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扩大华北战争的同时，文积极策划在上海挑起战争。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所谓：“虹桥机场事件”，向上海发动了军事进攻，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双方在上海及其周围进行了三月之久的大会战，史称：“凇沪会战”或“八，一三”，上海抗战，这是继芦沟桥事变之后的第二战场。
  当时，上海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前线抗战。共产党员潘汉年主持的十八集团军上海办事处，组织革命青年军，成立了三个战地服务、团，在进行抗日，救护伤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上海工农群众，分别组织了工人抗敌自卫军；农民抗敌自卫军。上海青年组织了青年抗日决死队；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各地分队。各种战地宣传队，战地服务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共计有五百多个抗敌救亡团体。七月二十二日，全市举行了成立抗日后援会的扩大会议，把各种抗敌救亡组织联合起来，统一归上海市抗日后援会领导。后援会设立主廊团。主席成员有：王晓籁、黄炎培、潘公展、钱新之、张寿镛、童行白、杜月笙、陆京士、柯千臣等九人。潘汉年任该会委员，没有参加主席团。陶百川被选为秘书长，下没十个组委会，名为：慰劳、救护、筹幕、救济、交通、设计、担架、组织、技术、宣传等等，都指定了专人负责。“八·一三”炮声一响，全市各界人士，都投入到抗日后援工作中去。从沪西到闸北前线的公路上，人民群众的慰劳车辆，络绎不绝。慰劳品中以食品罐头居多，也有其他日用品和军需品。八月十四日，我奉令率领军委会别动总队第五大队十五中队，从贵州省独山县调来上海参加抗战序列。由于任务繁重，共增组一百八十队员，都是黄埔军校各期学生，曾担任部队的中下级军官，我们初期任务为督战和检察军风纪以及民运、情报，以后专负后援工作。我奉冯玉祥司令长官令，专主持军方的后援任务。在上海t抗敌后援总会，任副秘书长职。我队驻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翌日我即分别会见陶百川、王晓籁、潘公展、黄炎培等九人。为了嗣后的工作方便，我也专门去晋渴潘汉年主任，相谈甚欢。我记得他曾对我说过：“统一战线，是我们革命的法宝；是我们鲜血换来的经验，任何时候，不能弃之不用。全民抗战，胜在团结。各怀成见，各行其是，必然失利”事隔四十多年，言犹在耳，我此生不会忘记。随着淞沪抗战的全面展开，后援工作，日趋紧张。八月十五日，全市的妇女和童子军纷纷上街劝募。他（她）们控诉日寇暴行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所到之处，市民无不踊跃捐献，过往的外国侨民，也能解囊相助。从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的三天中，抗敌后援会，收到的捐款，就有一百多万元。募捐的形式，各式各样。电影救亡协会，举行过电影明星播音幕捐；国画协会，举行义捐，书画展览；舞厅姐妹，也举行过演唱义捐。工厂和商会根据战事的需要，捐募了价值百余万元的钢板，麻包，木料等军用品。各界还为抗日战士、捐募了寒衣十八万套；雨衣十万多件。戏剧界筹募了前线需的棉手套和胶鞋各六十万双。支前委员会动员难民青年，报名参军者，有一万余人。经过短期教育，分送部队补充兵员。慰劳组委会，组织妇女到军营中补洗衣服送茶端水，又组成万人的担架队，在前线接运伤病官兵。由红十字会和红Z字会及市区大小医院和诊所就诊。并请他们派员直接领导。分地区设置伤员包扎站，设置病床约万余张，重伤员分送后方医院医治。整个上海市居民充满着军民联合作战的激情。我守军八十八师为了掩护第五军在上海向南京撤退时，谢晋元奉命率领八百孤军，留四行仓库，殊死抗敌。上海工人学生，以及各界市民，向八百孤军，送面包、馒头、罐头、药品、毛巾等生活用品。十月廿九日，一个十多岁的女童子军，勇敢地从苏州河泅水潜至四行仓库守军阵地，将一面国旗，献给壮士们，并对他们说。“敬爱的战士们！请高悬祖国的国旗，继续战斗吧！”这位女童子军，今天还健在，是江苏省镇江市人，叫杨惠敏。还有一个同日寇斗争致死的上海市汽车司机，叫茅丽英（是中共地下党员）。因上海业余联谊社四位司机被日寇暗杀，茅参加了工友们，举行的抗议示威，被日寇当场杀害。
  以上是我当时在上海战场亲自见闻。上海“八·一三”抗战，是全国八年抗日战争的缩影。它证明一一一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同仇敌忾，就能战胜任何貌似强大的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