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九江沦陷经过及日军暴行
  潘治富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马当失陷后，敌波田支队主力乘装甲汽艇四十余艘，继续溯江而上，凭借其军火优势，冲过了国军层层江防封锁线，先后攻克了彭泽和湖口，向九江迫近。
  湖口失守后，国民党九江军政当局下令疏散居民。九江城里一片混乱。七月六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电令李汉魂负责九江防务，指挥第八军李玉堂部，并要他立即赶到九江部署。当日，李汉魂由瑞昌抵浔，往访刘兴，李玉堂等商量作战事宜。八日，国民党空军多次轰炸湖口日舰，重伤敌舰十余艘。同时，军令部派苏联顾问余罗夫来九江视察第二十九军团李汉魂部防务，并协同规划作战方案。十日，国民党空军三次轰炸东流、彭泽、湖口一带日舰，击沉二艘，伤一艘。十五日，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自瑞昌抵九江视察，同李汉魂、李觉、李玉堂等商量九江防务。二十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由南昌抵九江，设行营于莲花洞（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湖北阳新县城内）。翌日，在此召集师长以上军官训话，并讨论作战问题。二十三日凌晨，敌波田支队七、八百人分乘汽艇七十余只，由湖口驶入鄱阳湖鞋山附近，分两黪向西岸姑塘以北地方强行登陆，遭李汉魂部各要隘守军顽强抵抗，击沉日汽艇十余只。天亮后，敌机二十余架凌空反复轰炸，投弹四百余枚，敌舰又以排炮轰击，李部沿湖阵地悉遭破坏。因增援部队均遭敌阻，反攻未能凑效，姑塘遂告沦陷。
  姑塘失陷后，日军波田支队与一0六师团联合进攻九江。二十五日清晨，日军大规模进攻九江和小池口。二十八艘敌舰同时炮击九江城区和对岸的小池口刘汝明六八军阵地．敌军调用七十架飞机对九江城区猛烈轰炸，并投燃烧弹。在敌机掩护下，海军陆战队即从东郊马场湖及洋油棱两处强行登陆猛攻城区，且包抄进占从里坡，第八军受到严重威胁。当夜，敌军冲进九江城内，同李汉魂部守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同时，敌军又继续猛攻小池口，守军刘汝明部伤亡过半，是日黄昏小池口失陷。九江城内巷战一直持续至二十六日下午七时半，九江才完全被日军占领。
  国军奉命向南浔线之牛头山、金桥、钻林山、赛城湖一线转进，九江沦陷后，南浔线之军事由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负责。他当即致电张发奎及瑞昌霍揆彰、孙桐萱，请速令瑞昌、九江部队，将瑞昌、九江之间的余庄、阎家渡、官湖港、张家渡、老港口、项家铺等处江堤、湖堤彻底破坏，引江湖之水灌成泛滥，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西进。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此计划未能完全实施。九江城区沦陷后，县属地区沙河、马回岭等地，不久亦相继陷落于日军之手。
  日本侵略者踏进九江古城以后，即实行极其残暴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他们灭绝人性地提出：“烧杀以助军威，抢夺以助军需”，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九江沦陷不到四个月，当时《新华日报》刊载了记者撰写的<日寇在九江之暴行》-文报道：“……因为有的被全家杀光，有的即使有一幸存者逃走他乡，无处寻问，所以要调查日寇在九江之种种暴行和人民所遭受的全部损失，是不容易的。这里只举令人痛心疾首的五件事：
  （一）强迫市民以法币换伪币。日寇一占据九江，即将他们在台湾正经银行的伪币运来九江，强迫市民以“法币”换取伪币，街市上所有一切交易一律勒令使用伪币，如查出不肯兑换者，或稍有非议反抗者，就立即抓去处死。有被狼狗活活咬死的，有强迫自己挖坑活埋的，有慢慢施用各种世所罕闻的严刑以取乐而折磨死的，有集中用机枪扫射而死的。在三八年八月一个月当中，遭屠杀的市民达一千人以上。
  （二）捉青年妇女打绝育针和防毒针。敌人在九江所施的这种最酷虐的手段，最毒辣最叫人痛恨。很多青年妇女被他们奸污了，并且还要打绝育针和防毒针，敌寇这种用心乃是：一方面企图用断绝青年妇女的生育来灭绝我中华民族后嗣；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供他们兽欲之发洩。
  （三）拆毁市内建筑物和大肆抢劫。九江是长江流域比较繁华的一个商埠，市内建筑物很多。敌寇占领九江后，即大肆拆毁，将所拆下的钢、铜、铁、铅等全部运走一空。连由三马跆通大中路的一座龙开河铁桥都被敌寇拆毁。至于工厂、商店物资和居民的贵重衣物均遭敌寇数次抢劫，使繁华的九江成了一座荒凉的城市。
  （四）天主堂内三百多个避难同胞被杀害。在敌寇还没有攻下九江的前夜，许多耶稣教信徒都扶老携幼纷纷进入天主堂避难。还有乡下一些耶稣教信徒，也都赶先跑进天主堂，满以为这儿是个安全窝。敌寇占据九江几天后，敌舰水兵每天登陆数次，每次约一百多个水兵，来天主堂捉人去当苦役。后来由于这些避难同胞反抗，日寇便把这三百多个同胞不分男女老幼一齐捆绑起来，投入南门外的甘棠湖内，全部活活淹死。
  （五）用飞机监督修筑公路。九江通瑞昌的一条公路，曾被我军（指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破坏，因此敌寇强迫我同胞修复，并以飞机来回地在公路上空监巡，倘发现哪一段不用力修筑，或没有赶快完工，或发现工人休息和“偷懒”，敌机就用机关枪扫射。这样，同胞们不知牺牲了多少……。”
  日军为了巩固其在九江的殖民统治，实行了“以华治华”的政策，迅速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组织了“难民整理委员会”，汉奸刘若民任委员长，两个月后，改为“治安维持会”，吴应池、王国瑞为正副会长。约六个月后，又改为“九江县政府筹备处”，朱文超为处长。不久，即成立“九江县政府”，王国瑞为县长。日本人以正式官吏及顾问身份，监视伪政府工作。大小事情必须征得日本官员的同意，才能施行．九江的军事则完全由日军藤堂司令部管理，下设宪兵队。县政府成立后，将城区钟亭以西辟为日本人开设商店，以东则为中国人居住。城东城南均设有哨卡，中图人来往，须向日军哨兵深深鞠躬行礼，稍不注意，即遭毒打．中国人欲迁居或开店营业，须先报请特务机关及日军许可。
  日军在九江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日军当局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制订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钢》，规定：“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对共产党应加以排除、打击”。“对国民党，则应修正三民主义，使之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政策。”要“振兴儒教”，宣扬中国封建道德和f^理观念，达到征服中国民心，服从他们统治的目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化教育方面奴役中国的一套理论。当时，九江城区多数居民到外地逃难，儿童就学者甚少，仅办一所小学，后又增办一所中学，校长为田汝梅，地址在荫园。对这两所学校，日军经常派人来巡视，向教职员和学生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一套蛊惑人心的谬论。日伪还强令中小学把日语列为必修课，认为这是考验伪政权实行“中日亲善程度与真诚情势”的重要问题。课本中凡涉及抗日爱国的和容易激发学生爱国的内容尽行删除。在史地课本中，纂改中国历史和中国疆域。教员稍有正确解说即罹大祸。
  日军经常到九江农村进行“讨伐”，实施“三光”政策，使成百个村庄被烧毁，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被杀害，下面略举几例。
  一九三八年农历七月初十的上午，一队日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窜到沙河曹家垅村。他们把村庄围住，到各家各户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抢个精光。然后把全村男女老少七十五人集中到祠堂里，用机枪和步枪向祠堂中人群扫射，中国民众的鲜血从祠堂门口流到稻场上。随后，日军又将祠堂四门堵上，浇上煤油，燃起一把大火，把祠堂化为灰烬。
  一九三八年八月中旬的一天，日军以发救济粮为名，将赛阳刘家大屋及周围村庄的群众七十二人诱骗到村后山脚下的草坪上，架起机枪扫射，七十二人均遭惨杀。
  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一队日军窜到庐山西侧文殊寺，发现有七十多个避难的群众聚集在这里，立即封锁道路，将七十多个群众枪杀在山凹里。
  一九四一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驻瑞昌县九都源的日军中队长小野次郎，决定对抗日游击队活动中心地区九江县戴家山，实行一次报复性的大扫荡。这天天刚蒙蒙亮，一队日军由伪警备队长、汉奸肖承席带领，悄悄地窜进戴家山冲，挨家挨户搜查。日军抓不到游击队员，就抓老百姓，在戴、陈两姓共抓走四十八人。途经简家坳又抓了瑞昌的三个农民，总共五十一人，用绳捆成一串，边走边用刺刀戳，血染黄沙。他们被押到瑞昌九都源荐楼文村，两个人一组被拉到高坎边，一个个刺死。五十一名无辜的群众，惨遭杀害。
  日本兽兵在九江强奸妇女，不分老幼。一九四O年六月，一对陈姓夫妇出九江城东门口，过哨卡时，日军故意刁难，竟将陈妻拖入营房内轮奸，并要其丈夫旁观。几个日军发出野兽般的嚎叫，以此取乐。陈某不堪忍受如此的凌辱，奋起抗争，当场遭日寇杀害。新塘乡一刘姓妇女，因，抗拒日军强奸，抓伤了日军的面孔，一伙日军竟丧尽天良地将该妇女全身衣服扒光，绑在树上，全身涂上猪油，让山蚂蚁咬噬丧生。
  日军在九江还推销鸦片，妄图毒害民众，亡我民族。他们在西园“难民区”周围开设有许多鸦片“吸售场”，发给售吸执照，最多时达七十余家，并分为若干等级，按等级配给烟土。甲级馆每月三十二两，乙级馆每月二十四两，丙级馆每月十六两，丁级馆每月八两，戊级馆每月四两。此外还发给个人吸烟户照，每月酌情配给烟土。西园难民区一带的居民，整日都在乌烟瘴气中度过。不少人弄得倾家荡产、骨瘦如柴，大伤民族元气。
  据《江西抗战损失总报告》记载，九江县抗战期间死亡人口达二万三千五百三十七人，其中男性二万二千零六十二人，女性一千零三十三人，儿童四百四十二人；重伤一千五百五十六人，轻伤三千二百三十九人。烧毁或拆毁损失房屋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三栋。各项财产总损失为二百八十亿零八千六百三十九万一千元。
  沦陷时期的九江
  李中砥
  一、军事占领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日寇占领九江。在日本侵略军迫近九江时，没有来得及外逃的城市贫民，为了躲避日机轮番轰炸，相率躲避到城外天主堂内。一时堂内拥挤不堪，有人满为患。不几天，粪便狼藉，霍乱流行，死亡人数日增；有的一家人相继死去，尸体又无法处理，炎夏暑热，恶臭熏天。鬼子兵就在天主堂门口挖一大坑，把死尸丢进坑里，淋洒上煤油燃烧。不能完全烧烬，每到天黑，成群结队的野狗，跑到坑里拖食未烧烬的尸骨。鬼子兵又开枪把狗打死，投入坑里，与死尸同烧。如此惨状，日复一日．最后鬼子兵为了防止霍乱传染，又把这批难民赶到九江监狱隔离起来。
  这批难民在监狱关了不久，又放了出来，划定西园路为“难民区”，允许中国人在这里做点小生意或从事手艺营生。
  一九三九年后，日本侵略当局把大中路西至西门口，东至八角石，南到城内天主堂，北至九华门，作为中国人居住和经商地带．环城路只到花园饭店（现南涮宾馆二部）就没有中国人居住了。西门口以西至铁桥，全为日本商人居住。龙开河以西，即使是白天，中国人也很少敢去；八角石以上都划入了军事区，白天过往的中国人都是提心吊胆，早晚无中国人走路。只有从梅绽坡至八角石这段路面中国商民和居民聚居的地方，走路的中国人才稍许多点。中国人要是路途不熟，误入禁区，就会有去无还。那时中国人失踪是司空见惯的，丢了人也不敢追查。
  沦陷时期的九江城，为日寇的军事重镇，隶属武汉市。日酋少将中山司令驻守九江，统辖陆海空三军。所管辖范围除江西境内沦陷了的地区外，还有鄂皖毗邻九江的地带，例如江北的二套口就建有机场。日军的海军基地在龙开河以西，中山司令部就设在九江一中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移至二中。驻军营房和军需仓库主要在八角石以东马路两旁的广大地区。
  日军在占领区地广兵薄，据点内仅盘踞少量日军。象庐山、姑塘才驻有二、三十个鬼子，县城以上据点才配备保安队（伪军）。在鬼子占领九江期间，九江的青红帮、地痞流氓纷纷结夥打着“游击队”的旗号，在农村作威作福，鱼肉乡民，对日本侵略者并未构成什么威胁，但给乡民带来骚扰。
  鬼子兵常常乘汽车或踏脚踏车，杀气腾腾地到农村去“扫荡”，受到蹂躏却是当地的老百姓。有一年冬天，日寇“扫荡”到珠桥、周岭、。姑塘等农村，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水塘里站在水中，岸边的鬼子兵不时用竹杆敲他们的头。一部份鬼子到屋里翻箱倒柜地搜查、奸淫妇女、宰猪捉鸡，一直折腾到日落才回城。
  日军占领九江不久，各军部系统就分别搜罗当地一批兵痞流氓，充当“汉奸”，建立特工情报系统；其名称有：“宪佐”“密侦”、“稽查”等。日本侵略者就是依靠这批走狗破坏抗战，收集情报，对在沦陷区人民进行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宪佐”队直属宪兵队，约二、三十人，陈大同任队长；两个班长，一姓谷，一姓朱。“宪佐”的权威远比伪政府的县长还要大，沦陷区的百姓一谈起宪兵队，无不毛骨悚然。据目击者说，宪兵队的刑讯室里，各种刑具凶残无比，地面的血壳达一寸厚。凡被抓进宪兵队的爱国战士和无辜人民，都是由这些投靠日寇的“宪佐”、“密侦”或“稽查”的“情报”和告密逮捕的。进了刑讯室的人，除极个别有“路子”的用钱赎回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受够了各种苦刑后，又被日军装进麻袋，用小汽艇开到江心，抛入江中。
  在沦陷区无论大人、小孩都要领取“安居证”，其手续既繁复又苛刻。首先通过保甲按户口填写表册登记，然后要定时、定地点依次排队照像。而“安居证”的发放是由日寇宪兵亲自办理，宪佐、密侦、稽查、警察等大小汉奸，只能在旁协助和打杂。宪兵要当面把已经贴了像片和填写好的。安居证”与持证人仔细核对，认为无误后，再捏住领证人的左右拇指在底册和“安居证”上同时按下手模，打上钢印，至此，领证工作才算全部结束。这种白色的“安居证”只用两三年时间，又得掉换黄色的“安居证”。
  日寇有时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核对“安居证”。一天傍晚时分，宪兵、宪佐、警察等汉奸全部出动，逐家逐户把大中路以南所有的中国居民驱赶到仁慈堂（现市财政局）对面的广场上，四面重兵看守，就连即将分娩的孕妇也不能幸免。当晚就有一周家棉花店主妇在这乱糟糟的人丛中分娩。这时日寇和汉奸又在中国居民的居室中大肆搜查，一直到下半夜才将聚在广场的居民逐个审查，核对“安居证”后，未发现问题，一一放回。
  日本侵略军在九江层层设“关卡”，检查中国人民。除上下轮船、火车设有“关卡”外，从九江城到郊外设有三大“关卡”。东门通往姑塘、星子等地公路的“卡子”，设在现在的国棉三厂附近；南门通往庐山脚下莲花洞的“卡子”设在山川岭。这两个“卡子”都有鬼子兵把守，山上并安置了重炮、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中国人通过要核对“安居证”，搜查身上有无携带违禁品。此外，九华门设有水上“卡口”，检查经过船民和过渡的中国人。在小南门壕沟坝等地设有小“卡口”。这里离市区稍远，鬼子兵在检查行人时，胡作非为较为严重，打人，抢东西，在中国妇女身上乱摸是司空见惯的。
  鬼子“拉夫”也是沦陷区人民一大灾难。当鬼子需要劳工时，就用卡车开到中国人聚居的地点，看到男人就往汽车上抓，抓够数后开走。住在八角石到东门“卡子一带的鬼子兵，有时因仓库需要“苦力”，就在门口任意拉过路的中国人去做苦工。每当日本侵略军出发进攻某地时，就要拉一批中国“苦力”随军搬运军用物资。这种“拉夫”，一去数月，生死不明。年老、体弱者挑不起，走不动时，惨无人道的鬼子兵就用刺刀将其刺死。所以每当鬼子兵出发“拉夫”时，白天人们不敢出外，鬼子兵就在夜间闯进中国人的住室，把人从被窝里拉起来捉上汽车；此时，全家老小的哭泣声，从静夜中传来，煞是惊心。
  日本侵略者占领九江时期，连走路也要留神，如经过鬼子的岗哨没有鞠躬，轻则受到吼斥再鞠；重则被扇两耳光或一顿拳脚。鬼子陆军医院（现一七一医院）有一个岗哨，每当中国人从门口走过时，都必须在高声喊着“西山”！同时鞠九十度的躬。
  有一次腊月里，一个乡下人上街买年货，路过这里，看到岗哨没有鬼子站岗就走过去了。不想刚一走过，突然一个鬼子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哇啦、哇啦”地大声吼叫，把这个乡下人一顿拳打脚踢之后，要他自己把篮子里的香纸、腊烛、炮仗全部拿出来点着，焚香放爆，不断地对着香烛跪拜磕头，一直跪拜到香烛点完后才准离去。亡国奴的生活真不是人过的。
  二、政治欺骗
  一九三八年冬，日寇“特务机关”在西园“难民区”四处搜集一些社会渣滓，成立了“维持会”，汉奸吴应墀任会长。
  一九三九年在“维持会”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伪政府。由战前六角石小学（现柴桑小学）教导主任王国瑞任伪县长，老牌汉奸张世雄任警察局长，鸦片烟鬼罗锦章任商会会长。当时人称“三巨头”。以后又陆续建立了伪法院、税务局、宣传队、戒（介）烟所等等。
  每当中国的“双十节”或其他重大集会，主席台上便会出现伪县长，警察局长，商会会长等；而日酋少将中山司令象煞有介事似地，以“盟军”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同演戏一样，台上侵略者的司令与汉奸傀儡坐在一起，台下的中国人被迫人手一面小彩旗上似书“中日同盟万岁”等。在开会的当中，由伪宣传队的小汉奸领头呼口号：“大日本帝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中日同盟万岁”，“…”。接着小汉奸为了拍马屁，还加呼“中山司令万岁岁”。一些商店派来开会的小学徒随着这声声“万岁”，不约而同地跟着呼喊“屙尿”“屙尿”……（九江方言“万岁”与“屙尿谐音）以示对侵略者和汉奸的反抗和鄙视。
  三、经济掠夺
  自日军占领九江后，大批日本商人涌入九江，整个大中路的城外地段全部被日商霸占开业，西门口至梅绽坡港口有一大半为日商所占住，梅绽坡至八角石只有个别日商设铺。一些属于日本财阀的垄断商业组织，也在九江设立了分支机构，有“统制”棉花的“东棉洋行”；“统制”皮革的“岩井洋行”；“统制”其他土产物资的“三井洋行”、“三菱洋行”、“荣泰洋行”等。这些大洋行的总机构都在日本本土。其经营多采取“物资交换”的方式，即以高价的工业消费品，交换廉价的中国农产品。
  中国店铺只能小本经营，货源多来自“洋行”的“分配”，小部份由跑生意的中国人肩挑手提，从四面八方带来卖给他们。除了开店的，做手艺的，做小贩的之外，人数最多的要数“跑生意”的。这些人不分男女老少，尤中年妇女为数最多，包括城镇居民、近郊农民，轮船、火车、民船上的中国乘客，几乎全是这些“跑生意的”。他们为了生活，不但风餐露宿，历尽艰辛，而且时刻都有遭遇风险的可能。
  由南昌到九江，一个人只能带两筒（20个）粗瓷碗，一扎灯燃草，或几斤米粉之类的东西。一个不太大的篮子和一个布袋跨在肩膀上，胆大的或在碗底下藏上几块银元；虽危险很大，但可多赚点钱。九江到南昌的可以带两斤弹好的棉花，但必须反复捆紧，捆到比一斤的体积还小；一丈多白细布等之类的小商品。上、下火车要经过重重关卡，检查、搜身，搞不好要没收货物，或遭殴打侮辱。而乘坐的火车，简直和对待猪仔一般，不仅无座位，而且很多人挤在～块，小便也只能自己用东西接住。
  有一天早晨，跑南昌生意的人，纷纷去火车站搭乘到南昌的火车。当他们走完龙开河的铁桥时，鬼子把守在河西桥头的“关卡”还未打开。人们只得站在“关卡”前的桥上等待放行，正当涌挤得水泄不通时，从后面开来了一辆鬼子的汽车，人们为了避让，一时乱作一团，在混乱中互相推搡，突然桥两边的栏杆挤破了，人从桥上掉入龙开河里。象这样的惨剧时有发生。有一次，美国飞机轰炸九江，许多跑南昌的生意人正在火车站等侯上车。因站外有鬼子兵持枪把守，不能四散跑开，当车站中弹时，一下炸死两百多名中国人，其状惨不忍睹。
  沦陷时期，日寇对食盐的控制特别严厉，江北黄梅一带的农民在极度缺乏食盐的情况下，不得不在茅厕的砖墙下刮取硝盐当食盐吃。有的家里即使藏了少许食盐，也要等到农忙时才敢吃上一点。在市区，鬼子对城市居民食盐的配给数量极少，两、三个月才“配给”一次，每人一斤。买一次食盐总得站四、五天的长队。
  尽管日寇对食盐的控制和查禁得极严，但是中国人还是有办法把兵站或仓库里的食盐偷出来，再用各种办法偷运到农村。最常用的办法是从江北挑粪的农民以双底粪桶夹带食盐，过“卡子”时日寇、汉奸虽用铁钎一再戳搅搞动，也难发现。另一种办法是买通“卡口”上的汉奸偷带出去。最大胆的是整包食盐不经过“卡子”而偷运到城外，但其中绝大部份是与汉奸串通一气搞的；还有极个别的把鬼子兵也被收买过来。
  有的贫苦农民到九江街上来卖柴、菜回去时，暗藏半斤、四两食盐，经过“卡子”时，如被鬼子或汉奸搜出，就要倒霉。有一次在一个“小卡子”上，鬼子兵在一农妇身上搜到半斤食盐，就把这位农妇的衣裳脱光，要她两脚摆开站在高架上，让过“卡子”的中国人从她的胯下走过。在那种屈辱的年代里，不少人为了能尝到一点咸味而受到这帮野兽的侮辱和殴打，不少人为偷运食盐而丧生。曰寇在经济掠夺的同时，最毒辣的一手是利用鸦片来搜刮，毒害和麻醉中国人。他们公开在九江设立了专门出售鸦片的机构，名叫“戒烟所”，允许巾国人开设鸦片馆，吸烟者也颇盛行。骇人所闻的是，连十来岁的儿童都涉足其间。例如有一解姓儿童，年仪十二、三岁，因吸毒成瘾，不能自拔，以致堕落到为“介福里"妓院的龟头与鸨母接客。有一国民全姓，因吸毒而倾家荡产，走投无路，终于投靠日寇充当汉奸，为其搜集情报，为“皇军”到农村去招降“游击队”。
  日军刚到九江时，不吃中国人的食品，认为中国人的食品不卫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物资逐渐匮乏，士兵面有饥色。把守“关卡”的鬼子常常强拿中国人所携带的吃食或布鞋之类的物品。有的鬼子兵拿上面发给自己抽的香烟同中国人换烧饼吃，其一副饥饿馋相实在讨厌。
  日本侵略军初到时，市面流通的货币，是由日本军部发行的“大日本帝国军用手票”，通称“军票”。待汪氏南京伪中央政府建立后，“军票”兑换成“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备券”。原本由日本人经营的“台湾银行”，再改名为伪南京“中央储备银行"管辖的“中央储备银行九江分行”。
  四、文化毒害
  沦陷时期的九江有专供中国人看的（（九江日报》、《武汉日报》，还有武汉出版发行的（（农邦良友》月刊。《九江日报》的社长、编辑和校对全是中国人，他们每天要把编好的校样送宪兵队审查后方可付印。在审查中如发现稍有不符合侵略者意图的文字，即被删改、涂掉或整篇抽出。
  日军通过伪组织强迫中国店铺订阅上述报刊，这些报刊的重大新闻是报道“轴心国”军事上的“胜利消息”和鼓吹“武士道”精神，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中日同文同神，共存共荣。”扇动种族岐视和反共心理；把日本浸华说成是“军事同盟”、“和平运动”。汪精卫投降日寇是“参加和运”等鬼话。
  日寇还利用中国人的某些迷信习俗来灌输奴化思想。每当阴历年二十四要向中国店铺赠送“灶神符”，春节送春联，连阴历七月十五，也要在街上张贴“中元令节，，的纸画以示纪念。有一付春联这样写道：“同文同种同歌大有，共存共荣共乐新春。”除了汉奸走狗外，中国人民有谁能同日本强盗“共荣共乐”呢！
  可是中国人开的书纸店，除了笔墨纸砚外，就只有《三字经》、《幼学》、<论语》等类的书藉。书摊上也只有少许的“言情小说”。革命文学和进步书刊根本看不到。
  侵略者当局对吸毒、娼妓、赌博、装神弄鬼等宗教迷信，都大加提倡和利用。烟馆有普通烟馆和花烟馆。妓院有专供日军发泄兽欲的东洋妓院，其中有朝鲜和南京妓女；有属扬州帮的两大妓院一一“介福里”和“崇道里”，这是有伪政府发给营业执照的合法妓院。私娼和暗妓也不少。
  五花八门的宗教迷信活动，十分猖獗。并由此出现了一种非僧非道的“一贯道”组织，它所敬奉的菩萨有罗汉、观音、济公，吕洞宾、关公，把这些佛道扯到二起，无大、小、长、次之分。其缘由不得而知，但香火极为昌鼎。甚至伪县长王国瑞，警察局长张世雄等大小汉奸头目及各色人物也进入坛内顶礼膜拜。实际上“一贯遭”是日寇谍报机关假创神坛，传道为名，以建立情报基地，搜集情报的一种反动组织。
  日本侵略军从占领九江的第一天起，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施行了极其残酷的高压政策，使九江人民蒙受了长达数年的深重灾难。但是九江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同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终于打败日本强盗，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显示了我国人民不容侮辱，不甘奴役的民族精神和英勇气概。历史的灾难不会重复，值此抗日正义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写下此文，追述过去，以志抒怀。
  日军在九江市区布防图今昔地名对照
  停泊场司令部（今琵琶亭仓库），货物厂（今火车站仓库）；九江飞行场（今九棉一厂宿舍区和市牛奶场）；兵器厂（今三马路住宅大楼）；九江宪兵队本部（今三马路银行宿舍大楼）；师团长官舍（今浜江路石油公司）；兵站（今浜江路港务局仓库）；领事馆官舍（今浜江路银行）；海军司令部（今浜江路港务局办公大楼）水源池（今浜江路自来水厂）；参谋官舍（今湓浦路中百站仓库）；参谋长官舍（今湓浦路中百站仓库）；偕行社（湓浦路人防指挥部）；领事馆（今湓浦路市政协大院）；军事经理部官舍(今湓浦路邮电局宿舍)；同仁会病院（今湓浦路消防队）；野战邮便局（今湓盆浦路电报电话营业所）；洒保（今大中路45号大华旅社）；五十大岚洋银（今大中路102-115号之间）；银座屋（今大中路170号向阳旅社）；大元荣局（今大中路198号长江旅社）；鹿岛洋行（今大中路222号），电报局（今大中路23-24号之间）；千代田洋行（今大中路260-262号之间）；增田屋旅馆（今大中路97号盐业知青百货店）；台银（今现大道139号住宅）；松承（今大中路169号九江第二塑料厂）；中华航空（今大中路207-215号之间），林田洋行（今大中路231号百货公司医务所）石原写真店（大中路中百站知青门市部）；娱乐场（今西门口工艺门市部）；县政府（今柴桑小学）；九江陆军医院（今一七一医院）；旅团官舍（今浔阳大道街心公园）；九江神社（今工人文化宫前广场）；新亚菜馆（今西门口内河航务局上海商店）；明星食堂（今西门口爱建公司门市部）；颐和楼（今环城路35号住宅），花园饭馆（今南湖宾馆二处）上海楼（今环城路居民托儿所），宪兵分队（今九江建筑工程处）；庐山庄（环城路民主党派办公楼）；兵站（今浔阳小学）；影画戏院（丁官路居民大楼）；同仁会病院（原但福德医院、现妇幼保健院）；经理部宫舍（今朝阳电影院）；师团通信队（原圣工会、现甘棠南路面粉厂职工宿舍）；兵器部官舍（原修道院、现庾亮南路市人民政府），第68师团司令部（原儒励中学，同文中学、现二中）；师团野战医院（原活水医院、现第一人民医院）；第57旅团司令部（今第一中学），师团工兵队（今第一中学）。
  日寇蹂躏下的星子县
  骆星墩
  1958年8月20日，星子沦陷，日军进攻星子县城以前，星子政府即离开县境，迁入战火尚未蔓延之都昌县。城内唯存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名。日军入城后，大肆烧毁民房，火光冲天，整日不熄。日寇为巩固其统治，招募了数百名汉奸，成立了“保安大队”、“警察队”、“顾问团”等伪武装组织，由左星芒任保安大队长，程世道任警察队长，陈明炼任顾问团长，罗福初任县长，为日寇帮凶，敌伪一家，狼狈为奸，在星子城乡大肆杀掠，所到之处，生灵涂灰，庐舍为灰，人神共怨，罄竹难书。择其要者，整理于下：
  狂轰滥炸 毁我田园
  二十七年正月十三日（1938年），日机九架轰炸星子县城大西门、小西门。此时，正值我县招收保学教师考试，参加考试的阳怀春等考生被炸死；县城居民李锦全、阳水贵、张文火、黄水林等死伤三十余人。轰炸时，有人发现奸细在阳裁缝家的三层楼上用红色被面为记号，指挥飞机轰炸。
  是日，日机轰炸海会军官训练团营房，投弹数十余枚，营房大部份炸毁。
  二月十八日，日机十二架轰炸县城紫阳门及班本部营房，投弹多枚，炸死四人，炸毁房屋十多栋。
  六月二十三日，日机六架轰炸胡家门前（今温泉乡），炸死第一区署工作人员6人、农民七人，炸毁房屋三栋。
  八月二十七日，部份难民，逃至观口山上，敌机发现无数非武装的群众，一连投下了十二枚炸弹，继则以机枪密集扫射，死伤难民一百二十余人。
  九月中旬，日军窜至观口村，烧毁钱付两姓的房子三十余间，使二十三户的群众无家可归。
  九月二十五日，日机九架，轰炸横塘铺，炸死农民六人，守军一人，炸毁房屋五间。
  惨无人道 杀我同胞
  十月六日，温泉地区部分群众避难于庐山平峰寺，因粮食被抢劫，三十多人下山运粮，走至中途，遇上搜山日寇，被押至大理庵，用机枪一一屠杀，其中一个不满两岁的女孩，当时未中弹，在血泊中爬行，日寇还是决杀不饶。
  俟后，群众把死者的枯骨，收殓在一个大木箱内，埋葬于东山村南侧，特立墓碑一块，铭刻着“一见心寒”四字。
  十月八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朱家港村（今温泉乡新塘坂村）三十八人避难于羲之洞中，因晒衣暴露目标，被敌人发现，将三十八人押至三祖庵，用机枪扫射，只有魏世付乘隙跳下高勘，跃入森林，逃脱了虎口。死者中最惨的是芦善敏：日寇选用五棵不同位置的山竹，同时攀曲下来，将芦善敏的头、手、足各系一根，突然将山竹松开，芦善敏就这样体分五段而死。
  俟后，朱家港人，将无辜死亡的三十七具枯骨收殓在一起，共葬于朱家港凤凰翅前。一位教书先生名项作贝，怀着悲痛的心情，替死者作了一篇墓志，其主要内容是；
  “死者前年八月间，予亲属及郑里等避难三祖庵深谷中，未几中日战争是地，两边枪林弹雨，无隙可逃，致陷，三十七人皆死于非命，幸友得脱其难，传是噩耗，呜呼！”
  十月间（农历八月中旬），程家咀村（今温泉乡）三十多名群众从庐山逃难而归，遇上驻扎在该村的日寇，被枪杀在村东一口圹里。这口圹的水全染红，后人称这口圹为：“血泪圹。”
  十月九日，日寇来到殷家坂村（今隘口乡），将村民殷昌明、殷昌佳、陶招仁等三十二人，枪杀在三亩二分田里的炸弹中，这次大屠杀，使该村绝户者有九。
  十月九日下午三时，日寇包围了汪钱港村（今隘口乡星星村）当晚杀害村民十六人，第二天又打死五人，使八户无祠断后。日寇又烧毁房屋三栋。
  十月初（农历八月中旬），日寇窜至故里龙（今横塘乡），将村民刘水印、胡光竟、胡光秀、胡四元等一百四十余人，分别押至铜门咀、枫树咀、柴山咀、鸡山咀等地，用刀杀、棒打、枪毙等手段，将村民杀害。
  十月间，日寇在上阮家牌将村民吴隆舂、吴木仔等二十七人，押至屋背后山脚下，全部杀害。
  十月间，日寇窜至董家村岭（今蓼华乡）将董万柏、黄边头等6名青年逐个杀害。把万土寿的耳朵割去，逼他爬行，再割去鼻子刨去睛眼，最后开膛破肚而死。
  十月二十一同（农历八月二十八日），日寇在堰堪上周村（今隘口乡），将村民周招署、周水香等八人押至屋背后竹峦里，压在禾戽里面，上面堆放松柴、木板等物，点燃火，将八人活活烧死。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十六日（冬月二十六日）凌晨，日寇将观口村包围，将村民付田席，魏才金等五十四人，押至抄头凹，用机枪扫射。仅有一个两岁的女孩未中弹，她在死去的母亲怀里找乳吃。
  强奸妇女 不论老幼
  日寇的强奸暴行，尤其令人发指。下至十余岁的女孩，上至五、六十岁的老妇，都难免遭到日寇的蹂躏。有的被奸污后，复遭犬践踏，又被残杀。就是替日寇效劳的伪会长的女儿，也来逃脱日寇的毒手。
  三十年至三十四年，日军集中了部份青年女子，搞了一个“慰安所”，供日军作乐，慰安所设在阳家祠堂，后迁一品斋楼上。
  掠夺文物 毁我文化
  九月七日，日军用大炮击毁我县重要名胜古迹一一舍利塔（舍利塔位于归宗寺后的金轮峰上，是三国东吴赤鸟年间所建，饿有经文及佛像，是我县最古之文物。
  九月初，日军将栖贤寺中的天王殿五间、方丈室三间，大饭厅、客厅、客房各五间尽行焚烧。
  二十八年十一月，朱家港村魏召坚、钱兹玉、钱兹善、魏梅、富魏、熊家富等人在被毁的舍利塔脚下，挖出法华经一部、银塔一座，五宝瓶两个，舍利子粒、红、白、绿等各色珠宝，还有铜灯、浪金子、沉香木等物。
  这些珠宝出土后，因分配不均，黠者密告日军，日军逮捕挖掘者，夺去全部珠宝；不久，又有人在塔基取得佛像及经文字，亦被日军劫去。
  二十九年间，日军通过伪县长罗复初取去栖贤寺中古物最著名的罗汉图七轴。三十二年重阳节日，日军先焚毁阮家棚、高家岭一带村庄，于下午抵寺，又将寺中文物悉数劫去。
  二十九年，日寇将归宗寺洗墨池侧的藏经阁内所藏宋、明时代的名人真迹，包括黄庭坚等名家的书法石刻，明代宗鉴堂书法石刻二十八块在内，尽悉劫走。
  二十八年间，日寇窜至江家坂张石林家，劫去同治皇帝赐给他的“昭奉”一封。
  日寇在星子施行惨无人道的暴行，给星予人民带来重重灾难。一、抗日战争时，由于日军大量施放毒瓦斯，余毒流入水中，使当地人民受到感染，引起疾病流行。其主要症状是：烂脚、生疮、打皮寒、烂苗瘟，死于烂苗瘟者甚众。据坡头熊村的调查：该村十五户，六十人左右，生疮、烂脚的要占百分之百，死于烂苗瘟三十一人，仅熊传顶家里就死去儿子三个。
  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沦陷区人民只好求助于神鬼，疫区做斋、打谯、抬菩萨、安天客等迷信活动，到处可见，使遭受战火洗劫的民众彻底倾家荡产。据老人回忆，每安一次“天客”需要花费光洋达千元左右。
  二、日军侵占星子初期，屠杀我县农民的耕牛达3647头，至使不少的农民无法耕种，只得用人耕田。据了解，新屋陈村当时有三十余户，用人耕田的有陈作声，陈述良等十余户。
  三、由于日寇肆意屠杀沦陷区人民，使我县人口显著下降，田地大片荒芜。战前（1935年）统计，全县人口105，722人；战后（1946年）统计全县人口66885人，八年抗战人口减少了38837人，比战前下降了38%，耕地荒芜了16890亩，占战前（1935年）耕地面积130842亩的13%。
  日寇在湖口的暴行
  孙渺生
  在纪念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对日寇侵占湖口的所见所闻，作了一次回忆，整理于后，对今天进一步认识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意义不无裨益。
  一、沦陷之前
  一九三八年四月，日本侵略军进逼彭泽马当。当时国民党军队在马当设防线，利用江面窄、水流急、两岸山峰陡峭的地形优势，将数以百计的载石帆船沉没江底，企图阻塞日寇兵舰航道。国民党军队在马当修筑防线的同时，从彭泽方向调遣一支海军陆战队奔赴湖口，分驻在三里，马影的学校、寺庙里扎营，并征派民夫在老台山一带的山头挖战壕。好象要与日寇拼一死活。可是，由于指挥不当，先后放异马当、彭泽、湖口，向九江方向撤退。
  日寇尚未侵占湖口之前，约有一两个月时间，日寇飞机三架、六架、九架成群，经常侵入湖口、九江上空，进行侦察、扫射、轰炸，造成民心惶惶。当时国民党县政府动员挖防空洞，成立防空小组，设立隙望哨，在月亮山古城楼上挂起一口大铁钟，分配哨兵守候，当听到飞机响声，便敲钟发出警报。每当警报钟一响，那些老爷、太太们就挤进防空洞。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进洞防空的条件，每当飞机一来，只好躲藏在桌子底下，或者跑到大洼塘、洋港和山洼里。当时几乎天天闹防空，街上冷冷清清，贩鱼卖菜的也寥寥无几，只有偶尔出现穿着绿色服装、背着湖北条子的国民党士兵在街上巡查。
  湖口县城，由于地形显要，日寇多次作为空中袭扰的目标。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日寇飞机多架窜入湖口县城上空，疯狂扫射、轰炸长达一小时之久，沿江一带的房屋顿时变成一片废墟，炸死炸伤老百姓五六十人。县城西门国民党一艘军舰也被炸毁。第二天，又飞来九架日机，反复盘旋投弹、俯冲、扫射约一小时，受害的有三里、马影、凰村、文桥、流泗等地的许多村庄，光三里乡戴家垅孙百仓村附近就落弹四枚。
  同年六月问，县城即将沦陷，县城的工、商、学界人士各自扶老携幼前往山区逃难，寻亲找友，借宿容身。城内的船民带领老幼，架船摇桨，日改兼程，迷往都昌、波阳等地。县城附近的农民噙着眼泪，抛弃田园、牵猪赶牛，背井离乡，逃到文桥、武山、江桥、舜德等地，过着餐风露宿、忍饥挨饿的难民生活。
  六月三十日，日寇约一千余人，由彭泽侵入湖口棠山附近。七月一日清晨，从棠山方向响起了炮声、枪声。七月三日，日寇沿彭湖公路向湖口县城进攻，首先占据三里街。七月四日，县城的国民党军队败退，全城留下未走的有五六十名老弱病残的百姓，大家都躲入天主堂内游神父处，县城变成一座空城，第二天上午被日寇侵占。
  日寇一到三里，首先追击退却的国民党147师的一支部队。该部先头部队本想经过芝麻塘向文桥方向退却，由于看错了地图，误把白浒塘当作芝麻塘，当进入白浒塘时，一看前有一望无际的波阳湖波浪翻滚，白浪冲天，上有敌机盘旋扫射，背后有日寇追击，前进不能，后退无路，孤军无援，死伤遍野。当时只有一个营长带领一个连的兵力，请一位老人带路夜间摸着小路逃到马影桥。其余部队除少数水性好的，搂着木材或乘着能临时扎的木排逃走外，多数官兵被日寇包围，在炮火中牺牲。
  湖口县城沦陷前夕，国民党县政府已迁到流芳附近。后又迁到文桥和武山，最后迁到都昌石婆涧。当时国民党147师的一个旅退到景湖公路沿线和流芳一带设防，旅部设在殷家山，把马影桥、苏官渡、三眼桥为第一警界线，彭泽太平关、湖口张青、殷山、营均桥为第二防线，文桥、武山、石婆涧为后方。
  一、日寇暴行
  日寇侵入湖口的血腥罪行，骇人听闻。一九三八年六月三十日，日寇约一千余人，由彭泽侵入湖口棠山附近，在周玺村四周的山岗上扎营，发现中国人就开枪击毙，当天打死了无辜的百姓周兴武、周四姣、李细娥等十余人。
  七月二十日清晨，驻扎在周玺村的日寇，突然进行大搜查，把该村团团地包围，岗哨林立，警戒森严，把周元沃夫妇、周世太夫妇等百余人（其中有彭泽县逃难的）全部抓住，除留下十八个壮年农民为日寇运送担子外，都押到一栋大房子里，用刺刀捅，用机枪扫，无辜的百姓顷刻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当天日寇还把七十三户民房一烧而光。日寇离开周玺村，前往童家垅驻扎，又用刺刀逼着十八名送担的农民，挖一个大坑，然后在坑边用刺刀捅死十六人，一个一个地踢到大坑里，还要剩下的周遇桂（尚健在）、周遇池（1980年病故）两个农民用锹铲土埋上。约埋了一尺多厚的时候，日寇回营吃饭，留下两名士兵监视。他俩趁看守的上兵坐下低头打开饭盒吃饭的时机，使向垅田沟一跳，跑过几丘田，俯卧在禾田中间一动也不动。直到天黑，才侥幸逃出鬼子的魔掌。同年七月十五日，棠山附近的鸟林峦村的五十七名手无寸铁的农民放着鞭炮，前往日寇驻地请求安民，却被日寇押到大仙庙前面的一丘地坐，架起机枪，当场打死周斌炎、周子良、周子健等五十五人，走在最后面的周中质、周祖员听到枪声，掉头回跑，一直跑到刘湘村才脱险。
  七月二十四口，驻在三里乡的日寇发现周家坞村里有人，抓住农民周文力、周崽子、周麻子等七十余人押到门口田里，架起三挺机枪扫射，七十余人惨避屠杀。鬼子兵还把周家坞村三十四户房子全部烧光。七月三十一日，驻扎杨家山（今流泗乡）的一批鬼子兵突然包围棠山村，农民周赐寿、周华年拼命向村外逃跑，当即被日寇开枪击毙。日寇又把躲在村里的周玉盛、周勇轩、聂大毛、周斌寿等九人拖到房外，活活打死。还把周喜情、周道盛及其妻子时氏等五人押到塘边，推入塘内活活淹死。鬼子兵还把全村二十六户房屋烧毁。同年八月二日，驻在三里的鬼子兵闯到孙百仓村，把没有逃走的男女百姓二十九人集中关在一栋大八间堂屋内，用机枪一扫而光。惨遭杀害的有孙汝荣、孙庆龙等二十八人，只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名菊娥）中弹朱死，日寇走后，才苏醒过来。可是身负重伤，欲走不行。这时仇恨的火花激励着她，她下定决心，一定要爬出去，把日寇集体屠杀村民的暴行告诉村里人，经过一夜的慢慢爬行，终于越过了日寇的警戒线，爬到了马影学堂岭村，找到几位相识的人，把自己和乡亲们的遭遇，所见所闻一点一滴地告诉了他们。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日寇又将鸟林峦的农民周旺各、周寿灿、周奎荀等五十余人用机枪扫射，同时烧毁民房七十六户。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给予湖口人民的灾难，令人惨不忍闻。棠山周围原先有六百多户，遭受日寇的屠杀、烧毁和洗劫后。仅存五十多户6死于日寇的刀枪之下的有五百多人。扎在县城石钟山的日寇宪兵队，更是杀害中国人民特别是杀戳爱国志士仁人的刽子手。他们把抓到的所谓“中国兵”嫌疑犯杀死，装入麻袋，从石钟山矶头上投入长江。郭老“日寇沉人岬”之句就是描述这一令人发指的史实。
  日寇占领湖口一两年之后，虽然“三光”暴行有所收敛，但依然是暗无天日，它们任意烧杀，鱼肉中国人民的罪行时有发生。一九四0年舂的一天，四名日寇联络兵，骑着大洋马，行至李家坂旁的大桥时，一马受惊，四马突然飞奔，其中一马失足，连人带马一齐落水。驻在县城的联队长以为是中国兵袭扰，派二辆汽车和几十名日寇，飞奔失事地点进行搜查，驻沈仲村的日寇也旋即派兵搜索，两头夹攻，企图活捉中国兵。当这一百多鬼子兵把李家坂村紧紧包围搜查后，不见中国兵的形影，便抓了一批老百姓，凶三恶四威吓：“你们交不出中国兵，就统统死啦死啦的。”当时我担任日寇翻译，对日寇套子中队长说，捞到尸体看看是怎样死的。结果把尸体打捞起来一看，鬼子的头部是在水中乱石上碰伤的，套子中队长这才把老百姓放回去。
  有侵略就有反抗。一九四二年，我抗日游击队活动频繁，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寇。四月间的一天清晨，日寇究兵队经过周密策划，组织一百余人的队伍（包括警察队、警备队）乘座四辆汽车向屏峰一带大扫荡，四辆汽车开到江桥后，日寇下车步行，每辆车只留一名鬼子兵押回县城。当车子回到王阳明村时，遇到早巳埋伏的游击队，顿时，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打响。前面两辆车被击毁，后面两辆见势不妙，掉转车头向横山日寇中队部逃窜。游击队活捉了两名鬼子兵，另两名鬼子死在驾驶室。消息传到县城日寇联队即刻派两辆坦克开路，几辆军车跟随赶到现场，包围附近村子彻底搜查，没有搜到游击队的踪迹。
  三、傀儡政权
  一九三九年春，驻湖口的日寇在湖口搜罗一些汉奸组成隗儡政权，利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开始称为湖口县自治委员会。汉奸卖国贼叶耐芳任主任委员。他首先在湖口县城内组成维持会。维持会设会长、干事、村长，给居民发“良民证”。当时持有良民证的老百姓，经过日伪军的检查后，才能进城做买卖。没有良民证就以中国兵论处，遭到杀害。
  一九四0年间，口伪湖口县自治委员会改为湖口县政府筹备处。叶耐芳担任筹备处长，内设秘书科、交通科、财政科、总务科、庶务室，由安徽省管辖。原自治委员常务委员杨翼北、高殿吾、陈正初、王梦平、沈传志、杨绍芳、王道平分别担任科长。还组建了以沈美德为队长的日伪警察队和以李淑山为大队长的伪自卫队，共有300余人。粮饷由伪政府筹备处供给。伪军的武器是由日寇的宪兵队、警备队搜查来的一些破烂枪枝。一九四一年，日伪湖口县政府筹备处又改为湖口县政府，叶耐芳任县长。同年在县下面设区。三里为第一区公署；张青为第二区公署；江桥为第三区公署。区以下设乡、保、村，原来的维持会改为乡。上述日伪政权机构统治湖口人民长达七年之久。他们狐假虎威，为虎作伥，镇压百姓，搜刮民财，不知干了多少坏事。一九四二年日寇在九江成立伪九江专员公署和伪江西省政府筹备委员会。这时伪湖口县政府由伪江西九江专员公署管辖。一九四四年日伪湖口县县长叶耐芳被调任日伪九江专署副专员，同时派肖敷祥（泰和县人）接任日伪湖口县县长之职，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兰义投降为止。
  四、经济侵略
  湖口县地处三省边界，水陆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在抗日战争前就盛产淡水鱼、黄豆、棉花、生猪等，商业比较繁荣，城内私人商号、行、店、栈近二百户。日寇侵占湖口后至一九三九年舂实行经济封锁，市面萧条，经济衰退，全城只有几户南杂店铺。一九四0年，日寇开始在湖口建立垄断性的商业，依靠军事手段，挤压我们的民族工商业，大量剥削搜刮人民的血汗。我记得最早是日商在湖口开办了樱桃食堂、阪神馆、东山慰安所一、二、三食堂、新亚酒楼等服务性行业。没过多久，又由日本私商开办昭和通商、松永洋行、吉田洋行、富士洋行、中岛洋行、大道洋行、山由洋行、德田洋行、页川洋行等十多家日本洋行。其中六家服务性行业是比较大的。此外还有日本退伍军人在湖口组成的在乡军人会，他们联合起来搞长途贩运。日寇在侵占湖口七年中，垄断了湖口县的市场，他们规定中国商人不准运黄豆、棉花、大米出口。没有出口证，日寇就不放行，而日本商人则可以随便运进运出。当时湖口县城的市场，日本商入办的商业占70%左右，中国商人经营的商业只占30%左右。老百姓吃的食盐和糖类也要用鸡蛋从日本人的物资交换所里排队换到。当时湖口的工业仅有一户简单的修理店，修理自行车、汽灯之类，还有一家做几种糕点饼子的作坊。县城住户照明是煤油灯，农村是点菜油灯。
  五、投降之后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一夜之间，日寇驻军突然调换，湖口日本宪兵队、海军基地队、联络所和医院的鬼子不见了。调换一些从湖南长沙外围遣来的日寇。这支部队是桧部队（桧代表日本大阪市部队）第84旅团的一个大队。他们的武器已经交给国民党第三战区薛岳的部队了。只有每十名士兵留下一支自卫步枪和一些有线通讯器材，以及少数的载重汽车。这时国民党陆军第五十八军驻九江的第183师派来了548团李副团长并带一个营到湖口县搞接收工作。他们把我从九江花园饭店找来做翻泽，协助他们搞接收。日寇留下的一部份军用器械，和从长江上游开来一支日寇船舶队，“三战区”兵站抢先要挡这批船只；三战区的鄱湖司令部也想买船舶队的自卫枪枝，乘机发财。结果国民党军队548团的李副团长让这支船舶队往长江下游开走了。此外，日伪县长肖敷祥也将日伪县政府的一部分公物如食盐、粮食等物资交给了国民党湖口县长陈鉴场。
  自一九三八年六月三十日日寇侵占湖口棠山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在七年多的岁月里，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虏掠、无所不为；湖口有数以千计的老百姓惨遭杀害。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盼来了抗战全面胜利的这一天。
  日军三次蹂躏修水
  芦激
  一九三九年四月底，武宁县城沦陷后，国民党三十集团军败回修水。同年九月初，日寇首先轰炸了县城等地，不隔半月，日本侵略军一股由奉新甘坊进入修水，经上奉、征村窜入铜鼓，企图增援长沙，闻长沙日军战败又折回修水，经何家咀、沙窝里至三都，与在长沙战败后窜经大桥渣津、马坳的日军三干余人会合，又逃往武宁而去。第二次，日寇一股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自武宁侵入修水，至三都、梁口、杨梅、庙呤一带骚扰，然后退回武宁。第三次是一九四三年五月中旬，日寇又从湖北侵入我县，将白岭、桃树、沙湾、大桥等地开辟为鄂湘通道，有医院驻太清、军事指挥机关驻桃树。
  日寇三次蹂躏修水，人民饱受其害。凡日寇经过之处，无不被炸、烧，淫、抢、杀，南岩胜迹亦遭毁坏。三都镇一片灰烬，尸首满地，惨不忍睹。据全县二十三个乡不完全统计，直接受其残害的总户数达二千二百五十四户，被屠杀三百五十六人，被炸死一百余人，奸死十九人，被炸伤四十余人，房屋被烧一千四百六十一栋，炸毁二百一十五栋，粮食损失一万五千六酉零二担，耕牛被杀二百五十一头，猪被杀一千零七十五头，其他损失无法计算。
  日蔻在修水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这次我们着重走访、调查了太阳升乡被日寇蹂躏过的集镇和村庄，群众提供的一件件血淋淋的事实，无不令人发指。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起，日机陆续对三都进行狂轰滥炸，修河两岸一片火海。三都街上万寿宫、省十五中、傅家祠堂等较为大型的建筑物大部份都变成瓦砾。仅万寿宫落下的一颗重磅炸弹，爆炸后弹坑面积就达一亩余，仅梁口街就被炸死七十余人，其中余昌品、余俊清、曾招信等四户被炸绝。劫盾的梁口街，据老人们凹忆，死者的脚板、血肉沾挂在未被炸倒的柑桔树上，惨不忍睹。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日寇的铁蹄践踏了我县上奉、黄沙、大桥、渣津、马坳、修水县城等地后，窜入了被炸成一片废墟的三都街，驻扎了十余天之久，这群丧尽天良的野兽在这里无恶不作。傅重松（现居住三都街，八十四岁）的父亲与邹志才、邹志百三位老人被日本兵用指挥刀砍死，三都街陈桂芳被两个日本兵逼着解开衣服，用指挥刀把他当胸刺死；三甲店村瞎眼老人黄光勉躺在床上，躲闪不及，被日本兵杀死，还有一些妇女被日本兵残忍地轮奸致死。日寇还大肆抓夫、烧房、杀牛、杀猪和抓码，劫后的三都到处是冒烟的瓦砾堆、受难同胞的尸体和被鬼子宰杀的家畜的头脚和内脏，随地丢弃，惨不忍睹。由于日寇的两次血腥洗劫，加上医药卫生条件差，造成我县疫病流行，得痘疮（即天花）、发丝虫病、烂手烂脚者众多。特别是丝虫病流行猖厥，据建国后十二次不同规模的普查，我县血丝虫病流行区达一十六个乡，流行区人口为十九万六千余人，占全县人口的31.4%，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经过建国后三十多年的反复查治，才基本消灭了这种疾病。
  日寇执行残忍的三光政策，激起了修水人民的强烈仇恨和反抗。大桥乡农民樊友莲，深夜摸进驻礼源日寇宿营地。杀死日军小队长一名、缴获手枪一支；白岭乡农民晏纯绪等，用砖头打死一名前去抢劫的日本兵；太阳升乡楼下村七十四岁的邹德茂瞎眼老人，路遇日本兵持枪刺杀，他手刃刺刀，奋力夺枪，由于年老眼瞎、加上利刃入肉，鲜血淋漓、疼痛难禁，终被日本兵连刺三刀不屈倒下。在三都大屋（现三都春光新村），傅继祖的妻子不屈服于日寇蹂躏。极力拚逃，含恨投水而亡。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下，国民党三十集团军七十二军、七十八军共四个师从四川成都市出发，经湖北宜昌、岳阳、咸宁，通山、囱水等地，到达庐山脚下，在九江沙河、德安、武宁棺材山及修水一带配合国民党其它部队阻击进犯之日寇。时三十集团军司令部驻在我县宁州乡下路源村，兵站设在宁州乡良种村丘伏里一带。该军在武宁棺材山等地与日寇作战中，丧失了大量有生力量，一九三九年该军十六师师长吴守权写信给在国民党廿三集团军中任职的同乡时称：“修河战役破败不堪，我官兵伤亡过半”。特别是部队中的伤兵，多被日寇俘虏后大批大批杀死。在三都粱口一次就被日寇杀死伤兵二百多人，在驻三都杨梅渡车田的国民党三十集团军后方医院，遭日军袭击。伤病员被日寇吊在戴家屋背的茶子树上，挨个用刀杀死。国民党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在其司令部驻扎之处（即宁州乡下路源村）修建了“忠烈祠”，凡是战场上阵亡将士尸骨，经其批准后，可葬于忠烈祠前的草坪上，并备祭礼亲自祭奠。先后共葬阵亡将士（大部份为在第一、二次长沙战役中阵亡的连级以上军官）二十余名。
  日寇在上黄村的一场大屠杀
  尹德 李汉先
  距离瑞昌县城十多公里的洪岭乡，原乡政府所在地黄村的西侧，平地崛起一个周长十多米的土墩，土墩北面立有一块没有文字说明的墓碑，这是一座大公墓，墓里埋有白骨一百二十多具，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刚出生母胎的婴儿，他们均属张、黄两村的善良百姓。这么多人为何同亡一处，同葬一穴？一位与墓内同胞同时遇难而幸存的老者悲愤的诉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县犯下滔天罪行的证据；也是汉奸卖国贼误国害民的罪证。事件发生的经过，至今记忆犹新。一九三九年农历十一月初五的上午，一队全副武装的日寇乘车来到洪岭，一下车就如临大敌，子弹上膛，战刀出鞘，兵分两路，一路直插尹范垅，对汪、占、李、尹、范、陈，赵等十几个村庄进行疯狂袭击。他们象狂犬一般，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连牛栏、猪圈也不放过，顷刻之问，十几个村庄，浓烟滚滚，烈焰腾腾，枪击声、爆炸声、啼哭声、惨叫声、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另一路日寇对常丰坂各村进行大包围，逐个地把藏在家的大约三百来个老百姓，全部逼进张村背后的大草洲，强迫百姓把该村的被、絮、箱、柜、桌、椅、柴，草全部搬到洲上，摆成半亩面积的圆圈，把百姓赶入圈内，架起机枪扫射，几百条性命应声刨下，顿时血染草洲。枪杀之后，鬼子为了消尸灭迹，在事先预备的引火物上泼上汽油，放火烧尸，一时火焰冲天，烟雾障日，这场浩劫，只有七人幸存，他们都是在枪击时被亲人以身掩护丽未中弹，火烧时有的钻入身旁树穴，有的冒烟拚死逃跑而脱险。经过这场洗劫之后，三十二户的张村，有十八户被斩尽杀绝，其余各户，也是所剩无几。一百四十多人的黄村，只剩下十几个孤儿寡母，全村找不出完整无缺的一户。全乡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焚毁房屋达三、四千间之多，死亡的百姓有三酉余口。说起这班强盗，真是令人发指，他们在烧房时，面对熊熊烈火狂欢大笑，他们在杀人时，有的一刀毙命，有的把人慢慢折磨而死，以杀人取乐。例如，常丰坂下万村一位老大娘就是被几个鬼子先刈鼻子、后刈耳朵，再砍四肢折磨而死，在张家洲集体屠杀中，一儿童枪击半死，从烈火中爬出，鬼子用刺刀挑起玩耍，还有一位孕妇从火中爬出，鬼子把她剖腹掷入火中。他们的心肠，比虎豹还狠，比蛇蝎还毒，此仇此恨，世代难忘。
  日寇为何下此毒手，原来在此之前，日寇一辆汽车路过范镇乡与横港乡接壤的洪家铺时，遭到地方游击队的袭击，炸坏了汽车，打死了一名军官。于是，驻县日寇总头目，大为恼火，找不到游击队就对当地老百姓进行报复。
  汽车被袭在洪家铺，报复为河又出在洪岭？这是大汉奸伪县长陈铁珊从中搞的鬼。当时，日寇查明袭击汽车的游击队出自八都坂洋鸡垅，下令对该地区进行烧杀。这个地方正好是汉好陈铁珊的家乡，他害怕自己的房屋被烧，就施出毒计，篡改烧杀地名，把八都坂改为常丰坂，洋鸡垅改为尹范垅，这场灾难就转移了，九泉之下的那些冤屈者，他们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杀，不知催命的判官是那个衣官禽兽陈铁珊。
  大屠杀的前夜，日伪狼狈为奸，他们怕百姓闻风逃遁，专派一支伪军去安民，稳住人心，给每户每人发半斤牛肉，并向群众说道：“皇军说你们统统是良民，良心大大的好，特来慰劳你们。明天皇军还要亲自来，奖偿大大的有，你们见到皇军不要逃跑。”善良而又纯朴的百姓，哪知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第二天初见鬼子时都不甚惊慌，没有及时逃跑，后来发现鬼子在别村杀人放火，想跑又措手不及，所以绝大多数在家束手待毙，惨遭杀害。浩劫之后，尸首狼藉，无法辨认，加上很多绝户，无人收尸，幸存者只好把数百遗骸合葬一墓，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公墓。应当指出，日寇残杀的决不止公墓埋葬的这么些人，倒毙路边，村里无人收尸者不可胜数。唯望后辈世代，毋忘这个惨案，牢记这笔血海深仇，为反对侵略而斗争，为维护和平而努力！
  石门涧前血泪流
  桂剡高 袁怀烈
  一九三八年阴历润七月十八日，天气晴朗。居住在庐山西麓石门涧下，赛阳乡内的张家村、蔡家村、沙家村和胡家六房的农民，象往常一样，到田间从事农业劳动；妇女们在灶边操劳全家人的早餐；天真活泼的儿童们正在村前村后打闹玩耍。战争的阴云虽然巳茏罩九江，朴实的中国农民想不到日军对这个庐山一隅的小山村会突然光顾，早饭后，传来消息说，有一批日本侵略军今天要路过赛阳。老实的赛阳农民虽然没有见过日本鬼子，但也听说他们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野兽。因此，男子汉放下手中的活计，妇女熄灭了灶里的柴火，扶老携幼向石门涧下的“盐老鼠洞”和“鸟儿洞”两个岩洞暂避。一小时后，这里就汇集了五十多个从四面八方来躲鬼子的农民。
  上午九时左右，果真有几十个日本鬼子兵来到了赛阳。当他们在村里找不到人时，不知何人告密，竟进山来到了石门涧。当这群野兽来到“盐老鼠洞”和“鸟儿洞”前时，就象豺狼闯进了羊群，几十个日本侵略者手持刺刀和长枪，逼向五十多个手无寸铁瑟瑟发抖的中国农民。不论男女老少，他们见人就用刺刀捅死。顿时，惨叫声震天动地，腥风四起。中国农民的鲜血染红了两个岩洞，染红了石门涧水。现场惨不忍睹。身首异处；有的被开膛破肚；有的砍去四肢，血肉模糊。
  在这次大屠杀中，有两个幸存者。一个是现在庐山区赛阳乡赛阳村三小组王水英婆婆；另一个是赛阳村一小组杨秀枝婆婆。当时，王水英才十三岁，随同家人躲进了“盐老鼠洞”。当日本鬼子闯到“盐老鼠洞”时，王水英和同年岁的四个孩子惊慌中拼命向石门涧跑去。日本鬼子连几个小孩子也不放过，拦路把四个孩子一一刺倒。鬼子兵走后，王水英从血泊中醒过来，同伴们都死了。她感到下腹部剧痛。原来，日本鬼子的刺刀从她右下腹刺进，左下腹穿出。右腹也有一个刺刀口。左腹的板油从刺刀口挤出来一寸多，一群蚂蚁正在板油上觅食。王水英是个坚强的女孩，她忍着剧痛，拂去爬在板油上的蚂蚁，把板油塞进肚内。这时，她感到口渴难受，慢慢地爬到山下的水沟边猛喝了一顿水，直到黄昏时，才艰难地爬到家。躲在别处的父母和弟弟这时也回到家。两个老人用盐水帮女儿洗了伤口，再用黄烟敷在两边刀口上。三个多月后，王水英才能直起腰来走路。我们采访时，王水英婆婆还掀起衣服给我们看。两块被日本鬼子刺杀的伤疤还非常明显。她说，我要教育子子孙孙记住这个仇。
  赛阳村一组杨秀枝婆婆今年七十岁。一九三八年她二十三岁。日本鬼子闯来的那天，她的丈夫不在家，她带着五十多岁的婆母和村人一起逃到“盐老鼠洞”，婆母躲在洞的尽头，和其他人一起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杨秀枝因为躲在洞上一个夹逢里，加上里面黑暗，才幸免一死。老人告诉我们，日本鬼子在进行疯狂屠杀的时候，中国人民也不是示弱，她亲眼见到许多乡亲赤手空拳与鬼子进行搏斗。胡家六房女青年胡美玉拿起竹棍向日本鬼子头上打去，当即把一个鬼子打昏，当刺刀插进胡美玉胸膛后，她仍然挣扎着和日本鬼子拼搏，骂他们是野兽、豺狼……。
  解放后，当地人民政府多次组织人到“盐老鼠洞”、“鸟儿洞”现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后代不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残杀中国人民的血泪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