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赣北与湖北东南诸县山水相连，在战争年代是鄂南和鄂东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地区之一。赣北有些地区的党组织及其活动受鄂东、南党组织领导。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我在永修黄荆洞教书，中共阳新中心县委联络员刘则安通知我说，县委书记刘青要见我。我俩到达阳新陶港，刘书记和原阳新县委书记马泛舟（后在项家与刘青同时牺牲）向我交待任务，说：“小邱同志，县委研究决定你还是在家乡教书，做党的落脚点，也就是交通站，由你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员。任务主要是掩护党的干部，传达党的文件，搜集敌人情报，搜集枪支弹药，发展抗日武装。平时只能利用各种合法方式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但绝对不要以党的名义公开活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旦革命受到挫折，便于进行隐蔽。县委决定赣北交通站由刘则安同志兼站长，党的一切工作都由他向你传达，只由他一个人直接和你联系，别的同志不准和你发生关系。”赣北地下交通站于1938年4月初成立。
  最初，交通站只有中共阳新中心县委联络员刘则安和我两个人。这年九月又成立了赣北武工队，属赣北地下交通站领导。随着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赣北交通站组织逐年发展，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先后发展了熊远才（后在武宁牺牲）、王显文（在阳新被顽军杀害）、赖登全（负伤患病逝世）、刘小三（解放战争时任县委委员，七十年代病逝）、刘汉臣（解放战争时县委委员）、郑传业（解放战争时任区委组织委员，去年病逝）、何世民（解放战争时任区委委员，七十年代病逝）、赖世芳（解放战争时任支部付书记，后病逝）等八个同志为交通员兼武工队员；后又吸收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永修柘林天灯坳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胡凤章和大革命失败后在柘林以贩牛生意为掩护的徐玉山（柘林农民暴动后病逝）两同志参加交通站，合计十三人。指定胡任赣北武工队长，徐任武工队政治指导员。
  赣产地下交通站的中心联络点，开始设在我教书的学校一永修县黄荆洞蔡家坂一座小庙里；1939年移至永修与武宁交界的竹山坳山头上；1941年下年又迁至永修县的夏城洞桂竹塅村。
  赣北地下交通站在鄂南党组织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抗日活动，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点：
  (1)买枪、检枪、夺枪，发展抗日武装
  1938年3月26日落暮时分，我跟刘则安从永修县黄荆洞出发，来到武宁县太平源去朱城源的路口时，刘先咳嗽了两声，接着又划了两根火柴。忽然听到右边山脚下也有人咳嗽了两声，接着又见手电一亮一暗。我俩走近亮光的地方就模糊地看见一个矮个子的人手持两条步枪。刘将我预支的八元学俸钱连同他化装夺取敌伪税收的钱交给那个人。那个人蹲在树后打亮手电一算，对刘说：“这钱只够买一条枪。”刘对那人说：“你是保上拿来的，马虎点算了。”，那人坚决不肯。刘突然将那人按倒在地，立即将手帕大的一块布塞进那人口腔，我迅速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帮刘将那人捆在树上。然后对那人说：“李保丁，对不起，只有暂时委屈你一下，你想想，原来讲的400发子弹，你只拿50发来。你说过有枪没有子弹还不如吹火筒。”当夜，我俩各携步枪一支偷渡修河，赶赴阳新陶港把枪交给刘青同志。
  1938年5月，我以十三元学俸钱买了国民党逃兵三条步枪，按照党的指示写了这样一个便条：
  振兴货栈乐桓先生：
  昨购南货三担，付价一百三十元，请火速派伙计来运。匆次敬祝财祺
  愚弟 淦洁灿 ×月×日
  我将这封便信送至德安大西门红庙的厕所后墙第五层顺算第五块砖底下放着，又在庙前右边墙角处用木炭划个歪歪斜斜的“十”字。几天后，刘则安派人将枪取去，送往阳新。
  1938年9月间，中日两国军队在德安县万家岭举行会战。战后敌我双方在战场上丢下的枪支很多。我们赣北交通站的十一位同志从永修县康头尖赶到刘家窝、刘鸣鼓、张古山、箭炉苏一带山中寻检枪支，共检到步枪18支，机枪3挺，手枪3支，子弹万余发。
  在永修县柘林地区沦陷之初，我们交通站的同志趁混乱之际，化装夺取了永修县司马第和樟树下两个伪保长家的步枪五支。我们买、检、缴来的各种武器，均按照刘青同志的指示送往湖北阳新郑家沟交郑世顺和彭玉珍同志组织抗日游击队。经上级批准手枪和日本马枪发给武工队使用。
  1939年5月间，我带着武工队员化装前往永修、武宁、德安交界的磨溪、刘鸣鼓一带山区夺取了伪乡保步枪十六支，机枪1挺。之后，刘则安带着武工队员送枪去阳新途中，同国民党曹方阁部遭遇，被他们缴去机枪一挺，步枪11支。武工队员刘小三、王显文和刘汉臣负轻伤逃脱。这次送枪失利之后，我们又采取以前日伏夜行和沿途先派人侦察的办法，先后两次送了枪支给阳大工委彭济时等同志。
  从1940年春到7月这段时间内，赣北交通站以少数伪币收买、缴获国民党逃兵和化装夺取伪乡、保步枪12支，均送交县委书记曹晚成、曹树照和张廷灿等同志。
  永修和武宁交界的上阳村周结巴这伙惯匪，在地方为非作歹，群众愤恨。我派武工队员刘小三配合武工队代队长赖登全进行深入侦察，摸清了惯匪的活动规律之后，趁匪徒熟睡之时，干掉哨兵，进屋收缴了惯匪的全部武装，计机枪一挺，步枪14支。
  (2)搜集敌人情报和传送党的文件
  我们主要是利用日军做饭的苦力、伪军和他们的家属交朋友，搜集情报，了解敌情。搜集九江等沿江城镇、永武公路和南浔线日、伪军兵力布置、武器装备、敌军调运和活动规律的情报。
  按照上级指示，一般党的文件和情报都送至德安县大西门红庙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重要文件，必须派专人护送。我们交通站专送文件有四次：第一次是1938年6月：特委组织部长刘青同志交我送了一封汇报信去咸宁交给鄂南特委书记何功伟；第二次是1938年11、12月间，鄂南特委与湖北省委失去联系，受湘鄂赣特委领导。刘则安同志带了一封重要文件送给湖北东江嘉义市新四军东江办事处，第三次是1936年8月间，刘则安同志从东江办事处带回来一封重要文件，要我亲自送至湖北汉口小夹街聚丰号一一鄂豫边区党委联络站交王源同志；第四次是1942年6月间，我和刘小三将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信送往修水画坪交给鄂南工委书记吴师筑同志。
  1941年初，鄂豫边区党委派黄冈老党员张玉山携带大批活动经费在九江市丁官路3号和塔岭南路8号设立了联络站，以开办小型纱厂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当时，该站与我们交通站有直接联系，后因张玉山思想退坡，工作停顿。
  (3)掩护和护送干部
  从1938年夏到1942年春，经交通站掩护和护送的负责干部有六批。1938年6月阳新中心县委书记刘青等被国民党逮捕后，阳新、大冶一些党组织的领导人如彭济时、郑世顺、彭玉珍、马泛舟等九位同志都先后来赣北隐蔽。项家山惨案后，来赣北隐蔽的有柯逢年、黄玉堂、陈大行等六位同志。1939年7月，平江惨案发生后，鄂南情况紧张，黄玉堂、陈××、李盛谷等同志也撤退到赣北隐蔽。1940年6、7月间，中共鄂南党代表团组织部长黄全德介绍邱萍同志来赣北隐蔽。1942年3、4月间，交通站刘则安、刘小三同志护送两位重要干部去湖北黄冈县老鹰嘴，由黄冈长圻寮交通站再护送他们去鄂豫边区。
  (4)烧毁日军军用物资
  ’1936年6月间，我们按照阳、大工委的指示，决定烧毁永修县张公渡日军物资仓库。日军在这里搭起了五座用帆布盖的园形大仓库，储存了大量军用物资。当地群众不能在附近居住，只有一个姓李的伙夫是中国人。我派刘小三通过伙夫的爱人向伙夫了解了敌人设防情况。我又派王显文同刘小三化装成当地农民去张公渡仓库附近耘禾，观察周围地形。之后，我带着武工队长胡凤章、队员刘小三、刘汉臣、赖登全、王显文等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剪开二道电丝网进入仓库，将浇了煤油的棉花团塞进军毯、军衣和军被堆中，点燃后，我们迅速撤退到修河南岸，只见张公渡日军仓库浓烟滚滚，直冲云霄。当白槎、虬津的日军赶去救火时，三座仓库已化为乌有，还烧死一名有病的日本兵。第二天清晨，箬溪日军板守联队长亲自赶到张公渡追查起火的原因，由于看守仓库的日军曹长遭到板守的打骂之后，怕担责任，就说：农民烧毛草田埂时火苗窜到仓库引起燃烧的，没有深究责任。
  大约是1940年春末，鄂南情况紧张。上级指示赣北交通站炸毁日军武宁箬溪武器储备仓库和袭击南浔线车站之敌，牵制敌人兵力，配合鄂南反“扫荡”。因为永武公路沿线之敌归箬溪板守联队管辖。由于日军早有禁令：“凡当地居民接近仓库，格杀勿论。”因此，我们无法接近仓库。事有恰巧，箬溪日军要来黄荆洞接汪精卫的姐姐去南京。汪逆姐姐的侄子汪书香也同去投敌，并经国民党永修县政府默许。我通过汪书香的关系，给汪逆姐姐做佣人，混进箬溪敌巢。我又通过汪书香弄到了特别通行证，得以接近禁区，观察地形和岗哨布置。看完地形我正准备脱身，敌酋板守见我形迹可疑，揪住问我与汪的关系，汪说我是他的学生，那军官又问我是不是汪兆铭的亲戚。汪摇摇头说：“不是。”那军官就大骂“巴格牙鲁,，将我一顿拳打脚踢，把我又吊在一间空屋梁上。我被吊了一夜，不省人事。苏醒过来时，已经躺在箬溪伪政府内。原来我被日军抓走后，刘立生、祁尚之同志通过汪书香找汪精卫姐姐说情才保释我出来的。我回到范垅吴国典家休息几天后，武工队根据我提供的情况，于一个风雨之夜，剪开仓库的三道电丝网爬入敌巢，将敌的军火仓库炸了。武工队长胡凤章不幸负伤，抢救不及，被追上来的敌人刺死了。
  (5)炸毁敌人军用列车
  大概是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日伪顽联合向我鄂南进攻，上级指示赣北交通站配合鄂南反“三害”斗争。我派武工队代队长赖登全和刘汉臣、熊远才等五名队员在九江县与德安县交界的山峡地段，炸坏日军一列军用专车，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这次战斗中，武工队代队长赖登全负伤，因医药困难，伤口恶化，患病死去。
  (6)《爱国诗社》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赣北交通站还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将永修县的岩下、范垅等七个村庄，武宁的太平源、宋城源，德安的木环垅等地的保学和私塾都先后办成了夜校，教民众识字，把我国古代爱国英雄事迹编成故事选渎，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教育。我们还发起组织了一个《爱国诗社》，团结当地爱好诗歌的青年教师叶正光、何世民等二十余人，互相唱和，宣传抗日救亡大义。我们在南浔铁路沿线和修河沿岸的城镇、乡村散发和张贴抗日救亡诗词传单和标语。有时竞把标语贴到了日军驻地营房的房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