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马当失陷后，敌波田支队主力乘装甲汽艇四十余艘，继续溯江而上，凭借其军火优势，冲过了国军层层江防封锁线，先后攻克了彭泽和湖口，向九江迫近。
  湖口失守后，国民党九江军政当局下令疏散居民。九江城里一片混乱。七月六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电令李汉魂负责九江防务，指挥第八军李玉堂部，并要他立即赶到九江部署。当日，李汉魂由瑞昌抵浔，往访刘兴，李玉堂等商量作战事宜。八日，国民党空军多次轰炸湖口日舰，重伤敌舰十余艘。同时，军令部派苏联顾问余罗夫来九江视察第二十九军团李汉魂部防务，并协同规划作战方案。十日，国民党空军三次轰炸东流、彭泽、湖口一带日舰，击沉二艘，伤一艘。十五日，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自瑞昌抵九江视察，同李汉魂、李觉、李玉堂等商量九江防务。二十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由南昌抵九江，设行营于莲花洞（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湖北阳新县城内）。翌日，在此召集师长以上军官训话，并讨论作战问题。二十三日凌晨，敌波田支队七、八百人分乘汽艇七十余只，由湖口驶入鄱阳湖鞋山附近，分两黪向西岸姑塘以北地方强行登陆，遭李汉魂部各要隘守军顽强抵抗，击沉日汽艇十余只。天亮后，敌机二十余架凌空反复轰炸，投弹四百余枚，敌舰又以排炮轰击，李部沿湖阵地悉遭破坏。因增援部队均遭敌阻，反攻未能凑效，姑塘遂告沦陷。
  姑塘失陷后，日军波田支队与一0六师团联合进攻九江。二十五日清晨，日军大规模进攻九江和小池口。二十八艘敌舰同时炮击九江城区和对岸的小池口刘汝明六八军阵地．敌军调用七十架飞机对九江城区猛烈轰炸，并投燃烧弹。在敌机掩护下，海军陆战队即从东郊马场湖及洋油棱两处强行登陆猛攻城区，且包抄进占从里坡，第八军受到严重威胁。当夜，敌军冲进九江城内，同李汉魂部守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同时，敌军又继续猛攻小池口，守军刘汝明部伤亡过半，是日黄昏小池口失陷。九江城内巷战一直持续至二十六日下午七时半，九江才完全被日军占领。
  国军奉命向南浔线之牛头山、金桥、钻林山、赛城湖一线转进，九江沦陷后，南浔线之军事由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负责。他当即致电张发奎及瑞昌霍揆彰、孙桐萱，请速令瑞昌、九江部队，将瑞昌、九江之间的余庄、阎家渡、官湖港、张家渡、老港口、项家铺等处江堤、湖堤彻底破坏，引江湖之水灌成泛滥，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西进。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此计划未能完全实施。九江城区沦陷后，县属地区沙河、马回岭等地，不久亦相继陷落于日军之手。
  日本侵略者踏进九江古城以后，即实行极其残暴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他们灭绝人性地提出：“烧杀以助军威，抢夺以助军需”，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九江沦陷不到四个月，当时《新华日报》刊载了记者撰写的<日寇在九江之暴行》一文报道：“……因为有的被全家杀光，有的即使有一幸存者逃走他乡，无处寻问，所以要调查日寇在九江之种种暴行和人民所遭受的全部损失，是不容易的。这里只举令人痛心疾首的五件事：
  （一）强迫市民以法币换伪币。日寇一占据九江，即将他们在台湾正经银行的伪币运来九江，强迫市民以“法币”换取伪币，街市上所有一切交易一律勒令使用伪币，如查出不肯兑换者，或稍有非议反抗者，就立即抓去处死。有被狼狗活活咬死的，有强迫自己挖坑活埋的，有慢慢施用各种世所罕闻的严刑以取乐而折磨死的，有集中用机枪扫射而死的。在三八年八月一个月当中，遭屠杀的市民达一千人以上。
  （二）捉青年妇女打绝育针和防毒针。敌人在九江所施的这种最酷虐的手段，最毒辣最叫人痛恨。很多青年妇女被他们奸污了，并且还要打绝育针和防毒针，敌寇这种用心乃是：一方面企图用断绝青年妇女的生育来灭绝我中华民族后嗣；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供他们兽欲之发洩。
  （三）拆毁市内建筑物和大肆抢劫。九江是长江流域比较繁华的一个商埠，市内建筑物很多。敌寇占领九江后，即大肆拆毁，将所拆下的钢、铜、铁、铅等全部运走一空。连由三马跆通大中路的一座龙开河铁桥都被敌寇拆毁。至于工厂、商店物资和居民的贵重衣物均遭敌寇数次抢劫，使繁华的九江成了一座荒凉的城市。
  （四）天主堂内三百多个避难同胞被杀害。在敌寇还没有攻下九江的前夜，许多耶稣教信徒都扶老携幼纷纷进入天主堂避难。还有乡下一些耶稣教信徒，也都赶先跑进天主堂，满以为这儿是个安全窝。敌寇占据九江几天后，敌舰水兵每天登陆数次，每次约一百多个水兵，来天主堂捉人去当苦役。后来由于这些避难同胞反抗，日寇便把这三百多个同胞不分男女老幼一齐捆绑起来，投入南门外的甘棠湖内，全部活活淹死。
  （五）用飞机监督修筑公路。九江通瑞昌的一条公路，曾被我军（指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破坏，因此敌寇强迫我同胞修复，并以飞机来回地在公路上空监巡，倘发现哪一段不用力修筑，或没有赶快完工，或发现工人休息和“偷懒”，敌机就用机关枪扫射。这样，同胞们不知牺牲了多少……。”
  日军为了巩固其在九江的殖民统治，实行了“以华治华”的政策，迅速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组织了“难民整理委员会”，汉奸刘若民任委员长，两个月后，改为“治安维持会”，吴应池、王国瑞为正副会长。约六个月后，又改为“九江县政府筹备处”，朱文超为处长。不久，即成立“九江县政府”，王国瑞为县长。日本人以正式官吏及顾问身份，监视伪政府工作。大小事情必须征得日本官员的同意，才能施行，九江的军事则完全由日军藤堂司令部管理，下设宪兵队。县政府成立后，将城区钟亭以西辟为日本人开设商店，以东则为中国人居住。城东城南均设有哨卡，中图人来往，须向日军哨兵深深鞠躬行礼，稍不注意，即遭毒打．中国人欲迁居或开店营业，须先报请特务机关及日军许可。
  日军在九江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日军当局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制订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钢》，规定：“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对共产党应加以排除、打击”。“对国民党，则应修正三民主义，使之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政策。”要“振兴儒教”，宣扬中国封建道德和f^理观念，达到征服中国民心，服从他们统治的目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化教育方面奴役中国的一套理论。当时，九江城区多数居民到外地逃难，儿童就学者甚少，仅办一所小学，后又增办一所中学，校长为田汝梅，地址在荫园。对这两所学校，日军经常派人来巡视，向教职员和学生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一套蛊惑人心的谬论。日伪还强令中小学把日语列为必修课，认为这是考验伪政权实行“中日亲善程度与真诚情势”的重要问题。课本中凡涉及抗日爱国的和容易激发学生爱国的内容尽行删除。在史地课本中，纂改中国历史和中国疆域。教员稍有正确解说即罹大祸。
  日军经常到九江农村进行“讨伐”，实施“三光”政策，使成百个村庄被烧毁，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被杀害，下面略举几例。
  一九三八年农历七月初十的上午，一队日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窜到沙河曹家垅村。他们把村庄围住，到各家各户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抢个精光。然后把全村男女老少七十五人集中到祠堂里，用机枪和步枪向祠堂中人群扫射，中国民众的鲜血从祠堂门口流到稻场上。随后，日军又将祠堂四门堵上，浇上煤油，燃起一把大火，把祠堂化为灰烬。
  一九三八年八月中旬的一天，日军以发救济粮为名，将赛阳刘家大屋及周围村庄的群众七十二人诱骗到村后山脚下的草坪上，架起机枪扫射，七十二人均遭惨杀。
  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一队日军窜到庐山西侧文殊寺，发现有七十多个避难的群众聚集在这里，立即封锁道路，将七十多个群众枪杀在山凹里。
  一九四一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驻瑞昌县九都源的日军中队长小野次郎，决定对抗日游击队活动中心地区九江县戴家山，实行一次报复性的大扫荡。这天天刚蒙蒙亮，一队日军由伪警备队长、汉奸肖承席带领，悄悄地窜进戴家山冲，挨家挨户搜查。日军抓不到游击队员，就抓老百姓，在戴、陈两姓共抓走四十八人。途经简家坳又抓了瑞昌的三个农民，总共五十一人，用绳捆成一串，边走边用刺刀戳，血染黄沙。他们被押到瑞昌九都源荐楼文村，两个人一组被拉到高坎边，一个个刺死。五十一名无辜的群众，惨遭杀害。
  日本兽兵在九江强奸妇女，不分老幼。一九四O年六月，一对陈姓夫妇出九江城东门口，过哨卡时，日军故意刁难，竟将陈妻拖入营房内轮奸，并要其丈夫旁观。几个日军发出野兽般的嚎叫，以此取乐。陈某不堪忍受如此的凌辱，奋起抗争，当场遭日寇杀害。新塘乡一刘姓妇女，因，抗拒日军强奸，抓伤了日军的面孔，一伙日军竟丧尽天良地将该妇女全身衣服扒光，绑在树上，全身涂上猪油，让山蚂蚁咬噬丧生。
  日军在九江还推销鸦片，妄图毒害民众，亡我民族。他们在西园“难民区”周围开设有许多鸦片“吸售场”，发给售吸执照，最多时达七十余家，并分为若干等级，按等级配给烟土。甲级馆每月三十二两，乙级馆每月二十四两，丙级馆每月十六两，丁级馆每月八两，戊级馆每月四两。此外还发给个人吸烟户照，每月酌情配给烟土。西园难民区一带的居民，整日都在乌烟瘴气中度过。不少人弄得倾家荡产、骨瘦如柴，大伤民族元气。
  据《江西抗战损失总报告》记载，九江县抗战期间死亡人口达二万三千五百三十七人，其中男性二万二千零六十二人，女性一千零三十三人，儿童四百四十二人；重伤一千五百五十六人，轻伤三千二百三十九人。烧毁或拆毁损失房屋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三栋。各项财产总损失为二百八十亿零八千六百三十九万一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