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忆淞沪会战的抗日后援会
  高虞夫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扩大华北战争的同时，文积极策划在上海挑起战争。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所谓：“虹桥机场事件”，向上海发动了军事进攻，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双方在上海及其周围进行了三月之久的大会战，史称：“凇沪会战”或“八，一三”，上海抗战，这是继芦沟桥事变之后的第二战场。
  当时，上海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前线抗战。共产党员潘汉年主持的十八集团军上海办事处，组织革命青年军，成立了三个战地服务、团，在进行抗日，救护伤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上海工农群众，分别组织了工人抗敌自卫军；农民抗敌自卫军。上海青年组织了青年抗日决死队；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各地分队。各种战地宣传队，战地服务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共计有五百多个抗敌救亡团体。七月二十二日，全市举行了成立抗日后援会的扩大会议，把各种抗敌救亡组织联合起来，统一归上海市抗日后援会领导。后援会设立主廊团。主席成员有：王晓籁、黄炎培、潘公展、钱新之、张寿镛、童行白、杜月笙、陆京士、柯千臣等九人。潘汉年任该会委员，没有参加主席团。陶百川被选为秘书长，下没十个组委会，名为：慰劳、救护、筹幕、救济、交通、设计、担架、组织、技术、宣传等等，都指定了专人负责。“八·一三”炮声一响，全市各界人士，都投入到抗日后援工作中去。从沪西到闸北前线的公路上，人民群众的慰劳车辆，络绎不绝。慰劳品中以食品罐头居多，也有其他日用品和军需品。八月十四日，我奉令率领军委会别动总队第五大队十五中队，从贵州省独山县调来上海参加抗战序列。由于任务繁重，共增组一百八十队员，都是黄埔军校各期学生，曾担任部队的中下级军官，我们初期任务为督战和检察军风纪以及民运、情报，以后专负后援工作。我奉冯玉祥司令长官令，专主持军方的后援任务。在上海t抗敌后援总会，任副秘书长职。我队驻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翌日我即分别会见陶百川、王晓籁、潘公展、黄炎培等九人。为了嗣后的工作方便，我也专门去晋渴潘汉年主任，相谈甚欢。我记得他曾对我说过：“统一战线，是我们革命的法宝；是我们鲜血换来的经验，任何时候，不能弃之不用。全民抗战，胜在团结。各怀成见，各行其是，必然失利”事隔四十多年，言犹在耳，我此生不会忘记。随着淞沪抗战的全面展开，后援工作，日趋紧张。八月十五日，全市的妇女和童子军纷纷上街劝募。他（她）们控诉日寇暴行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所到之处，市民无不踊跃捐献，过往的外国侨民，也能解囊相助。从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的三天中，抗敌后援会，收到的捐款，就有一百多万元。募捐的形式，各式各样。电影救亡协会，举行过电影明星播音幕捐；国画协会，举行义捐，书画展览；舞厅姐妹，也举行过演唱义捐。工厂和商会根据战事的需要，捐募了价值百余万元的钢板，麻包，木料等军用品。各界还为抗日战士、捐募了寒衣十八万套；雨衣十万多件。戏剧界筹募了前线需的棉手套和胶鞋各六十万双。支前委员会动员难民青年，报名参军者，有一万余人。经过短期教育，分送部队补充兵员。慰劳组委会，组织妇女到军营中补洗衣服送茶端水，又组成万人的担架队，在前线接运伤病官兵。由红十字会和红Z字会及市区大小医院和诊所就诊。并请他们派员直接领导。分地区设置伤员包扎站，设置病床约万余张，重伤员分送后方医院医治。整个上海市居民充满着军民联合作战的激情。我守军八十八师为了掩护第五军在上海向南京撤退时，谢晋元奉命率领八百孤军，留四行仓库，殊死抗敌。上海工人学生，以及各界市民，向八百孤军，送面包、馒头、罐头、药品、毛巾等生活用品。十月廿九日，一个十多岁的女童子军，勇敢地从苏州河泅水潜至四行仓库守军阵地，将一面国旗，献给壮士们，并对他们说。“敬爱的战士们！请高悬祖国的国旗，继续战斗吧！”这位女童子军，今天还健在，是江苏省镇江市人，叫杨惠敏。还有一个同日寇斗争致死的上海市汽车司机，叫茅丽英（是中共地下党员）。因上海业余联谊社四位司机被日寇暗杀，茅参加了工友们，举行的抗议示威，被日寇当场杀害。
  以上是我当时在上海战场亲自见闻。上海“八·一三”抗战，是全国八年抗日战争的缩影。它证明一一一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同仇敌忾，就能战胜任何貌似强大的侵略者。
  审判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内幕
  叶在增
  侵略中国的头号战犯，最后一任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于一九四九年元月廿六日，被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并于同年元月卅一日，由美国派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团长麦克阿瑟将军派来的军舰押去日本，同时被要去的还有关押在江湾战犯监狱的全部日本战犯共二百八十余人。我是当时参加审判冈村宁次的中国军事法庭的审判官之一。就我记忆所及，将国民党政府审判和释放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的内幕，公诸于世。
  冈村宁次（1884-1966），日本东京人，以侵华起家。1923年任日本驻上海武官。1925年至1927年，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1928年任日军步兵联队长，是制造济南惨案的主凶。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付参谋长，参加日军侵占上海的战争，后任关东军付参渫长。1932年代表日本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沾协定》。1937年至1940年，历任日军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最后一任驻中国军总司令官，在中国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军功晋升为陆军大将。当时希特勒、莫索里尼相继覆灭，日本败局已定，日本大本营为了撤退其在南洋的庞大部队，企图在中国打通一条南北通路，于是由冈村率领约八个师团的兵力，进攻柳州、南宁一线，又残杀我大批无辜人民。从此可见，冈村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凶残刽子手，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冈村宁次于九月九日在南京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授降。其后，为了遣返在华的一百廿多万日本战俘，国民党政府设立了遣俘办公室，派冈村负责，配备了办事人员，俨然是一个机关了。在这期问，他又为国民党政府的“戡乱建国”政策出谋献策，阻扰我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因而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一九四八年四月，战俘已经全部遣送完毕，国防部才将冈村送交法庭审理。
  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年艰苦的浴血奋战，付出了两千多万人的生命，六日亿美元财产的代价，才获得这场胜利。痛定思痛，我们对冈村宁次这样的罪魁祸首，总不能慈悲怜悯吧！法庭受理这一案以后，由主任检察官王家楣承办。刑事案件的立案，要有犯罪的证据，不能由被告人的身份来判罪。检察官受理以后，就分向国防部、外交部以及东北、华北、广西、湖南等省和各绥靖区司令部，搜集冈村的犯罪证据，但是所得到的回答全是“不知道”！互相推诿，结果一无所获。最后没办法，法庭只好把日军进攻柳州、南宁一线时，八个已经定罪的师旅团长所犯的罪状，统统算在冈村宁次头上，以纵容部属杀戮无辜平民的罪状提出公诉。法庭依据检察官起诉书的起诉理由进行审理，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廿日上午八时在上海开庭公审。
  审期公布以后，首先大伤脑筋的是被告的人身安全问题。因为被告的民愤太大，一经公开露面，就可能出问题，案子又不能秘密审理。可是公审场所却很难选择。在南京审理象这样重大案件，如“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谷寿夫师团长等是借用黄埔路口励志社礼堂进行，因为那个地方关防严紧，便于警戒。可是在上海就难找到较为理想的审判场所，最后选定了虹口吴淞路的上海商会礼堂。前有广场，可供群众旁听，前后及边门都较易警戒，法庭同上海军、警、宪联系后，当天出动了一连宪兵，四百多名武装及便衣警察，声势浩大，戒备森严。
  冈村宁次长期在中国当太上皇，养尊处优，目空无人，狂妄自大，现在将他作为战犯来审判，心里当然不服气，所以公审通知下达以后，冈村随即递来一份申请，提出如下几点要求：①审判时要求给坐位，并要预备茶水（国民党政府的法庭，原、被告及旁证人都没有坐位。）；②不要用闪光灯对他摄影（结果还是有不少中外记者和电影制片厂对他拍照摄影，也无法禁止。）；⑧除日、英语的翻译人员外要增设西班牙语的翻译（结果备而未用）。这些要求，法庭一一照准，这是前所未有的。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上海晴空万里。清晨，吴淞路上海总商会前面广场人头攒动，四围军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法庭里面旁听席已经坐无虚席，到庭的中外新闻记者，数以百计，国民党司法界元老，前任的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博士也坐在旁听席上。七时许，被告冈村宁次和出庭作证的同案犯（八个师旅团长）用大型警备车从江湾监狱押解到法庭，车到广场后，被告一下车，立即由全付武装的宪兵簇拥着进入法庭。当时气氛的紧张，为历来审理案件所罕见。
  法庭是五人合议制，由一个审判长，四个审判官组成。审判是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少将庭长石美瑜。石是福建省福州市人，上海法政大学毕业，历任各级法院的法官，日本投降以后，担任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长，负责审理了大批汉奸头子，如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缪斌、罗君强等都由他审理处决的，成为当时轰动京沪的新闻人物．法庭成立后，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司法行政部调借任为庭长。审判官陆起，林健鹏、张体坤和我（都是上校专职军法官）莅庭执行检察职务的是上校检察官施泳。（原起诉的检察官这时已调任他职。）、记录书记官丁兆松，翻译王仁明、林××。被告辨护人有三个，律师王龙生（是专为日本战犯作辨护人的。）律师江一平（上海名人虞洽卿的女婿，当时上海的名律师）律师杨鹏（刚刚卸任的台湾省高等法院院长。）。开庭时被告态度傲岸从容，好象有恃无恐似的。当问他。“你对检察官指控你在进攻西南地区时纵容部属残杀无辜平民构成了犯罪，你有什么话说?”他回答：“我是一个效忠天皇的职业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中国作战，我是奉大本营的命令。我没有权拒不执行，至于在战斗中杀了一些平民，在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斗，也是在所难免，不足为怪。况且几十万士兵各有他们的直属长官，总不能由总司令来直接负责吧！”总之，在答辨中，他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把一切责任推得千干净净。我也清楚，根据检察官的起诉理由，没有其它旁证，对被告是很有利的，等于是把被告的重要罪行都舍弃了，这对法庭的定刑是很困难的。这样审判到中午就宣告辨论终结，定在当天下午三点宣判。
  按照惯例，重大的案件，宣告辨论终结，当天就要宣判。退庭以后，我们几个人总是在一起吃饭，彼此交换意见，评议中决定主文（国民党政府的刑事诉讼法，判处有罪的判决书，分为主文、事实、理由三栏，判决无罪的，只有主文、理由两栏，主文由评议会决定后由承办审判官草拟判决全文，由全体通过后作为判决原本再由书记官缮印正本。）冈村案也照此办理。退庭后我们五个人到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凯福饭店吃饭。吃饭时，侍役请石庭长接长途电话。石去后不久就回来对我们说：“刚才秦次长来电话（参谋次长秦德纯），冈村一案，暂停审理，听候命令，法庭人员一律不得离开职守。”于是法庭将宣判的决定取消。我晓得这案子既有国防部插手干预，就侵难达到我们所设想的判决目的了。
  第二天，冈村递来一份申请状，因病请求保外就医，法庭不敢决定，将状转送国防部，不久就批示下来，准如所请。冈村就由两位国防部少将高参具状保其出外。冈村自由了。
  案子一搁几个月无人过问，到一九四八年底国内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国民党当局知道大势已去，欲战无力，欲和又不甘心，进退维谷。蒋介石宣告下野，退居幕后指挥。李宗仁代理总统，维持残局。京沪人心惶惶，国民党政府人员，都各自作退路打算。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六日凌晨，石美瑜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说：“我刚从南京来，奉国防部命今，今天公审冈村宁次。”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我惊讶地说：“一切都没准备，怎么来得及呢？”“没关系，不对外公开审理，就在自己法庭进行，只要叫书记室打电话通知各报社就行了。”于是，从法庭成立以来，所受理的一椿最大案子，就这样无声无息草草地进行了。
  审理中，既没有新的讯问和陈述，也没有新的申诉，只是炒一通现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过套，完成法律上一项必要的程序。但到庭的中外记者仍不少。到十一点钟，石美瑜向我们征询意见后，就宣布：‘本案结论终结，定于本日下午三时宣判。”
  按惯例，退庭后就该吃饭了。这时，大家都已饥肠辘辘。可是石美瑜庭长把我们让入庭长办公室以后，随手就将房门关上，脸色异于寻常严肃地说：“今天要辛苦各位，让肚子暂受一下委屈，我们要把案子评议完再Ⅱ乞饭。现在我想先听听大家对本案的处理意见，请大家发言吧！”于是我们纷纷发言，一致认为被告是日本侵略中国战争在中国领土上所犯罪行最重，所负责任最大，人民愤恨最深的一个战争罪犯，为了声张人类正义，维护民族尊严，平抑民众公愤，应该处以极刑。”大家意见统一以后，石庭长打开公文包取出两个文件，展示大家。我接过一看，原来是两份怏邮代电，一份是代总统李宗仁，一份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两份内容相同的命令，措词都是“岗村宁次遣俘有功，仰该法庭将其宣告无罪。”看完以后，石又拿出一份文件，原来是抄写工整的冈村宁次的判决书原本。主文一栏，简简单单的六个字：“冈村宁次无罪。”我很惊奇，案子刚剐审完，还没有评议，怎么就有了判决书和主文呢！再看那眉头上已经画了“行”盖了私章：“徐永昌印”。（徐是当时的国防部长，是他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在米苏里号军舰上代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的。）原来是私自预先将文稿拟好，经过国防部长批准了的，现在强加在我们头上。象这样用行政和军事的命令来干预司法审判，这在法治国家还是罕见。大家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不晓得该如何是好。这时，石庭长又说：“此案上峰已经决定，我们身不由主，现在请大家在判决原本上签名吧！”我们四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肯提笔。石美瑜又说：“大家都不肯签，我也没办法，不过在隔壁房间里，现在已有由国防部派来的军法局的五位军法官在等着，他们可以马上接办本案，宣布“更新审理！”我们五个人就到楼下地下室内。（“法庭本在南京黄埔路国防部内办公，一九四七年八月，因就近战犯监狱，清理积案方便，迁到上海江湾路一号四楼办公，这座大楼原先是日本驻中国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有四个单位即上海港口司令部、上海警备司令部，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和法庭。楼下地下室是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后果怎样，就不需要我说了。”这时，房问里空气象死一般沉寂，庭长铁青的面孔，大家尴尬的表情，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僵持了一会，年纪较大，资历也较深的陆起发言了：“一定要我签字，那没办法，不过允许我在评议薄上，写下保留意见。”这种表态实际上即是被协迫无奈，自找下台的办法。因为，对一个合议案件的看法，不可能每个人的意见都一致，尤其对量刑的轻重，更不可能相同，经过讨论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而统一了，但不同意见还是要保留下来，作为法律的探讨，研究依处。石庭长说：“保留意见，当然可以。”陆起带头后，大家有所遵循，就一一签了字，于是紧张的空气开始缓和，庭长铁青面孔解冻了。只是在这份不光彩的文件上，被迫留下了我们五人的大名。
  下午三点正，准时开宣判庭，旁听席上，中外记者比上午更多。审判长依例讯问被告人姓名、年龄、籍惯后，全体审判人员起立，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当读到“冈村宁次无罪”这六个字时，鸦雀无声的法庭，顿时听众大哗，议论开了。当时法庭的气氛犹如毛泽东同志于一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所写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一文所写的那样；”……二十六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十六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4页）只是坐在法庭上面的几个审判人员，内心负疚，如坐针毡，感到对不起法律，对不起人民。
  冈村案结束后没过几天的一个早晨，一位美军上校来到法庭声称奉驻日本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命令，经中国政府批准押解在上海战犯监狱的全部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包括冈村宁次在内，到东京鸭巢监狱执行，就这样，又如毛主席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牲牺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的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政府逮捕冈村宁次和内战罪犯的谈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285页）
  据悉，解放战争期间，冈村曾充当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为蒋策划向解放区进攻。1949年1月，岗村被国民党政府宣判“无罪”，释放回国。1950年义被国民政府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
  注：本文作者叶在增解放前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校审判官。现任市政协常委，省文史馆员。
  山西前线慰问记
  吴击楫
  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减少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将其进攻主力，指向解放区战场，向根据地人民进行残酷的“扫荡”。那时，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对各战区的国民党部队很不放心；一怕他们在正面战场受到敌人攻击，二怕他们在“摩擦”中被共产党吃掉。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于一九四0年秋天，在中央各部调集一批资历较深的军政人员，组成十一个特派组，选定十一名特派员，分别前往各个战区，名义上是慰问前线将领，校阅部队质量，实际上是看看前线将领和部队是不是靠得住，会不会出问题。
  派往各战区的特派组，设特派员一名，校阅宫八至十名，副官一名，士兵数人。我是从军训部上校监员，调来充任第十一特派组上校校阅官。我所在的第十一特派组，被分配到第一战区。该战区特派员为中将吕学书。我们从重庆乘汽车出发，前往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当时，我们没有见到司令长官，一切事情均由郭寄桥参谋长和我接洽。我们共同拟订了一个校阅提纲。郭参谋长派出两名随员和一个警卫排护送我们前往济源地区国民党二十七师驻地。这个师驻在黄河北岸，担负河防任务。该师李师长得知我们去校阅他的部队，率领仪仗队到营外迎接，并没宴招待。这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上自师长，下至连长，都是黄埔军校学生。政治部主任蒋公亮，是黄墒军校第六期学生，和我同期同学，阔别重逢，欢欣无比。蒋公亮还开了文艺晚会，欢迎我们。当晚，吕特派员即指定我为校阅主任。次日我把校阅这个师直属各连的步、骑、炮、工、辎通讯、军械、军需、军医以及副官各室的军训和战备情况。校阅中我们看到该师各兵种演习较为熟练精彩，各室业务表报也都齐全。接着我们又校阅了三个步兵团。在野外实习中，士兵们士气旺盛，动作娴熟。三团的兵额均充足，粮饷和装备亦较好。抗战记录内容充实。不知何故，该师作战还是豫东作战的内容。
  我们在济源的校阅结束后，又到中条山绎县三十八师驻地。那时第一次反共高潮刚刚过去，八路军已深入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我们虽然在途中看不到八路军，但八路军的团结抗日标语随处可见。我们停下来仔细一看，有的标语浆糊都未干，上写：“欢迎开明分子，反对顽固分子！”我们快到三十八师驻地，不但还可以看到标语，而且沿途儿童集在一起，都唱八路军军歌。所有这些，使国民党部队宣传工作相形见绌。我们到达三十八师后，得知该师的邓师长，也是黄埔军校同学。邓师长是广东人，爱吃烤猪肉，当晚酒席是以烤猪肉开席。席间，宾主互相致词，频频举杯，深夜才散。次日早餐又是丰盛的酒席。抗战相持阶段，物资供应困难，因此我们过意不去，一再示意从简，师部才改为多样化的早点，但仍过于奢侈。我们在校阅这个师直属各连时，辎重连全连官兵都到兵站运粮去了，看不到部队。据他们介绍，这个连每天运的粮食，只够全师一天给养，因此吃粮非常紧张。工兵连演习爆炸时，装设了十几个地雷，因药包潮湿，点火没有爆炸，邓师长大发雷霆，斥责了连长。我当即询问这个连长是用了哪种药包？是否经过检查？他回答说是黑色药包，还是军械室拿出来的新药包。我叫他拿来检查，才发现是已发霉没有用的药包。我又叫他拿出连部存放的黄色药包，重新装设试验，结果所装地雷全部爆炸。后来在校阅讲评时，我就辎重连和工兵连作了个简要的讲评，强调辎重摩托化，指出靠畜力和人力辎重是落后的，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同时，也总结了工兵连错用炸药和军械室炸药包发霉的教训。对其他各连作了鼓励性的讲话，并提倡各连学习军训部颁发的各兵种训练纲要。该师的三个步兵团，我们又校阅了两个团。各团兵额比较充足，装备也比较完善。各级军官多属军校毕业学生，薪饷能及时发给，抗战记录亦较生动。与廿七师一样，该师的抗战记录，内容也都是豫东战役，没有在山西作战的记录。
  离开三十八师后，我们经中条山，八师驻地前进，在途来到了新八师驻地。该师的陈师长，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的，身材不高，体格强壮，待人热情。他率领仪仗队在营外迎接，晚上设宴榴待我们。他在席间闲谈颇多，有对上级的不满情绪。他说，新八师三个团长，都是老资格，早年我当师长时，他们就当团长。新八师的兵，都是老兵，操场野外动作搞惯了，随便那一天校阅都行。他还说，师部组织了一个蓝球队和一个话剧队，经常打球，演演戏，到也愉快。他的爱人是搞文艺工作的，经常和爱人一起参加文艺活动，打网球，精神上有所寄托。他还谈到新八师兵额不足，只有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十的粮饷，既没有上缴，也没有贪污，而是用来作蓝球队和戏剧队的经费。他告诉我们说，将来有机会增加新兵，再行补员。我们在这个师校阅，直属各连表演了射击炮弹和爆破铁丝网，步兵团演习了袭击、突击和爬山等动作。最后检查兵额，确实只有百分之九十，但装备充足，而且多半是胜利品。该师表册齐全，只是抗战记录没有写。我问他：为什么不写？他说：写抗战记录不难，只怕照实写了，有人会说我吹牛，所以没有写。届经再三敦促，他才写了前阶段豫柬战役的情况。当时我有点迷惑不解，为什么这些嫡系部队在山西抗战无事可考，后来才明白，这个时期，为他们执行了蒋介石消极抗日，前线保存实力，竭立回避同日军作战。
  次日，新八师把我们护送到第三军约定地点，由第三军迎接卫队把我们接到了太行山区的三军驻地。年近古稀的唐军长，身穿长袍马褂，出来迎接，并请我们到他的卧室休息。他的卧铺上已摆好鸦片烟灯。他请我们吸鸦片烟。特派员推辞说：我们不会，军长年老，可以烧烟御寒。是夜，军部设盛筵招待我们。次日大雪，不能校阅，我们就在军部休息、谈天。想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到：唐军民身穿便服迎接特派员已是失礼，在卧室里摆上鸦片烟招待我们，更是违犯军纪。唐军长真是老糊涂了。可是，特派员竟说军长年老，吸鸦片御寒，真是气量大。我委婉地解释说：特派员是代表委员长到前线慰问，说几句客气话，也是理所当然。一连下了几天大雪，我们干脆在军部把所有的校阅材料都整理好。放晴的第二天，我们就通知军部，先校阅直属各营，再校阅下属三个师。校阅的结果，各师团演习，不及军部直属各营。我们检查团营连兵额，按编制每连应有一百二十人，实际上只有七十余人，我们当即建议军部迅速补足兵额。我们在校阅中发现，各级军官，多半是只讲物质享受，不重视军事训练，操场野外动作生疏。有个师长还携带妓女于军营之中，忘记了大敌当前。当时，我曾写无题诗一首：“太行山脉远飞来，南极中条北五台，正是三山多屏障，此中安乐胜天台。”
  我们在第三军校阅完毕，唐军长立即赴晋城炳勋军团驻地。这个军团在晋城驻防的有两个军，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第二军李军长兼第四师师长，还有一个师长兼任一个团长。由于兼职过多，兵额不足，战斗力为薄弱。吕特派员为了方便起见，向庞军团长建议，先校阅总部和军部直属部队；各师团布防在前线，不便调动，就让他们填报各种表册，部队不必一一校阅。庞军团长说，为了安全起见，遵照特派员的指示办理。他又说，我军前线部队，有几个团离敌军阵地很近，有的连敌人吹号都可以听得清楚。我们设了炮兵观察所搁在那里监视敌军行动，随时准备炮击。我们听了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军和敌军相距那么近，整年未打过一仗。
  我们结束晋城庞军的校阅任务后，本来准备回县过春节；可是由于庞军团长再三挽留，盛情难却，我们只好留在晋城过春节。春节期间，我们常到城内外游览。一天，我们的政工人员和一个老百姓交谈，得知我军前线部队和日军通商，大发横财，敌军的物资，可以运到我们后方去卖；我们的物资也可以卖到敌人军中去。我对此情况进行了一番调查，证明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便详向特派员作了汇报。特派员是个老好人，说：我们的任务是到前线慰问将领，而不是调查军队的问题。这件事虽然不了了之，但也使我明白，有些前线部队离敌人很近，按兵不动，相安无事，原来有些将领暗地与敌人在做买卖，大发国难财。吕特派员怕呆久了出其他事故，春节一过，我们便匆匆离开了晋城。
  一九四一年三月间，我们渡过黄河，回到洛阳，一路所见所闻，令人感慨万分。我们原以为在第一战区的中条山、太行山、晋城等地校阅前线部队，一定能亲眼看到我军与敌人激战场面，那知前线竟是休战状态，各部队抗战记录无事可写。我们原以为国民党嫡系部队，一定会布防在第一线抗击日寇。那知在第一线的都是杂牌部队中的庞炳勋军团和云南第三军，兵额充足，武器装备良好的嫡系部队二十七师，新八师、三十八师却部署在二、三线，这难道不是蒋介石想借抗战消灭非嫡系部队的险恶用心又一证明吗？我们回重庆后，将整理的校阅材料都呈送到校阅委员会。吕特派员在审阅报告时，只是“锦上添花”，不敢讲出前线的真实情况。
  （杨文清记录整理）
  赣北军中两女兵
  谈家芳
  在纪念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我有机会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庐山休假团，经过德安，指点星子，邀游五老峰下，想见海会就在眼前，浮想联翩，勾起我一段梦寐难忘的往事。
  一九三八年夏的抗日战争赣北之役，我曾在陆军一九0师工作，驻防地在海会、星子一带。当时我和我的女同伴尹韦都只有十六岁，都是江苏常州女师学生。四十八年前，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军民一致奋起抗战。当时，我们同班有五个女同学，平日爱读进步书籍，懂得一点革命道理，激于爱国热情，相约逃离家庭，同赴抗日前线。小孩子做大事情，倒也思虑周详。首先，我们用游戏的方法，找了几个罕见的姓氏，做成十个纸阄，每人抓两个，便找到了自己的姓名。再，我们必须还清图书馆的书籍，整出简单的行装，写好留字，和家人诀别，一切必须保密，任何情况下誓不动摇。我们互相勾了勾手指，约定第二天清晨在车站见面。
  我早年失怙，母女相依为命，是我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我实在难以忍心离开她。但大敌当前，国家将亡，我不能不走。我把写着“请恕儿忠孝不能两全”的字条悄悄塞在她的枕边，含泪急忙走出家门。
  破晓时分到达车站。一直等到下午，只有鲁蓝、韦尹和我改名的穆金三人会合，其它两人被家庭战住了。人员减少没有改变我们的意向，我们一次次恳求搭乘驶往前线的列车。“求求你们，带我们上前线去。我们会运炮弹，抬担架，扎绷带，我们还会唱歌给你们听。”不管我们多么诚心诚意，都遭到拒绝。个别士兵甚至讪笑我们：“枪枝背不赢，还要背娃娃！”无可奈何，我们在车站上打着圈圈，忽然看到从前线驶来的红十字会伤兵列车，抬下一排排担架，我们想，做救护工作，不也是抗日么，何况我们还读过军事护理学，跟随着担架，我们走进了国民军第二十二临时医院。
  十一月份凇沪战争节节后移，敌机不断盘旋轰炸常州。为掩护伤员撤退，我们从常州陡步走到南京。南京沦陷前三天，又从南京沿长江走到武汉。岁暮时到达津市。这时医院更名为一六三后方医院。转年开春，溅争的燎原大火已在大江南北燃起。我们不甘心在安静的后方医院工作，屡次要求上前线，都被院方拒绝。后来，我们以死相挟，终获准离开。鲁蓝因病暂留医院。
  五月间，我与韦尹走到长沙，在街头遇到前常州抗敌后援会导演费定，他正在为新成立的一个剧团招募团员。一看到过去曾在他手下演过话剧的女演员，大喜过望，要求我们再度和他共事。我们说：“只要是上前线的，我们就干”。我们便参加了一九0师政训处属下的战友剧团。
  该团分京剧话剧两部分，话剧兼歌咏队。我们参加话剧组，导演费定，音乐指挥赵瑞麟。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至七月，军队从长沙走到平江，又从平江回头过株州、宜春、南昌、永修、德安，终于到达这个师的驻防地星子、海会、庐山。剧团随军作战，一路行军，一路演出。我们演过“小黑子”、“国门之战”、“张家店”“放下你的鞭子”等短剧。到达德安后，政训处主任宣布：因经费短绌，全团解散。团员们被安置在附近城镇已瘫痪的行政部门。如费定改任德安县教育局督学；赵瑞麟改任德安兵站站长等。只有韦尹和我被抽调在政训处。我们开始新的工作一一加强日语训练，为接收日本浮虏作准备。我们常在驻地嘲围山村野落搜索有无敌探踪迹。同时，我还担任文书工作，有时也下连队教唱救亡之歌曲；为师部组织的射击训练班作政治报告等等。
  当时赣北战事日趋紧张，敌人沿长江西进，日本陆军第一0六师团和一0一师团在海军掩护下，已于六月二十六日攻陷马当要塞，七月一日侵占彭泽，向赣北我方防地逼近。一九0师守卫在星子到德安一线，是保卫九江和南昌，也是保卫大武汉的外围战。
  此时，我在星子和海会，经常向战士怍抗日杀敌的政治动员。在海会奉命到射击训练班作政治讲话。这个训练班的成员，都是由本师各连排挑选出来的优秀射击能手，经过一个时期的集中训练，提高政治思想觉浯，再回到所在连排起骨干作用。我很高兴接受这一重要的任务。当我面对着一百多名高大英武的战士，一百多双带着期待和信任的眼光直对着我——一个年青姑娘的时候，我鼓励自己，不该胆怯，他们正是将与敌人作战的关键人物，我必须尽我所知地告诉他们。我对他们说：“战士们，你们都是远离家乡来打鬼子的，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是英雄好汉！现在，我师的任务是：在江西北部德星公路阻击来犯之敌，拖住敌人的后腿，就能保卫大武汉，保卫我国大好河山。”
  “你们瞧，这长江，这鄱阳湖，这庐山，多么美！全属于中国人民！我们能让敌人肆无忌惮地侵略我国吗？不能！他们没有理由侵占我国的领土，侵犯我们的家园，杀害我们的亲人”！
  最后，我又补充了一段，我说：“你们知道吗？这一带曾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苏维竣地区。中国共产党已向全国发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要求国共两党团结一致，联合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共产党是专为穷人说话的。咱们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打败日本鬼子，建立全民的政权，那时候，咱们就有好日子过啦。”
  附带说明一下，一个姑娘家没有受过共产党的教育为什么会替共产党作宣传呢？除了同学张西雷曾偷偷告诉我关于共产党的历史以外，我在行军途中，经过湘赣偏僻村镇，看到残垣断壁间的“打倒土豪劣绅”，“苏维埃政权万岁”等红色标语，虽然经过风雨剥蚀，退了颜色，但仍然有力地吸引住我，使我长时间地默默对它凝视，仿佛听到当年红军呼喊口号和匆匆而过的脚步声。
  我讲这段话后，惹出了麻烦，处里停止了我的工作，有人躲避我们，有人背后骂我是小共产党。“小共产党”，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过去在常州共产党被捕杀不少，我们可是来抗日的，不能糊里糊涂地送命。加上政训处主任平时对我们的态度极不正常，这个部队只有我和韦尹两个女同志，我俩感到处境困难，潜伏着危机。自卫本能所驱使，经过周密考虑，我俩决定转移到别的战场上去。于是，我和韦尹打了报告，说明原委，连同手枪一齐送往师部梁华盛师长亲收，便搭乘战地记者的卡车，离开了海会地区。
  车到德安，兵站站长赵瑞麟高兴地接待我们。他说：“你们怎么才来？”在我们相顾惊愕间，他出示一份电报，上写“着即逮捕赤色危险分子穆金，韦尹送政训处。”事实证明，我俩的估计没有错，尽快离开海会是正确的。我俩说：“你要怎样处置我们?”他微微一笑，把电报撕成一条条，扔在地上，说：“就这样处置吧。”然后赠送我俩一笔盘川，叫我俩作速离开。
  从此以后，再也没见到这位身材矮胖的中年音乐家，他会拉一手音色极美的小提琴，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个好心人，但愿他仍然健在。
  在我们离开庐山前后，敌人于七月二十六日登陆九江，八月二十日攻陷星子．双方先在东西牯岭展开激战；后在德星公路又发生阻击战。德星公路仪三十余公里，在由隘口街到德安约二十公里间，我军进行强韧的英勇的持久抵抗，节节设防，寸土必争，鏖战两月，到十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武汉失守后的第四天，才转移阵地。庐山周围洒遍了中华儿女的鲜血，敌军损失惨重，日军一0一联队长饭冢大佐于斯役阵亡。
  在上述战役中，都有二十五军及其辖下的一九0师参予战斗。我为一九0师的光辉战绩而感到骄傲。我不能忘记，在郁郁松林下那些坚强的战士们对我凝神注视的面孔；我不知道我的讲话是否起了一些作用。
  我常回忆起江西赭色的山岗，青色的远林，一草一木，常萦梦中；记得南昌有座大桥，桥旁有一家一角钱管饱的小饭馆。永修仅有两条村镇式的街道。那年夏天，修河上涨，师部迁于文庙，在城头上远眺四围，水天相接成茫茫一片白色，树丛秧田都被吞没在水中。一九0师有个参谋主任淹死于修河。在德安，我们曾作过社会调查，访问过“主妇之友”编者胥松子。据说，她的丈夫因有共党嫌疑被人暗杀。那时，公路崎岖难行，满是带峻角的石子，烈日当空，炎夏如烤，走很远的路也难找到一片荫凉。相比今日平坦的大道，栉比的高楼，满布于丘陵山峦的林术，真不可同日语。但庐山还是老样子，葱郁而迷悯，常年笼罩着云雾，我想峰岭间的松林该是长得更高了。
  在战友剧团之后，韦尹参加了三师领导下的抗敌剧团，在各战区巡回演出。我则参加了朝鲜义勇队。为履行和鲁蓝分手时的一句诺言，我又去津市，探望在医院工作的鲁蓝。鲁蓝体弱多病，但她仍然渴望有战斗的生活。当我和她徒步走在湘西公路上，迎面而来的是从东南方向逃难的人群。难民们善意劝阻我们前进，而我们则放声大笑。我们两个背着行囊，拄着竹棍的女战士，正一步一个脚印地迎着长沙大火，向抗日前线走去，这时已是将进入抗战第三个年头了。……
  后记：全国解放后，我们五个人又在北京聚会。另外两个曾被家庭截留的同学，罗伊和西蔼，后参加新四军。我在《团结报》发表<抗日军中三女兵》后，曾按读者来信，询问五个人是谁。现将姓名介绍如下：
  沈欣宝即鲁蓝，现名沈尹，建国后做过区委书记。
  张月琴，现名韦荌，建国后在最高法院工作。
  谈家芳即穆金，离休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
  张如，现名张西雷，革命烈士张太雷的女儿。前化工研究院院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邱玉清，现名罗伊，曾在铁道部工作。
  我在大后方璧山县的见闻
  方清四
  芦沟桥的炮火，震撼了祖国大地，唤醒了中国四万万同胞。在这强敌压境、国亡无日的时候，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谁还能束手待毙、甘心作亡国奴呢！
  “七·七”事变前一年，我在当时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一一首都南京，任南京市立四所村小学教员。芦沟桥的烽火，迅速燃遍中原，“八，一三”淞沪战起，上海不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南京沦陷。在达围亡家破的时候，教育部组织了所有战区的爱国青年，迁入大后方的西南各省，继续担负抗日救亡工作，我毅然加入了这一伟大的行列。
  我们来到重庆这个战时的陪都，迅即加入了教育部战区教师四川服务团，分配在团部社会教育股担任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月，四川省政府举行县长甄审，我由重庆去成都应试，榜发，我名列前矛。四川省政府任命我为壁山县县长。八月中旬我自成都专程赴壁山就任。
  夙夜匪懈重任在肩
  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一日，我正式接印视事。当前任县长曾锦柏把一颗《壁山县政府印》的铜质方形大印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的双手和心头同时感到沉重。此时抗日战争正处在一个最艰苦的阶段，我这个初入仕途的青年，对当时复杂的社会，尔虞我诈的官场，茫然无知，为了给伟大的抗战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我勇敢地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
  八月廿四日，璧山县各机关团体及驻在璧山的机关单位，照例举行一次迎新大会，到会的计有：
  军训政务次长刘士毅中将（江西都昌人，曾任军长、后任国防部政务次长），常务次长王敬中将，编译处杨处长（杨处长为白崇禧部长的老师，中将）总务处杨处长（中将），交际科科长何楷（上校）；重庆卫戍司令部第三分区少将司令邹轸善，副司令程炳少将，参谋长杨君中将；驻军八十五师师长王景渊少将（起义将领、现任民革中央委员）；青年军二0一师师长戴之奇少将（上校徐秘书代）；炮兵总队上校总队长张权；教育部代表冰心科长；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陈礼江；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吕凤子（教务长吕士国代）以及璧山县的党政要员共一百余人。先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陈礼江先生代表到会者致欢迎词。大意说：“目前抗战胜利在望，璧山邻近陪都，观瞻所系，希望方县长团体全县，上下一致，做好征兵征粮工作，支持抗战，蓝共建新璧山，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在答词中一再谦称任重道远，尤恐力不从心，所望各位多所匡扶，以期无负于政府之委任与全县人民之厚望等等。
  当时璧山是个二等县，辖三十二个乡镇，人口三十余万，民风淳朴，本是一个较易治理的县。但在我任该县县长一段时期，正处抗战艰苦阶段，兵源之补充、军粮之供给，过境部队之接济，服装马料之筹措，急如星火。加之地处陪都郊区，各机关学校迁来璧山的很多。如军训部、教育部、青年军二0一师、重庆卫戍司令第三分区司令部、驻军八十五师、炮兵总队、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正则艺术专科学校等。对其物资调拨与供应，不能丝毫短缺。加之前线湘黔吃紧，璧山为后方部队赴调前线的必由之路。顶头上司又多，县党部、参议会、三青团、财政经济大权都由地方势力把持。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外来县长，少年气盛，不善迎逢，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深深体会到为官的不易，做人处世的艰难。
  现在谨此我于抗战期间在壁山九个月当县长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作一简要回忆，使人们了解大后方抗战的一些情形，从壁山的一角，看看国民党某些上层人物在抗战后期一些表现。在他们当中，有的人真心抗战，忠于职守，甚至以身殉职；有的人则以抗日为名，弄权营私，寻欢作乐。象战时一些文人发牢骚所形容的那样：前方血与肉，后方肉与酒。愿把我在大后方看到的一些现象，奉献给读者。
  一、刘经扶到璧山
  刘峙、字经扶，江西吉安人，当时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重庆为战时陪都，中央政府之所在，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是蒋老先生嫡系，在三十年代即当师长，追随蒋老先生出生入死，一直受到重用。卫戍总司令一职，除负责陪都治安秩序之维持、中枢机关首脑之保护外，还要负责过境部队的检阅。当时湘贵战事激烈，前线战士的换防，后方增援部队之补充，军事调动频繁。璧山邻近重庆，处成渝公路要冲，由四川后方或由陕西、河南从黄河流域调赴前线增援的部队，经重庆渡江开赴前线，一定要在璧山先行整编检阅。因此刘总司令经常要到璧山，我也就和他接触频繁。他每次光临璧山，我都要设宴招待。一次，胡宗南所部第九军，路过璧山。我正忙于该军办理军粮马料，突接第九军军长张鹏的请柬，定于下午二时宴请刘总司令，请我前往作陪。在宴会上，就只有刘峙是个主客，其余全是第九军将领。张鹏和参谋长为中将，余四人均为少将，连同刘总司令和我共八人。他们背地称刘峙为“老总”，当面尊称为“老师”。入席后，张鹏首先举杯敬酒，其余也依次向刘峙举觞。我还未及举杯，忽然他的勤务兵进来报告：“报告总司令！太太要到北温泉去，请你马上同去”。这就是命令，原来刘峙素以惧内闻名，据云这是他的三姨太，她原来是个中学教员，被刘峙看中娶为三房姨太。抗战时江西沦陷，不久前才从沦陷区逃到重庆，所以刘峙特别爱她，平日言听计从，爱若掌珠。听勤务兵报告说她要到北泉，哪敢怠慢！连忙向勤务兵“嗯嗯”两声，使起身举杯说：“我有点事未能奉陪，请大家吃一杯”！这算是还礼，随即起身离席而去。
  青年军二〇一师在璧山
  当时新兵都是从乡间崩绳索捆绑半夜里被乡保长抓来的壮丁，有的是无辜的农民，一个大字不识，更来不及训练，许多武器不知如何使用。这些军队一上前线，和机械化的敌人一接触，往往溃不成军。蒋委员长深知要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必须提高士兵的素质。因此，他亲自提倡建设一支十万人的知识青年军，面向各大专学校、各机关职员、中学及社会知识青年招生。命令一下，固然有许多有志之士，抱着满腔热血投笔从戎，为国行难；也有些不良分子混入其中滥竽充数。凡是报名参加青年军的，学生也罢，职工也罢，警卫也罢，一律作为知识青年，给以优厚待遇，送往青年军。青年军开始一段时间纪律不好，在璧山就有过两个青年军强奸两个民女的事，并得到严历的制裁，军纪才逐渐好转。
  青年军当时共四个师。二0一师驻在璧山，故我比较熟悉。该师编制较普通师为大，共辖三个团，还有几个直辖师部的营：如搜索营、特务营等。师长戴之奇，少将，贵州人，四十余岁，黄埔军校四期。参谋长工寓农，少将，江苏人，与戴同期。六〇一、六〇二、六〇三、三个团长均为少将。师部下设有处，处长均为上校，以办理行政事务。我还曾经参加过二〇一师的一次军事检阅：由军训部政务次长刘士毅中将任总检阅官，搜索营赵营长任总指挥，我则在旁观礼。
  戴之奇为人精干，对军纪极为重视，对士兵的教育和训练抓得很紧。他到璧山不久，就在师部办起了报纸，要求士兵绝对服从。由于工作关系，我俩经常在电话中联系，相处得很好。后在解放战争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闻青年军二一师后被编为新编六十三师，在淮海战役中分崩瓦解。
  三、与张治中将军会见
  张治中将军字文伯，安徽合肥人，是国民党元老。“八一三”淞沪战役中，他领导中国军队与敌作殊死战；敌人当时扬言在一个月内攻下南京，但由于遇到张将军领导的爱国军民的坚强抵抗，遭到严重失败。我在璧山县时，他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郭沫若先生即在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张将军为人温文尔雅，爱国爱军，思想进步。一次他来璧山现察二0一师，戴之奇师长在电话中告诉我说张将军约我前往会见。我即准时前往，他已在会客室沙发上坐着等我。我进去后和他施礼，他连忙起身，并请我在他身旁沙发就坐。我见他身穿军服，佩上将领带，戴一副白边眼镜，表现出儒将的风度。他一口合肥口音，轻言细语询问我璧山群众对青年军的观感，军风纪如何？是否有扰民和欺压人民现象？我报告他说最初二0一师的纪律不好，地方上很有戒心，经过戴师长整顿教育后，风气大大好转，和地方相安无事。张将军还对我勉励了一番。因系礼节性拜访，坐谈约半小时即与告辞离去。
  四、晋见白崇禧部长
  军训部虽然驻在璧山，自崇禧部长却多在外地督导军务或在重庆。军训部日常公务则由政务次长刘士毅代行，部内事务由常务次长王毅处理。白部长有时来璧山，多半是主持部内重要会议，来去匆匆，我从未往谒。一九四四年年底，白部长回璧山主持军训部年终工作汇报会，特吩咐交际科科长何楷，电约我前往会见。我上午九时前去，先在会客室稍坐，旋被召往部长办公室相见。
  健生先生（白崇禧字健生）广西人，当时五十余岁，头顶微秃两鬓微霜，面貌温和儒雅，看上去象一位学者。说话带很重的广西口音，他请我在他左旁沙发就坐。我首先对我未能经常前来请教，表示歉意。他微笑说：“谢谢”。他告诉我说：目前湘黔战事吃紧，前些时委员长要我到前线指挥，我觉得为时稍晚，如中途另换我指挥，又须重新部署，于军事不利，我当即辞谢，委员长也未相强。他还问我县政目前有哪些困难？对军训部有什么要求？我当即就征兵不合理的现象向他汇报：如有钱有势的人即使有几个儿子也不会当兵，无钱无势的老百姓即使是独子，也被入抓去当兵，因此往往引起许多人逃避兵役。有的乡保长抓不到壮丁，只有向农民派款，收买一些散兵游勇充当壮丁，这些人一上战场，纷纷逃溃，对士气相当不利。而H对被征往前线作战的军人家属、牺牲人员之优待费，也经常被乡保长侵吞克扣，致使家属生活困难。我认为征兵制度与优抚工作极应改善。白部长似注意倾听，但未表示任何态度。一会儿，何科长前来报告午餐业已摆好请部长用膳。承他热情招待我午餐，即随同偕往大礼堂，在开会侧厅摆上酒席，大概一共十多桌，白部长坐中间上桌，安排我和他对面坐下；白部长左右为两位次长，其余为各兵监、编译处杨处长，教育处长杜心如。白先生为三星上将，其余均为中将，只有我这个小小县官，真是相形见绌。因是集体用膳，未用酒。白部长见我行动拘谨，即连连给我劝菜。原来白部长是回教，席中没有猪肉，其余牛羊肉、鸡鸭鱼蛋则一应俱全。餐后，白部长邀我去他办公室小坐，我即告辞离去。
  五、陆军总司令汤尧和我一段交往
  军训部是个庞大的军事机构，是主管军队训练督察的行政领导机关。下设司、处、科室；步。骑、炮、工、锱重等兵监。汤尧当时任骑兵监，中将。抗日战争胜利还都后，任国防部陆军总司令，晋升为上将。
  一九四四年农历腊月间，汤兵监刚从外地视察回到璧山，当时璧山县城城小人多，住房十分紧张。汤兵监带着他的夫人到璧山后，找不到一谴合适的房子，不得已只有住在旅馆里，但终非长久之计。于是就有人给他出个点子：说璧山有个姓曾的当了汉奸，有一套宽敞的房子被县政府查封，闲置不用。如果能打通县长这一关，只要他一点头，命令警察局启封那是轻而易举的事，然后你向他借用，他是不会不答应的。第二天由军训部总务处杨处长和汤兵监联名的大红请柬送到我手墨来了。我接到请柬，看到汤尧与我并不相识，情知有故，但两位火员请客，算是看得起我这个小小的县官，自然也不好推辞。次日下午二时，汤兵监又派了亲信勤务兵到县政府促驾，我即随同来到酒楼，杨处长汤兵监早在楼口等候。另外我还见到有县参议会议长陈雪樵，党部书记长黄麟等几位陪客。杨汤见我一到，随即开席，杨汤热情敬酒。洒过三巡，想处长终于启齿了：“今天承县长赏光，我和汤兵监非常感谢，现在汤兵监有件小事想请县长帮忙”。我忙说：“今天承两位见面，只要我能力办得到的，我是乐于为汤兵监效劳的”。于是杨处长把汤兵监在璧山没有住房过年等等说了一套。我这才知道他们事前已商量妥当，不过要经过我首肯而已。我自然也就顺水推舟说：“这个容易，我一定即日命令启封，借汤兵监一用”。并立即着勤务兵前往警察局找来局长何荣武，当面下一道手令叫他派兵即日启封，交待何局长此屋已由汤兵监向县政府借用。杨汤见我办事果断，也不刁难，自是十分满意。过几天，那套房子经过汤尧着人修缮打扫，布置得焕然一新，于是又请我和杨处长到他家作客，汤夫人亲自下厨，为客人烧菜调味，并频频向我举杯致谢。
  经过几次接触，还知道汤尧不仅是个武将，还是个戏迷，他醉心于程砚秋一派的唱腔；一次，地方上有位姓曾的士绅请他和我作客，酒后坐在竹林下品茗，他一时高兴，唱一曲“苏三起解”唱段，嗓音圆润，吐字清晰，声调婉转，颇有程派风味。解放后，闻汤先生已投诚起义，未识故人尚无恙否？
  六、蒋经国先生深夜来访
  一九四四年一个严寒的冬夜。我在办公室处理公务。一个熟稔的声音在门前道“方县长还在忙吗”？我还未及回答，他就掀起门帘进入室内，原来那是青年军二0一师的徐秘书，后面还跟着一位体形坚实的中年人。我连忙起身接待，徐秘书从中介绍说：“这是蒋经国先生”，又对蒋介绍说：“这是方县长”。我这才知道他就是当年在赣州担任专员的蒋经国先生。他热情和我握手，毫无陌生之感。我忙招呼两位客人在我对面的长藤沙发上就坐，一面向他问好，一面怕他找我有事，特向他请问要我办些什么工作？他先环视了一下我这问陈设简朴的办公室说：“久仰方县长青年有为，精明干练，勤政爱民，今天见到果然名不虚传。”我连忙感谢他对我的过誉。徐秘书又简单介绍蒋先生在江西赣州任专员时，兴利除弊的种种事迹，我表示对蒋先生已是久仰。我们无意中还序了齿，蒋先生说他生于辛亥年，我也告诉他我生于壬子，小蒋先生一岁。我笑着对他说：“你既是我的长官又是我的兄长。,蒋先生和徐秘书都笑了起来。原来蒋先生是来到璧山检查青年军二0一师的政治工作，到县府来也无其他目的，也许是徐秘书和戴师长对我的为人处事在他面前有所吹嘘，或是他对我的工作有所查考，均不得而知。我们毫无拘束地坐谈约四十分钟，见时间已晚，他连忙和徐秘书起身告辞。我直送他们出门与他们握手道别。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我还和友人周凤翔君前往励志弛访蒋先生不遇，以后即未晤面。而今蒋先生在台跻总统高位，如能见到我这一段回忆录，也许会激起他对我俩在抗战艰苦阶段一个冬天的寒夜会暇时思想上的回波。我渴望能在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国庆大典上再能与蒋先生一晤，未识蒋先生能以国家民族为重，实现国共两党三次合作来达到我和全国人民的这种强烈愿望否？
  七、应邀奉陪许德珩在黄镜涵家作客
  黄镜涵名秉，青年时代曾赴欧洲游学，自称与楚生先生在德国同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交，许老先生当时任国民参政员，为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争取最后胜利做了大量的工作。近应陈礼江先生之邀，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讲学，黄秉礼特邀请许老先生到他家作客，邀我前往作陪。楚生先生是我的前辈，为当年“五四”运动健将，道德文章在国内卓著声望，且为九江人，素为我所钦仰，黄先生今邀我前往作陪我当即欣然前往，至则楚先生业已先往，陈礼江院长也早陪同前来。主人把我给许老先生介绍，陈院长连忙和我招呼，随即开席。当时楚生先生约五十出头，精神健旺，身着灰麻条纹中山服，甚是朴素，言谈甚健，带九江口音，并以新港话与陈先生交谈。还不时向我询问璧山情况，我一一作答。楚生先生淡到当时国事，主张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争取早日战胜日本侵略者。对当时兵役和抓壮丁、半夜抓人、绳捆索绑现象，提出改进意见，嘱我多多注意好为办理。楚生先生对青年人颇为爱护，我又以九江口音与他交谈，陈院长和主人也把我在璧山的情况，作过介绍，故许先生也以同乡晚辈相待，态度十分亲切，至今我记忆犹新。
  八、程天放来璧山
  一天下午，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璧山县政府门前，门房通报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来访。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教育长，忙即出外相迎，程先生一面同我握手，一面自我介绍“程天放”。其实程先生我早在重庆外交大厦开中国教育年会时即见过，他中等身材，头发花白，头脑清楚，反应敏捷，曾任驻德国大使多年，并与纳粹党领袖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折衡樽俎，在外交界享有崇高威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断交，奉召回国，不久前出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这次是特从南温泉来璧山看政校知识青年军的。我即请程先生到县府会客室少坐，随即一群中央政校从军青年十余人一齐来到县府给程先生送行。原来程先生在探望从军同学后，听说我是政校同学，特地顺便来县府探访我一下。这时大家围着程先生问长问短，因我也是同学，大家也无隔阂。他细问青年军从他们的生活起居、训练教育问到军风纪等各方面情况，青年们都一一作答，并对程教育长来璧山慰问表示感谢，同时也感到亲切和受到鼓舞。程先生又问我关于璧山县各种情况，我也一一介绍。最后程先生起身告辞、我与青年军一道送至县府门口。
  九、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和陈礼江先生
  抗战期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系设在璧山。院长陈礼江先生，号逸民，九江新港人。早期任江西教育厅长，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一贯致力于社会教育事业，经常在国内外报章杂志如《教育杂志》《中华教志》发表文章。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人民的文化水平必须提高，而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除加强正规学校教育以外，还必须加强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的范围最广：如图书馆、博物馆、革命纪念馆、文化教育馆、各种陈列室室、阅览室、电影院、戏剧院、说书场、体育场等等。即无沦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应在社会教育的熏陶之中。
  园立社会教育学院和璧山县政府仅一墙之隔，而逸民先生又是我的前辈。陈先生任江西教育厅长时，我还在九江的江西省立第四中学（即九江一中前身）读书，故我常以师事逸民先生，承逸民先生不弃，也以学生待我。我在璧山的一段时问与陈先生过从甚密，有时他携同爱女陈安力同志（那时她还是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该校设在璧山青木关）到县府来看我，我有时也到他家作客。陈先生热爱祖国，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恨之入骨。他经常组织社教院学生到各地宣传抗日救国，争取抗战胜利，收复失地，恢复民族尊严。他曾联合璧山各中学和社教院学生，组成千人大合唱，大唱救亡歌曲、进步歌曲、爱国歌曲，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之情。他还经常邀请爱国民主人士及名流学者来璧山社教院讲学，以灌输学生的爱国思想。一次他邀请郭沫若先生来该校讲学，特邀我前去会见，适当时我正在开会，未能前往，深觉遗憾！
  一九四四年农历年底，教育学院未领到经费，看看年关已到，各项开支事事需钱，教职员薪金也无法支付，陈先生焦急万分。一天下午特来县政府看我，微露困顿之状，并婉商借款数十万元，以济眉急，约于年后领到经费立即归还。我当即开付支票40万元，请其向县银行提取。年后不久，陈先生领到经费即如数归还。当时，教育经费占国民经济预算中百分比甚微，社会教育学院经费又少于各名牌大学，多亏陈先生努力支撑，为国家培养出大量有用人才，至为难得。
  社会教育学院有许多教授是江西人：如九江著名学者胡昌鹤博士、湖口王漱汝先生、许建国同志、陈友端同志等都在璧山。还有一位教授陈锡康夫妇与我夫妇感情极好；另一位教授刘静渊先生，我特礼聘她为璧山县政府英文秘书，她曾搜集一些关于抗战的外文资料翻译给我听，还有时来县政府和我夫妇玩桥牌共度周末。
  一九七九年我回到九江，与陈礼江先生同在九江市政协担任第七、八届政协委员，其时陈先生已患中风，口角流诞不止，言语极端困难，但每见到我总是十分亲切。他已于一九八四年去世，从此我失去一位教海我的长者。
  十、九江同文中学在璧山丁家坳
  九江同文中学，是赣北著名的学府，她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早期江西红包政权的创建者之一方志敏烈士的母校，整个世纪以来，她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桃李满天下，博得很高的荣誉。校长熊祥煦先生，是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为人诚笃好学，待人接物，和善可亲，诲人孜孜不倦，学生在他的教育下，有如坐春风之感。抗日战争期间，他不愿把学校留在沦陷区，任敌人摧残，作敌人推行奴化教育毒害我国人民的工具，决心把学jx随政府迁往后方。他选择了重庆近郊、距首都约150里的璧山县丁家坳（即丁家乡）
  丁家乡是璧山最一个大乡，地处成渝路上。当时该乡教育尚未发达，全乡仪完全小学一所，没有中学。同文中学迁去后，当地人士深表欢迎。划出距乡公所约一里地的北郊作为校址。熊校长率领全校师生筚路兰缕，艰苦创业，使学校初具规模。熊校长告诉我：初去时，学校距饮水处很远，且不卫生，因决定在校园中心凿饮水井一口，工程颇为艰巨。熊校长率领师生日夜奋战，谁知打下十余米，仍不见滴水；他想到《愚公移山》的故事，坚持不懈地打下去，终于挖出了清泉，全校师生欣喜苦狂。熊校长为井取名为《天赐同甘井》，当然这眼清泉不是上帝赐予，而是地下的泉水，师生坚持深挖的结果。此事在璧山民众中一时传为美谈。
  当时政府实行粮食征购政策，农民除征粮外，还须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余粮”由政府低价收购，农民多有不满，再加上田粮人员贪污受贿，大斗进、小斗出，有的农民本来只要缴纳一百斤，却往往送上一百二十斤，还说斤两不足。农民只有在粮食中掺沙掺稗，以求足秤。这就大大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当时乡政府也不认真验收，就以这样劣等粮食拨给同文中学，有时还接济不上，以致断炊。当熊校长告诉我这一情况时，我表示陂大愤慨，当即面谕该乡乡长谢某。不久，熊校长再次来到县府见我时，说自我面谕后，乡长不敢怠慢，现在拨给同文中学的粮食，不仅按时，且质量大大改善。解放后，我还见到熊校长一次，后闻迁往上海，不识老友尚无恙否？熊师母堪称贤内助，熊校长患有咳嗽病，熊师母照料备至，相散如宾，彼此互称“Jarlin”，为人所乐道。
  告别璧山
  我自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到璧山接印视事，至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日交卸离开璧山，恰恰为九个月整。使我：惭愧的是对璧山毫无建树。但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么短的时间里，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相信解放三十多年来，壁山人民在党阳光照耀下，一定把璧山建设得更加美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赋词一阕，作为我写这段回忆的结束语：
  临江仙
  救国图存怀壮志，青年热血奔腾。璧山九月得亲民，清廉常自誓，午夜可扪心。四十余年重记省，堪嗟一事无成。徒增马齿浪光阴，等闲头又白，豪兴托微吟。
  《难民证》引起的回忆
  陈尚秋
  我从藤箱中偶然翻到了已经旧得发黄的两张抗日战争期间的《难民证》，使我立刻引起了在抗日战争中随父母逃难的一段痛苦的回忆。
  一九三八年七日，日本侵略者的战火烧到了九江。为避免鬼子兵的蹂躏，我家也随着市民们外出逃难，逃难之前，先要领难民证，有了难民证，就可以到所逃难地点的官办难民收容所住宿，每天还可以领到很少的一点粮食充饥。我现在保存的有两张《难民证》，一张是我自己的，两寸宽的一白布长条，上面盖了九江县第二区第一保联办公处的长形红印，旁边写了“难民陈尚秋”的字样。另一张是我祖母陈胡氏的难民证，编号是22482号，由“赈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吉太总站”发给，当时她老人家已经有六十二岁了。
  我们全家每人都佩着这样一张显示难民身份的白布条子，挑着二十多付锅瓢碗铲，衣服被褥，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徒步走到湖北省阳新、成宁、汀泗桥等地。头上敌机轰炸，背后鬼子兵追，我们担惊受怕，不分日夜地赶路，到处战火燃烧，没有一个安身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胡乱闯进了战争的前沿阵地。埋伏在树林里的中国兵已拉开了手榴弹的导火线，向前面的鬼子扔去。我们吓得掉头往回跑，跑不动就扔包袱，二十付挑子扔光了，每人只带一个有几件随身洗换衣服的小包袱。
  我家逃难时，最累赘的是祖母和我。我那时只有六岁，走不惯长路，要我父亲和叔叔驼；我祖母只有三寸金莲，小脚一天走不了几里路，只好走走歇歇，掉在逃难队伍的后面。
  在逃难的队伍中，我看到有不少人染上了疟疾，抖抖索索的由家人扶着走。走着走着，就倒毙在路边，再也起不来，一家人哭成一团，那种生离死别的伤心痛哭景象，至今我想起来都觉寒心。逃难主要是步行，很难乘到车。有一次到长沙，我全家好不容易挤上一辆敞莲火车，装过军马的车厢，满地马粪，臭气熏人，车厢后面就是火车头，浓烟滚滚，扑面而来。我们实在太疲乏了，顾不得许多，倒头便睡，一觉醒来，身上沾满马粪，脸上被煤烟熏得象个大花脸，令人哭笑不得。
  回想八年逃难的日子，备尝颠沛流离之苦，充满国破家亡之恨。我祖父在逃难时常说，国难就是家难，没有国就没有家，我要将这两张难民证教育我的后代，不忘日本侵略者给我们民族带来的苦难，要努力建设和保卫我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