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一、军事占领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日寇占领九江。在日本侵略军迫近九江时，没有来得及外逃的城市贫民，为了躲避日机轮番轰炸，相率躲避到城外天主堂内。一时堂内拥挤不堪，有人满为患。不几天，粪便狼藉，霍乱流行，死亡人数日增；有的一家人相继死去，尸体又无法处理，炎夏暑热，恶臭熏天。鬼子兵就在天主堂门口挖一大坑，把死尸丢进坑里，淋洒上煤油燃烧。不能完全烧烬，每到天黑，成群结队的野狗，跑到坑里拖食未烧烬的尸骨。鬼子兵又开枪把狗打死，投入坑里，与死尸同烧。如此惨状，日复一日．最后鬼子兵为了防止霍乱传染，又把这批难民赶到九江监狱隔离起来。
  这批难民在监狱关了不久，又放了出来，划定西园路为“难民区”，允许中国人在这里做点小生意或从事手艺营生。
  一九三九年后，日本侵略当局把大中路西至西门口，东至八角石，南到城内天主堂，北至九华门，作为中国人居住和经商地带．环城路只到花园饭店（现南涮宾馆二部）就没有中国人居住了。西门口以西至铁桥，全为日本商人居住。龙开河以西，即使是白天，中国人也很少敢去；八角石以上都划入了军事区，白天过往的中国人都是提心吊胆，早晚无中国人走路。只有从梅绽坡至八角石这段路面中国商民和居民聚居的地方，走路的中国人才稍许多点。中国人要是路途不熟，误入禁区，就会有去无还。那时中国人失踪是司空见惯的，丢了人也不敢追查。
  沦陷时期的九江城，为日寇的军事重镇，隶属武汉市。日酋少将中山司令驻守九江，统辖陆海空三军。所管辖范围除江西境内沦陷了的地区外，还有鄂皖毗邻九江的地带，例如江北的二套口就建有机场。日军的海军基地在龙开河以西，中山司令部就设在九江一中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移至二中。驻军营房和军需仓库主要在八角石以东马路两旁的广大地区。
  日军在占领区地广兵薄，据点内仅盘踞少量日军。象庐山、姑塘才驻有二、三十个鬼子，县城以上据点才配备保安队（伪军）。在鬼子占领九江期间，九江的青红帮、地痞流氓纷纷结夥打着“游击队”的旗号，在农村作威作福，鱼肉乡民，对日本侵略者并未构成什么威胁，但给乡民带来骚扰。
  鬼子兵常常乘汽车或踏脚踏车，杀气腾腾地到农村去“扫荡”，受到蹂躏却是当地的老百姓。有一年冬天，日寇“扫荡”到珠桥、周岭、。姑塘等农村，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水塘里站在水中，岸边的鬼子兵不时用竹杆敲他们的头。一部份鬼子到屋里翻箱倒柜地搜查、奸淫妇女、宰猪捉鸡，一直折腾到日落才回城。
  日军占领九江不久，各军部系统就分别搜罗当地一批兵痞流氓，充当“汉奸”，建立特工情报系统；其名称有：“宪佐”“密侦”、“稽查”等。日本侵略者就是依靠这批走狗破坏抗战，收集情报，对在沦陷区人民进行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宪佐”队直属宪兵队，约二、三十人，陈大同任队长；两个班长，一姓谷，一姓朱。“宪佐”的权威远比伪政府的县长还要大，沦陷区的百姓一谈起宪兵队，无不毛骨悚然。据目击者说，宪兵队的刑讯室里，各种刑具凶残无比，地面的血壳达一寸厚。凡被抓进宪兵队的爱国战士和无辜人民，都是由这些投靠日寇的“宪佐”、“密侦”或“稽查”的“情报”和告密逮捕的。进了刑讯室的人，除极个别有“路子”的用钱赎回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受够了各种苦刑后，又被日军装进麻袋，用小汽艇开到江心，抛入江中。
  在沦陷区无论大人、小孩都要领取“安居证”，其手续既繁复又苛刻。首先通过保甲按户口填写表册登记，然后要定时、定地点依次排队照像。而“安居证”的发放是由日寇宪兵亲自办理，宪佐、密侦、稽查、警察等大小汉奸，只能在旁协助和打杂。宪兵要当面把已经贴了像片和填写好的。安居证”与持证人仔细核对，认为无误后，再捏住领证人的左右拇指在底册和“安居证”上同时按下手模，打上钢印，至此，领证工作才算全部结束。这种白色的“安居证”只用两三年时间，又得掉换黄色的“安居证”。
  日寇有时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核对“安居证”。一天傍晚时分，宪兵、宪佐、警察等汉奸全部出动，逐家逐户把大中路以南所有的中国居民驱赶到仁慈堂（现市财政局）对面的广场上，四面重兵看守，就连即将分娩的孕妇也不能幸免。当晚就有一周家棉花店主妇在这乱糟糟的人丛中分娩。这时日寇和汉奸又在中国居民的居室中大肆搜查，一直到下半夜才将聚在广场的居民逐个审查，核对“安居证”后，未发现问题，一一放回。
  日本侵略军在九江层层设“关卡”，检查中国人民。除上下轮船、火车设有“关卡”外，从九江城到郊外设有三大“关卡”。东门通往姑塘、星子等地公路的“卡子”，设在现在的国棉三厂附近；南门通往庐山脚下莲花洞的“卡子”设在山川岭。这两个“卡子”都有鬼子兵把守，山上并安置了重炮、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中国人通过要核对“安居证”，搜查身上有无携带违禁品。此外，九华门设有水上“卡口”，检查经过船民和过渡的中国人。在小南门壕沟坝等地设有小“卡口”。这里离市区稍远，鬼子兵在检查行人时，胡作非为较为严重，打人，抢东西，在中国妇女身上乱摸是司空见惯的。
  鬼子“拉夫”也是沦陷区人民一大灾难。当鬼子需要劳工时，就用卡车开到中国人聚居的地点，看到男人就往汽车上抓，抓够数后开走。住在八角石到东门“卡子一带的鬼子兵，有时因仓库需要“苦力”，就在门口任意拉过路的中国人去做苦工。每当日本侵略军出发进攻某地时，就要拉一批中国“苦力”随军搬运军用物资。这种“拉夫”，一去数月，生死不明。年老、体弱者挑不起，走不动时，惨无人道的鬼子兵就用刺刀将其刺死。所以每当鬼子兵出发“拉夫”时，白天人们不敢出外，鬼子兵就在夜间闯进中国人的住室，把人从被窝里拉起来捉上汽车；此时，全家老小的哭泣声，从静夜中传来，煞是惊心。
  日本侵略者占领九江时期，连走路也要留神，如经过鬼子的岗哨没有鞠躬，轻则受到吼斥再鞠；重则被扇两耳光或一顿拳脚。鬼子陆军医院（现一七一医院）有一个岗哨，每当中国人从门口走过时，都必须在高声喊着“西山”！同时鞠九十度的躬。
  有一次腊月里，一个乡下人上街买年货，路过这里，看到岗哨没有鬼子站岗就走过去了。不想刚一走过，突然一个鬼子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哇啦、哇啦”地大声吼叫，把这个乡下人一顿拳打脚踢之后，要他自己把篮子里的香纸、腊烛、炮仗全部拿出来点着，焚香放爆，不断地对着香烛跪拜磕头，一直跪拜到香烛点完后才准离去。亡国奴的生活真不是人过的。
  二、政治欺骗
  一九三八年冬，日寇“特务机关”在西园“难民区”四处搜集一些社会渣滓，成立了“维持会”，汉奸吴应墀任会长。
  一九三九年在“维持会”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伪政府。由战前六角石小学（现柴桑小学）教导主任王国瑞任伪县长，老牌汉奸张世雄任警察局长，鸦片烟鬼罗锦章任商会会长。当时人称“三巨头”。以后又陆续建立了伪法院、税务局、宣传队、戒（介）烟所等等。
  每当中国的“双十节”或其他重大集会，主席台上便会出现伪县长，警察局长，商会会长等；而日酋少将中山司令象煞有介事似地，以“盟军”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同演戏一样，台上侵略者的司令与汉奸傀儡坐在一起，台下的中国人被迫人手一面小彩旗上似书“中日同盟万岁”等。在开会的当中，由伪宣传队的小汉奸领头呼口号：“大日本帝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中日同盟万岁”，“…”。接着小汉奸为了拍马屁，还加呼“中山司令万岁岁”。一些商店派来开会的小学徒随着这声声“万岁”，不约而同地跟着呼喊“屙尿”“屙尿”……（九江方言“万岁”与“屙尿谐音）以示对侵略者和汉奸的反抗和鄙视。
  三、经济掠夺
  自日军占领九江后，大批日本商人涌入九江，整个大中路的城外地段全部被日商霸占开业，西门口至梅绽坡港口有一大半为日商所占住，梅绽坡至八角石只有个别日商设铺。一些属于日本财阀的垄断商业组织，也在九江设立了分支机构，有“统制”棉花的“东棉洋行”；“统制”皮革的“岩井洋行”；“统制”其他土产物资的“三井洋行”、“三菱洋行”、“荣泰洋行”等。这些大洋行的总机构都在日本本土。其经营多采取“物资交换”的方式，即以高价的工业消费品，交换廉价的中国农产品。
  中国店铺只能小本经营，货源多来自“洋行”的“分配”，小部份由跑生意的中国人肩挑手提，从四面八方带来卖给他们。除了开店的，做手艺的，做小贩的之外，人数最多的要数“跑生意”的。这些人不分男女老少，尤中年妇女为数最多，包括城镇居民、近郊农民，轮船、火车、民船上的中国乘客，几乎全是这些“跑生意的”。他们为了生活，不但风餐露宿，历尽艰辛，而且时刻都有遭遇风险的可能。
  由南昌到九江，一个人只能带两筒（20个）粗瓷碗，一扎灯燃草，或几斤米粉之类的东西。一个不太大的篮子和一个布袋跨在肩膀上，胆大的或在碗底下藏上几块银元；虽危险很大，但可多赚点钱。九江到南昌的可以带两斤弹好的棉花，但必须反复捆紧，捆到比一斤的体积还小；一丈多白细布等之类的小商品。上、下火车要经过重重关卡，检查、搜身，搞不好要没收货物，或遭殴打侮辱。而乘坐的火车，简直和对待猪仔一般，不仅无座位，而且很多人挤在～块，小便也只能自己用东西接住。
  有一天早晨，跑南昌生意的人，纷纷去火车站搭乘到南昌的火车。当他们走完龙开河的铁桥时，鬼子把守在河西桥头的“关卡”还未打开。人们只得站在“关卡”前的桥上等待放行，正当涌挤得水泄不通时，从后面开来了一辆鬼子的汽车，人们为了避让，一时乱作一团，在混乱中互相推搡，突然桥两边的栏杆挤破了，人从桥上掉入龙开河里。象这样的惨剧时有发生。有一次，美国飞机轰炸九江，许多跑南昌的生意人正在火车站等侯上车。因站外有鬼子兵持枪把守，不能四散跑开，当车站中弹时，一下炸死两百多名中国人，其状惨不忍睹。
  沦陷时期，日寇对食盐的控制特别严厉，江北黄梅一带的农民在极度缺乏食盐的情况下，不得不在茅厕的砖墙下刮取硝盐当食盐吃。有的家里即使藏了少许食盐，也要等到农忙时才敢吃上一点。在市区，鬼子对城市居民食盐的配给数量极少，两、三个月才“配给”一次，每人一斤。买一次食盐总得站四、五天的长队。
  尽管日寇对食盐的控制和查禁得极严，但是中国人还是有办法把兵站或仓库里的食盐偷出来，再用各种办法偷运到农村。最常用的办法是从江北挑粪的农民以双底粪桶夹带食盐，过“卡子”时日寇、汉奸虽用铁钎一再戳搅搞动，也难发现。另一种办法是买通“卡口”上的汉奸偷带出去。最大胆的是整包食盐不经过“卡子”而偷运到城外，但其中绝大部份是与汉奸串通一气搞的；还有极个别的把鬼子兵也被收买过来。
  有的贫苦农民到九江街上来卖柴、菜回去时，暗藏半斤、四两食盐，经过“卡子”时，如被鬼子或汉奸搜出，就要倒霉。有一次在一个“小卡子”上，鬼子兵在一农妇身上搜到半斤食盐，就把这位农妇的衣裳脱光，要她两脚摆开站在高架上，让过“卡子”的中国人从她的胯下走过。在那种屈辱的年代里，不少人为了能尝到一点咸味而受到这帮野兽的侮辱和殴打，不少人为偷运食盐而丧生。曰寇在经济掠夺的同时，最毒辣的一手是利用鸦片来搜刮，毒害和麻醉中国人。他们公开在九江设立了专门出售鸦片的机构，名叫“戒烟所”，允许巾国人开设鸦片馆，吸烟者也颇盛行。骇人所闻的是，连十来岁的儿童都涉足其间。例如有一解姓儿童，年仪十二、三岁，因吸毒成瘾，不能自拔，以致堕落到为“介福里"妓院的龟头与鸨母接客。有一国民全姓，因吸毒而倾家荡产，走投无路，终于投靠日寇充当汉奸，为其搜集情报，为“皇军”到农村去招降“游击队”。
  日军刚到九江时，不吃中国人的食品，认为中国人的食品不卫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物资逐渐匮乏，士兵面有饥色。把守“关卡”的鬼子常常强拿中国人所携带的吃食或布鞋之类的物品。有的鬼子兵拿上面发给自己抽的香烟同中国人换烧饼吃，其一副饥饿馋相实在讨厌。
  日本侵略军初到时，市面流通的货币，是由日本军部发行的“大日本帝国军用手票”，通称“军票”。待汪氏南京伪中央政府建立后，“军票”兑换成“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备券”。原本由日本人经营的“台湾银行”，再改名为伪南京“中央储备银行"管辖的“中央储备银行九江分行”。
  四、文化毒害
  沦陷时期的九江有专供中国人看的（（九江日报》、《武汉日报》，还有武汉出版发行的（（农邦良友》月刊。《九江日报》的社长、编辑和校对全是中国人，他们每天要把编好的校样送宪兵队审查后方可付印。在审查中如发现稍有不符合侵略者意图的文字，即被删改、涂掉或整篇抽出。
  日军通过伪组织强迫中国店铺订阅上述报刊，这些报刊的重大新闻是报道“轴心国”军事上的“胜利消息”和鼓吹“武士道”精神，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中日同文同神，共存共荣。”扇动种族岐视和反共心理；把日本浸华说成是“军事同盟”、“和平运动”。汪精卫投降日寇是“参加和运”等鬼话。
  日寇还利用中国人的某些迷信习俗来灌输奴化思想。每当阴历年二十四要向中国店铺赠送“灶神符”，春节送春联，连阴历七月十五，也要在街上张贴“中元令节，，的纸画以示纪念。有一付春联这样写道：“同文同种同歌大有，共存共荣共乐新春。”除了汉奸走狗外，中国人民有谁能同日本强盗“共荣共乐”呢！
  可是中国人开的书纸店，除了笔墨纸砚外，就只有《三字经》、《幼学》、<论语》等类的书藉。书摊上也只有少许的“言情小说”。革命文学和进步书刊根本看不到。
  侵略者当局对吸毒、娼妓、赌博、装神弄鬼等宗教迷信，都大加提倡和利用。烟馆有普通烟馆和花烟馆。妓院有专供日军发泄兽欲的东洋妓院，其中有朝鲜和南京妓女；有属扬州帮的两大妓院一一“介福里”和“崇道里”，这是有伪政府发给营业执照的合法妓院。私娼和暗妓也不少。
  五花八门的宗教迷信活动，十分猖獗。并由此出现了一种非僧非道的“一贯道”组织，它所敬奉的菩萨有罗汉、观音、济公，吕洞宾、关公，把这些佛道扯到二起，无大、小、长、次之分。其缘由不得而知，但香火极为昌鼎。甚至伪县长王国瑞，警察局长张世雄等大小汉奸头目及各色人物也进入坛内顶礼膜拜。实际上“一贯遭”是日寇谍报机关假创神坛，传道为名，以建立情报基地，搜集情报的一种反动组织。
  日本侵略军从占领九江的第一天起，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施行了极其残酷的高压政策，使九江人民蒙受了长达数年的深重灾难。但是九江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同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终于打败日本强盗，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显示了我国人民不容侮辱，不甘奴役的民族精神和英勇气概。历史的灾难不会重复，值此抗日正义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写下此文，追述过去，以志抒怀。
  日军在九江市区布防图今昔地名对照
  停泊场司令部（今琵琶亭仓库），货物厂（今火车站仓库）；九江飞行场（今九棉一厂宿舍区和市牛奶场）；兵器厂（今三马路住宅大楼）；九江宪兵队本部（今三马路银行宿舍大楼）；师团长官舍（今浜江路石油公司）；兵站（今浜江路港务局仓库）；领事馆官舍（今浜江路银行）；海军司令部（今浜江路港务局办公大楼）水源池（今浜江路自来水厂）；参谋官舍（今湓浦路中百站仓库）；参谋长官舍（今湓浦路中百站仓库）；偕行社（湓浦路人防指挥部）；领事馆（今湓浦路市政协大院）；军事经理部官舍(今湓浦路邮电局宿舍)；同仁会病院（今湓浦路消防队）；野战邮便局（今湓盆浦路电报电话营业所）；洒保（今大中路45号大华旅社）；五十大岚洋银（今大中路102-115号之间）；银座屋（今大中路170号向阳旅社）；大元荣局（今大中路198号长江旅社）；鹿岛洋行（今大中路222号），电报局（今大中路23-24号之间）；千代田洋行（今大中路260-262号之间）；增田屋旅馆（今大中路97号盐业知青百货店）；台银（今现大道139号住宅）；松承（今大中路169号九江第二塑料厂）；中华航空（今大中路207-215号之间），林田洋行（今大中路231号百货公司医务所）石原写真店（大中路中百站知青门市部）；娱乐场（今西门口工艺门市部）；县政府（今柴桑小学）；九江陆军医院（今一七一医院）；旅团官舍（今浔阳大道街心公园）；九江神社（今工人文化宫前广场）；新亚菜馆（今西门口内河航务局上海商店）；明星食堂（今西门口爱建公司门市部）；颐和楼（今环城路35号住宅），花园饭馆（今南湖宾馆二处）上海楼（今环城路居民托儿所），宪兵分队（今九江建筑工程处）；庐山庄（环城路民主党派办公楼）；兵站（今浔阳小学）；影画戏院（丁官路居民大楼）；同仁会病院（原但福德医院、现妇幼保健院）；经理部宫舍（今朝阳电影院）；师团通信队（原圣工会、现甘棠南路面粉厂职工宿舍）；兵器部官舍（原修道院、现庾亮南路市人民政府），第68师团司令部（原儒励中学，同文中学、现二中）；师团野战医院（原活水医院、现第一人民医院）；第57旅团司令部（今第一中学），师团工兵队（今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