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由谢晋元团长率领的固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名扬全国，称为“四行孤军’’。它为全民抗战激励士气，立下了不小功勋。随后，在中外闻名的庐山，也曾由两团国军固守名山，与敌人周旋了八个月零二十三天，打击了敌人锐气，牵制了敌人西进力量，阻遏了敌军西攻武汉，南取南昌的日期，也为抗战救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段史实，鲜为人知。笔者曾亲身经历了这一战斗全部过程。现就记忆所及记载如下，事过境迁，记忆不全，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攻陷南京，溯江西上，据芜湖，陷安庆，来势汹汹。国民党政府仓惶西撤，到～九三八年五月，号弥长江天险的马当要塞，陷入敌手。这时江西省门户—一九江，即暴露在敌军的炮火之下。从下江各地以及本市的难民五六万人都麇集庐山。当时白崇禧来九江视察，曾决定把庐山划为国际难民区。（那时山上有外侨九百人），到六月初，陈诚又来九江视察，改变原计划，定庐山为游击根据地，由江西省派地方部队防守，属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就派了保安第三、第十一两个团进驻九江，准备一旦九江失守，就退上庐山打游击，用来牵制敌军西进。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心日，敌军由姑塘登陆包围九江，二十五日上午敌舰已达张家洲，并向九江开炮。驻守九江的陆军新编第一师李玉堂部同敌军进行了激烈战斗。这时南浔铁路已经彻底破坏不通火车，我们两个团在下午撤离市区分路退上庐山。敌人的飞机在市、郊区狂轰滥炸。当我们走到妙智铺时，敌机投下一弹。我们一行五人，一人被炸重伤，来不及抬到半山就牺牲了，另两人受伤，我还好只受轻伤。傍晚即到山上，我同一个连驻在黄龙寺，住持青松和尚，给了我们不少方便。
  江西省二十八个保安团，是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根据蒋介石的“剿匪”计划中的三保政策而建立的（三保即“保甲”、“碉堡”和“保安”）。熊式辉也借此建立自已的武装力量，所以保安团的经费充足，装备也好，不逊于正规部队。其中以第三、第十一两个团更强，第三团团长邓子超是湖南人，黄埔军官学校出身，较有作战经验。第十一团团长胡家位，江两安义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熊式辉的亲外甥。这时我是十一团第二大队第五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因为第四中队指导员在山下即缺员未补，第六中队指导员在妙智铺被敌机炸死，所以我一人就负责整个大队的政治工作，大队长余寰是靖安人，知识分子出身，为人沉着，善应变，与我相处比较融洽。
  我们上山时，庐山管理局和警察局等行政机构，已于一星期前撤退到南昌去了，庐山上巳处于无政府状态。几万难民无人过问，惶惶不可终日，加以汉奸造谣破坏，物价高涨，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上山后，团领导即召集两团政工人员联合办公，决定主要办两椿事：第一是安定社会秩序，先抓获一些奸商，平抑物价；枪决了一些汉奸特务，社会秩序稍有好转；其次是疏散难民。因为庐山是个消费的山城，山上不生产任何生活必需品，而且既已定为游击根据地，绝不能届‘集这过多的难民，加重负担，所以必须动员他们下山。听说山上要打仗，难民也不敢逗留，十天工夫，绝大部分难民就由我们派部队护送到山下隘口，转去后方。八月中旬，江西成立“全省游击总指挥部”由保安处参谋长熊滨任总指挥，杨遇春为付总指挥，（杨是江西瑞金人，听说以前曾参加过红军），负责在庐山打游击。杨于八月底偕同撤到南的庐山管理局，局长甘豫立）和一个民众组训队（队员多是上海流亡的青年学生，队长徐敬恩）上了山，将指挥部驻在河东路朱培德私宅，并划分了两团的防务。系三团负责防守山的西部土坝岭、汉阳峰、铁船峰等处，团部设大林路。保安十一团防守山东部芦林、女儿城、五老峰、三叠泉等处，团部设庐山图书馆（即今博物馆）。我所在的第二大队部设在含鄱口；第五中队驻五老峰青莲寺，我在两地奔跑指挥。这时难民已基本疏散完毕，日军还没有攻占庐山迹象。山上较为稳定。当时任江西省保安处付处长的蒋经国曾上山慰问过我们一次。大家都下了死守庐山的决心。
  庐山作为游击战区面临的问题很多。'先是粮食问题，几千人吃饭是件大事。九江沦陷后，庐山成为孤山，所有通路都遭敌人严密封锁，山上又没有田地可以生产。感谢山下周围的人民群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夜晚和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把粮食和必需品偷运上山。所以我们在山上战斗二百多天，始终没有缺过粮食，使防守能坚持下去。从这里使我深深体会到战争必须依借人民群众的深刻涵义，体会到全民抗战的力量。
  庐山游击队的具体任务是：破坏敌人的交通、仓库、扰乱敌人，惩办汉奸、破坏汉奸组织，遏阻敌人西进力量。在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我们较好地发挥了游击战的效果。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排，奉命去破坏九互到星子公路上的一座桥，同大股敌人遭遇，不及撤退，被敌人包围，我们牺牲了二十多位弟兄，排长也阵亡了。还有一次，我们派六个人到黄土岭下捉一个姓吴的铁杆汉奸，到敌军的一个哨所，活捉一个敌人准备把他俘虏上山，但由于敌人殊死挣扎，没法弄到活的，只好将他的头割下连同汉奸一道带上山来，在牯岭街上示众，大大激发了民众和士兵的战斗热情。
  我们上山时，山上住有一百多名外侨，英美德法苏联各国都有，他们大半是上山避暑。因为战争爆发，交通隔阻而留在山上。他们大部集中居住在九十四号即仙岩饭店，还有一家美国人开的商店，叫都约翰洋行，老板都约翰在这次战争中，倒发了一笔横财。因为他集中历年积压滞销的货品，都销售一空，而且卖了好价钱。这批外侨，后经我指挥部同敌军协商，在一九三九年元旦那一天，双方在莲花洞一线，各让出岗哨让他们下山到九江，由日方安排送他们回国。
  敌占九江后即在九江修筑一个小型飞机场，敌机经常在庐山上空盘旋。因为一起飞就到山上，所以空袭警报也不发生多大作用了。不过敌机投弹轰炸的次数倒不多，估计是下面的几种原因：①山上的房子多是石头建的，除窑洼外，东西谷的房屋，大多是外侨产业，敌人不得不有所顾忌；②山上到处都是石穴、石洞，投掷炸弹既难伤人，也不易毁屋，效果不佳。所以在前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什么轰炸。外侨撤退以后，才常来骚扰，投些燃烧弹，指挥部曾中一弹，但损失不大。五老峰曾投三弹，仅仅为我们挖了三个大水坑。
  庐山本为风景游览区，解放前，是供达官贵人、中外巨贾们避暑取乐的场所，因此消费商品较多。山上除部队两三千人外，居民也不太多，所以一些生活必需品，并不显得紧张，但到后来，坐吃山空，货源不继问题，逐渐严重起来。军饷每月可以由后方送来，但经常饷发到手，都买不到东西，特别是副食品缺乏，几乎天天吃马铃薯和榨菜，香烟买不到，不少士兵熬瘾不过，卷柳叶当烟抽，辅币缺乏，无法找零，指挥部曾自印一批辅币券流通使用，后来随着队伍的撤退，这笔账也不了了之。
  三九年元旦以后，敌人加强了封锁，来往于南昌的交通频于断绝。一二月份的饷运不来了。向山下群众买粮又必需现金，这就引起了恐慌。后来九战区长官部派飞机投了一次钱，用麻袋包装，投在图书馆前广场，敌机跟踪而至，但我机已离去，扑了个空。军饷送到后，军心大振。
  庐山孤山独处，难于扼守。周围无回旋余地，所以必须紧密配合山下群众，方能长期坚守。杨遇舂也懂得这一点，曾派徐武为游击大队长，负责在山下组织群众，世因为绌于经费，决心不大，所以成效不显著。敌人在严密封锁我们的同时，曾两次投函威胁劝降，均遭我方拒绝。
  到了一九三九年三月份，庐山形势更加严峻。这时武汉、广州、南昌相继失守，军饷供应来源断绝。五月十四日派往后方领取军馈的杨副官，几经险，在群众掩护下。着军，绕道到达山上，大家兴高采烈忙于发饷。十五日晚，敌人以一个旅团（两个联队）的兵力，配合飞机、大炮进攻庐山。十六日整天牯岭落弹如雨，那天阴天小雨，大雾蒲山，敌机在上空盘旋，无法投弹。十六日激战整天，在莲花洞一线，敌人利用汉奸作向导，到晚九时，我军即撤到小天池一线固守。我方最大困难是弹药的补充，我们用的是中正式七九口径的步枪，只有工兵连是三八式六五口径步枪，而我们缴获的子弹都是六五的，所以最后把工兵连也拉上了。
  十六日晚，形势已极端危急，已濒临弹尽粮绝境地。我们都是集中在指挥部，（这时我已调在指挥部担任军法工作。）听候第九战区长官部的命令。（杨遇春已去电长官部请示是固守还是撤退。）到午夜一点多钟电报来了，要我们撤出庐山向岷山转进，并已派保安第四团钟石盘在铁路附近接应。这时准备工作早巳就绪，得电后我们立即出发。队伍里有指挥部的非战斗人员、庐山管理局的行政人员、警察局的员警，军官们的家属和一些不愿留在山上，甘愿冒险和我们一起突围的难民。我们退到仰天坪时天已大亮。这时全山到处枪声阵阵，战斗异常激烈，上午十时，敌人进入牯岭，我方退到芦林一线，杨遇春用五个连兵力作掩护部队，令他们要抵抗到下午五时，以便部队在黄昏后突围下山。
  我们一行人偃卧在下山的山道上，静候天黑突围。指挥部决定两个团分从庐山垅和黄土岭两条路下山。得来的情报是黄土岭方面没有敌人，庐山垅下面有敌扼守。杨遇春考虑到胡家位没有作战经验，派他率领十一团走黄土岭。杨本人率第三团及指挥部人员由庐山垅下山。一由马回岭过铁路，一由黄老门过铁路，在岷山会合。
  我们在山间小路静等到下午三时左右，后面队伍忽然慌乱起来，向后一看，太阳旗已在山头升起，子弹象雨点向我们射来。原来掩护部队子弹用完挺不住，提前退了。我也随着人流向山下跑去，好在山路穹曲，一拐弯就躲过射线。抵达山下，天已昏黑，奇怪的是在山下竟没遇到一个敌人。是情报错了呢？还是其他原因，至今在我还是个谜，令人费解。
  站在山下，回望浓雾裹着的庐山，灯火闪烁，不时传来零星枪声，记得那天是三月初二，在农村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可是这里却一片阗寂，团里干涸，立着的还是去冬的稻茬，没有一点春耕样子。我们沿着蜿蜒的田埂向前摸索，不多会队伍就分成东一段、西一段各走各的了。清理一下，我们这一段有二十几个人，其中有管理局的干部，警察局的警察，军官的家属，杨遇春韵爱人胡月珍和他的姐姐、姐夫也在其内。还有士兵和群众等，一问起来，没有一个认识路的，大家公推我当临时指挥。在向前摸索中，我们曾两次误闯敌军哨所，碰到他们的铁丝网和上面所系的铃铛，幸亏那是在深夜，月黑星稀，敌人不敢出来，只是乱放空枪壮壮胆子。
  我们瞎闯到天快亮时，走到一个傍着小丛林的一条水沟，沟是干的，可以容纳二三十人，并有丛林掩蔽，倒是个不显眼的较安全地方。我们决定在这里隐伏起来，度过白天，夜晚再走。天大亮后，我看到离我们约二百米左右是条道路，只见日本兵、蒙古兵，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我们屏住呼吸，不敢出声，渴了仰头喝几口从树枝上滴下来的雨水。浑身上下湿漉漉地，又冷又饿，也只好挨着，好容易盼到天黑，大家松了一口气，向着白天认清的方向前进。半夜时走到一个小山峦，只见山上丛生着小松树，地下满是坑坑，想必是原来军队挖的散兵坑了。大家已经精疲力尽了，就在小林中休息，可喜的是已听到孩子啼哭声、狗叫声、火车声音，晓得已离铁路不远，而且附近有人家了。
  天亮后，大家枯坐林中，计划晚上怎么行动，不久附近有脚步响声，只见两个老人拿着扁担柴刀向我们走来，知道是上山砍柴的，我们把他们留下了。从他们口中得知，山下不远就是铁路，他们家就在山下小村里．日本人已在此组织了维持会。他们并不真心为日军办事，听说庐山孤军下山，维持会暗里煮了不少稀饭，招待孤军，这两夜护送了不少战士过铁路去了，他俩答应天黑后带我们过铁路，并说为我们送点菜饭来。这时我们心里非常矛盾，我们一放他们走，如果他们是汉奸，我们就没U了，不放他们走又不行，我们需要食物。看这两位老人面目慈祥，不象奸险之辈，就派一位同志跟他们一起下山。不久，他们果然挑了一担饭和水来，我们已整整三天粒米未沾了，大家狼吞虎咽后精神为之一振，养精蓄锐，准备天黑下山。
  黄昏时，两位老人来了，他们一前一后，我们二十多人，排成一字长‘阵出发了。下山疾走，不久就经过两个村庄，不敢逗留，不远就看到了铁路。我们急速穿过铁路，只见前面不远的路轨左侧一个日本兵扛着枪在那里散步，大概是铁路巡逻的。我们队伍过完，敌人并没发觉，忽然啪的一声枪响，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们中间的一位小战士突然向敌人开了一枪。幸亏这时已经天黑，否则这一枪可能会引起大麻烦了。过铁路后，我们进入山里，大约四五里路到了一个村庄，两位带路的好心人，向我们告辞说：“到了这里比较安全，我们不能再送了。你们可以找此地老乡带路。”我们送了他五十块钱，彼此都千恩万谢地道别。
  翌日中午抵达岷山，与先到的同志们相会，悲喜交集，恍如隔世。经他们介绍方知道，由黄土岭方向突围第十一团遭到敌人伏击，又被对面张家山的敌人炮轰，伤亡两连多人，敌人也伤亡惨重，团长胡家位被围生死不明。指挥部又派人过铁路去寻找了，直到那天傍晚胡才脱险归来。这支部队后来自瑞昌经武宁、阳新、大冶转到修水休整补充。
  前不久，我重游庐山，山容已焕然一新，回首孤军困守之日，不禁感慨系之。