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第一节 土地私有
  与剥削建国前，土地归个人所有，可以买卖、典押、租佃。
  买卖土地 出卖土地者，多为饥寒交迫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买者一般为地主、富农、商人。亦有少数破产地主出卖土地。买卖手续，全县大致相同。买卖双方商定后，由卖主写出卖契，载明土地座落、地名、亩数、四至、价格等项，约请双方亲友及地方士绅为中人，买卖双方及中人均当场签字画押，交买主收存。另写一张过户单，交主管土地的“册书”推收过户，即产生法律效力。买主凭卖契和过户单作为土地所有权和管业的依据。土地价格依其土质、水利条件、人烟稀稠及当时价格等情况，由买卖双方面议，在同一地区、同一地情，土地价格有大致相同的标准。据民国22年（1933）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调查，彭泽土地价格分为三类三等：第一类水田，上等每亩银元40元，中等每亩30元，下等每亩20元；第二类旱地，上等每亩10元，中等每亩8元，下等每亩5元；第三类山地，上等每亩5元，中等每亩3元，下等每亩2元。
  民国后期，物价飞涨，土地价格多以米谷、菜籽、芝麻等实物计价。买卖结果，出现了极不合理的土地占有状况，据民国25年《江西年鉴》记载：彭泽总户数13108户，其中自耕农1915户，占总户数14.6％；半自耕农3534户，占总户数27％；而依附于地主的佃农7659户，占总户数58.4％。到1949年，在全县236947亩耕地中，而地主拥有土地177711亩。农民处于无地或少地境地，而仅占人口5％的地主，却占有全县土地的75％。
  土地典押 大致和土地买卖相仿。不同之处，在于典押有期限。典押者和受典押者双方议定典押期限，到期典押者可按原价赎回，或延长典押期。另有极为贫苦农民，将土地上栽培行将成熟的作物，典押与他人，名曰“押青苗”，作物收获后，典押者可收回土地，典押价格，交付现款或实物，均由双方议定，一并载入典押契约中。
  租佃土地 彭泽历史上有三种租佃形式：永佃、定期佃、不定期佃。
  永佃：即佃农对地主所租佃的土地，享有永佃权，并可传之子孙或转佃他人，或卖出佃权，均有自由，转佃的契约叫做“拔字”，转佃的土地叫做“拔田”。
  定期佃：佃农向地主租佃土地，有一定期限，短则一年，长则十五年不等，到期由地主转佃他人，亦可由原佃农延期续佃。
  不定期佃：地主对其自己土地，既有管业权又有管佃权的双重权力，地主为谋取高租，可以随时调选佃户。
  向地主租佃土地的农民必须向地主缴纳地租。地租大致分为四类：一是货币地租即纳金制，约占30％；二是实物地租即纳谷制，约占40％；三是分租制，约占20％，灾年分租制比例大；四为劳役地租，即代耕制，约占10％。货币地租的租额多以地租数额按当时价格折缴；实物地租上等田缴租谷（稻）三担，中等二担五斗，下等二担；分租制有原定分租和议租不下而改为分租的两种，分租比例，有四六分成，对分和倒四六；劳役地租即议定每亩田由佃户出一定的劳动日无偿地为地主服役。据黄花乡调查，每年定10—15个劳动日最为普遍，亦竟有高达20个劳动日的。遇灾亦有酌情减免之规定，但地主每以耕作不力为借口，不予减免。另有所谓“铁板租”，无论丰歉，地租必须如数缴纳。缴租手续以地租形式而异。纳金制一般多由地主上门讨取，一次缴清；纳谷制则由地主先行约定日期，佃户将稻谷肩运地主家中风筛入仓；分租制则在稻谷收割时由地主亲自或派人临田监分，地主分得的稻谷亦由佃户运送地主家中。佃户逾期缴租，地主则用种种手段对付佃农，或夺田另佃，或送官惩办。佃户除缴纳地租外，尚有额外负担，如租鸡、租鸭、租蛋、租酒及挑水、砍柴、运输等无偿劳动，佃农经过多层次剥削，实际收入微乎其微。据民国34年（1945）出版的《江西佃农概况》载：彭泽上等水田一年耕种二季，一般年景，上季可收油菜籽八斗，每担价值银元四元，折价3.2元，下季收稻谷六担，每担1.5元共折价9元，全年产值12.2元，除去税金、种子、肥料、人工等费，每亩净收5.98元，再除去地租，所得无几。
  其它剥削 贫苦农民除受地租剥削，有的还给地主、富农、殷实富户打长工，做短工，成为雇农。据民国25年（1936）出版的《江西年鉴》记载：彭泽雇工分为年雇、月雇、日雇三种。年雇系订立为期一年的雇佣契约。月雇系农忙之月，临时雇佣；日雇则系农事极忙时以天数计算的临时雇佣。这些雇工，工资均极微薄。详见下表：
  另有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如借物还物，借陈谷一担，还新谷1.5—2.25担；借钱还谷，利息1—2倍；借钱还钱，利转利，“驴打滚”。还有用大斗进、小斗出，大秤进、小秤出等办法。在土地为个人所有的漫长岁月里，农民处在社会的底层，备受剥削和压迫。
  第二节 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
  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把全县土地由地主阶级私有制改变成为劳动人民个人所有的私有制，再转变为国家或集体农民共有和国家所有的公有制。整个变革是通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化、实行生产责任制和建立国营农业来实现的。
  土地改革 早在民国19年（1930）浩山、瀼溪等乡的盘谷、桃潭、港下等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按当时人口每人分得1.2亩。大革命失败后，红军撤离苏区，地主还乡倒算，农民分得的土地，又被地主再度夺走。
  1950年冬开始，在全县分期分批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全面结束。1953年进行土改复查。农民共分得土地182400亩，房屋2621间，耕牛422头，大小农具8900余件，粮食148万斤，黄金45两，白银562两，银元4529元，人民币1847万元，其中，黄金、白银、银元以牌价折算人民币分给农民。几千年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的私有制及其封建生产关系，从此结束，耕者有其田，农村生产力迅猛发展。1953年，全县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236947亩增加到282491亩，增19.2％。粮食总产由1949年的366456担增加到613524担，增67.4％。棉花总产由1949年的5851担增加到35973担，增5.15倍。油料总产由1949年的24920担增加到50639担，增1.03倍。
  互助合作 1952年冬，有了自己土地的农民自愿互助互利组成劳动组织，一般由三、五户或十几户组成。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收获的农产品仍属私有。互助组分季节性和常年性两种，季节性互助组亦称临时互助组，在农忙季节组员之间互相换工；常年互助组则是组员之间进行常年的互助，并建立生产计划、劳动分工、评工记帐等制度较季节性互助组前进了一步。据1952年末的统计资料，全县参加互助组的有4766户，占农业总户数的18.93％，占贫、雇、中农和手工业总户数的22.9％，占贫、雇、中农总户数的23％。参加互助组劳力7711个，占农业劳力总数的18.18％。以后逐年发展，并先后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冬至1954年春，分别在一区芙容乡方少祥、三区岭上乡阳祥发、七区鳞字乡江善讲、江临乡徐积连等四个常年互助组的基础上，吸收附近自愿参加的农民，试办了四个初级农业社，依次定名为新旗、红旗、江心、光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全县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至1956年春，初级农业合作社发展到579个，参加农户18687户，占总农户的66.3％。这时与初级社同时存在的尚有三种形式：①发展起来的高级社29个，参加农户7049户，占农户总数25％；②尚存互助组46个，772户，占农户总数1.3％；③单干户638户，占农户总数7.4％。
  初级社属半社会主义性质，土地仍属农民私有，分级入股，由社统一经营，按“田四劳六”或“田劳各半”的比例分红。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作价入社统一使用，作为入社股金。社员参加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按劳付酬，一年之中，组织春收预分、夏收预分和年终决分三次分配，社员按土地分红，股金分红和集体劳动工分三项收入，获得全年报酬。分别在圩区、丘陵、山区三个不同类型地区，选择基础好、居住比较集中的初级社，试办了8个高级社，至1956年10月中旬，在掀起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中，建立了765个高级社。全县28159农户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27556户，占总农户97.86％，每社平均167户，在全县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
  高级农业合作，属社会主义性质。土地由农民个体所有转为集体所有，即由私有制转为公有制，取消了原初级社土地分红，大型农具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转为高级社集体所有，由社分期偿还价款。合作社按人口分给少量自留地和饲料地，长期归社员个人使用。高级社建立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作为劳动组织的基层单位，实行两级或三级管理，社员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农业互助合作，是农业生产关系和农业劳动组织的一次历史性的变革，特别是高级社的建立，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
  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下旬，中共彭泽县委派出工作组，在江北区以高级社为基础，开展建立人民公社的试点工作，经过35天的努力，建立了本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即“江北人民公社”。这个公社由江北区3个乡的10个高级社合并组成，全社3633户，17652人，有耕地47526亩。
  9月中旬，掀起了公社化高潮，月底，全县25个乡1个镇合并建立起江北、马当、瀼溪、浩山、杨梓、黄花、湖西、太平、芙蓉、城关等1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3100户，12000人，5400男女劳动力，35000亩耕地。公社土地集体经营，所有权仍属集体。社员实行评工计分，按劳取酬，口粮每月由集体付给，口粮款于年终决分时在社员工分款内扣除。
  在公社化的高潮中，曾一度出现高指标，浮夸风，一平二调和供给制，违背经济规律，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1962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对农村人民公社进行了全面整顿，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纠正上述错误。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农业学大寨，全县搞政治评工，只讲“政治觉悟”，不分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好坏，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集体和个人的收入，均大幅度降低，超支户越来越多，集体经济成为“空壳”。据统计，1977年底全县超支户20882户，占农户总数47.5％，超支款7999500元，平均每户383元。这种分配形式延至1980年，这年分配结果，全县分空户（即工分不兑现）9522户，分空款2198613元。
  生产责任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到1981年，全县2180个生产队，普遍建立了四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一是“定额管理，分段包工”，有1421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65.25％；二是“双包（包工包产）到组（常年性的作业组），定额到人”，有268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12.3％；三是“责任到劳，以产记工”，有491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22.45％；四是工、副业生产“四专一联”（即专业组、专业户、专业人、专业工联产计酬。）
  至1981年冬，全县2180个生产队普遍实行了“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集体将土地按人口、劳力的比例，承包给农民分户经营，双方签订合同，承包户对土地有使用和经营管理权，但没有所有权，农民对承包的土地，不得买卖，不得出租，不得荒废。承包户必须依照合同向集体缴纳一定数量的包干费，按合同定购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生产责任制的建立，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份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使之更适合于农村的经济状况，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以粮食、棉花生产为例，生产责任制建立前后，产量悬殊颇大。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劳动分工专业化，1985年统计，全县各类专业户发展到14830户，占农户总数30.5％。其中种植业7919户，畜牧业672户，农村工业2401户，林业82户，运输业1237户，建筑业1069户，商业800户，饮食服务业619户，其它行业31户。棉船乡金星村农民王再春，全家五口，两个劳力，于1984年集中承包了全村各户座落太泊湖的边远低产湖田500亩，连续两年丰收，共向国家交售商品粮405吨，总产值12万余元。其中1985年收获稻谷202.5吨，加上其他收入，全年总产值达7万余元。
  国营农业 1953年开始即在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地区着手建立国营农场，到1985年止，先后建成国营农、林、牧、渔场9个，即芙蓉农场、上十岭垦殖场、棉科所、县水产场、太泊湖水产场、原种场、苗圃、县茶场、黄乐林场。这9个场的土地属全民所有，收获按比例上缴。9个场有23个分场，93个生产队，计4074户，19497人，8733个男女劳动力，23966亩耕地，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10.84％，其中水田11816亩，旱地12150亩。这9个场，已根据不同生产门类，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
  附：国营芙蓉农场简介
  国营芙蓉农场创建于1953年。原属江西省公安厅经营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间，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军区生产建设第二兵团。现为县属国营农场。农场现有经营面积23000亩，其中耕地面积15000亩，水面3000亩，茶、果、山林5000亩。1985年辖4个分场和农技站、园艺场、林场等7个村级组织，计有58个村民小组。年末，全场总人口1044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355人；劳动力总人数4662人，其中农林牧副渔劳力2972人；工农业总产值1490万元，比1980年增长3.7倍；固定资产总值530万元。该场经过32年的建设，已发展为农、林、牧、副、渔、工、商综合经营的国营农垦企业。
  国营芙蓉农场建场至今，经营体制和隶属关系多次变更，长期以来带着“亏损”、“缺粮”两顶大帽子，累计亏损总额达2784.67万元，最多的年份亏损金额达200万元，成为全省百万元亏损大户。国家回供粮累计达2.1万吨。1978年以来，农场开始有了转机，面貌逐年改观，1982年摘掉了缺粮帽子，1984年，亏损额已降到百万元以下；农业产值400万元，农业人均收入381元，分别比1984年增长1倍和45％。
  种植业以水稻、棉花为主，其次为油菜、芝麻、大小麦、红薯、豆类等农作物。果木以梨、桃为主。1985年始，该场以种植业为基础，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并围绕农牧兴办各种工业，综合经营，全面发展，当年养猪8045头，鸭72800只，鸡50113只，鹅6550只，鱼（成鱼）150吨。并兴建了人工孵化池繁殖鱼苗。畜牧养殖业年总产值160多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11％。畜牧业的发展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有机肥料，为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加快了职工、农民致富的步伐。与此同时，场办工业不断发展，1985年生产项目50多个，实现利润10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