食、食油等商品实行议价销售。
1983年，取消棉布凭票供应。化纤布、呢绒、毛料等品种多，花色新。服装款式、质地每年有新发展。生活日用品由低档向高档发展，家用机电器具，销售量与日俱增。1985年，销售自行车6139辆，电风扇3970台，缝纫机1221架，电视机2607台，录音机1065台。
为了扩大商品销售，批发部门实行回扣价，零售商店开展优质服务，调整营业时间，方便群众收到成效。1985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达9741万元，是1978年的1.5倍，是1965年的3.5倍。详情见下表：
物资经营 1963年3月成立县物资局，管理经营计划物资。1968年4月，物资局撤销，业务并入县财贸指挥部下辖的五金交电组。在计划失调，物资失控的情况下，1969年7月，恢复物资局。物资局下设：综合物资、生产服务、物资开发三个专业公司，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7.6万元。总建筑面积3554平方米，其中仓库1412平方米。
经营物资有：金属、机电、轻化、建筑材料四大类。
金属材料，包括黑色金属材料和有色金属材料。其中钢材有14个品种，以及生铁和各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
机电设备有三类：一类（统配）有各类载重汽车、轿车、机床设备、工业锅炉、内燃发电机组、其它机械设备；二类（部管及省分配）有各类工业轴承、量具、刀具、电工机械仪表、磨具料等；三类（地方产品）有绝缘材料、乙炔发生器、高压熔断丝等4000多种，上万个规格。还有供机械生产配套、基建、维修和生活需要的物资。
轻化产品，亦有三类：一类属统配，有纯碱、烧碱、硫酸、硝酸、橡胶原料、轮胎、火工产品（炸药、雷管、导火线）等；二类属部管，有氯化铵、氯化钙、硫酸铵、聚苯乙烯、纯苯、石油甲苯等；三类属部管下放物资及地方产品，有盐酸、液氯、漂白粉等，共有170余种。
建筑材料，包括水泥、玻璃、油毡、卫生陶瓷、石棉制品及建材三类物资。
物资局上述物资，原是按“集中分配，单一调拨”分工的原则经营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除国家统配物资，仍由县计划委员会统一分配、物资部门统一调拨外，其余部管物资及三类物资，均由物资部门根据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需要，自行办理订货，统一组织供应。
1975至1985年，供应统配各类主要物资和二、三类物资，以及物资部门通过各种渠道自行组织的计划外物资有：钢材15907吨，价值1430万元；生铁1051吨，价值33万元；水泥14300吨，价值98万元；玻璃3.4万标箱，价值7.14万元；油毡7.8万卷，价值116.2万元；轮胎9743套，价值344.9万元。机电设备品种很多。其中汽车308辆、机械设备2974件、轴承5.74万套、布电线2176公里、裸铝线及铜芯铝胶线176吨，总价值金额为1462万元。
1985年以前，经营管理松弛。资金来源于国家，企业不负盈亏。1985年9月16日起，将“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规定，改为“合理计费、合理盈余”。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到1985年底，实现税利78564元。本县几个年份金属材料，机电产品，轻化建材等进销、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分别列表如下：
第三节 集市贸易
清末及民国期间，除县城马当、太平关等几个主要集镇外，均无集市固定点。农民习惯于手提肩挑农副土特产品，走街串巷，到处叫卖。
建国初期，集市形式由分散到集中，逐渐形成以区、乡、镇所在地为集市贸易点。1952年10月23日至27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联合举办了一次全县性的物资交流大会，零售、批发兼营，农副土特产品占31.89％，工业产品占68.11％，参加集市的群众达3万人次，购销额7.38万元。
1954年，全县建立粮食贸易市场12个，配专职干部管理。是年，成立工商行政管理所。1956年，县城、马当镇、瀼溪港、杨梓桥、郭家桥、庙前街、江北、太平关先后建成综合性的农贸市场，完成统购任务后的鲜蛋、竹木、柴炭、药材等农副产品，均可自由交易，集市贸易活跃。
1958年“大跃进”期间，要求实现“三无市场”（无投机套购、无黑市交易、无自销活动），集市贸易被取缔。
1960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恢复和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通知精神，县内集市贸易点重新开放。
“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被当作“资本主义市场”，先后关闭。
1978年后，集市贸易恢复，并日趋活跃。上市交易物资的品种增加到156种。其中，土特农副产品占85％以上。县城集市，人群熙熙攘攘。每天平均进城交易的群众达1500人次。1981至1983年，全县自由交易成交金额为1742.8万元。1981年的成交金额比1979年增长209.42％，后两年又比1981年上升。三年来的成交总金额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1.4％。其中蔬菜、猪肉、水产品、禽蛋、粮食、油脂、油料等几种主要土产品的销售量，相当于国营商业销售总量的20％。
经营体制改革后，集市贸易发展尤为迅猛。1984年，全县参加集市交易的群众由1983年每日平均2000人次，增加到6500人次。集市贸易成交总金额达523.91万元，比1983年增长6.99％。1985年，全县参加集市交易的群众日流量约1万人次，节日高达1.5万人次。贸易成交额1287.66万元。其中粮油类136.12万元，肉食、禽蛋、水产类482.1万元，蔬菜水果类199.15万元，工业品类102.61万元，成交总金额比1981年增长2倍。
农贸市场，原是划定场地，露天交易。1983年在县城物资局仓库北侧，兴建第一农贸市场，交易棚为钢架结构，石棉瓦覆顶，全长156米，总面积3342平方米。1985年，从第一农贸市场出口处至轮船码头，依防水墙增建小百货棚36间。同年又在东岭背汽车站北侧，建第二农贸市场，交易棚面积500平方米。县城农贸市场按行业规划交易区，分区摆摊设点。另建有猪圈、畜类池、屠宰房，便利屠户宰杀，交易棚内，设有屠案10副，长凳50条，供肉类供应用。
1984年除县城外，马当、芙蓉、定山、太平关、天红、杨梓等共建成交易棚2266平方米。
第四节 经营管理
市场监督民国时期，市场管理由县、区、乡政府直接行使管理权，未设专门机构。故有管理之名，无监督之实，投机倒把，唯利是图的经营之风，泛滥城乡。
1950年9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工商科，整顿工商业者和贸易市场，建立管理制度。对地主兼营工商业者，依法保护其工商业部分的财产不受侵犯。县城“高长茂”南货店，被农民私自搬走的财物，均依法如数清理退还，商店照常营业。对唯利是图、牟取暴利的工商业者，则进行惩处。
1952年，各区、乡设立市场管理委员会，配合县工商科对私营商业进行经营大检查，发现有6户糕点店，偷工减料以牟大利。依法没收“同庆泰”所得全部暴利，并处以50％的罚金，其他均责令检讨悔过，以儆效尤。
1954年，各集市区设立工商行政管理所，在县工商科和县联社的领导下，统一管理市场。是年，江水为患，市场商品紧缺，尤其是副食品供不应求。一些不法商贩，乘机哄抬物价，掺杂使假，短斤少两，县城市场蔬菜价格陡涨。县工商科、区工商所采取针对措施，在县城南岭脚开辟“汛期市场”，集中管理，监督经营；制定《彭泽县城关镇临时市场管理办法》，制约商贩非法行为。又派员检定度量衡器，取缔随意涨价、扣秤、少尺和以劣充优，以假冒真等违法行为。督促商户悬照营业，公布商品明码实价。市场秩序，恢复正常。
1956年，各区工商所撤销，成立农民贸易市场管理委员会，配有专职市管人员1至2名，围绕工农商三大改造，进行市场监督管理工作，限制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1961年，有商贩乘国家困难之机，哄抬物价，转手倒卖，投机套购国家紧缺物资。县人民政府充实管理力量，除市管人员外，还聘请了150名义务市场管理员，佩带市场管理证，加强市场监督、检查。至年底，查获违章违法案件126起，其中转手倒卖75起，没收非法所得，还依法判刑2起，罚款13200元。107户无证商贩被取缔。市场秩序渐趋好转。
1967年7月，成立工商行政管理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几度撤并，直至1973年元月恢复。局内设人秘、工商管理、市场管理、经济合同四股。下辖龙城镇、红光、杨梓、棉船、马当、黄花、芙蓉等7个工商行政管理所。1978年后，农村经济发展，集市贸易越来越活，工商管理部门按“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进行工作。龙城镇工商行政管理所，从1981年起，采用“放开、疏导、管理”的方法，加强市场经营监督。市场建有“服务台”，设置“公平秤”、“行情牌”、“信息栏”等，市管人员还通过代理结帐、开票等项服务，来促进市场管理。
企业登记 1951年，对全县工商企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登记。这次登记的重点是私营工商业，目的是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登记结果反映：仅县城有工商户211户，其中国营4户、公私合营6户、私营201户（其中私商137户，手工业64户）。
1963年，又进行一次工商企业登记。具体作法是：分行业进行，由各行业直接主管部门负责登记审查。医药卫生业，由县文卫局负责；木材经营业，则由各供销合作社负责办理。这次登记，清理了一批无证经营工商户，取缔了一批一贯投机倒把剥削雇工者，劝告动员了一批弃农经商的农民返回农业生产岗位。
1978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全县工商企业开展废除旧日证、换发新证的登记工作。结合审查工商企业的经营方向及其网点设置、生产、经营管理、产品质量、服务态度等。社队企业，必须坚持“三就”（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四为”（为工业生产、为农业生产、为人民生活、为外贸出口服务）的原则。工商企业必须遵守“五不准”，即不准亦工亦商，不准跨行业经营，不准与国营争夺原料和市场，不准与农业争劳力，不准偷税漏税。登记延至1979年初始告完成。登记结果，全县在册的工商企业735户。其中国营工业88户、商业120户；集体工业66户、商业129户；个体手工业25户，商业55户，特种行业12户；社队企业201户；街道企业39户。
1982年，对全县工商企业的关、停、并、转，作了一次全面检查登记，建立“彭泽县工商企业档案”（又称经济户口）。
1985年，放宽对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的限制。简化登记、审批、发证手续，下放审批权限，为发展工商企业提供方便。据统计，全县新发展个体工商业771户，个体工商业累计为2470户，从业人员3852人。其中商业2319户（包括商品零售业1669户，饮食户394户，服务业57户，修理业199户），手工业142户，运输业9户。同年，对国家干部经商办企业进行了检查，查出干部经营的商业33户，305人，均吊销其营业执照。
商标注册 1981年开始商标注册管理工作。至1985年止，经上级批准的商标有：“云龙牌卫生纸”、“双峰牌水泥”、“马当牌机砖”、“猕猴牌猕猴桃晶”、“龙宫牌釉面砖”、“龙宫牌酒”、“龙宫牌电风扇”、“龙宫牌折叠床”、“龙宫牌服装”等9个商标。
1983年，实施《商标法》。1985年，按照《商标法》规定，进行一次商标检查。查出上十岭垦殖场酒厂“龙泉大曲”冒充国家注册商标，芙蓉农场饮料公司，擅自印用未注册的商标14.5万份。两起违犯“商标法”的案件，均依法处理。还没收冒牌“永久”自行车20辆，郑州“前门”香烟258合，许昌“前门”香烟743合，“牡丹”香烟279合。
合同签证 1952年开始经济合同签证工作，签证各种合同55份，总计金额260.469万元（旧人民币）。其中国营企业签订的占45％；供销合作社签订的占37.69％；私营企业签订的占17.31％。全部践约，无废弃合同。
1981年，签证经济合同18份，总计金额102.95万元，履行率达90％以上。
1982年，开始实施《经济合同法》，在宣传、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开始经济合同登记建档工作。
1983年，申请登记在册的各种类型经济合同265份，总金额为125.88万元，实际签证合同56份，共计金额101.04万元。
1984年，签证经济合同34份，总金额247.07万元。
1985年，签证各种合同117份，总计金额508.13万元。其中发生经济合同纠纷22起，均依法处理。确认无效经济合同1份。接受外地寄来备案的经济合同27份，总计金额共达439.24万元。同年3月5日成立县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11月6日又成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咨询委员会。据统计当年免费接待各种经济合同咨询服务项目624个，1097人，咨询信件16封。
第五节 物价管理
市场价格清末民初，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物资流动量受到一定限制，加上地处鱼米之乡，物产丰裕，市场价格涨跌幅度不大。
民国5年（1916）以后，水陆运输逐渐开通，商业随之繁荣，物价波动，坐贾行商手中掌握了一定的物资，经营视市场行情而定，常常出现“早晚市价各异”的情况。
民国23年，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农作物枯萎无收，豪富奸商趁机垄断米谷市场，抬高市价，百姓饥馑，饿殍横野。
民国26年，县境马当构筑江防要塞，驻军、民工骤增万人，生活用品因流动渠道受阻而供不应求，农副产品供求量突增，市场动荡不定，物价急剧上涨。
民国27至34年，县境过半地区被日军侵占，貨源短缺，商品供应紧，物价大涨。
民国35年，纸币泛滥，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23年4月，每担大米最高值法币5元，到35年12月，每担大米要法币31000元，上涨幅度高达6000余倍。物价飞速大涨，市场极度混乱，农村个体经济急速崩溃，民不聊生。“手捧法币千万张，到处难买油和粮”的愤怒之声，遍及城乡。35年8月13日，县法院书记官杨恒民、审判官缪仕浚等10人，联名请求转呈省高等法院要求增加薪俸的签呈说：“……米已售至四万元一担，柴一千五百元一担，食油每斤七百元，盐每斤四百元，职等薪俸微薄，赡养家室，入不敷出，每月领有少量薪俸，匪仅家
庭最低生活无法维持，即个人餐飨亦难自保。所有衣物典质一空，家口嗷嗷，无门告贷，叹息忧惶，不可终日……公务人员生活艰苦情状，可以概见。
民国37年8月，物价一日数变，涨速惊人，法币贬值，已近废纸。国民政府改用“金圆券”（每元合法币300万元），企图提高币值，平抑物价。9月初改用“金圆券”后，银元与金圆券价值等同，可以互换。到10月，10元金圆券才能抵一块银元。年底，金圆券亦形同废纸。
货币贬值的灾难，在旧中国持续数年之久，经济崩溃，市场紊乱。民国37年底，法币、关金券、金圆券均已失去货币的价值。市场交易采用粮食与银元的比价作为市场交换价，进行物物交换。详情见下表：
建国后，县内市场物价基本平稳，工业品和大部分生活消费品的价格，一直执行国家统一定价，严格执行。其他商品价格，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方针，调整幅度也不大。
建国初期，首先稳定时价，对一些不合理的价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调整。调整后挂牌公布，制止随意涨价。
1952年后，国营企业开始掌握物资，
县内市场物价稳定。
1956年，国家提高了农副产品以及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的高档商品价格，市场上调升的商品有179种，上升指数幅度在15％以内。
1957年，对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商品丰富，市场秩序井然，是建国以来商品价格最稳定的一年。
1959年始，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农业减产，农副产品上市量锐减，市场供应紧张，集市贸易价格迅速上涨。县内市场一度出现萝下40元一
担，猪肉8元一斤的高价。有些计划价格商品，也随之上涨。粮食、棉布、针织品、食油、食糖、肉类及主要西药、日用工业品等18类商品，县国营商业部门，执行国家计划价格。对完成征购、派购任务以后的部分农副产品，商业部门主动同生产队或农民协商，用高于国家牌价，低于市场价格进行议购议销，职工生活用品，保持价格的稳定，平抑集市价格。至1962年，集市价格回落，绝大部分商品先后恢复平价供应。
1961年7月，在提高粮食作物收购价格的同时，再次调整了油脂、油料及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但销售价格不变，形成购销倒挂，其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1965年粮食统销价格提高，与统购价持平，国家对职工实行粮食补贴。详情见下表：1962年，本县开始粮油议价购销业务。1965年调整后的粮油议价购销价格如下表（县城价）。
1964至1965年，农副产品上市量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猪肉每斤销售价为0.72元，母鸡、鲜蛋、鲜鱼等主要农副产品，接近国家计划价。工业生活用品除香烟、食糖等部分商品外，其它商品议价基本取消。
1966年下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冲击各
行各业，商品流通渠道受阻，供应短缺，物价波动。1967年下年，县内物价实行冻结。
1971年7月，对完成征购任务后的粮、油实行加价收购，称为超购。超购的价格，控制在不高于牌价30％以内。同时取消议购议销。同年8月，恢复粮、油议购议销。农民缺粮不返销，供应议价粮，另加12％的经营管理费。县城设粮油贸易货栈，各粮管所（站）兼营议购议销。同年，提高棉花收购价格，3级27毫米（标准品）皮辊棉每市担由104.8元，调整为115元，增长9.3％。锯齿棉收购价格，接同级皮辊棉收购价每担加4.6元。
1979年，对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做建国以来幅度最大的调整。早稻每担提高4.28元，晚稻每担提高4.18元。粮油超购价格，高出牌价50％。购销倒挂出现的经营亏损，国家财政补贴。肉、禽、蛋等销售价格也适当提高，每个职工每月加发5元食品补贴费。同年，棉花收购价格在1978年提高价格30％的基础上再提价15％,3级27毫米的标准皮辊棉每担由115元提为132.25元。
1980年，议购议销的商品逐渐扩大到水产、化肥、农药等，增长幅度较大。当年，新棉上市时，收购价格在原基础上提高30％（见附表），各等级皮辊棉每担再加价5.8元，收购价调整后，超购加价30％的政策不变，皮棉供应和棉絮销售价格不变，实行财政补贴。
1981年11月，国家对涤棉布和烟、酒的销售价格进行调整。涤棉布及中长纤维织物售价，平均每公尺降低0.66元。烟、酒销售提价原则是：高档多提，一般牌号少提，低档维持原价不变。
1984年，开放市场“大商品管住，小商品放开”先后放开510种小商品和鲜鱼价格。原县管的110种饮食商品，价格只保留7个主要粮食制品的管理权。小商品价格放开后，市场活跃，品种增多，产品质量提高。
1985年3月，花生和其他小油料，实行自由购销。合同定购的油料，只限菜籽、芝麻、茶籽、棉籽等4个品种，完成定购后，售给国家的油料，按比例价计算。4月，粮食统购，改合同定购。合同定购品种为稻谷、小麦、玉米，其它品种自由买卖。农村实行购销同价，30％按原统购价，70％按原超购价（原粮比例收购价和成品粮比例收购价附后）。生猪收购改指令派购为合同定购，完成合同定购以外的部分可以自由上市，猪肉敞开供应，销价提高到每市斤价1.4元，4月1日起，每月给非农业人口肉价补贴1.2元。11月底，取消棉花合同定购外的加价、奖售，按牌价敞开收购。
物价管理 民国以前，未设物价专管机构。民国初期，县商界成立同业工会，由各商行推选有经商经验者，参与对本商行商品价格商讨评定，评定调整市场价格，维护商人利益。民国22年，在同业工会的基础上设立县物价评议委员会，延续到解放前夕。评价委员会，名为平抑市场物价，实为商行营利工具。县政府曾多次限价，但毫无成效。34年12月，县长马鲲签署制止物价上涨的布告张贴后，物价仍继续暴涨。
建国初期，县人民政府对市场物价实行计划管理，采用多种经济手段，制止物价上涨。1950年10月成立的县工商科，兼管物价工作。县工商联出面组建“交易所”，控制左右市场物价的粮食作物。只允许交易所经营粮食，不许倒买倒卖，哄抬物价。贸易公司高价抛售部分商品给私商，投机商拼命抢购，囤积居奇。旬日之后，通知国营商店降价，投机商严重亏损，卖货还债，越卖越贱，使整个市场物价平稳下降。
1952年3月，设立物价交流指导委员会，与县工商科共同管理物价工作。各基层供销社配备兼职物价管理员。县商业局、供销社均分别配备专职物价员。至1956年，重点抓工业产品销价稳定，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地区商品差。缩小或取消私商批发商品的地区差，及各类商品进销差率。1957年7月，成立县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1960年国家规定的18个主要消费品价格保持不变。计划商品凭证供应。国营商店出售的高价商品，控制在一定幅度内。国营集体商业多购多销，商业部门“议价”购销部分农副产品，控制市场，打击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人。
1961年，县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着手分期分批调整部分商品价格不合理部分，平衡物价，稳定市场。1963年8月，单独设立县物价委员会，配备正、副主任及专职物价管理工作人员。同年，全县开展物价大检查，重点解决短斤少两，以次充好等变相涨价行为，没收不合规格的衡器120余件，限各零售商品明码标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物价管理部门几度撤并，管理流于形式。
1978年以后，县计划委员会内设物价专管人员，配合有关部门管理物价。先后开展物价大检查、大整顿。1980年，议价商品扩大到粮油、水产、化肥等，管理部门对县内购销的议价商品的品种与价格，进行清理与整顿，划定范围，规定价格。1981年11月中旬，国家对涤棉布和烟、酒调价，县人民政府成立了调价领导小组，督促各有关部门，执行调价纪律，做好调价工作。同年底，组织检查组检查调价情况。
1982年7月，县物价局成立。1983年，重点抓基层物价管理机构的建制，节日前后检查，平常组织自查、互查、抽查，至年底，抽查54个单位1710个品种，33个执行物价政策好的单位，受到通报表扬；21个违纪单位没收并罚款18715.91元。集市贸易的物价，由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市场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
1984年，成立县物价检查所，专司检查监督。是年，在“五．一”节前后的检查中，对违犯物价政策的单位和个人，处以收缴非法利润罚款，其中泉山供销社将柴油每吨提价50元，限定一星期内，将16.74吨柴油多收款，退还用户。在“国庆节”期间进行的大检查中，对3个违纪单位除进行批评教育外，收缴非法利润924.5元。对个别经常短斤少两，群众意见大的，处以罚款并没收非法衡器。
相关地名
彭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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