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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口变化
  第一节 历代人口
  元代以前，本县人口情况，无从稽考。明代前期，生产发展，徭役减轻，社会秩序安定，人口渐增。明代中后期，屡见兵燹，徭役赋税名目繁多，故编造户籍，实行“摊丁入亩”，以防黎民逃避徭役赋税。后来，地方官吏营私舞弊，隐报人口，从中渔利。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至天启三年（1623）年的232年中，人口没有增加，而且减少10062人。明天启三年，本县人口为10408人，至清顺治十三年（1656）为6195人，33年中，减少4213人。锐减的原因有二：（1）明崇祯九年（1636）、十三年、十四年和清顺治三年、十年之中，连续大旱，饿死及被迫出外逃荒者甚多；（2）清兵入关后，在江南地区实行屠杀政策，加之顺治二年左良玉军队自武昌开赴南京，“途经彭泽，杀伤颇多。”
  清代按征收赋税及服徭役计丁口数额，清同治版县志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人丁共有8281丁，每丁编银一钱五分四厘四毫”；又载“同治九年（1870）稽查保甲实户共计27238户，实丁49963丁。”
  民国5年（1916），全县人口总数为98230人。17年为117281人，12年中净增19051人，年均增长1587人。24年为110475人，与17年相比，7年之间人口锐减6806人。其原因是：民国23年大旱，接着24年又大水为灾，人民以观音土、树皮草根充饥，饿殍载道，逃荒外出者甚众；加上浩山、杨梓等乡，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县自卫大队及地方武装，配合江西省保安团，经常对苏区进行“围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成批地惨遭屠杀。
  民国29年，全县人口66000人，较之民国24年的110475人，锐减了44475人。这次人口锐减的原因是由于日本侵略者于27年入侵县境之后，大量屠杀人民。据《江西省抗战损失总报告》载称：彭泽被日军直接屠杀5344人，重伤593人。而遭战祸牵连，无家可归，因冻饿、疾病、惊惧间接死亡者，则数以万计。
  抗战末期（1944—1945）长江以北如河南、湖北、安徽等省大批逃避日军的难民，相继来本县天红、乐观、杨梓、东升等处定居，人口有回升。
  建国后，社会秩序安定，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加上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人民身心健康，因而人口迅速增长。1949年全县总人口为82957人，1970年猛增到225391人，到1985年末实有人口达294963人。
  第二节 人口变动
  建国前，人口变动情况因资料难以搜集，缺载。
  1949年全县总户数为23545户，总人口为82957人。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县总户数为28333户，总人口为111178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县总数为38943户，总人口为178143人，比1953年增加66965人，增长60.23％,11年间年均递增达4.4％。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县总户数为54333户，总人口为278534人，比1964年增加100391人，增长56.35％,18年间年均递增2.4％;1953年至1982年的29年中，增加了167356人，增长1.51倍，速度惊人，翻了一番多。其主要原因：一是自然增长。建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社会秩序的安定，人民生活的改善，医疗卫生工作发展，29年中自然增长13465人，占增长总数的80.46％。加上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人口生育处于无政府状态。10年中，人口猛增64797人，其中自然增长60623人，占95.26％，年平均递增率为2.7％，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中，年均总递增率高0.3％。1979年后，认真贯彻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采取了综合措施，使人口高速度的自然增长趋势得到缓和。1981年全县共出生4525人，死亡1732人，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6.95‰，比1966年的36.32‰和1978年的20.18‰，分别下降了19.37‰和3.23‰。仍高于全省、全国的人口增长速度。1985年全县共出生3773人，死亡1378人，净增2355人，自然增长率为8.0‰，这表明狠抓计划生育已取得明显效果。二是机械增长。1953年至1982年人口机械增长32698人，占总增长数的19.54％。尤其是1953年至1963年的10年期间，省、地在本县新建了芙蓉农场、马当采石场和县办上十岭垦殖场等农、工企业，大量增人，加上三年困难时期，江苏、安徽等省人口大量流入，仅此就机械增加31678人，占29年机械增长的96.88％。
  人口增长过快，直接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尽管1953年至1965年，抓了垦荒造地扩大耕地面积的工作，但因人口增长过快，人均耕地仍逐年减少。1964年比1953年增加耕地82541亩，人均占有耕地2.05亩，比1953年人均耕地减少3.049亩，至1985年，50年代、60年代大幅度增长的人口相继进入婚育期，兴修水利和其它基建占地现象突出，全县耕地面积不但没有扩大，相反比1964年减少46730亩。此时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只有1.23亩。1985年粮食总产量达13805.86万斤，是1953年粮食总产量的1.25倍，但人均占有粮食只有234公斤，比1953年人均粮食293公斤减少59公斤。粮食总产量成倍增长，但增长的粮食被新增加的人口所消费，同时还加重了国家商品粮供应的负担。1985年国家纯调入县内的贸易粮达21180吨，比1953年775吨增加了27.33倍。
  第三节 人口分布
  县境人口分布，城乡之间不平衡，数量过于悬殊。1985年全县总人口每平方公里191人。最高的龙城镇，每平方公里1845人，最少的海形乡，每平方公里只有66人。1985年县镇人口比1953年增加15803人，增长3.56倍，农村人口增长1.54倍。
  1985年迁入龙城镇的人口达1602人，迁出只有428人，进出相抵，机械增长1174人。
  农村人口分布也不平衡。人口分布最多的棉船乡，土地面积为106.39平方公里，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6.8％；1985年末人口达36658人，占全县总人口比重12.4％。人口分布最少的国营上十岭垦殖场，土地面积为45.59平方公里，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2.9％;1985年末人口为334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14％。
  全县人口主要分布在县境北部长江沿线及方湖、太泊湖一线，海拔10至30米的江湖平原地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60％。次为中南部丘陵地区。县境东南部属山区，土地总面积约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53.2％，而人口只占27.51％，很有开发前途。
  第二章 人口构成
  第一节 年龄构成
  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县0—14岁少年儿童109743人，比1964年的72272人增加37471人，所占比重由1964年的40.57％下降到39.4％;15—64岁成年人口159802人，比1964年101415人增加58387人，增长57.57％;65岁以上老年人口8989人，比1964年4456人增加4533人，增长101.73％，所占比例由2.5％上升到3.23％。老年人口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少年和成年人，我县人口老化日趋明显。
  现行劳动年龄标准为男16—59岁，女16—54岁。据此，1982年人口普查时全县共有劳动年龄人口141647人，占总人口的50.85％，其中男性75952人，占劳动年龄人口53.62％。与1964年比较，劳动年龄人口增加50757人，增长55.84％，年均递增2.5％。各年龄组所占的比重是16—2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占50.17％,30—49岁的中壮年劳动人口占38.81％,50岁以上老年劳动人口只占11.02％。劳动人口中，青壮年占绝对优势。劳动年龄人口参加劳动情况是：在业人口132006人，占劳动年龄人口的93.19％，其中男性72771人，占劳动年龄人口的51.37％。全县不在业人口36785人，占25．97％，其中在校学生7927人，占不在业人口（下同）的21.55％，家务劳动者22339人，占60.73％，退职退休1736人，占4.72％，县镇待业276人，占0.75％，其它4507人。
  1981年全县死亡人口合计1825人，其中男922人，占死亡人口的50.52％。在死亡人口中0—17岁夭亡人数有475人。18—97岁意外死、病死或老死的人数为1350人，其中18至36岁死亡139人，37至59岁死亡418人，60至69岁死亡369人，70至97岁死亡424人。人口平均寿命为66.04岁，其中男性64.51岁，女性67.65岁。
  第二节 文化程度构成
  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査记载，全县12岁以下不在校儿童计53206人，其中7—12岁16013人；不识字的总计74029人，其中13—40岁有45083人；初识字的
  计6479人，其中13—40岁有4746人；初小25566人，其中13—40岁有2543人，6岁以下在校儿童794人，高小10146A,初中6009人，高中2190人，大学455人。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査表明，本县各种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和与1964年比较，增长比例大。
  1964年至1982年的18年中，全县各种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64年的24.9％提高到1982年的52.11％。低于全国全省水平。
  1982年在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中，男性96710人，占各种文化程度人口总数的66.64％,占总人口的34.72％；女性48423人，占各种文化程度总人数的33.36％,占总人口的17.38％。受教育面不仅存在着男
  女悬殊，还明显存在着年龄差异，年龄轻的受教育面大。
  1982年，全县有文盲、半文盲（指12岁以上不识字和稍识字的人）79154人，占总人口的28.42％,其中男性有20397人，女性有58757人，女性文盲比男性高1.88倍。文盲、半文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1964年的45.19％下降11.58％,但文盲率仍为41.27％。
  第三节 职业构成
  本县人民历来以从事农业为主要职业。民国38年（1949）全县总户数为23545户，而农业户有22784户，占总户数96％；当时总人口82957人，农业人口有82022人，占总人口98％。
  建国后，在业人口仍主要从事农、林、牧、渔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使职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本县各行业在业人口为132006人，其职业按八大类划分，其中，从事农、林、牧、渔劳动者仍占多数，占各类职业总人数的76.98％，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其它有关人员占12.76％，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4.88％，其它职业人数都在1％左右。详见下表：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6446人，分布在教育、文化、艺术事业的计3046人，占47.25％；在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的1132人，占17.56％；在制造业的592人，占9.18％；在农林牧渔业的515人，占7.99％。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1540人，分布在国家机关、政党和群众团体432人，占28.05％；制造业的391人，占25.39％；商业、饮食、物资供销、仓储和文教、卫生、艺术事业的各190人，各占12.34％；农林牧渔业95人，占6.17％。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1288人，分布在国家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575人，占44.64％；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140人，占10.87％；制造业189人，占14.67％；在农林牧渔业136人，占10.56％。
  商业工作人员1802人，分布在商业、饮食、物资供应及仓储事业1586人，占80.01％；制造业144人，占7.99％。
  服务性工作人员2443人，分布在住宅和公用事业管理、在居民服务业620人，占25.38％；商业饮食、物资供销及仓储602人，占24.64％；制造业420人，占8.88％；教育文化、艺术事业208人，占8.51％。
  农林牧渔劳动者101620人，分布在农林牧渔业的100757人，占99.15％；制造业528人，占0.51％；交通运输业100人，占0.1％。
  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16841人，分布在制造业的11338人，占67.32％；在建筑业的2102人，占12.48％；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17271人，占7.55％；矿业及木材采运业913人，占3.64％；商业、饮食、物资供销及仓储业594人，占3.53％；农林牧渔业501人，占2.97％。
  不便分类的其它劳动者26人，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商业、饮食、物资供销、仓储业的23人，在其它行业的3人。
  第三章 计划生育
  第一节 控制生育
  建国前，人民群众以多子多孙为人生大福，生儿育女任其自然。50年代至60年代，计划生育未列入议事日程，人口生育率偏高，年均人口出生率33.94‰。1961年、1962年人口出生率分别为40.7‰和43.1‰，为本县建国后出生率最高年份。这一事实，曾引起县委、县政府的重视，着手抓计划生育工作，县、社卫生部门，妇女保健组织均设立避孕指导门诊，提倡晚婚晚育。到1965年进行各种手术和避孕的人数达2844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生育开始处于放任自流状态。至197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均达到26‰。
  1973年，县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展计划生育的宣传和指导工作。同年始，实行“晚、稀、少”。首先大力提倡晚婚、晚育，按法定婚龄（男22岁，女20岁）自愿推迟2—3年者为晚婚，女性24岁为晚育。凡男女双方实行晚婚者，增加婚假15天，晚育者产假增加至54天，未到法定年龄，不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经过宣传教育和实行奖励之后，晚婚人数逐年增长，具体情况见下表：
  同时，要求已生育子女的育龄妇女要做到“稀”和“少”。即第一胎与第二胎的间隔，最少要4年；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1973—1975年计划生育工作，因只停留在一般的宣传上，未采取必要的措施，人口出生率仍然很高，年均35.22‰，自然增长率年均25.86‰。
  1976年以后，主要领导亲自抓，有一般的号召，也有具体的行动，大力提倡晚婚晚育，落实节育措施，开展“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宣传，对只生一个孩子即采取避孕措施，而不再生育的夫妇，可以领取《独生子女证》。自领证之日起至孩子14周岁止，国家每月发给儿童保健费，独生子女就医、入托、招工、住房等，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照顾。1979年至1985年全县领取独生证共有866对夫妇。对育龄妇女，采取各种避孕措施和绝育手术。每年都要集中进行两次计划生育工作大会战。组织手术队对育龄男女进行避孕或绝育手术，免费供应避孕药具和施行手术。手术后并给予假期，发给营养费和假期工资，农村还发给误工补贴。县医院及乡卫生院还实行过人工流产及引产手术。1984年，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有专职计划生育干部34人，每年春、秋二季乡村干部全力以赴，抓好计划生育工作。
  自1977年至1985年，计男性结扎13人，女性结扎25480人，女性上环52332人。由于采取强有力的节育措施，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1983年为14.98‰，1985年降至12.89‰，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由1983年的10‰降至8‰。
  第二节 优生优育
  建国前，医疗技术落后，加上人民群众生活困苦，农村产妇分娩，大多实行旧法接生，婴儿死亡率高，已出生的婴儿，因缺乏优育常识，更缺乏优育条件，使人口素质差。
  建国后，注重优生、优育、优养、优教。对符合婚姻法婚龄的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之前，必须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才能领取结婚证。
  婚前健康检查，城镇由妇幼保健站负责，农村由各乡卫生院负责。检查合格者，即发给《健康手册》，婚后凭此册免费进行孕期检查、新生儿及7岁以下儿童健康检查和各种预防接种。婚前检查，农村尚不普遍。
  经检查，发现患有麻风病、精神病、血友病者，一律不准结婚；患有急性传染、结核病、严重心肝肾病，须治愈后才能结婚；男女生殖器官畸形、男性尿道下裂、女性阴道斜隔、横隔、处女膜闭锁、先天性无阴道等病，须经过医疗处理后才能结婚；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男女双方家中系三代以内患有相同隐性传染病，相互之间不得婚配；染色体显性遗传病，X连锁显性遗传病女性患者，多基因遗传病、染色体病患者，经绝育手术后方可结婚。
  孕期检查发现X连锁隐性遗传病携带者，女胎保留，男胎流产；X连锁显性遗传病携带者，男胎保留，女胎流产；病胎，即予流产。
  宣传科学的育儿知识，推行新法接生的工作，1953年即开始进行，1956年新法接生率达75％,1975年全县受培训的农村新法接生员有426名，平均每个生产大队有2.5名，提高了新生儿的成活率。1980年，建立了县、公社、大队三级妇幼保健网。1981年县妇幼保健站分片包干指导和宣传优生优育工作，并在分片区域内登门为7岁以下儿童进行健康检查，接种各种疫苗。（幼儿保健参见本志医药卫生卷第一章第四节。）80年代后，城乡都越来越重视优生优育。但在不少城镇家庭中，存在着独生子女骄生惯养的现象。（学校幼儿教育参见本志教育卷第一章第二节。）
  第四章 民族 姓氏 华侨
  第一节 民族
  本县汉族人民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亦有少量分布。1964年人口普查登记，全县共有汉、蒙、回、苗、壮、满、锡伯等7个民族。汉族人口为178080人，占总人口的99.96％；其余6个少数民族人口共计63人（包括民族不详的6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1人）占总人口的0.04％。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登记共有9个民族，与1964年相比，增加了傣族和藏族。汉族人口278441人，占总人口的99.97％，除汉族外的8个少数民族人口共92人，占总人口的0.03％。其中回族32人、壮族27人、满族21人、苗族4人、傣族2人、锡伯族2人、蒙古族4人、藏族1人。
  各少数民族的地区分布是：龙城镇33人，其中回族14人、壮族5人、满族5人、蒙族4人、苗族1人、傣族2人、锡伯族2人；棉船乡21人，其中回族7人、满族14人；芙蓉农场20人，其中壮族15人、回族2人、满族2人、苗族1人；东升乡3人，其中苗族2人、回族1人；马当乡7人，其中壮族6人、藏族1人；湖西乡回族1人；芙蓉乡回族7人。
  第二节 姓氏
  建国前，国民政府对本县人姓氏曾做过一次普查，据民国36年（1947）出版的《江西近代地方文献资料汇编》载：彭泽人姓氏，以宋、元、明、清四代出现的仕宦多少，分为“著姓”（22姓）、“较次姓”（30姓）、“稀姓”（7姓）、“附稀姓”（56姓）四类，共115姓。依次排列是：欧阳、汪、刘、张、凌、项、王、周、柯、何、曾、高、朱、方、丁、时、计、陶、毕、程、曹、冯、田、洪、宗、饶、姚、江、危、罗、徐、扶、孙、胡、吴、黄、唐、杨、彭、陈、易、袁、谌、詹、严、宋、颉、鲍、许、李、沈、艾、邵、祝、喻、戴、吕、韩、叶、燕、熊、童、邦、龙、龚、赵、茅、操、乔、包、施、戈、韦、车、余、舒、梁、倪、僧、雷、崔、尤、邹、游、邱、金、林、文、甘、潘、檀、孔、董、陆、谷、凤、伍、傅、邬、桂、蔡、石、宛、阮、万、段、聂、谢、夏、蒋、郑、盛、邓、骆、葛。
  汇编载有宋、元、明、清各代代表人物的数字及姓名，多属举人、进士、翰林、状元头衔，旧县志均已载入，此处不赘。
  建国后，外省外县迁入本县落籍者约三万一千余人，新的姓氏，相应增加，现全县各族人民姓氏，到1985年止，共有172姓，较建国前的115姓，增加了57姓（以笔划为序）：丁、万、马、习、牛、毛、方、尹、韦、孔、戈、王、计、邓、石、叶、卢、白、田、冯、帅、包、艾、甘、皮、史、邢、伍、李、朱、阮、齐、许、江、孙、毕、乔、吕、邬、汤、安、向、纪、危、任、刘、司、光、汪、吴、闵、肖、陆、何、陈、宋、苏、余、邵、杜、扶、沈、但、邹、严、役、邱、时、谷、花、束、张、姚、鱼、周、林、郑、杨、金、欧阳、卓、岳、罗、易、范、宗、季、宛、胡、闻、赵、柯、祝、洪、施、项、饶、骆、侯、姜、查、费、钟、宫、柳、高、徐、唐、钱、袁、聂、郭、倪、夏、凌、柴、陶、栾、莫、桂、顾、晏、泰、涂、殷、曹、章、谌、龚、盛、梅、梁、萧、崔、笪、常、童、蒋、程、曾、董、韩、彭、鲁、傅、舒、葛、喻、储、谢、颉、游、鲍、詹、虞、靳、蓝、雷、蔡、谭、廖、管、翟、熊、潘、樊、燕、薛、黎、霍、魏、戴。
  第三节 华侨
  本县居民，一向安土重迁，侨居外国者较少，建国后情况稍有变化。据1985年调查统计，本县侨居16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数如下：侨居日本的3人，侨居美国的21人，侨居新加坡的7人，侨居马来西亚的4人，侨居加拿大的3人，侨居法国的3人，侨居联邦德国的2人，侨居越南的1人，侨居泰国的1人，侨居印度尼西亚的3人，侨居巴西的5人，侨居英国的5人，侨居菲律宾1人，侨居澳大利亚的1人，侨居朝鲜的1人，旅居香港的33人。
  以上华侨和港澳同胞眷属在邑内共100余户。
  另有由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广东藉华侨2名，在本县工作，一名曾云祥在水产局工作，一名韩善先在税务局工作。
  1985年夏，由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倡导并组织，县内部份侨眷联合开办了一家华侨企业公司，旨在发挥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的“窗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